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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日星期一

张洁平:摊牌: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5%BC%A0%E6%B4%81%E5%B9%B3-%E6%91%8A%E7%89%8C%EF%BC%88%E4%B8%80%EF%BC%89%EF%BC%9A%E4%B8%80%E5%9B%BD%E4%B8%A4%E5%88%B6%E4%B8%8E%E6%B0%91%E4%B8%BB%E9%A6%99%E6%B8%AF/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6186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18/cc18zhangjieping/
摊牌(一):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张洁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6月18日

Courtesy of Zun Zi

香港漫画家尊子关于香港回归的漫画

一、

三十年前,香港漫画家尊子画过一幅漫画:盛装的新娘蒙着头巾,正在大婚的仪式中叩拜父母。父亲的样子 是邓小平,母亲是撒切尔夫人,而她身边的新郎只是一卷纸,纸上写着《中英联合声明》。

一场新娘做不得主的盲婚哑嫁。

与中国熟悉的"孩子回到亲生母亲怀抱"、以及西方常说的"东方明珠落入共产政权"都不同,这是香港人 眼中的"回归"故事,留下不少香港人对那命运改写时刻的真实记忆:惊慌、茫然、还有隐隐的屈辱。

那是1982年到1984年的中英谈判,前途问题有如达摩 克利斯之剑悬起在每个人头顶,而530万香港人坐在家里,等待宣判。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说点什么。有香港代表去到北京,希望向邓小平当面表达港 人的意愿。 1984年6月,邓小平回应了他们那句著名的话:"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

"三角凳"一度在香港成为流行词。人们反覆咀嚼它的意思:香港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回归与否、怎么回 归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的主权谈判,跟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在中方看来,这是外交上果决的大智慧;而对没来得及有真正"解殖"过程的香港来说,则划下一道隐秘伤 口。"这伤口至今还在,没有好,甚至刚刚开始被意识到,"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说。

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讲了另一个故事,几乎像是当年尊子漫画的平行版 本:

女儿18岁前,父母说不能谈恋爱。18岁生日那天,父母又 说,时机还不成熟,5年后才考虑让她自由恋爱,女儿默默接受。23岁生日前夕,父母说在考虑了"循序渐进"和"实际情况"两大因素后,决定女 儿可在28岁 自由恋爱……万万没想到,当她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父母突然对"自由恋爱"作出解释:你的恋爱对象需要让我们先挑,他必须不与我们对抗。一 直沉默的女儿 听后,问道:自由恋爱,难道不就是全凭个人意志去选择吗?

这是陈健民对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争取《基本法》中所承诺的民主之路的比喻。"女儿"是香港, "父母"是北京,"自由恋爱"是民主普选,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女儿"和"父母"之间都因为争取"自由恋爱"爆发激烈争吵;而如今,正 是"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

根据2007年12月全国人大的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谁说了算?公开的 激烈争论从去年开始,席卷全城。

民主派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根据历年立法会中直选议席的得 票统计,约占选民6成)坚持,香港要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而北京主管港澳问题的各级官员则明确表态,邓小平早在中英谈判期间就 提出的"候选 人必须爱国爱港"以及遵守《基本法》才是谈普选的基础。《基本法》与国际标准未必矛盾,但"爱国爱港"的政治表述,则令民主派强烈担心会成为 筛选候选人的 门槛,让北京不喜欢的人物无法参选行政长官。他们担心,争取了十几年的"普选",最后只有"假普选"。

时隔三十年,香港再次走到了政治上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次,很多香港人不甘心呆在谈判桌外了。

一场可能是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占领中环"正在酝酿。运动的方式很直接──如果没有 "真普选",就"公民抗命",不惜以违法(而后伏法)的牺牲手段"占领中环",瘫痪政经中心;试图凭这张蓄势未发的底牌强行登上谈判桌,逼迫 中央妥协,落实"真普选"。

而另一边,一直通过港澳事务官员"放风"的北京,则直接摊牌。6月10日,国务院首次发布针对香港问 题的白皮书,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与边界的立场。

像是三十年前那句针对主权谈判的"三角凳",2014年的白皮书,针对民主治权,字字句句仿佛又在提 示香港人:认清自己的位置。

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这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长达2.3万字的文 件,系统回顾了"一国两制"的诞生过程、回归17年以来它在香港各个领域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宣示了北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 立场。

作为官方正式文件,白皮书虽没有法律效力,但常被中国政府用于发布重要政策或权威表态。1992年至 今,在"地区"问题上,国务院发布过关于西藏的白皮书9次,台湾的2次,新疆的2次。而此次,是国务院首次针对香港问题发布白皮书,并同时翻 译成七国文字,向国际社会发送。

