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3日星期六
孙文下令暗杀批评中华革命党的名记者黄远生
孫中山下令暗殺抨擊時政的名記者黃遠生
2007年8月30日
黃遠生(1885-1915),原名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省九江縣新合鎮址坊村人,二十歲中進士,清庭官費派往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
黃遠生
黃遠生遺照
民國初年,黃遠生先後任北京《東方時報》、《亞細亞報》、上海《申報》記者,並創辦《少年中國》週刊,被中國新聞史學界稱為報界奇才、新聞通訊文體創始人,甚至有人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歷史上首位有影響的新聞記者。
生前因大膽抨擊時政,後在美國三藩市被孫中山下令暗殺。
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死因幾永沉歷史深潭
1915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願意,於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發表聲明否認此項聘任。11月中旬,黃 遠生乘船赴美,在美國繼續撰寫他的時政評議。因其在國內的巨大影響力,隔著大洋,那枝鐵筆仍對中國社會有著超乎尋常的影響力,因其持獨立報人的立場看世 界,尖銳批評直指要害的鋒芒,為各派政治勢力和軍閥所忌。
黃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筆鋒所指,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 深入的報導。北洋時期和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幾乎均有涉及,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 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眾的心,將真相內幕及時告白於天 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許,在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一直未獲。
死訊傳至國內,黃遠生生前友好紛紛指責,是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洩憤。後來再曝出原來殺黃遠生的是當地愛國華僑,他們以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走狗。黃遠生因 此成了革命的誤殺!誰叫你被認為是袁賊走狗的?無可奈何的親友只好含淚為黃遠生收集遺作,開悼念會。林志鈞、張東蓀為《遠生遺著》作序,還得極力辯白黃遠 生是我們的反袁同志。命丟了,還得往殺了你的革命隊伍上靠和站隊,你說這種暴力手段和所扯開的大旗的炫惑力,厲害不厲害?
兇手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三藩市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党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如 何被殺的說法當時就更多了,如有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炸死的。也有記載他被革命党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說是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 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三藩市街頭等等。甚至連黃遠生被殺的日期也說法不一,不少材料記載其被殺害於12月27日(被殺的二日後),據後人考,其根據大概 來自於林志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三藩市被人暗殺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 告)。而李盛鐸先生寫的《墓誌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曆11月19(即西曆12月25日)。
到1949改朝換代後,得國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了黃遠生於1913年7月上大總統(袁世凱)的一份條陳,略謂: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 報紙,從法律干涉,並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等語。這很讓歷史學者吃驚,因為從字面意思看,一貫提倡自由報人主義 的黃遠生,所寫的這條陳上的內容,卻是中國最早有據可考的新聞管制內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認這是黃遠生被袁世凱利用的明證。
甚至到1984年,黃的兒子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都不能真相大白。兒子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 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 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遊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 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裏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遠生的遺骸由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據參加追悼會的遠生長子黃席群回憶,遺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 內,外面是一層藍色絲絨,後來在上海加了一個木質的槨。事後,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於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壟之殷家坳山。
當時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大學者梁漱溟,聞此噩耗後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開始寫作《究元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思想情感由此發生了極大轉變。黃遠生之死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黃的啟蒙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數年時間,卻正是中國現代意識和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份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 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轉折關頭,尚處於困 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找不到中國突進覺醒的突破口,也未形成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
舊的將去未去,新的卻將生未誕,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空白點。這表現在他首倡 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黃遠生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 須改造個人。這正是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實際上,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先驅者幾乎莫不受到遠生現代報人思想的啟發與影響。
因此將黃的死歸咎於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不論是與不是,既是革命倒袁的需要,也不算太過冤枉他。因為輿論本身是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歷來統治階級必然要借助 輿論力量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也要對這種具二刃性的力量嚴加防範。袁世凱在鎮壓了二次革命後,就實行過報業管制政策。據統計,僅從1912年4月到 1916年6月,封閉的報館達71家,傳訊49家,搗毀9家,24位報人被殺害,60餘位報人被捕。其中最觸霉頭的事,是報導宋教仁被刺案,9名記者因此 被殺,多間報館被封。
先不說向來以槍對筆的各派軍閥,號稱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的國民黨、孫中山,也開了此類血腥暴力暗殺異見分子和批評者的先河,後來的國民黨接班人也多循此舊 例,早期的中國報人,為中國的民主進步,一再付出慘痛的血的代價。史量才(1934年11月14日在海甯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被蔣介石的特務人員攔車槍 殺)、邵飄萍(1926年4月26日,《京報》社長邵飄萍被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罪名下令槍殺於北京天橋)、林白水(因猛烈抨擊軍閥張宗昌及其部屬潘複,林白 水於同年8月6日在北京天橋被槍殺。邵飄萍、林白水兩人被害相隔不到一百天,同樣魂斷天橋,所以當時有萍水相逢百日間一說)、楊杏佛(因參與民盟活動,批 評政府關押陳獨秀等進步人士,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駛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門,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槍殺。)等著名報人,先後都倒在了暗殺和屠殺之 下。
暗殺黃遠生案真相大白時,是在袁世凱作古七十多年以後了。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80年代中期在臺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他執行的刺殺竟是中華革命黨 (國民黨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党黨魁、後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1985年9 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也統一了看法,確認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後曾任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 的。
國父的另一面
黃之死,與被革命党誤為袁黨實際上沒什麼關係,完全是因為孫中山無法容忍異見的批評。孫中山為何要以暴力手段暗殺區區一記者?原來,黃遠生的報導不止批評 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冷嘲熱諷,如揭露和譏諷孫大炮出賣國家利益、借助日本財閥的資金圖謀執政等事。因黃遠生文筆了得,在海內華人中的影響 廣泛,從而影響了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資金來源,進而妨礙了孫文党得國的計畫,孫大為恚忿,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無意中達成一石二鳥的效 果,即剪除了眼中釘黃遠生消聲鉗口,還讓袁世凱替他背了70多年的黑鍋,維護了自己的光輝形象。
那麼,研究歷史舊賬,到底有沒有黃遠生譏評諷議孫中山的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的。雖然這些歷史沒有修入後來的國共二黨正史中。但好在那時中國已經處在資訊發達,觀點多元的時代,相關的信史記載還真不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0000餘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20到30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因經費問題鬧翻而退出同盟會,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批評孫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 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 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
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
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党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併中國的政治野心。
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後來被披露後,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 壇元老、財閥等等。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檔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檔均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 中找出來的,而非稗官野史。
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另如有記載: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孫文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為條件,同 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 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
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等報刊曾作過連續追蹤報導。護國運動中,孫文又暗 中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來,透過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軍部接濟140萬日元(折合當時美元約70萬元),開日本軍國主義介入中國內 政之先河。另如民國元年,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佈告各友邦書,承認滿清政府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所借的外債、和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的種種之權 利。
民國三年,孫致大限重信書,求助倒袁,所列交換條件,比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更為喪權辱國。1915年1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 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月5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判,討 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頗多相近之處,條款的屈辱損國, 更有過之。革命黨人的作派,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還要來得前衛。
孫中山當年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處於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中日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由山田掛電話給陳其美,要 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党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日本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 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的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孫中山一再接受日軍國主義者的黑金,其出賣東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其與9.18事變後,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入關內有關乎?這是歷史的一大懸案,只能望將來 日本解密相關資訊,才能還歷史之大白。終張學良一生,只承認是他自己軟弱放棄了東北,而不敢提國民黨在革命和謀求執政中,與日本人的歷史淵源、政治交易, 更不敢提坊間傳說蔣介石予張的不得抵抗的手令,其與放棄東三省換取日本支持得國有關乎?如果是,那東北不抵抗的真相就將大白。
近年解密的史實是,七七事變實為中國軍主動挑起,這當然與丟失東三省、國民呼籲抗擊外侮的民族怒火鬱積有關,更與關內即中國,日本但有異動,即決不退讓的 國策有關。關內關外國策大不一樣,這與執政黨上臺的背後密約有關。所以關內戰事,一觸即發,國民黨以當時並不強大的柳弱之資,不惜在上海、南京、武漢連續 對日發起自殺式大決戰,這也是被欺壓民族集體怒火噴發的歷史必然。
關於孫文謀國與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求得日資的支持這些糗事,當時的時政一枝筆黃遠生怎麼會沒有譏評諷議?就刺殺黃遠生一案來看,孫中山對文人容忍的肚量,是 遠遠比不上袁世凱的,袁氏此時已宣佈洪憲帝制,以中華帝國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黃遠生棄其而去,也能以敬才的優待,軟留一旦叛去即將至其致命一擊的蔡鍔於 京。孫中山時為一在野黨魁,竟容不得一介報人,必欲以暴力謀殺肉體消滅之。
考察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歷任統治者的文化政策,魯迅早年有評論說這中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份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利,相形之下,後來的統治者識 見淺薄不足道。袁氏當國的時候,革命如章太炎,守舊如王闓運,背信如劉師培,保皇如康有為,善變如梁啟超,頹廢如嚴複,有政治野心如楊度,無一不是名震天 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異,政見相抵牾,而袁世凱都能包容優待並為己所用,這種氣派和手腕是同一時代的孫中山、段祺瑞、和後起者蔣介石、毛澤東之流望塵莫 及的。
