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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华民国的外交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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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27 09:40 作者:沈弘

由七名骑马军官所组成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唐在礼将军率领下惊艳亮相。(沈弘 供图/图)

阅兵式的来龙去脉


人 们通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以1918年11月11日,法军元帅福煦代表协约国与德国代表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为标志的。但实际上,德军此 时仍然占领着大片领土,海陆空等主要武器装备和其他交通工具仍未交出,协约国的大量战俘也尚未遣返。无论在德国境内,还是在巴黎凡尔赛宫的和约谈判桌上, 德国人仍然在负隅顽抗。然而和平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欧洲各国政府也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事宜。

作为协约国主要代表 的英国政府也不例外。英内阁于1919年5月9日组成了一个以外相寇松勋爵(Lord Curzon)为首的和平委员会,以商议和决定该如何结束一战的胜利庆典事宜。寇松建议要办一个长达四天的隆重庆典,其中包括一个穿越伦敦城的胜利大阅兵 游行、一个教堂的感恩礼拜仪式、一个泰晤士河的水上庆典,以及其他的民众庆祝活动。和平日胜利庆典的具体日期最后定在了7月19日。

伦敦 和平日胜利大阅兵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参加阅兵的国家有18个协约国组织的成员:塞尔维亚、法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 兰、英属纽芬兰、南非、日本、意大利、圣马力诺、罗马尼亚、美国、希腊、门的内哥罗王国、葡萄牙;此外还有18个宣布支援协约国组织的国家:中华民国、安 道尔公国、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利比里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暹罗、乌拉圭。这 36个国家基本上都派出了各自的军事代表团参加阅兵,其中东道国英国军队有数千人,阵容最为强大,而一些小国的军事代表团只有象征性的寥寥数人。

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在马上行军礼的近景照片。(沈弘 供图/图)

7月19日早上6点,伦敦市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去抢占观看游行的有利位置。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8点时,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几乎无法再穿越广场了。标价一便士的庆典节目单售出了几十万份。大街两旁的酒店早早就卖完了所有的饮料,只好关门大吉。

胜 利大阅兵穿越伦敦城的游行进行得非常成功。几乎有15000名官兵在取胜的协约国军事指挥官的率领之下参加了游行。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John Pershing)、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英国陆军元帅黑格(Douglas Haig)、英国海军元帅比提(David Beatty)等著名协约国将帅们都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各自军事代表团的前面。他们在经过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举手敬礼的照片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报纸上,令人过 目难忘。


伦敦胜利大阅兵中的老兵方阵。 (沈弘 供图/图)

阅兵式盛况

跟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参与伦敦胜利大阅兵游行仪式的协约国组织成员各国军事代表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展示了各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民族文化的风采。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魅力。

不 言而喻,作为东道主的英国在胜利大阅兵和游行中声势浩大,各军兵种齐全,理所当然地扮演了奥运会金牌大户的角色。英军的两位最高首领,陆军元帅黑格和海军 元帅比提,披挂上阵,走在仪仗队的前面。跟在仪仗队后面的有老兵方阵、海军的水兵和陆战队员们、陆军的步兵和骑兵、坦克兵、炮兵、空军的飞行员,以及野战 医院的军医和护士们,等等。最具特色的是英国近卫旅军乐队成员骑在马上,一面行进,一面演奏,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来振奋军威和欢庆和平。

法 国是协约国军队中的第二大主力。法军统帅福煦于1918年5月8日被任命为协约国军的总司令,并在随后的7月和8月中先后率军发动了两次大的攻势,沉重打 击了德国军队,并因此确立了协约国军的决定性胜利。福煦本人也因此晋升为法国元帅,成为一战中的英雄。这次参加游行的法军代表团是由举着国旗和军旗的士兵 打前阵的,士兵们肩上扛的步枪都上了刺刀,士气十分高昂。

美军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队伍方阵步伐 整齐,浩浩荡荡。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高举着国旗和军旗的仪仗队方阵,然后才是戴头盔、扛步枪的陆 军作战部队。美军在一战的欧洲战场上表现英勇,伤亡的将士有五万名之多。

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 (沈弘 供图/图)

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

阅 兵式中,还有唐在礼中将率领的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唐在礼是上海人,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袁世凯手下任总统府机要处长,后又作为"法 京军事委员",或计划中准备参加一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被段祺瑞派到法国。鉴于中国军队在参与一战的协约国军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以这次参加 伦敦胜利大阅兵和游行的只有唐在礼将军及其参谋部成员等七位军官。

然而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表现非常突出。从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名 军官全都骑着战马,军容严整,英姿勃发。唐在礼领头,胸前挂满了战功勋章,手持马刀,目光坚毅,颇有大将风度。紧跟在他身后的一名副官手持民国初年的五色 国旗,身旁有手持马刀的另外两名军官护卫。在后面的一名副官手持陆军军旗,也有两位军官护卫。这七位军事代表团成员全都燕颔虎颈,气宇轩昂,一看就是经过 严格训练和选拔的精英。他们在行进时始终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就连身下的坐骑也都是大小相仿,步调一致。在挤满人群和众目睽睽的伦敦大街上,这不愧为是代表 新中国形象的一次惊艳亮相。

据史料记载,中国军队在海外的首次亮相是1911年11月。当时由海军将领程璧光率领的海圻舰水兵们从英国回 归途中顺访美国,在纽约市接受了纽约市长盖诺尔和前总统格兰特的儿子小格兰特将军的检阅。由于海圻舰官兵在到达美国之前就已经得知清朝被推翻的消息,故所 有的人都剪掉了辫子,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崭新形象。

然而唐在礼将军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1919年7月19日伦敦胜利大阅兵中的 惊艳亮相,其意义非海圻舰水兵所能比拟。首先,唐在礼将军所率领的是国家军事代表团,其规格自然要远高于海圻舰的水兵仪仗队,代表团成员的军衔也整体高于 程璧光及其麾下。其次,伦敦胜利大阅兵的游行现场是当时全球瞩目的焦点,其曝光率要远超纽约市市长的检阅,其影响力也远大于海圻舰顺访美国。

唐 在礼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伦敦胜利大阅兵中赚足了眼球。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事后为此还专门授予他第二等高级英帝国勋爵士的头衔。《伦敦新闻画报》的记 者在报道伦敦胜利大阅兵这一新闻事件时,也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行进途中的大幅照片放在了醒目的位置,使其在气势上压倒了日本和其他许多小国的军事代表团。


日本军事代表团由两名骑马的军官引领。 (沈弘 供图/图)

缘何鲜为人知?

既然1919年7月19日的伦敦胜利大阅兵是当时世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军事代表团在那天又有不俗的表现,引来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那么此事以前为何在中国默默无闻,似乎没人听说过此事呢?

笔 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解释:1)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中仍有不少禁区和空白。一些在国外并不难找的西文资料,国内的学者却很 难见到。2)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深远,将国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巴黎和谈的结果和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占领胶州半岛这一事实;虽然近年来随着北京原基 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西德尼·甘博所拍摄的老照片浮出水面,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世昌政府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一战胜利的大典。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学者大 多不知道以唐在礼将军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所参与的伦敦胜利大阅兵。3)唐在礼早在1927年就退出了军政界,做了寓公。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上海文史 研究馆馆员,但似并未留下回忆文字和照片。

南非军事代表团中有不少女兵和护士,领头的也是一名女军官。 (沈弘 供图/图)

中国曾向欧洲战场派出先遣队

过 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政府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两条战线派遣了大量劳工,但并未派遣军队参与真正的战斗。殊不知,段祺瑞当时确实曾经想通过派遣军队参战的 方式,以求废除跟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收回胶州半岛的德国殖民地。为此,他还向西线的欧洲战场派出了执行侦察任务的中国远征军先遣队,还跟法国政府展开 了运送中国军队上前线的谈判。附图中有一位美国记者当时拍摄的照片,他在报道中说:

