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ZHANG Min 华夏文集【亡灵祭坛】
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
——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张 敏·
七十年代，上海曾发生过一桩"重大案件"："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 件"。一位名叫徐惠昌的年轻人，因匿名向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播电台写信，反映当时上海的一些真实情况，而被判处死刑。我访问了两位旅居美国的上 海人，当年都是徐惠昌的朋友。一位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徐邦泰先生，另一位是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晓龙先生。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记忆回顾了 当时的情况，因为时隔二十多年，细节的回忆可能会有某些出入。关于七十年代上海的这桩"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一定有很多知情者。希望能借 更多人的回忆，补足疏漏，订正偏差，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徐邦泰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您出生在一九四九年，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共建政已经五十 年，您也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和感受？
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心里总是觉得很别扭。我觉得这个"共和 国"是名不符实的。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 事关尼克松到上海访问
我八岁来到上海，在上海上小学、中学、大学。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首 先就是文化革命。文革当中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黑格到了上海，为尼克松的访问做准备。那个时候，在上海 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叫作"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李明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本名叫徐惠昌，是一个待业青年。徐惠昌因为收听海外电台的广 播，后来，就用化名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投寄到海外的新闻媒体。于是，在当时就构成了一个重大案件。
当时，整个上海都在追查这件事。最后，终于查出来了，他也被抓获 了。这个青年当时只有二十岁，被判处死刑。他被枪毙的那一天，在上海全城游街，我也去看了，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就体认到这个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的某一个新闻媒体投稿，他 的所作所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文革以后，他的事情平反了，是作为冤假错案处理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个社会当时执行的政 策和制度是违反人性的。
问：您能不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可以。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厂里开会，宣布要查"李明反革命匿 名信事件"。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各单位都在查。我们得知，有一个化名李明的人，向香港投寄了一封信，内容是他收听了大陆之外电台的广播以 后，反映有关上海街道和一些部门怎样接待黑格，准备尼克松的到访。其中谈到：上海如何要求基层对地富反坏右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 来管理……大概是这类内容。据说，这封信被发现以后，国务院要求彻底清查，找出写信的人。
◇ 查对笔迹、人人揭发
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一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揭发你认识 的人中谁是这样的笔迹。于是我们厂也都在查。我当时是团干部。厂里开大会，党支部书记传达上面的精神，要求每一个人都看那封信，并且揭发自己 周围的人。我也看了。这件事当时整个上海都惊动了。
那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徐惠昌来到我家，把他跟我借的书《约翰·克里 斯朵夫》还给我。当时这种书在社会上还是很难找到的。他还给我书时，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邦泰，你们厂里是不是也在查一个'李明反革命 事件？'"我说："是啊，也在查。"他说："你看这个人查出来以后会怎么处理？"我不假思索地说："肯定得枪毙。"
徐惠昌听到我的这个回答，就靠在了墙上，好一会没有讲话。
这时，我母亲进来了，问他："惠昌，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是不 是生病了？"他没有吭声。后来我也感到奇怪。
我又讲了一句话："这个人真笨，怎么写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反应。 后来我又说："要是真的被枪毙了，那个人就应该像个英雄一样走向刑场，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书里写的那样。"
他什么也没有说，还给我书，就走了。
过了几天，徐惠昌的一个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你知不知 道'李明'就是徐惠昌。"我一听就傻了。在这以后，当然徐惠昌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审问什么的，结果，就是被枪毙了。
◇ 家破人亡
枪毙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他在上海游街，我看见他在一辆卡车上，被 两个警察架着。那时，死刑犯人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以防他们叫喊。所以，他的脸像猪肝那样的颜色，而且舌头都露出了。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 永生难忘的印象。我当然很难过。当时，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总不至于应该被枪毙。可是，那时候的那种气氛，查办的那种声势，能 看出，查出来肯定是要枪毙的。
徐惠昌被捕后，听说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 是他自己写的，结果，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他有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 姐姐离婚了。他们整个家庭，真的是家破人亡。
后来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也表示悔过，表现出很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但 是，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文革以后，这个事情经过复查，承认事情处理是过头了，因为不到枪毙的地步，但认为他还是有罪的。