這裏再說說被歷史塗抺得面目全非的袁世凱。近年真實還原歷史面目的只有《走向共和》。此片在中國央視播出時,曾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因為它幾乎顛覆了近現 代漸成一統的史觀。裏面多有還原國父一些負面形象,也為北洋派諸公小小翻了翻案。讓我們找到了李熬北大演講時借古諷今、說我們有什麼資格罵北洋人物的一點 根據。因為後世的諸黨所為,很多方面並不如北洋當政時期。
如吳佩孚段祺瑞等北洋人物寧守清貧至死不當漢奸的高潔。如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凱所頒勳章作扇墜,於袁世凱的總統府大廳中搖扇叫駡袁世凱半日,袁世凱竟不敢出來置一辭,而且直致其終了辭世,也沒有加害過章氏的容人之量。
如湘潭王闓運,當袁世凱復辟邀他作勸進之舉時,開出王闓運三字一字十萬元的高價賣名,袁世凱慷慨應允,並致電湖南都督湯薌銘先墊付十五萬。未幾洪憲帝制垮 臺,王闓運居然還惦記著那沒到手的十五萬元,派自己的貼身老僕人周媽來北京袁府討帳。袁世凱此時四處起火,萬事不順,哪肯再付這冤枉錢?以皇帝沒做成現在 也沒錢拖賴,後賴不過了說讓周媽先回湘,錢隨後匯到。誰知這周媽是典型的長沙裏手,天天到袁世凱府上纏訟不休,說我家老王當初在勸進書上具名可不是保你做 成萬世皇帝,你好歹也是堂堂一國之君,說好價碼怎能出爾反爾,再說你為當皇帝花的錢數都數不清,怎好意思卡著我家老王這點小錢?這樣一說,袁世凱大窘。當 袁下不來台威脅這老太太時,老太太乾脆撒起了潑,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說這死沒良心的老王頭讓我到北京來送死,你袁世凱一個大皇帝怎麼好意思殺我這手無寸鐵 的老太婆。殺人無數的一世梟雄袁世凱竟然被拿住了,毫無辦法,只好把周媽安頓在家裏,讓自己最寵愛的姨太太陪她閒聊遊玩,翼圖動之以情。可玩完吃完喝完, 周媽照樣討債不誤。糾纏了十幾天後,袁世凱不得不如額盡付剩下的另一半勸進費。這是民國年間流傳很廣的袁世凱真實的糗事,但換個角度看,也不失胸襟誠信。
1912年黃遠生借黃興評價孫中山,在10月5日發表的文章中說:記者眼中之黃克強,乃一率直熱誠之人。其主張厲行國民捐及不換紙幣,正是他熱誠過人之 處。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適於今日者可見。顧其條理縱不及遁初,而終異於中山之大言無實。若記者管窺蠡測之見不甚謬誤,則記者願為宋(教仁)系而兼黃(興) 系,絕對不願為孫(中山)系也。起孫總理於地下,不知他看到他死後十數年間日寇在中華大地的橫行、國民黨一分為二,汪偽在抗戰中續承總理遺志繼續對日親 善,而以蔣中正為脊樑的黃埔精英們,領導民族不屈不撓鐵血抗日的作為,會有何辯解和感想。
歷史也證明了黃遠生的眼光。1924年,孫的"党在國上"的理論新鮮出爐,三民主義事實上束之高閣,"党在國上"被演繹得爐火純青。如1913年9月27 日,孫氏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將國民黨改組為由他個人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孫文竟然要求每一個人入夥時打指模、立誓盟,並向他本人具狀宣誓效忠,予生殺 予奪之大權於他一人。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一大批人,見民主轉眼成個人一言堂的專制獨裁,皆棄之而去。
孫中山以有組織的暴徒手段來對付敵人,是當年在南方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在1923年香港《華字》一社論裏,批評孫中山有北方軍閥尚講體面,有點剛直念 氣;南方軍閥無賴而又陰狠之語為一黨執政和控國之私,可以出賣國家領土和國家利益,為將民主共和巧妙轉換為個人專制執權,不惜利用權力和假革命崇高之名, 要求同志予生殺予奪之大權於自己,並以威勢迫使同志宣誓效忠一人,孫中山就是先例。這個党國的政治遺產日後為國共兩党予以承繼,並發揚光大。共和民主憲政 也因党國之禍而一直空遺夢想。
但黃遠生這位中國新聞第一人,雖然因為他時政批評鐵筆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以他的鮮血,為後世揭示了國父真實的另一面、以鮮血揭示了歷史的真相。提醒我們人性的陰柔險詐,政治人物不可以世俗道德衡量之,世事的複雜多變,看問題切忌單一片面。
http://zh.wikipedia.org/zh-cn/%E9%BB%84%E8%BF%9C%E7%94%9F
黄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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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1915年12月27日),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 噪。民国初年,成为著名记者,以敢于批判时政闻名。他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支持进步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袁氏欲称帝后,他为避开袁的纠纒而远走美国,于 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暗杀身亡。
目录
1 生平
2 新闻事业贡献
3 著作
4 死因争议
5 参考文献
生平
其父为读书人,但终生不第,久客浙江,母姓姚,也颇通诗书。
16岁考取秀才,后入南浔公学,因学潮罢课,未及毕业离校,后投考南洋公学,未考中。
20岁时中举人,次年入京参加会试,考中光绪甲辰进士。后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9年回国,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职。
辛亥革命后入报界。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最出名时,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1]。
为了躲避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避往上海,11月到达日本,并与当月中旬在日本乘坐"佐渡号"轮船赴美,12月27日晚,在旧金山唐人街回旅馆途中被革命党人刘北海枪杀。
新闻事业贡献
被称为"报界之奇才"。在新闻业务上,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的新闻通讯一是题材重大,记载翔实;二是针砭时弊,忧 国忧民;三是细致详尽,幽隐毕达。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第二,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提出"四能"说: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手能 写。
与徐彬彬、刘少少一起,被誉为"民国初三大名记者"。
著作
他死后,其友人将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远生遗著》,是中国第一部通讯集。
死因争议
1984年,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真相大白。他这样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 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 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 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
1985年9月中国大陆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是当年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 杀黄远生。刘北海晚年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刺杀动机被指是因为孙中山不满黄 远生对革命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2]
参考文献
^ [中]方汉奇,《中国新闻通史》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人民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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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在06年奥运人道救援案中的行为及其书证
高 寒
应奥地利汉学家马丁先生——由贝岭经三妹转来——之要求,我现在为我所亲历和经手的下列事件作证:
刘晓波在2006年10月的奥运人道救援活动中,一再坚持要去除掉高智晟、郭飞雄和陈光诚的名字;达不到其要求,他就坚拒签名支持。
我作为当年"高智晟郭飞雄法律救援团"发起、筹划、并负责这一次奥运救援活动的当事人,作为该救援网站的设计人、救援信的起草人和与"救援团"海内外成员通信的联络人,现特就此事作简要说明如下:
2006年8月15日 高智晟被捕。
8月25日:"高智晟法律后援团"成立。
2006年9月14日 郭飞雄被捕。
2006年9月19日-23日"高智晟法律后援团"酝酿改名为"高智晟郭飞雄法律后援团",我并以此名义起草致奥运会主席罗格的人道救援信。
2006年10月3日,三易其稿的人道救援信向全团人员发出征求意见和签名,并限三天之内答复。同时,我委托王军涛、胡平作刘晓波的工作,希望他能捐弃前嫌,共同站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来领衔这一次签名。
2006年10月4日刘晓波将原人道救援信函中的"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三个人的名字全数删除,并交由胡平,径向全球发起签名。
2006年10月5日我在读到《民主论坛》、《博讯新闻》和《自由中国》所同时发表的署名"刘晓波"、且全然删除掉陈、高、郭姓名的另一个版本的"致罗格信"后,才知晓此事。
刘晓波、胡平抢在我们之前向全球发起征签这一份删除陈、高、郭个案的另版"致罗格"信,显然是想用先下手为强的方式,迫使我们放弃原定的通过陈、高、郭这 三桩典型个案来推动中国人权改善的方案。在他们的另版"致罗格信"正背着我们广为散发,而我们自己的原版公开信,则还在按部就班地内部征求意见的时刻,面 对这种突然出现的、以既成事实来强迫我们撤销原方案的局面,如果我们直接去与之争辩"救个案还是救全体",就只会陷入一种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窘境。而如果再延缓一天、半天,那我们就只好面临:要么接受他们"拿下陈高郭"的既成事实;要么就得忍受"双胞胎"的丑闻。
于是,在与胡平交涉未果——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声称:无论搞成多少"胎"他都无所谓——之后,于是,我当机立断,直接找刘晓波,从源头上来制止此举。因为,典型个案的意义就在于其代表性:如果都是典型也就等于没有典型。
但我径直找刘晓波,却根本就不去与之争辩他该不该拿下陈高郭,而是打破我过去多次起草这类大型救援公开信均从不署名的常规,在第一时间将署上有"执笔人: 高寒"字样的原版"致罗格"信函放到他面前。从而让刘晓波知道,尽管他或许事先并不知道此稿是出自我的手笔,但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公开广泛流传的署有 "刘晓波"名字的另版"致罗格"信函,若在我这一份原版公开信面世后,他将面临何等尴尬!
正是我的这一暗示其有"剽窃"嫌疑的打破常规举动,让刘晓波知难而退,没敢再坚持他们的那个拿下"陈、高、郭"名字的方案了。他尽速通知各媒体撤稿,并立即停止其已全速运转起来的全球征签活动。
就这样,"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三个英雄的名字保住了!刘晓波、胡平们的"双胞胎"案也胎死腹中了!
然而,刘晓波见其"删除陈高郭"的方案未得逞,便以种种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所谓签署名单中有他所不喜欢的人)而拒绝在这一道救援公开信上签名,同时,他还影响一批人也拒绝签名支持。
尽管如此,当时,我们则以"救人为大"之大局,未立即对刘晓波的排除异己行径,作任何到清和追究。
以下是我在2006年10月5日与刘晓波的两轮四封往来信函及其附件。这些资料均在2007年夏的"民运网络整风"中予以公开过:
发件人
Han Gao
发送至
刘晓波 ,
刘晓波
日期
2006年10月5日 下午8:36
主题
想直接与你沟通一下
邮送域
gmail.com
隐藏详细信息 06-10-5
晓波:
你好!
今天看到你在洪哲胜的《民主论坛》上发的稿件(附后),才知道原来你是用的我起草的底稿。为筹备此事,我们忙前忙后紧张地干了近一月。建网站、搞论坛,几 易其稿(茉莉和吴仁华都帮我改过稿),许多人都有参与。本来,我是希望大家能站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救人要紧,故刻意以国内的口径起草了这份信稿。希望从 刘晓波到袁红冰都能够接受。考虑到前一段时间大家的争论有点伤了和气,故我特地请军涛和胡平来征求你的签名。希望能运用你在国内的影响,拉出一个海内外联 手的民间大阵容来,联合国际资源以强压中共放人。
据说,你不愿信中含有高智晟、郭飞熊的名字。提出,要是其他人又提出要营救另外的人咋办?我在这里不想与你讨论此议是否成立,但我希望,如果你无法接受我 起草的这个从典型个案入手压中共的信稿,至少你应该是自己去另外起草一份签名稿。但话虽这么说,就我对你不多的了解,我至今还倾向于认为你恐怕是无心之 失。即是说,你或许压根儿就不知道此稿是由我起草以及是我主动委托军涛和胡平来作你的工作。或许,误会就出在这里。如真如此,我现在丝毫没有要来责备你的 意思,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此事的原委后,明白目前这种的"同一份稿闹出双胞胎"的局面对大家的尴尬。至少目前,我是希望我们能私下妥贴处理此事,千万不要让 我们的博弈对手又看笑话。趁现在此事知道的人还少,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后果,我想迅速直接与你私下沟通一下。看看怎么处理为好?
望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直接私下沟通,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看呢?
希望读到你的回复!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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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的原稿和你在《民主论坛》发表的信稿:
(一)我的原稿:
请象关注当年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日中国人权
——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
您好 !
在今年 4月国际奥委首尔会议上,您在谈到2008 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期待。但那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更加恶化了。
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为他人维护权利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继今年 3月著名 盲人维权代表陈光诚失去自由后,八月,专程为陈光诚出庭提供法律支援的著名律师高智晟也在山东当地被捕。九月,为给高智晟律师组织法律后援团著名民间法律 工作者郭飞熊先生也遭无理逮捕了。还只是近半年来一系列人权恶化事件中的 3个典型案例而已。
在中国,陈光诚先生以维护残疾人和农民的人权而知名,高智晟律师则以维护中国底层民众的信仰自由而著称,而郭飞熊先生,以维护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提出"非 暴力、不流血、无敌人"的维权口号而闻名。他们三人要维护的人权和公民权,本来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中国的宪法上,写在中国的法律上。但是,谁要去兑现它和维 护它,谁就要遭到打击和迫害。高智晟律师先是其事务所被停业,随后他又遭到羁押;郭飞熊先生则数度入狱,并遭殴打和刑讯,目前仍处于绝食绝水状态。而陈光 诚先生则是在其辩护律师遭无端羁押的状态下被庭审判刑。在他们之前遭到迫害或被捕的,还有人权律师郑恩宠、杨在新、郭国汀、……等一长串名字。
现在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不足两年了,中国政府正在为展示中国歌舞升平的景象而预作安排了。所以,其需要提前将批评政府的声音压下去。这便是他们今天要大规模镇压民间维权运动的原因,便是他们急于要对陈光诚、高智晟、郭飞熊枪打出头鸟的原因。
在这新一轮镇压中,外国媒体也遭池鱼之殃,也受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钳制。上个月颁发的一份遭广泛抗议的对外国通讯社的《管理办法》就是其明证。这在在说 明,今天对中国著名维权领袖陈光诚、高智晟和郭飞熊的镇压,不过是一个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真可谓"北京 08奥运前的提前清场"。
我们当然欢迎中国的社会和谐,我们也乐见中国的歌舞升平,我们更非无条件反对北京奥运。但是, 2008年北京奥运必须恪守奥林匹克宪章,必须恪守奥运宪章导言中有关不得借政见或信仰不同而行歧视搞迫害之普世人权准则。因此,北京奥运的"和谐",决 不能以中国人的人权被剥夺为代价,决不能以中国维权事业的"万马齐喑"为代价。
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全世界面对北京申奥时的重重疑虑;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当年北京为申奥成功而作出的信誓旦旦;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包括国际奥委前主席萨 马兰奇和您在内的许多友人对中国改善人权的殷切期待。但是,五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改善了多少?陈光诚高智晟郭飞熊今天的入狱难道不就是一个清晰 的指标?
罗格 先生:我们注意到,国际奥委前主席萨马兰奇曾多次提起过,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韩国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首尔会上,您更骄傲地提到了国 际奥委当年持续 30年抵制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举世成就。还是在这个会议上,您明确地向北京提出"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希望看到人权得到尊重。"正是基于此,我们给您写 了这封信。
尽管我们深知国际奥委会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人权组织,但本着奥林匹克宪章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和谐发展等普世价值的推广和捍卫,我们认为国际奥委会有义务敦 促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它奥时的改善人权承诺,有义务反省 1936年纳粹德国奥运会的深刻教训,有义务在 2008北京奥运已进入倒计时的今天,为释放中国民间维权领袖陈光诚、高智晟和郭飞熊,还有中文独立笔会会员力虹、张林、杨天水、师涛,异议人士陈树庆、 许万平,……,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犯、良心犯和宗教犯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们殷切地希望国际奥委能象当年关注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天中国的人权。
诚挚地期待着您的答复!
谢谢!