白皮书提出,目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 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而这些观点与"一些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有关,因此,是时候"全面"、"准确" 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白皮书起草的主要参与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白皮书的起草开始于一年多前, 选择此时发布,不可回避的正是目前争议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强世功说,跟以往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表述明显不同的是, 白皮书还"特别强调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白皮书中写:"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高 度自治权的限 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并详细列出了"全面管治权"所包括的内容。在强世功看来,用 "全面管治 权"这个概念概括基本法赋予中央在香港实行的权力,"强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论基础"。

自2003年北京在香港强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 条立法,引爆了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抗议、50万人上街游行之后,强世功认为,中央治港政策一直在不断微调,从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 不干预政策, 调整至重视"沟通"、"对话"的话语权,再到普选前夜,强调全面管治权,白皮书展现了这种思路的调整。

更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和 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表述在白皮书文本中反覆出现达6次之多,并放置在传统的"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前,声明这 是对"包括行 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的基本要求。

这个表述最早来自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所做的报告。报告中 提到:"中国大陆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这一提法亦是之后习近平提出成立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主要 依据。然而,压力"内"、"外"有别,白皮书首次将香港问题放在"对外"的"国家安全"层面阐述,令不少港人愕然。

在白皮书发布之前,曾有两个以上接近中央与香港高层的消息 源向笔者透露,随着2017年普选的临近,香港问题更倾向于被放进"国家安全"的框架处理,而不仅仅是"一国两制"框架。这一转变让北京的知 港派忧虑,也 令部分开放的香港亲中派政治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强世功回应这一点时十分谨慎,他承认"一派人确实更关心国家安全的问题","鹰派"与"鸽 派"正在治港 问题上博弈,但也强调中央政府到目前的取态仍然是"平衡木"。

对普选问题,白皮书的表态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 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 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爱国者治港",这个30年来一直以领导人讲话与党报文章的形式存在的中央治港"潜规则",至此作为 普选的条件,首次正式写进官方文件。

在白皮书发表之前,香港民间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已经降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据2014年上半 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随机抽样的人士中有48%对一国两制"有信心",45%"没信心",净值仅有3%,是回归以来最低位。

白皮书的发表令局势雪上加霜,犹如在香港舆论投下一枚炸 弹,引发社会的强烈不安与反弹。香港网友Alex Fan在主场新闻形容:"开着电视见到中国政府公布了白皮书,震撼程度可相比25年前我在电视镜头看到北京六四事件。"感叹"一国两制已死"、"假面舞会 提前结束"、"唯有占领中环"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泛民主派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甚至表示,如果白皮书的论述是在1990年颁布《基本法》时发 表,香港就不会 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对媒体回应称:"香港人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尊重。其实北京越是尊重两制,香 港人就越是尊 重一国,但不断用一国压两制,反抗一国的力度就会越大。如果'高度自治'受到威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香港人支持民主运动。"

不过,也有不同看法。曾任律政司司长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梁爱诗在接受采访时便回应表示,白皮书并没有什么逾矩之处,香港社会反应过度是因为部分人过去对"一国两制"有误解,"这次中央只是系统地讲 清楚"。立法 会主席曾钰成接受传媒集体采访时亦表示留意到关于"国家安全"的新提法,但认为在香港正进入激烈争议普选议题的时期,"中央透过白皮书讲清楚 坚持的原则、 忧虑、和希望的发展方向,对香港是好事。"

三、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始终绷紧着香港和北京的神经。是否及怎样达至"普选"是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地方,也是后来遵照邓小平指示加入"循序渐进"原则,走到没有退路的今天,悬在眼前的最大难题。

研究了全世界15个国家民主转型经验的耶鲁大学教授林茨(Juan J. Linz)曾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断言了这个难题的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 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

去年10月刚刚去世的这位著名社会学家认为,香港正好代表了民主转型经验的特殊案例:"在非民主化的 国家之中是否可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亚体制?"他经过分析后判断,无论政治上还是主权结构上,都不可能做到。

这也正是香港当下困境的核心来源。

对香港来说,现实政治中,民主的发生并不像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样顺理成章: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法治完 善、行政高效、经济富足……种种社会基础都已具备,民主转型理应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是:香港有完全的能力决 定自己可以怎样做。

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的立宪权交给中 华人民共和国。换言之,"自治"并不是本质性的,《基本法》的框架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1997回归以来的政治实 践,让香港人大 致摸清了"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岳总结为:"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 犹豫地行使其 最终决定权。"尤其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实际上中央从没有放松过主导角色。白皮书的发布,也是例证之一。

回归以来,民主派人士在谋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时,反覆重申着 同一个道理:如不尽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曾在2004年的《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 "香港已是一 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 立民主制度, 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诉求……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 治路线,社会 会更不稳定。"十年过去了,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人在发表早日落实普选的拳拳之言。

