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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120622 慕容雪村: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RT : 慕容雪村这篇看得心酸。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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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2 15:46:51
慕容雪村: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慕容雪村:前些天参加英国的海伊作家节,我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因为时间关系,有些故事只讲了梗概,还有一些则根 本没提及,以下是讲稿全文:

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提起中国,人们会想到万里长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会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楼,想到2008年那次难忘的奥运会,正是在那之后,中 国开始进入大国崛起时代,人们开始相信,中国已经告别了屈辱和悲惨的年代,实现了真正的富强,不仅有强大的军队,还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即将 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些话或许是事实,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它们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但 它们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象大多数热点事件一样,人们谈论过,兴奋过,转眼就丢在脑后。大国崛起让许多中国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谈起 这些故事,希望人们能够知道,在大国崛起的同时,一些中国人正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54岁的吴产娣挤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车,准备去国务院法制办递交自己的上访材料。用中国的说法,吴产娣不 是公民,而是访民,像大多数访民一样,因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们只能求助于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给他们公平,他们就千里赴京告御状。这样的 故事在几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国崛起时代也不例外。上访者都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天下之大,总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当吴产娣和她的同乡挤上那辆 巴士,她看到了满面流汗的人们,听到了嘈杂的车声人声,她心中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在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这辆车将把她带 至何方。

10分钟后,司机崔林关上车门,打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报警,说自己的车上有许多上访人员,希望派警察处理。我们不知道这位崔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许是因为他负有特别使命,或许只是因为他的警惕性比较高。十几分钟后,先后来了两批警察,第一批两个,第二批三个,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问话,也没 有查验证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车。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十几个身着便装的人走进这辆大巴,照吴产娣推测,这十几个人应该隶属于常州市政府,他们职责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访民劝回家。但吴产娣和他的同乡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他们挤下大巴,上了另一辆14路车,到国务院法制办递交了材料,然后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苏常州,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回家的火车上,她会看到无数城市和乡村,庄稼长势良好,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烟,正如 我们事后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国的工业、农业都有强劲的增长。

372天之后,2010年7月7日,已经回家的吴产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被一群便衣警察围住,瞬即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询问,那是漫长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吴产娣出示了一份文件,决定对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车时没有购票,导致那辆车停运一个多小 时。

14路公交车票价一元。因为没有视频,也查不到交易记录,除了司机崔林的证言,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吴产娣没有买这一元钱的车票,但同样,吴产娣 也无法证明自己买过票。在大国崛起时代,法律常常是这样的:除了执法机关要证明你做过什么,你还需要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否则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为这一元钱的错误,55岁的吴产娣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也许警方觉得拘留还不足以惩罚这一元钱的罪恶,就在第二天,他们撤销了这个决定, 改为劳动教养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劳动教养"就像是大学和疗养院的合体,但事实上,它和坐牢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不需要审判——只要警察机 构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独自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像吴产娣一样的劳教人员有千千万万,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这是大国崛起时代的重要机 密。

那365天是吴产娣的噩梦,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传销人员一起住在狭小拥挤的房间里,每天都要背诵某些必须、某些禁止,常常被强 制做工,却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她所在的劳教所生产二极管,在这漫长的365天中,吴产娣已经记不清她做了多少个,但可以确定,这些二极管大多被装 在了电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着大国崛起的新闻。一年之后,吴产娣依然感觉到强烈的恐惧,时常梦到自己的劳教生涯,在这无法逃脱的梦中,她逃 避、挣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饶:我买了车票了,请不要劳教我。

从劳教所释放之后,吴产娣开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对她的劳教决定,并希望得到国家赔偿。结果并不意外:败诉。她上诉,再 次败诉。从法院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知道:对她的劳教合情合理,并无违法之处,所以没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吴产娣已经57岁,病痛缠身,时常感到沮丧 和绝望,她说自己是个"弱女子","年纪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关于未来,她有两个计划:第一,把身体养好;第二,身体养好之后继 续上访。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吴产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车,她并没意识到,这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交路线。在这条路上,她将看到中南海 的围墙、天安门广场的一角,以及许多名胜古迹和摩天大楼,还将看到巍峨壮观的国家大剧院,几小时之后,那里会有一台盛大的晚会,票价从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留给后世的故事》,届时会有大人物到场,人们将群起欢呼。