高智晟、郭飞熊法律后援团(执笔人:高寒)
2006 年10月 6日 于北京
签名网站一: http://ceo2006.org/yjgg/ ;签名网站二:http://ceo2006.org/phpBB2/ ;签名网站三: http://www.qian-ming.net/gb/
签名信箱一: mountain2008@gmail.com ;签名信箱二: gaohan2005@gmail.com
(开放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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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的署名稿:
这是洪哲胜的民主论坛发来的。
请象关注当年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日中国人权
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公开信
刘晓波
尊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
我们写此信是想提请您关注中国正在恶化的人权状况。因为,中国北京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而北京政权是为避免奥运会出现麻烦而升级镇压异议运动,致使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这与奥林匹克的精神和宗旨相冲突。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重要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为维护他人权利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开始受到威胁。 2005年以来,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新闻记者、上访人士、家庭教会等,一直处在官方的骚扰、跟踪、软禁、殴打、绑架的恐怖阴影下,甚至自今年 8月以来,已经有多名维权人士被抓捕和判刑。这些案例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政府不仅严厉管制本国的媒体,而且公然采取措施钳制自由世界媒体在中国的工作,最近发布的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就是明证。
北京政府这样压制人权的重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能够在2008年按照他们的标准顺利举办奥运会。他们的标准包括中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没有抗议活动甚至反 对声音、外国人看不到任何中国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等等。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展现他们希望的中国,他们提前清理可能的麻烦,不仅彻底镇压政治反对活动 的异议人士,而且大规模镇压依法维权人士,因为这些维权人士所揭露的问题损害了中国政府的颜面。他们将这样的政治迫害视为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要 内容。
就一般原则而言,我们希望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以促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但应该是一个中国公民享有安全和尊严的中国,一个所有境外媒 体能够享有基本新闻自由的中国。所以,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牺牲中国公民权利和危害中国公民安全的中国,一个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的奥运会。
退一步讲,即便中国人权状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够达到普世人权的基本标准,而需要一个渐进的改善过程,但北京政府起码应该让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看到其主动改善其人权现状、提升其人权保护水平的切实努力。
我们相信,这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奥委会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的奥运会。几年前,国际奥委会曾因这种顾虑而拒绝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后来,虽 然批准了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但仍然留了强烈的人权关注。直到最近,您还联系2008年奥运会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期待。毕竟,北京如此筹备奥 运会是让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奥运会蒙受耻辱。
为此, 我们提请您公开、直接向北京政府宣示国际奥林匹克精神,制止北京政府以政治镇压不同声音的野蛮方式来筹备2008年奥运会;我们希望您向北京政府提出停止政治迫害和改善人权的要求,以便在2008年举办一个诚实和体面的奥运会。
我们请您召开国际奥委会特别会议,要求北京对其严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会准备工作做出解释,进而要求北京政府承诺按照奥林匹 克精神筹办奥运会。只有这样,国际奥委会才可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维持奥林匹克运动的声誉、体面和诚信。
罗格先生:我们注意到,国际奥委前主席萨马兰奇曾提起过,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韩国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也注意到,您在今年四月首尔举行的国际奥委会 上,更骄傲地提到了国际奥委曾持续30年抵制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举世瞩目成就。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您明确向北京提出"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希望看到人权 得到尊重。"
基于此,我们特给您写这封信,并诚挚地期待着您的答复!
谢谢!
2006年10月
签名人:
刘晓波(北京,自由撰稿人)
丁子霖(北京大学,教授)
蒋培坤(北京大学,教授)
胡 平(美国,《北京之春》主编)
王军涛(美国,博士)
王 丹(美国,博士候选人)
廖亦武(四川,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张 伦(法国,学者)
赵达功(深圳,自由撰稿人)
张伟国(美国,《动向》主编)
李建强(山东,律师)
洪哲胜(美国,《民主论坛》主编)
陈奎德(美国,学者)
孟 浪(美国,诗人)
康正果(美国,学者)
张鹤慈(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廖天琪(美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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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liu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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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Gao
日期
2006年10月6日 上午3:38
主题
Re: 想直接与你沟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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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详细信息 06-10-6
高寒:好!
前天,军涛给我发来最早的文本,希望我参与修改并负责在国内征集签名。后来又与胡平、军涛一起沟通。他们二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是你以后援团的名义起草的。
我在国内征集了一些人的意见之后,才决定把所有人的名字去掉。主要是为了使信件更温和,也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胡平和军涛也都同意我的想法。我不知道胡平是否在此期间与你沟通过。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你是最早的起草者和你对我修改后的文本是否同意。
今天早晨我看到你的版本后,马上与胡平通话,宣布我修改和征集签名的版本作废。但我今天下午一起来,就有人告诉我修改过的版本已经发出。
我已经给民主论坛去信,要求他们撤下那封公开信。
谢谢你来信沟通。
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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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Han Gao
发送至
liu xia
日期
2006年10月6日 上午9:51
主题
Re: 想直接与你沟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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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波:
你好!
看来还是直接沟通有效,无论原来分歧多么严重。要知道,我是昨天早上才看到此稿,此刻洪哲胜已经发表了。不过,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必去考究其中的原委,恐怕是多种因素凑合在一起的误会吧。
晓波,话说回来,我深知你在国内"精英群"中的影响力,这才是我三番五次动员军涛和胡平劝说你来领衔(国内部分)的原因。看来我忙网站,还是有一些疏漏,其实,我要是当时直接与你沟通,商议,恐怕效果反而会好一些。
最后,我还是希望你和你能影响的朋友们来参与,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仍旧可以作出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回到原点,让你来领衔。当然,即使你不接受此议,此次误会也算过去。我已经告知所有知道此事的朋友决不得公开此事。
谢谢你的回复!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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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liu xia
发送至
Han Gao
日期
2006年10月6日 上午11:00
主题
Re: 想直接与你沟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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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详细信息 06-10-6
高寒:好!
此事到此为止。我不明白,胡平和军涛为何不与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现在,我已经向我征集到的国内人士发出的致歉信,不好再次请求他们签名。
我觉得你们那封信也不错。如果没有这次人为的差错,大概会作的更好一点。你我之间,以后可以继续沟通,但我决不与袁红兵、郭国汀为伍。因为我太了解他们当年在国内的作为。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
也请你谅解。
晓波
(此说明完)
高寒 2011年2月12日于纽约
附:营救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人道救援网站:http://chinaway.org/yj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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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2日星期五
avos.com 购买了 delicious.com 以后搞得一团糟
雅虎和微软都是不负责任的公司。 delicious, msn space 转手以后都不给用户备份数据就丢弃大量用户数据。 delicious 改得越来越难用,好像要亦步亦趋作社交网站不成?哎,搞毁一个好产品。 diigo 做得还比较起劲,但不如 delicious 简洁。
lihlii @lihlii 12年6月20日, 22:48
以前曾经谷歌搜索可以搜到 delicious 内容,是很便利的,使得用户提交的分类信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利用,也可以作为网站人工评价和分类重要的参考依据。可惜后来也许因为雅虎和谷歌矛盾,不能检 索了。推特实时搜索也是如此。商业市场竞争未必有利于消费者,也可能阻碍技术进步,损毁资源。
avos.com 购买了 delicious.com 以后搞得一团糟 ,它还购买了在中共国的社会书签网站 mei.fm 但这个网站一点都不成功。谷歌也在投资现在的垃圾 delicious 公司,真是难以想象。 AVOS 公司的网站象个秘密组织,啥内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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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110526 封从德:孫文與辛亥革命
作者: 封从德 孫文與辛亥革命 2011-05-26 10:24:01 [点击:6490]
孫文與辛亥革命
封從德
【完整插圖格式見《黃花崗》雜誌第35-36期合刊: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 /issue35-36/HHG%2035-36.pdf】
【提要】:
● 二、孫文領導了廣義的辛亥革命
● 三、孫文也是狹義辛亥革命的領袖
● 四、廣州起義才是原本的主線
● 五、武昌成功得益於較好的形勢
● 六、武昌成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 七、孫文與武昌革命力量的關係
● 八、與武昌起義有關的同盟會員
● 九、孫文在武昌起義前的作為
● 十、武昌起義時孫文並非在丹佛打工
● 十一、結語
【插圖1】: 1907年,因日本政府受清廷壓力,孫文被迫離開日本。
【一】、一些流行的錯誤認知