上面这张照片显示的是西线中国远征军的先遣队。中国军 队已经向协约国军的前线派遣了十万名劳工。唐在礼中将已在巴黎建立了他的司令部,并为向法国运送四万军队而展开了谈判。中国的军队曾饱受嘲讽,但是中国人 的个人军事素质则受到过很多人的称赞,其中包括一位在威海卫率领过华人军团的英国人。只有在最好的指挥官率领下,中国人才能发挥出他们强健体魄,以及在某 些情况下奋不顾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能力。刚建立民国的中华民族现在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抓住一个世界大战的机会来打败敌人和依靠协约国军的力量来组织 自己的军队。(《亚洲》1918年8月号,第622页)

可惜的是,派远征军去欧洲参战是需要一笔庞大的军费的。段祺瑞政府本身并没有钱, 于是便想向美国申请贷款。一开始,段祺瑞还野心勃勃地想派出一支人数为50万的强大军队,后因申请贷款的谈判失败,于是便将军队人数降到了4万,但却仍然 没有谈成。作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已经来到欧洲的唐在礼将军又转向了法国政府,希望能从后者那儿获得财政和运输上的支持,但这一努力也终究归于失败。

 西线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先遣队军官 (沈弘 供图/图)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40529/18531561.html

鲜为人知:参加一战伦敦胜利阅兵的中国军事代表团

2014-05-29 11:27:12    中华网论坛

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在马上行军礼的近景照片

    读者或许知道,一战结束后,1919年7月19日,协约国成员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但唐在礼中将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阅兵式中惊艳亮相,这就鲜为人知了。

    阅兵式的来龙去脉

    人们通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以1918年11月11日,法军元帅福煦代表协约国与德国代表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为标志的。 但实际上,德军此时仍然占领着大片领土,海陆空等主要武器装备和其他交通工具仍未交出,协约国的大量战俘也尚未遣返。无论在德国境内,还是在巴黎凡尔赛宫 的和约谈判桌上,德国人仍然在负隅顽抗。然而和平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欧洲各国政府也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事宜。

    作为协约国主要代表的英国政府也不例外。英内阁于1919年5月9日组成了一个以外相寇松勋爵(Lord Curzon)为首的和平委员会,以商议和决定该如何结束一战的胜利庆典事宜。寇松建议要办一个长达四天的隆重庆典,其中包括一个穿越伦敦城的胜利大阅兵游行、一个教堂的感恩礼拜仪式、一个泰晤士河的水上庆典,以及其他的民众庆祝活动。和平日胜利庆典的具体日期最后定在了7月19日。

    伦敦和平日胜利大阅兵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参加阅兵的国家有18个协约国组织的 成员:塞尔维亚、法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英属纽芬兰、南非、日本、意大利、圣马力诺、罗马尼亚、美国、希腊、门的 内哥罗王国、葡萄牙;此外还有18个宣布支援协约国组织的国家:中华民国、安道尔公国、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厄瓜 多尔、利比里亚、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暹罗、乌拉圭。这36个国家基本上都派出了各自的军事代表团参加阅兵,其中东道国英国军队有数 千人,阵容最为强大,而一些小国的军事代表团只有象征性的寥寥数人。

    7月19日早上6点,伦敦市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去抢占观看游行的有利位置。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8点时,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几乎无法再穿越广场了。标价一便士的庆典节目单售出了几十万份。大街两旁的酒店早早就卖完了所有的饮料,只好关门大吉。

    胜利大阅兵穿越伦敦城的游行进行得非常成功。几乎有15000名官兵在取胜的协 约国军事指挥官的率领之下参加了游行。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John Pershing)、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英国陆军元帅黑格(Douglas Haig)、英国海军元帅比提(David Beatty)等著名协约国将帅们都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各自军事代表团的前面。他们在经过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举手敬礼的照片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报纸上,令人过 目难忘。

伦敦胜利大阅兵中的老兵方阵

    阅兵式盛况

    跟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参与伦敦胜利大阅兵游行仪式的协约国组织成员各国军事代表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展示了各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民族文化的风采。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大的魅力。

    不言而喻,作为东道主的英国在胜利大阅兵和游行中声势浩大,各军兵种齐全,理所当然地扮演了奥运会金牌大户的角色。英军的两位最高首领,陆 军元帅黑格和海军元帅比提,披挂上阵,走在仪仗队的前面。跟在仪仗队后面的有老兵方阵、海军的水兵和陆战队员们、陆军的步兵和骑兵、坦克兵、炮兵、空军的 飞行员,以及野战医院的军医和护士们,等等。最具特色的是英国近卫旅军乐队成员骑在马上,一面行进,一面演奏,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来振奋军威和欢庆和平。

    法国是协约国军队中的第二大主力。法军统帅福煦于1918年5月8日被任命为协约国军的总司令,并在随后的7月和8月中先后率军发动了两次大的攻势,沉重打击了德国军队,并因此确立了协约国军的决定性胜利。福煦本人也因此晋升为法国元帅,成为一战中的英雄。这次参加游行的法军代表团是由举着国旗和军旗的士兵打前阵的,士兵们肩上扛的步枪都上了刺刀,士气十分高昂。

    美军也派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队伍方阵步伐整齐,浩浩荡荡。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高举着国旗和军旗的仪仗队方阵,然后才是戴头盔、扛步枪的陆军作战部队。美军在一战的欧洲战场上表现英勇,伤亡的将士有五万名之多。

由七名骑马军官所组成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唐在礼将军率领下惊艳亮相

    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

    阅兵式中,还有唐在礼中将率领的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唐在礼是上海人,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袁世凯手下任总统府机要处长,后又作为"法京军事委员",或计划中准备参加一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被段祺瑞派到法国。鉴于中国军队在参与一战的协约国军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以这次参加伦敦胜利大阅兵和游行的只有唐在礼将军及其参谋部成员等七位军官。

    然而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表现非常突出。从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七名军官全都骑着战马,军容严整,英姿勃发。唐在礼领头,胸前挂满了战功 勋章,手持马刀,目光坚毅,颇有大将风度。紧跟在他身后的一名副官手持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身旁有手持马刀的另外两名军官护卫。在后面的一名副官手持陆军 军旗,也有两位军官护卫。这七位军事代表团成员全都燕颔虎颈,气宇轩昂,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和选拔的精英。他们在行进时始终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就连身下 的坐骑也都是大小相仿,步调一致。在挤满人群和众目睽睽的伦敦大街上,这不愧为是代表新中国形象的一次惊艳亮相。

    据史料记载,中国军队在海外的首次亮相是1911年11月。当时由海军将领程璧光率领的海圻舰水兵们从英国回归途中顺访美国,在纽约市接受 了纽约市长盖诺尔和前总统格兰特的儿子小格兰特将军的检阅。由于海圻舰官兵在到达美国之前就已经得知清朝被推翻的消息,故所有的人都剪掉了辫子,向世人展 示了中国海军的崭新形象。

    然而唐在礼将军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1919年7月19日伦敦胜利大阅兵中的惊艳亮相,其意义非海圻舰水兵所能比拟。首先,唐在礼将军所率领的是国家军事代表团,其规格自然要远高于海圻舰的水兵仪仗队,代表团成员的军衔也整体高于程璧光及其麾下。其次,伦敦胜利大阅兵的游行现场是当时全球瞩目的焦点,其曝光率要远超纽约市市长的检阅,其影响力也远大于海圻舰顺访美国。

    唐在礼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伦敦胜利大阅兵中赚足了眼球。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事后为此还专门授予他第二等高级英帝国勋爵士的头衔。《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在报道伦敦胜利大阅兵这一新闻事件时,也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行进途中的大幅照片放在了醒目的位置,使其在气势上压倒了日本和其他许多小国的军事代表团。

西线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先遣队军官

    缘何鲜为人知?