关于这一切,吴产娣一无所知。她坐在平稳的车上,行驶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颠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听着就像"无产地",但现 在我们知道,她产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

(二)

2011年5月26日上午9点,钱明奇把一辆银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停在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楼前,负责警卫的保安告诉他这里不能停车,钱明奇说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会开走。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数店铺已经开门营业,办公室里的人们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在那个瞬间,没人注意这个貌不 出奇的52岁男人,即使他已经做了那么多明显的暗示。

那辆车的品牌叫"长安",意思是长久的安全,但仅仅半小时之后,车里发生了爆炸,同时爆炸的还有另外两辆车,车的主人钱明奇当场死亡。

钱明奇1959年出生于北京,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饥饿的年代,新生儿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明奇有个幸运的人生起点。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贫穷,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过得好,到2000年,他已经有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楼内有许多房 间,总面积约700平方米。这栋房子是钱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尽了所有积蓄,大约50万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钱。他一定希望可以在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为他说过,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两年后,政府决定修一条高速公路,按照规划,钱明奇的房子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大国崛起时代,它的意思就是:没什么可 以阻挡它,即使是耗尽一生积蓄、刚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钱明奇的房子大约值200万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评估系统,只肯补偿他25万元。钱明奇不肯接受这样的方案,他恳求过,抗争过, 也曾跟拆迁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不过,正像大国崛起时代的许多房子一样,不管房主人办过多少证件,还是阻挡不了它被拆除的命运。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长2540公里,连接北京和东南富庶地区,每天输送大量的物资和器材,对中国的经 济有着深远的影响。道路通车时,政府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们欢呼喝彩,那时钱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他已经从一名殷实的小商人坚定变成了一 个坚定的访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还没有打算去死。

在一开始,钱明奇并不是激烈的人,他尝试过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为此他还专门自学了法律。他曾试图与政府洽谈,失败;申请行政复议,失败;起 诉至法院,失败;上诉,还是失败。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迁户一起检举当地官员,认为他们在拆迁安置中贪污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这事的结果你 已经知道了:又一次失败。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他一次次从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级的政府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国人称之为申诉 或信访,当然,结果只可能是一连串的、无休无止的失败。没人记得钱明奇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强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归,但我们知道, 钱明奇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成了大国崛起时代的独特风景,他们是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负产品。

2006年,钱明奇开始在互联网上讲述他的遭遇,但回应寥寥。进入微博时代之后,他在多个网站注册了多个账号。在腾讯,他曾向50多人发过求助信 息,无人回应;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无人回应,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钱明奇死后,我才发现他曾经给我发过私信,请求我转发他的遭遇,我 没做任何事。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认,我之所以不回应,完全是因为我的自私和冷漠。钱明奇之死,固然是死于他自己的处 境,也是死于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节,钱明奇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难申,有冤不申了。至此他已经完全绝望,并且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开始在网上发 出明显的信号,说自己要采取行动,常常谈到死亡。他要人们关注江西将要发生的"爆炸性"新闻,说自己准备带几个敌人去天堂,他多次声称要炸毁政府 大楼,但没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网上发布信息,留了自己的号码,说自己死后要捐献全部器官,不过只捐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这愿望未能实 现,爆炸后不久,他的遗体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号码还可以打通,接线人是他的儿子,他不太愿意谈论父亲的事。钱明奇的另一个儿子要健谈一些, 他说自己想写一本关于访民的书,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亲。

2011年5月26日9点,钱明奇决定与这个世界告别,他把炸药装进三辆廉价汽车,然后按下启爆器。在这之前,他对朋友说,要给政府送一份礼物。 事实上,政府并没收到这份礼物,钱明奇的死亡没能把它从大国崛起的梦中唤醒,它只是加强了警卫和安检,全中国的访民依然走在艰难的路上,走在钱明 奇曾经走过的路上。钱明奇的礼物更多送给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两位保安,何海根和徐应福,他们与钱明奇同时死亡,他们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儿子在读小学,徐的儿子在读大学。他们都是穷人,出身贫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国崛起时代, 这样的人无论是死是活,都不会有太多人关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用木棍和床单绞弯窗上的铁栅栏,钻出了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病科的大楼,外面是一个生满杂草的院子,时当深夜,警 卫已经熟睡,他轻轻推开铁门,一步步走回阔别已久的正常世界。