檢視孫文(孫中山、孫逸仙)在武昌起義成功前的革命生涯的全過程,可以看出,他並非 在每一次革命起義中都事必躬親,而且大部分起義他都沒有親自參加。然而,他最早為中國民主革命提供了綱領與方略,並進行了有效的組織與宣傳, 這就奠定了他作為辛亥革命的最高領袖的歷史地位。孫文後來被國人尊為國父,人們緬懷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二千多年 的帝制被推翻,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但是,在辛亥革命迎來一百週年之際,卻流行著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導致許多人誤認 為:孫文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並不大,甚至有人還認為有負面作用。這種歷史誤讀在兩岸學者中都相當流行,就連在親民主人士中也很常見。譬如幾年前 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的劉曉波的一篇文章中,[1] 綜述「對孫中山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的「自由知識界的主流」時,稱讚「老一代學者袁偉時和青年一代學者王怡的重評最有影響」,並認為他們的論點是「用大量 史實論證了」的。三人都對孫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袁偉時是中共的人大代表,極力為袁世凱和軍閥辯護,他批判辛亥革命後的孫文,不在本文討論範 圍之內。王怡是劉曉波任會長時的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在成都大學任教,他對孫文的批判則是全方位的,這裡摘引王怡比較有影響的2001年的 文章「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中與本文相關的一些內容:
● 【「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共進會』發起人劉揆一原是同盟會會員,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 灶,創建了『共進會』。至於『文學社』…這個組織更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武昌首義後形勢逼人,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此時,黃興趕到武昌, 就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此刻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 饃」。】
劉曉波則沿著王怡所說的「自由知識界的主流」思路,在2003年10月8日「雙十節 想起孫中山和袁世凱」一文中寫道:
● 【「與孫中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事實上卻與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核心層無關」、「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他們對武昌起義爆發 並不知情」、「孫中山長期搞暴力革命,自然不甘於把新政府的大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所以在其他地方政權紛紛表示對袁的支援之時,唯一從中作梗的 就是偏居廣東的孫中山」、「孫之急欲於1912年1月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不過是為了以先發制人的謀略,搶得共和國締造者的名分,並佔據道義 合法性的制高點。」】
最近,許行的「重新評價孫中山」一文也有類似傾向,刊登在素來以支持民主運動著稱的 香港政論雜誌《開放》上。許行先生是香港資深的政論家,他在七十年代創辦的《觀察家》月刊,是香港最早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刊物。但許先生在這 篇文章中也「同意袁偉時教授所說,要破除迷信,還原歷史真相,將中國最後一尊偶像從神壇上請下來」。他在文中寫道:[2]
● 【「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孫中山十次起義…未免有點像蚍蜉撼大樹」、「武昌起義不是同盟會策劃和領導,同盟會幾個有聲望的領袖如黃興、居正、宋 教仁等那時候都不在武昌,孫中山則遠在美國丹佛」。】
同期《開放》雜誌還刊登一篇標題和傾向幾乎一致的文章,即桑普的「重新審視孫中 山」,其中寫道:[3]
● 【「誰領導辛亥革命?很多人會說是孫中山,但孫中山跟辛亥革命沒有任何實質聯繫」、武昌起義「當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丹佛市餐館內洗碗」……。】
還有很多類似的「重評孫中山」的文章,這裡不多徵引。筆者近來檢閱史料,察覺這些高 標憲政改良的「自由知識分子」,對孫文和辛亥革命的上述認知,與史料所顯示的真實情況有相當大的差距,有些說法甚至完全違背史實。作者還發覺 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的影印件內容,可能有助於糾正這一流行的錯誤認知。本文將探討孫文對辛亥革命的具體貢獻,並提出翔實依據糾正 上述的錯誤認知。
【二】、孫文領導了廣義的辛亥革 命
首先我們須釐清「辛亥革命」的概念。就狹義而言,辛亥革命是指發生於中國傳統紀年辛 亥年間,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其中的高潮部分,是自1911年10月10日 (夏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各省的革命事件。從廣義而言,辛亥革命亦可 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一連串革命運動。
廣義的辛亥革命,應該說是孫文領導的,這似乎沒有什麼異議,可以說是公認的史實。孫 文不僅很早就決志革命,而且最早創建革命組織,還領導了主要的革命起義,並為革命提出了基本綱領,籌集了大量的資金,這些都使他成為公認的革 命領袖。以下就此幾點分別言之:
(1)、最 早決志革命。1885年孫文19歲,在香港學校唸書,他下定決心脫出軌道,開始了他的革命事業。那年,清朝政府做了一件荒 唐的事情,明明在安南擊敗了法國軍隊,卻還是和以往一樣,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割讓了安南。這表明清廷已經腐敗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孫文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個糟糕的現實。他想到了制度的改造,要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注入西方制度的優長。此前,在他13歲的時候,他開始接觸西 方,母親帶他坐船到夏威夷投奔發達了的大哥,他進入英美教會學校,大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養分。孫文沒有立即投入革命,而是先完成了漫長的醫學 學業,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畢業後他賺了不少錢,但他沒有留戀學業規定的軌道,而是毅然脫出安穩的軌道,另闢蹊徑,開始了革命生涯。他後來回 憶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4] 如果從這時算起,他比後來的大多數留學生的革命思潮,早了二十年。
(2)、創 立了革命組織。孫文的革命活動主要分兩個時期。第一,興中會時期。早在1894年11月24日,孫文就在夏威夷與當地華僑 創立了「興中會」,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眾政府」,後來陸續在香港、廣州、南非、日本、台灣、美國、歐洲、東南亞等地設立分 會,主要成員是華僑與會黨中人,尤其是洪門致公堂成員。第二,同盟會時期。1904年開始,孫文與海外留學生結合,籌組「同盟會」:起初是在 1904年秋與紐約中國留學生接觸,年底到歐洲,在比利時與幾十位主要來自湖北的留學生籌建「革命同盟會」,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 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十六字最早是他在1903年8月在東京創建革命軍事學校時使用的),1905年春,又在德國和法國發展了很多留學生加 入「革命同盟會」;1905年7月,孫文在日本與黃興相會,將各自的興中會與華興會(1903年冬在長沙成立)合併,後又加入光復會 (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科學補習所(1904年夏在武昌成立)的部分成員,及其它留學生團體和個人,一起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他們隱去革命二字,是為了組織發展的需要。同盟會的積極分子雖然主要是留學生,但基層會眾很多還是會黨中人,尤其是每次起義,基本上都是依靠 會黨成員的衝鋒陷陣。總之,興中會與同盟會是旨在「創建民國」的民主革命組織,而不是簡單為了改朝換代的造反團伙。
(3)、提 出了革命綱領。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文被迫離開中國,之後的16年,他周遊了世界三四圈,主要活動的地方是在日本、東南 亞、南洋、北美和歐洲。行萬里路的同時,也讀萬卷書,研究「革命的學問」。他接觸到歐美的思潮,加以深入研究,結合中國的政治傳統與現實,逐 步提出了「三大主義」:民族、民權與民生主義。在「興中會」時期,他提出的革命綱領包含前面二大主義:「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即民族主義, 「創立合眾政府」即民權主義;1903年後,加入了民生主義,誓詞變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孫文四處演講,這些綱領 得到了廣泛的宣傳。洪門等會黨和留學生,都很容易接受當時以推翻滿清為主要目標的民族主義,洪門本來就有「反清復明」的歷史淵源。民權主義以 實行憲政民主為目標,當時也被普遍認同,海外華人和留學生也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優點,起初以美利堅合眾國為模板,後來修訂為要創建包含中國政 治傳統優點的中華民國。民生主義在同盟會時期得到廣泛的宣揚與探討,1905年底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一些主編具有較強的社會主義傾 向,主張土地國有化,而孫文早在1896-97年滯留英國時已經注意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平均地權」的提法並非完全是社會主義的,而是一種 折中方案,即在私有制自由經濟基礎上的社會平等方案,並非要讓土地國有化,與後來的共產革命有本質的區別。
(4)、發 動了革命起義。武昌起義前的革命起義,孫文共發動了十次:
1-廣州起義 1895年10月 孫文 率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準備襲取廣州,事洩遭搜捕,陸犧牲。
2-惠州起義 1900年10月 命鄭士良起義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東),眾達二萬餘,後散。
3-潮州黃岡起義 1907年5月 命余丑、許雪秋起義於潮州黃岡,歷六日而敗。
4-惠州起義 1907年6月 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今汝湖镇),鏖戰十餘日,後散。
5-欽州起義 1907年9月 命王和順起義於欽州防城王光山,清軍反正,一度佔領防城。
6-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 命黃明堂起義於鎮南關,並親臨指揮,彈盡而退。
7-欽、廉起義 1908年3月 由黃興率軍進攻欽州、廉州、上思,節節勝利,終因彈盡而退。
8-河口起義 1908年4月 命黃明堂起義於雲南河口,節節勝利收降清軍,卻因糧盡而退。
9-廣州新軍起義 1910年2月 由倪映典、趙聲發動新軍起義於廣州,倪中計被殺。
10-廣州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 命黃興、趙聲、胡漢民起義於廣州,失敗後72烈士合葬黃花崗。
這十次起義都是孫文領導的,他或親臨戰場直接參與,或任命部屬臨場指揮。前面兩次, 是他領導的「興中會」發動的;後面八次,則由「同盟會」發動,孫文自然還是最高領導,參與策劃與組織。除了這十次起義,其它還有一些也都失敗 了,雖不是孫文領導的,卻多與其革命組織有關,如下面比較重要的五次:保皇黨起義(1900年8月,保皇黨與興中會及會黨合作,在長江流域起 義,唐才常領導的自力軍曾達到20萬人,興中會為這次起義贊助了十幾萬銀元);大明順天國起義(1903年1月,興中會謝纘泰、李紀堂與太平 天國將領洪全福共謀在廣州起義,事泄失敗);萍醴瀏起義(1906年10月,同盟會聯合會黨三萬人在江西湖南起義,上萬人犧牲,孫文派了三位 湖北籍同盟會員前往支援,武昌革命黨人差點響應[5]);安慶起義(1907年7月,曾加入同盟會的光復會刺殺安徽巡撫,徐錫麟、秋瑾就 義);馬炮營起義(1908年11月,接受同盟會領導的岳王會發動安徽安慶馬營和炮兵營新軍士兵起義,激戰三晝夜而敗)。
(5)、成 為公認的革命領袖。綜上所述,孫文最早創建革命組織,領導了主要的革命起義,並為民主革命提出了基本綱領,這就自然使他成 為公認的革命領袖。另外,西方媒體也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後,日本報紙就稱他為「革命黨」的首領,「革命」一詞由此而來。 次年,孫文在倫敦蒙難,英文媒體做了廣泛報導,他還受邀寫了一本英文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於是在世界上聲名大噪,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代表人物。孫文聲名遠播,甚至國內的革命黨人都要「尋孫逸仙,期與一致」(武昌花園山聚會的三 大策略之一)。黃興在國內也已經知道孫文,得知他會去日本,為了和孫文見面,專程先趕到日本等了一個多月。同盟會籌備和成立前後,孫文發表演 講,趕來傾聽的留學生每場動輒上千甚至數千人。武昌起義時英勇就義的士兵高呼「孫中山萬歲」,之後成立的軍政府也是以「大總統孫文」為號召。 所以這些,無疑顯示孫文是公認的革命領袖。
(6)、籌 集大量革命資金。在所以革命黨人中,孫文的領袖地位還表現在他有最強的籌款能力。翻開《國父全集》或《孫中山全集》中的書 信,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涉及籌款。無論南洋還是北美,無論日本還是東南亞,都有眾多的富商(如鄧澤如、張靜江)或勞工階層為其鼓動的革命捐款。 有的人為了支持孫文革命,不惜變賣家產,直至傾家蕩產,如孫文的哥哥孫眉、日本友人梅屋莊吉等等。有人估計,直至武昌起義前,孫文為歷次起義 等革命活動籌集的款項,共約五十萬美元,如果換算成今天的幣值,應該是數千萬美元。
【三】、孫文也是狹義辛亥革命的 領袖
下面是辛亥年初直至武昌起義的一個簡要大事記(1911年):
● 1月30日(辛亥正月初一),武昌文學社成立,社員以新軍為主,達八百餘人。
● 3月,文學社、共進會已遍及武漢新軍,武昌起義時約佔新軍總數三分之一。
● 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
● 5月8日,皇族內閣成立,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相當多人轉而支持革命。