在文化革命中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讨论。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 "破坏"什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什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 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有些案子发给大家，一方面"教育"大家，一方面也听听大家的反应。因为以前讨论别人 的时候，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考虑。
可是，这次我看到处理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是一个好孩子，很懂礼貌 的，也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因为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就在家待业。他没有工作。里弄里的婆婆妈妈们都说他很懂礼貌。只 是因为收听境外的电台，当时所谓的"敌台"，关心一些事情，写了这封信，就把一条小命送掉了。我第一次体认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残忍性。这使 我一生难忘。
问：听上去他和你还是很熟悉的，向你借书，你们交往深不深？
答：他是我同学的邻居。有时候，他跟我的同学一起到我家来玩。他跟我年 龄上有差距，所以，只是跟我借借书，我们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他喜欢音乐。有些喜欢音乐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容易神经质，他在政治上绝对是不成 熟的。当时肯定也有人收听大陆之外的电台，就是所谓"偷听敌台"。不过他们不会写东西寄到外面去。因为，显然信是寄不出去的，也很容易被查 获。
徐惠昌的事发生在文革时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因为把 毛主席像划破了，或是把报纸上的字污损了而被判刑的，甚至枪毙的都有。可是，听到的毕竟是听到的，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你看着他去被枪毙， 印象就完全不同。
〔作者注：徐惠昌之死在徐邦泰的人生经历中似乎蕴涵着某种象征意 义。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邦泰，因在大学时代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并且当选、后又参与民主运动，而失去党籍和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 他来到美国以后，不但办杂志，还创办过电台。当年这位在上海街头目送自己的朋友徐惠昌上刑场的年轻人，哪里能想到，二十年后，他自己会在美国 创办一个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短波电台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在美国创办短波电台的情况？
答：一九九二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有五千块美金，参与工作的都是些义务 工作的朋友。办电台总要有一个录音室把节目制作出来，当时租录音室开价都很贵。在旧金山东湾一个树林里，有一位越战的美国残废军人涅尔愿意帮 助我们。涅尔平时转着轮椅跑进跑出。他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钱在树林里建造了一个印地安式的建筑物，而且跟两只狼一起生活。公狼放在外面，母狼关 在里面。那场战争毁了他的幸福，他避开一般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很关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说那件事给他很大震撼。涅尔帮我们 制作节目，他很尽心尽力，有一年时间的广播节目录音带都是他帮我们制作出来的。〕
二、晓龙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您人生中最难忘的事。
答：那就是徐惠昌之死。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往事永难忘怀。
问：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
答：当初"李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大兴安岭。我跟徐惠昌认识是在一 九六七年。我们都是六七届初中生。因为我读书早一年，我比他小一岁。那时候他十六岁，我十五岁。都是处于那种富于反叛的青少年期。我们都在家 待分配。
◇ 他把普希金的一本书全部抄下来
当时，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完了那批具有反叛倾向的十几岁的青少年， 觉得这些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如果继续让这些年轻人留在城市，可能会威胁到他的政权。所以，就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同时，因为当时各处都在 闹停产革命，工作机会极少。所以就通过"上山下乡"把这些负担转交给社会。美其名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徐惠昌生病，我也生病，我们都病休在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相 识后，一起学油画，学小提琴，一起读一些当时的禁书。诸如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作品：雪莱的诗，《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还有巴尔扎克 的小说集：《人间喜剧》等，以至于他能够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
由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三年，１９６９年， 我就上山下乡了，在无可奈何中于十一月份去了大兴安岭。但是，我们互通了很多信件，两地传书，交流读书心得等。我每年也回上海探亲，能够和他 见面。
当时"变相劳改"的千百万知青们，在劳累、苦闷与绝望之中，大多收 听大陆以外的广播，就是所谓的"偷听敌台"，主要是听《莫斯科电台》，那时候苏联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再有就是《美国之音》，还有一个听得比较 少的，就是台湾的《中央电台》。《中央电台》不像《美国之音》那样比较平和，因此可信度比较低一些。这些再加上我们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使我 们对于当时大陆情况产生疑惑。因为当时当局的宣传中有一个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懂得越多，对于他们的欺骗就越不能相信。
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再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从上海公检法 来了两个人，到大兴安岭，把我隔离审查三个月。那是一种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审查。多亏了在农场有一个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我不错，事先把我的笔 记、信件等都收走了，使我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那些上海公检法的人问我："你和徐惠昌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只是书信来往。"