    既然1919年7月19日的伦敦胜利大阅兵是当时世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军事代表团在那天又有不俗的表现,引来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那么此事以前为何在中国默默无闻,似乎没人听说过此事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解释:1)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中仍有不少禁区和空白。一些在国外并不难找的西文资 料,国内的学者却很难见到。2)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深远,将国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巴黎和谈的结果和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占领胶州半岛这一事实;虽然 近年来随着北京原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西德尼·甘博所拍摄的老照片浮出水面,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世昌政府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一战胜利的大典。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学者大多不知道以唐在礼将军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所参与的伦敦胜利大阅兵。3)唐在礼早在1927年就退出了军政界,做了寓公。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但似并未留下回忆文字和照片。

     中国曾向欧洲战场派出先遣队

    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政府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两条战线派遣了大量劳工,但并未派遣军队参与真正的战斗。殊不知,段祺瑞当时确实曾经想通 过派遣军队参战的方式,以求废除跟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收回胶州半岛的德国殖民地。为此,他还向西线的欧洲战场派出了执行侦察任务的中国远征军先遣队, 还跟法国政府展开了运送中国军队上前线的谈判。附图中有一位美国记者当时拍摄的照片,他在报道中说:

    上面这张照片显示的是西线中国远征军的先遣队。中国军队已经向协约国军的前线派遣了十万名劳工。唐在礼中将已在巴黎建立了他的司令部,并为 向法国运送四万军队而展开了谈判。中国的军队曾饱受嘲讽,但是中国人的个人军事素质则受到过很多人的称赞,其中包括一位在威海卫率领过华人军团的英国人。 只有在最好的指挥官率领下,中国人才能发挥出他们强健体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奋不顾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能力。刚建立民国的中华民族现在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抓住一个世界大战的机会来打败敌人和依靠协约国军的力量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亚洲》1918年8月号,第622页)

    可惜的是,派远征军去欧洲参战是需要一笔庞大的军费的。段祺瑞政府本身并没有钱,于是便想向美国申请贷款。一开始,段祺瑞还野心勃勃地想派 出一支人数为50万的强大军队,后因申请贷款的谈判失败,于是便将军队人数降到了4万,但却仍然没有谈成。作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已经来到欧洲的唐在礼将军又转向了法国政府,希望能从后者那儿获得财政和运输上的支持,但这一努力也终究归于失败。

https://kknews.cc/history/rrj36v.html
倫敦一戰勝利大閱兵中的中國軍事代表團

【編者按】讀者或許知道,一戰結束後,1919年7月19日,協約國成員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勝利大閱兵,但唐在禮中將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在閱兵式中驚艷亮相,這就鮮為人知了。

資料圖:由七名騎馬軍官所組成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在唐在禮將軍率領下驚艷亮相。 (沈弘 供圖/圖)

閱兵式的來龍去脈

人們通常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以1918年11月11日,法軍元帥福煦代表協約國與德國代表簽訂《貢比涅森林停戰協定》為標誌的。但實際上,德軍 此時仍然占領著大片領土,海陸空等主要武器裝備和其他交通工具仍未交出,協約國的大量戰俘也尚未遣返。無論在德國境內,還是在巴黎凡爾賽宮的和約談判桌 上,德國人仍然在負隅頑抗。然而和平已經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歐洲各國政府也已經開始認真考慮如何結束戰爭的事宜。

作為協約國主要代表的英國政府也不例外。英內閣於1919年5月9日組成了一個以外相寇松勳爵(Lord Curzon)為首的和平委員會,以商議和決定該如何結束一戰的勝利慶典事宜。寇松建議要辦一個長達四天的隆重慶典,其中包括一個穿越倫敦城的勝利大閱兵 遊行、一個教堂的感恩禮拜儀式、一個泰晤士河的水上慶典,以及其他的民眾慶祝活動。和平日勝利慶典的具體日期最後定在了7月19日。

倫敦和平日勝利大閱兵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參加閱兵的國家有18個協約國組織的成員:塞爾維亞、法國、比利時、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紐 西蘭、英屬紐芬蘭、南非、日本、義大利、聖馬利諾、羅馬尼亞、美國、希臘、門的內哥羅王國、葡萄牙;此外還有18個宣布支援協約國組織的國家:中華民國、 安道爾公國、亞美尼亞、玻利維亞、巴西、哥斯大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賴比瑞亞、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秘魯、暹羅、烏拉圭。這 36個國家基本上都派出了各自的軍事代表團參加閱兵,其中東道國英國軍隊有數千人,陣容最為強大,而一些小國的軍事代表團只有象徵性的寥寥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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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陸軍元帥黑格在馬上行軍禮的近景照片。 (沈弘 供圖/圖)

7月19日早上6點,倫敦市民們紛紛湧上街頭,去搶占觀看遊行的有利位置。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到了8點時,特拉法爾加廣場上已是人山人海,幾乎無法再穿越廣場了。標價一便士的慶典節目單售出了幾十萬份。大街兩旁的酒店早早就賣完了所有的飲料,只好關門大吉。

勝利大閱兵穿越倫敦城的遊行進行得非常成功。幾乎有15000名官兵在取勝的協約國軍事指揮官的率領之下參加了遊行。美國遠征軍司令潘興(John Pershing)、法國元帥福煦(Ferdinand Foch)、英國陸軍元帥黑格(Douglas Haig)、英國海軍元帥比提(David Beatty)等著名協約國將帥們都騎著高頭大馬,走在各自軍事代表團的前面。他們在經過陣亡將士紀念碑時舉手敬禮的照片出現在英國各地的報紙上,令人過 目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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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勝利大閱兵中的老兵方陣。 (沈弘 供圖/圖)

閱兵式盛況

跟奧運會開幕式一樣,參與倫敦勝利大閱兵遊行儀式的協約國組織成員各國軍事代表團,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展示了各自國家的軍事實力和民族文化的風采。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很大的魅力。

不言而喻,作為東道主的英國在勝利大閱兵和遊行中聲勢浩大,各軍兵種齊全,理所當然地扮演了奧運會金牌大戶的角色。英軍的兩位最高首領,陸軍元帥黑格和海 軍元帥比提,披掛上陣,走在儀仗隊的前面。跟在儀仗隊後面的有老兵方陣、海軍的水兵和陸戰隊員們、陸軍的步兵和騎兵、坦克兵、炮兵、空軍的飛行員,以及野 戰醫院的軍醫和護士們,等等。最具特色的是英國近衛旅軍樂隊成員騎在馬上,一面行進,一面演奏,用鏗鏘有力的進行曲來振奮軍威和歡慶和平。

法國是協約國軍隊中的第二大主力。法軍統帥福煦於1918年5月8日被任命為協約國軍的總司令,並在隨後的7月和8月中先後率軍發動了兩次大的攻 勢,沉重打擊了德國軍隊,並因此確立了協約國軍的決定性勝利。福煦本人也因此晉升為法國元帥,成為一戰中的英雄。這次參加遊行的法軍代表團是由舉著國旗和 軍旗的士兵打前陣的,士兵們肩上扛的步槍都上了刺刀,士氣十分高昂。

美軍也派出了一個龐大的軍事代表團。從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美軍的隊伍方陣步伐整齊,浩浩蕩蕩。美國遠征軍司令潘興將軍騎著高頭大馬,走在隊伍的最 前面。後面緊跟著的是一個高舉著國旗和軍旗的儀仗隊方陣,然後才是戴頭盔、扛步槍的陸軍作戰部隊。美軍在一戰的歐洲戰場上表現英勇,傷亡的將士有五萬名之 多。

美國遠征軍司令潘興將軍。 (沈弘 供圖/圖)

中華民國軍事代表團

閱兵式中,還有唐在禮中將率領的中華民國軍事代表團。唐在禮是上海人,1902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曾經在袁世凱手下任總統府機要處長,後又 作為「法京軍事委員」,或計劃中準備參加一戰的中國遠征軍司令,被段祺瑞派到法國。鑒於中國軍隊在參與一戰的協約國軍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所以 這次參加倫敦勝利大閱兵和遊行的只有唐在禮將軍及其參謀部成員等七位軍官。

