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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6日星期三

张敏: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ZHANG-Min/zk0306b-2.gb.html
张敏 ZHANG Min 华夏文集【亡灵祭坛】

              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

         ——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张 敏·

  七十年代,上海曾发生过一桩"重大案件":"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 件"。一位名叫徐惠昌的年轻人,因匿名向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播电台写信,反映当时上海的一些真实情况,而被判处死刑。我访问了两位旅居美国的上 海人,当年都是徐惠昌的朋友。一位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徐邦泰先生,另一位是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晓龙先生。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记忆回顾了 当时的情况,因为时隔二十多年,细节的回忆可能会有某些出入。关于七十年代上海的这桩"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一定有很多知情者。希望能借 更多人的回忆,补足疏漏,订正偏差,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徐邦泰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您出生在一九四九年,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共建政已经五十 年,您也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和感受?

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心里总是觉得很别扭。我觉得这个"共和 国"是名不符实的。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 事关尼克松到上海访问

  我八岁来到上海,在上海上小学、中学、大学。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首 先就是文化革命。文革当中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黑格到了上海,为尼克松的访问做准备。那个时候,在上海 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叫作"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李明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本名叫徐惠昌,是一个待业青年。徐惠昌因为收听海外电台的广 播,后来,就用化名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投寄到海外的新闻媒体。于是,在当时就构成了一个重大案件。

  当时,整个上海都在追查这件事。最后,终于查出来了,他也被抓获 了。这个青年当时只有二十岁,被判处死刑。他被枪毙的那一天,在上海全城游街,我也去看了,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就体认到这个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的某一个新闻媒体投稿,他 的所作所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文革以后,他的事情平反了,是作为冤假错案处理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个社会当时执行的政 策和制度是违反人性的。

问:您能不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可以。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厂里开会,宣布要查"李明反革命匿 名信事件"。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各单位都在查。我们得知,有一个化名李明的人,向香港投寄了一封信,内容是他收听了大陆之外电台的广播以 后,反映有关上海街道和一些部门怎样接待黑格,准备尼克松的到访。其中谈到:上海如何要求基层对地富反坏右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 来管理……大概是这类内容。据说,这封信被发现以后,国务院要求彻底清查,找出写信的人。

◇ 查对笔迹、人人揭发

  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一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揭发你认识 的人中谁是这样的笔迹。于是我们厂也都在查。我当时是团干部。厂里开大会,党支部书记传达上面的精神,要求每一个人都看那封信,并且揭发自己 周围的人。我也看了。这件事当时整个上海都惊动了。

  那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徐惠昌来到我家,把他跟我借的书《约翰·克里 斯朵夫》还给我。当时这种书在社会上还是很难找到的。他还给我书时,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邦泰,你们厂里是不是也在查一个'李明反革命 事件?'"我说:"是啊,也在查。"他说:"你看这个人查出来以后会怎么处理?"我不假思索地说:"肯定得枪毙。"

  徐惠昌听到我的这个回答,就靠在了墙上,好一会没有讲话。

  这时,我母亲进来了,问他:"惠昌,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是不 是生病了?"他没有吭声。后来我也感到奇怪。

  我又讲了一句话:"这个人真笨,怎么写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反应。 后来我又说:"要是真的被枪毙了,那个人就应该像个英雄一样走向刑场,就像《约翰·克里斯朵夫》书里写的那样。"

  他什么也没有说,还给我书,就走了。

  过了几天,徐惠昌的一个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你知不知 道'李明'就是徐惠昌。"我一听就傻了。在这以后,当然徐惠昌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审问什么的,结果,就是被枪毙了。

◇ 家破人亡

  枪毙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他在上海游街,我看见他在一辆卡车上,被 两个警察架着。那时,死刑犯人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以防他们叫喊。所以,他的脸像猪肝那样的颜色,而且舌头都露出了。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 永生难忘的印象。我当然很难过。当时,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总不至于应该被枪毙。可是,那时候的那种气氛,查办的那种声势,能 看出,查出来肯定是要枪毙的。

  徐惠昌被捕后,听说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 是他自己写的,结果,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他有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 姐姐离婚了。他们整个家庭,真的是家破人亡。

  后来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也表示悔过,表现出很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但 是,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文革以后,这个事情经过复查,承认事情处理是过头了,因为不到枪毙的地步,但认为他还是有罪的。

  在文化革命中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讨论。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 "破坏"什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什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 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有些案子发给大家,一方面"教育"大家,一方面也听听大家的反应。因为以前讨论别人 的时候,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考虑。

  可是,这次我看到处理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是一个好孩子,很懂礼貌 的,也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因为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就在家待业。他没有工作。里弄里的婆婆妈妈们都说他很懂礼貌。只 是因为收听境外的电台,当时所谓的"敌台",关心一些事情,写了这封信,就把一条小命送掉了。我第一次体认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残忍性。这使 我一生难忘。

问:听上去他和你还是很熟悉的,向你借书,你们交往深不深?

