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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报告称 新浪微博用户比Twitter用户更快乐

lihlii ‏@lihlii
真他娘的扯淡。RT @ssnokin: 报告称新浪微博用户比Twitter用户更快乐 yalelynn 写道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 http://society.solidot.org/article.pl?sid=12/06/29/1111208&from=rss http://pic.twitter.com/CCjaTtPG
12年6月 29日, 19:44

淡淡の相思 ‏@snowSe9
RT @xuyeah 真的是荷兰不是河南?资本主义也无节操啊……RT @onlycup 真tm丢脸RT @phoeagon: 《报告称新浪微博用户比Twitter用户更快乐》http://is.gd/SsaBjN  "荷兰XX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 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12年6 月30日, 3:23 下午

爱网兜 ‏@andywu126
这点我承认,因为无知的人最快乐 RT @onlycup: 真tm丢脸RT @phoeagon: 《报告称新浪微博用户比Twitter用户更快乐》http://is.gd/SsaBjN  "荷兰XX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 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原来是人文学院做的!
12 年6月30日, 4:05 上午

盛万章是燃魔西 ‏@ranmocy
真TMD丢脸 @luyunliang: 真TMD丢脸 RT @onlycup: 真tm丢脸RT @phoeagon 《报告称新浪微博用户比Twitter用户更快乐》http://is.gd/SsaBjN  "荷兰XX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原来是人文学院做的
12年6 月30日, 12:46 下午

lihlii
记得除了北邮方滨兴那伙,上海交大也有个研究网络封锁技术给共匪做帮凶走狗的团伙,曾经发表如何破解"自由门"翻墙软件加以封锁的所谓狗屎论文。 @snowSe9 @xuyeah @andywu126 @onlycup @phoeagon @glimho @DelftRT
12年6月 30日, 3:49 下午

Delft ‏@DelftRT
RT @glimho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9%的新浪微博消息表达的是积极向上的心态,而Twitter的该比例仅为71%… 小秘书功不可没啊
12年6 月30日, 5:00 上午

lihlii ‏@lihlii
CN tweople insulting this report made by TU Delft @DelftRT RT @glimho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12年6月 30日, 3:24 下午

lihlii ‏@lihlii
It's a big SHAME of Delft, TU. @DelftRT RT @glimho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12年6月 30日, 3:50 下午

lihlii lihlii ‏@lihlii
TUDelft 的新任校长是以前驻华大使,经常帮共匪撒谎。也许他是促成这种谎言研究报告的重要推手? https://t.co/hBv23yUG @snowSe9 @xuyeah @andywu126 @onlycup @phoeagon @glimho @DelftRT
12年6月 30日, 3:42 下午

lihlii ‏@lihlii
欧美议会只有少数正直的议员傻乎乎地在说真话,极少数一小撮,不成气候。政治经济利益和维稳是压倒性的策略考虑。北京奥运前关于拉萨事件听证会, 荷兰驻中共大使反对抵制奥运,说,我们怎么能为了那不到1%的藏人得罪超过 95%的汉人呢 @freehvl @aiww @rmack @houan
11年1月 31日, 8:47 上午


090724 立里:此共产党非彼共产党 http://goo.gl/V9PX6 = http://lihlii.posterous.com/20643817

我看报道,拉萨 3.14 事件发生后,荷兰议会召开听证会,讨论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有 些议员提出抵制奥运会开幕式,其中包括 基督教民主诉求党 CDA, 劳工党 PvdA, 基督教联盟党 ChristenUnie,  绿色左派党 GroenLinks, 民主 66 党 D66 和动物保护党 PvdD,包括相对保守的中左派,中右派,和相对激进的左派,环保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提案者是基督教联盟党[3],一个相对保守的中左派政党。

对此,作为中右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诉求党(CDA)成员的荷兰驻华大使 Dirk Jan van den Berg [1]拒绝,他说[2]:中国会把这当作是扇了他们一记耳光。抵制奥运会将严重破坏和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

他说[4],中国通过奥运会,会变得更加开放。中国人会被对他们国家的批评感到吃惊。他们的观点和荷兰政府是一样的。

他还说(大意),中国 90% 以上都是汉族。我们为何要为了不到 10% 的藏人,得罪 90% 的汉族中国人呢?

[1] Drs. D.J. van den Berg http://www.parlement.com/9291000/biof/17520
[2] http://www.vol.nl/viewtopic.php?p=3270810#3270810

(Novum) - Een boycot van de openingsceremonie van de Olympische Spelen door Nederland zal de dialoog over de mensenrechten met China ernstig verslechteren. Dat zei voormalig Nederlands ambassadeur in China Dirk-Jan van den Berg woensdag in de Tweede Kamer. Daar werd een hoorzitting met China-deskundigen gehouden over het mensenrechtenbeleid in China.

Voor een totale boycot van de Olympische Spelen is in de Kamer geen steun te vinden. Enkele partijen overwegen wel te vragen om een boycot van de openingsceremonie. Oud-ambassadeur Van den Berg wees zo'n boycot af. "Dat zal door China als een slag in het gezicht worden beschouwd. De dialoog over de mensenrechten zal daardoor ernstig worden verpest", stelde Van den Berg.

Vorige week zeiden CDA, PvdA, ChristenUnie, GroenLinks, D66 en de Partij voor de Dieren dat Balkenende de mogelijkheid nadrukkelijk moet openhouden dat hij ervan afziet de openingsceremonie bij te wonen. Twee weken geleden zei Balkenende dat hij nog steeds van plan is naar de openingsceremonie te gaan. Toen noemde hij de discussie over een mogelijke boycot 'selectief'.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Union
[4] http://passievoormensenrechten.web-log.nl/passie_voor_mensenrechten/olympische_spelen/index.html

Volgens de voormalige Neder landse ambassadeur in China Jan Dirk van den Berg is China door de Olympische Spelen opener geworden. Hij zei dat Chinezen verbaasd zijn over de kritiek op hun land. Zijn zienswijze is dezelfde als die van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5]  http://www.chinaherald.nl/ambassadeur.pdf


http://www.chinataiwan.org/xwzx/la/200706/t20070609_379773.htm
荷兰驻华大使访西藏 重申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时间:2007-06-09 08:37    来源:    
 
  中新社拉萨六月八日电 (记者 柳俊武)继稍早访问青海省后,荷兰驻华大使闻岱博到西藏进行友好访问,七日晚,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 仁在拉萨亲切会见了闻岱博一行。

  列确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荷兰在西藏有不少援助项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这些援助项目非常重视,荷兰几任驻华大 使都到藏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援助项目,对西藏的经济起到了补充完善和推动作用。我们对荷兰政府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列确简要向客人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现在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群众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他 希望闻岱博一行在藏期间,通过实地参观,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同时希望双方今后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良好的合作。

  六月五日,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津成在西宁会见了荷兰驻华大使闻岱博,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

  荷兰在花卉培植、风力发电等方面有较强优势,其畜牧业也很发达。在以上方面,与中国的青、藏两省、区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和发展前景。

  闻岱博表示,青藏高原自然风光秀美,生态环境搞得很好,民族文化独特,双方在花卉、畜牧业和民族文化方面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他说,到藏后,在拉萨市看了一些荷兰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我们感到很满意。他说,荷兰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相信双方今后合作的前景 将更加广阔。



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

阳光时务:被解約記者 Paul Mooney 慕亦仁 自述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

C.A. Yeung ‏@WLYeung
MT @degewa: 阳光时务:被解約記者自述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 http://www.isunaffairs.com/?p=8020 幾乎沒人注意到,自我審查並不是報社唯一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心的,是《南華早報》在王的領導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cc @pjmooney

lihlii ‏@lihlii 12年6月28日, 10:24
这则评论的作者仿佛大象,感知迟钝。《南华早报》被共匪控制已经好多年了。 @WLYeung @degewa @pjmooney

C.A. Yeung ‏@WLYeung 12年6月28日, 11:38
@lihlii 立里,迟钝的不是这作者,而是整个西方媒体,过去,我每次在推上批评王向伟,都马上有外媒记者出来替他辩护。在这情况下,如果慕仁对他提出指控,别人一定认为他是报复解约的事。但这趟不同了,王向伟的丑态已露,把解约的过程公之于世,对他的旧同事们的抗争更有帮助。

lihlii
香港的《星岛日报》《南华早报》等原先较为反共的媒体尽数被共匪控制,以营造河蟹宣传攻势。国共两个黑帮都在努力找借口整肃不听话的《苹果日报》。

Paul Mooney 慕亦仁 ‏@pjmooney
《南华早报》前记者指总编"自我审查" | 新闻报道 | DW.DE | 27.06.2012 http://www.dw.de/dw/article/0,,16053742,00.html

被解約記者自述:我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
28 六月 2012

4月22日,《南華早報》的新任總編輯王向偉通知我,《南華早報》與我的工作合約在今年5月21日期滿後將不再續約。說實話,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氣炎熱,王與我在香港一間酒店的餐廳裏談話。他開口時眼睛望著桌子,看起來根本不想與我有眼神接觸。隨便聊了幾分鐘後,我單刀直入地問他我的合約問題。

他有些坐立難安,說,因為財務上的問題,他沒法給我續約了。

在我看來,這明明白白是個包含政治考量的決定。在過去的七個月裏,他幾乎不讓我給《南華早報》寫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文章。在這段時間裏,我只有兩篇刊 載在《南華早報》中國版塊上的報道,一篇是關於熊貓的,另一篇是關於愛滋病感染受害者賠償的。我給報社的中國新聞編輯組發了二、三十封提出選題建議的郵 件,沒得到任何回覆——其中有個選題倒是通過了,但版面編輯告訴我,王把它否了。我給王發了六、七封郵件,表明我想為《南華早報》多寫些文章,他也從不回 覆。

這當然跟錢沒關係。我一離職,王就招聘了好幾個年輕的新人記者,其中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就算真有財務問題,為什麼是我被解聘?顯而易見,報 社裏好多人沒有我資深。我跟《南華早報》簽了兩年的約,第一次給《南早》寫文章還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為《南早》贏得了10個新聞類獎項,比報 社其他任何記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給《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計較每個字能拿多少稿費。他聞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請求報社至少讓我保留《南早》的記者資格證,這樣我還 能繼續給報社貢獻各類文章。他聽了咕噥著說他要考慮一下。我後來發了好幾封郵件向他求肯,他還是不肯點頭同意。其實在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報社一分錢。

去年,當我得知王向偉晉升為總編輯時,我非常驚訝。不說別的,不管外界說他是個多麼資深的記者,他其實都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遠遠比他的很多員 工要少。王在《中國日報》工作過,拿過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去過倫敦參加一個相關的訓練項目,在那時短暫地給BBC工作過。據我所知,他從來就沒「跑過 口」——就是我們美國記者說的花多年時間踏遍大江南北做採訪。

在很多事件裏,王已經顯露出他新聞判斷的不準確,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個「審查新聞」的名聲——也許《南華早報》的大老闆、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和他輪流經營此報的兒女就是看上了他這點。

隨便跟《南華早報》中國報道組的任何一個人聊聊,他都會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他的報道,或者怎麼要求他寫中國喜歡看到的無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國,坐火車去看望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帶著年幼的兒女溜出了被中國國保人員嚴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國,最終到達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廳裏採訪耿女士,訪談持續了三個小時。她告訴了我很多她和兒女在東南亞雨林中連夜逃亡的細節,其中許多事實從未被報道過。說到國保人員如何折磨 她丈夫的時候她哭了,但當她歷數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師的身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她又微笑起來。講到她帶著孩子在美國所遇到的困難時,她還是忍不住流淚。 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殘酷折磨和長期「被失蹤」,她的兩個孩子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衝擊。

一位編輯表示對這篇報道頗感興趣。但一天還沒過他就告訴我,說王向偉(編者注:時任南華早報主管中國報道的副總編輯)駁回了這篇文章。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在高短暫脫離「被失蹤」狀態期間,我是第二個見到他的外國記者。當時,總編輯Reg Chua和副總編David Lague為了這個選題跟王激烈地爭論了一番——王對這個故事表現冷淡。總編和副總編希望這篇報道能上頭版,王卻認為它該被夾在內頁裏。他們最後相互妥協 了:在被輕微刪改之後,這篇報道被放入了內頁。高智晟顯然是王不希望報道的對象之一。

自去年中國政府出手迫害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開始,許多人都被套上黑頭套、塞進車裏然後被押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親眼看到了前所未有 的恐嚇和由此帶來的痛楚,我覺得這標識了一種新的使人恐懼的社會趨勢,於是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建議做一篇專門的報道。當時副總編David Lague在度假。這個想法立刻被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駁回了,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我寫了便條,解釋說這次是一種 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覆的。

David Lague幾周後回來了。我馬上把報道提交給他,他迅速回覆說:去做啊!於是我完成了整篇報道。但是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後來我發現這 是王想讓一篇報道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我寫郵件向David Lague詢問,他無奈辯解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個月後發表了。我憑藉這篇中國新聞編輯組想斃掉的稿子拿了兩個獎。

在前總編輯和前副總編還在報社任職的時候,這兩位資深記者總是為了新聞跟王向偉先生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報社老闆郭鶴年的女兒爭執。而老闆總是站在王的那邊。有內部人士說,郭一直以來「寵愛」王,因為相信他在大陸有影響力。

我不是第一個被踢出報社的外國記者。在我之前,一長串經驗豐富的外國記者被王不予續聘。他就用這個辦法來扮無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續約而已。現在已經沒有外國記者在《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版供職了——很長時間不曾有這樣的狀況了。

駐廣州站的記者,馬來西亞人Leu Siew Ying就是個其中的絕佳一例。2006年,她因報道年前的太石村罷免事件得過欧盟委员会的洛伦佐纳塔利大奖。2007年她與王先生就是否繼續跟蹤報道太石村事件發生激烈爭執,又受到來自廣州政府的壓力,最終離開了報社。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後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

不過,不僅僅是外國記者受到了打擊。跟隨便哪個負責中國方面新聞的優秀的中國或者香港記者聊聊,要他們還願意說,他們都會悄悄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優秀的新聞稿件,卻告訴他們多寫些「正面」報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獲刊載的披露李旺陽之死的報道,最終把王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

當一位編輯詢問《南華早報》對此事的報道篇幅相對於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直接讓他閉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任何事情。我做了這個決定而且我堅持。如果你不喜歡,你知道該怎麼做。」

當這條新聞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王的記者們聯名簽署了一封質詢信求一個說法。焦慮的王回應道,他之所以在事件發生後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報道此事,是因為他覺得《南華早報》還沒有充足的事實來支撐一篇大的報道。

但王沒有說出來的是,本來報社是準備了一篇更長、更充實的稿件來報道李旺陽之死的,但王卻臨時抽掉了稿件,把它換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來的版面上,放上關於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與大學生交流的報道——這是兩天前已報導過的「舊聞」了。

幾乎沒人注意到,自我審查並不是報社唯一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心的,是《南華早報》在王的領導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關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中,副總編輯譚衛兒像個高中女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廢話,只問了這位從來沒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出現過的人物一 個嚴肅的問題。李世默(編者注:上海風險投資家)是中國政府著名的辯護人之一,他在《南早》寫定期的專欄。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輕不重地批評了香港市民, 指責他們不讓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還對這樣的人民是否有資格進行民主投票表示懷疑。上週,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強世功(編者注:強世功曾在中聯辦 研究部掛職5年,著有《中國香港》一書,並引發香港作家陳冠中撰長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評論,稱「香港人服從北京的領導」。

在王自己發表的每週社論裏,他預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擺脫麻煩,並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現在還很安穩,而且他也顯然扛住了黨內各路對手給他帶來的壓力。」王在薄熙來栽了大跟頭之前,這樣寫道。

還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拉薩的藏人是如何歡慶藏曆新年的,還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話。同時,其他媒體卻頻頻報道藏人自焚的種種慘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來《中國時報》刊載的那些東西差不多。

雖然《南華早報》依然持續刊載優秀的中國新聞報道,但這份報紙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狀態了,甚至回不到這三年來不斷進步的勁頭上了。

在王的管理下,這份報紙已經失去了香港乃至於國際讀者的信任。它現在幾乎淪落為中國本地媒體中的一個笑話了。

可悲的是,《南華早報》這份歷史超過百年的老牌報紙,可能等不到轉捩點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氣,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報社內的保守主義卻日益興盛。 有競爭力的記者不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報社。而《南華早報》也將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報刊的整體前景堪憂,這真是可悲。

英文原交:

Self-censorship in SCMP
Paul Mooney

On April 22, Wang Xiangwei, the new editor-in-chief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nformed me that my contract with th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renewed when it expired on May 21. I can't say I was surprised.

Sitting in a hotel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on a hot April day, Wang stared down at the table as the conversation began, seemingly unwilling to make eye contact.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hit chat, I asked him directly about my contract. He fidgeted an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new it due to budget problems.

To me it was clear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For seven months, he had basically blocked me from writing any China stories for the newspaper. During that period, I only had two stories in the China pages of the newspaper–one on panda bears and one on compensation for AIDS victims. Some two dozen other story suggestions went unanswered by the China Desk–in one case a story was approved, but the editor told me Wang had overruled him. A half-dozen emails to Wang pleading to write more for the newspaper went unanswered.