● 5月9日,清廷宣佈鐵路國有政策,激起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激烈。
●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
● 8月5日,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
● 8月24日,萬人保路大會,成都罷市罷課。
● 9月1日,川人抗糧抗捐。
● 9月7日,成都血案:四川總督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打死請願群衆30餘人。
● 9月8日,保路同志軍圍攻省城,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
● 9月中下旬,清廷調武漢新軍大部入川鎮壓,武漢防務空虛。
● 9月24日,文學社共進會聯席會議,武昌起義總指揮部定10月6日中秋起義,後推遲十日。
● 9月25日,四川榮縣獨立。
● 10月9日,武昌起義參謀長孫武製炸彈受傷,全城戒嚴捕殺,起義被迫提前。
●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發出第一槍,大部分新軍響應,黎明前佔領了總督衙門。
從這個大事記中,我們不太看得出孫文的作用。一些人否認孫文對武昌起義的貢獻,從而 否定他對辛亥革命成功的作用,就是迷失於這樣的歷史表象中。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看出這樣的說法不能成立。
辛亥這一年共有五件大事,對應著狹義辛亥革命五個主要階段:廣州起義、保路運動、武 昌起義、民國成立、南北議和。這五個階段,有三個是在孫文的直接領導下的(廣州起義、民國成立、南北議和),另外兩個階段(保路運動、武昌起 義),也是在孫文創立的同盟會的領導下進行的。按順序來說:從庇能會議到廣州黃花崗起義,是孫文、黃興等同盟會核心層發起和領導的;保路運動 也是同盟會員領導的,四川的盟員甚至在武昌起義之前就佔領了幾個縣城並宣佈獨立;武昌起義包括起義本身、各省策應和陽夏保衛戰,其中的骨幹分 子也大多與孫文或同盟會總部有密切關係;南北議和包括停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南北議和直至清廷遜位,這期間的關鍵,是 孫文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才保障了局勢的徹底扭轉。因此,從總體上說,孫文不僅是廣義的辛亥革命的領袖,即便是狹義辛亥革 命,即辛亥年間爆發的全國性革命,孫文也是其最主要的領袖。
下面我們將視角進一步縮小,聚焦在武昌起義成功前,更加細緻地檢視孫文在其中的作用 和關係,不難看出孫文在其中的領導作用。
【四】、廣州起義才是原本的主線
前面的大事記,以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為主線,但對於辛亥年的一連串革命運動來 說,同盟會核心層原本籌備的主線卻是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只是眾多策應廣州起義的輔線之一,卻意外成功了。孫文當時積極參與推動的是廣州起義這 條主線。關於廣州起義這條主線及孫文的活動,見如下大事記:
● 1910年11月13日,庇能會議,議決廣州起義。不久,招集檳榔嶼(Penang即庇能,在馬來西亞)同盟會員開會籌款,孫文演說後,大家即席認捐八千 餘元。
● 1910年12月6日,孫文被迫離開檳榔嶼,赴歐美籌款。迫於清廷壓力,英國南洋殖民政府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勒令孫文出境。此前孫在日本、安南等地 也遭類似境遇。
● 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正月初二),孫文自紐約抵舊金山。
● 2月初,各地籌劃策應廣州起義,各地同盟會負責人,包括武漢的孫武,都奉命作響應起義的準備。
● 2月6日,孫文抵加拿大溫哥華,洪門致公堂及同盟會員熱烈歡迎,旋即設立洪門籌餉局,維多利亞致公堂抵押堂址得三萬元,匯往香港統籌部,多倫多、蒙特利爾 也相繼仿效,變產赴義。在加拿大共籌得七萬餘港元,為全球華僑捐助廣州起義之首位。
● 4月8日,香港統籌部組成八百人選鋒隊,並聯絡好各省策應。23日黃興潛入廣州。
● 4月27日,廣州起義,經激烈巷戰,最終失敗。收殮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黃花崗。後查共有百餘人犧牲。
● 4月28日,順德、南海兩縣起義,響應廣州起義,堅持戰鬥一個月,一度攻入佛山,最終失敗。
● 同日,孫文抵芝加哥,得悉廣州起義失敗,連發四封電報問詢,積極籌款善後。
● 5月5日,出席芝加哥同盟會議,設「革命公司」發行股票。孫文認為起義失敗「皆金錢不足」所致。
● 5月21日,赴華盛頓進行外交活動。夏,多次致函日本友人,望入境,並望日本政府支持中國革命。
● 6月中旬,抵舊金山,促成美洲同盟會員全體加入洪門、兩大組織合併。
● 7月中旬,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又稱「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
● 7月21日,洪門籌餉局決定由孫文等五人分兩路至美國105埠籌款。
● 7月31日,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準備在長江流域組織起義。
● 8月初,四川同盟會聯絡哥老會,成立保路同志軍,發動起義,8-9月間佔領許多州縣。
● 8月30日,孫文應黃興要求,由洪門籌餉局匯一萬港幣至香港,並勸阻黃興等人的復仇暗殺行動。
● 8月下旬,中部總會推動下,武昌文學社與共進會舉行聯席會議,組建起義總指揮部,積極籌劃起義。
● 9月2日,孫文等人從舊金山出發,赴各埠籌款。至10月上旬共抵十餘埠,受到熱烈歡迎。
● 9月25日,榮縣宣佈獨立,由同盟會吳玉章、王天傑、龍鳴劍、蒲洵等人領導。
● 10月10日夜間,武昌起義成功。
● 武昌起義成功後不久,湖南、陝西、江西、山西、直隸、雲南、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山東、甘肅、四川、河南等地紛紛起義,宣布 獨立,成立革命軍政府,設立都督。
從這個大事記中可以看出:(一)廣州起義是辛亥年革命起義計劃的重點,其它地區則準 備策應;(二)廣州起義失敗後,原來準備策應的地區繼續準備起義,因為已有宣傳和組織的基礎,在武昌起義成功後,迅速紛紛響應,構成辛亥革命 的全國一盤棋;(三)孫文自始至終都是籌劃廣州起義的核心主導人物,孫文領導的同盟會更是整個辛亥革命的核心領導機構,為各地起義打下了堅實 的宣傳、組織和資金的基礎;(四)廣州起義失敗後,同盟會中部總會做出在長江流域組織起義的正確決策,成為後來成功的各省起義的中間力量; (五)因為清廷的壓力,孫文無法在亞洲駐足,只好到歐美發揮作用;(六)孫文在歐美展開的籌款活動是廣州起義及後來各地起義籌劃工作的重要部 分,且卓有成效,為發動起義的必要環節。
下面繼續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部分,詳加討論。
【五】、武昌成功得益於較好的形 勢
實際上,同盟會對辛亥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做得比武昌起義要充分得多。首先,資金充 足得多。廣州起義投入的資金,總共近十九萬元,[6] 而武昌則只有數千元,直接來自於同盟會核心層的則僅有八百元。其次,籌備時間也要長得多。廣州起義籌備了一年多,武昌起義則非常倉促。第三,同盟會核心層 的重視程度也要高很多。廣州起義直接是孫文、黃興等同盟會核心層籌劃組織的,而武昌起義雖然有黃興、宋教仁等人參與籌劃,但武昌只是長江流域 各處籌劃的起義中的一個點,大家並沒有特別意想到會在這裡成功,否則人力物力資源的投入就不會那麼少。
那麼,為什麼是武昌而不是廣州的起義成功了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起義時的革命形勢較好,辛亥廣州起義剛剛被撲滅,清廷得意 忘形,連續犯了三個致命錯誤,導致辛亥年秋季的全國形勢一發不可收拾。第一個致命錯誤,是「皇族內閣」。設立內閣、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 預備立憲期限,本來是立憲改良派的主要訴求,他們沒起來革命,就是因為還有這些盼望。但是,在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佈成立以慶親王為 首的所謂責任內閣,但十三名內閣大臣中,漢族官僚僅四人,而且滿洲貴族九人中,皇族占了七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此事直接導致了反清情緒 的高漲,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不滿,認為清政府無意立憲,很多人便逐漸同情、倒向革命陣營。例如,武昌起義後各省相繼呼應,浙江、江 蘇、安徽、廣西、山東和四川六省的都督都是立憲派,多是原來的巡撫或諮議局議長。
第二個致命錯誤,是激起四省保路運動。「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清廷就宣佈「鐵路 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並簽約出賣給西方四國銀行。四川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其實農民購買 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頒佈「鐵路國有」政策以後,由於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民眾的激烈反對,保路同 志會提出「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的口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可以說「皇族內閣」及其「鐵路國有」政策,直接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清 王朝是在自掘墳墓。
這時,清廷又犯了第三個致命錯誤:抽調湖北新軍去四川鎮壓,導致武昌空虛。說起這個 錯誤,這裡面還有居正的功勞。居正【見插圖1】是同盟會核心層在年初派到武漢策應廣州起義的,也是中部總會駐湖北主持人。前面已提到,辛亥那 年,湖北新軍中充滿了革命黨人。在保路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是居正壓制住武漢三鎮革命黨人的興奮情緒,很好地隱蔽起來,沒有暴露革命力量,清廷 以為武漢局勢穩定,才調兵去四川的。而且,抽調到四川的湖北軍隊,恰恰是革命黨人最多的新軍三十二標。也是居正極力勸阻,他們才沒有在入川之 前殺掉領軍的大臣端方,確保了武昌起義爆發之前,革命力量的隱蔽。[7] 相對而言,廣州起義就沒有那麼幸運,在行動前幾天因成員刺殺滿清將軍而暴露了。
總之,武昌新軍起義的成功,主要是革命形勢和一些偶然因素使然。孫文多年發動的體制 外風潮,終於達到了沸點,體制外風潮帶動了體制內力量反正。皇族內閣引起體制內外的普遍憤慨,保路運動更引發大規模風潮,及清廷對湖北革命黨 人掉以輕心,都是武昌起義成功、而廣州起義沒成功的主要區別所在。不過,武昌起義的成功也不完全出於偶然,在清末遍地乾柴的形勢之下,終於是 由武昌起義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國,湖北武昌還是有些特出之處,仔細查考歷史,還是老早就看得出一些端倪。
【六】、武昌成功是長期積累的結 果
武昌起義的成功,主要得力於體制內的新軍反正。不過,這並不是決定因素,在武昌起義 之前,清軍反正已有好幾次。前面提到,早在1907年的欽州起義,就有清軍反正,輕而易舉地佔領了防城。這是中國革命史上,革命軍第一次佔領 了縣城;[8] 1908年河口起義,也有大量清軍投降;同年11月,安慶馬炮營起義,完全是新軍反正;到了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也是直接依靠新軍,其中主將都是新軍 軍官,如趙聲曾是標統(團長)、倪映典曾是炮隊隊官(連長),他們四年前都在南京加入了同盟會,都因參加革命而棄官,後來為了起義又進入廣州 新軍,起義時趙聲是新軍督練公所的提調,倪映典是炮兵營的一個排長。前面這些新軍反正都未成功。
那麼,湖北新軍有什麼特出之處呢?
答案是: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實力超強,經過長期積累,這時已經達到很高的比例。比 例高到什麼程度呢?據估算,「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在15000人的湖北新軍中,有組織的革命軍人約為5000人,真正與革命為敵的不到 2000人,其餘都是搖擺不定的。在後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竟占全營官兵的3/4,堪稱名副其實的『黨軍』。」「由於革命 團體在湖北新軍內部的深入發展,已將黨人和軍人合而為一,黨人即軍人,軍人即黨人,盤根錯節的非正式組織取代正式軍事科層組織而在事實上控制 了體制內的新軍。軍營社團活動的興盛與軍營的政治異動相得益彰。」[9]
湖北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局面呢?
這還得感謝張之洞及其繼任端方。其實,清末新政中還有一條犯了大忌,那就是驟然取消 科舉制度,[10] 設立新學堂和鼓勵留學,致使大批青年知識精英(秀才)失去習慣的出路,結果,無論是留在國內的還是出國留學的,很多都走上了激進變革甚至革命的道路,也就 是孫文的道路。這一條全國皆然,但以湖北尤為突出。清末張之洞坐鎮武昌經營多年,他的強國理念與活動,以及失去晉身途徑的秀才們不斷惹出的麻 煩,都促使他竭力推行留學政策,花費大量官銀送年輕人出國留學,麻煩小的送得近(東洋),麻煩大的送得遠(西洋),而這些因有官費而相當富足 的留洋學生,很多都成了湖北革命黨人。後來張之洞的繼任端方也採取同樣政策,同樣造就了大量的湖北革命者。孫文在民國元年視察武漢時稱贊「張 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就是指其在湖北興實業、練新軍、辦教育,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質、人才和思想等基礎。
湖北革命力量的長期積累,除了局勢助長和湖北當局的相對開明帶來的便利以外,也與同 盟會的運作、包括孫文本人的長期努力有關。大致來說,以武昌為中心的湖北革命力量,主要有三支【見插圖3】:
(一)文學 社。其發展軌跡相當曲折:科學補習所(1904.5~1905.9) → 日知會(1906.2~12) → 湖北軍隊同盟會(1908.7~) → 群治學社(1908.12~) → 振武學社(1910.9~) → 文學社(1911.1.30~);
(二)共進會。1907年2月在東京成立,後在國內發 展;
(三)同盟會湖北分會(1906.5~)。
這三支組織,與孫文所創建的興中會和同盟會,都有深厚的淵源關係和密切的實際聯絡。 同盟會湖北分會自然不用說,但比較隱蔽。文學社由日知會演化而成,而日知會的部分骨幹與同盟會骨幹重疊,同盟會在武漢地區的發展實際上依託於 日知會,只是為了隱蔽,不用同盟會的名稱,但孫文等同盟會東京總部則視日知會為下屬組織。至於共進會,則是同盟會為了方便發展軍中人士,和留 日學生中一部分人另建的團體,骨幹成員也大多與同盟會重疊,甚至得到同盟會的經費資助。共進會奉孫文為總理,總理之下設一會長。其宗旨也與同 盟會的十六字幾乎相同,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其實,發動武昌起義的骨幹都一致奉孫文為領導,擁護「三民主義」,起義所採取的 革命方略,包括國號、年號、軍政府構架、文告形式等等都基本遵循當初同盟會制定的「革命方略」。而同盟會核心層許多骨幹也都參與了武昌起義後 的軍事行動和政權建立,除前面提到的居正外,黃興指揮了夏陽保衛戰,宋教仁起草了軍政府《鄂州約法》,為保衛首義勝利成果作出了卓越貢獻,留 下了不朽功績。總之,武昌起義實際上是同盟會領導發動的,與此前的南方起義一脈相承。