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无意中捡到锯条和8个夜晚的秘密工作,锯断了几根窗棂,逃出了这座戒备森严的医院。但仅仅一个月之 后就被警察抓获,重又投进这座由水泥、铁门和铁栅栏组成的建筑,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这阴暗坚固的堡垒之中,吃着难以下咽的食 物,定时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药片,有时还会被电击和殴打。他曾长期被单独囚禁,有两年多没见过真正的阳光,几乎见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并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国的政治教材没说错,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之一。21岁那年,他从技术学校毕业,成了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的一名职工,按官方报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员工,他曾旷工,也曾违反劳动纪律。但徐武不承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的缺点只是"认真",在中文中, 这个词也有执拗、倔犟的意思,有时也指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徐武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过并不奇怪,在大国崛起时代,在权利被普遍 忽视的地方,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常常会被认为是一种病。

从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钢打过十几场官司,原因是他认为后者克扣了他的工资。开始还不算太坏,经法院调解,武钢答应给徐武经济援助, 但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徐武不肯接受这样的调解,他说,他固然需要钱,但更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有明确输赢的 结果。

徐武的对手是一个超级商业王国。武汉钢铁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钢铁企业,在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340位,其总部占地超过21平方公里,有数十万名员 工、数千亿资产,以及数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机构,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员待遇,或者本来就是政府管员。需要一提的 是,它还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它的文化是"以人为本,诚信为先"。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庞大的"文明单位"可以让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让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属于后者。自从拒绝了武钢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开始品尝中国当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分,他开始遭受伤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伤害之后,徐武都试图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后,都是更严重的伤害,最后,他只能逃离武汉。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学门口被几个警察逮捕。官方的说法是徐武扬言要在天安门广场发动爆炸,而且还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炸药配方、 电工刀和用于制造炸药的材料。但徐武否认这一切,他说自己只是到北京寻求法律援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街头一派盛世气象,市民身着盛装,笑逐颜开地准备迎接新年。入夜之后,中央电视台将播放一台欢庆的晚会,庆祝这个辉 煌的时代,赞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进了那栋被钢筋铁栅环绕的大楼,开始了长达1571天的治疗生涯,那时他的家人都不 在场,他换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侧卧在狭小的床上,就像一只被火车碾过的盛世斑马。

五个月之后,徐武穿着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走进天安门广场。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后的故事。在此前的一个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桥洞中,靠捡饮料罐和塑料瓶 为生,他曾经向许多政府机构求助,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个盛大节日,天安门广场正处于严谨有秩序的欢庆之中,来自中国各 地的游客怀着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进这个广场。徐武找了一处稍微空旷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点亮了一支蜡烛。这举动自有其传统,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渊就做过同样的事,后来他被投进监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进了一座像是监牢的医院。

徐武的蜡烛是一个谜语,谜底很难猜到,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举起这支点亮的蜡烛,他想告诉人们: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汉正处于暗无天日的黑夜之 中。

从某个意义上说,徐武是幸运的。他的病友要交钱才能治疗,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费医疗。也许是医院认为他的病情过于严重,所以他们拒绝让徐武接 受探视。他年迈的父母一次次来到这坚固的堡垒前,又一次次失望而归,从2007年到2011年,他们一共被拒绝了86次。他们向法院起诉,法院不 肯受理。他们找医学专家来鉴定徐武的精神状况,医院坚决拒绝。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相距只有几公里,却如同远隔阴阳两界。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车来到中国南方的大城市广州,在一家专业精神病院中做了鉴定,结 果未显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绪抑郁,自我评价稍低"。接着徐武向新闻媒体求助,在一家电视台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之后,4月27日,就在电视台 的院内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强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称姓周,但后来查明,他并不姓周,真实真份是武钢的一名保卫干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记者们走访了他的家人和邻居,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进行精神鉴定,不过最终的鉴 定报告还是湖北方面出具的,这份鉴定显示徐武确实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他的父母没有听从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儿子接回了家。在这 份鉴定报告之后,媒体不再关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们所知,需要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