It certainly was not about money. Following my departure, Wang hired a spate of new young reporters, many apparently from the mainland. And if there were budget problems, why was I chosen to be let go? Obviously, there were newer people at the newspaper than myself. I had been on contract for two years, and wrote my first article for the newspaper in 1990, some 22 years ago. And I'd won 10 awards for my reporting for the newspaper, more than any other staff reporter.

When I offered to freelance and said I didn't care about the word rate, he hemmed and hawed. When I asked if the newspaper could at least allow me to keep my journalist accreditation with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 I coul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the newspaper, he muttered something about having to think about it. Despite several emails asking about this, he never agreed to do this. And there was no cost in sponsoring me.

When the news came last year that Wang had been appointed the editor-in-chief, I was quite surprised. For one, despite talk of him being a veteran journalist, he had little actual practical experience doing real journalism–far less than a lot of his staff. Wang had worked for the China Daily, done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had gone off to London on a training program, where he worked briefly for the BBC. As far as I know, he never "pounded the sidewalks," as we American journalists say of a reporter who has spent years roaming around doing interviews.

He'd shown weakness in news judgement on many occasions, but more important, he'd long had a reputation as being a censor of the news, which may be what endeared him to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tycoon who owns the newspaper, and his son and daughter, who took turns running thenewspaper.
Talk to anyone on the China reporting team at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y'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how Wang has cut their stories, or asked them to do an uninteresting story that was favorable to China.

Last November, I traveled to the US on holiday and decided to take a train to meet Geng He, the wife of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who had snuck past Chinese security guarding their Bejing home with a young son and daughter, making it all the way to Thailand and eventually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US.

During a three-hour interview in a highway Burger King, Ms. Geng gave me unreported details about the harrowing escape through Southeast Asian jungles, much of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cried as she talked about her husband's treatment by brutal security people, and she smiled when she recalled her husband's dedication as a lawyer. Tears fell as she described the difficulties the family was facing in the US. Both children had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treatment of their father here in China, which included serious torture and forced disappearances for lengthy periods.

An editor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story, but got back to me later in the day to tell me that Wang had spiked it. No reason was given.

When I was the second foreign reporter to see Gao during his brief respite from being disappeared, Editor-in-chief Reg Chua and Deputy Editor David Lague had a bitter argument with Wang, who was not keen to run the story. They wanted it on the front page, but Wang wanted it buried inside. They compromised by putting the story inside and cutting it slightly. Gao Zhisheng was obviously on Wang's list of people not to be reported about.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its nasty crackdown against rights lawyers and other dissidents last year, that saw people have black hoods thrown over their heads before being stuffed into a car, and then being taken to hidden location, where most endured horrible torture. I saw an unprecedented pattern of intimidation and pain that clearly marked a new and frightening trend and so I suggested a story to the China Desk (David Lague, the deputy editor, was on holiday at the time). The story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a China Desk editor, who said the newspaper had reported on tortured lawyers already. I wrote a short note saying this was a new and different trend, but I knew it would go
unanswered.

When David Lague returned weeks later, I submitted the story to him and he immediately said to go ahead. I finished the story, but it sat on China Desk for about three months, a practice I later learned was not uncommon when Wang wanted to let a story shrink in importance. When I wrote to David Lague, he pleaded he no longer had the authority he used to have. 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 ran three months later, and I went on to win two awards for the story the China Desk tried to kill.

During their time at the newspaper, the two veteran journalists frequently battled fiercely with Mr. Wang over stories, with the daughter of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owner of the newspaper, frequently siding with Wang. Insiders say the Kuoks long coddled Wang, believing he had influence in China.

Nor was I the only foreign reporter to be pushed out of the newspaper–I follow a long line of foreigners–each with long experience–who saw their contracts allowed to run out by Wang–this way he could plead innocence: You've not been fired, your contract ran out. There are now no foreign reporters working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China–a first in a long while.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case of former Guangzhou correspondent Leu Siew Ying, a native of Malaysia, who w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Lorenzo Natali Grand Prize in 2006 for her reporting on protests in the village of Taishi the previous year. She left the paper in 2007 after disputes with Mr. Wang about following up on Taishi and pressure from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During Wang's time with the newspaper, several foreign editors were offered the job of editor-in-chief, but most left after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with the former China Daily reporter and member of the Jinlin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Kuoks always made it clear where their loyalties lay.

But this is not just a case of foreign reporters being harassed. Talk to just about any on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or Hong Kong reporters writing about China for the newspaper, and, if they're willing to talk, they'll quietly tell about Wang spiking perfectly good stories or of being told to write more "positive" articles.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story that finally exposed Wang was one about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June 4 activist Li Wangyang, which barely got coverage in the newspaper.

After a sub on the desk questioned this gap in the newspaper's reporting, about a story that other Hong Kong media had jumped on eagerly, Wang curtly told the sub off.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nything.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stand b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When the new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his own reporters signed a letter asking for an explanation, a worried Wang responded with a statement to staff that he decided to run the story as a brief on the first day because he felt the newspaper didn't have enough hard facts for a full story.
But what Wang failed to say was that the newspaper had in fact run a much longer story on Li's death in its first edition and that Wang had chosen to yank it, shave it down to a brief for the next edition, and replace it with an article about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Lee Teng-hui and a conversation he had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a story that had already run two days earlier. What few have noticed, is that self-censorship is not the only problem. Possibly more worrying is the newspaper's new-found proclivity under Wang to publish dubious stories that reflect Beijing's views.

Earlier this year, deputy editor Tammy Tam gushed like a high school girl in a story about the Chinese Panchen Lama, asking only one serious question of a person who has never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 before. Eric X. Li, a well-known apologist for China, has been writing regular columns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one recent article he slapped Hong Kong citizens on the wrist for not welcoming mainland women to have their babies in the territory, and then wondering aloud if a people like this deserved the right to vote. Last week came a story by Professor Jiang Shigong, deputy director of Peking University's Centre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ies, that claimed "Hongkongers accept Beijing's rule."

In his own weekly commentary, Wang had egg on his face after predicting that disgraced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had escaped any serious trouble. "Firstly, Bo's political career looks safe for now and he has apparently managed to push back the pressure from his opponents within the party," Wang wrote just before Bo fell hard.

Another article described Tibetans in Lhasa happily celebrating the Tibetan New Year, with quotes coming from one unidentified "middle-aged Tibetan man." Meanwhile, more objective reports were reporting a dire situ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 The article read like a China Daily story.
While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ntinues to publish good critical reportage on China, the newspaper no longer has the status it had in the late 1990s, or more recently under three years direction under Mr. Chua and Lague, when the newspaper made great advances.

Under Wang's stewardship, the newspaper has lost credibility with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readers and is now often the butt of jokes in the local Chinese media there. Sadl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may be beyond the point of return. With credibility and morale at the newspaper sagging, and controversies on the rise, competent journalists will now be reluctant to join the newspaper, and it can only sink deeper into mediocrity. The prospects for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is not good and this is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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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袁伟时 答阳光时务:孙中山和国民党摧毁了辛亥革命 / 谢幼田: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兼论 军阀毁法、护法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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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汉心楚魂    时间: 2011-10-11 19:42     标题: 汉奸论 孙中山和国民党摧毁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 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 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袁伟时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 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 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 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 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1]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 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 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 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Z.F明令全国 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 华. 民. 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 华. 民. 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Z.F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Z.F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 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2],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 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 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 华. 民. 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 华. 民. 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 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 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 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 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 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 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 哉!"[3]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Z.F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4]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5]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 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 华. 民. 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 华. 民. 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6]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Z.F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 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7]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 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8]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 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 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Z.F组建。可 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 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 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 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 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09年1月清Z.F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 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 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 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9] 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 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 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 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 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 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 织商人Z.F。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阳光: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 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 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 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四)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阳光: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阳光: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阳光: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阳光: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 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 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 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阳光: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0]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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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z.city.ifeng.com/bobao/detail_2011_10/10/9066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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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踏匈奴    时间: 2011-10-11 21:18

扯蛋的文章,不敢提十七省代表选举国父为大总统、不敢提皇族内阁、不敢提袁世凯复辟,不敢提曹锟贿选闹剧,一个劲的美化满清和北洋。

最恶心的就是这段话: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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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踏匈奴    时间: 2011-10-11 21:19

楼主最近很"辛苦",先是论证国父暗杀宋教仁,现在干脆说国父毁了辛亥革命,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研究历史的幌子,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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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踏匈奴    时间: 2011-10-11 21:23

提醒一下楼主,皇族内阁一出,连铁杆保皇派梁启超都看不下去了,也开始主张只有推翻满清才能救中国,袁伟时这个垃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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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汉心楚魂    时间: 2011-10-11 21:34

楼主最近很"辛苦",先是论证国父暗杀宋教仁,现在干脆说国父毁了辛亥革命,当然这一切都是打着研究历史的 ...
马踏匈奴 发表于 2011-10-11 21:19

其实我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

在百度谈论辛亥,居然跳出来反对国父的,不但说国父暗杀宋而且还说辛亥武昌首义与国父毫无关系,理由就是他那天在,米国打工而后 '窃取'革命果实! 甚至于说国父喜欢搞暗杀跟拉登无疑。最后说国父理论全是操蛋!他是力捧宋教仁的,可力捧也用不着如此侮辱和贬低不巧。看他论的头头是道我都没法驳倒他(咱能力有限)

所以昨天我就发那个帖子和今天这个帖子也算是在汉网找到一点 勇气和干劲 也算是释放一下我心头的怨气
不好意思了!抱歉的很!
如果'污染'空气还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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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踏匈奴    时间: 2011-10-11 21:34

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兼论﹕军阀毁法、护法当然
  
                 谢幼田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 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Z.F,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 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 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这位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 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 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 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 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 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 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 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 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 '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 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Z.F若即若离的 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 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 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 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 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 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 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 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 筹安会组. 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 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 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 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 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 华. 民. 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 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Z.F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 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 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 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 华. 民. 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紮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 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 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 何阻碍他们的中. 华. 民. 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 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 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Z.F"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 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 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 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 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 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 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 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 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 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 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 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 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 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 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 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 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 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 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 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Z.F"。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 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 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Z.F',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 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 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 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 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 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 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 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 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 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 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 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 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 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 当然,这正是中.G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 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 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 (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 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 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 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 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 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 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 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 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Z.F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 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 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 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 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Z.F组. 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Z.F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 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 华. 民. 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 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 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G"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 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 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 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 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 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 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Z.F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Z.F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 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 焜、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 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Z.F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Z.F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 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 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Z.F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 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 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Z.F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 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G"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 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 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 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 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 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 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Z.F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 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 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 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Z.F时,陈炳焜极力反对,和军Z.F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焜调回广 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Z.F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 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Z.F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 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G"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G"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Z.F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 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 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Z.F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Z.F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舖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Z.F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 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Z.F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 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
    
     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 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Z.F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 Z.F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Z.F,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 称雄一方。而军Z.F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Z.F管辖的范 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Z.F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Z.F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 北洋Z.F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Z.F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Z.F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Z.F。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Z.F的 策划下,悍然以军Z.F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Z.F。军Z.F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 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Z.F,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 Z.F。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Z.F,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 山成立正式Z.F之前,组. 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 Z.F。"(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 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满清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 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 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 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 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 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 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 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 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 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 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 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 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 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 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 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 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 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 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竞存(陈炯明字)太无 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 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 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 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 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 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 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 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 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 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 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
    
     注释﹕
     1、《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五集,军阀政治,第6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 华. 民. 国六十九年,台北。
     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72页,东华书局,中. 华. 民. 国六十八年,台北。
     3、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26页,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中. 华. 民. 国六十年,台北。
     4、《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0-11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7年,台北。
     5、《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一册第402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台北
     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第221-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
     7、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34页。
     8、陈钦国:《护法运动-军Z.F时期之军政研究(1917-1921)》,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中. 华. 民. 国73年,台北。
     9、《中国现代史论文选。中国军阀的史的叙述》第63页,中. 华. 民. 国73年出版,台湾新竹。
     10、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大翻案》,出版者,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香港。
     11、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349-350页。
     12、罗刚编:《中. 华. 民. 国国父实录》第3454页,出版者:罗刚先生三民主义讲学基经会,中. 华. 民. 国77年,台北。
     13、同上,第3479页。
     1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页,南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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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汉心楚魂    时间: 2011-10-11 21:39

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兼论﹕军阀毁法、护法当然
  
                 谢幼田 ...
马踏匈奴 发表于 2011-10-11 21:34

    http://tieba.baidu.com/p/1239001549

就是这一贴
或许他论的宋教仁没错!
但是,对于国父是不是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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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牛李党争    时间: 2011-10-11 23:08

我觉得孙和袁当时能妥协就好了。
国父当大总统,负责搞经济。袁大头负责练兵,搞国防。
其实袁大头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这些人,个人私德还是不错的,虽然不同程度的依附于列强,我觉得他们还是利用列强吧。
徐树铮最起码还收复了外蒙古,也算民族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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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铁马秋风大散关    时间: 2011-10-12 00:01

本帖最后由 铁马秋风大散关 于 2011-10-12 00:19 编辑

袁项城是世上少有的枭雄,私德谈不上,枭雄者,不论德,只论霸。

贬低孙是有组. 织的,目的一来是为了降低孙的威望,搞一下平衡,二来也给想革命的、要自由民主的杀杀锐气。

什么武昌革命时孙在洗盘子,这类蠢话都有人信,孙是到处筹款搞起义,不过洗盘子倒不可能了,他洗盘子赚钱的效率还不如他去找个富商募捐来的多呢,人到了他那个地位、威望,就是造反,也是不愁吃喝的。孙当时在做啥,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剑桥中国史里的相关部分里就有。

至于谁杀的宋,一边拿不出孙杀自己同志的铁证,一边胡说什么袁对宋好、不会杀他,只可能是孙妒忌杀他,要是我回头对哪个仇家笑几声、寒暄几句、关心关心, 就连杀人嫌疑都洗清了,有这种逻辑么?这孙可能会妒忌宋也成了杀人证据,简直是直接按罪名。故意说孙杀陶,也是没证据,一顿诛心瞎编,孙就成了凶犯。

另外,孙作为指挥,不自己背炸弹也成了让同志送死、自己逃跑罪,不上阵杀敌的指挥可就成千上万啦。

什么黑龙分会长自然是没有委任状的瞎扯,什么卖国条约,满清有史以来排第一,孙算老几啊?满清很好的维护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利益,包括日本在内的Z.F是支持满清的,他找谁去签约卖国?

故意拿革命者之间做各类比较,拿一个英雄比另一个英雄,再批其中一个是狗熊,挑起不同革命者支持者或后人相互言语攻击,这个手法其实很低级,您要跟着去比谁更英雄,就上当了,只要让他们拿出他们文章中夹带的私货-比如宋是被孙杀的证据,他们就傻了。

被指使出土贬孙的满遗们,只能骗骗愚蠢的傻子,螨虫周围傻子越多越好。 贬低没有对瞒鞑大范围报复的孙,更只能达成一个效果,那就是让后面想做英雄、枭雄们的愈加坚信,要成英名,还不如将这些鞑靼杀干净了拉倒,斩草除根,免得日后坏了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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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120622 慕容雪村: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RT : 慕容雪村这篇看得心酸。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507236&src=
2012-06-22 15:46:51
慕容雪村: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慕容雪村:前些天参加英国的海伊作家节,我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因为时间关系,有些故事只讲了梗概,还有一些则根 本没提及,以下是讲稿全文:

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提起中国,人们会想到万里长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会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楼,想到2008年那次难忘的奥运会,正是在那之后,中 国开始进入大国崛起时代,人们开始相信,中国已经告别了屈辱和悲惨的年代,实现了真正的富强,不仅有强大的军队,还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即将 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些话或许是事实,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它们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但 它们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象大多数热点事件一样,人们谈论过,兴奋过,转眼就丢在脑后。大国崛起让许多中国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谈起 这些故事,希望人们能够知道,在大国崛起的同时,一些中国人正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54岁的吴产娣挤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车,准备去国务院法制办递交自己的上访材料。用中国的说法,吴产娣不 是公民,而是访民,像大多数访民一样,因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们只能求助于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给他们公平,他们就千里赴京告御状。这样的 故事在几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国崛起时代也不例外。上访者都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天下之大,总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当吴产娣和她的同乡挤上那辆 巴士,她看到了满面流汗的人们,听到了嘈杂的车声人声,她心中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在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这辆车将把她带 至何方。

10分钟后,司机崔林关上车门,打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报警,说自己的车上有许多上访人员,希望派警察处理。我们不知道这位崔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许是因为他负有特别使命,或许只是因为他的警惕性比较高。十几分钟后,先后来了两批警察,第一批两个,第二批三个,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问话,也没 有查验证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车。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十几个身着便装的人走进这辆大巴,照吴产娣推测,这十几个人应该隶属于常州市政府,他们职责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访民劝回家。但吴产娣和他的同乡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他们挤下大巴,上了另一辆14路车,到国务院法制办递交了材料,然后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苏常州,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回家的火车上,她会看到无数城市和乡村,庄稼长势良好,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烟,正如 我们事后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国的工业、农业都有强劲的增长。

