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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D]李慎之文集-专制,民主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7月12日18:31:06 星期五), 站内信件
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标 题: 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3:54:56 星期一),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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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李慎之
新世纪老任务
问：二十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二十一世纪马上就要到来，请谈一谈你是怎样回
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好吗？
答：首先，我要说明，人类对时间的观念迄今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单向的，不可
逆转的流。今天人们所说的什么世纪、千年等等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年号、干支等都
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划的刻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
"，刀前刀后的水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不过这一次，却确实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历
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是全球化从自觉到不自觉，二是继上万年的农业文明而
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近年开始的信息文明转变。虽然谁都没法确定
这个转折点的年、月、日、时，但是它大体上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却是
没有问题的。正如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大致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一样
。我们现在虽然无法预见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确知这实实在在是十分
重要的转变，其意义只有在以后才能明白。另外，我还要说，二十世纪只有到
2000年底才结束，二十一世纪要从2001年才开始。须知公元是没有零年的。现在这
样从2000年元旦起就庆祝新世纪，实在有点近于起哄。不过不是以一天，而是以一
年，即2000年，来标志上面说的转折，也许更近于事实。
问：既然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有这么大的转变，有这么大的差别，能否请你
谈一谈呢？
答：我对二十世纪早有一个看法，就是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于1991年
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来才知道，世界上持同样见解的人很不少。对二十世纪
写了书的人，恐怕也不少，不过我见闻有限，只知道有一本《极端的年代》，起这
个名字是因为，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疯狂在这个世纪都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也有人
称，二十世纪是大死亡的世纪，因为这百年之中的二次世界大战加上许多其它战争
，还有饥荒与别的灾难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都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把本世
纪称为"极端的世纪"是有道理的，是合乎事实的，但是如果要从全部事实出发，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中作出理论的总结，那还要看，还要不断地讨论。这个问
题太大，需要的知识太多，不是我的学历所能达到的。
问：那就先不谈世界，单谈中国如何？
答：我的学历实际上也还是不够资格谈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是中国人，又亲身
经历了这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就不能不有所反思。姑且发表一点感想吧。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时机，是在物质的现代化
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在精神的现代化方面屡遭挫折的一个世纪。
中国是世界五大闻名古国之一，论历史的古老，比不上埃及和巴比伦，而与印
度、希腊在伯仲之间。埃及、巴比伦与希腊的古文明均已中断，希腊是断而又续，
另有传承，只有印度与中国的文明延续至今。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特别强大，有人认为，这就是优越性，但是我们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却又是蹭
蹬不前，问题众生，到今天还要算是"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落后国家，所以
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特别不能适应从两百年前开始的工业文明，亦即
现代文明。当然，如果我们认为现代化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们还是以回到从前的
时代去为最好，最妥善，最安实，如果大家都那样想，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事
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也一直有极小的一部分人抱有这样的主张。正如绝大部
分中国人已经多少见识过现代化的市面，尝过现代化的滋味，他们迫切需要现代化
，而且需求越快越好，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
问：我简直不能想象中国还有主张不要现代化的人，我看可以把他们略去不计
了吧！
答：当然可以略去不计。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样的人是有的。比如主张"春秋大
义"的辜鸿铭，这几年居然又很走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
文化存在于中国十三亿人身上，包括你我这样的人身上，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问：你说中国有十三亿人，但是至少其中五亿人是这二十五年中才出生的青少
年。他们会有多少传统思想呢？
答：他们诚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们都生活在弥漫著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我想你
可能会说是语境，我是不赞成这些新词儿的，可见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再说这
五亿人吧，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思想不可能不受传统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死人拉住活人。
问：可是我看我们一代人，比你刚才说的那五亿人年纪还大，都很新潮，从外
表上几乎已经看不出受到什么旧文化的影响了。
答："从外表上看"，你说的和看到的的确是事实。不但你们这一代，就看我
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头儿，身上穿的，家里用的，除了读书写字还是方块字，吃饭还
改不了吃中国饭菜的习惯外，还有哪一点儿是传统的东西？这都是一百年来逐步现
代化的结果。所以传统是会变的，变了的就不是传统，而成了新统了，成了已经现
代化的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
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
，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
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刻画出了阿Q这个人物。阿
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是想当主子，而且又确实风光过几天，于是大发其主子的威
风。很少中国人没有阿Q相，我就不敢说自己没有，恐怕还很多。要脱掉阿Q相，只
有充分建立现代公民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当然也就看不清自己和别人身上的
阿Q相。当然，任何人只要坚持表里如一的良知，也可以发现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
，或者两者混合的阿Q相，充塞在我们周围，也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过单靠自
己是很难做到的。要发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一般还是要有外面世界的比较和刺激
。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
、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即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
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了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
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全
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有很大变
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改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
政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问：既然专制主义的问题有这么严重，那就请你专门谈谈它的由来吧！
答：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
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比许多大宗教(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都长
，所以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刻印在
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要破旧立新，就像脱胎换骨那样不容易。
中国，大概如世人公认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是确实是一个意识形
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百年来固然不少，我却
还要举陈寅恪的一段话来作最简洁的说明。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
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
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对于主宰了中国人精神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
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
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
；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
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
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从这段
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问：你说的固然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毕竟已经大不一样，我
们这一代人，谁也不懂什么叫三纲六纪。谁也不知道李煜、刘秀是什么样子，郦寄
、鲍叔是什么人了。
答：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里。就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的，虽然许多枝节的东西
都已改了，不存在了，但是老根依然，人们习焉不察，反而丧失了警惕性。
我上面说过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思想。所以
即使在古代，三纲虽然是贯通的，却是不平等的。君为臣纲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在三纲六纪这张天罗地网中，他不可能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比如一个没有父
母妻子的单身汉就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无论如何离不开这个国家，不能不受政府
的管。曾国藩给儿子写上面引的那封信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是一个大家长，而且功
盖天下、位极人臣，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他只能是许多别人的"天"。可以设想
，他服官几十年，要碰到许多"无可如何之事"，然而除了"服劳忍气"而外，还
是只能"无可如何"。因此，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
人，谁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
千万不要把一切都以为是过去了的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几十年才出生的
。小的时候就知道皇帝已经推翻，专制主义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到上中学大学的时
候才知道，中国实行的还是法西斯独裁，生活真是憋得慌，于是参加革命，而且年
纪轻轻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不料，又碰上了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
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那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见你们
这样年纪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不过，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其
实也不怎么样。与其说没有说假话，不如说是说了假话而没有自觉而已。中国的大
环境没有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基因"不可能不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而传到你
们这一代人身上。
问：我想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现在请你谈谈中国的专
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依照现代人的知识，专制主义其实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有过，要不然，
洋文里面怎么会有tyra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
absolutism......这么多词儿呢？专制主义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为了抬高最高统治者
的权力，为了强制维持社会秩序。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只是它的范围特别广，权
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而已。
我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定义为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先是宗法社
会，后来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虽然也有专制的味道，比如秦以前的周朝也有"王"
，也称"天子"，但是他只是诸侯的"共主"，用现在的话说，只是各部族联盟的
头子。他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因此生活要宽松的多。中国的许多学派就
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你一定会奇怪，你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开始，为什
么我偏偏说是秦始皇结束了封建主义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五十多年前
受教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胡适就说过
五四不是反封建的，因为封建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你看鲁迅的书，你要找他"
反封建"的字样，也是找不到的。这是那时候全中国人的常识，现在教科书上说秦
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辨其是
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这种一道同风的说法
，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今天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谈
。
问：我现在已经渐渐能体会到你说的专制主义的厉害了。那么这个专制主义又
是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的呢？
答：无非是儒法两家。这两家的资格都比秦始皇要老。中国历来都以儒家为中
国政治学术的正宗，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
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他就是完全用法家的理论建国治国的人，继起的历