基本法中规定,1997到2007香港实行代议制选举行政 长官及立法会;同时定下"最终达至普选"为宪制目标。因此从2003年开始,香港民主派人士就开始争取2007年实现普选。但全国人大三次针 对《基本法》 释法,将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从2007年推到2012,最后推到2017。学者们眼看着理论推演中的代价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变成现实,却无 能为力。

对北京而言,"民主香港"同样是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它并非"一国两制"最初的本意。无论是邓小平最初的"一国两制"构想,还是白皮书中提到的,1983 年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的十二条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要义均指向经济制度,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马岳看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 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其实是49年中共建政之初,对香港"长 期打算、充份 利用"政策的延续。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换言之,北京需要,且只需要香港 "马照跑、舞照 跳",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

此外,在中英谈判一直到基本法起草之前的香港,主流社会也 确实没有表现出"民主"意识的集体自觉。当时香港的大多数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愿回归,而是希望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维持现状";或者主 权回归中国, 治权留给英国。只有很少一部份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提出"民主回归",更少数的人提议公投式的"命运自决"。

四、

在香港和北京之间,有过短暂的一瞬,"民主香港"引发了共鸣。虽然三十年后回看,这段共鸣几乎像是错 置了历史时空,尽是美丽的误会与一厢情愿的天真。

那是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港元 暴跌,市民到超市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先后致函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信中,他们反驳 主流社会对殖 民统治的眷恋,支持"民族回归",同时要求给予香港"民主自治",来稳定香港局势。港大学生会的去信中这样表述"民主治港"的诉求:"坚持港 人民主治港的 原则,而中国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

学生会给赵的信件其实难以代表多数学生的意见,此事曾在港 大及中大学生内部分别引起极大争议。但以论政团体"汇点"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站在同一立场,表态支持民族立场的回归,同时向 中共换取港人 自治的民主制度,形成"民主回归"派,与社会主流的"维持现状"选择相抗衡。(注:"汇点"即是民主党的前身。)

谁也没想到,四个多月后,学生们竟然收到赵的回信。

1984年3月,赵紫阳覆信中大学生会,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5月,覆信给港大学生会:"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 当然的。"

赵紫阳的信函在本地传媒引起轰动,"民主治港,理所当然" 被视为中国政府首次以书面方式表明对香港民主化的肯定态度──英国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这种表态,为当时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中方,开创出 有利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大陆,"香港大学生支持回归"则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作为港人渴盼回归的代表声音广泛报道,亦在本港亲中媒体刊登,成了抗衡 主流保守舆论 的重要旗帜。

"民主"承诺所换来的舆论支持,就这样给了"回归"最后一把推力。

1984年12月19日,持续了两年、长达22轮的中英谈判落幕,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五、

关于这份受国际法约束、决定香港命运的最重要文件,英方谈判小组成员卫奕信(David Wilson)有个有趣的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

最终出台的联合声明正文部份,的确只有1536个字,恰好两页A4纸。其中,关于政治体制只有两句 话:"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公布,到《基本法》1990 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大陆亦经历了八十年代从最激昂到最保守的转折。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政 体,北京和香 港各自有了更深刻、也更警醒的理解;而《联合声明》的笼统含糊,给这些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最终定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强世功发表在《读书》杂志中的专文《基本法之谜》,记录了这段诡谲的历史。

"在基本法起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政治民主化讨论也如 火如荼,民主普选,三权分立学说尘嚣云上。本来《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规定普选产生。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 普选概念很容 易引入基本法。"然而,1986年的北京学潮触发了邓小平的担忧,他在大陆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开始担心香港。"对香港而言,这 个资本主义世 界的窗口会不会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地?会不会在回归之后成为导致中国政治动荡之源?……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香港民主化的关键是香港 管治权是否能 够掌握在爱国爱港阵营手中的问题……问题在于:'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为此,小平主张循序渐进,不能很快普选。同时,他明确提 出基本法中要 赋予中央干预香港的必要权力,防止香港出现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

1987年4月邓小平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达指导性意见。此后,《基本法》中关于普选的条文 加入"循序渐进"等限定条件,最终定为:

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 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第68条: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 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同一时期,港英政府一反常态大力进行民主化改革:1982 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民间 涌现大量议政 团体,连同最早支持"民主回归"的本地知识份子发展为香港的民主派。他们一面热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一面在香港民间推动民主启蒙,为97后的 "港人治港"做 准备。

没有人想到,更大的变数还未到来。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次急转弯,也急煞 车般地中断了香港对于回归的浪漫想像。承诺"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被迫下台;而发生在北京的杀戮,通过电视画面一帧一帧钻进港人心里。 在这之前,他 们在香港游行、捐款、唱歌,热切地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认同这个青春呼唤变革的祖国;这之后,他们悲愤交加,捐血、捐款给受伤、 逃亡的学生, 从国语学校退学,去中国银行大规模提款希望它垮掉,然后集体移民……