回家并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说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碍之中。2011年8月,他从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监视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来到北京,在 那里生活了43天,每天上网求助,大多数时候都在讲自己的遭遇,也常常关心别人,但几乎无人回应,很明显,他的事情已经"热"过了,不可能再次热 起来。43天之后,他再次被押回武汉。此刻他正在家中学习法律。关于未来,他有两个计划:第一是"忍耐"、"等待命运";第二个计划与法律有关, 他已经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没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诉讼,但他依然对法律满怀信心。要"学习法律、研究法律、宣传法律、普及法律",我问他是否准备 考律师,他说他对考试没有信心,只打算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岁,还没有结婚,他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早在2006年,他曾经遇见过一个喜欢的女人,不过远远谈不上爱情,"只是聊过几次天而 已"。在漫长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后,他已经和那个女人失去了联系,徐武说:她肯定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两个多小时以后,医生从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水中有许多黑色的颗粒和 棉絮状的物质,共计约8000毫升。但这并非全部,因为这次手术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钟光伟生于1973年,只读过五年书,然后就辍学回家,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在贫瘠的田地中刨土寻食。他有3个孩子,这肯定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 育政策,根据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缴纳罚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户籍,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不堪承受的负担。在中国近60多年的历史中,最勤劳、最辛苦、最 贫穷的就是钟光伟这样的农民,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年复一年地耕作,换来的也只是勉强的生存。在大国崛起时代,中国 政府免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租税,这让一些农民过上了稍为轻松的生活,但对钟光伟这样的赤贫者来说,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2006年11月,钟光伟告别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矿找了一份打岩石风钻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国的产煤大省,几十年来,从这里输出的煤炭 达数百亿吨,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础,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山西省也因此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劳动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矿工在极为危险和肮脏 的井下采掘,他们大多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安全保障,许多人死于不见天日的地底。他们的死亡是大国崛起的一部分。

钟光伟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国的佛教圣地,离著名的云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国崛起时代,这里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释迦牟尼,他们更崇拜煤。为了多赚 钱,钟光伟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尘中工作十几个小时。四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肺部疼痛,经常咳嗽,但他没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难以忍 受之时他会请医生给他输液,然后第二天照常开动风钻,任粉尘飘在他的脸上,飘进他的肺里。

2007年春天,钟光伟的健康已被摧毁,他的体重锐减,咳得越来越厉害,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到大同市卫生检验检测中心要求体检,但被医生拒 绝,理由是:尘肺是职业病,他们需要先确定钟光伟"有职业"才能给他检查。

这意味着他要先拿出一份劳动合同,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他只是一位农民工,"农民工"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说明他同时具有两 种身份:农民和工人,农民是他不可改变的阶级属性,工人是他实际做着的工作。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的人超过一亿两千万,路是他们修的,楼是他们盖 的,一切繁重的、危险的体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但同时他们也是这个国家最被轻视的一群,常常被当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员,他们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尽的力气,却很少有法律意识,大多数都不知道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当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拿不出一份劳动合同,而你知道, 中国是个讲法律的国家。

钟光伟回到工作的煤矿,希望矿上能够给他开个证明,但被拒绝了。在他们眼中,钟光伟已经成了一个明显的负担,他们实在没理由自寻烦恼。无奈之下, 钟光伟向大同市南郊区劳动局请求裁定,这是异常艰难的旅程,需要赔无数笑脸,说无数恳求的话,他剧烈地咳嗽着,在这城市的马路上徒劳无功地蹒跚往 返。三个月之后,劳动局的裁定出来了,他们不承认钟光伟和煤矿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大国崛起时代的典型理由:钟光伟不认识煤矿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矿 工作。

现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诉,还是同样的旅程:赔笑脸、说好话、蹒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审之后还有二审,一切再来一次。最后钟光伟终于拿到了那份判 决,法院认定他和煤矿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在长达一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钟光伟终于赢得了检查身体的权利。