朝历代，对秦的那一套，斟酌损益则有之，然而并无根本的改动。所以，李卓吾称
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
行秦政制"。这都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秦始皇从他的祖上起，即以法家思想施
政。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享国(从统一算起)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可是到汉文帝
时，贾谊发表《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
"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
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
已溶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
"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
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修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
，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
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
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
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
于天地之间也。"总之是，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
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道家、佛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或精神生活，对
文学艺术虽然有很大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对老百姓的恐惧和祈福心理有更大
的影响，但是对全社会的"政教礼俗"而言，两者与儒法交融的实际主宰作用，是
根本无法相比的。至于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过是中国专制主义
的现实世界在宗教上的反映而已。
我还要强调一下，决定"政教礼俗"的在西方叫"ideology"，翻译过来就是
意识形态。另外中间这个"教"字，比现代的所谓"教育"要广泛得多，是对全社
会的"教化"。
问：你上面说的十分简单明白，是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我还要深入地思索。
你谈到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时候，用了几个"特别"，能请你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吗
？
答：首先，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虽然笃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
刑重罚可以治国"的法家学说，但是后世的专制主义却要依靠儒家建立起一套完备
的理论体系。儒家的三纲以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为出发点，所谓"孝弟，其仁之本与
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
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诸于天"。这样就有了神圣的、绝对
的意味，只能顺从，不能违抗了。
这个看法也不是我发明的，当代大学者陈寅恪在七十年前就指出："二千年来
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这方面的
资料实在太多，可惜我年老昏聩，已经没有力气来收集，来做条理化、系统化的工
作了，只有靠你们这一代继续努力了。总之，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伦理政治"化和
"政治伦理化"。政治与伦理二者交相纠结不可分拆，就完全管住了中国人的精神
，以至灵魂。
正因为这样，皇权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西洋人主张的对权力要有制
约与平衡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个别的"有道明君"，肯
听臣下的谏诤，但是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是无权强制的。就是能欺侮皇帝的
权臣如霍光，宦官如魏忠贤，也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近代的中国人引进
了主权的概念，以为主权是绝对的，但是在皇帝的时代，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定义，皇权不但可以到处伸张，而且打了败仗，放弃
一块土地，臣下也无话可说，整个国家就完全等于皇帝的私产，这才是绝对的个人
专权。
我对外国的东西知道很少，但是也还知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都有一个上帝
或阿拉，它的权力才是绝对的，人世的帝王的权力至少要受到上帝或者上帝的仆人
----教会的制约，所以它们都比不了中国的皇帝。
为了加强绝对皇权，中国专制主义还有一个传统是"神道设教"。当然最古老
的传统是把皇帝叫做天子，并且制造各种理论说明其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论，可以算得是十分精微奥妙的理论。一般地说，凡是想当皇帝的都有各
种"瑞应"，如陈胜吴广篝灯狐火，是较早的；如清肇祖布库里雍顺传说是其母吞
神鸟衔来的朱果而生，可称是较近的。总之，凡是皇帝都不是凡人，而是神人。
就是皇帝这个名号，也是至高无上的，是远古未有而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
令臣下议定，"以称成功"的。臣下贵为丞相，向皇帝打报告，开头都要说是"昧
死上言"，结尾都要说是"死罪死罪"。这些都可以看出皇帝有何等尊严。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中还经常有"罪该万死"这样的说法，你能不承认传统的威力吗？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是"大一统"。这个词儿来源于儒家的《春秋
公羊传》，据解释就是要"六合同风，九州共贡"。这种思想也许有助于中国成为
第一大民族，第一大国，虽然历来完成中国的大一统与扩大中国疆域的往往是统一
和统治中国北方的蛮族。不过他们后来大多又变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满
州)，有的甚至完全融入汉人的主体(如辽、金)。但是，中国人虽然自以为"六合
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眼光并不出于东亚，虽然有今人艳
称的丝绸之路，其实对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了解极少，更不用说非洲、美洲了。
实际上仍然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这种无知，一直到鸦片战争才打破。于是而大
惊失色，然而心理调整过程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
皇帝是"首出庶务"的人，他要统治广大的国土上众多的臣民，当然要靠一批
管理人员，这批人又必须分成严格的等级，住房、服色……一切的一切都有严格的
区分。最下面的老百姓，抬头向上看，只见一级一级的阶梯，到万岁爷已经在云端
里了。这对确立皇帝的威势是十分重要的。前几天看见报上说，等级意识已污染到
了小学生当班长、组长的心理。要知道这也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留下来的历史包袱
的一部分。在封建时代，人当然也是分等级的，但是决没有专制主义分得细，分得
严。
至于什伍连坐，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也是从秦就开始，一直到近代的保甲制
度，都是源远流长。这些都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还有，中国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在1840年以前，本来无所谓
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1898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
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两年以后高举"扶清灭
洋"大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愚昧而又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
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
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是很不容易摆平的。再近一点，抗战时期的
蒋介石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他的专制政策的。中国今
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
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别忘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
八国联军开头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专制主义也特别善于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大公无私
"，"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斗私批修"，历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专制主
义就正好利用之来压制个人自由。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怎样
才能摆正？除了五四时期有一些可贵的讨论之外，其它的时候好象都没有被人当成
一个问题，其实这恰好是现代化过程中要深刻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
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好像全
世界都公认这一点，这些应该怎么评价？
答：应该说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年，中国在物质方面和精神的某些
方面是取得了进步，而且是不小的、实质性的进步。比如说，上个世纪中国连火柴
都造不了，现在已经能造出两弹一星了。又比如说，1901年满清政府才降诎"劝谕
女子勿再缠足"，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小脚老太太了。但是仅仅在二十五年以前
，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
观，一大悲剧。而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
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为什么要搞现代化
，为的就是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自由的尊严的人。中国人的个性没有解放
，难道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改革开放最原始的要求就是个人要有自由权利；最大的成绩就是人民确实取得
了相当的自由权利；不要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个农民按
血手印分田地搞单干开始的，而改革开放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要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因为给了中国人一点自由。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在客观上和主观上给了社会准备了要求不断
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这在五四的时候是不具备的。我的观察是；五四那点启蒙的
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现在中国的社会条件
已经大不一样了。
问：说实在的，我过去很少听到过对专制主义的议论，尤其是把它看成是主宰
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见解。这是不是你的独到见解呢？
答：完全谈不上。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
感受深一点而已。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我粗粗翻阅了一些五四的文献，才发现我
上面所提出的论点，五四先贤都已经提出了。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早就看
出了我刚才向你谈的问题。其深广都远远超出我之上。他们可能只有一个缺点，就
是没有足够估计到专制主义的厉害。我只是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们对敌人有点估
计不足，而别人对他们摧枯拉朽的功绩也估计过高而已。我在这里引用毛泽东在抗
战胜利前夕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的两段话。毛泽东说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
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除了我上面已经说过的，
我不能同意传统中国是半封建的说法外，这番话实在说得太好了。我是在抗战时期
参加革命的，我以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带来个性的完全解放和充分发展。现在已经
到世纪末了，我才知道这个任务实在太艰难了，干了一个世纪还没有完成，还得留
到下个世纪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
1945年提出的任务。
问：那就是说你最关心的是在新世纪完成老任务了。
答：可以这样说。
问：你对此乐观吗？
答：我觉得我有理由乐观。因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同二十世
纪大不相同了。中国人常说"船大难调头"，中国就是一条大船，但是为了调头也
毕竟努力了一百多年，虽然我自己是肯定看不到毛泽东所说的那一天，但是你们是
应该可以看到的。最重要的是要人们看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更要看到这个任务的
艰巨性。谭嗣同、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几代人都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是对其艰巨性
估计不足，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自夸"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世界第一大国
中，专制主义真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且还能借尸还魂，变本加厉。
杜威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是近年来才渐渐懂得这句
话所包涵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说"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
生活方式真是太难了。用现在你们这一大年青人的流行话，这就叫"换一种活法"
。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换一种活法"，这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
是一件小事啊。这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的。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人，年轻时是改良派、开明派
甚至革命派，到了晚年就变成了保守派了。这样的人太多了，康有为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而坚持改革开放至死不渝的人竟如凤毛麟角。这可以说明中国专制主义影
响之深之巨。我们都要警惕。
问：经过同你的谈话，我似乎已经开始懂得专制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危害。不过
，既然你说专制主义是主宰一切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还有没有可以继承的
东西呢？
答：当然是有，而且多得很。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专制主义这个词可以概括一
切，但是文化并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决非意识形态所能包容，至于科
学与技术，就更是意识形态管不著的了。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儒家而言，孔子出生
在封建社会，他的言论主要是为了当世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并不曾想为后来的专制
主义服务。他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简直可以说完全与
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遇。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
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许多人所取法，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人取法
。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已经被公认为"全球
伦理"的"黄金律"了。他们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是也不难转
化出民主主义来。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
表示最高统治者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皇家的法制，这
点要警惕。所以只要拔掉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毒根，只要严格注意与它划清
界限，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继承的。比如说，现在的新儒家，只