八九事件让香港人明白,回归中国不只是中央领导人笑谈的 "换旗换督",在一个政治独裁的中国,必须有更具批判性的民主自觉与行动,才可能尽力维护"港人治港"。80年代"民主回归"的主要倡导者、 学者罗永生回 忆:"八九事件把整个香港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香港人到那时才真的知道专制是什么,通过看到民主的反面,才真的去想民主是什么,然后才大规模地 去思考什么是 政治。八九之后,'民主'脱离了'爱国',变成了一种对中国、中共更强的批判。"

而此时,正是《基本法》草案出炉后的第二次公众咨询期 (1989年2月﹣7月)。六四事件之后,排山倒海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起草委员会。 民主化最积极 的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中国政府撤除草委会的职务。

而北京仍然力排众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23条。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进行政治 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在多数条文称得上显示了足够诚意的《基本法》里,第23条却如同埋进美丽肌肤的定时炸弹,不断刺痛着 港人的神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承诺兑 现,除了尚无民主选举之外,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及媒体自由、游行及集会自由均得到保障。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及"一国两制"的信心也不断升 高。"五十年不 变",在大多数香港人看来,邓小平这句承诺如果可以实现,五十年之后也许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然而远远没有等足50年。不过5年之后,2002年底,北 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23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唤醒了自1989以来深藏在港人心中的焦虑。2003年的7月1日, 回归纪念日, 超过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为《国家安全条例》,并同时提出争普选、保自治的民主诉求。

这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乃至文 化生态。本土意识的苏醒、回归后民主运动的起点,都从这里开始。而中央治港政策的演变,北京在香港事务、包括在媒体言论自由中的现形,也从这 里开始加码。 为庆祝回归而特别在香港设立的公众假期7月1日,从此反而成了各界团体集体游行示威的日子,而他们共识度最高的核心诉求便是:"尽快落实真普 选"。

2014年,不论有多大的争议之声,港府将就2017普选出具草案。十几天后的七月一日,恐怕是这句 口号可以最后一次用上的日子。白皮书在此时出台,加之"占领中环"运动此前宣布将在7.1"誓师",香港可能迎来97之后最愤怒躁动的"回归 日"。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5%BC%A0%E6%B4%81%E5%B9%B3-%E6%91%8A%E7%89%8C%EF%BC%88%E4%BA%8C%EF%BC%89%EF%BC%9A%E9%80%9A%E5%90%91%E6%99%AE%E9%80%89%E7%9A%84%E5%B7%B4%E5%88%AB%E5%A1%94/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27/cc27zhangjieping/
摊牌(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张洁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6月27日

OCLP

2014年3月23日,和平占中义工队启动大会。

"欢迎来到香港的心脏。"

蔡东豪一个箭步跨到马路中央。红灯亮起的时候,这里有几秒钟的静止。就在这几秒钟里,这个50岁的精 电国际行政总裁完成了对身处之地最贴切的描述:"中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你站在马路中间,前后左右十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迅速找齐一个 投资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马。"


Joey Kwok "占中三子"(左起)陈健民、戴耀廷、朱耀明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

这样的效率不仅确保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营造出一个功能复合与密集程度 堪称举世无双的城市空间。

香港中环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首选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平均 每一秒钟就​​有35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在这个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贵的摩天大楼群中发生;这里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总部、立法会、终审法 院、解放军驻 港部队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有4条地铁线、142条巴士线、9条渡轮航线一刻不停从这里出发或者穿过,去往包括机场在内的 这座城市的各 个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着脆弱。封住几个交通要塞,就可能令这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心脏"瘫痪。这 正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占领中环"。

作为政治与商业权力的中心​​,抗议运动对于中环而言,本 不是陌生事。从60年代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保钓运动,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游行,都在中环的各个广场 发生。 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占领华尔街"启发,发起反资本主义的"占领中环"行动,他们在汇丰银行总行楼下的公共空间安营扎寨了11 个月,直至被 警方清场。尽管这场行动的诉求在香港极为小众,但"占领中环"的意象却由此深入人心。

反资本主义的左翼青年被赶走半年之后,另一场截然不同的 "占领中环"运动拉开序幕。这次"占领中环"以民主普选为核心诉求,发起人强调,​​如果北京不让香港落实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 选",就发动占领 中环。与此前所有在中环发生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一场"占中"不只是要占据具有象征性的局部空间,彰显群体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 空间运转瘫 痪,进而对整个中环区域实现真正的"占领"。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万人聚集在中环,即使纯是静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瘫痪香港。"早在2010 年4月14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经在报章专栏中构想了这样的图景。当时,这只是他理论推演的一部分。

这个构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讨。这一年,在争取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 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回归之后,受制于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尽管在体制 外占据主流,却无法在体制内赢得多数议席。十多年下来,"永远的反对派"身份既给了他们在体制外运作的道德光环,也消耗着他们实际的政治实 力。2007 年,全国人大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首次由代议制选举改为一人一票普选制。这个在民主派看来"迟到"了10年的承诺,却带给他们 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吗?北京有诚意带给香港"真普选"吗?还只是按照他们的喜好筛选过候选人之后,再让香港 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选"?或者,问得再直接一点,北京一向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能够不受制度性排挤,有平等入闸参选的机会吗?