体检结果表明,钟光伟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严重受损。他拿着这份体检报告向政府申请工伤鉴定,这是另一段艰难旅程:赔笑脸、说好话,在希望和绝望 之间无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他赚到的那点可怜的钱几乎耗尽,只能吃最廉价的止痛片来缓解疼痛,开始是一颗一颗地吃,后来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个月的艰难周折之后,他被鉴定为伤残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然后他开始申请工伤赔偿,他填了表格,复印了证件,办齐了全部申请的文 件,大声咳嗽着来到南郊区劳动局,与以往的繁琐拖沓不同,这一次,劳动局的表现异常简洁,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予受理。因为他工作的那家煤矿 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关闭了。

然后是再一次起诉,一切艰难再次上演,几个月后,法院判他胜诉,应获赔偿49万余元。他又等了四个月,没有得到一分钱,于是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在钟光伟的故事中,我已经说过多次"艰难旅程",但请相信,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艰难。在大国崛起时代,执行是无比艰难的事,即使是最有经 验的律师也会因为听见这两个字而昏死过去,更何况是身份卑微、衣着寒酸、奄奄一息的钟光伟。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于住处和法院之间,一次又一次地绝 望。他们跪在地上,流泪恳求,然而你们知道,法院都是讲法律的,所以法官会向他提出许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矿主带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矿山设备的仓库……他们一定明白,这些要求对钟光伟而言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时钟光伟已经身无分文,还欠了一身的债,他生活在煤海之中,却买不起一块取暖的煤,在中国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里,他们一家五口缩在一条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钟光伟彻夜咳嗽,有时还会晕厥。他和妻子都想过自杀,他12岁的女儿准备去卖血,在最艰难的时刻,善良诚朴的钟 光伟甚至想炸毁这个苦难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几个月后有了转机,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体也开始广泛报道钟光伟的遭遇,然后,2010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钟光伟和他的债务 人,开始了一次艰苦的谈判。大国崛起时代的法律有软硬两种版本,对吴产娣、钱明奇和徐武来说,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对钟光伟来说,法律就是 软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煤矿主不肯支付全额赔偿,法官从中调解,钟光伟就只能一次次降价,从49万到48万,到47万,到35万,最终27万成 交。法律是钟光伟最后的信仰,但最后,法律给他打了个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医生从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右肺更多,21瓶。医生说,这只能减缓 他的病情,却不可能根治。

在大国崛起时代,像钟光伟这样的尘肺农民工有千千万万,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像钟光伟这么幸运,没有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他们几乎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他们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挣扎,然后默默地死去。

钟光伟还活着,他身高173公分,体重52公斤。他洗了肺,还了债,买了一所旧房子,用健康换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的病不可能治愈,也没人会给 他报销医疗费,因为他是个农民工。对他来说,"未来"是个奢侈的词,他没有太多计划,只想养些猪、养些羊,让家人吃饱穿暖,自己尽可能地活下去。 他现在学会了使用网络,两年中,他在网上发布了超过4000条信息,全是在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说: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我 没有能力给他们太多帮助,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觉一点温暖。

(五)

我要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时间足够,我还会给你讲叶海燕的故事。叶生于1975年,是一位坚定的女性权益维护者。她关心艾滋病人,多次帮助他们 维权,因此历经挫折。她长期致力于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为了了解她们的处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价妓院。她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官方的和民 间的,我们的政府不喜欢她,我们那些满怀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么喜欢她。就在10天之前,几个不名身份的人闯进了她的工作室,他们砸毁了许多家具, 却并没有让叶海燕屈服。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继续关心女性权益:那些吸毒品的妇女、那些在身处监牢的妇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种种暴力下痛苦 悲伤的妇女……她活得并不容易,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国第一任民选的妇联主席,如果有可能,她还想做中国的第一任女总统。

我还想讲梁树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岁的企业白领,共产党员。他受激于钱明奇之死,报名参选他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他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繁琐的程 序,填写了一张又一张麻烦的表格,他印制了竞选海报,满怀热情地对选民们讲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按照中国法律,这不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应该做的事情,但他还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碍,有人电话阻止,有人当面劝说,还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资料,远赴他的家乡做各种调查。2011年9月8 日,在广州丽江花园的人大代表选举现场,他把两位候选人的名字划掉,在选票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投进票箱。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但最 后还给败给了那些阴险的设计和可耻的伎俩。下一次选举将在2016年,梁树新说,如果那时可以正常地参选,他愿意再次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贡献力量。