要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可以欢迎的。甚至可以说，孔颜孟荀，程朱陆王的思
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
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才能发扬光大一样。鲁迅不是说过吗？中国的新文明，
要"外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
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个性张，沙聚之国，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这番话是1907年写的。他提出的任务，就是五四前后不少人称之为"改造
国民性"的任务。这个任务本来是大家希望它在二十世纪就能早早完成的，不料竟
未能如愿。
问：你感到失望吗？
答：当然曾经感到过失望。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国土
，庞大的人口；再想想世界进步的步伐，我们一百多年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也不能
说怎么特别使人失望了。欧洲之进入现代化，如果从1300年的文艺复兴算起，经过
了十五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也经过了好几百年，而欧洲并
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其专制主义的根子也远不如中国深。中国在二十世纪已经
出现了鲁迅这样富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他们表现出中国文化是有批评自己，超越
自己的能力的，是有创新的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百年的冲击，枝枝节节已
改造得很多了，只剩下刨老根了，而这个老根虽然很大很深，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已
经蛀空，腐朽了。这个任务下个世纪大概总能完成了。
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
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这话跟孔子说的"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的"先觉觉后觉"完全一致的。
顺便说一句，传统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是
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教化，即教忠教孝
，以保持社会稳定。现代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批评，即批评社会的弊病与缺点，以促
社会进步。
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
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这又是一个方面。根除专制主义，只看我们的努力
如何了。全世界人心差不多，对人权的要求也差不多。中国文化的创新是可以指望
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中国去年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
》，今年完成了与美国的谈判后，明年可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参与全球化越
来越深入。这些对中国最终摆脱专制主义，肯定是有很大助力。
问：你本来说不谈大问题，现在还是转到全球化这个大问题上了。我知道你对
这个问题素有研究，还是请你最简略地谈一谈下个世纪国际形势的展望吧。
答：现在瞻望二十一世纪，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必将继续，
而且定然会加速。但是，到下个世纪末的时候，大概也还不能达到全球一体化，达
到建立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的地步。请你注意，
我说全球化是很少说一体化的。现在就大地区而论，只有西欧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已经迈向了一体化，签证取消了，连货币都统一了。这是因为欧洲各国都是继承希
腊罗马文化，信仰的是基督教，最先进入工业文明，种族也大体相同，相似性比较
大的缘故。其它地区各国各族的差异与矛盾都太大，尤其以亚洲为最。即使历史发
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百年的时间大概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既然有人认为目
前世界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三者同时存在，而且难保不发生一场流血
冲突，我也觉得根据历史的经验，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只是目前还不能具体地
预见而已。
另外，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将越来越多，地球将不胜负担，环境将越来越
恶化，虽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照"生一个好"的政策施行下去，到下世纪中叶，人
口应该会下降，但是实际上农村超生的太多，而那里的人口却占了大头。别的象印
度、非洲这样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照科学家乐观的估计，各种治理环境污染的办
法会越来越完备，然而很难认为下一个百年就能根本扭转目前的趋势。我们当然可
以寄希望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二十一世纪就解决全面恶化的问题，我总
觉得不大可能。也许要到二十二世纪才可望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像生物基因破译以后，人类掌握了控制、改造生物，包括人类自己身体的
技术以后，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实在是无法预测。想一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初，有谁会料到二十世纪竟会是这样一个世纪呢？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掌
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结果不是只成为一个笑柄吗？
话再说回来，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有的。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
样的大趋势是谁都不能抗拒的。全世界各处的人权也会不断普及和提高。要知道，
人权只能落实在个人身上，所谓集体人权是不存在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
自由，都只能是个人的。所以，人权的兴起就必然是专制主义的衰亡。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
果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
。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
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著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
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这些话可以算是十足的大话了吧！我想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问：费了你半天时间，谢谢你。
答：谢谢你耐心地听，耐心地记我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话。再见。
冷酸灵，冷嘲热讽，想封就封！
※ 来源:·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21.35]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4:22:34 星期一), 转信
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data/data.php3?db=xueshu&id=chongyingdian-2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李慎之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
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
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
。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
，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
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
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谈不上超越，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
日那一天北京几千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
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一直到火烧赵家楼，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
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的一场学生运动。广义的是指大体上从
一九一五年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即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
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学
生运动的声威以及继起的历次群众运动而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了中国
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由此推行到全国而且扎下根子而不可
逆转。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
五四"的影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
"，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
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
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
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
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
五月四日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
。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
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开始，所
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契机，也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其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其意义当然远远
超出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
，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是可
以称为博大精深的，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
"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
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概括最为深刻简练。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
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
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
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
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
起腰来。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
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
德先生"与"赛先生"。
这个要求，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为《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橥
办刊的宗旨为：（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
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
办了三年，出版满三十期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
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陈独秀又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
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
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
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
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
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
是"五四"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
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
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
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当
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
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
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
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
陈独秀之言曰："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响往，国家之所
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
人权者，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
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体也；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志，所
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
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至于被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护法的蔡元培，姑且不提他说过"道德之精神
在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现代共和国家'绝对之原则"'这样一
些名言谈论，仅以陈独秀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的，他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
焕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
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已的雅量，尊重学术
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正是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
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至于还有一位"五四"运动中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
不但以其文学的天才刻画出在中国人在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Ｑ
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
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主义旗帜，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
卫人权大同盟，为确立和发扬中国的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海内外忽然兴起了一
种论调（大概是因为探索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二十年的"极左思潮
"与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吧），据说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五四
"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据说"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
"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
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遂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劫。
"五四"先贤的思想过激了吗?