372天之后,2010年7月7日,已经回家的吴产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被一群便衣警察围住,瞬即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询问,那是漫长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吴产娣出示了一份文件,决定对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车时没有购票,导致那辆车停运一个多小 时。

14路公交车票价一元。因为没有视频,也查不到交易记录,除了司机崔林的证言,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吴产娣没有买这一元钱的车票,但同样,吴产娣 也无法证明自己买过票。在大国崛起时代,法律常常是这样的:除了执法机关要证明你做过什么,你还需要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否则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为这一元钱的错误,55岁的吴产娣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也许警方觉得拘留还不足以惩罚这一元钱的罪恶,就在第二天,他们撤销了这个决定, 改为劳动教养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劳动教养"就像是大学和疗养院的合体,但事实上,它和坐牢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不需要审判——只要警察机 构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独自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像吴产娣一样的劳教人员有千千万万,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这是大国崛起时代的重要机 密。

那365天是吴产娣的噩梦,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传销人员一起住在狭小拥挤的房间里,每天都要背诵某些必须、某些禁止,常常被强 制做工,却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她所在的劳教所生产二极管,在这漫长的365天中,吴产娣已经记不清她做了多少个,但可以确定,这些二极管大多被装 在了电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着大国崛起的新闻。一年之后,吴产娣依然感觉到强烈的恐惧,时常梦到自己的劳教生涯,在这无法逃脱的梦中,她逃 避、挣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饶:我买了车票了,请不要劳教我。

从劳教所释放之后,吴产娣开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对她的劳教决定,并希望得到国家赔偿。结果并不意外:败诉。她上诉,再 次败诉。从法院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知道:对她的劳教合情合理,并无违法之处,所以没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吴产娣已经57岁,病痛缠身,时常感到沮丧 和绝望,她说自己是个"弱女子","年纪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关于未来,她有两个计划:第一,把身体养好;第二,身体养好之后继 续上访。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吴产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车,她并没意识到,这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交路线。在这条路上,她将看到中南海 的围墙、天安门广场的一角,以及许多名胜古迹和摩天大楼,还将看到巍峨壮观的国家大剧院,几小时之后,那里会有一台盛大的晚会,票价从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留给后世的故事》,届时会有大人物到场,人们将群起欢呼。

关于这一切,吴产娣一无所知。她坐在平稳的车上,行驶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颠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听着就像"无产地",但现 在我们知道,她产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

(二)

2011年5月26日上午9点,钱明奇把一辆银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停在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楼前,负责警卫的保安告诉他这里不能停车,钱明奇说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会开走。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数店铺已经开门营业,办公室里的人们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在那个瞬间,没人注意这个貌不 出奇的52岁男人,即使他已经做了那么多明显的暗示。

那辆车的品牌叫"长安",意思是长久的安全,但仅仅半小时之后,车里发生了爆炸,同时爆炸的还有另外两辆车,车的主人钱明奇当场死亡。

钱明奇1959年出生于北京,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饥饿的年代,新生儿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明奇有个幸运的人生起点。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贫穷,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过得好,到2000年,他已经有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楼内有许多房 间,总面积约700平方米。这栋房子是钱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尽了所有积蓄,大约50万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钱。他一定希望可以在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为他说过,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两年后,政府决定修一条高速公路,按照规划,钱明奇的房子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大国崛起时代,它的意思就是:没什么可 以阻挡它,即使是耗尽一生积蓄、刚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钱明奇的房子大约值200万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评估系统,只肯补偿他25万元。钱明奇不肯接受这样的方案,他恳求过,抗争过, 也曾跟拆迁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不过,正像大国崛起时代的许多房子一样,不管房主人办过多少证件,还是阻挡不了它被拆除的命运。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长2540公里,连接北京和东南富庶地区,每天输送大量的物资和器材,对中国的经 济有着深远的影响。道路通车时,政府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们欢呼喝彩,那时钱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他已经从一名殷实的小商人坚定变成了一 个坚定的访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还没有打算去死。

在一开始,钱明奇并不是激烈的人,他尝试过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为此他还专门自学了法律。他曾试图与政府洽谈,失败;申请行政复议,失败;起 诉至法院,失败;上诉,还是失败。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迁户一起检举当地官员,认为他们在拆迁安置中贪污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这事的结果你 已经知道了:又一次失败。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他一次次从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级的政府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国人称之为申诉 或信访,当然,结果只可能是一连串的、无休无止的失败。没人记得钱明奇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强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归,但我们知道, 钱明奇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成了大国崛起时代的独特风景,他们是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负产品。

2006年,钱明奇开始在互联网上讲述他的遭遇,但回应寥寥。进入微博时代之后,他在多个网站注册了多个账号。在腾讯,他曾向50多人发过求助信 息,无人回应;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无人回应,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钱明奇死后,我才发现他曾经给我发过私信,请求我转发他的遭遇,我 没做任何事。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认,我之所以不回应,完全是因为我的自私和冷漠。钱明奇之死,固然是死于他自己的处 境,也是死于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节,钱明奇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难申,有冤不申了。至此他已经完全绝望,并且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开始在网上发 出明显的信号,说自己要采取行动,常常谈到死亡。他要人们关注江西将要发生的"爆炸性"新闻,说自己准备带几个敌人去天堂,他多次声称要炸毁政府 大楼,但没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网上发布信息,留了自己的号码,说自己死后要捐献全部器官,不过只捐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这愿望未能实 现,爆炸后不久,他的遗体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号码还可以打通,接线人是他的儿子,他不太愿意谈论父亲的事。钱明奇的另一个儿子要健谈一些, 他说自己想写一本关于访民的书,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亲。

2011年5月26日9点,钱明奇决定与这个世界告别,他把炸药装进三辆廉价汽车,然后按下启爆器。在这之前,他对朋友说,要给政府送一份礼物。 事实上,政府并没收到这份礼物,钱明奇的死亡没能把它从大国崛起的梦中唤醒,它只是加强了警卫和安检,全中国的访民依然走在艰难的路上,走在钱明 奇曾经走过的路上。钱明奇的礼物更多送给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两位保安,何海根和徐应福,他们与钱明奇同时死亡,他们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儿子在读小学,徐的儿子在读大学。他们都是穷人,出身贫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国崛起时代, 这样的人无论是死是活,都不会有太多人关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用木棍和床单绞弯窗上的铁栅栏,钻出了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病科的大楼,外面是一个生满杂草的院子,时当深夜,警 卫已经熟睡,他轻轻推开铁门,一步步走回阔别已久的正常世界。

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无意中捡到锯条和8个夜晚的秘密工作,锯断了几根窗棂,逃出了这座戒备森严的医院。但仅仅一个月之 后就被警察抓获,重又投进这座由水泥、铁门和铁栅栏组成的建筑,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这阴暗坚固的堡垒之中,吃着难以下咽的食 物,定时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药片,有时还会被电击和殴打。他曾长期被单独囚禁,有两年多没见过真正的阳光,几乎见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并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国的政治教材没说错,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之一。21岁那年,他从技术学校毕业,成了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的一名职工,按官方报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员工,他曾旷工,也曾违反劳动纪律。但徐武不承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的缺点只是"认真",在中文中, 这个词也有执拗、倔犟的意思,有时也指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徐武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过并不奇怪,在大国崛起时代,在权利被普遍 忽视的地方,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常常会被认为是一种病。

从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钢打过十几场官司,原因是他认为后者克扣了他的工资。开始还不算太坏,经法院调解,武钢答应给徐武经济援助, 但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徐武不肯接受这样的调解,他说,他固然需要钱,但更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有明确输赢的 结果。

徐武的对手是一个超级商业王国。武汉钢铁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钢铁企业,在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340位,其总部占地超过21平方公里,有数十万名员 工、数千亿资产,以及数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机构,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员待遇,或者本来就是政府管员。需要一提的 是,它还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它的文化是"以人为本,诚信为先"。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庞大的"文明单位"可以让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让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属于后者。自从拒绝了武钢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开始品尝中国当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分,他开始遭受伤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伤害之后,徐武都试图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后,都是更严重的伤害,最后,他只能逃离武汉。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学门口被几个警察逮捕。官方的说法是徐武扬言要在天安门广场发动爆炸,而且还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炸药配方、 电工刀和用于制造炸药的材料。但徐武否认这一切,他说自己只是到北京寻求法律援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街头一派盛世气象,市民身着盛装,笑逐颜开地准备迎接新年。入夜之后,中央电视台将播放一台欢庆的晚会,庆祝这个辉 煌的时代,赞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进了那栋被钢筋铁栅环绕的大楼,开始了长达1571天的治疗生涯,那时他的家人都不 在场,他换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侧卧在狭小的床上,就像一只被火车碾过的盛世斑马。

五个月之后,徐武穿着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走进天安门广场。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后的故事。在此前的一个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桥洞中,靠捡饮料罐和塑料瓶 为生,他曾经向许多政府机构求助,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个盛大节日,天安门广场正处于严谨有秩序的欢庆之中,来自中国各 地的游客怀着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进这个广场。徐武找了一处稍微空旷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点亮了一支蜡烛。这举动自有其传统,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渊就做过同样的事,后来他被投进监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进了一座像是监牢的医院。

徐武的蜡烛是一个谜语,谜底很难猜到,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举起这支点亮的蜡烛,他想告诉人们: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汉正处于暗无天日的黑夜之 中。

从某个意义上说,徐武是幸运的。他的病友要交钱才能治疗,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费医疗。也许是医院认为他的病情过于严重,所以他们拒绝让徐武接 受探视。他年迈的父母一次次来到这坚固的堡垒前,又一次次失望而归,从2007年到2011年,他们一共被拒绝了86次。他们向法院起诉,法院不 肯受理。他们找医学专家来鉴定徐武的精神状况,医院坚决拒绝。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相距只有几公里,却如同远隔阴阳两界。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车来到中国南方的大城市广州,在一家专业精神病院中做了鉴定,结 果未显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绪抑郁,自我评价稍低"。接着徐武向新闻媒体求助,在一家电视台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之后,4月27日,就在电视台 的院内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强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称姓周,但后来查明,他并不姓周,真实真份是武钢的一名保卫干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记者们走访了他的家人和邻居,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进行精神鉴定,不过最终的鉴 定报告还是湖北方面出具的,这份鉴定显示徐武确实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他的父母没有听从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儿子接回了家。在这 份鉴定报告之后,媒体不再关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们所知,需要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

回家并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说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碍之中。2011年8月,他从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监视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来到北京,在 那里生活了43天,每天上网求助,大多数时候都在讲自己的遭遇,也常常关心别人,但几乎无人回应,很明显,他的事情已经"热"过了,不可能再次热 起来。43天之后,他再次被押回武汉。此刻他正在家中学习法律。关于未来,他有两个计划:第一是"忍耐"、"等待命运";第二个计划与法律有关, 他已经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没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诉讼,但他依然对法律满怀信心。要"学习法律、研究法律、宣传法律、普及法律",我问他是否准备 考律师,他说他对考试没有信心,只打算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岁,还没有结婚,他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早在2006年,他曾经遇见过一个喜欢的女人,不过远远谈不上爱情,"只是聊过几次天而 已"。在漫长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后,他已经和那个女人失去了联系,徐武说:她肯定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两个多小时以后,医生从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水中有许多黑色的颗粒和 棉絮状的物质,共计约8000毫升。但这并非全部,因为这次手术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钟光伟生于1973年,只读过五年书,然后就辍学回家,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在贫瘠的田地中刨土寻食。他有3个孩子,这肯定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 育政策,根据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缴纳罚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户籍,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不堪承受的负担。在中国近60多年的历史中,最勤劳、最辛苦、最 贫穷的就是钟光伟这样的农民,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年复一年地耕作,换来的也只是勉强的生存。在大国崛起时代,中国 政府免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租税,这让一些农民过上了稍为轻松的生活,但对钟光伟这样的赤贫者来说,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2006年11月,钟光伟告别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矿找了一份打岩石风钻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国的产煤大省,几十年来,从这里输出的煤炭 达数百亿吨,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础,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山西省也因此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劳动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矿工在极为危险和肮脏 的井下采掘,他们大多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安全保障,许多人死于不见天日的地底。他们的死亡是大国崛起的一部分。

钟光伟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国的佛教圣地,离著名的云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国崛起时代,这里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释迦牟尼,他们更崇拜煤。为了多赚 钱,钟光伟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尘中工作十几个小时。四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肺部疼痛,经常咳嗽,但他没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难以忍 受之时他会请医生给他输液,然后第二天照常开动风钻,任粉尘飘在他的脸上,飘进他的肺里。

2007年春天,钟光伟的健康已被摧毁,他的体重锐减,咳得越来越厉害,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到大同市卫生检验检测中心要求体检,但被医生拒 绝,理由是:尘肺是职业病,他们需要先确定钟光伟"有职业"才能给他检查。

这意味着他要先拿出一份劳动合同,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他只是一位农民工,"农民工"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说明他同时具有两 种身份:农民和工人,农民是他不可改变的阶级属性,工人是他实际做着的工作。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的人超过一亿两千万,路是他们修的,楼是他们盖 的,一切繁重的、危险的体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但同时他们也是这个国家最被轻视的一群,常常被当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员,他们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尽的力气,却很少有法律意识,大多数都不知道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当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拿不出一份劳动合同,而你知道, 中国是个讲法律的国家。

钟光伟回到工作的煤矿,希望矿上能够给他开个证明,但被拒绝了。在他们眼中,钟光伟已经成了一个明显的负担,他们实在没理由自寻烦恼。无奈之下, 钟光伟向大同市南郊区劳动局请求裁定,这是异常艰难的旅程,需要赔无数笑脸,说无数恳求的话,他剧烈地咳嗽着,在这城市的马路上徒劳无功地蹒跚往 返。三个月之后,劳动局的裁定出来了,他们不承认钟光伟和煤矿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大国崛起时代的典型理由:钟光伟不认识煤矿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矿 工作。

现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诉,还是同样的旅程:赔笑脸、说好话、蹒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审之后还有二审,一切再来一次。最后钟光伟终于拿到了那份判 决,法院认定他和煤矿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在长达一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钟光伟终于赢得了检查身体的权利。

体检结果表明,钟光伟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严重受损。他拿着这份体检报告向政府申请工伤鉴定,这是另一段艰难旅程:赔笑脸、说好话,在希望和绝望 之间无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他赚到的那点可怜的钱几乎耗尽,只能吃最廉价的止痛片来缓解疼痛,开始是一颗一颗地吃,后来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个月的艰难周折之后,他被鉴定为伤残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然后他开始申请工伤赔偿,他填了表格,复印了证件,办齐了全部申请的文 件,大声咳嗽着来到南郊区劳动局,与以往的繁琐拖沓不同,这一次,劳动局的表现异常简洁,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予受理。因为他工作的那家煤矿 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关闭了。

然后是再一次起诉,一切艰难再次上演,几个月后,法院判他胜诉,应获赔偿49万余元。他又等了四个月,没有得到一分钱,于是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在钟光伟的故事中,我已经说过多次"艰难旅程",但请相信,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艰难。在大国崛起时代,执行是无比艰难的事,即使是最有经 验的律师也会因为听见这两个字而昏死过去,更何况是身份卑微、衣着寒酸、奄奄一息的钟光伟。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于住处和法院之间,一次又一次地绝 望。他们跪在地上,流泪恳求,然而你们知道,法院都是讲法律的,所以法官会向他提出许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矿主带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矿山设备的仓库……他们一定明白,这些要求对钟光伟而言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时钟光伟已经身无分文,还欠了一身的债,他生活在煤海之中,却买不起一块取暖的煤,在中国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里,他们一家五口缩在一条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钟光伟彻夜咳嗽,有时还会晕厥。他和妻子都想过自杀,他12岁的女儿准备去卖血,在最艰难的时刻,善良诚朴的钟 光伟甚至想炸毁这个苦难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几个月后有了转机,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体也开始广泛报道钟光伟的遭遇,然后,2010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钟光伟和他的债务 人,开始了一次艰苦的谈判。大国崛起时代的法律有软硬两种版本,对吴产娣、钱明奇和徐武来说,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对钟光伟来说,法律就是 软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煤矿主不肯支付全额赔偿,法官从中调解,钟光伟就只能一次次降价,从49万到48万,到47万,到35万,最终27万成 交。法律是钟光伟最后的信仰,但最后,法律给他打了个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医生从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右肺更多,21瓶。医生说,这只能减缓 他的病情,却不可能根治。

在大国崛起时代,像钟光伟这样的尘肺农民工有千千万万,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像钟光伟这么幸运,没有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他们几乎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挣扎,然后默默地死去。

钟光伟还活着,他身高173公分,体重52公斤。他洗了肺,还了债,买了一所旧房子,用健康换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的病不可能治愈,也没人会给 他报销医疗费,因为他是个农民工。对他来说,"未来"是个奢侈的词,他没有太多计划,只想养些猪、养些羊,让家人吃饱穿暖,自己尽可能地活下去。 他现在学会了使用网络,两年中,他在网上发布了超过4000条信息,全是在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说: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我 没有能力给他们太多帮助,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觉一点温暖。

(五)