然而他們人數雖少,但卻表現非常突出。從老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七名軍官全都騎著戰馬,軍容嚴整,英姿勃發。唐在禮領頭,胸前掛滿了戰功勳章,手持馬 刀,目光堅毅,頗有大將風度。緊跟在他身後的一名副官手持民國初年的五色國旗,身旁有手持馬刀的另外兩名軍官護衛。在後面的一名副官手持陸軍軍旗,也有兩 位軍官護衛。這七位軍事代表團成員全都燕頷虎頸,氣宇軒昂,一看就是經過嚴格訓練和選拔的精英。他們在行進時始終保持著整齊的隊形,就連身下的坐騎也都是 大小相仿,步調一致。在擠滿人群和眾目睽睽的倫敦大街上,這不愧為是代表新中國形象的一次驚艷亮相。

據史料記載,中國軍隊在海外的首次亮相是1911年11月。當時由海軍將領程璧光率領的海圻艦水兵們從英國回歸途中順訪美國,在紐約市接受了紐約市 長蓋諾爾和前總統格蘭特的兒子小格蘭特將軍的檢閱。由於海圻艦官兵在到達美國之前就已經得知清朝被推翻的消息,故所有的人都剪掉了辮子,向世人展示了中國 海軍的嶄新形象。

然而唐在禮將軍所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在1919年7月19日倫敦勝利大閱兵中的驚艷亮相,其意義非海圻艦水兵所能比擬。首先,唐在禮將軍所率領的 是國家軍事代表團,其規格自然要遠高于海圻艦的水兵儀仗隊,代表團成員的軍銜也整體高於程璧光及其麾下。其次,倫敦勝利大閱兵的遊行現場是當時全球矚目的 焦點,其曝光率要遠超紐約市市長的檢閱,其影響力也遠大于海圻艦順訪美國。

唐在禮將軍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在倫敦勝利大閱兵中賺足了眼球。英國國王喬治五世事後為此還專門授予他第二等高級英帝國勳爵士的頭銜。《倫敦新聞畫 報》的記者在報導倫敦勝利大閱兵這一新聞事件時,也把中國軍事代表團行進途中的大幅照片放在了醒目的位置,使其在氣勢上壓倒了日本和其他許多小國的軍事代 表團。

日本軍事代表團由兩名騎馬的軍官引領。 (沈弘 供圖/圖)

緣何鮮為人知?

既然1919年7月19日的倫敦勝利大閱兵是當時世界媒體所關注的焦點,而中國軍事代表團在那天又有不俗的表現,引來各國媒體的廣泛報導。那麼此事以前為何在中國默默無聞,似乎沒人聽說過此事呢?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解釋:1)長期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中仍有不少禁區和空白。一些在國外並不難找的西文資料,國內的學者卻 很難見到。2)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的影響深遠,將國人的注意力都引向了巴黎和談的結果和日本人取代德國人占領膠州半島這一事實;雖然近年來隨著北京原 基督教青年會美籍幹事西德尼·甘博所拍攝的老照片浮出水面,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徐世昌政府在北京舉行的慶祝一戰勝利的大典。但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國內學者 大多不知道以唐在禮將軍為首的中國軍事代表團所參與的倫敦勝利大閱兵。3)唐在禮早在1927年就退出了軍政界,做了寓公。新中國成立後他又被聘為上海文 史研究館館員,但似並未留下回憶文字和照片。

南非軍事代表團中有不少女兵和護士,領頭的也是一名女軍官。 (沈弘 供圖/圖)

中國曾向歐洲戰場派出先遣隊

過去我們只知道中國政府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西兩條戰線派遣了大量勞工,但並未派遣軍隊參與真正的戰鬥。殊不知,段祺瑞當時確實曾經想通過派遣軍 隊參戰的方式,以求廢除跟德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收回膠州半島的德國殖民地。為此,他還向西線的歐洲戰場派出了執行偵察任務的中國遠征軍先遣隊,還跟法國 政府展開了運送中國軍隊上前線的談判。附圖中有一位美國記者當時拍攝的照片,他在報導中說:

上面這張照片顯示的是西線中國遠征軍的先遣隊。中國軍隊已經向協約國軍的前線派遣了十萬名勞工。唐在禮中將已在巴黎建立了他的司令部,並為向法國運送四萬 軍隊而展開了談判。中國的軍隊曾飽受嘲諷,但是中國人的個人軍事素質則受到過很多人的稱讚,其中包括一位在威海衛率領過華人軍團的英國人。只有在最好的指 揮官率領下,中國人才能發揮出他們強健體魄,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奮不顧身,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能力。剛建立民國的中華民族現在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抓住一個 世界大戰的機會來打敗敵人和依靠協約國軍的力量來組織自己的軍隊。(《亞洲》1918年8月號,第622頁)

可惜的是,派遠征軍去歐洲參戰是需要一筆龐大的軍費的。段祺瑞政府本身並沒有錢,於是便想向美國申請貸款。一開始,段祺瑞還野心勃勃地想派出一支人 數為50萬的強大軍隊,後因申請貸款的談判失敗,於是便將軍隊人數降到了4萬,但卻仍然沒有談成。作為中國遠征軍司令、已經來到歐洲的唐在禮將軍又轉向了 法國政府,希望能從後者那兒獲得財政和運輸上的支持,但這一努力也終究歸於失敗。

西線戰場上的中國遠征軍先遣隊軍官 (沈弘 供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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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東亞病夫的帽子赴海外閱兵,卻得到了英雄般的禮讚

1919年6月28日,法國凡爾賽宮一片喧囂。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終於要畫上句號了。長達六個月的談判,飽受戰爭苦難的百姓們都希望這一紙文書能夠換來永久的和平。

終於要簽訂對德合約了。

然而,在遠東地區卻氤氳著黑壓壓的烏雲,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先生的車子正悄悄駛過巴黎街頭,他的心情是複雜的,終於結束這長達六個月的煎熬了,國家交給他的 任務沒有完成:中國方面希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尤其是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主權問題。但日本則希望接收德國在遠東的一切特權和殖民地。英國和法國為 了遷就日本,同意了將德國的在華的殖民地劃歸日本管理。

做為戰勝國的一方,卻還是未能收回自己的領土。正如電影《建黨偉業》中的台詞一樣: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恥辱般的一天。

中國派遣了十餘萬勞工背井離鄉遠赴重洋參加一戰,修築工事。可戰爭勝利後,卻等到這樣的結果。

不知此時,還有沒有人想起春秋時期那個可愛的宋襄公:那個為了不違背「國際道義」而做了俘虜的宋國國君。

不僅僅是勞工,中國也曾計劃派遣遠征軍去歐洲作戰,並任命唐在禮中將為中國遠征軍總司令。唐在禮將軍在法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司令部,並且與法國交涉四萬中國軍隊赴歐作戰的問題。

只可惜,吝嗇的法國人沒能夠給予中國軍隊財政與運輸上的支持,這個計劃無疾而終。

然而,唐在禮將軍的先頭部隊卻獲得了各界的讚譽。

一位記者在報導中就根據中國部隊在巴黎的狀況做出過這樣的設想:中國的軍隊曾飽受嘲諷,但是中國人的個人軍事素質則受到過很多人的稱讚,其中包括一位在威海衛率領過華人軍團的英國人。只有在最好的指揮官率領下,中國人才能發揮出他們強健體魄,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奮不顧身,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能力。剛建立民國的中華民族現在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抓住一個世界大戰的機會來打敗敵人和依靠協約國軍的力量來組織自己的軍隊。

只可惜,中國的軍隊並沒有真正的在歐洲戰場亮相。

然而一戰畢竟是結束了,中國也畢竟是戰勝國。

早在1918年戰爭勝利之後,中華民國各界便開始準備慶祝勝利的儀式。

11月28日,剛剛上任不久的大總統徐世昌在北京紫禁城太和殿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閱兵儀式。此日正是西方的傳統節日感恩節,徐世昌出席閱兵式並鳴放禮炮108響。