胡适是"文学革命"开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国
文人可以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他之赐。当时在主张保存古
文的人如林纾到胡先筘这样的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激派了。然而在整个二十世
纪，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以"宽容"为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他
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诟病。然而，他本人倒是立场一贯，守正不阿，到晚年
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呼吁蒋介石开放民主。如果胡适还要被称为过激，那真不知
天下还有谁不是过激派了。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一员猛将，反对起作为儒学用以维系社会
的精髓的"名教纲常，君道臣节"来，真有千军辟易的气概。但是如果说他全部否
定孔子，也是诬蔑不实之辞。他不但在一九一七年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
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暮之年还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在现代
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
何况，据罗荣渠考证，"打倒孔家店"之说，出于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的
序中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其中并无"打倒"字样。后来
，倒是张申府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
知道孔子说的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为
公"……这样一些话，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所领会的，极其繁
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了。
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是即使是专家学
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
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
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
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
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
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
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
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
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
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
是四夷"向风慕化''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
，不论看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激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
。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
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
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
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与
反动。
正如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不论什么东西进去
，都可以染成一团墨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
历史不但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
止的保证。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
还不够全面。第一，"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
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法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
？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
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
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多年来未尝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从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
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
―伦理哲学，它对两干多年来的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规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
次强烈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
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特点
。虽然风云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
当皇帝不可。虽然只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
最初的表现。贤哲如孙中山，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还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
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
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以革命的名义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
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
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号，作为排斥异己实
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个人迷信的国粹
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
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既
然"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
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
，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
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
，尊无二上"的古训。
年青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一
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又是《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
，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毛泽东在年青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
讲）又对胡适倍致敬仰，但是，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
，到了晚年更是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对农民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提示，
尊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
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
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到文革中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
在中国历史上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许为同道。到文革末期批林
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了一个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盗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自他以下，毛泽东对不少人都有过评论，最著名的
如大跃进期间号召全国学《张鲁传》，学习五斗米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精
神。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
代提出扬法抑儒，而且提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
有一些自以为对中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
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确可称独具卓见。不过说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
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他说，"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一句
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实与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也与
许多史家评中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相一致。如果我记忆
不错，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他革出文庙，不得配享从
祀。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大加重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以我愚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
决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
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
业救国论，……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不骂主义"，倒确
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
个专制的政权，不过由于军阀混战而控制力稍松，暂时放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而已。
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是其答案。顺便说
一句，当时名高一世，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一千份，
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是能说是很大的。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
，从俄国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
主义"或"过激党"。但是它在"五四"时代，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
天下"中之一家而已。
而且，照研究"五四"的左派历史学家的判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
义和改良主义的倾向，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见李新等编《伟
大的开端》二二二页）。
另外，中国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
因。就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二十一
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
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
一切特权。虽然这一宣告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
，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同日
本与其他列强的态度却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以前同革命以
后，对中国和世界的态度就全然改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
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且想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何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共产主义思潮
强过于中国的国家并不少，但是它们后来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外铄的、
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只有"极左"这个词儿
倒是外来语，而且确实是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当然，苏联模式，或者干脆就说斯大
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不应低估，但是它顶多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
，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中去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模式
的"主动创造"特别多，中国人特别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足以证明这―
点。
还有人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
，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
经济。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
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
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实际上都是沿着严复
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亦即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跟世界
上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人作为全体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重
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我浅陋不学，于外国的事情所知极少，不敢妄议。但是总觉得民族国家虽然在
它最早的发源地――欧洲已开始弱化，却仍然还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的单位，仍然
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
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
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我们如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
龙去脉来，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
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相似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
，很可能如此。甚至于我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同是近邻的日本，上个世纪末就由落
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战后
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
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
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
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以我之陋，
不敢深论，只能以此一孔之见作野人之献曝，供世之博雅君子参考。
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的历史，前几年
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
人要求个人自由的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
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
，"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界与整个
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古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平心而论，如果抗战
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和各界开明
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同。
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项政策
，也包括民主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
我这样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
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
时的、甚至反动的，径自进入社会主义。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说到底，启蒙这两个字原来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
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
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
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
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
少的。
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
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
，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
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样支配了中
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
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
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
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
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兴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反复有所表现，除世纪中期的
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就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
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
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
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
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就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
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
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
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一九九九年六月
梁实烦："我不生气"，我"一团和气"，做人做鬼，"嘛事情都无所谓"。
还是"老不死"好啊，即使做了"落水狗"，满肚子"和气"，也不会淹死了。
※ 来源:·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21.35]
※ 修改:·lihlii 於 03月25日04:22:50 修改本文·[FROM: 202.119.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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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5:03:34 星期一),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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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 与中国社会》序
李慎之来源：思想的境界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
、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开放、改革以
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
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
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
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
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
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
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
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
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
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
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
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
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
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
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他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著作虽
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
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
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
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
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
》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
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
，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
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
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
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这个故事大概
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
。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
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
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
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让小资产者
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
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在什么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
。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
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
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
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
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
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
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
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
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
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
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
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
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做"拖爿挂块"
），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
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
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
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
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
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
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
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
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
"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
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
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
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
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
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
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
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
就更大了。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
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
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
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
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
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
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
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
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
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