他们问："只是书信来往这么简单？你在给他的信中说'多灾多难的中 国'，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形势一片大好，你怎么说是多灾多难？你必须老实交代，否则和他一样的下场。"
◇ 周恩来下令查办
那时候，出了很多事情。结果，我前后被隔离审查关了四个月。到九月 份，因为我受了些伤，加上其它的原因，我回上海养病。九月间，正好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访华，又是中国国庆节前。共产党每逢大节日常常要杀一批 人。当时，在虹口体育场开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
我那时正好在上海。这次公审的总共有十三个犯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刑 事犯。比如说，在上海西藏路、北京路交界的地方，半夜拦截妇女、抢劫的几个人，还有为田中举行宴会时把和平饭店电路割断的人……刑事犯、政治 犯都有。共产党习惯于把政治犯也说成是刑事犯，直到今天也不分清楚。十三个犯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徐惠昌。
据后来我所知，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其实，他一个小青年知 道什么国家机密，他能有什么机密可泄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收听了台湾《中央电台》的广播，里面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 信到香港的ＸＸ号信箱。年轻人嘛，很幼稚，当时徐惠昌才十八、九岁，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信。他还算聪明，是用左手写的，一共写了三封匿名 信，内容是外国元首访华前上海清理街道，出身不好的被流放边疆……诸如此类。反正写的都是事实。
当时周恩来知道了。他看了以后，提出要把这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 令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查办，限令他一个星期亲自到上海坐阵破案。据说是十三天破的案。搞得整个上海鸡犬不宁。到处对笔迹，他们破这案的效 率也很高，十三天就把案子破了。但是，对于徐惠昌来说就很惨。
据我所知，徐惠昌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好学，愿意学习一些专业性 的东西，他也很向往美好的东西。你想他能够把整本的《叶普根尼·奥涅金》都抄下来。而且，在他出事情的前一天，他还把向我们家借的东西都还过 来。我母亲后来说，他是感到了灾难就要来临，把借人家的东西都还了。而且，从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没有为了脱罪而出卖任何别的人，没有牵连任何 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国庆前，九月三十号，在虹口体育场进行了万人公 审大会，然后沿着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闸北射击场枪毙的。那时候我就站在天目路西藏路口，在路边 想再见他一面。
◇ 游街示众、尼龙绳勒脖子
当时他在囚车队伍的第一辆车上面，是一辆大卡车，车上是戴着柳条 帽，拿著长矛的上海"文攻武卫"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徐惠昌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 了一个叉叉，是判处死刑的符号。他的脖子被用尼龙绳子勒着，因为害怕他喊口号。"四人帮"垮台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揭露过，辽宁省的 张志新，在被枪毙之前，喉管被切断。对待徐惠昌是把他的脖子勒住。
那天，下着雨。当时的情景对我整个的人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我认为 那个政权是罪恶的。因为据我的亲身经历，徐惠昌不是一个坏人。我所推崇的、在我身边被共产党关押、杀害的都是好人，对我人生的打击很大。从那 以后，我暗中就下了一个决心，这一辈子应该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让我们中国人的后代不要因为说了一句话、写了一封信，就遭受这种杀身之祸、 无辜之灾。
徐惠昌仅仅二十岁就默默地去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干可以平反，复职以 后仍然位居高官。邓小平复职后，知道要求把他那受其牵连而遭致高位截瘫的儿子送到身边，照顾他儿子养病疗伤，但是邓小平又在天安门杀了那么多 人，这些人的父母亲人怎么想？
还有特别悲惨的，就是株连九族。徐惠昌的曾祖父二十几岁考上进士， 后来当了吏部尚书。他父亲平时就对他说，要好好读书，争取功成名就。结果，说他父亲对他进行反动教育，而判他父亲十年徒刑。他的母亲后来疯 了。他家的亲戚中有不止一位在部队当团级以上干部，也都被撤职查办、一撸到底，家道全毁了。徐惠昌的父亲没有坐满十年牢，就死在监狱里。
问：徐惠昌之死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答：徐惠昌之死直到今天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多少次深夜梦徊，又见他 的音容笑貌；夜深人静，也常想到他在囚车上被绳子勒住的那一种面貌……我一辈子无法淡忘。（作者注：晓龙先生说他后来在美国归信了基督教。）
◇ 祸难还会发生吗？
整个的文革十年，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 灾难，毁掉的是几代人，是中国的文明。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空白。
我不希望徐惠昌的悲剧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再发生。
问：您认为还存在发生这种悲剧的可能性吗？
答：很难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人心灵的洗涤的话，如果还 让中国大陆现在这种政治沦丧、道德沦丧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再发生这种灾难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南海两边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还挂在那儿。毁掉中国的文明，使中国倒退这么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二十七年里造 成八千多万人死于非命的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体还放在那里供人瞻仰。人类社会只有两种社会制度是保存尸体的，一个是埃及 的奴隶社会，那些法老保存的木乃伊；再一个就是共产党国家。仅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不行的。
我不会忘记徐惠昌之死。
我出国来美前回过上海，还去找过徐惠昌的家，想看看他的家人，却连 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徐惠昌的死，对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来说，心灵受到的创伤极大。原来我们曾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但是经过这一切，信仰发生 了粉碎性的动摇。
我相信，整个中国是能够改变的，和平演变是在所难免的。
□ 原载《民主中国》１９９９／３，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增刊 zk03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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