这些问题成了通向2017普选道路上,每一轮政改讨论都必 然争拗的焦点。而北京从不清楚表态。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是2017前最后一次面对争拗的机会。根据全国人大的规定,普选的具体方 案在程序上需 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选出的特首,将直接负责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普选方 案,2012年选出的 的第五届立法会,则对这一普选方案有直接的表决权。因此2012的两次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而启动这一年选举咨询的2010年,香港政​​府则 称之为政改的 "起锚期"。

以争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锚 期",意见已经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北京对2017是"没有筛选"的"真普选"的最终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 都是妥协、背 叛;另一派则认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必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普选铺一条"改良"之路。前者被视为"激进民主 派",典型的 政党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连线;后者则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党。

面向2012选举,这两派采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应对。激进 派不追求2012选举的细节设计,而将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诺未来的"真普选"。他们的方式是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即在议会内每个选 区派出一名议 员辞职而后重新参加补选,在民间则以"实现真普选"为议题号召市民投票支持,试图造成"变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间引起巨 大争议,不光 招致建制派与北京的严厉抨击,也遭到"温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终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温和派的民主党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他们自 1989年与北京决 裂以来,首次愿意与京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游说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阶段性成果──在2012的选举中改良了港府提 案,增加了立法 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终走向无筛选的"真普选",北京却不置可否。

按理来说,这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步——水火不容的 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但吊诡的是,这"进步"却没有给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民主党被部分激进 派强烈指责为 "背叛"、"卖港",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民主党,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内讧不断,但 无论激进或者 温和路线,都未能争取到北京对"真普选"的实质承诺或表态,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结果是,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民主派的议席比例却并没有增加,只是勉强保 住了1/3议席。从直选议席的得票来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来稳定的六成。

对民主派来说,这一役无疑是惨痛的教训。回归之后15年,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已经下滑到无法消化与 北京的"妥协",同时也缺乏创意和足够的支持讲"抗争"。而2012一过,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势已经变得清楚: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民主 派握有立法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票数,北京则有最终不批准方案的权力。如果民主派与北京无法达成共识,那普选便无路可走。然而,经过2010, 民主派与北京 之间的博弈空间已消耗殆尽,民主派的支持者不会再买"妥协"的账,而无所顾忌的"抗争"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机会。

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民主派面前已经没 有"改良"的空间:"以前争普选被否决,可以说我们退后,我们等,但没人会说民主已经失败。可是2017说了要有'普选',这次就是要出来给 一个方案,说 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败。"正是这"最后一战"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最紧张而又无力的状 态。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 新造出谈判的空间?和很多学者、评论人一样,戴耀廷也在报章专栏里给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议。在写于2010年的两篇专栏文章《社会行动的八种方 法》、《下一 波社会行动:胁之以势》中,他认为,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旧有的"温和"或者"激进"行动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进一步的"胁之以势":即用更 有破坏性的行 动对执政者产生真实威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获得"谈判"或"说理"的筹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构成"威胁"呢?他受2010年泰国红衫军在曼 谷市中心静坐 抗议的启发,产生了前述的构想:"10000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最初就是想要划一条底线,这个底线要比普选'拉倒'更低,要是一个更加无法收 场的局面。谁也不想这件事发生,那么理性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比底线好,而不是向着底线去。在这个过程里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

谁也没想到,这在当时看来是狂想、也完全无人问津的言论,三年后,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关心公共事务,也许会在各类公众论坛中见过 戴教授。这是个温吞到不太容易被记住的形象:圆圆的脸,随意的西装衬衫,说话时身体前倾,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闪光,耐心而腼腆的表情,是再典 型不过的大学 老师模样。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动故事,不温不火,听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专业成绩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法律系就读 时,他曾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里两名学生代表之一;1989年毕业后,他做过民主派大佬李柱铭的议员助理。无论是早期参与议会实践,或是后 来回到学院教 书,香港与中国的宪政改革、参与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成果亦普遍受认可。香港中学教材中,关于"法治"的十六字定义便来自戴耀 廷:"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除了定期撰写评论专栏、参加一些松散的支持普选的学者联盟,他并不常出现在行动者的队伍里,即使有,也 是在后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 最大杀伤力武器》,着实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相比三年前提出"万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戴耀廷在这篇文章里更进一步提出"公民抗命", 他称之为"杀 伤力更大的武器",并详细列出计划:"以现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的机会并不大"……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 意见领袖在 内"的"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违法,行动 者明了这一点 仍坚持进行,以贯彻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达义";但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这就是'占领中环',"他说。