还有萧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萧瀚这个名字已经被注销过131次。萧是一位43岁的学者,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长期关注时事,时常 发表评论。在大国崛起时代,时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赞美政府,一种批评政府,萧瀚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后者。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了许多麻 烦,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学校停课,也曾短暂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8个小时。2009年11月,萧瀚注册开通了他的第一个微博账号, 谈论法律、时事和言论自由,很快这个账号被注销,然后他注册了"萧瀚微博二世",二世被注销之后,他注册了三世,三世又被注销,他就注册四世…… 在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他的账号是"萧瀚微博132世"。事实上,在中国的互联网中,转世者决非萧瀚一人,而是成千上万,他们被称为"转世党", 其中有一位党员已经转世359次。

在大约30个月的时间里,萧瀚共计发布了超过百万字的言论,其中有一些广为人知,比如"恶猜公权、善待私权"。在某个意义上,他已经死过131 次,但依然不会放弃死亡。这是铁墙与头颅的战争,虽然取胜无望,但他依然坚持着一次次把头颅撞向铁铸的高墙。萧瀚说:在没有自由的时候,自由就是 一切。

还有刘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刘德山是一位从业40年的法官,同时还是一位法院院长。2010年5月4日,有人电话通知他去一个度假山庄,他冒雨前 往,从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监视居住,然后被投进看守所,在此期间他备受折磨,受过各种各样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权势的人物,却依然无法对抗无辜 加之的伤害。在酷刑的间歇,办案人员也会表现出一些善意,他们会推心置腑地劝告刘德山要"调整心态",因为办案的方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是有罪。还有人会劝他明辨形势,"既然你都进来了,总得说点什么,给我们个台阶下吧?"19个月之后,法院判他 无罪,然而失去的已经失去,应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准备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不过他自己也清楚,这将是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44岁的公务员,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则讽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笑话,共计58个字。因为这58个字,方洪成为 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家,他被劳教了一年,平均每个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来出事后,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切都推给薄,但这并不能说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为什么会害怕一个笑话?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把一个仅仅是讲了几句笑话的人投进监牢?为什么公民的权利可以被如此轻易地剥夺?却又 如此难以维护?方洪说,集中营的日子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接下来,他将不遗余力地对抗这邪恶的劳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间挥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矿坑中疲惫挣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艰难道路上的人。几十年来,正是他们铺平了道路, 盖起了高楼,是他们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也正是他们,一直建设着、背负着、也忍受着这大国崛起的时代。

当人们欢呼大国的崛起,也应该看到大国的危机。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确实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而与此同时,人权状况却并没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独立,新闻依然不自由,言论依然被管控、被压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这些都已成为大国崛起时代难以承受之重。事 实上,这并非大国的第一次崛起,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过繁荣时期,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这繁荣将很难维持,随之而来 的就是萧条、饥荒、战乱,直至最后的覆亡。没有太多证据显示现行制度比历代王朝政治更加优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难以摆脱的宿命。当物 价飞涨、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日异严重、民间的抗议运动如风起云涌,而维稳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业,我们必须知道,这就是末日征兆,几千年间, 这样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变,接下来就将是千万人的苦难。

作为中国人,我毫无疑问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这富强绝不仅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绝不仅仅是物质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艺术上的繁荣;除了钱,它还应拥有文明;除了枪,它还应心怀慈悲。当它崛起时,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不是被扼住喉咙;不幸的人应该得到救 济,而不是被推进深渊;勤劳的人应该得到奖赏,而不是被无休止的盘剥;它的崛起应是13亿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几个家族的专利;它的崛起应惠及 真正的劳动者,而不只是让官员中饱私囊;它的崛起应该让权力受到约束、正义得以伸张,而不是让吴产娣、钱明奇、徐武、钟光伟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难。我可以为它的崛起欢呼,却不能接受它崛起于我的尸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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