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
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
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
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
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
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
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
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
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
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
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
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
"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
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
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
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
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
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
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
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
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
"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
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
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
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
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
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
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
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
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
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
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
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
，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
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
"、"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
"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
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
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
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
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
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
，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
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
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
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
，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
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
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
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
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
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
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
立言 己┆欢迎访问研究生计算机协会(CAGS): http://cag.seu.edu.cn
里 无心┆多媒体 BBS: 心网·InterHeart: http://cag.seu.edu.cn/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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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Re: 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5:13:03 星期一), 转信
其实和任不寐的"灾民"说不谋而合。
李慎之是个无锡人呢。:)
自民法公，民富国荣
※ 来源:·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21.35]
※ 修改:·lihlii 於 03月25日05:33:49 修改本文·[FROM: 202.119.21.35]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5:20:14 星期一), 转信
http://newyouth.beida-online.com/data/data.php3?db=xueshu&id=chonggenbei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李慎之来源：《改革》
今年第１期，我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也要推动政
治改革》，当时只是觉得改革改了２０年，不但应当在经济方面进行改革，而且也
应当扩展到政治方面去。事隔８个月，我已经从当时觉得"应当"变成觉得"必须
"了，而且紧迫感也大大增加了。其实，促使我这样想的许多事实，当时就已经存
在了，只是我自己老迈昏庸，消息闭塞，思想迟钝，没有感觉得到而已。
这些事实主要是，东亚经济危机不断深化，不但当时所说"东亚危机很快就要
过去"的乐观预言并未实现，而且危机继续发展扩大，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日本经
济疲软不振的状况也日趋显著：本来被世人认为是惟一可以推动东亚经济前进的火
车头――日本经济，结果竟然处于自身难保的局面，证明了这场危机严重的程度。
突出的事件还有执政３２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竟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匆匆下台
，持续几十年的每年达８％的辉煌的经济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据统计，从１
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４世纪中，东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２０倍，对外
贸易总额增加５０倍。在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料到会突然发生这
样的危机。
另外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迅速发展，东亚经济危机其实也是这
个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侧面，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进入第８个年头，以致人们现在
在讨论美国是否出现了已摆脱周期性危机的"新经济"。关于知识经济的说法真可
说是甚嚣尘上，人们正在研究知识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到什么程度，一个国家的
经济才可以算是知识经济？知识的含量如何测算，虽然中国经济离知识经济还十分
遥远，然而已经不能不感觉到它对未来的影响了。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
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２０世纪到２１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
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
，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
，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文明转换期的理论，我并不都知道，也不想在这里一一细说
。
给我刺激比较大的是托夫勒夫妇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他们把世界分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国家。他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
的冲突"可能会招致最坏的流血事件"。话只有一句，别无申论，但是确实使我感
到毛骨悚然。中国是被他们归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国家，我们会跟第三次浪潮文明
的国家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呢？"最坏的流血事件"会使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分析，可以说并没有指向这方面的明显的迹象。但是托夫勒们
提出的可能性是无法绝对排除的，特别是世界上也还有别的人抱有与他们大体相同
的看法。
大家都同意经济可以决定政治文化，事实上政治、甚至文化也可以决定经济。
这次东亚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很多要到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文化中去找。
现在国际上一下出现了很多新名词，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资本主义、伙伴资本主
义）
大概指的就是东亚国家经济运作的情况，其中官商不分、官商勾结是这些昨天
还被认为经济绩效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国家最大的弊端。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它们经济中的这类弊病
，又有哪些是我们所没有的呢？不错，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没有出现危机。但是，诸
位都是搞经济的，对于我们的隐忧都是心知肚明，事实上大家也已经谈了不少，倒
是我自己是外行，谈不出多少东西来。
不过，我听大家谈，脑子里不断浮现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
是在于我们迄今还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法治的国家，各种经济行为都缺乏公开性
、透明度，属于"黑箱作业"，是阻碍市场经济正规运转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但要在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上下功夫，更要在政治改革上下功夫。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造就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人。我在上篇
文章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人权。我服膺被认为不是思想家的陈寅
恪先生的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中国人历来被束
缚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中，束缚于君权、父权、神权（妇
女还要加上夫权）的网罗中。因此，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
与连奴隶都做不稳两种状态，到了２０世纪下半期还遭受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空前未
有的黑暗专制的统治，因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
要中国人独立创业，参加公平竞争是有极大的困难的。易刚同志说他是到了美
国才体会到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个人）这个字的意义。个人主义，照有些理论
家的意见，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则是传统中压
根儿没有，刚介绍进来不久就又被批倒、批臭，没有人敢提倡的词儿。前几天，我
参加一个讨论知识经济的会议，我是一个落后分子，听来听去也听不大懂，但是有
两个词却始终在我心里涌动，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我的印象是：没
有一大批自由的个人，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自尊自强的个人，
知识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当然，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力量。形成力量要靠把有这种意识的个
人组织到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培养
出这样的个人来。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际上也必须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
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动力只有来自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围越
大，改革的动力越大。唐虞周秦、希腊罗马的上古史且不去讲它，西方近代史起源
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黑暗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现在的改革来源于对文化
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为什么邓小平理论得到了可以说几乎是全民的拥护？原因就
在于２０年前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共产党员和老百姓都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而希望
摆脱它的迫害。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反思的范围还很不足，尤其是理性反思的广度、
深度与力度还很不够。改革已经２０年了，我们今天还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而理论思维则并没有比当时有多大的进步。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
经过２０年的改革，我们改革的动力已到了一个限度，要继续改革，就必须首先向
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掘。同时，东亚的经济危机，从印尼那样的爆发到日本那样的
衰退都是我们的镜子。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追随李光耀鼓吹亚洲价值而嗓门远远比李光耀更大的
人。在马来西亚去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他也还是高扬亚洲价值而攻击西方投机者
破坏了亚洲的经济。但是仅仅半个月以前，我读到了他的副总理，也是可能做他的
接班人的安瓦尔的一番话："亚洲经济危机使建立文明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亚洲
必须彻底修改它的经济政策，使它们同信息时代一致起来。只有创造性地破坏才可
以消除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塑造一个以平等和竞争为基础的
精干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安瓦尔最后说：亚洲正处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十字路口
。
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是满足我们的沙文主义，因此滑落到黑暗时代；还是走通
向文明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之路。"
这是一些发人深省的话。
有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不断发展，民主自然就会到来。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
世界历史的支持。首先，经济并不总是能自然而然地不断发展。这次东亚经济危机
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总是要有正确而强大的舆论以为先
导，以唤醒国民。因为民主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必须有尽可能
广泛的人对原则有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变法失败了。它告诉我们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
制主义传统的网罗是何等困难；然而一百年前被害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又激励
着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努力。尤其是，今天是中国近百年来内部外部条件都处于改
革的最佳状态的时候，但也说不定会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今年又是世界民主运动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一百周年。在这个案件发生
的时候，法国的民主政体已经算是建立起来了。但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物是没有
的。法国还是发生了以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为导因的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案件
。
当局的蓄意诬害再加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受害者陷入似乎无法重见天日的
境地。
但是，著名作家左拉起而攻击军方以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虽然他因此而
受到军方诬告他犯有"诬陷罪"并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分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迫害，
甚至被判有罪而流亡英国，但是他始终斗争不屈，终于唤醒了法国人民的良知，要
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德雷福斯也在蒙冤２２年以后得以昭雪。这时左拉已经
死了，但是他在１８９８年发表的"我控诉"已成为世界文学史、政治史与司法制
度史上不朽的文献。他说的"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已成为事实
。其实整个欧洲都要感谢他，因为是他净化了欧洲的民主政治，赋与它以道义力量
。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为一切爱国者立下的不朽榜样，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要
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努力的爱国者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天生奴才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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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李慎之自述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5日05:29:28 星期一),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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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自述
李慎之来源：新观察文摘/原载《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李慎之先生讲话喜欢走来走去。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还挂一副眼镜。面
带微笑，声音中气很足。李先生退下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知道的人说
起他来，总是带着尊重的口吻。他在学术界知名度很高，可是他发表的文字却很少
。这对我来说是个谜。后来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他平均一年只写三篇文章。可谓
惜墨如金。但他的文章一出来总是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关注。这就更引起了我采访
李先生的兴致。他先是表示不愿意和媒介有什么瓜葛。我再三说明我写作的初衷，
他才与我谈起他经历的往事。
我一到延安，很多同志就把我当成老干部
我应该算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用延安时代的观念看，不管你是大地主大官僚出
身或者贫下中农出身，只要你上过学，就叫小资产阶级。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讲话中，毛主席说过：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
产阶级，你们不愿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个人当，我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话里的意思隐藏很深，这才能证明改造的必要性。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
词就消失了，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后来就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
才会有荣毅仁这种资产阶级左派和我这种资产阶级右派。
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祖母守寡养大我父亲。我没见
过祖母，我姐姐没见过祖父。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安徽人。祖父是无锡的"米蛀虫
"，是米行里的二货(二把手)。米行生意本来就小，祖父又是小老板，祖母就觉得
嫁到这家里很委屈。所以一定要把我父亲培养成知识分子。我父亲立志苫学，考秀
才没赶上。因在大柜台前看书，还被老板狠打过。他在法院里当过录事；自己办过
在当地算是有些地位的报纸。后来有了稳定的工作，在县商会当文书，月收入几十
元大洋，仍不能供我们兄弟几人上大学。他又兼其他县商会的文书，及上海《申报
》、《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这些加起来一百多元大洋，后来自己也盖了房子。
我是1923年生。在中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我
看的是《公民》课本。那是王芸五编的一本书，一上来就讲宪法：人民的义务和权
利。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他撕掉封皮给我看，巴金的小说也让我看，这算
是我的启蒙。后来，我主动找各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艾思奇的 (大众哲
学)，哲学水平不算高，但是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是相当深刻的启蒙，从那以后
我就对哲学感了兴趣。我读的第二本哲学书，是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还有一本
《中国历史教程》，很薄，这本书对我非常刺激。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
国社会五阶段论：中国有甲骨文是什么时候；产生铁器是什么时候；中国奴隶社会
是什么时候，于是就觉得这本书学问大极了。我从小读的古书不少，但没见过这样
讲历史的。高中毕业时我吐了血。吐血以前，身体已经极坏。后来我有意挑选燕京
大学、圣约翰大学来考，都考取了。但还是休学了一年后，才去上大学。选择到燕
京大学是为了异地疗养。我学的是经济。当时，我真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问。认
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所以，我学经济纯粹是想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太平
洋战争爆发，我在燕京大学只呆了一百天。当然，我若不是得了肺病，我在燕京读
书会有一年零一百天。我未婚妻是燕京1940年的学生，学英文；而我是1941年的学
生，我们俩是同年考上燕京的。从燕京出来，我就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和
谢涛在一起。教书半年，因宣传马列主义，特务要抓我，为了不连累谢涛，我连夜
翻墙逃跑。到了成都，找到共产党，让我去了《新华日报》。
我未婚妻从燕京出来，先是到张家口去筹备外语学院，然后延安把她调去搞广
播。她去了延安，我也去了延安，但我们两人事先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去向。我本
来是决定去香港的。抗战胜利以后， (新华日报)和 (解放日报)同为中共中央机关
报，中央计划由《新华日报》取代《解放日报》 ，就从重庆《新华日报》挑一个
精干的班子，到上海筹备。重庆《新华日报》三首长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夫、
总经理熊瑾玎都去了上海。还有搞国际的乔冠华，搞文艺的林默涵、刘白羽，我和
范建亚，也同周恩来一起到了上海。后来内战了，要撤点，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去
香港，如章汉夫、乔冠华等；一路去陕北。去陕北的是少数。我本来是要去香港的
，但他们说你爱人已经去了陕北，你还是去延安吧。章汉夫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
明天你就去南京，从今以后，咱们运气好的话，十年八年再见，运气不好的话，就
永别了。真没想到共产党胜利得那么快。我一到延安新华社，很多人就把我看成是
老同志，我的平级干部，有"三八式"，我的部下也有很多是"三八式"。
毛主席每天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
我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王飞是主任。我分工管《参考资料》(大参
考)和《参考消息》。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为了执行乔木同
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追求实效，我决定《参考资料》一天
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页，中午版二十四页， 晚上版三十二页。而且要求一定
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还
都是老五号字，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参考消息》是毛主席在江西提
倡的，在延安时就有了。但《参考资料》是我们首创的。后来因为江青骂《参考资
料》：你们不想想，主席年龄那么大，要拿放大镜看《参考资料》。从此"大参考
"变成了大字。那时星期天是停刊的。 江青又发话了：礼拜天主席要看《参考资
料》，怎么没有了?结果，星期天，节假日，都照样出刊。这句话，执行了二十年
。那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同时也
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讲的话，向我吹风，以便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
指导。还有"苏共二十大文集"，出了二十本。这也是我们搞的。
波、匈事件以后，毛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
上来的。就派他的秘书林克来找王飞和我。林克曾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在《参
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参考资料》。那
时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那时我年轻力壮，一天
十几个小时地干。毛主席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
，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
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非常意外。看了赫鲁晓夫报告后，人们的反应有两个极端
，虽然我当时真是睡不着觉，但是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
乌克兰大饥荒报道，尤其看过一本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
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相信了
；另一类人就不相信。毛泽东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一方面，斯大林曾给中国共产党
出过一些坏主意；另一方面，毛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报告
的中文版，是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俄文稿，由代表团的译员翻译的。
吴冷西对我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
来从没有过的，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
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的
《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其实国际问