我要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时间足够,我还会给你讲叶海燕的故事。叶生于1975年,是一位坚定的女性权益维护者。她关心艾滋病人,多次帮助他们 维权,因此历经挫折。她长期致力于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为了了解她们的处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价妓院。她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官方的和民 间的,我们的政府不喜欢她,我们那些满怀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么喜欢她。就在10天之前,几个不名身份的人闯进了她的工作室,他们砸毁了许多家具, 却并没有让叶海燕屈服。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继续关心女性权益:那些吸毒品的妇女、那些在身处监牢的妇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种种暴力下痛苦 悲伤的妇女……她活得并不容易,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国第一任民选的妇联主席,如果有可能,她还想做中国的第一任女总统。

我还想讲梁树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岁的企业白领,共产党员。他受激于钱明奇之死,报名参选他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他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繁琐的程 序,填写了一张又一张麻烦的表格,他印制了竞选海报,满怀热情地对选民们讲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按照中国法律,这不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应该做的事情,但他还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碍,有人电话阻止,有人当面劝说,还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资料,远赴他的家乡做各种调查。2011年9月8 日,在广州丽江花园的人大代表选举现场,他把两位候选人的名字划掉,在选票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投进票箱。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但最 后还给败给了那些阴险的设计和可耻的伎俩。下一次选举将在2016年,梁树新说,如果那时可以正常地参选,他愿意再次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贡献力量。

还有萧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萧瀚这个名字已经被注销过131次。萧是一位43岁的学者,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长期关注时事,时常 发表评论。在大国崛起时代,时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赞美政府,一种批评政府,萧瀚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后者。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了许多麻 烦,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学校停课,也曾短暂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8个小时。2009年11月,萧瀚注册开通了他的第一个微博账号, 谈论法律、时事和言论自由,很快这个账号被注销,然后他注册了"萧瀚微博二世",二世被注销之后,他注册了三世,三世又被注销,他就注册四世…… 在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他的账号是"萧瀚微博132世"。事实上,在中国的互联网中,转世者决非萧瀚一人,而是成千上万,他们被称为"转世党", 其中有一位党员已经转世359次。

在大约30个月的时间里,萧瀚共计发布了超过百万字的言论,其中有一些广为人知,比如"恶猜公权、善待私权"。在某个意义上,他已经死过131 次,但依然不会放弃死亡。这是铁墙与头颅的战争,虽然取胜无望,但他依然坚持着一次次把头颅撞向铁铸的高墙。萧瀚说:在没有自由的时候,自由就是 一切。

还有刘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刘德山是一位从业40年的法官,同时还是一位法院院长。2010年5月4日,有人电话通知他去一个度假山庄,他冒雨前 往,从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监视居住,然后被投进看守所,在此期间他备受折磨,受过各种各样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权势的人物,却依然无法对抗无辜 加之的伤害。在酷刑的间歇,办案人员也会表现出一些善意,他们会推心置腑地劝告刘德山要"调整心态",因为办案的方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是有罪。还有人会劝他明辨形势,"既然你都进来了,总得说点什么,给我们个台阶下吧?"19个月之后,法院判他 无罪,然而失去的已经失去,应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准备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不过他自己也清楚,这将是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44岁的公务员,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则讽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笑话,共计58个字。因为这58个字,方洪成为 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家,他被劳教了一年,平均每个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来出事后,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切都推给薄,但这并不能说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为什么会害怕一个笑话?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把一个仅仅是讲了几句笑话的人投进监牢?为什么公民的权利可以被如此轻易地剥夺?却又 如此难以维护?方洪说,集中营的日子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接下来,他将不遗余力地对抗这邪恶的劳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间挥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矿坑中疲惫挣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艰难道路上的人。几十年来,正是他们铺平了道路, 盖起了高楼,是他们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也正是他们,一直建设着、背负着、也忍受着这大国崛起的时代。

当人们欢呼大国的崛起,也应该看到大国的危机。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确实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而与此同时,人权状况却并没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独立,新闻依然不自由,言论依然被管控、被压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这些都已成为大国崛起时代难以承受之重。事 实上,这并非大国的第一次崛起,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过繁荣时期,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这繁荣将很难维持,随之而来 的就是萧条、饥荒、战乱,直至最后的覆亡。没有太多证据显示现行制度比历代王朝政治更加优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难以摆脱的宿命。当物 价飞涨、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日异严重、民间的抗议运动如风起云涌,而维稳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业,我们必须知道,这就是末日征兆,几千年间, 这样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变,接下来就将是千万人的苦难。

作为中国人,我毫无疑问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这富强绝不仅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绝不仅仅是物质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艺术上的繁荣;除了钱,它还应拥有文明;除了枪,它还应心怀慈悲。当它崛起时,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不是被扼住喉咙;不幸的人应该得到救 济,而不是被推进深渊;勤劳的人应该得到奖赏,而不是被无休止的盘剥;它的崛起应是13亿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几个家族的专利;它的崛起应惠及 真正的劳动者,而不只是让官员中饱私囊;它的崛起应该让权力受到约束、正义得以伸张,而不是让吴产娣、钱明奇、徐武、钟光伟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难。我可以为它的崛起欢呼,却不能接受它崛起于我的尸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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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来自于立方网
知情人披 露新史料:审判"四人帮



2012年6月25日星期一

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场致辞 汉文字幕

aiweif an ‏@awfan 12年6月24 日, 4:23 下午
和 @wlyeung 合作做好了: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场致辞硬字幕视频 http://bit.ly/MOu0EH  下载字幕或视频(点文件再点下方蓝背景字) http://bit.ly/PVdgzU

http://www.sendspace.com/folder/n3go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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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ngSanNorway2012cn.avi 昂山素季 2012年和平奖现场演讲,中文硬字幕视频 640x360  229.0MB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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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ungSanNorway2012.avi 昂山素季 2012年和平奖现场演讲,无字幕视频 640x360  275.2MB Download

1. http://fs13n3.sendspace.com/dl/b4bf3f22f793e95222bba1d49557ca0c/4fe7910c169ca648/zva97w/AungSanNorway2012cn.avi
2. http://fs13n5.sendspace.com/dl/26b98a3e961a3edcb4e21bf24b18d133/4fe7910c603c5bfa/4wgfss/AungSanNorway2012.srt
3. http://fs07n5.sendspace.com/dl/6aaae3ffcdabc6d4a12224bd9591e99f/4fe7910d0f2c848d/55f51z/AungSanNorway2012.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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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

楚梦: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00846564.html
楚梦: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
发布时间:2011-10-08 13:26 作者:楚梦

  我一直认为,在漫长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宋教仁是最称职、最合格、最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也许宋教仁没有某些大人物一般弄出过那么大的动静,主宰了那么多 人的命运,让世界风云激荡翻天覆地,他也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本领",但是,比那些"成功"者或者说拥有过无尚权力的人,他更具有政治家的素养和才 能。

  宋教仁的生命相当短暂,仅仅32岁。然而,他却给波谲云诡的民国政治舞台,投下了一抹耀眼的光明,给"政治"这个残酷、阴森的字眼,注入了温情的元 素,为饱受西方诟病的中国政治赢得了一些尊严。以苛刻、刁钻、桀骜不驯著称且同盟会分道扬镳的革命家兼学者章太炎就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宋教仁具有相才,南 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章太炎在《神州日报》上公开宣言反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而推崇宋教仁为内阁总理:"下江浮议,有款待孙(中山)君归国,始正名号 者,此无异儿童达见","今日应由首领委任内阁总理","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1]就连革命党的政治对手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佩服极 至,1912年6月,同盟会集体退出内阁之后,袁世凯于6月23日在《民立报》复同盟会言时,曾这样评价宋教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 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资才调逸越侪辈……"[2]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欣赏和钦佩并非官样文章,他在很多场合都由衷称赞过宋教仁并曾请求宋担任 混合内阁总理,被宋拒绝。1913年1月26日,民国著名记者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今日之政治家,求其有沉毅之魄力,运用之手腕, 尤求其有系统之政纲,若宋教仁氏者……其行事颇有欧洲政治家之步调……故宋氏者可谓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3]

  那么,宋教仁作为政治家有哪些特征,为什么说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无有可以企及者"?

  慧眼识途--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识

  宋教仁既有深厚的中学根底,又有广博的西学知识。如此,培育了他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识。

  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县,进过私塾、中过秀才,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在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刻,他勇敢地选择了革命,从湘西北的沟里走出来,先是在 武汉求学,寻找救国之道,后与黄兴一道在长沙共同发起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在清政府顽固不化的当时情况下,宋教仁并不反对暴力革命,在华兴会的 时候就曾参与和组织了两湖起义,并担任常德地区的总指挥,因起义失败,与黄兴等一道被迫逃亡日本。初到日本的宋教仁不过20来岁,即主持了《二十世纪之支 那》杂志的创办及编辑工作,后在黄兴的提议下该杂志交给同盟会,改名《民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宋教仁亦是主要的编辑人和撰稿人。参加同盟会后,宋教仁 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成为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宋教仁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求学、写文章,发表了多篇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号召国民起来革命的文章, 其论点之准确、论据之充分为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所称道。1906年,以恃才傲物著称的张太炎与宋教仁在东京一见如故,从此往复学问或煮酒论英雄,终成莫 逆之交。与宋教仁处于敌对阵营的梁启超因见《民报》刊载宋之文字,亦托人致意愿与相见。[4]

  宋教仁加入革命阵营之后,便考虑得十分长远,他着重考虑的是在破坏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完美的新社会。他不会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当作 达到目的的道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革命对于他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因此,当别人热衷于自杀式武装革命的时候,宋教仁除了向国人灌输革命理论、揭 露政府阴谋,以唤醒国人之外,却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在他看来,摧毁旧社会也好建设新社会也好,都不能只靠热情,必须依靠智慧和能力,尤其是建设新社 会,得有一批才识卓越的领导者,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从政治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两方面着手方可。进入日本之后,他先后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政法大学学习,所学 专业皆为法律,而且熟练地掌握了日语和英语等外国语言。从这一点上看,宋教仁成为中国宪政主义的鼻祖是早有"预谋"的。在日本的6年,宋教仁阅读并翻译了 大量的西方及日本的法律制度、法学以及财政学著作,并撰写了一批有关西方宪政、西方革命以及国际关系的文章,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国边疆史、日俄侵略史以 及当时日俄等国在中国边疆的新动向,在革命党中可谓独一无二。宋教仁本着务实在态度和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中国革命往何处去、如何才能胜任革命和 建设重任进行了认真而慎密的思考。1905年5月21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近人皆言爱国,然国皆由个人组成,人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即须有不愧为构成 国家之分子之资格。……为人之道,约言有素要者,即思想、道德、知识、能力是也。"[5]宋教仁正是朝盖有思想、道德、知识、能力的政治家的方向去努力 的,他在为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作充分准备。蔡元培先生在宋教仁日记汇编《我之历史》第一册序言中这样评价日本时期的宋教仁:"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 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 [6]

  宋教仁虽然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由衷的喜爱,但他并不是那种盲目崇拜、一意孤行的人,更不会抱残守缺,死认中国文化不放,将 儒、法、道、释思想装入西方现代化的瓶子里,幻想以此达到建设新社会的目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少有的头脑清醒者,当他对世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之 后,便知道只有学习与借鉴西方才是唯一的正道。在阅读、翻译和思考中,宋教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同时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作为政治家的资本。因此,一 个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便成了西方制度的崇拜者和彻底的宪政主义者。宋教仁认为,中国要强大、中国人要想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必须政治昌明,而使政治昌明的惟 一办法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宪政。由此,他反对在中国实行以各种美名相冠的主义,他告诫一些激进主义者:"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 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7]他不遗余力地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 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其抄袭东邻岛国半专制之宪法条文而谬以己意增减之,处处卤莽灭裂,作外行语,已为通人所不齿。"[8]在 宋教仁看来,所谓立宪必须达到如下几个基本目标:"立宪国民,其义务必须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须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9]

  此外,宋教仁还通过对当时国际上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讨,总结民主政治的可行之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成因。其见解之独到、分析之透彻、预测之准确,足见其政治学识之高深,是那些空话主义者无法企及的。

  另树一帜--卓尔不群的政治胆识

  宋教仁与很多革命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只凭借一腔热情和朴素感情参加革命,不惜代价不管后果。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宋教仁亦在思考革命该如何 进行?现阶段的革命策略是不是切实可行?应该如何改变?也许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很少参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领导的武装行动。宋教仁并不是反对暴力革命,在满 清政府拒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情况下,要想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也只有暴力革命最快捷有效了。宋教仁是觉得目前的策略和方法有问题,成功的可能几率相当低。当 差不多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处于高度盲从状态的时候,宋教仁却准备"背道而驰"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自1895年始,即以海外为基地,在两广等沿海地区,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满清政府的起义、暴动和暗杀行动,却无一成功,不 仅革命党人千辛万苦募捐来的有限资金一次次付之流水,让海外支持者渐生倦意,而且白白牺牲了无数热血青年的生命。可是,孙中山并没有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革命队伍里也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会屡战屡败,依然周而复始地在沿海地区从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自杀式行动。同盟会领袖孙中山是个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人 物,同盟会的重大决策包括经费开支从不与他人商量,财务帐目也不公开。1907年初,孙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 于激起了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 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教仁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 开交时(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孙不让步,黄提出辞职),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有此言"盖……自成立以来,会员□□素日不能 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作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 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10]该年二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同盟会的领袖孙中 山又对同盟会工作不管不问,革命队伍处于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态。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中山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 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 可另树一帜。"[11]

  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彻底失望了,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 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中山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革命三策": "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一在边省起事,徐图 中原……"[12]与会人员一致同意采用中策。一年之后辛亥革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宋教仁的远见卓识。

  宋教仁之所以要建立中部总部、提出"革命三策",并不是如其它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只重珠三角而忽略长江中下游地区,要自立门户,与孙中山分庭对 抗,他是在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及时的改弦更张,是在根据武装革命的基本规律并借鉴他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试想,古今中外, 有多少从边陲发动革命而成功的范例?即便成功,其时间也相当长久、其代价也相当惨重,如果继续以前的策略,则不仅革命成功遥遥无期,而且让百姓多生反感。 "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3]尽管宋教仁1910年12月与日人串户真左树谈话时才说出这样的话,但其看法肯定是由来已 久的。他不怕背负"分裂"和"离经叛道"的罪名,勇敢地站出来扭转革命航向。这种过人胆识是很多人所不具有的,这或许就是革命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所在吧。

  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 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后武昌新军因各种偶然的因素提前起义并取得成功,虽然不是宋教仁和中部总部直接领导,但其影响作用是不容抹煞 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也说明了宋教仁是头脑清醒、判断准确的政治家。

  值得指出的是,同盟会中部总部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东京总部,但实质上与东部总部已经没有了任何联系,中部总部的成立、章程的确立、行动计划的制订,孙中山和东京总部都一概不知也从末过问。也可以说武昌起义与孙中山没有直接关系,更谈不上领导。

  把握机遇--登峰造极的政治才识

  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在不断学习、思考、总结中逐步成熟,至辛亥革命时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宪政纲领。在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中,宋教仁是少有的目标明确并向着目标百折不挠前进的政治家。

  武昌起义前,宋教仁接到湖北革命党人要求他和黄兴等人赶赴武昌指导革命的请求,几次准备动身,皆因被关在武汉监狱的桃源同乡、革命党人胡瑛使人送信阻 挠(言武汉情况很糟,起事不会成功,劝其千万莫去)而错失了绝佳机会。得知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之后,宋教仁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昌,尽管阻挠宋教仁前来的胡瑛 已经占据了至关重要的革命军外交部长的职位,宋教仁只是这位同乡的一个下属,但宋教仁毫不计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夜以继日地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 约法及官制草案》(简称《鄂州约法》。《鄂州约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已付诸实施的宪法文本,而且是一个具有明显的三权性质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 该约法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的"临时约法"也好,其它实施过的或未实施过的宪法、约法也好,都是以《鄂州约法》为蓝本制定的。中国得 已有十余年宪政实验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亦归功于宋教仁制定的这部《鄂州约法》。可以说,是《鄂州约法》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鄂州约法》给很多人以 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机会,也是《鄂州约法》让中国人知道了政治还可以这样进行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在我们很多的厚如砖块的民国史、辛亥史著作里,竟然 对该约法只字不提,我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写的。

  宋教仁深知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权力不受制约,而中国又是一个对权力过于崇拜的民族,因此,在民国成立伊始,他便竭力主张实行英法式的内阁制,以避免 个人专权。1912年12月26日,孙中山回国的第二天,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寓所开会,讨论临时政府问题。在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问题上孙宋各执一词,孙坚持总统制,宋力主内阁制,他和孙中山之间发生严重分歧,黄兴劝宋教仁取消提议,宋教仁没有答应。于是,政体问题被提交临时参议院 讨论。由于以章太炎为首的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呼吁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而招致革命党内部及立宪派、旧官僚集团的嫉恨,他们以为宋教仁提出内阁制主张纯粹是为 了让自己当总理,因而一致反对宋教仁的提议,选择了孙中山盼望的总统制。后宋教仁从法律的角度,参考美国的宪法设计,对确立总统制政体的《临时约法》提出 了三点修改意见:一是增加临时副总统,二是由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三是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命令时,须国务员副署。然而,宋教仁的意见却被那 些自私、愚蠢的政客们弃之如屐。后南方临时政府根据之前的承诺(袁劝清帝退位,即担任国家最高统帅),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 人忽然想起了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于是匆匆忙忙修改《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此时的孙中山认为中国不适合总统制了,1913年3月孙在日本神户演 说时这样说:"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 政党内阁,视其议员为何党之多数,以定国民之信用。"[14]此行为很不严肃,当时就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诟病。正如李剑农先生在《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 史》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拘于一时环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谓'对人立法'的精神,对人立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赞许的,因为真正的大枭雄,不肯把法律放在眼里,徒 使真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运用应有的活动。"[15]由于政客们的不健康心态使然,该约法存在着很大的制度缺陷,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划分不科学,议会权 力太大,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过于严厉,司法的独立权表达很不充分,为其后的袁世凯废除国会、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北洋政府的频繁更迭埋下了祸根。