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修饰性词语,读来却惊心动魄、图穷匕现。与三年前相比,这已经不只是理论推演, 而更像是吹响号角的行动宣言了。

仿佛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舆论静默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后,戴耀廷的电话突然频繁响起,从此再没有安静过。采访邀约如雪片纷至,旧雨新知也络绎登门, 他们说,戴耀廷在香港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戴耀廷却对这炸了锅的反响有点懵:"我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 大反应,两三年前我就说了中环的事,一直都是没人理的……"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 环"》),他甚至 写:"很对不起,写了'占领中环'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宪政转型的问题,谨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别无选择。"他坦言自己是 学者,不是社 会活动家,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并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

走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 在2013年2月3日的《明报》上,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回答: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 光环,以免参 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自己会参与,但"一定不是组织者"。

朱耀明是在看报纸时,见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没有搞错?戴耀廷没给我打电话啊。我明明已经 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他又气又笑地对我说。雪白的头发在风里扬起来,线条硬朗的脸上依然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

香港人都亲切地叫他"朱牧"。作为一名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民 主、​​人权行动第一线的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备受尊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朱耀明曾参与策划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 行动",协助 超过400名流亡者经香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他也一直积极于香港本地的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争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八八直选",回 归后创立泛民 主派的"民主发展网络"……30年下来,用他的话说,"真是什么都做过了",却又是"一事无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 也从来不由港 人说了算……谈不上心灰意懒,但08年一场大病之后,朱耀明终于决定退休。谁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辈点将——戴耀廷结婚时,朱耀明还是他的证婚 人——偏偏还 用了"公民抗命"这四个字。

"什么都试过了,唯有这个还没做过,"70岁的朱耀明笑起来,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满蛊惑力,现在又添了 些伤感:"在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民主的运动。公民抗命是我唯一还没有做过的事。陈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为他们的长辈,我想我愿 意陪他们走这段路。"

尽管在戴耀廷这里,"占领中环"作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充满巧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不是一种有计划 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政治的意外情况";但对于被他点名的朱耀明和陈健民来说,决定加入则来自更主动​​而清晰的人生选择。

朱耀明在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个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义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 系的副教授陈健民,则以社会学者的眼光,在"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的历史棋盘中看到"占领中环"的位置,进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激进化的趋势了,如果 这次政改失败,下一次改革的时间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陈健民讲起自己的焦虑时说,"接下来会 怎样?中间人 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左和极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声音在斗。你要看到自己的家这样撕裂吗?到了这点,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觉得不能看着我 住的这个家, 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来让我担心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 情。"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陈健民也被这认识了十 年的老友吓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温和到极点,想不到会提出这么有冲击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时,他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才得知 自己被点了名 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加入,"陈健民接受采访时说,"仿佛听到召唤。"他并未怎么犹豫的决定,反倒让朱耀明 有些惊讶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争派的形象不同,陈健民一向是民主派里坚持与北京沟通与商谈的代表。2010 年他是和民主党一起与北京谈判的主力成员,也曾在报纸上与"激进派"论战,并因此不被许多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信任。

他从不讳言,2003年之后,每个月都有"北方来的人"向 他收风(探听香港的局势消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不想北京听到的全都是传统左派的声音,说民主派勾结境外势力这 种,这不是事 实,只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说,为什么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为什么让香港民主也不会威胁到中国……"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陈健民更了解中国大陆。作 为耶鲁大学著名转型民主研究学者Juan Linz的门徒,他从90年代开始在广东研究公民社会,做民间组织调研与培训,熟悉最草根状态的中国;他也曾做过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深谙 "体制"的含 义,善于在游戏规则之内争得最多的空间。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几年一度回身参与香港政改的讨论,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放在大 陆:"我的研究 都在大陆,花时间建立中心,培训的对象也是大陆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为自己怎么样也不会舍下在大陆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后,令戴耀廷焦虑的快速变化的香港时 局,同样困扰着陈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发出"占领中环"倡议之前,陈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们也公开宣布,不再接待来自北京的"中间人", 全面停止与中 央对话。"谈了10年,口都干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而直至他决定加入"占领中环",在大陆的工作也逐渐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给同事带来麻 烦。"就是一 下子的决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现在面临最关键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放弃,"陈健民说。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时此刻发生,而对自己角色的选择, 则异常冷静:"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时需要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两条路线都需要的时候,我只会考虑,自己在某个环境下做什么产生的影响最大。今天 我跳进戴耀廷 这个'激进'计划中,以我以前那么温和主张对话的形象(突然改变)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会造成一种压力,帮助这条路线建立得更好。我还是期待 有人去谈判, 可是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深知,温和的人走出来,站在激进一边,才可以让原本温和、激进相对立的光谱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 间。"我们守 住这个激进的位置,可以让更激进的人变得边缘。而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即便我们不谈判,也至少不会去攻击谈判的温和派……"陈健民说。