新式洋槍洋炮裝備的北洋士兵走過太和殿前,接受中外賓客的檢閱。這次總統大閱兵,是展示北洋政府嶄新形象的絕佳機會。

在一群軍官的簇擁下,身穿西式燕尾服、頭戴禮帽的徐世昌沿著太和門台階拾級而上,步履矯健而沉穩。

陽光照射在徐世昌那圈標誌性的花白鬍須上,使得63歲的他更顯儒雅內斂。在頻頻向人群脫帽揮手致意後,徐世昌在周圍眾多外國使節的注視下,開始發表演講……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也為協約國集團做出了重大貢獻。理應得到屬於我們的榮譽。

1919年7月19日,英國舉行和平日勝利大閱兵,中國人得到了英國政府的邀請並如約而至。

同時出現在大閱兵中的軍隊,還有法國,美國,比利時,日本,葡萄牙等36個國家。其中人數最多的自然是東道主英國,軍隊人數達到數千人。其餘國家人數幾人,幾十人,幾百人不等。

在閱兵式中,中國軍隊顯得尤為突出。雖然他們只有7人。

唐在禮將軍領頭,胸前掛滿了戰功勳章,手持馬刀,目光堅毅,頗有中國古代的大將風度。緊跟在他身後的一名副官手持民國初年的五色國旗,身旁有手持馬刀的另外兩名軍官護衛。

在後面的一名副官手持陸軍軍旗,也有兩名軍官護衛。

他們都騎著戰馬,軍容嚴整,英姿勃發,燕頷虎頸,器宇軒昂,是經過嚴格訓練和選拔的精英。在擠滿人群和眾目睽睽的倫敦大街上,他們得到了英雄一般的歡呼,這其中也有人發出驚訝的聲音。

畢竟,英國平民沒見過中國人,傳說中的東亞病夫怎會有這樣的氣度。

筆者每每讀到有關唐在禮將軍在閱兵式中的表現,便會發出「我欲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感慨。總是莫名的被感動。

當我們向世界第一強國亮出自己的寶劍,得到的不是嘲笑而是尊重時,這才是對一個人,一個國家尊嚴的最大尊重。

我們可能落後,我們可能命運多舛,但我們不會低頭,永不低頭。

英國人邀請中國參加閱兵式,自然有他的道理。

中國對於協約國的貢獻,應當說是很大的,自1916年5月至1918年11月,大約有14萬勞工在戰場服役,他們從事裝運和卸載工作、建築鐵路、維修公路,還冒著槍林彈雨在前線修築了數百英里的戰壕。這期間,大約有4000勞工死於歐洲戰場,不得魂歸故里。

另外,中國還秘密為協約國運輸槍枝彈藥,直接支援了歐洲戰場,這些功績都不容被抹殺。

有付出自然有回報,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著俄國十月革命期間,收回了舊俄政府從中國奪取的部分主權與權利,特別是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政府逐漸瓦解了東北的俄國勢力。當然,隨後被日本竊取便是後話了。

1917年12月,哈爾濱中東鐵路路區發生了蘇維埃武裝奪權事件,北洋政府趁機出兵,解除了工兵武裝,恢復了哈爾濱秩序,並趁機收回了中東鐵路的部分管理權和監督權。

筆者曾經做過這樣的設問,是不是蘇俄有意還給中國這些土地。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蘇俄此時即便有心干涉,也無力回天了。因為蘇俄的形式,太嚴峻了。不過自強者天祐,如果政府不主動採取行動,這些權益是不會自己送上門的。

榮譽光環籠罩著首腦和將軍,但世界不該忘記,那14萬背景離鄉、遠赴重洋的中國勞工,以及那4000名不能魂歸故里的基層英雄。

作者:我們愛歷史團隊月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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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前的北京大閱兵:受盡半個世紀屈辱的中國人第一次揚眉吐氣
Posted on 2016-07-24 in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於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間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戰爭主要在由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的同盟國(Central Powers),和英國、法國、俄羅斯帝國和塞爾維亞組成的協約國(Allied Powers)之間進行。在1914年至1918年期間,很多在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國家都加入了協約國。中國於1917年8月14日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中國也算是戰勝國,所以一時也浸醉在真理戰勝的幻想當中,北洋政府於1918年11月28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前舉行盛大閱兵儀式,邀請各國駐華使節參加,徐世昌大總統發表講話,各界遊行歡慶勝利。


1918 年11月11日,協約國以戰勝同盟國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成為戰勝國。消息傳來,人們欣喜若狂,14日在天安門召開慶祝大會,規定從l4日到 l6日,28日到30日為舉行慶祝活動日。沉浸在「公理戰勝強權」的錯覺之中的人們,將象徵恥辱的克林德碑,改名為「公理戰勝」。

(公理戰勝牌坊)

軍隊和基督教青年會組織了慶祝遊行。他們舉著「公理戰勝」、「世界大同」等標語經過長安街、東單一帶,沿途觀者甚眾。

(警校學生的遊行隊伍)

(參加遊行的學生軍樂隊)

太和門五色旗(北洋政府國旗),五色旗又稱五族共和旗,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北洋政府的國旗。紅、黃、藍、白、黑分別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通過拱門的遊行隊伍)

1918年11月28日恰逢西方傳統的感恩節,為慶祝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榮譽,28日北洋政府特開大會慶祝戰勝,在故宮太和殿舉行盛大的中外軍隊閱兵式,並鳴禮炮108響。參加閱兵的有各戰勝國駐華軍隊,太和殿前廣場周圍各國國旗。

在一群軍官的簇擁下,身穿西式燕尾服、頭戴禮帽的徐世昌沿著太和門台階拾級而上,步履矯健而沉穩。陽光照射在徐世昌那圈標誌性的花白鬍須上,使得63歲的他更顯儒雅內斂。在頻頻向人群脫帽揮手致意後,徐世昌在周圍眾多外國使節的注視下,開始發表演講。

在鳴響108響禮炮之後,全部新式洋槍洋炮裝備的北洋士兵走過太和殿前,接受中外賓客的檢閱。作為活動的重頭戲,28日的這次總統大閱兵,是向世人 展示北洋政府嶄新形象的一次絕佳機會。美國社會活動家甘博作為參會嘉賓受邀出席,並利用自己手中的相機,將整個閱兵儀式拍攝下來,從而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 歷史影像。

雖然久經沙場,但這一刻,徐世昌還是察覺到自己內心難以抑制的激動。從一介寒酸的窮書生,到如今高不可攀的大總統,徐世昌完成了在常人看來難以完成 的奇蹟, 而且,這一切還是在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中國局勢最為混亂的時期內完成的。因此,很多人認為他是中國最會做官的人,連一代梟雄袁世凱都要跟他稱兄道弟,對他推 崇有加。剛當上大總統沒多久,徐世昌就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元首的身份,主持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首次總統大閱兵,這更讓他心潮澎湃!

這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屈辱、壓迫後的一次感情釋放。當時的北洋政府雖然內部矛盾重重,但在國家建設及管理上,仍然因為勝利而顯得雄心勃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做出貢獻的中國,此時尚不知自己早已被出賣,對收回山東權益仍然抱著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協約國獲勝的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政府以 全國放假3天來慶祝。懷著對美、英、法等國的信任和對世界新秩序的憧憬,渴望能享受戰勝國的權利並一舉改變屈辱的歷史。然而,隨之而來的「巴黎和會」給了 這次慶祝活動一個響亮的耳光,那就是「弱國無外交」。

但更讓北洋政府和各國列強沒有想到的是,隨之而來的,卻是中國人民的一次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它就是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大門的五四運動。[这句是国共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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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罕見的民國大總統徐世昌閱兵舊照

1918年11月13日,參議院院長梁士詒與各國外交官。

太和門五色旗。

1918年11月28日,太和殿前參加檢閱的士兵。

1918年11月28日,太和殿前參加檢閱的士兵。

1918年11月14日,基督教青年會學生的遊行隊伍。

1918年11月28日,太和殿。

1918年11月13日,中華門前慶典彩牌樓。

1918年11月28日,大總統徐世昌致詞。

1918年11月14日,童子軍的遊行隊伍。

1918年11月14日,警校學生的遊行隊伍。

1918年11月28日,大總統徐世昌脫帽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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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民國大閱兵現場,絕對罕見
Posted on 2016-06-01 in 歷史