  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因为以中国当时的国情,政党内阁是确保行政效率的最好手段,亦是政治透明化的关键。据革命党人居正回忆,宋教仁在孙中山提议他为 内政总长被否决之后,对同情他的友人说过这样的话:"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16]宋教仁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的政府内担任过法制局长、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担任过农林部长,因内阁组成人员成分复杂而无法作为。1912年7月,因身为同盟会员的内阁总理唐绍仪 与混合内阁中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政见不一,遂使政府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向袁世凯辞职。唐绍仪的辞职,让宋教仁进一步认识到组织政党内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与内阁成员蔡元培等商议:同盟会员全体退出内阁。宋教仁态度鲜明地申言:"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 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即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17]

  宋教仁辞职之后,袁世凯曾派人做他的工作,请求他担任混合内阁总理,被他断然拒绝。辞职之后的宋教仁抓住中国政治比较开放的有利时机,专心政党建设, 通过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小党多次协商和沟通,本着包容和妥协的精神,达成了一致共识,于1912年8月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宋 教仁1923年3月在国民党交通部演说时,说明了他改组国民党的良苦用心:"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 的……"[18]在国民党正式成立大会上,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高票当选理事,因孙中山对政党建设没有兴趣,后宋被推选为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 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之下,呈现出了生机勃勃、势不可挡的良好势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意义的影响,就连素立于同盟会反对地位的《时报》记者 黄远庸亦认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19]让我痛心的是,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真正缔造者,这一铁的事实我们 的很多人却不愿承认。

  宋教仁的理想是仿照英美,形成两党政治格局,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说:"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 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20]后来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政治理念:"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进 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21]在年底进行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压倒 多数的席位。正当宋教仁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雄心勃勃地北上组阁之际,从上海火车站阴暗角落里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他年仅32岁寄托了中国人 无限希望与梦想的宝贵生命。杀害宋教仁的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一百年来众说纷纭,革命党说是袁世凯,袁世凯说是革命党。袁世凯因宋教仁即将组成责任内阁, 其权力受到制约(据说袁世凯并不惧怕孙中山,而真正惧怕的人是宋教仁),袁有杀宋的动机。可是,在当时袁宋关系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情况下,以袁世凯的智商, 去杀宋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是在国民党的老巢上海,袁应该不会这么愚蠢。而国民党内(主要是同盟会内)因宋教仁锋芒太露,盖过了昔日的领袖人物,将其 除之也不是没有可能,凶手与某些同盟会成员的关系之密切也不能不让世人生疑,凶案发生后即被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当局破案,且凶手滞留上海束手就擒,关键疑犯 在狱中非正常死亡,亦很不正常。谁是宋案真正的幕后主使,也许永远都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

  宋教仁遇难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北京总部又与上海原同盟会高层意见相左,终于导致该党的分裂和没落。需要指出的是,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民主宪政设 想、政党建设,不仅日后为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当时革命党内部高层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前面已经说过,孙中山、黄兴不赞成宋的内阁制主张,南方临时参议院 处处与宋为敌,虽然组建国民党孙中山没有表示过明确的的反对,但态度是相当冷淡的,并以专事实业不问政治为借口坚决不从国民党理事长之职。依本人浅见,孙 赞成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孙中山知道,以宋教仁的个性和能力,如孙不同意他组党,宋绝对会独树一帜,脱离以孙为代表的同盟会。权衡 利弊,孙不得不同意宋的决策。孙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说时称赞:"合六党成一国民党,其功与南北统一同。"[22]我认为,孙中山这句话仅仅只是应付之 语,否则就没有宋教仁牺牲多年之后的耿耿于怀,他1923年对广州国民党人演说时说:"黄兴、宋教仁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 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23]宋教仁刚遇难时曾经对其称赞有加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后来也转变立场,指责宋"热衷利禄"。以反共著称的戴季陶,1913 年对宋主持制定的国民党党纲备加赞美,以后却称宋为"革命党的第一罪人"。[24]

  比起宋教仁对自己政治理念的坚持和执着来,一些人的左摇右摆、翻云覆雨实在是有些下作。这或许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界线吧。

  坚守底线--无与伦比的政治卓识

  与很多所谓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宋教仁是一个永远坚守政治底线的政治家,他决不会拿国家主权和民众利益作交易。在宋教仁留下的不算太多的著作中,提醒民 众和政府警惕俄日侵略、揭露俄日阴谋的文章就达20余篇,尤以《间岛问题》和《二百年来之俄患篇》最为著名,与一些革命党们的暧昧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1912年,俄蒙条约签订之后,身在南方的宋教仁发表了多篇措辞强硬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了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如郭汉民先生在《宋教仁 集.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热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 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奈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权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而宋教仁却始终坚守"国家领土人人当宝爱之"的原 则。可以说,在革命党中,没有谁比宋教仁更爱国了。

 在间岛问题上,宋教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性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心。

  间岛是中朝边界图们江以北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由于清政府对边疆疏于管理,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后,朝鲜人便越江来间岛垦殖,日本人于是打 上了这片土地的主意,日本舆论公然称间岛为"鸭绿江源的独立国",其霸占间岛的野心昭然若揭。宋教仁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十分焦虑,然当时的革命党人,视革 命为第一要务,只知道与清政府为敌,对日本的侵略企图熟视无睹。宋教仁觉得他不能对如此关系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坐视不管,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他向朋 友借来路费,化作日本人,冒险潜回东北,打入了日本人在东北的长白山会,掌握了他们欲变间岛为朝鲜领土的假证据。随后,宋教仁查阅各国图书资料中有关中国 边疆的记载,还有朝鲜资料中有关中朝边境的记载,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属 于中国领土。书成之时,正值中日围绕间岛归属进行谈判,日本某学者闻知此事,许以重酬购买该书版权给日本政府,以换取革命费用,宋教仁严辞拒绝,他立即托 友人时间差书稿送给清政府驻日公使,由驻日公使转交给袁世凯(一说为清外交部)。据说袁世凯得宋书后,对宋的才学极为常识,去电给驻日公使,邀宋回国襄助 交涉,宋以无法脱身拒绝,后袁世凯又委托驻日公使给2000大洋酬金,宋将此款赞助了在日的中国贫困学生。因《间岛问题》一书的帮助,清政府保住了国土。 可是,宋教仁却因此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报复迫害,革命党中有人诬陷宋教仁卖党求荣,日本政府怀疑宋为清政府密探,时加迫害。宋教仁对此等闲视之。[25], 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尤其是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立场,他不会为一己之利或一个组织、团体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和全体国民的利益,政客混混之流 焉能理解他的胸怀?他在《致李、胡二星使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26]

  在定都问题上,亦体现了宋教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坚定立场。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方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均坚持将首都设立南京,当时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界和多数舆论皆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宋教仁 是赞成将首都设于北京的,他曾经游历东北,深知北京对于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俄日一直对我北方虎虎视眈眈,且俄正在操纵蒙古独立,首都设立北京,对侵略者 有一定震慑作用。可是,黄兴以武力威胁同盟会员,强迫其投票定都南京。宋教仁作为迎接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专员到达北京,来北京的第四日(即2月29日)发 生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北京兵变"(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镇一部以没有及时得到军晌为由,在北京发生哗变,随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乱兵放火行劫,通宵达旦, 京津一带一片混乱)。兵变之后,袁以北京局势不稳为由,不愿离开北京,并请宋教仁先行回南京报告。此时的宋教仁更加赞成定都北京的设想,并向南京说明了情 况及定都北京的的意见,引起了同盟会员的不快。当袁世凯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同盟会员主张黄兴领兵北上,宋教仁极力反对,认为领兵北上,几同儿戏,其必然引 起内战,祸害百姓。宋的话还没有说完,与会代表马君武大骂宋为袁世凯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并煽了宋一个耳光。

  当时,同盟会内部多数人认为,北京兵变是袁不愿离开老巢而导演的一出苦肉计,而责怪宋教仁明知是袁之计,却不公开揭穿而一味迎合。时至今日,我们的大 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借用这种观点。我却赞成吴相湘先生的分析:表面看来,此言看起来很有道理。稍一深思,破绽甚多。袁如留恋老巢,就不会唆使军队叛乱,这种 行径如同于玩火。当时,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相当强烈,袁不想离开北京,有的是比这更好的办法,何况袁极力想在外国列强面前显示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怎么可 以出此下策呢?[27]事实上,宋教仁一直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他之赞成定都北京,完全是为国家民族计。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宋教仁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屡屡与他人观点行为相左,引来政敌和革命党内部的攻击和猜忌。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在有关建制问 题上,革命党人包括立宪派人士大多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而宋教仁却主张中央集权,实行单一制。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革命始,全国大多数省纷纷独立, 如任其下去,则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为此,他与胡汉民展开了激烈争辩。尽管各界政治人物最终选择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消除对宋教仁"标新立异"的不满,也 留下了日后国民党人清算宋教仁的伏笔。

  宋教仁并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物。小的细节他可以忽略、无关原则的问题他可以让步,为了大局他甚至可以忍辱负重。1907年倒孙风潮时,他起初是赞 成让孙下台的,对孙也有诸多不满,后因有不同意见,从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计,他改变了立场。与五党联合组建国民党时,因他党认为"民生主义"带有浓厚的社会 主义色彩,坚决反对"民生主义"这一提法,将其改为"民生政策",因他党反对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考虑到他党意见,加上当时的西方立宪国如英国政党的 党纲里均无"男女平等"的提法,宋遂同意党纲里不列此条。因"男女平等"末列入党纲,宋教仁挨了女革命党人唐群英等人两次殴打,一次是1912年8月13 日,同盟会总部开会时,一次是该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有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力主由黄兴取代旧官僚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元帅,后又争取黄兴担任 临时大总统,但当大多数人不赞成他的意见时,他也没有如某些人一样横生枝节,而是承认现实,服从大局。

  很多学者和政治人物都认为,宋教仁在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赢得胜利之后,曾经运动推翻袁世凯,由老实木纳、易于控制的黎元洪取而代之。吴相湘先生在 《宋教仁传》里、迟云飞先生在《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都有这样的表述,其中迟云飞先生的著作里还有专节《策划推翻袁世凯》。他们的史料来源不外乎当 时部分媒体的谣传及一些人如章太炎、徐血儿、北一辉的猜测。宋教仁生前亦对这种谣言进行了澄清与反驳,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 理或国务员……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驳某当局者》) [28]他还批评造谣惑众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还推心置腹地告诉民众"我当日演说,虽是非难政府,皆系平心之论,其要旨在谓政府对于库事不应因循 守旧,毫无办法,对于财政只知借款……"(《答匿名氏驳词》)[29]当时和以后,另一方当事者黎元洪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没有言及宋教仁曾运动他当总统 的只言片语。如确有此事,按常理,袁在世时,无论是为了讨好袁世凯还是为了攻击宋和国民党,袁去世后,无论是为了反击袁世凯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黎元 洪都会把这件事抖露出来。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不错,宋教仁是很不喜欢袁世凯,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牺 牲的,何况,当时整个社会对袁世凯还是充满信心的,大多数列强国家亦看好袁世凯。在国民党刚刚赢得议会选举,宋教仁还没有组阁之前,他会有如此轻率的思想 和行动?再说,宋教仁从来就不曾瞧得上黎元洪,革命之初就想以黄兴取代他。两人之间的隔阂人所共知。怎么可能有拥黎之举呢?还有,宋教仁做事从来不喜欢遮 遮掩掩,主黄兴代袁之大元帅如此,欲黄兴任临时大总统而反对孙中山就任是如此,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亦是如此。所谓拥黎驱袁不过是当时政坛上一些智商低下 的政客们的胡思乱想。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宋教仁绝对不会如此糊涂。

  我坚信,作为政治家,宋教仁的道德操守与人格魅力万古流芳。并不是有意抬高宋教仁,实则是在检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发觉如宋教仁一般具有磊落、真诚、直率、宽容品德的政治人物太罕见了。

  宋教仁既不会阴谋,也不会"阳谋";既没有明哲保身,也没有一意孤行。宋教仁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干净的政治家。宋教仁没有杀人害命的 记录,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该杀的不该杀的,都没有;宋教仁没有背后下手的行径,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宋教仁没有唯利是图的企图,不管是政 治上还是金钱上(曾拒任总理、拒受袁世凯重金);宋教仁没有风花雪月的故事,不管是寂寞无奈中还是兴奋难抑时。

  宋教仁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缜密的政治思维、超前的政治见识、良好的个人素质,崇高的道德修养,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政治家。正如吴相湘先生在《宋教仁传》中所评价的那样:"权位金钱不能浮,政见之不可牺牲,政治家之风骨,宋氏有之矣……"[30]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捧起《宋教仁集》,漫无目标地翻阅,每当看到他在去世前给袁世凯的那封绝笔信,我都会泪眼模糊,不能自已。这是一封真正的 血泪写就的文书啊,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声言"一个都不宽恕",没有要求"报仇雪恨",却一直念念不忘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31]

  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这就是政治家的品德,这就是政治家的操守,这就是政治家的人格!

  注释:

  [1][2][4][6][17][19][24][25][27][30]

  吴相湘着《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87页,第135页,第35页,第107页,第138页,第158页,第179页,第39页,第98-99页,第140页)

  [3][15][16]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215页,第129页,第110页)

  [5][7][8][9][10][12][13][18][20][21][26][28][29][31]《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6月出版第774页,第346页,第306-308页,第18页,529-530页,第161页,第502页,第578页,第543页,第67页,第 558页,第576页,第588页)

  [11]《天变-辛亥革命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第230页)

  [14][22][2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出版第三卷第44页,第二卷第485页,第八卷第432页)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7日 | 责任编辑:郑子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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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念驰: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文坛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209/12.htm
《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九期
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文坛
章念驰

    关于章太炎的传说与评说,不绝于世,但真正的章太炎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其他历史人物身上也有这种现象。这大概与整个社会文风浮躁有关,历史不再是民族的 精神,而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人物被演义化了,子虚乌有的传讹代替了真实历史,结果带给当今社会的是不诚实与浮夸风气,造成人们不择手段竞相追求 "成功",这是必须力戒的。   

    甘肃《读者》杂志最新一期(2002年6月B期),转载了王澍先生《中国近代名人的缺失》一文(摘自《大家参考》2002年4月上半月,下称王文),我看 了真是大吃一惊。其实王澍此文我在《书屋》 2002年3月号上早已见读,只是篇名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内容是一样的。该文对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这些近代 重量级人物一生的所谓"败笔",予以"大胆揭示",批判之笔纵横骋驰,口沫飞溅,煞是气壮,但他又称"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还说这样"批判 重量级人物,一定会遭受物议,这一点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圣人名人不能批评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且这些名人并非没有缺陷,王氏完全有权批评,杂志完全有权 转载,只是批评应该是有据的,一切宏论应该是从史实出发,若无史据,岂不成了信口开河,成了昏话梦呓。我不能说王文句句是昏话梦呓,至少他对章太炎的评 价,基本上不合符史实。以往《读者》上也转载过不少论述章太炎的文章,说实在大多也是道听途说。我曾从事过《章太炎全集》编纂,对章太炎生平与学术曾作一 番梳理,还是他的嫡孙(我始终不认为后裔有当然发言权,也不赞成后人仅仅凭感情为先人一味溢美),也许对章太炎这历史人物较有发言权,因此想就王文中关于 章太炎的"败笔"及以往《读者》转载的关于章太炎的文章作一匡正,并就当前文坛对历史的杜造和戏说,提出一些意见,冀与十方学人共探讨。

论史当力戒杜造

    王文称:"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他说"这够不上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这段褒奖章太炎的文字 对章太炎来说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竟能早早透视到国民党的败兆,而脱离了国民党。但问题是章太炎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何来脱离国民党之说,文章一开头就不 知悖到哪里去了。   

    王文又称:"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一是攀附权势,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   