"公民抗命"、自我牺牲的激进定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就势而为——这正是"占领中环"运动从一 开始,就不同于其它街头运动的地方。而这种策略理性和运动本身召唤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内在张力,贯穿了整场运动始终。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发 表两个多月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个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布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让爱与和平"五个字是陈 健民提议加上 的,他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很肉麻的字眼。我们就是那么土,主流社会才觉得我们这群人不是乱来的。我们最后一定要占领的不只是中 环,是占领整个 主流社会,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我们才有意义。这也真的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对香港的爱。"

2013年4月开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 心所做的五次调查显示,支持以"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稳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会大学政改调查所得的支持率数字则在38%(两个 调查所得的反 对"占领中环"的比率均超过5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接受采访时认为:"占中牵涉到一种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后又接受法 律惩罚的公民 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里算是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下,超过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经相当高,反映出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很心急,或许已经到 了最后的阶 段。"

三、

然而,来自两边的抨击从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汇报》与 《大公报》为阵地,连篇累牍的社论批评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势力资金支持"、"勾结台独势力",要将香港"引向动乱"。保守派成 立民间团体 "帮港出声",认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牺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疯狂的举动,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出声反对。另一边,更激进的立场则从一开始就 攻击"占中" 是"投降主义"、"只想谈判,没有打算真的占领"……有激进派成立"占中后援会",称"会全力参与占中","怕占中运动当中有人会受了不应该 接受的妥协, 出卖港人,中止行动",更要"监察占中"。

"到底什么时候占领啊?"过去这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问戴耀廷这问题。到后来,甚至 发展成打招呼的开场白。

戴耀廷的标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是要透过对抗产生未来的紧张,让大家回到谈判 桌上,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如若真要发生,答案则是:当"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 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

这句好像法庭戏对白的话,结论清晰,但两个前提都暧昧不明。

第一个前提"最后时刻","占中三子"认为,是香港政府拿 出最终普选方案交给立法会表决的时刻。但这个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现实中,随着北京与香港之间的摩擦 越来越大,社 会情绪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为运动的起点,占中的组织者内部也存在巨大争议。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个普选方案是"真"是"假"并不 像PX项目开工还是停工、服贸协定通过还是撤回这么直接明确。在没有普选的时候,上街游行喊出"我们要普选"很简单;而到了真正要一条一条设 计普选方案 时,"真普选"就无法只停留在政治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具体的判断准则:普选"真"或者"假"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 其中有没有模 糊的空间?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最终承受这个结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这些问题,具体化了"占领中环"运动的细节——"占领"之前,必须先"商讨"。

发起人戴耀廷强调,"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 已的选择,反而是决定要不要占领的前提——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是运动存在的意义:香港该不该有民主?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民主应该落实为什 么样的普选方 案?而如果争取民主的过程要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付出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每个人为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戴耀廷说:"不同 的人在'占 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占领,但对我来说,前期去做一个公民教育、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在这个 过程里更深地 去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让人民的运动在这个环境自发地产生,或者不需要出现……这本身正是一个'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到最后无论'占 领'本身成功 与否,其实香港已经因其而改变。"

民众要怎样集体讨论复杂的普选方案问题,并形成一定的民意 共识?借用自己喜欢的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给"占中"的开头与结局之间,设计出一整套环节,就叫"商讨日"(简称D-Day)。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 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设计一整套严 格的商讨方 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将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过程中的香港,希望民众透过理性讨论,首先对普选议题全面了解,进而 共同参与制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时间中,"占领中环"运动分别在2013年6 月、9月和2014年5月举办了三次大型商讨。三次商讨日的讨论主题循序递进,由"占领中环运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进入到"如何令占中运动 有效达成争普 选目标?你心目中特首选举方案的原则是什么?"再到最后一次,"选出你心目中的普选方案"。每次商讨都持续4-5个小时,讨论前会分发参考资 料,讨论开始 时先邀请中立人士在大会阐述议题、简介资讯、明确目标,而后以10至15人为单位分小组讨论,最后聚合意见。