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以戰勝同盟國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成為戰勝國。消息傳來,人們欣喜若狂,14日在天安門召開慶祝大會,規 定從l4日到l6日,28日到30日為舉行慶祝活動日。沉浸在「公理戰勝強權」的錯覺之中的人們,將象徵恥辱的克林德碑,改名為「公理戰勝」。28日國民 政府特開大會慶祝戰勝,在故宮太和殿舉行盛大的中外軍隊閱兵式,並鳴禮炮108響。

這組老照片是1918年民國大總統為慶祝一戰勝利舉行的閱兵儀式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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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收回外蒙治權紀實

直到清末,外蒙仍在中國的疆域範圍之內,其北端與俄國貝加爾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國界標牌九十六處。辛亥革命後不久,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獨立,其後便一切聽命於沙俄。

民國建立後,北京政府堅決不承認外蒙獨立。為了解決這一分歧,中國、俄國、外蒙三方進行了多輪曲折複雜的談判,最終簽訂「中俄蒙協約」。根據協約, 外蒙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俄國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協約又規定外蒙對內擁有充分的自主權。這就意味著外蒙仍未脫離俄國的勢力範圍,中俄兩國在外蒙 也都分別駐紮著軍隊。

從那時候起,中國政府一直在為外蒙撤治準備條件。袁世凱為了顯示國家威信和實力,還特地從國內挑選人高馬大的騎兵作為駐軍。這些駐軍全部配發黃呢軍服和新式武器,軍紀也很好,頗受駐地百姓的歡迎。

最大的障礙仍是俄國,然而十月革命的爆發卻自動為中國消除了這一障礙——原駐外蒙的沙俄軍隊陸續撤回國內,鬧革命的蘇維埃政權又因忙於內戰而無力兼顧外蒙。

北京政府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決定派遣徐樹錚將軍出兵西北,伺機收回外蒙主權。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首席幕僚,為人精明幹練,文武雙全,有「小諸葛」之稱。他早 年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因為天資聰穎,時間不長就學會了說一口漂亮的日語,而且能運用自如。當時的中國人被日本人瞧不起,如果光聽說話,一般日本人是不容 易認出他是中國人的,但徐樹錚不僅不隱瞞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而且還以此為傲。徐樹錚具備很高的文化素養,他醉心於中國古代的盛世文明,認為中國雖然在近代 衰弱了,受到列強乃至日本的欺侮,但一旦強盛起來,也仍舊可以征服各國。


(中立者為徐樹錚)

徐樹錚奉命出使外蒙後,發現日本也有染指外蒙的意圖,並已提前在庫倫駐兵。他親自給日本武官松井中佐打電話,指出在既無條約依據,又未得到中國政府 同意的情況下,日軍駐兵庫倫乃是不折不扣的違法行為,同時下達最後通牒,要求日軍必須在三小時之內,將武器全部送繳中方,一旦超過時限,即發動攻擊。

日本由於準備不足,提前進駐庫倫的部隊很少,而徐樹錚所率西北軍,卻是其一手編練和訓練出來的精銳,裝備和軍官素質均為一流。不到半個小時,日軍就按照要求乖乖地把武器交了出來。

徐樹錚是個謀略型將領,嚇退日本人之後,他又得對蒙古人進行心理戰。在揮軍開入庫倫之前,他做了特別的布置,要求每一輛卡車限載二十名官兵,每名士 兵都將所攜武器儘量顯露在外,以此給人造成器械鮮明、軍容甚盛的印象。卡車進入庫倫市區後,又特意繞著幾條繁華街巷徐徐前行,接著才開往庫倫西郊的紅城軍 營。

進入軍營,士兵一律不下車,而是在軍官的監視下,俯伏於車廂之內,加上車身以巨幅帆布覆蓋,車外根本看不到車內有人。這些車子在營房內稍事停留,即 開到離庫倫不遠的地方,重新混入新來的兵車行列之內,一同進入庫倫市區。如此來來往往,把庫倫城的蒙人看得眼花撩亂,不知道西北軍究竟來了多少人馬。


(北洋軍官)

紅城軍營乃袁世凱當政時下令修建的駐軍區域。這座軍營規模很大,能夠容得下足足五個師。徐樹錚只帶來了一個旅,雖然西北軍混成旅的編制名額比一般部 隊要多,但也只有八千多人,無法住滿營房。徐樹錚的設計是,每個連應入住容納一個團的營房,即便營房內人不多,但營房門口必須布滿哨兵,並嚴禁當地人接近 營區。

蒙人不知真相,看到後以為每座營房都住滿了人。這樣粗略估計下來,進入庫倫的西北軍至少不下於五萬人,與進城時的氣派完全對應。此時日本駐兵的繳械事件已經傳遍全城,令一般蒙人對徐樹錚更是幾乎奉若神明。

自抵達庫倫後,徐樹錚一直注意觀察喇嘛高層的態度。喇嘛高層共有四位顯要,徐樹錚經過接觸發現,擔任外蒙自治政府總理兼內務總長的巴特瑪多爾濟乃掌握政府實權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認定巴特瑪多爾濟是一個必須極力爭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樹錚便主攻巴特瑪多爾濟,對其「結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時又對症下藥,儘量滿足對方個人的要求。


(外蒙王公貴族及其妻妾)

外蒙宣布獨立後,活佛擁有王爵冊封權,結果造成了封王過多、冊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層的四位顯要中,巴特瑪多爾濟年紀最大,權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 了親王,而他偏偏只有王銜,沒有實際被封。他對此耿耿於懷,在與徐樹錚的交談中,他答應會去勸活佛撤治,同時提出希望事成之後,中央能夠冊封他為親王。徐 樹錚聽後,當即向他許諾,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馬上由中央加封他為親王,「王銜立可冊真,並其弟皆雙俸」。

談話的第二天,巴特瑪多爾濟跑來對徐樹錚說,昨晚分別後,他連夜拜見活佛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自治,並痛陳利害,為此還哭了鼻子。在他反覆勸說下,哲布尊丹巴終於口頭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樹錚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籌邊使署總務廳廳長王蔭泰是徐樹錚身邊的紅人,同時還是個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躍於庫倫社交場的蒙古貴婦 好上了,兩人傳出了羅曼史,而這位貴婦其實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婦,由於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徐樹錚得知後,就讓王蔭泰施展「美男 計」,通過活佛的弟媳婦對活佛進行遊說。活佛最後能夠同意撤治,據說主要還是來自於這位弟婦的勸告。

活佛同意,還不能夠一錘定音,因為柄政的是黃派喇嘛,同時巴特瑪多爾濟本身也是個城府極深的老狐狸,他能這麼爽快地把消息告訴徐樹錚,就有施緩兵之 計的目的。徐樹錚將計就計,對巴特瑪多爾濟說今晚就和他一起去與活佛面商撤治的辦法。為了打消對方的顧慮,徐樹錚還擔保這一定會是一個春風拂面似的談話過 程,「決不令佛有失體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


(蒙古喇嘛)

當天晚上,徐樹錚突然風風火火地闖入巴特瑪多爾濟的寓所,要對方履行約定,和他一道去敦促活佛率眾請求撤治,並且要求把具體撤治的條例完全簡化,一切詳細辦法待撤治完成後再另行商定。

徐樹錚的這一說法與「春風拂面」已經完全不同,就是一個霸王硬上弓的做派。巴特瑪多爾濟見勢不好,只得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加以推諉。徐樹錚頓時變了 臉,他聲色俱厲,放出了「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這樣的狠話,接著又「惡狠狠」地表示他可以將撤治的日期再寬限一天,但事情必須在第二天晚上解決,否 則就不用談了——他會馬上逮捕活佛,巴特瑪多爾濟本人也別想跑,「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巴特瑪多爾哪裡料得到白天態度還溫婉親切、彬彬有禮的這位漢家大將會突然變臉,而且變得如此徹底冷酷,當場被驚得目瞪口呆。在徐樹錚的逼迫下,第二 天他趕緊召集喇嘛王公全體會議,決定先由自治政府的各部部長在自請撤治的呈文上簽名蓋印,然後再讓活佛率眾向北京政府送上呈文。

雖然巴特瑪多爾已答應照辦,但徐樹錚還唯恐夜長夢多,他特地辦了一桌「鴻門宴」,令參謀將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人請來吃飯,席間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簽字,今晚誰也不能走!」活佛哪敢不從,只得依言在呈文上籤了字。

徐樹錚的「狂暴」舉動令常駐外蒙的中方外交官都不太適應,覺得太過分,還是應該採用懷柔政策為好。徐樹錚給他的回答是:「只有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也才能做出非常之舉!」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應該永遠記住這一天,當天外蒙自治政府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自願撤治。蒙古全境至此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此時回歸。

本文部分資料選自於實體書《民國總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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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中國外交沒有那麼失敗

Posted on 2016-07-23 in 歷史

弱國無外交?巴黎和會是中國外交的失敗?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到底有無準備?