    章太炎如何"攀附权势"呢?王文指出一是"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二是晚年章太炎索居苏州,而"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情急之下, 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喜出望外……便把事情摆平了……趁热打铁立即起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送 给章太炎一张银票……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震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上述文字真可谓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忿然鞭鞑,满纸正义,然而这却是子虚乌有。所谓"与孙传芳投壶",始见于1926年鲁迅先生《趋时和复古》一文。当时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反对南方蒋介石的北伐军,也反对北方吴佩孚、段祺瑞北洋政权,提出五省联保,自任总司令,又提倡复古,举办投壶新仪(一种古代的游 戏,比谁将箭投入瓶内多为胜),请章太炎赴南京主持投壶典礼,遭到鲁迅先生批评。鲁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壮 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鲁迅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正确的,他不希望看到他的爱师与军阀为伍。事实上章太炎也没有 去南京参加投壶新仪,尽管《鲁迅全集》注释也明注了这一史实,但不研史实的人始终将鲁迅这段名言奉为真实,以讹传讹,一直把章太炎参与投壶当作晚节不保。 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 "联省自治",因此他支持过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这时他的主张与他先前领导辛亥革命时言行大见落伍,提不出更合时代命题的主张,没有反映时代的命脉,但王 文所谓的"投壶作乐,落为笑谈",毕竟是无稽之谈。

    再说王文所谓章太炎与杜月笙的"肮脏交易"更是无据之谈。俗言盛世修志,发迹续谱,连船王包玉刚发迹了也要续个家谱,认了青天包拯大老爷为族祖。上海滩闻 人杜月笙发迹后也不例外,他在原籍上海浦东高桥修祠办学,并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撰《高桥杜氏祠堂记》一篇。章太炎在《记》中称"余处上海久,与镛习 识",自承在上海众多岁月中早已认识镛,即与杜月笙是相识的。查上海史史料,在上海名人聚会中章与杜确常相遇,但未见俩人有厚交之载。章太炎为人作赞、立 传、书丧、记事,撰铭不知几数,有烈士喻培伦、焦达峰、秦力山、邹容、史量才等等,也有故友孙中山、黎元洪、黄季刚等,还有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包括为杜 家祠堂作记(并非如王文所说"修家谱")。章太炎以文为生,为人撰传,有收润笔的,也有分文不取的,例如史量才死于特务枪下,章太炎不仅敢为之文,且分文 不收。杜月笙一生做了很多坏事,但未尝未做一些好事,近年来史学界不乏对他有全面评价。而章太炎之《记》也无一阿谀之词。该文撰于1931年,杜家祠堂也 是建于1931年,王氏不知这起码事实,而杜造了章太炎爱侄打官司求助杜月笙帮忙,杜趁机赴苏州结识章太炎云云。史界都知道章太炎是1934年迁居苏 州,1936年去世于苏州,怎么会有杜月笙赴苏州拜访章太炎恳请"为杜月笙修家谱",时空与起因及内容一概全错,与史实全悖。关于章太炎"爱侄"打官司, 更是杜造,章太炎兄弟三人,大哥无后,二哥有二子,一向本分,1930年左右,才二十至二十五岁,从无与人打官司要请流氓头子来帮忙之事,王氏此说近乎污 蔑,这到真的会引来后人诉讼官司的。至于究竟谁托章太炎为杜家祠堂作记,史料记载谓章太炎义兄章士钊系杜月笙门客,由钊请托;也有史料称由章太炎"苏报 案"坐牢时狱友徐福生所托,徐福生号称"闹天宫福生",与杜月笙稔熟;也有医生陈存仁自称是他受杜月笙所托为之。今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肯定的是决没有什 么爱侄打官司一说。王氏不是捏造就是采信道听途说,这种做学问方式太不严肃了。   

    王文所说的所谓第二个"败笔"就更可笑了。王文称章太炎"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稍知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章太炎用经学、史学、诸子学、佛学、西学构筑了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体系,并用于指导近代民主革命,为近代民主革命提供了哲学武 器与伦理思想。"儒、道、佛"三者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学术思想内涵。章太炎更是创以佛释儒,别开学术蹊径。他对于佛学注力甚深,《齐物论释》有一字千金之自 许,但他完全是无神论者,从不烧香拜佛。在辛亥革命前,他流亡日本最困苦阶段,一边自学梵文,一边从事革命,还动员鲁迅兄弟等同学梵文,甚至想过去印度出 家,但这仅仅是一瞬之念。至于中年"被诓到峨眉山剃度",则完全是空穴来风。详考章太炎一生,曾于1913年入川。这是在"护法运动"期间,他作为孙中山 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受命去西南联络诸军阀联合护法,行迹大多可见诸当时报端,未见在繁忙调停期间被人骗到峨眉山去剃发当和尚之事,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四 川。真不知王氏又从何觅得这等新闻,并大大发挥了一通。   

    这使我想起古人说的两个老掉牙的笑话,一是说两个秀才对挂在城头的一个字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俩各卖风骚才华,互不相让,其实城头的字还没有挂出来呢;另一 个是说一个道德家口沫飞溅地大诟某老爷家的儿媳如何风流不本分,而这家老爷早就去世并膝下无子,何来儿媳风流之说呢。这两则笑话与王文论章太炎如出一辙, 弊在杜造,无中生有,无病呻吟,忘了任何高论应当论从史出,否则信口开河,既伤害了对方,又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社会!

历史不宜戏说

    历史是非常严肃的社会科学,应汰感情、忠史实。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今人如做考据文章,做到字字珠玑,无一字无来历,但忠实于基本史实是最最起码的。历史与文 学不同,文学要编造情节,要浪漫与激情,如小说就允许杜造。如果一个社会用小说来代替历史,用戏说来对待历史,将历史演义化,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将失去自 己的历史。这种后果是严重的,亡史形同亡国。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严肃的历史剧越来越少,许多杜造的历史或戏说的历史取代了正史,这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混 乱。

    《读者》还刊载过数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来源大抵都出自陈存仁先生之笔。陈氏是位医生,他自称二十岁时拜见章太炎,成了章太炎的"弟子",因此他的回忆录 在一般人眼里当然有很大权威性。而且他的回忆录写得特别生动有趣。他自称自幼爱写作,1949年定居香港后仍边行医边写作,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 辟了一个"津津有味谭"专栏。据他儿子陈树桐先生说:"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365天,从不间断。"由于陈存仁是老上海,也是国民党的 "国大代表",又因行医,"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接触",因此写起文章来,"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陈树桐 《银元时代生活史·后记》,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氏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等,在香港办过《存仁医学丛刊》,著述 甚丰,文字生动,情节曲折,又都以第一人称写作,有相当大的可读性。在这些故事中,他往往以主人翁自居,引来许多刊物竞相转载。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还翻印了他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这本书中有一章节是《事章太炎以师礼》即是专写章太炎的。还有1953年他写的《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1972年 他写的《章太炎师结婚考》,都成为各杂志竞相转载的内容。在此我随便列举几个被陈氏颠倒歪曲的史实,来说明史当求实,不宜搞戏说。

    一,陈存仁在回忆录中说:1928年,他二十岁时随姚公鹤补国文。姚与章太炎稔熟,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来(我从来没有搜寻到俩人通信),总叫他递送,因而 得以结识章太炎。章太炎得知他白天又在丁甘仁医生处抄方,稍知医学,便很喜欢他。有一日问他何不拜己为师,陈存仁马上叩了三个头认了师,便成了弟子,以后 在章太炎家一面帮做杂事一面受教(一代国学大师如此草率收下一个没有国学根柢的人做弟子,匪夷所思,此姑不细究)。陈氏又说:章太炎当时"住南阳桥康悌路 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他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说得煞有介事。太炎确住过南阳桥敏体制尼荫路裕福里二号,这弄堂虽小,但房却 不小,迄今犹存。在这里章太炎接待过许多来客,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还在此宅召开过"护党救国"会议,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并成立了"辛亥同志俱乐 部"。但是,1927年仲夏章太炎即迁出南阳桥,搬到同孚路同福里八号,不是陈存仁说的"同福里二十五号"。事实上陈存仁根本不可能在1928年在南阳桥 太炎住宅拜太炎为师。因为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因章太炎反对当局而对他明令"通缉",同遭通缉的还有张君劢、黄炎培、沈信卿、蒋维乔…… 连刘海粟都在通缉名列之中。太炎名列其首,罪名是"反动学阀"。当时蒋介石镇压异己,是十分坚决残酷的。章太炎薄薄一份家产当即被"查封",被迫匿藏在虹 口租界日本人办的吉住医院避难,在这所医院整整藏匿了半年之久。他趁避难,在吉住医院动了二次手术,都是割除鼻息肉。事实证明,1928年才认识章太炎的 陈氏根本不可能在1927年于南阳桥的"阁楼上"拜师章太炎。

    二,陈存仁在他文章中说:"章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章太炎虽系开国元勋,却一不为官二不从商三不置地,从不接受洋人资助,始终是一个文人, 靠写作卖字为生,但生活还是要比一般文人好些,他毕竟是一流学者。但是陈存仁说:他"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 了一封信,叫他拿去见董康。董氏很有钱,立即写了两张庄票,叫我带回",太炎才得以解困,并用这笔钱搬到同孚路去。章太炎是否穷到这程度,令人置疑。同 时,章太炎1927年迁居同孚路怎么成了1929年由陈存仁去向董康要了钱才搬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董康于1926年与章太炎共创上海法科大学,同任校 长。1927年后,国民党占领上海后他投到国民党旗帜下,成了新贵,而章太炎是国民党声讨与通缉者。道不同,不相谋,何故会如此大方资助章太炎,完全不能 让人理解与信服。   

    三,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随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宿昭庆寺,盘桓数月而归"。"章师在杭州每日行动,报纸都会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一日他陪 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正好蒋介石夫妇由周象贤陪同简装轻行也去楼外楼吃饭,双方不期而遇。蒋主动向章问好,并询章太炎近况如何。"太炎说'靠一支笔骗 饭吃'"。蒋表示要让周象贤派车送太炎回去,"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蒋主席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钟 心,称谢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这件事叙述得有声有色,而这竟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众所 周知,章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对蒋从无善言,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胜利后,蒋受命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使光复会从此一蹶不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章太 炎作为光复会会长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不予宽释。以后对蒋介石忽左忽右,投机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手,又翻脸不认人,他也一直批评不断,导致1927年国民党 对他的通缉,被迫匿迹,与社会隔绝。后在老友们的疏通下,始不缉拿,限闭门思过。而太炎不思改悔,稍有自由又发表反蒋言行,导致1928年底国民党再次通 缉他。他不得不再次匿迹,过着东藏西躲的生活。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全民抗战事兴,他也许永远不会重登历史舞台,怎么会成了蒋介石的"故旧"?像蒋介石 这样关怀太炎的生动例子,照例在蒋介石传中应有记载,而我在众多蒋介石传中也没有找到过。陈氏竟编了这样大的一个弥天大谎,实在令人费解。至于赴杭州扫 墓,1921年至1926年,章太炎几乎年年春天要返乡祭祖,但1927年后,身处逆境始终未去杭州。直至1932年春,在"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他北 上见张学良,代表民众呼吁抗日,南返时去过杭州祭祖。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去杭州。不知陈存仁究竟是哪一年春天陪太炎去杭州的,1926年前他们尚不相 识,1928年后他也没有机会,但他这精彩回忆录竟写出陪章太炎去杭州"盘桓数月"的历史。陈氏之说让研究章太炎专家大跌眼镜。历史学家研究人物必细到每 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我们实在没有在章太炎经历中找到过1928年后"某个春间"去了杭州几个月。这恐怕是陈氏的梦游,他又将这梦游写成了小说,让后人当成 真史去研读,致使无数人上当。   

    四,陈存仁还说他陪章太炎在杭州期间曾"广招学生"进行讲学,"—个沈姓绅士坐了一辆马车带了两个儿子"来拜门,并从"马车上搬来龙井茶叶、金华火腿及杭 缎两匹,同时恭致贽敬一包,竟是银元二百";"在杭广收门生二十余人",贽敬"以四十元者为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讲学是在昭庆寺讲经堂,"学生都坐在 蒲团上,说是汉时的讲学方式",第一日讲《经学源流》,第二日讲《清代国学》,第三天讲《小学大义》……说得活龙活现,记述得如此真切,其实这又完全是捏 造事实,张冠李戴。《经学源流》是《文学源流》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苏州的演讲;《清代国学》是《清代学术之系统》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 3月在北京的演讲;《小学大义》是《大学大义》之误,是章太炎1932年10月在苏州的演讲,不知怎么都被陈存仁搬到杭州去了。这已经完全不是历史了,而 是陈氏自编自导的故事。   

    五,陈存仁《章太炎师结婚考》一文,洋洋万言,记述了章太炎婚姻情况。他说:太炎是先纳妾后结婚。1892年"纳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 师孤寂,登报征婚",征婚广告刊于当时《顺天时报》。征婚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籍女子为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要 再婚等等。因没有合适女子,太炎直至1913年才与汤国黎女士结婚云云。关于太炎征婚启事,陈存仁也说他曾查当时《顺天时报》,并没有见到这则征婚启事, 而是根据日本人武田煦与高田淳文章所载,并非第一手资料,他也没有对传说资料加以考证,便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于是,臆想与传说成为"史实",很多报刊相继 转载,人们也就深信不疑了。其实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事,虽不是陈存仁编造的,但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造成了混乱。其实章太炎早年因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 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   

    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这王氏丫头与章太炎相依为命,养育了三个儿女,于1903年早早去世了。章太炎在办完 王氏丧礼后,即赶赴上海,应蔡元培之邀,出任爱国女校教师,旋不久因宣传革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被囚入上海西牢,刑满第二日即东渡日本,开始 第三次流亡生涯,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归国,又忙于革命,1913年始由孙中山介绍汤国黎成婚,这期间根本没有因孤寂而登报征婚。   

    六,陈存仁说杜月笙发迹后,重修上海高桥杜家祠堂,欲请太炎作记,但无论盟兄章士钊还是"苏报案"狱友徐福生,都请不动他为上海滩闻人写文章,最后杜托陈 存仁帮忙。陈到太炎家后向老师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于是"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 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让章太炎作文。太炎不起稿,一口气写成了《高桥杜氏祠堂记》。这真是近乎天方 夜谭。陈氏在编这种故事时,总是把自己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借讲名人历史处处抬高自己。   

    七、更荒唐的是,陈存仁说,他师从太炎,每晨七时就要去报到,"从扫地、倒痰盂、擦水烟筒之外,还要洗夜壶",而太炎用的夜壶是锡做的,"又重又瘪",而 且很臭。当时适"有一个人来求写《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太炎置之不理,而章师母早已收了笔润,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对陆公的后人说:'你家有什么上 品的文房四宝,拣几件送给他,我可以帮助你说话。'那陆公后人说:'好的文物都被族人分去了,只有一只明代清花瓷质的夜壶。'"陈听了大喜,嘱他马上拿 来。章太炎见到后"反复抚摸,似乎爱不释手。我就乘机进言,并且寻出陆公后人送来的事状和纸卷,铺在桌上,同时磨起墨来,章师不出一言,先看事状,也不打 草稿,举笔写了长长一大篇,堂堂交稿"。陈存仁还说:大陆"文革"后,许多文物流入香港,一日他去古玩铺,发见一只青花瓷夜壶,"似曾相识,喜出望外,审 视之下,发现夜壶的口上边有一些损裂,便肯定这就是从前章老师用的那个夜壶"(陈存仁《章太炎师门的晨课》,《艺海杂志》 台北,V12N6),索价八千元等等,他还将这尿壶照了照片附在他的文章中,证明确有其事。所谓《两广巡阅使陆公墓表》,实是《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 使陆君墓表》,陆君即是军阀陆荣廷。陆于1928年去世,"殁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即1934年),旧部以为请",太炎为之书,绝无因陈存仁 进言和以夜壶为条件之事,陈氏之述,实属杜造。诚如他儿子陈树桐所言:陈存仁善写奇谈,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而这些趣谈令后人莫辨是 非,误将戏说当成真史,流毒至深且广矣。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记载着民族的兴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构成了这民族的精神,对历史的褒贬是为教育与激励后人去完成前人的未竟之业。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到鲁迅、胡适,他们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极大努力。而在王澍笔下都成了 庸人:康有为只做"空头学问",孙中山"言行不一",章太炎"攀附权势",胡适"最大败笔是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鲁迅"受尼采影响,批判面过宽,过刻薄 了",一切都成了问题。其实史实并非如此。拿章太炎来说,他反封建反专制反帝国主义,被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国民党政府、日本政府及英美帝国主义缉拿追 捕,多次入狱,毫不屈服。他敢用自己头颅去撞击封建社会冰冷的墙垣,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媚骨;他精研旧学,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破所谓的"国粹"桎梏; 他拼命地吸收西方先进学说,但又不迷洋崇外;他呼唤民主,争取自由,维护人权,追求平等。当然他也有缺陷与局限。这些先进的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今天宣传得 越来越少了。有些人虽论章太炎、论鲁迅、论严复,他们恐怕关于章太炎等的著作也没有读过,也读不懂,却乱伐历史人物,以此为痛快。"文革"中有一"大学 者",吩咐图书馆专门为他收集章太炎"有问题的言行",以便他鞭鞑,这种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左行径,让我们几乎付出了国家崩毁的代价。今天是另一种形式 的否定历史。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小说、刊物,有越来越不尊重历史的倾向,有的将败类戏说成仁君侠士,有的将英杰演义成丑类庸人,有的作品甚至不惜为历史 上种种罪人翻案,只要有钱都可以立碑。当这些罪人堂而皇之被称颂之日,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几千万人只好含恨于九泉了,今后还有谁会为正义而献身。倘若我们后 代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认识,都是从这些影视与杂志及漫画读物中来,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大声疾呼,不要杜造历史了,不要戏说历 史了!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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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对宋教仁的评价

http://www.wangjiwang.com/memorial/shc24758.html
对宋教仁的身后评价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 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 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 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 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后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 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于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 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 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抵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欲是,被刺,革命党发动二次革 命;开启了中国此后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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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章太炎、黄兴、宋教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16/16/5770841_164851289.shtml
秋瑾、章太炎、黄兴、宋教仁
okii         收藏于         2011-11-16

秋瑾

1.人物简介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又字竞雄;号旦吾,又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 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 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 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 的敬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 (女)。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翌年,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 师)。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 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 "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 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 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光绪三十 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 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秋瑾都有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 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为《秋瑾 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1979年8月宋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 传侠名。"

2.生平经历

  1875年

  11月8日(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十一日卯时生)生于福建闽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

  父寿南曾任湖南郴州知州。

  1896年

  在湖南依父命嫁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富绅子王廷钧。

  1903年

  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随王去北京居往。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后不久,她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的腐败,决心献身救国事业。

  1904年

  7月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 男女平权道理。在此期间,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以秋瑾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 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并创办《白话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秋,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

  1905年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归国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

  7月,回到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中国同盟会,会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在留日学习期间,她写下了许多充 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慷慨激昂,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

  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

  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发展该校主持教务的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加入同盟会。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 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 作。到杭州后,与将去安徽的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二省同时发动。此时她在杭州新军中又发展了吕公望、朱瑞等多人参加同盟会与光复会。不久,萍浏醴起义失 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

  1907年

  1月14日,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 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旋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 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商定先由 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出攻,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如不克,则回绍兴,再经金华、处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锡麟呼应。原定7月6日起义,后改 为19日。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

  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

  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附:菩萨蛮(寄女伴)

  秋瑾

  寒风料峭侵窗户,垂帘懒向回廊步。

  月色入高楼,相思两处愁。

  无边家国事,并入双蛾翠。

  若遇早梅开,一枝应寄来!