在商讨的基础原则上,戴耀廷也邀请了学术机构做出设定。比 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通过民调,发现市民对普选应该"符合国际标准"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基本法》(满分10分中,前者为8.4分,后者为 4.6分);这 令占中运动确认: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将是他们的底线诉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召集世界各国的法学专家,共同对普选的"国际标 准"做了具体的 界定,并据此对已在香港社会公开发表的29个普选建议方案公开审议,选出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15个。"占领中环"的第三次商讨日便以这 15个方案做基 础讨论,并当场票选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占中商讨"为平台,可以得出有共识、有说服 力的民间版普选方案,并交由整个社会公投,获得民意授权,作为最终与北京抗争或是谈判的基础。为此,他对程序的逻辑孜孜以求。然而,一个动态 的、高度政治 化的、正被巨大焦虑笼罩着的社会毕竟不是无菌环境的实验室。具体实践下来,现实与理想的实际差距之大,令"占中"饱受争议,几乎陷入要收官的 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尽力弥合民主派中温和力量与激进力量的矛 盾:一边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纳激进派,一边以理性商讨的过程团结温和派,同时争取主流社会支持。来自主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越大,"占中" 平台所选出的 民间普选方案就越温和,和北京越有谈判的空间,而不致于让普选进入彻底的死胡同──与彻底的"激进派"不同,"占中三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谈判 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动员之下,三次商讨日的出席人数却从来没有达 到戴耀廷的预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与戴耀廷"万人商讨"的计划相去甚远。而且商讨日的参与者绝大部份是 占中运动的坚 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设想的,可以尽可能包容不同光谱与立场的人参与讨论。商讨者的均质化可能导致商讨结果的均质化——问题在2014 年5月6日的 第三次商讨日后爆发了。

这一次商讨日的参加者经过讨论,初选出3个普选方案,在6 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选其一,使之成为谈判桌上"占领中环"运动向北京的最终开价。而"3个普选方案出线"的设置,是经过精心计划 的。陈健民解 释:"各派别提出五花八门的普选方案,其实主要就是三大类,公民提名、多轨制提名,以及扩大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份;我们本来希望各类方案都可 入选到最后三 强,让光谱阔一点,有更强代表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类普选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是最激进的 一种,不仅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官员多次明确表态"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在政改咨询意见书中反对该类方案,认为它违反基本法 中要求"一个 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规定;多轨制提名的激进程度次之,扩大提委会民主成份的方案则是民主派中最温和的提案,被 认为是走"中 间路线",亦是民主派与北京可以谈判的底线,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汤家骅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选结果,前3名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 名"。温和方案无一例外落选,且票数很低。这一结果再次引爆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质疑"占中"运动被激进派绑架,要把政制发展推向 死胡同,陈方 安生公开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亦不能反映社会各种不同政治取向";激进派则攻击温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绝认清现实。

争扰之中,6月22日的公投显得前景黯淡。试图通天的巴别塔,最后倒塌于修建者自己的无法交流、分崩 离析。这个寓言随时可能发生在筹备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身上。

5月28日,陈健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甚至表示,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我们三个人讨论过,如果622投 票连10万人都没有,我觉得是失败。我们应该出来向社会道歉,承认我们对这个运动没有领导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样走下去。"

四、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国务院发布了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白皮书对"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硬表态激起 了香港社会巨大的反弹。其中针对2017普选,白皮书首次将"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写入正式文件,明确了在普选的谈判桌上,北京的底线就是候选 人必须"爱国 爱港"。至于"爱国爱港"的具体意涵,参与白皮书起草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可以参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说法: "不与中央对 抗"。这依然是个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这一条"底线",足以将北京通过制度设置,将不喜欢的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而违背了 普选应该"普 及"、"平等"的国际标准。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团结在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则成了在阴影之 中港人表达不满的重要象征。

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6月14日至20日发起了"毅行 争普选"的活动,82岁高龄的他由每天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时,呼吁市民支持普选及622投票。陈日君的义举 引起社会震 动,"占领中环"等37个民间团体随即加入,将白天的行程扩展到晚上,变为7天7夜不间断毅行争普选。与此同时,设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 电子投票系统 从6月15日测试期间就开始受到黑客强力攻击,一度彻底瘫痪,"占中"只得紧急筹款,在全港各地区增设实体票站,并将投票日期设置为从6月 20日延长至6 月29日。

白皮书的强硬、黑客攻击的傲慢与曾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日君的坚持,刺激了许多一直以来的沉默者。

Doris是在企业工作的普通职员,平时很少关心政治, "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这三样东西在香港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毒药,都不讲的,讲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天很累啦,上班要讨好老板,OT 没有人工,回 家要凑仔功课,好不容易聚会,当然不会聊政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白皮书的嘴脸,好难看。我好担心香港。"她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而第一 次参加,就是 通宵的毅行争普选队伍。凌晨1点在深水埗她跟我讲这些话,说6月22日,一定会带全家人出来投票。

6月20日当天,电子公投系统恢复,开放投票仅12小时,就有超过40万人投票,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 预期。截至6月23日,已经有超过7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投票。

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强调投票没有法律基础,是完全无效 的。

而民间流传最广的回应,来自香港著名音乐人、作家林夕。他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既然不可能通过,去投 票,有意思吗?有,预知被宰的羊,临刑前也要大声喊救命,才死得有尊严,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谋杀, 不是自杀,我死不甘心。'"

投票结果将在6月30日最后出炉。无论结果如何,超过70万人对一个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给予民意授 权,这已经将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的压力逼至顶点。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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