题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我们了。参编部和国际部从分工
范围上归我管。如果说需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
意识形态转换，我就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抗美援朝时在开城，我写过《开城
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乔冠华说，你行啊，这
类文章我是写了好多年，才学会。我开玩笑说，我资格比你老，我1946年就到延安
了。作为意识形态专家，我确实有经验。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我都要跟着
去。亚非会议，写丁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
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这都是捧场，很难写。周恩来真正的处境，是
不能如实写的。只能把矛头对准美帝国主义，到底美帝国主义怎么破坏亚非会议，
我也不清楚。周总理最大的功劳是压倒了尼赫鲁。尼赫鲁很骄傲，把周总理看成比
他低半辈。他把自己视为这次会议的教父，老训人，人家都不买他的帐。周恩来比
较谦和。我还直接给总理起草公告。我是外交部的客卿，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
，乔就来找我。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我去。所以我应该算是个红干部。
1952年让我当了几天打虎组长，就忽然调我去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去交换俘
虏。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组进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
多月后电报来了，说朝鲜又要动了，让我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还有两个
人和我一块调查，一个叫潘方，曾是和朱总司令一起的人；一个是贺秉宣，六十五
军军长。我们调查的这些人都被刻过反共抗俄的字。那里的情况，给我刺激很大。
我曾回国向萧华汇报战俘情况。我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战俘不容易回来，因为共
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听了哈哈大笑，说中国人哪个不想家啊
。我又一个人返回朝鲜，传达他们的思想。又给俘虏做解释工作。什么是解释工作
呢? 两个印度兵夹着一个我们的战俘来，我们的首长对他说：你是受了欺蒙的，你
们刺了几个字不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回去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些人还是表
示不回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告被俘人员书》是我起草的。但是美国人是拿来录
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的。他们对俘虏说：你们回去是什么什么样的待遇，我们有
国家法律，我们会按法律办事；你们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你们的工资到回
去那天去领，都攒在那里了；如不回去就全没有了。结果他们的人都走光了。后来
只有一个人没回去，现在在山东济南，娶了中国的老婆。这对我又刺激很大。我觉
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俘。贺秉宣作了大量调查，
就如何改变我们的战俘观等问题写了本书。朝鲜战争的美国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
，甚至当到中将、上将。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而他们在朝鲜是进行了英勇的
斗争的。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我被打成右派，是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我被打成有派，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323页有这样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
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
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
这段话说的就是我。毛主席封我是司局级干部，其实我当时的职务是处级，因
为我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
属于新闻总署。1982年，我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我叫去，向大
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波、匈事件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向
王飞和我征求意见时，我和王飞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
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吴冷西对我讲过的一些话："毛主席说我们现
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
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
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
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
权利与义务"；"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
搞点改良主义……"我这些都是针对毛主席的话引发出来的。我以为自己是想毛主
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没想到真是南辕北辙。后来吴冷西对我说，毛主席的
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
。搞小小民主。"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说过，我们现
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
的话。我的所谓大民主，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什么是
小民主太多呢? 这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
作刚刚过去。那次调级，我一方面坚决反对上级领导给我个人的提级，另一方面又
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
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
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
级是岂有此理的事倩。而且这样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
，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啦，调工作……一概是如此，待遇一点不能少。那些
爱整人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整不了人的。我的小民主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我心
里想的大民主太少，是指制度问题，而毛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一方面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原来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高级的民主，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的民主。这个错误，恐怕从马克思开
始就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公有制还有什么不民主? 后来吴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
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
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我，问我
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没觉得和他有什么关系，只是再次声明，
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因为敌人已经
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
，"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
前面只是说我被打成有派的背景。如果说关于大民主，毛主席说过批评的话，
但说过后，他可能就忘了。有些人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
是误会。我只能说这三个字深刻地留在了他印象里。我不是"钦犯"。而定我有派
的材料第一条罪状，我万万没想到，是说我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我大为惊讶
! 批判会上没有人这么说。况且，我主持的每天三本书毛主席是表扬的，说新华社
的工作做得很好嘛。
我自认为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很有党性，和党赤诚相见。
但也有人说我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当然，我说话也没边儿。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
运动。我觉得我的背后是吴冷西，吴的后面就是毛主席呀。我们党有个传统，就是
党报总编辑可以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从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邓拓原是《人
民日报》总编，他虽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但对国际问题不熟悉；况且从江西时代起
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会问到国际上
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后来由吴冷西代替邓拓参加政治局常委
会议。吴冷西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
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吴冷西在那时
是我见到的头脑和口齿最清楚的人，他一去毛泽东就喜欢上他了。他的国际问题高
参是谁? 是我。我们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搞过运动，比较紧张。他是老延安，我是
1946年才去的延安。我不以为然，不认为我犯了错误，随后就同周恩来出访亚欧十
一国了。后来我想，为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这两句话，理所当然得当右派。
右派不说平反说扩大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扩大化里。反右开始是1957年6
月8日， 但是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都是1958年3月以后。从这个意义上看
，可以说是后期扩大化，所以有的人都是后期扩大进来的；有的人还是后期补课进
去的，一直补到1958年年底。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划我右派，说明我
人缘还算好。但由不得你。说到后期处理，也很有意思，像我们这些所谓掌握政策
机密的人，明天早上要批判了，今天晚上还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离开娘的孩子
。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
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
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就假设
你错了。王蒙写的《失态的季节》，说的就是那时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厉害。
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
还母，剔骨还父。
大跃进失败了后，从此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
1973年总理点名让我回北京，我当时在干校。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
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工作嘛。
张纪之不知道李慎之是什么人。
1978年3、4月，胡乔木忽然干了一件大胆的事。我当右派后，是不与他们来往
的。温济泽找到我说，你赶快写个报告，检查一下，要求重新入党。对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考虑过了。如果有一天这个事件要平反，我怎么想? 第一得宣布我是冤枉
的，把党票还给我。后来是我要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临上飞机前，新华社加速给我
办完了恢复党籍手续。以后出国多次，我都填写是共产党员。美国很混账，你去美
国，他总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是共产党员，就歧视。你不写，按美国法律，
就是隐瞒。我前后都填写是。后来新华社支部还给我写信，说我光明磊落。我回了
一封信说：非常感谢，我也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
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1996年lO月整理
梁实烦："我不生气"，我"一团和气"，做人做鬼，"嘛事情都无所谓"。
还是"老不死"好啊，即使做了"落水狗"，满肚子"和气"，也不会淹死了。
※ 来源:·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21.35]
李慎之:革命与民主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标 题: 李慎之:革命与民主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28日11:43:27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转帖：《革命与民主》，作者：李慎之 (转载)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15日22:15:16 星期五), 转信
李先生在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很儒雅的史学家和外交官，后来读了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
章，对他相当推崇，才知道他其他领域的学问也很高明。因为他对国庆有意见，所以他
的文章便被封杀了。
今日在网上找到他的一篇文章，觉得有让大家知道一个经历过这数十年风波并经过冷静
思考的老人眼中的历史。所以便转帖了，请各位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去阅读以下这篇文章
，如果跟贴讨论，最好是经过自己长期思考后的发言，而不是愤激之言。方对得起这老
人的文字。请注意，这仅是转帖，请勿就帖子中的问题与我讨论。noname 2002/3
革命压倒民主
──《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李慎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
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
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
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
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
《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
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
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
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
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
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
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
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
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
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
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
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
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
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
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
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
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
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
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
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
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
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
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
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
；"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
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
的条件。"[3] 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
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
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
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
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
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
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
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
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
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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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
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
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
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
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
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
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
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
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
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
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
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
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
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
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
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
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
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
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
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
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
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
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
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
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
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
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
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
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
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
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
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
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
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
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
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
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
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
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
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
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
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
"(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
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
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
。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
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
，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
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
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
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
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
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
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
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
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
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
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
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
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
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
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
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
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
》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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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15日22:15:24 星期五), 转信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
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
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
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
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
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
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
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
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
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
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
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
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
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
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
"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
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
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
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
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
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
。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
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
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
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
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
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
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
"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
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
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
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
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
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
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
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
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
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
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
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
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
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
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
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