章太炎

章太炎简介

  (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 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 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 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 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 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 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 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 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 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 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内容简介:《章太炎先生论伤寒》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与《伤寒论》有关的论文,分为伤寒六经病证、从伤寒论温病之治、中西医结合论伤寒杂病、古今用药 权量、《伤寒杂病论》评议五部分;下篇为与《伤寒论》有关的论文段落节选,分为病机要论、遣方用药、仲景生平及相关著作考三部分《章太炎先生论伤寒》,将 先生论《伤寒》之文结集成册,可窥先生研治《伤寒》巨大成就及其对中国医学史之重要影响。章太炎先生在《伤寒论》方面的独到见解,是研究仲景《伤寒论》者 必须了解研习之不二法宝,亦是必须收录参考之佳作,不可不读。

  书后附有著名中医古籍文献专家、乾嘉学派传人钱超尘教授撰写的五万余言的研究论文《太炎先生论伤寒释要》。

生平年表

  一八六八年 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一八六九年元月十二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好经术。有子女四人,太炎排行第三。

  一八七三年 六岁

  入私塾就读。

  一八七六年 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一八八〇年 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浚、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一八八三年 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一八八八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农历11月),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京师一时为之哗然。

  一八九〇年 二十三岁

  父章浚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一八九一年 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一八九二年 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一八九三年 二十六岁

  女生。

  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一八九四年 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一八九五年 二十八岁

  四月十七日(3月23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五月二日(4月初8日),康有为"公车上书"。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六年 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八月九日(7月初1),《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 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泸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刊于《时务报》);《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刊于《经 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刊于《实学报》);《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刊于《译书公会 报》)。  一八九八年 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一八九九年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刊于《清议报》)和《今古文辨义》(刊于《亚东时报》)等。 一九〇〇年 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六月,八国联军进军津、京,清廷决定宣战。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一九〇一年 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一九〇二年 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一九〇三年 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闰5月初6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刊于《国民日报》)《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刊于《国粹学报》)。

  一九〇四年 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四月三日(2月29日),邹容死于狱中。

  八月二十日(7月20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一九〇六年 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5月初8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刊于《民 报》);《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一九〇七年 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 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 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一九〇八年 四十一岁

  光绪、慈禧死去,溥仪即位。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坐,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

  十月十九日(9月25日),《民报》因宣传革命被封禁。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 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刊于《民报》);《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刊于《国粹学 报》)。《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一九〇九年 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师培)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小学答问》。

  一九一〇年 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十月十日(8月19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

  十一月三日(9月13日),上海发动起义,次日"光复"。  十一月十五日(9月2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月三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一月十四日,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二月七日,章太炎应邀赴南京。在建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旋即返沪。

  三月一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

  四月十七日,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五月上旬,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四凶:梁士诒、赵秉 钧、陈宦、段芝贵。下旬,由武汉返回北京。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六月,由京来沪,由蔡元培主婚,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孔教会成立。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一九一四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 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 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申令明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一九一六年 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一九一七年 五十岁

  三月四日,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七月一日,张勋等拥立溥仪复辟。十二日,复辟覆灭。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中央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九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一九一八年 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一九一九年 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一九二〇年 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一年 五十四岁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夏,主张"武力统一"的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联省自治"运动遭到打击。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二年 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三年 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章太炎以为"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一九二四年 五十七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一九二五年 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一九二六年 五十九岁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

  四月七日,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八月八日,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一九二七年 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五月至六月,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一九二八年 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止。

  一九二九年 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一九三〇年 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夷,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一九三一年 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1917年撰)、《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一九三二年 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一九三三年 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一九三四年 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一九三五年 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一九三六年 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六月十四日,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注释:

  [1] 我国标年方法,辛亥革命以前,用帝王年号计年与干支计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计年。今均采用公元纪年,而于重要事件同时标明农历计年。

趣闻

  1、章太炎寓所——钱粮胡同19号

  作者 王之鸿

  钱粮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大佛寺东街和东四北大街,长5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与钱 粮西巷、钱粮南巷、人民市场西巷、轿子胡同相通,北侧与钱粮北巷相通。明代,称"钱堂胡同",因胡同内有铸钱机构——钱局而得名;清代,胡同内有宝泉局的 铸钱机构之一的南作厂,因宝泉局隶属于户部,所铸之钱用于充军饷,故俗称宝泉局为"钱粮局",胡同亦从俗改称为"钱粮胡同",沿用至今。

  钱粮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12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颇为气派的宅院。今为北京工业大学宿舍,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曾软禁章太炎于此。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大门迎面是一座"座山影壁"②,又称"靠山影壁";大门外是"反八字影壁"③,又称"撇山影壁"。大门外原有的一对"上马石"经历了历史的风尘,大门前新增的一道"安全门"折射着时代的韵味。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座山影壁,位于大门内侧,在厢房的山墙上直接砌出小墙帽并做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

  ③反八字影壁,在大门外两侧,两侧墙面的八字影壁与大门呈135度左右的夹角,影壁墙上可雕对称图案。

  2、太炎先生的风骨与品格

  (作者张昭军载《光明日报》)

  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 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七年。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同时,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 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5年,东游日本,初次会晤孙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 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1年,回国后被聘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只身赴京声 讨袁世凯,被禁锢三年。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九一八"事变后,年过花 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奔走于京沪等地,呼吁抗日。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 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三入牢狱"的大致情况是: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 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 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 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 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器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太炎先生为此付出三年牢狱之苦。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 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 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 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获 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 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 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太炎先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 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 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 京,先生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 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 讲"。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先生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 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 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另外,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曾拟模仿明朝方孝孺的故事,身穿麻衣,手指方丈,痛哭于国门,以此悼念共和的灭亡。后来经一帮朋友的竭力劝阻,章太 炎才打消这念头。叶兆言说:"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此事如果当真的话,他的戏剧性绝不亚于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 统。"

  3、章太炎遗产价值难估量

  关于章太炎的经济状况,留存的史料很少。我找到他在68岁时,即民国廿四年(1935年)七月立下的遗嘱: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 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 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由此可见,章太炎首重人品情操,次重学问文章,而遗产之中,以书籍文物为贵。那些都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根据章太炎遗嘱所列,他死前的财产如下——— 到1935年7月,章太炎在上海储蓄银行有存款12000银圆;在浙江兴业银行有1万银圆;在余杭泰昌有股本800银圆(30年代前期,1银圆约合 1997年人民币30元)。以上存款共计约合今人民币68万元。此外,章太炎的房产,在苏州有两处:王废基一宅,侍其巷一宅;田产,在余杭有30多亩。

  至于章太炎珍藏的书籍,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价值约"数千金"。文物古董,有秦代铜器、铁权等,汉代、唐代玉器、古钱等,宋代、明代瓷器等。其价值难以估量。

  按照以上所述,章太炎属于中产阶级文化人。

  4、章太炎一笔墨宝发了财

  在上海同福里居住不久,章太炎竟发了一笔大财。说是"一笔",确实由"笔"而发。一天,一位革命元老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 民国政府成立宣言";另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他又被要求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获赠润笔墨银20圆大 洋。

  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的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 "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10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 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5、杜月笙家祠求横披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 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 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

  后来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问杜月笙的故事,来 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拿出一张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一边抽烟,一 边写字,大约不过40分钟,已经写成。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太炎夫人。这笔钱 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纪念馆位于西湖南屏山下,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环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是我国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博物馆。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

  馆内收藏1000余件文物,其中《流血革命》《狱中联句》《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系国家一级文物。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章太炎墓及夫人汤国梨墓,坐落在纪念馆后面的苍松翠柏之中。

  在纪念馆右侧,还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的祠墓。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牺牲。

黄兴

革命人生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 汉族,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原名轸,派名仁牧,字岳生,号谨吾,又号杞园,别署庆午、 竟武、近午、廑午。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改名兴,号克强。曾化名李有庆、李寿芝、张守正、张愚诚、张愚臣、李经田,"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时又化名冈本 义一、今村长藏,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领袖。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1896年中秀才。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 署名竞武、庆午。革命时期曾用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 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黄兴与孙中山常被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于上海去世。1917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 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1902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并参与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杂志,组织"湖南编译社",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903年4月,为反 对沙俄拒不从东北撤兵,同留日学生二百多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随后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名义归国。回长沙后,任教于明德、 修业等学堂,暗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11月4日(九月十六),借他三十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章行严等二十余人筹商成立 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后被选为会长。他提出在湖南首先发难,争取各省响应的方略,并决定从联络军、学两界和会党入手,准备在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时,乘机起 义。事泄,黄兴等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他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全国革命团体同盟会。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 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1907~1908年间,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 (今友谊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之役。

  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广州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召集"庇能会议",议决倾全党人力物力,在广州再举。 1911年初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发动黄花岗起义,他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两广总督衙门,许多革命党 人英勇牺牲,黄兴右手受伤,断去两指。起义失败后,他在香港养伤,支持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 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后,转赴上海。南京光复后,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先举他为 大元帅,后改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他均未赴任。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临时政府北迁,3月3l日,袁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主持整编南方各 军。因军饷无着,军队哗变,于是大量裁遣。6月14日,南京留守撤销,退居上海。6月30日,参加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发表政见,说民国成立已半年, 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成立",强调要贯彻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为理 事。12月,接受袁世凯委任之汉川铁路督办职务,不久又辞。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以南方各省内部不统一,军队力薄,对讨袁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 决。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兴师讨袁,黄兴表示赞同。二次革命爆发,黄兴在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 令。"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孙中山、黄兴与国民党许多骨干分子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对黄兴有所责难。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 美国。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并为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同孙中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关系。10月 31日在上海因病逝世。著有《黄兴集》等。

创建华兴会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东京。前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 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 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抵达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 绍西方的文化科学。

  1903年,沙俄侵华加剧,引发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义愤之下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后,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 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黄兴于是将随身所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 各界,然后登轮返湘。旋即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并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 籍。

  1903年11月4日,他以其三十寿辰(虚岁)为由,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十二人,在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 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他被公推为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随后约半 年时间,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大宴时在长沙起义。不久,黄兴变卖长沙 的祖屋和农田筹集革命资金,并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据点。

  1904年10月24日,由于起义的风声走漏,清朝官府派兵查封了华兴会,起义未发动即失败。黄兴从长沙转移到上海,再逃往日本。次年黄兴再次回国策划起义,失败后再次折回日本。

同盟会实干家

  中国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 1905年7月,他在日本结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并力主孙中山筹组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黄兴任同盟会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 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之后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在南方起义。9月时黄兴先后发动并 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等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2万清军周旋月 余,并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退回河内。之后他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遭失败。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 方支部,策划于次年春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起义再次失败。

1910年11月3日,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23日),黄兴和 赵声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硷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 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 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 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民国时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主持整 编南方各军。后因没有经费,军队哗变,乃取消留守,退居上海。同年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任理事。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 理理事长宋教仁。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次日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并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9 月,南京被北洋军攻陷。不久讨袁运动失败,黄兴再次逃往日本。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不赞成 重新组党并且拒绝加入。他于7月乘船离开日本赴美国考察,宣传反袁思想。

  上海福开森路393号黄宅灵堂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称帝。黄兴派人促进遇难护国军起义讨伐袁世凯,并在美洲为蔡锷率领的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 军饷。1916年6月,因孙中山、蔡锷多次电催,他于是由美国赶往日本,为国内反袁斗争筹款购买军械。当月袁世凯忧愤而死。7月4日,黄兴从日本返回上 海。

  1916年10月31日,由于黄兴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奋斗,积劳成疾,最终因食道/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 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黄兴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 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 被推为总理。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 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 的一次分歧。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是后话。

  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

  往后,孙黄在1914年时,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 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 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而逝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后世评价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 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革命时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由于他的派系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 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建立民国后,他初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徙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黄兴逝世时,在日本疗病的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不久蔡锷也因病逝世。两人同葬岳麓山。

  据说章太炎的外号"章疯子"乃出自于盛怒中的黄兴之口。章太炎很敬重黄兴,曾愿拥戴黄兴为同盟会领袖。在黄兴的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纪念

  竖立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的黄兴雕像1911年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用木料搭台举行拜将仪式,黎元洪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今天拜将台遗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17年4月15日,在蔡锷国葬岳麓山之后3天,黄兴也国葬在岳麓山,并修有黄兴墓庐。

  1918年10月,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的日本著名寺院"总持寺"内的"手枕坂"边上的山岗上,立有一相当高大的 "黄君克强之碑"。具体当时的立碑事宜不明。碑文由日本元首相犬养毅手书。虽经88年岁月碑体碑文相当完好。

  1934年,长沙把最繁华的街道南正街改名黄兴路。在武汉、上海、等城市也有黄兴路。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和高雄市三民区也有克强路之路名。

  1981年,黄兴故居被列为湖南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葺并对外开放。

  1986年10月10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志号为J.132的《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纪念邮票1套3枚。其中第二枚为黄兴像。另两枚为孙中山和章太炎像。

  1988年1月13日,黄兴故居和黄兴墓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黄兴诞辰130周年,湖南省各界人士以及黄兴等革命爱国人士的亲属代表出席了矗立在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街口的黄兴铜像揭幕仪式。铜 像高7.8米,表现的是黄兴先生一次回到故乡长沙的情景。基座4个立面的浮雕,分别刻画了他组织华兴会、创办中国同盟会、指挥武昌保卫战、与孙中山先生携 手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在上海黄兴公园,上海市领导也进行了黄兴铜像揭幕仪式。上海的黄兴铜像高2.8米,人物双手背后握剑,显示了黄兴这位辛亥革命 卓越领导人的军人形象。

  其他纪念有:黄兴的故居所在地高塘乡被更名为黄兴镇。上海建有黄兴公园。武汉武昌蛇山、长沙县星沙镇等地立有黄兴铜像。

  在两湖书院求学时,黄兴就有一诗《咏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这鹰的雄姿和壮怀,无疑就是诗人自己的写照。

  黄兴的诗

  1902年初夏,黄兴提前一年毕业于两湖书院,被张之洞选派日本留学。此时的黄兴,抱负者大,忧虑者远,与母校同学告别,无暇伤感,惟有豪情:"沉沉 迷梦二千载,迭迭疑峰一百重。旧衲何因藏虮虱,中原无地走蛇龙。东山寥落人间世,南海慈悲夜半钟。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

  1907年,同挽刘道一,黄兴《挽道一弟作》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 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据文献记载,刘道一天资聪慧,风流倜傥,精通日语、英语。作为湖南同乡,黄兴对他格外器重,期以"将来外交绝好 人物"。待噩耗传至日本,黄兴与其胞兄刘揆一相抱痛哭,乃挥毫泼墨,诗以志哀。此篇直与孙中山的同题挽诗争辉,堪为近代革命诗史上的双璧。

  "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太息家国不幸,呼唤救国雄才。这首绝句作于1909年初夏,三年后书于绢幅, 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遗孀王颖。"云中守"指西汉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守、抗击匈奴的名将魏尚。末句犹言"驱除鞑虏"。