根據新史料研究發現,中國是為了要回山東才參與一戰,北洋政府對戰後和會有著長期準備,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沒有那麼失敗。

1、新史料為北洋政府正名

到目前為止,關於一戰與巴黎和會最好的一本書,還是80年前王芸生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為什麼後來者反而沒有辦法超越他?關鍵的因素在於當 年英國外交部提供了檔案給他看,他當時用了大批的外交檔案,而這些檔案很多現在都看不到。有關巴黎和會的檔案也特別不全,我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 材料,找了十幾年都收不全,以為此生無望了,結果卻在三年前無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上線了一批新檔案,放在外交檔案03-13駐比利時使館保存檔,那個檔案我早就全看過了,但只用了 前半部,2007年上線的是後半部。新上線的這部分雖名為駐比利使館保存檔,但實際根本就是陸征祥檔案,內容是民國元年到九年,陸征祥擔任外交總長期間的 總長室密檔。這批檔案如果放在台灣或大陸,很可能被銷毀了,但它卻被放在布魯塞爾的駐比利時使館,得以在百年之後重新出土。至於這批檔案的來源,據檔案館 講,1955年台灣外交部,把總理衙門、外務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檔案交給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籌備處,1983年外交部又移交了一批檔案,但這一部分 沒有編入《外交檔案目錄彙編》里,大家就沒法知道。直到幾年前,我接到台灣教育部的課題,需要整理北洋時期外交材料和研究成果,突然發現在駐比利時使館保 存檔案裡面出現的後半段檔案。

這批檔案裡面有陸征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巴黎和會出發前及和會期間,他所有的收發電,這是一手材料,電文上面有陸征祥、顧維鈞和王正廷的簽名。比 如,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和約》簽字那天,中國代表團在下午三點鐘拒簽和約,五點鐘的時候代表團收到北京政府在27日發出的電報,說國內群情激 昂,還是要保留。然後上面秘書用藍筆寫了幾個字「此電已來兩次」,陸征祥用紅筆簽了幾個字「此電何時發的?」實際上這是在《凡爾賽和約》拒簽了兩個鐘頭以 後,來了一個北京政府的電文說不要簽。

這批檔案為什麼存在駐比利時使館裡?我認為,陸征祥在巴黎和會之後回到中國,在國內已經爆發了五四運動的情況下,很多外交機密不能講,可他又看到了 太多別人不知道的機密,加之夾在黨派競爭中間,心力交瘁之下辭去了外交總長,於是北京政府給他一個名義駐瑞士公使,他就到瑞士去了,也把那批檔案帶走了。 1926年,他遵從夫人的遺願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這個時候把檔案交給了駐比利時的使館。

外交史研究沒有一手的資料是做不出來的,除了這些新發現的史料,我們還要參考日本的外交文書、美國的外交檔案、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個人檔案、甚至當年美國國 務卿蘭辛的檔案。現在這些東西都出來了,所以現在可以有把握做到更接近原貌的學術研究。依據這些原始檔案,我得到了一些跟過去不一樣的結論,甚至寫論文的 時候手都會發抖,為什麼檔案顯示的原貌跟刻板印象相差得那麼多?簡單舉幾個例子。2、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有長期準備

北京政府是不是對巴黎和會沒準備?答案不僅是有準備,而且是長期準備。自中國8月6日宣布中立之後,日本就想找機會、找藉口占領山東,8月15日日本對德 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7天之內把遠東海域所有軍艦、陸地都交給他,還說將來還給中國,給德國的最後答覆截止時間是在8月23日,但德國沒有答覆,於是日 本就對德宣戰。9月初,日本登陸山東龍口,開始進攻青島,打到11月7日,青島戰事結束,德國投降,日本占領膠州灣和膠濟鐵路。

這中間出現很多問題,日本出兵山東,向中國借道,可中國是中立國,中立國應該是武裝中立,你打德國的租借地打到中國境內,中國就要武裝抵抗。像德國打法國 的時候借道比利時,比利時也是抵抗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中國沒有能力抵抗。當時中國的大總統袁世凱就問靳雲鵬(時任北洋軍第5師師長、山東都督),如果我 們武裝中立的話,日本人打進來我們能堅持多久?靳雲鵬說7天。那7天以後呢?他說我聽大總統您的。那就是不能打了,但如果不武裝中立的話,國際法上又有大 問題,於是袁世凱用了一個變通的方式,宣布了行軍區域,把山東東半部劃為戰區,讓交戰國雙方行軍可以通過。

3、山東問題

顧維鈞沒用耶路撒冷喻山東

在巴黎和會中,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是「山東問題」,中國要求德國把山東的權益歸還給中國,日本則要求德國山東的權益給日本。唐啟華說:「日本認為, 法律上他有道理,第一,出兵打下山東流了血,那是他的戰利品。第二,與盟友英國、法國、義大利都簽了密約支持日本得到山東,中國政府也簽了『二十一條』。 所以整個日本認為勝券在握,沒想到顧維鈞在巴黎和會裡把日本羞辱了一番。」

在電影《我的1919》中,陳道明扮演的顧維鈞那段「把中國山東比作西方耶路撒冷」慷慨陳述,感染了不少觀眾。不過,唐啟華查閱大量原 始資料時卻沒有發現「耶路撒冷」這個詞。他說:「顧維鈞的整個演講稿記錄沒有提到耶路撒冷,所以我推斷這可能是當時報紙記者添油加醋,因為會議記錄是英文 稿,電影中顧維鈞用中文講是不對的,他用的是英文講的。」

唐啟華認為,顧維鈞在會議中靠的不是「耶路撒冷」這樣的感情牌,而是用扎紮實實的國際法作為依據,「日本說,之前簽訂的條約里已經承認了。顧維鈞說那個條 約不算數,依據國際法上武力脅迫原則,日本是用最後通牒逼迫我的。依據國際法里情勢變遷原則,當初簽約時中國沒有參戰,後來中國也對德國宣戰,當時條約失 效。就算這個條約不失效,那麼中國當年租界膠州灣給德國的條約里說得清清楚楚,所有權益不得轉讓給第三國。」

唐啟華稱如果讀者去看顧維鈞的一些檔案資料,就會明白他的演講為什麼在國際上的評價那麼高,「顧維鈞不是臨時研究,他研究了很久,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法、國際政治,有深厚的基礎,加上他的口才跟反應結合在一起。」