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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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
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
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
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
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
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
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
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
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
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
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
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
》，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
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
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
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
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的《
经济学入门》[10]，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
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
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
国内极难见到[11]，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
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
。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
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
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
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
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虽然分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
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
，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
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
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
，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
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
57年被划为右派。
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
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
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
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
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
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
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
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
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
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
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
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
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
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
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
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
，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
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
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
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年4月，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
《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
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
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
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
、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
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
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
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
绪之下一时冲动"。[12]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
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
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
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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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
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
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
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
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
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
、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
，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
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
，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
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
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
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
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
"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
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
─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
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
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14]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
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
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
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
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
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
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
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
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
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
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
。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
》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
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
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
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
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
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
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
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
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
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
值是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
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
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
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 毛
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
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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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转帖：《革命与民主》，作者：李慎之 (转载)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15日22:15:35 星期五), 转信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
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
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
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
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
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
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
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
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
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
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
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
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
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
，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
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
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
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
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
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
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
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
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
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
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
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
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
......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
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
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
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
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
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
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
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
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
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
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
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
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
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
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
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
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
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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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Re: 转帖：《革命与民主》，作者：李慎之 (转载)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15日22:15:42 星期五), 转信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
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
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
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
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
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
，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
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
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
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1] 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
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2] 出处同上，第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
[5] 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
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 《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7] 出处同上，第157页。
[8] 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9] "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
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
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10] 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
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11] 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12]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
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
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
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
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
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
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
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
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15] 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
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
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
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
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
《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16] 《历史的先声》，第101页至120页及以下。
全文完，作者：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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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转帖：《革命与民主》，作者：李慎之 (转载)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3月16日00:32:50 星期六), 转信
字字血泪，句句心酸。李慎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老人，令人
钦佩。他同样是有骨气的。
在 6.4 结束的时候，他坚持自己支持学生的立场，绝不妥协。
在江泽民耗费民脂民膏大搞个人崇拜，大搞专制示威的国庆 50
周年大阅兵的时候，他写了"感言"，言词犀利地指责江泽民。
不过，立里认为，胡适也不能算真正理解了"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法治，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密不可分。如果一定
要权衡，那么最重要的是自由，因为它是一切的权利的基础。
梁实烦："我不生气"，我"一团和气"，做人做鬼，"嘛事情都无所谓"。
还是"老不死"好啊，即使做了"落水狗"，满肚子"和气"，也不会淹死了。
※ 来源:·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9.167]
※ 修改:·lihlii 於 03月16日00:35:29 修改本文·[FROM: 202.119.9.167]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Salon
标 题: 《革命与民主》 作者：李慎之(转载)
发信站: 虎踞龙蟠 BBS 站 (2002年06月16日12:29:51 星期天), 转信
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3:19 星期五提到：
李先生在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很儒雅的史学家和外交官，后来读了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
章，对他相当推崇，才知道他其他领域的学问也很高明。因为他对国庆有意见，所以他
的文章便被封杀了。
今日在网上找到他的一篇文章，觉得有让大家知道一个经历过这数十年风波并经过冷静
思考的老人眼中的历史。所以便转帖了，请各位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去阅读以下这篇文章
，如果跟贴讨论，最好是经过自己长期思考后的发言，而不是愤激之言。方对得起这老
人的文字。请注意，这仅是转帖，请勿就帖子中的问题与我讨论。noname 2002/3
革命压倒民主
──《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李慎之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
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
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
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
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
《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
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
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
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
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
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
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
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
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
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
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
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
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
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
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
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
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
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
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
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
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
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
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
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
；"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
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
的条件。"[3] 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
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
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
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
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
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
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
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
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
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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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4:34 星期五提到：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
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
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
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
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
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
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
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
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
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
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
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
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
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
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
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
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
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
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
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
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
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
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
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