答:他是我同学的邻居。有时候,他跟我的同学一起到我家来玩。他跟我年 龄上有差距,所以,只是跟我借借书,我们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他喜欢音乐。有些喜欢音乐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容易神经质,他在政治上绝对是不成 熟的。当时肯定也有人收听大陆之外的电台,就是所谓"偷听敌台"。不过他们不会写东西寄到外面去。因为,显然信是寄不出去的,也很容易被查 获。

  徐惠昌的事发生在文革时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因为把 毛主席像划破了,或是把报纸上的字污损了而被判刑的,甚至枪毙的都有。可是,听到的毕竟是听到的,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你看着他去被枪毙, 印象就完全不同。

  〔作者注:徐惠昌之死在徐邦泰的人生经历中似乎蕴涵着某种象征意 义。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邦泰,因在大学时代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并且当选、后又参与民主运动,而失去党籍和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 他来到美国以后,不但办杂志,还创办过电台。当年这位在上海街头目送自己的朋友徐惠昌上刑场的年轻人,哪里能想到,二十年后,他自己会在美国 创办一个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短波电台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在美国创办短波电台的情况?

答:一九九二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有五千块美金,参与工作的都是些义务 工作的朋友。办电台总要有一个录音室把节目制作出来,当时租录音室开价都很贵。在旧金山东湾一个树林里,有一位越战的美国残废军人涅尔愿意帮 助我们。涅尔平时转着轮椅跑进跑出。他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钱在树林里建造了一个印地安式的建筑物,而且跟两只狼一起生活。公狼放在外面,母狼关 在里面。那场战争毁了他的幸福,他避开一般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很关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说那件事给他很大震撼。涅尔帮我们 制作节目,他很尽心尽力,有一年时间的广播节目录音带都是他帮我们制作出来的。〕

二、晓龙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您人生中最难忘的事。

答:那就是徐惠昌之死。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往事永难忘怀。

问: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

答:当初"李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大兴安岭。我跟徐惠昌认识是在一 九六七年。我们都是六七届初中生。因为我读书早一年,我比他小一岁。那时候他十六岁,我十五岁。都是处于那种富于反叛的青少年期。我们都在家 待分配。

◇ 他把普希金的一本书全部抄下来

  当时,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完了那批具有反叛倾向的十几岁的青少年, 觉得这些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如果继续让这些年轻人留在城市,可能会威胁到他的政权。所以,就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同时,因为当时各处都在 闹停产革命,工作机会极少。所以就通过"上山下乡"把这些负担转交给社会。美其名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徐惠昌生病,我也生病,我们都病休在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相 识后,一起学油画,学小提琴,一起读一些当时的禁书。诸如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作品:雪莱的诗,《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还有巴尔扎克 的小说集:《人间喜剧》等,以至于他能够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

  由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三年,1969年, 我就上山下乡了,在无可奈何中于十一月份去了大兴安岭。但是,我们互通了很多信件,两地传书,交流读书心得等。我每年也回上海探亲,能够和他 见面。

  当时"变相劳改"的千百万知青们,在劳累、苦闷与绝望之中,大多收 听大陆以外的广播,就是所谓的"偷听敌台",主要是听《莫斯科电台》,那时候苏联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再有就是《美国之音》,还有一个听得比较 少的,就是台湾的《中央电台》。《中央电台》不像《美国之音》那样比较平和,因此可信度比较低一些。这些再加上我们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使我 们对于当时大陆情况产生疑惑。因为当时当局的宣传中有一个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懂得越多,对于他们的欺骗就越不能相信。

  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再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从上海公检法 来了两个人,到大兴安岭,把我隔离审查三个月。那是一种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审查。多亏了在农场有一个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我不错,事先把我的笔 记、信件等都收走了,使我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那些上海公检法的人问我:"你和徐惠昌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只是书信来往。"

  他们问:"只是书信来往这么简单?你在给他的信中说'多灾多难的中 国',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形势一片大好,你怎么说是多灾多难?你必须老实交代,否则和他一样的下场。"

◇ 周恩来下令查办

  那时候,出了很多事情。结果,我前后被隔离审查关了四个月。到九月 份,因为我受了些伤,加上其它的原因,我回上海养病。九月间,正好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访华,又是中国国庆节前。共产党每逢大节日常常要杀一批 人。当时,在虹口体育场开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

  我那时正好在上海。这次公审的总共有十三个犯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刑 事犯。比如说,在上海西藏路、北京路交界的地方,半夜拦截妇女、抢劫的几个人,还有为田中举行宴会时把和平饭店电路割断的人……刑事犯、政治 犯都有。共产党习惯于把政治犯也说成是刑事犯,直到今天也不分清楚。十三个犯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徐惠昌。