孫文及其領導的同盟會,是湖北武昌革命力量的基礎與綱領,並為其發展壯大起過重要的 推動作用。下面是與孫文有特別關係的部分:
(1)派回 吳祿貞播下湖北革命力量的種子。早在興中會時期,孫文就委派一些人員回國,他們發揮了極大作用。吳祿貞【見插圖4】是其中 最突出的例子,他後來利用同盟會的支援,一直做到北洋第六鎮的統制(軍長)。1900年,他受孫文委派回國協助唐才常起義。1901年冬畢業 回武昌,張之洞扣押審訊他,反被說服,委以重任,給了他很大的活動空間。1903年,他在武昌的花園山聚會,實際上是後來從科學補習所到日知 會、文學社這一支革命力量的起點,共進會的很多骨幹也從中脫胎而來。常常參加花園山聚會的愛國知識青年,如曹亞伯、魏宸組、朱和中、胡秉柯、 賀子才等人,不久後就被當局遣散到海外留學,結果很多都追隨了孫文,因為他們聚會時定下的革命方略之一即是「尋孫逸仙,期與一致」,蓋因「花 園山同人,自知運動必有成熟之日,終以群龍無首,恐不能控制全國,尤其是無外交人材,故當時各人心目中無不以尋得孫逸仙而戴之為首領,為唯一 之出頭路」。[11] 在花園山聚會中,吳祿貞還宣導「秀才當兵」,受其影響入營當兵的革命同志有三十人,包括胡瑛、張難先、劉靜庵,這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青年就在軍中形成武昌 初期的革命組織。另外,他又和黃興、宋教仁等創建華興會,這是後來創建同盟會的一支主要生力軍。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都是同盟會成立時的主要加 盟機構,文學社和華興會在國內的主要盟友共進會在武昌起義中更是中堅力量。可以說,花園山聚會是武昌起義的兩大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的 共同淵源,而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興中會和孫文。武昌起義後,吳祿貞還利用軍中職權便利,截留了南運去武昌鎮壓的軍需,又四處鼓動起義,策應 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插圖5】: 1905年與旅歐湖北留學生合影。
左起:魏宸祖,捐秉柯,孫文,史青,朱和中。
(2)同盟 會的成立得益於湖北留學生對孫文的大力支持。1904年底,孫文在美國遭遇困頓之時,正是幾位旅歐湖北留學生【見插圖5】 給他寄去八千多法郎,促成他隨後遊歷歐洲,成立革命同盟會。[12] 這中間的聯繫人劉成禺,也是早期湖北官費留學生,在日本認識了孫中山,還領命撰寫《太平天國戰史》,宣傳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孫文為此書作序,後來請他到 美國舊金山主辦《大同報》。給孫文匯款的旅歐湖北留學生當中,主要就是參加吳祿貞花園山聚會的魏宸組、朱和中、胡秉柯、賀子才等人,他們仰慕 孫文已久,離國前還託人寄信向孫文表達心意。1905年春,孫文在比利時、德國和法國發展了很多留學生加入「革命同盟會」,黎東方稱之為「同 盟會以前的同盟會」,其中「什九是湖北人」。[13] 孫文到比利時住在胡秉柯處,與大家暢談三天三夜;到德國時住在朱和中的寓所12天。正是這些湖北留學生,改進了孫文的一些觀念,讓他意識到通過留學生發展 國內軍學界參與革命的重要性。這一策略性轉變,即是同盟會成立的初衷。歐遊後不久,孫文回到東亞,依靠在日留學生的新生力量,整合興中會、華 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組織,於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前一周,留學生們為孫文舉行歡迎大會,竟有一千三百餘人參加, 可謂盛況空前。[14]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湖北學生的比例也非常高,尤其是軍事方面。例如,1898年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56名中有湖北籍學生18名【見插圖 6】,佔三分之一。據黎東方統計,1905年8月加入同盟會的, 199人中有42人是湖北籍學生,佔了五分之一多。[15] 根據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列出的在冊名單,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的最初三年,至少有106位湖北留學生加入。[16]
【插圖6】: 1898年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合影。56名中有湖北籍學生18名。前排左三為吳祿貞,二排左一為傅慈祥。
(3)派同 盟會員陪同法國軍官聯絡日知會。1905年10月,同盟會成立不久,孫文去安南經過上海,法國駐軍參謀長布加卑(Paul Boucabeille)奉本國陸軍部長之命求見孫文,稱法國政府有意贊助中國革命,願派數名軍官協同到內地聯絡調查革命實力。孫文同意這個 計劃,不久即派出一些同盟會員與法國軍官一起分赴兩廣、長江流域和西南各省。1906年5月,同盟會湖北分會在武昌成立,日知會骨幹加盟,日 知會作為同盟會的支會,兩個組織實際上融為一體,但一明一暗。同月,法國軍官歐幾羅(Oxil)在日本受孫文委託,在同盟會員陪同下,專程來 到武昌日知會所在地的聖約瑟堂操場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見插圖7】。他從法國革命講到了中國的革命前途。因當時國內的華興會已敗散,光復 會成員又多在海外,故他在演說中指出:「日知會為中國大陸唯一之革命團體」。法國軍官的大膽演說,也引起清廷的注意,甚至暗中監控歐幾羅並探 得湖北革命力量的內情。據黎東方研究,後来參加了武昌起義的比較知名的日知會成員,除了劉復基、彭楚藩二烈士,還有發難起義的熊秉坤(率領工 程第八營打響第一槍,當時他是班長)、孫武(起義總指揮部參謀長)、吳兆麟(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王憲章(文學社副社長)、藍天蔚(1903 年春「拒俄義勇隊」隊長,武昌起義後與張昭曾等發動灤州兵變),又有粱耀漢、吳貢三、殷子恒(這三人負責日知會的印刷所與發行部)、李亞東 (武昌起義次日出獄,任漢陽知府),甚至熊十力(後以佛學與新儒學著稱)也參加了武昌附近的黃岡起義。[17]
【插圖7】: 1906年孫文派歐幾羅(Oxil)訪鄂,日知會集會歡迎的情景(中立戴禮帽者為歐幾羅;中座持扇者為日知會總幹事劉靜庵)。
(4)派到 湖北的同盟會員對武昌起義的貢獻。同盟會自成立以後,孫文委派余誠回武昌,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協助日知會,發展同盟會 員。1906年初派曹亞伯回武昌,參與組建了日知會;夏又派吳崑、喬義生陪同歐幾羅到湖北考察;同年秋派回四位湖北籍會員(胡瑛、朱子龍、梁 鐘漢、劉公)支援萍醴瀏起義,後來對武昌起義還有直接貢獻。
(5)武昌 起義的部分捐款來自孫文。1911年初,在發動廣州起義之前,同盟會香港統籌部曾派譚人鳳帶了五千元北上,至長江各省策應 廣州起義。譚人鳳給了上海同志三千元,辦蘇、浙、皖、贛事,又在湖南等省花了一些錢。到了武漢,找孫武,交了八百元給孫武所主持的「共進 會」。[18] 經由胡瑛介紹,譚人鳳也見到了蔣翊武,知道了一些關於文學社的情形。居正利用譚人鳳轉交的其中六百元,在武昌胭脂巷租房,作為在武昌開會和活動的地點,促 成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起事;又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租房,設立了湖北革命黨總機關;在武昌黃土坡開辦「同興酒店」,不少人在酒酣耳熱之時議論時 政,由此吸收了不少同志。這筆錢雖然不多,卻對武昌起義做出了重要的組織鋪墊工作。
【八】、與武昌起義有關的同盟會 員
下面,我們將前面第(4)點進一步擴展,詳細查看一下其他一些同盟會員對武昌起義的 貢獻。這裡是與武昌起義有關的同盟會骨幹分子的名單,大致根據對起義的重要性排序:
A、武昌起義時在場的同盟會員:
(1)蔣翊武(上海入盟):文學社社長,武昌起義前推選的總指揮。
(2)孫武(香港入盟):共進會的湖北省主盟人,武昌起義前推選的參謀長。
(3)劉公(東京入盟):共進會會長,武昌起義前推選的總理,即起義大都督。
(4)胡瑛(東京入盟):科學補習所總幹事,獄中仍能領導文學社協助武昌起義。
(5)梁鐘漢(東京入盟):獄中仍能成功組織漢川起義響應武昌首義。
(6)劉復基(東京入盟):文學社骨幹,武昌起義前夜被捕,遭處決。
B、武昌起義後不久趕到的同盟會員:
(7)居正(東京入盟):同盟會中部總會湖北負責人,共進會創始人,10月14日到 武昌,穩定了湖北軍政府。
(8)譚人鳳(東京入盟):同盟會香港統籌部委派北上,策動長江各省策應廣州起義,與居正同到武昌。
(9)黃興(東京入盟):同盟會庶務,從香港經上海於10月28日趕到武漢,指揮陽夏保衛戰。
(10)宋教仁(東京入盟):同盟會代理庶務,華興會副會長,與黃興同抵武昌,參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
(11)劉揆一(東京入盟):同盟會骨幹,華興會副會長,與黃興、宋教仁到漢口前線任督戰員。
(12)陳鎮藩(東京入盟):同盟會湖北分會主盟人、共進會領袖,帶領入川新軍途中殺端方,回援武漢。
(13)吳崑(東京入盟):同盟會骨幹,日知會領袖,武昌起義後任漢口軍政分府秘書。
C、武昌起義不在場但有影響的同盟會員:
(14)吳祿貞(遼東入盟):也是興中會員,武昌早期革命黨領袖,北洋新軍第六鎮統 制,策應武昌起義。
(15)曹亞伯(東京入盟):受孫文委派回國與劉靜庵等人組建日知會,並為劉加入同盟會主盟。
(16)劉靜庵(武昌入盟):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主要創始人,文學社精神領袖,1911年6月12日死於獄中。
(17)余誠(東京入盟):1906年4月奉孫文委派回武昌,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1910年病逝。
這並不是完整的名單,但已能反映出同盟會在武昌起義中的領導作用。仔細分析這份名單 中人員的實際狀況,我們可以看到:(一)、同盟會佔據了武昌起義的領導層。起義前推選的總指揮、參謀長、總理(大都督),都是同盟會員。甚至 在獄中的同盟會員,也能起到領導作用,如胡瑛、梁鐘漢、劉靜庵。這些同盟會員大多都是在日本東京入盟的老會員,沒有一個是在中部總會成立後入 盟的。(二)、同盟會核心層與中部總會的領導人都是在起義後才趕到的。與一些人渲染的同盟會核心層和中部總會分裂的說法相反,實際上這兩部分 人馬相當重疊,如居正、譚人鳳、宋教仁,他們與兩邊的關係都很密切,既參與了廣州起義及各地策應的籌劃過程,又參與了中部總會對長江流域起事 的策劃過程。而作為孫文不在時總負責的黃興,不僅是同盟會核心層的代表,他對中部總會策劃長江流域起事的全過程都很了解(通過居正等人的匯 報),並隨時向遠在美國的孫文報備,且希望通過孫文獲得進一步的資金支持。[19] 劉揆一則是在孫文、黃興都不在日本時,留守本部代行總理職務,全力協助孫、黃開展革命活動,直到武昌起義爆發才趕回國與黃興、宋教仁一道去漢口。(三)、 早期由孫文派回湖北的同盟會員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包括吳祿貞、曹亞伯、余誠、劉公、胡瑛、梁鐘漢、陳鎮藩、吳崑等等。有些人的作用前面已 做說明,其餘的因篇幅限制,這裡不一一詳述。
【九】、孫文在武昌起義前的作為
在武昌起義爆發後趕回國之前的兩年多時間內,孫文周遊了地球兩圈,主要的活動地點是 在北美和南洋,這時他的角色是籌款、組織和外交。下面分幾點簡要敘述孫文在武昌起義前的作為。
(1)孫文 當時不在東亞的苦衷。這主要是清廷對日本及東南亞國家政府施壓造成的。這期間孫文還於1910年6月化名潛入日本十天,日 本政府為此專門開過兩個小時的內閣會議,起初敷衍清廷,後來孫文只得離境。[20] 他隨後去了南洋,在那裡主持了庇能會議,確定第二年春廣州起義計劃,他甚至「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21] 但會後不久就又遭遇英殖民當局的逐客令,於是只好再去歐美籌款。從1910年11月27日他尚在南洋時,直到次年夏在美國,孫文不斷寫信給日本宮崎寅藏、 萱野長知等友人,希望他們設法遊說官方允許他到日本居留,以便就近指揮國內事宜,但都沒成功。[22]
(2)一個 流產的大計劃。在庇能會議之前,孫文一直寄望於美國財團的巨額貸款來訓練一支軍隊,並為此而阻止了1910年初廣州新軍起 義之後包括長江流域的一切內地軍事行動。1910年3月孫文到美國洛杉磯,與軍事顧問咸馬里(Homer Lea)及退休銀行家布思(Charles B. Boothe)舉行多次會談。他們的計劃是:布思任同盟會海外財務代辦,向紐約財團商洽貸款共363萬美元(一說250萬);由咸馬里在中國通商口岸的租 界訓練軍官,以幫助中國革命黨人發動起義;革命成功後,美國債券人將享有在華開礦、辦實業等特權。[23] 布思與咸馬里的條件是:冬季前停止長江流域等地的起義活動。孫文在日本時說服了其他革命黨領袖停止起義,但一直等到11月中旬庇能會議召開時,這個貸款計 劃都沒有任何眉目。這時孫文才意識到「所謀大款之路,不能速成,決計不再外求他人。」[24]
(3)主持 庇能會議,確定廣州起義。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又稱庇能)召集同盟會幹將趙聲、黃興、胡漢民、 鄧澤如等,計劃佔領廣州後,黃興率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率一軍出江西趨南京,長江流域各省舉兵響應,會師北伐。庇能會議的重要性前面已有述 及,這裡不贅。
【插圖8】: 1911年9月14日,孫文致函檀香山同志,談及四川保路風潮及他9月2日外出籌款事。
(4)在北 美的籌款活動成效顯著。1910年初廣州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但在海內外卻有極大反響。4月8日孫文「在檀香山致紐約同志 函」中說:「歡迎會到者二千餘人,人心極為踴躍,大非昔日之比……每晚百數位」加入同盟會,光填寫盟書就要幾個小時。[25] 庇能會議後,孫文明白美國財團貸款難以指望,決計另闢蹊徑。這時,他的一位追隨者馮自由在加拿大洪門團體中的活動取得極大成功。孫文於是就去了溫哥華,在 火車站受到一千多洪門人士的歡迎。加拿大華人雖然只有幾萬人,卻為廣州黃花崗起義捐了七萬餘元,占所有國家的第一位(總數是18.8萬)。維 多利亞等地的洪門致公堂人士,在聽了孫文演講之後,乾脆抵押了堂產,所得完全捐出。孫文這時在加拿大和美國設立洪門籌餉局,他6月中到舊金 山,讓美洲同盟會員全體加入洪門,7月中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對外稱「國民救濟局」【見插圖8】,總部設在舊金山唐人街美洲洪門致公總堂,地 址是36 Spofford Alley,至今還保存完整。7月21日,洪門籌餉局決定派出孫文等五人分南北兩路人馬前往105埠籌餉。孫文百折不回,要繼續籌劃新的起義。[26] 這時黃花崗起義早已失敗,但保路運動方興未艾,在香港的黃興接到從武昌到上海購槍的居正的來信,拍電報告訴孫文:「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 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希望孫文籌20萬元、至少四五萬元,款子一到,黃興即可前往武漢。[27] 8月30日,孫文讓洪門籌餉局電匯至香港一萬元。[28] 9月2日,孫文等人代表洪門籌餉局,分兩路至美國105埠籌款。
【十】、武昌起義時孫文並非在丹 佛打工
現在討論武昌起義時孫文究竟在哪裡、又在幹什麼。按時下流行的說法,當時孫文窮困潦 倒,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的一家中餐館打工做「企枱」,所以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不大。筆者最近檢閱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 一封親筆信的影印件【見插圖9】,發覺實情遠非如此。雖然這封信的文字在一些有關孫文的史料集內已有收錄,但因為是都文字版的,以前似無人注 意到信簽上的旅館與地名。