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
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
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
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
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
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
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
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
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
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
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
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
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
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
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
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
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
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
"(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
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
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
。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
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
，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
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
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
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
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
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
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
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
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
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
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
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
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
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
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
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
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
》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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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5:44 星期五提到：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
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
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
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
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
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
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
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
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
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
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
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
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
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
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
"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
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
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
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
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
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
。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
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
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
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
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
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
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
"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
。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
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
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
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
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
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
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
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
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
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
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
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
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
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
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
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
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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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6:09 星期五提到：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
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
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
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
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
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
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
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
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
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
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
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
》，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
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
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
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
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的《
经济学入门》[10]，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
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
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
国内极难见到[11]，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
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
。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
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
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
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
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虽然分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
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
，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
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
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
，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
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
57年被划为右派。
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
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
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
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
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
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
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
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
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
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
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
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
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
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
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
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
，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
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
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
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年4月，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
《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
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
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
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
、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
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
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
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
绪之下一时冲动"。[12]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
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
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
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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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7:14 星期五提到：
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
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
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
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
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
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
、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
，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
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
，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
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
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
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
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
"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
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
─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
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
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14]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
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
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
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
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
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
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
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
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
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
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
。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
》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
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
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
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
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
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
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
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
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
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
值是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
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
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
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 毛
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
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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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7:59 星期五提到：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
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
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
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
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
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
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
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
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
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
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
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
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
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
，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
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
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
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
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
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
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
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
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
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
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
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
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
......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
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
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
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
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
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
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
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
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
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
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
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
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
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
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
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
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
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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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ong (gulong) 于2002年03月15日21:38:30 星期五提到：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
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
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
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
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
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
，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
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
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
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1] 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
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2] 出处同上，第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
[5] 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
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 《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7] 出处同上，第157页。
[8] 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9] "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
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
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10] 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
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11] 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12]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
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
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
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
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
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
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
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
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15] 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
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
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
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
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
《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16] 《历史的先声》，第101页至120页及以下。
全文完，作者：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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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虎踞龙蟠 BBS 站 sbbs.seu.edu.cn．[FROM: 202.119.2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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