  1910年2月(农历正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5月,黄兴在香港与前来了解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儿玉右二晤谈。临别,有诗《为宫崎寅藏书条 幅》:"妖云弥漫岭南天,凄绝燕塘碧血鲜。穷图又见荆卿古,脱剑今逢季札贤。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会须劫到金蛇日,百万雄师直抵燕。"诗以广 州新败的悲情起,以他日革命胜利的愿景终。"凄绝燕塘碧血鲜"一句,作者原注:"庚戌正月广州之役,倪浑(映典)死于此。"颔联两句迭用典故,以荆轲刺秦 王图穷匕首见,赞叹汪精卫、黄复生等行刺清朝摄政王的壮举。作者原注:"北京炸弹案,精卫、复生被陷。"复以吴国公子季札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墓前以践其心 中之诺的故事,表达对热忱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如约而来的感佩。作者原注:"君与篁南君南来。"篁南,即儿玉右二。颈联再以楚臣包胥立于秦廷号哭七日七 夜楚国终于得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越国终于复兴的历史典故,表达了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破釜沉舟的一搏,无奈又遭失败,七十二侠士枉洒青春热血。黄兴痛不欲生,为祭奠 英烈,填《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词一阕:"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 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大业尚未竟,英雄已长眠,幸存者还得继续奋斗,转战四方,只好嘱托西风,抱一束花香,掬几回艳露,聊 慰英灵。而作为起义的总指挥,对于导致英烈饮恨的革命队伍中的"鼠子"(内奸和胆怯之辈),除了诅咒和鄙夷,夫复何言。

  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负伤断指,避居香港时,还填有一阕《蝶恋花·赠侠少年》:"画舸天风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诵新词句。闻道高楼人独住,感怀定有登 临赋。昨夜晚凉添几许?梦枕惊回,犹自思君语。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上片化用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的词意,赞美少年侠气。下 片一转,径以少年志士此番出征前的慷慨陈词,写出自己的敬重和担忧。"博浪锥",张良使力士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用的铁锥,这里借指武器弹药或谋刺行动。此 篇所赠之"侠少年",即十六岁的同盟会员李沛基,他潜入广州后不辱使命,于当年10月25日炸死新任清军守将凤山。

  所幸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终见曙光。其时,黄兴在香港闻讯,即绕道上海赶往武汉,被推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行前,他写成一诗《致谭人 凤》:"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谭人 凤,湖南新化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受黄兴委派,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是武昌起义的播火者和组织者之一。此诗表达了黄兴 在广州起义挫败之后,得武昌起义捷报飞传之情,和对谭人凤等人的敬佩之心。露布,也称露报,指公开发布的文书,汉代开始多用于发表军事捷报。相传黄兴当年 常配一印,印文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武汉三镇光复后,清军反扑,黄兴亲率革命党人殊死抵抗。时为清军将领的冯国璋立功心切,竟下令纵火,使得汉口最繁华的市街遂成火海。革命党且战且退。 在坚守汉口、汉阳的日子里,全国有十多个省举起反清义旗,宣布独立。至11月27日,黄兴率残部退守武昌,旋即往上海主持东南军务。在江船之中回望首义之 城,他感怀江北血战,赋《山虎令》一首:"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掩凶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地尽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 潮。"

  自汉赴沪途中,黄兴在镇江与溯江而上的宫崎寅藏相遇,于是同往上海。约在此时,有七律一首《赠宫崎寅藏》:"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 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此诗盛赞这位日本朋友的洒脱豪侠,独标高格。其赞语,也 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首句"独立苍茫自咏诗"出自杜甫《乐游园歌》。

  《回湘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 衣。"1912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6月辞职,10月25日从上海乘舰返回湖南,适逢三十九岁(虚岁)生日,大江夜航,感而有 赋。其时辛亥革命已经完成,虽是袁氏当权,但共和体制毕竟已经建立,黄兴遂有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之志。抵长沙后,受到家乡数万人欢迎。学生集体高歌:"晾 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

  1913年元旦《祝湖北〈民国日报〉》:"万家箫鼓又喧春,妇孺欢腾楚水滨。伏腊敢忘周正朔,舆尸犹念汉军人。飘零江海千波谲,检点湖山一磊新。试取 群言阅兴废,相期牖觉副天民。"民国诞生一年,《民国日报》问世,诗从新春气象入笔,颔联以历史典故,颈联以山川意象,表达对当时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的忧 思,然后点明题旨,道出对创办报纸的期待。牖觉,犹言诱觉,启发民智。《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篪。"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力主武力征讨袁世凯。7月中旬,黄兴到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旋即失利,离宁赴沪。"贸然一走,三军无主",讨 袁战争迅速溃败,黄兴当时颇受责难。26日黄兴发表声明:"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8月作 《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二首:"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不道兵粮资敌国,直将斧钺假奸雄。党人此后无完卵,民贼从兹益恣凶。正义未伸输一死,江流 石转恨无穷。""诛奸未竟耻为俘,卷土重来共守孤。岂意天心非战罪,奈何兵败见城屠。妖氛煽焰怜焦土,小丑跳梁拥独夫。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头 颅。"抒发其回天无力的愧疚和悲愤,仰天长叹之余,直欲一死以谢天下。

  二次革命失败,孙、黄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因意见不合,离开日本转往美国,途中作《太平洋舟中诗》:"口吞三峡 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人生的苍凉感和对国运的忧患感跃然纸上。其前两句系袭用《清稗类钞》所录前清一位落魄者的题壁诗,大抵是借他 人卮酒,浇自家块垒。原诗为:"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吞三峡水,脚踏万方云。"

  1916年5月,黄兴由美洲乘船返国,途中口占一绝:"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和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其时正值袁世凯八十三天 皇帝梦破灭,民国得以恢复,黄兴从大洋彼岸归来,满载民权思想和自由主义,有几分自信,也有几分茫然。可惜就在这一年,黄兴英年早逝,其孤舟载回的民权和 自由思想,也宿命般地与这个古老的国度乍即还离,渐行渐远。

  黄兴少时饱读诗书,满腹才情,虽投笔从戎,献身暴力革命,无暇吟业,所作散佚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存世者仍足见儒雅本色,天纵风华。其最后十年的诗词作品,简直就是其革命生涯的一部编年史,且艺术品位甚高,即与古今大诗人同列,亦不遑多让。

  另外,在黄兴诗词的某些辑本里,有几首题为黄兴书赠友人的诗,其实并非黄兴所作。如《为蒋作宾书扇面》:"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 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此乃明朝遗民、反清志士吕留良所作。《书赠山田君》:"岂 是前身释道安,遇人不着鹿皮冠,接篱漉酒科头坐,只作先生醉里看。"这是清初吴梅村题《归玄恭僧服小像》四首之一。归玄恭,即归庄,武装抗清失败后一度亡 命为僧。而《为覃振书条幅》:"西风肯结万山缘,吹破浓云作冷烟。匹马寻径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则出自清人郑板桥之手。书者乃是借前人诗句寄自家情 怀。

  赞诗:

  《王臣八章》之八

  黄兴(作者:桓大司马)

  凄飙欲至墨云低,赖有风师健把犁。

  怜子精神全胜马,有君肝胆或如鸡。

  元戎业致胡天竭,魁首功从粤海迷。

  荒冢至今栖岳麓,游人偶至听莺啼。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年03月20日),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后,流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

  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 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 对袁世凯专权。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 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使赵秉钧派人跟踪到上海火车站,伺机暗杀了宋教仁,两天后身亡,时年仅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

著作

  《我之历史》,六册,1920年湖南石印本《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1905年5月东京铅印本《醒狮》,四册,1905年9月东京创刊 《民报》,二十六册,1905年11月东京创刊 《间岛问题》,六册,1908年上海初刊本,1914-1916年地学杂志重印本《民立报》,六册,1910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印行《比较财政 学》,日本小林丑三郎原著,宋教仁译,1911年上海印行,上述各书合为《宋教仁集》。

    生平纪年

  1899年入读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中秀才 1902年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 1903年8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 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1904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 7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 11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潜赴日本 12月13日抵达日本 1905年 6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 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 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 1910年返回中国。 1911年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反清运动,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武昌组织外交工作。 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 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7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 7月21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领导国民党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3月20日,宋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指使刺杀的主谋。

生平概述

  出生在一个破落封建地主家庭。童年时入私塾。曾接触过《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作品和其祖父所著《腹笥草集》,自幼就受到传统民族意识的 熏陶。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书院长黄彝寿的爱国思想影响促进了他反满革命思想的滋长,经常与同学们纵谈中外政治军事,发出了"中国苦满政久矣"的呼 声。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此间国内外学界抗议沙俄阴谋吞并东三省的拒俄运动正在兴起。关心时事、国事,经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时政,并与当 时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陈天华、黄兴等联系密切。宋、黄二人在共同事业中结下了莫逆之交。不久,回湘积极参与筹建华兴会。1904年春,与黄兴、陈 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任副会长。是年夏,又参加了在武昌成立的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担任文书职。全力以赴地工作,成为"所中办事 极忙者"之一。同年11月,"华兴会"因欲借西太后70岁生日之机在长沙发动起义,常德、衡州等五路同时响应。他负责常德一路,但不幸消息走漏,起义尚未 发动即遭失败。只好潜离长沙,于12月亡命到日本。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和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一期上提出用黄帝纪元 代替帝王纪元,以示与清廷决裂,同时杂志上登载反满文章,宣传排满的革命主张。后因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 罪名加以干涉,杂志全部被没收。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加入了同盟会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以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 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是年底,组织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领导反对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同时,开始着手发动武装起义,欲用武力推翻 清政府的封建统治。1907年,被派回到东北联络"义军",准备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以便"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后因招兵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到日本 后,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延吉地区,著有《间岛问题》一书,以大量证据证明了延吉是中国领土,揭 露了日本的阴谋。事后清廷赏他为四品京堂,他表示"我是革命党人,岂能当满清政府的官?"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随着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一带起义屡次受挫 之后,和谭人凤、赵声等主张要将起义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起义。为此提出了革命的三策: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各省 同时并举,先建政府,然后北伐;边地起义为下策。他认为中策较为可行。随后便为中策的施行而奔走活动。1910年冬天,回到上海,任于右任所创办的进步报 刊《民立报》主编,撰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抨击清朝的反动统治。1911年,广州黄花冈起义再次失败后,使他原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信念更加坚 定。一方面积极活动,一方面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预定1913年在长江各省举行大起义,注意点尤在武汉。中部总会设五总务干事,由他与谭 人凤、陈其美等分别担任。之后,他又秘密往来于沪汉之间联络党人,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黄兴由沪抵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事宜,与居 正等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随后又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法制局总裁,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 令。南北议和成功后,在唐绍仪组阁中任农林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专横的统治,随同唐绍仪辞职一同退出了内阁。退出内阁后,继续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和 政党政治而不懈地斗争。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以为只要有一个健全的内阁就可以限制袁世凯个人权力,因此主张用政党来组成责任内 阁。为了在国会中争取选票,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在1912年8月下旬,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后,他就投入到 自己主张的实践之中,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处游说宣讲,批评时弊,传播其政治主张。他不顾疲倦地到处演讲,确实得到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支持。在 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新组建的国民党获得了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 民党独得123个。然而,他的政党政治的主张,已经触犯了当时貌似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袁对他软硬兼拖,用金钱拉拢他,派人送去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 和一张50万元支票,并表示如不够还可增加。但宋教仁坚决拒收,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写道:"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 处。原票奉壁。"表明了他鲜明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袁见拉拢无效,便派人对他进行暗中迫害,收买流氓特务一直去跟踪着他。他却热心于政治活动之中,对自身安 全毫无警惕之念。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当他从上海准备搭车北上,在车站突遭袁世凯派遣的凶手的袭击,被击中腰部负了重伤。旋即被运往附近的沪宁 铁路医院进行抢救治疗,但由于枪伤太重,于22日凌晨逝世,终年不满31岁。孙中山在挽联中写道:"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他的遗著被收编在《宋教仁 集》

    宋教仁早年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漳江镇渔父村)人。6岁入私塾,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 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 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决心走反清革命的道路。是 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 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光绪三十年二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 为会长,宋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扩大组织,准备武装起义。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 才能。是年7月,宋教仁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 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9月,宋教仁回常德,在城内五省客栈设"湘西联络总站"。10月初,在常德笔架城举行 的会党集会上被推为龙头,大家议定:起义时,会众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11月5日,为筹备经费,宋教仁到长沙,发现起义 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搜捕。是年底,宋教仁经武汉、上海登轮潜赴日本。

    同盟会元老

   光绪三十年12月13日,宋教仁到达日本。刚安顿下来,他就重新开始革命活动。首先,他筹创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三十一年6月出版。8月,在孙中 山倡导下,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以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身份兼该报撰述。是年6月,宋教仁进入日本政 法大学学习,次年2月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本打算升人本科,因生病而辍学。

  光绪三十三年春,宋教仁潜返辽宁安东,筹建同盟会辽东支部,联络东北"马侠"李逢春等人,策划在沈阳发动武装起义,事泄,潜回东京。在东北活动期间, 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他暂时放下革命联络工作,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打人日本从事阴谋组织活动的组织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侦获该会 大量假证据。回东京后,他又查阅大量典籍,很快写出《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即属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侦知此事,以五千巨金索购书稿,未 遂。转递清政府,如获拱璧,清政府对日谈判,凭此书的有力论据而获胜。

  宣统二年(1910)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提出相应转移革命重心。年底,从日本返抵上海,于右任聘任他为《民主报》主笔,他以"渔 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次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或派人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 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两湖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终于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非常高兴,他在上海大造革命舆论。通过发表文章和拍电报,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对内则大 力宣传革命的宗旨,说明"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他积极策应长江中下游举义响应。他在《民主报》 上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论述武昌的重要性,反复申言:"今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激动之余,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深为忧虑。10月24日,黄 兴由香港抵上海,宋教仁与他"久别重逢,倾谈竞夕",劝黄兴率第九镇新军夺取南京,并攻取江浙,以免受制于黎元洪,黄兴不听。28日,宋教仁与黄兴到达武 汉。此时,都督政府的组织大体建立,宋教仁仅被胡瑛所拉协助办理外交。此时列强已表示中立,外交无大事可做。宋教仁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 功,他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人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但当 时并未付诸实施,黎元洪都督地位和权力并无减损。黄兴主持的军事,也景况不佳。宋教仁于11月13日离开武昌,决定赴南京开辟新的局面。

    为和平奔走

  宋教仁往来于镇江、上海,督促速攻南京。12月2日,古城南京终于宣告光复。7日,组成新的江苏都督府,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此时,已有十余省宣布独 立,站到革命阵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已属急务。宋教仁也急欲以此抵制黎元洪,但其正确主张不被理解,屡受挫折。在实行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与孙中山也 发生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民国元年(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许多人 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 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宋教仁很重视立法工作,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他的兴趣在政治,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他让仇鳌等人创办《亚东新 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国主义"并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长篇论文。7月上旬,宋教仁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 伐。8月25日,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 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此时,孙、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是宋教仁。是年底,国会议员选举 拉开序幕。至次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

    宋教仁遇刺

  袁世凯深深感到了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先是试图拉拢宋教仁,还在陆徵祥辞去内阁总理时,就曾请宋担任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被坚 决拒绝;继而用金钱贿赂,也未成功。民国元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此时,各地 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袁世凯一伙更加紧张,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阴谋以暗杀手段除去政 敌。民国2年3月上旬,宋刚抵上海,便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10时,宋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宋与送行的黄兴、于右 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与世长辞,年仅31岁。在死前,他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对身边的人说要提 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他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 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 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 祈鉴纳。宋教仁。"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 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约10万平方里的土地,历 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韩国的属地"。日 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 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 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 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 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害他的政府;后又以巨款 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 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 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 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重读宋教仁 傅国涌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 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 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 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1940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 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 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1973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

  20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 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 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 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 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 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 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 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 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 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 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 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 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 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 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 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 传》)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 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 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 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 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 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 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 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 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 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 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 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 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 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 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 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 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 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

  珍贵的宪政思想遗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 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 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

  他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 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 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 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 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 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见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了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 体记忆里永远缺乏忏悔、缺乏反省,因此先行者的教诲总是被我们一再遗忘,历史总是重蹈覆辙。这是我们的悲哀,是全民族的悲哀。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年轻的宋教仁被罪恶的专制子弹击中,他永远年轻, 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 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怜的是一 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袁世凯们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而今袁世凯们, 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已化为粪土,只有宋教仁依然站立在历史的风尘中,默默地凝望着我们。

宋教仁墓

  民主革命的先驱宋教仁,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于1910年在上海主编《民立报》鼓吹革命。1911年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舍,任总务 干事,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武昌首义后,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在 国会选举中获多数,即着手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忌。1913年3月24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之刺客刺死。1924年6月在上海 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墓 地中还立有宋教仁先生石雕像,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宋教仁挨打

  ◎汪秀枝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之一(另一位是孙中山)。他口才既好,理论功底也深,组织能力又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一夜之间就草成了《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所以,1913年3月,宋就被袁派人暗杀了)。但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 物,竟然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了耳光。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 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 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 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 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 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 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后世评论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於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 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於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後,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 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於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後,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 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於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 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於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後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後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 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於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後,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 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 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牴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於是,被刺;开 启了中国此後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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