  据后来我所知,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其实,他一个小青年知 道什么国家机密,他能有什么机密可泄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收听了台湾《中央电台》的广播,里面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 信到香港的XX号信箱。年轻人嘛,很幼稚,当时徐惠昌才十八、九岁,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信。他还算聪明,是用左手写的,一共写了三封匿名 信,内容是外国元首访华前上海清理街道,出身不好的被流放边疆……诸如此类。反正写的都是事实。

  当时周恩来知道了。他看了以后,提出要把这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 令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查办,限令他一个星期亲自到上海坐阵破案。据说是十三天破的案。搞得整个上海鸡犬不宁。到处对笔迹,他们破这案的效 率也很高,十三天就把案子破了。但是,对于徐惠昌来说就很惨。

  据我所知,徐惠昌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好学,愿意学习一些专业性 的东西,他也很向往美好的东西。你想他能够把整本的《叶普根尼·奥涅金》都抄下来。而且,在他出事情的前一天,他还把向我们家借的东西都还过 来。我母亲后来说,他是感到了灾难就要来临,把借人家的东西都还了。而且,从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没有为了脱罪而出卖任何别的人,没有牵连任何 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国庆前,九月三十号,在虹口体育场进行了万人公 审大会,然后沿着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闸北射击场枪毙的。那时候我就站在天目路西藏路口,在路边 想再见他一面。

◇ 游街示众、尼龙绳勒脖子

  当时他在囚车队伍的第一辆车上面,是一辆大卡车,车上是戴着柳条 帽,拿著长矛的上海"文攻武卫"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徐惠昌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 了一个叉叉,是判处死刑的符号。他的脖子被用尼龙绳子勒着,因为害怕他喊口号。"四人帮"垮台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揭露过,辽宁省的 张志新,在被枪毙之前,喉管被切断。对待徐惠昌是把他的脖子勒住。

  那天,下着雨。当时的情景对我整个的人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我认为 那个政权是罪恶的。因为据我的亲身经历,徐惠昌不是一个坏人。我所推崇的、在我身边被共产党关押、杀害的都是好人,对我人生的打击很大。从那 以后,我暗中就下了一个决心,这一辈子应该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让我们中国人的后代不要因为说了一句话、写了一封信,就遭受这种杀身之祸、 无辜之灾。

  徐惠昌仅仅二十岁就默默地去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干可以平反,复职以 后仍然位居高官。邓小平复职后,知道要求把他那受其牵连而遭致高位截瘫的儿子送到身边,照顾他儿子养病疗伤,但是邓小平又在天安门杀了那么多 人,这些人的父母亲人怎么想?

  还有特别悲惨的,就是株连九族。徐惠昌的曾祖父二十几岁考上进士, 后来当了吏部尚书。他父亲平时就对他说,要好好读书,争取功成名就。结果,说他父亲对他进行反动教育,而判他父亲十年徒刑。他的母亲后来疯 了。他家的亲戚中有不止一位在部队当团级以上干部,也都被撤职查办、一撸到底,家道全毁了。徐惠昌的父亲没有坐满十年牢,就死在监狱里。

问:徐惠昌之死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答:徐惠昌之死直到今天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多少次深夜梦徊,又见他 的音容笑貌;夜深人静,也常想到他在囚车上被绳子勒住的那一种面貌……我一辈子无法淡忘。(作者注:晓龙先生说他后来在美国归信了基督教。)

◇ 祸难还会发生吗?

  整个的文革十年,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 灾难,毁掉的是几代人,是中国的文明。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空白。

  我不希望徐惠昌的悲剧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再发生。

问:您认为还存在发生这种悲剧的可能性吗?

答:很难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人心灵的洗涤的话,如果还 让中国大陆现在这种政治沦丧、道德沦丧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再发生这种灾难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南海两边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还挂在那儿。毁掉中国的文明,使中国倒退这么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二十七年里造 成八千多万人死于非命的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体还放在那里供人瞻仰。人类社会只有两种社会制度是保存尸体的,一个是埃及 的奴隶社会,那些法老保存的木乃伊;再一个就是共产党国家。仅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不行的。

  我不会忘记徐惠昌之死。

  我出国来美前回过上海,还去找过徐惠昌的家,想看看他的家人,却连 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徐惠昌的死,对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来说,心灵受到的创伤极大。原来我们曾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但是经过这一切,信仰发生 了粉碎性的动摇。

  我相信,整个中国是能够改变的,和平演变是在所难免的。

□ 原载《民主中国》1999/3,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刊登在 2003 华夏文摘增刊 zk03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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