在美國西部時間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中國時間10月10日,孫文在猶他州鹽 湖城邊一個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內,用旅店的信簽給美洲同盟總會會長李是男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不久前(8月30 日)他寄給黃興的一萬元「匯港急款」,說並不夠,希望再籌足一萬寄去。此前,9月2日,孫文正帶領洪門籌餉局演說員黃芸蘇,從舊金山出發走北 路,奔赴各埠,四處演說,籌募革命資金。當時美國華僑在孫文等革命黨人的長期宣傳鼓動下,革命熱情已經非常高漲,孫文信中說「所經各埠,見得 人心漸有可為」。他們抵達Ogden之前,先往北加州十餘埠,經我仔細解讀,得出如下路線圖【見插圖10】:[29] 舊金山、缽崙(Portlond)、舍路(Seattle 西雅圖)、士蔔頃(Spokane)、抓李抓罅(Walla Walla)、迫加斯地(Baker City)、杭定頓(Huntington)、南巴(Nampa)、貝士卜提(Pocatello)、爹罅(Downey)、惡頓(Ogden) 、梳力(Salt Lake City 鹽湖城)、洛士丙令(Rock Springs)、典華(Denver 丹佛)、懇士斯地(Kansas City)、聖壘(St. Louis)。需注意,到Ogden(圖中K處)之後,中間還停留了兩站,二天後,也就是美西時間10月11日晚,他們才抵達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城(即粵語 典華)。[30]
由此可見:(一),武昌起義時孫文並不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而是在猶他州的 Ogden;(二),當時孫文正忙於四處演說籌集革命資金,且卓有成效,既無閒暇也無必要在中餐館打工做「企枱」。
Ogden是鹽湖城邊的一座小鎮,人口現約八萬。1846才開始有白人定居於此。 1869年,美國大陸橫貫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聯通,Ogden成為西部鐵路南北幹線與東西幹線交匯點的樞紐城市,由此繁榮了好幾十年。當時有一句名言:「不到Ogden,哪也去不 了」(You can't go anywhere without coming to Ogden)。後來,汽車、飛機取代了鐵路成為美國主要的運輸工具,Ogden的地位才又降低下來,但從很多紀念網站也可看出它昔日的輝煌(如 ogdencity.com, historic25.com)。如今,從舊金山開車去Ogden,大約需要12個小時。
Ogden這家旅館(The Hotel Marion)建於1910年,孫文等人入住時剛剛開張不久。1976年被列入美國國家史蹟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至今還在營業。這是Marion Hotel現在的Google街景照片【見插圖11】,位於194 25th Street, Ogden, UT 84401,是該市的地標性建築,位於該市繁華的25街,離火車站僅200米。Ogden的25街現在成為美國一個重要的歷史景點。可見,當時孫文及其革 命組織並未山窮水盡,至少還支付得起二人行旅的費用。
那麼,「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一說,究竟為何流傳如此之廣呢?原來,這是 著名的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提出來的。唐教授在美國執教多年,著述盛豐,是口述歷史方面最權威的一位學者,也是筆者極為景仰的史學大家。不過,其 「丹佛打工」一說,筆者認為不甚嚴謹,缺乏必要的考訂,也體現了口述歷史的一種困境。
在唐德剛教授的名著《晚清七十年》的最後章節中,專門有兩節處理「丹佛打工」說。他 在【從「企枱」到「總統」】一節中寫道:「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 (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複)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枱』(粵語茶房)。…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 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可謂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
接著,唐教授在【科州盧家的故事】一節中,進一步解釋了這一情節的來源。他說,在八 十年後,「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 『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 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 同志,可能還是至戚。」——可謂有名有姓,有根有據,但不一定「真實性相當高」。
就筆者的經驗,口述歷史有一種莫大的困境,就是當事人口述的可靠性。筆者曾做過幾十 位「六四」當事人的口述歷史,收集整理過成千上萬份「六四」史料,包括很多當時的記者報導和當事人回憶,其中包括兩年後十七位流亡學生集體核 對了八天的巴黎會議(後整理成書《回顧與反思》)及四十多位十幾年後的口述歷史(見「六四檔案」網站),發現口述與轉述的可靠性都有諸多問 題:一、當事人的記憶混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經過等等都可能張冠李戴;二、有些人還可能刻意誇大、掩蓋、扭曲甚至偽造;三、一般而言, 轉述尤其是拐了幾道彎的轉述,比當事人自述更不可靠。因此,口述歷史必須和歷史文物相互參照,仔細考訂其真實性,才能作為有效的史料。「六 四」後出版了大量書籍,我看大多都有這方面的嚴重缺陷。
回到「丹佛打工」一說,唐德剛教授的依據是「盧家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後盧家後人 說的故事,這就很難避免張冠李戴甚至誇大扭曲的嫌疑。孫文曾四次駐留美國本土,雖然也可能有窮困潦倒之時,到餐館打工積攢一些錢用於養家也不 是不可能(我們看見他有多次求助友人和組織資助家用以解後顧之憂的舉措),但在1911年10月初,根據上述提供的資料和分析,這種可能性極 小,孫文當時正忙於四處演說大規模籌集革命資金,籌到的金額也不小,何況在武昌起義時並不在丹佛城,而過了兩天后到了丹佛,立即得知武昌起義 成功,於是即刻啟程回國,留在丹佛盧家餐館打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過,孫文在1904年冬天,倒確實可能在美國打過工。那時革命派處於最低潮,洪門 本是孫文的革命基地,也多被保皇派奪取,而旅歐湖北留學生的八千法郎尚未寄來。這時,他住在簡陋的rooming house中,也沒能發展幾個會員,在紐約那種地方,不打工大概也很難維持生計。其實,如果孫文打過工,也不是一件羞恥需要避諱的事,這一點筆者非常認同 唐德剛教授的說法:「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于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 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只是,以「武昌起義時孫文在美國丹佛打工」來作為「孫文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沒有直接關係因此貢獻 不大」這種推論的根據,是靠不住的。——這不是唐德剛教授的推論,卻導致了很多人的誤解,構成對歷史的扭曲與誤讀。
【十一】、結語
根據前面對歷史脈絡的各項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孫文是辛亥革命的領袖,他不僅是廣義 的辛亥革命的領袖,也是狹義的辛亥革命的最主要的領袖之一。辛亥年春天,同盟會核心層傾其全力舉行了廣州黃花崗起義,雖然這次起義因為種種原 因失敗了,但為這次起義所作的各省測應的鋪墊,卻為五個月後的武昌起義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加上黃花崗起義後不久「皇族內閣」引起立憲派倒向革 命、「鐵路國有」更激起社會中下層激烈的保路運動、湖北調兵入川鎮壓導致武漢空虛,種種有利因素合在一起,反倒是本來預備策應的武昌的起義意 外成功了。而武昌革命黨力量的發展壯大,則與孫文及其興中會、同盟會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從最初的花園山聚會到最後的文學社、共進會,其中很 多骨幹直接就是孫文派遣回國的,或再經他們吸收發展的。這樣,雖然武昌起義時孫文遠在國外,他長期經營的組織卻能發揮領導功能,而他自己也並 非不知情。當然,孫文同許多同盟會領袖一樣,並未料到武昌起義會導致辛亥革命的成功,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他不屈不撓,在美國各地繼續展開更大規 模的籌款活動,以圖再戰。
這裡歸結一下,作為對開篇提到的一些目前流行的錯誤認知的回應與糾偏:
(1)、以 武昌起義否定孫文領導的十次起義,是割裂歷史的說法。這好比說最後一口吃飽了,之前吃的都沒有作用。實際上,正是通過體制 外的一次次起義,才激勵起進步青年去尋找革命組織與領袖,然後進入體制內尤其是新軍,最後從體制內顛覆專制統治。前面十次起義造成的震撼和影 響,使很多青年嚮往革命、追尋領袖(如武昌花園山聚會「尋孫逸仙,期與一致」的革命方略),為後來革命黨組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前 文已經證明,發動武昌起義的兩個重要組織及其主要成員,與孫文前面領導的起義及組織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和聯繫。因此,諸如「孫中山十次起義… 未免有點像蚍蜉撼大樹」這樣的評語,實在是無的放矢。
(2)、否 認同盟會對共進會、文學社的領導,違背史實。武昌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其實都是同盟會員或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如日知會、共進 會)成員。文學社之前的日知會、科學補習所、甚至花園山聚會,起初的核心人物基本上都是孫文及同盟會核心層委派回國的同盟會員甚至興中會員 (如吳祿貞、余誠、吳崑、劉公、陳鎮藩、曹亞伯、胡瑛、劉復基、蔣翊武等等);而共進會本來就是同盟會核心層領導和資助的週邊團體,都奉孫文 為總理,綱領也幾乎完全一樣,只是為了發展軍中和會黨成員的方便才另外起名,其核心成員也多是同盟會骨幹分子(如居正、劉公等人;孫武後來也 加入了同盟會)。同盟會這些核心成員在國內發展了另一些骨幹分子(如劉靜庵、孫武、熊秉坤等人),進而在新軍中發展了大量的革命黨人。因此, 所謂「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這樣的論斷,完全不符史實。 而所謂「劉揆一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灶,創建了共進會」更是無稽之談,劉揆一雖是共進會的原提議人,卻是黃興的助手,始終維護孫文及同盟會的 團結,後來並未參加共進會。這一說法究其來源,其實是對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一書中「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一節中的簡化敘述的誤 讀。
(3)、以 孫文遠在美國來否定其作用,是脫離歷史背景和苛責古人。片面簡單地說孫文遠在美國,而不說明他無法在東亞立足的現實原因、 及他在籌款、組織和外交上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只陳述部分真實而掩蓋全貌的做法,在歷史敘述和評論中是不可取的方法。其實,從居正、黃興和孫 文當時的來往電報和信件來看,他們對武昌起義自始至終都是了解動態的。而用「武昌首義時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這樣的 說法,試圖誤導讀者以為孫文自顧不暇所以根本無法對辛亥革命有所貢獻,則是刻意的歪曲和不公正的貶低了。孫文在東亞無法立足的現實原因,是清 廷一直通過外交手段,迫使亞洲各地政府驅逐他。而他直到武昌起義爆發前不久,都還一直在爭取回到日本就近指揮國內鬥爭。
(4)、以 同盟會核心層當時不在武昌宣稱來否定其作用,更是扭曲史實。武昌起義時,黃興、居正、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當時不在武昌,則 更不能說明同盟會核心層對武昌起義沒有領導作用。實際上恰恰是居正代表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組織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一直在武昌發動起義,雙十日他 之所以不在武昌,只不過是因為他正好到上海去為武昌起義購買槍支。而譚人鳳早在年初就到武昌,這還在廣州黃花崗起義之前,他是奉同盟會香港統 籌部之命,也就是奉同盟會核心層之命,帶款去發動策應的,並見了共進會的主事人孫武及文學社的主事人蔣翊武,後來這二人就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指 揮者。宋教仁當時人在上海,是因為他們當時要發動的是整個長江流域,而不僅僅是武昌的起義。實際上他們在武昌首義後很快就趕到了現場。
(5)、孫 文在革命黨人中的根基深厚威信極高。這裡歸納和補充一些例子。一、早在1903年參加武昌花園山聚會的革命軍人,已經定下 「尋孫逸仙,期與一致」的革命方略,後來他們在歐洲和日本留學時就追隨了孫文;二、黃興、劉揆一也受到這一方略影響,在1905年5月聽說孫 文要從歐洲到日本,專門到日本等了一個多月去見他,隨後就一起創建了同盟會;三、孫武在武昌革命黨人中的威望,部分得益於其名字:孫武、遙仙 與孫文、逸仙對應,很多人以為他是孫文的弟弟;四、共進會也推戴孫文為總理;五、武昌起義那天凌晨,三位革命黨人被處決,其中一位是楊宏勝, 共進會與文學社成員,就義時高呼「孫中山萬歲! 未死同志萬歲!」;六、武昌起義後在《中華民國公報》上連續兩個月刊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文」的告示【見插圖】;七、一出喜劇:武昌起義後,揚州一 個遊手好閒的混混孫天生,僅靠冒充是孫文的族弟,就帶著幾個散兵游勇大搖大擺衝進衙門,將揚州光復了;八、孫文剛剛回國,就在南京被17省代 表以16票選舉為臨時大總統。總之,所謂「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饃」,也屬刻意貶低的說法,並不是當時的實際 情況。孫文當選,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6)、總 之,否定孫文對辛亥革命的領導地位,嚴重違背史實。綜上所述,孫文不僅領導了廣義的辛亥革命,也是狹義辛亥革命的重要領 袖。所謂「辛亥革命事實上與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核心層無關」、「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武昌起義不是同盟會策劃和領導」等等這些說 法,均與歷史事實不符。這些誤會不僅在中共體制內的學者中流行,可嘆的是也在親民主人士中、尤其是高標憲政改良的「自由派」中流行,這源於他 們對孫文的另一種歷史誤讀,那就是他們因為不能認同孫文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優秀部分的推崇,而刻意貶低孫文的歷史功績,他們認為孫文要為後來的 共產革命負責,甚至宣稱孫文就是破壞民主憲政的罪魁禍首,而對袁世凱和軍閥們則報以同情,完全忽視孫文為阻止共產革命竭力推動民生主義革命的 努力。
封從德
民國百年元月至三月,寫於美國舊金山灣區。
【參考文獻】
《國父全集》全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輯,台北:中央文物出版 社,1983)
《革命逸史》1-6輯(馮自由,北京:中華書局簡體豎排版清末民國初期史 料,1981)
《細說民國創立》(黎東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
《孫中山全集》全十一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及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孫中山年譜》上中下冊(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 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合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北京:中華書局,1976.11)
《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孫文選集》上中下冊(黃彥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1)
《中國國民黨史稿》(鄒魯,臺北:傳記文學,1993)
《居正文集》(羅福惠、蕭怡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細說孫中山》(李君如主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註釋】:
[1] 劉曉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中山」。2006年4月16日,首發《博訊》網站。
[2] 許行:「重新評價孫中山」,香港《開放》雜誌2011年2月號,第51-55頁。
[3] 桑普:「重新審視孫中山」,《開放》2011年2月號,第56頁。
[4] 《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61頁。
[5]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38頁。
[6] 同書第203頁。
[7] 湖北新軍三十二標中的革命黨人曾準備在進軍荊州和宜昌之間殺掉大臣端方起事,"居正聞之,乃力加勸阻"(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910頁)。居正本人在 《辛亥紮記》也對此事這樣記載道:"繼有告余者,余乃力加阻止,告以革命策略。"(《居正文集》第35頁)。
[8]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48頁。
[9] 熊志勇:「逸軌•內鑠•博弈」,《湖北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
[10] 清末廢除科舉制,起先議論了十年,但最後廢止極為迅猛。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後,在京會考的舉人集體請願(公車上書),康有為、梁啟超等建議廢除 八股,興辦新學。這項建議在1901年得到清廷採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改用策論。1904年5月,清朝舉行最後一場科舉考試。1905年 9月2日,慈禧批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以光緒名義發佈上諭明告:「着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 千年科舉制正式宣告廢除。與此同時,清廷製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大批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據統計,1905年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總共取錄了1388人。留學成為仕途捷徑,這就是1905年前後海外 留學生人數陡增的緣由。而這些留學生中,很多人都走上了孫文的道路。
[11] 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323頁。
[12]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22頁。
[13]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245頁。
[14] 見《民報》創刊號:過庭(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這並不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年後《民報》週年慶,孫文在東京神田錦輝館講題「三民主義 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聽眾達六七千人。見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20頁。
[15]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13頁。
[1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68-71頁。
[17] 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136頁。
[18]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40-241頁。
[19] 孫文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記錄了黃興與他的電報內容。黃興於1911年9月下旬發電報給孫文,稱「居正從武昌到港(應為滬),報 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
[20] 1910年6月「致檀香山同志告秘至日本情形並囑籌款函」及6月22日「由檳抵日後致紐約同志函」,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77、79頁。
[21] 1910年11月「致美洲致公堂同志請籌款以應起義函」,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88~89頁。
[22] 孫文在信中說:「許我到日本居留,則於交通北洋陸軍,甚為便利」,見1911年1月21日、2月15日及4月1日「致宮崎寅藏托代交涉許回日本居留以利活 動函(三件)」,《國父全集》第二冊,玖-94~95頁。在5月20日,他又連發兩封信,再摧、宮崎寅藏,見同書玖-96~97頁(「致萱野 長知請將日本對華政策見告函」、「致宮崎寅藏商赴日本並詢東亞大勢各事函」)。7月16日,他寫道:「弟之心腹同志,近年多入北洋陸軍,故多 未便相見。其間有來往外間者,則有前延吉都統吳祿貞君…其他常來往上海者,則有現任海軍提督程璧光君,皆昔年同謀之人也…弟今冬慾再到日本, 公能為我設法使政府不阻撓否?」,見「在美致宗方小太郎抗議日本對本黨態度盼啟導日本輿論及政府同情我國革命函」,同書玖-98頁。
[23] 見《孫文選集》中冊「致鹹馬裏談攻取廣州計劃並請在美籌款函」,及李君如《細說孫中山》「國外軍事、財政智囊」一節引用鄧麗蘭編著《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 者》。
[24] 1910年11月3日「致鄧澤如等詢分任籌款等事函」,《國父全集》第二冊,玖-86頁。
[25] 《國父全集》第二冊,玖-73頁。
[26] 1911年7月18日,孫文在「廣州起義失敗後自美洲致鄧澤如等函」中寫道:「以區區十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之聲勢,飛騰千丈,億甚值 也。…弟現在開始經營數路,想當有一路可成…又經羊城一役後,外交亦易入手」;其中也提到黃花崗起義後,美洲金山致公總堂改變態度,變為積 極;並請友人助「家人接濟」,以解後顧之憂。見《國父全集》第二冊,玖-97頁。
[27] 見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第264頁。其中稱黃興電報日期是夏曆八月十四日(陽曆10月5日),與孫文後來回憶同樣內容的電報(「居正從武昌到滬,報告新 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的發出日期不一樣(9月下旬),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從居正9月16日到上海這一點看,可能還是孫 文說的9月下旬比較準確。無論如何,因為這份電報是在外出籌款途中得到的,而密碼簿已先行隨行李運到丹佛,因此直到10月12日孫文才獲悉電 報內容。
[28] 《孫中山年譜》(上),第103頁。
[29] 這些地名來自邵雍「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的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132~139頁。我仔細研究了地圖,按照 粵語發音習慣,找回了對應的英文地名,所幸這些英文地名過了一個世紀都基本沒變。
[30] 《孫中山年譜》(上),第104頁。孫文後來回憶道:「武昌起義之次夕,余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見《國父全集》第一冊,參-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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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1-10-28 17:35:49
作者: 草蝦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領袖,但後來被國共二個匪黨糟蹋了 2011-05-26 21:26:44 [点击:468]
武昌暴動是辛亥革命的第九個饅頭,終於吃飽了,哪能說前面八個饅頭不必吃?
孫中山被一致推舉為中華民國開國大總統,說明了他的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袖的歷史地位。
國共二個匪黨都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的唯一正確的繼承人,但他們的罪惡与孫中山無關。
作者: 赛昆 补一句:孙文最大的贡献, 2011-05-26 20:44:04 [点击:452]
是唤醒民众。此前,满清政府一直以中国代表的口吻说话,骂亲西方的中国人为"二鬼子"。孙文等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真正的民族主义唤醒民 众。前两年有位恶骂孙文的人也承认孙文的口号煽动了人心。
现在也一样,黄俄卖国贼们以中国代表的口吻说话,靠伪造历史禁锢言论玩"民族主义"牌维持统治。这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服从联共" (中共代表团刘少奇语)而窃国二毛子,跟满清一样贼喊捉贼。孙文"恢复中华"的旗帜,还应该高举。
作者: 冰封三尺 身为一个鞑虏对于孙文未能驱逐成功深表遗憾。 2011-05-26 21:28:54 [点击:473]
麻烦开除俺中华民族族藉 lol
作者: 赛昆 不必遗憾。前帖明言:那只是煽动。革命后改五族共和,没大清算. 2011-05-27 05:17:18 [点击:436]
除了万里以外的西安,基本没有大屠杀发生。孙文并没有搞大清算。与满蒙南犯相比,文明多了。
以百万人统治数亿人,在现代社会,下台是早晚的事。劝各位少点仇恨,不要仇恨某个人或者仇恨某族人。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5-27 05:21:11
作者: 冰封三尺 造神文。 2011-05-26 17:53:44 [点击:490]
严重与事实不符,举例来说,把中部同盟会与孙文关连起来根本就是个笑话,也刻意淡化了其他革命领袖的地位,企图以孙文取而代之,就像孙文在武昌中 取代孙武一样的可耻。
封從德這篇文章認真下了功夫,很好。 范似棟 [0 b] 2011-05-26 17:49:31
作者: 赛昆 好文。评论几点。 2011-05-26 17:37:01 [点击:441]
1,文中说:"孫武(香港入盟)"。把孙武算入同盟会是否恰当?共进会已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2,俺以为,把黄兴、居正、宋教仁划为"武昌起義後不久趕到的同盟會員"不够妥当。这几位是武昌起义的直接策划者,宋教仁虽不在场,却任临时军政 府外长。
3,"文学社"的发起人是同盟会员蒋翊武刘复基,这说明文学社性质如同中共1949年前在大学组织的"读书会"一样。识字的都知道,1946年组 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那些读书会,其实全是中共附属组织。
4,还有应该顺带批驳所谓"孙文是国共两党吹起来的"这一谬论。当然,只要不是弱智都知道,中华民国首任国家元首是各路义军拥戴的结果,也为北洋 袁世凯接受("承孙大总统推荐"),与国共两党不相干。孙文自非全人,毛病不少。但孙文推翻满清的功绩,俺相信炎黄子孙们会铭记。
作者: 新大陆人 顶民国百年,辛亥革命之说就是匪共贬低武昌首义开国的话语阳谋。 2011-05-26 13:50:12 [点击:487]
--封從德
民國百年元月至三月,寫於美國舊金山灣區。--
--顶民国百年,辛亥革命之说就是匪共贬低武昌首义开国的话语阳谋。
势力眼的匪区运运就跟匪共一样高唱什么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实质上,匪区运运只认成王败寇的烂东东,嘴上高叫民主,正义东东。
但匪区运运无人承认民国台湾虽小,但代表中华的正义,中华的正统。
民国百年,虽经白倭赤俄两帝相侵由大变小,但终究完成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大业。
用俗话,民国台湾已是中华的民主,自由的灯塔。好象米国总统小布什也是这么说的。
感谢台湾,让民国绅士能有台湾一偶完成宪政伟业。
感谢平民出身的封副总,64出来20多学星中第一位认同民国。
--封從德
民國百年元月至三月,寫於美國舊金山灣區。--
民国后,孙大炮就不用远去米国和欧洲了,因为倭国政府反袁大头。
可见,如倭国政府也反满清政权,孙大炮不会跑到米国去的。
看起来,武昌首义开国前,满清势力比现在匪共还要强大,连大英帝国都要赶孙大炮。
现在匪区运运在米国欧洲多自在,可惜成不了事。
--(1)孫文當時不在東亞的苦衷。這主要是清廷對日本及東南亞國家政府施壓造成的。這期間孫文還於1910年6月化名潛入日本十天,日本政府為 此專門開過兩個小時的內閣會議,起初敷衍清廷,後來孫文只得離境。[20] 他隨後去了南洋,在那裡主持了庇能會議,確定第二年春廣州起義計劃,他甚至「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21] 但會後不久就又遭遇英殖民當局的逐客令,於是只好再去歐美籌款。從1910年11月27日他尚在南洋時,直到次年夏在美國,孫文不斷寫信給日本宮崎寅藏、 萱野長知等友人,希望他們設法遊說官方允許他到日本居留,以便就近指揮國內事宜,但都沒成功。[22]--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5-26 15: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