4、聯美抗日是中國參與巴黎和會的原則之一

還有關於北京政府對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訓令的問題。過去都知道1919年1月8日的訓令,但是從陸征祥的檔案看,1918年11月28日,北京政府已經打 電報給巴黎,當時陸征祥還在準備出發,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法公使胡惟德和駐美公使顧維鈞,已經作為先頭部隊到達了巴黎。當時陸征祥打了一個電報給巴黎,發 布的北京政府訓令,裡面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原則,第一,普遍原則,中國跟各國力爭平等,後來北洋外交基本上就是這一條;第二,中國對和會外交與美國 保持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第三,跟中國無關的歐洲事項與協約國保持一致。第二個部分是有關希望條件,中國要求修改條約,這是後來的希望條件藍本。第 三個部分就是德奧條件。所以北京政府訓令其實非常完整,但目前大家都不知道這個訓令,知道的反而是1919年1月8日訓令,這其實是後來的。那時候大總統 徐世昌親美,掌握實權的段祺瑞親日。徐世昌組織了外交研究會對抗親日派,1月8日的訓令是經過了外交研究會的修改,把希望條件這部分做修改,加了一條,這 一條變成了親日、親美、山東問題爭鋒的關鍵。這就是鐵路統一問題,就是利用鐵路統一,呼籲美國的門戶開放,對抗日本在滿蒙和山東的勢力,把全國的鐵路收為 國際銀行團一起修建,這個問題一直到華盛頓會議都不斷發酵,但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巴黎和會前就有。

找到第一個訓令之後,後面的情況就比較清楚。因為有這批檔案,我們過去不知道的現在越來越清楚。為什麼徐世昌要派梁啓超代表團到歐洲去?其中的背景就是想要在和會期間推動鐵路統一,通過跟英美的合作,以國際銀行的資本壓制日本。

5、巴黎和會中國外交不算失敗

關於山東問題,過去都認為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但是研究這些檔案,我有新的理解。《凡爾賽和約》的第156、157、158這三條是給了日本的權 益,156條是把德國在山東原來的條約利益全部給日本,157條說德國在山東所有的財產也無償轉移給日本,158條是說一個月內日本要把所有的戰車等轉 移。因為這三條,過去都說中國雖是戰勝國但比戰敗國還不如,山東要不回來。但事實上依據陸征祥的檔案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總統威爾遜不斷對日本施加壓力,日 本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抗爭,最後妥協的結果是日本堅持和約里一定要得到德國的權益,並保證將來交給中國。所以1919年6月28日,日本代表在和會裡面口頭 聲明,關於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只保留一份經濟權益,所有的政治權益全部歸還中國,然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聯合擔 保。美國總統就認為中國不可能爭回山東,這樣的結果不是很好嗎?可是我們過去只說那三條中國完全失敗,但是事實上看到這些檔案之後,中國完全談不上失敗, 而且國內所要力爭的保留實際上意義不大。可是這個事情日本堅持不能用白紙黑字寫出來,雖然中國代表團知道,美國各國都知道。他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拒簽 和約?為什麼要搞五四運動?可當時的情況不能講,這是外交機密。

所以有關山東問題到底是不是失敗,我們可以討論,不見得是失敗。尤其兩年之後,華盛頓會議時日本同意把山東交還中國,就是依據1919年在巴黎和會 上做的保證。過去學界常常認為,山東問題上中國在巴黎外交和會上失敗,在華盛頓會議上外交成功,這個說法是可以商榷的,事實上是連貫的。

關於拒簽和約的問題。北京政府在5月初知道山東給日本的時候,北京政府第一個訓令是不簽和約。但是就在那個時候,五四運動爆發,北京政府改組,親日派又上 來了。段祺瑞當時就說了一句話,聯美外交失敗,趕快修補中日關係。你說他是真的親日嗎?他其實也是站在國家利益考量的,但是一般群眾沒有辦法體會這個事 情,五四運動鬧得很厲害。所以到了5月15日以後,北京政府的訓令,對於要不要簽和約,就改成力爭保留,對於那三條保留,大體簽約。過了一陣子,知道日本 口頭保證了,北京政府訓令到5月底就又改了,保留不成則簽約。(機會也擺在你面前,給自己一次機會,重回男人的巔峰時刻。加餵gg-ff-014)到了6 月初,日本所有的口頭保證會議錄被傳回北京,北京政府又改成簽約。而最後一個電報是在拒簽兩個鐘頭之後,代表團才收到。

6、日本人認為他們巴黎和會外交失敗

當時中國的外交是不是失敗可以考慮,我們可能沒有失敗。但日本認為他們失敗了,不認為自己在巴黎和會外交成功,他們認為像是在被美國、英國、法國審 判,有一種被白種人看不起的味道。後來中國又不簽約,美國簽了約又不批准,所以日本完全沒有外交勝利成功的喜悅,而中國又認為自己外交失敗,所以中日兩國 的民族主義都充滿了挫折感,兩國的民族主義互相激盪。

7、中國現在有底氣面對歷史真相

現在中國在逐漸崛起,在準備承擔世界大國地位的時候,希望在觀念思想上也能夠突破百年來民族主義的束縛。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不要再那麼單調了,不要再那麼一元了,我們現在有底氣理解歷史真相。這樣的話,我們走向大國的路子會更順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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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簽字後,我們要回了哪些失去的領土?

一戰期間,中國是戰勝國,北軍艦隊出兵參與戰爭。然後,一戰結束後,列強簽訂《凡爾賽和約》,中國人提出要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然而列強無視。在中古國傑出外交家顧維鈞的努力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沒有簽字,體現了中國的骨氣,能夠叫板列強。那麼,中國人曾經提出的要求,後來咋樣了?

《凡爾賽和約》合約出台的背景

《凡爾賽條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協約國)對戰敗國(同盟國)的和約,它的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削弱德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8月開始,直到1918年11月才結束。是一場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戰爭。

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是同盟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塞爾維亞是協約國。在1914年至1918年期間,很多在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國家都加入協約國。戰場主要在歐洲。值得注意的是義大利雖是同盟國,但是後來卻加入到了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

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大約有65,000,000人參戰,10,000,000左右的人失去了生命,20,000,000左右的人受傷。

協約國和同盟國於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經過巴黎和會長達6個月的談判後,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條約,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得到國際聯盟的承認後,於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

顧維鈞

一次讓世界震動的演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

中國派出的代表團團長就是顧維鈞。

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生於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嘉定區)。初入舊式私塾,後於1899年考入上海英華書院,1901年考入聖約翰書院。 1904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國際法及外交,獲博士學位。1912年回國後,任總統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1915年起歷 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 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只有兩個席位,但 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 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著和會的進 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 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 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 生。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仿義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 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顧維鈞

中國拒絕在凡爾賽協議上簽字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後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 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 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 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 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 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 允,只能無條件接受。

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匯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 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 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 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 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 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中國逐步要回了失去的領土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

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還是33歲的顧維鈞。

1922年2月4日,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約》,其中規定:日軍撤出山東省,膠州灣德國租借地和青島海關的主權 歸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儘管這個條約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 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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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有外交:北洋政府在外交中曾取得過四項重要突破
Posted on 2016-06-05 in 歷史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6年05期,作者:袁南生,原題為:《弱國也有外交》

北洋時代是弱國有外交的時代,北洋外交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頁。北洋後期的外交努力和鬥爭,已顯示出中國作為遠東大國的政治地位與作用。美國 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縱橫》雜誌記者採訪時說得對:「中國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國家,它沒有像印度那樣徹底淪為殖民地,這是中國外交藝術的一大勝利。」 哈佛大學教授柯偉林認為,民國時期的中國外交相當不簡單,在內亂不斷的情況下,居然將清朝遺留下來的版圖,大致維持完整,是個不可忽視的成就。(陳欽《北 洋大時代》,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一大轉型

中國外交經歷了從古代外交(以磕頭為禮的夷務外交時代),到近代外交(以鞠躬為禮的洋務外交時代),再到現代外交(以握手為禮的國務外交時代)的轉型。自 秦漢以來,中國古代外交主管部門鴻臚寺的地位低下,朝廷六部建制之內,沒有「外交部」。1901年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改組為外務部,中國外交向現代外交 轉軌。中華民國成立,外務部改組為外交部,中國外交向現代外交並軌。中國外交體制從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轉型與近代外交向現代外交轉型正好在時間上重合和同 步。北洋外交時代完成了向以條約體系為基礎的現代外交的轉型,換句話說,北洋時代中國外交在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基礎上實現了與國際的接軌。這次轉型的歷史意 義非常重大。

陸征祥是第一個在中國創立職業外交體系的人,對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貢獻卓著。陸征祥出任北京政府首任外交總長,這是中國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現代化的開 始。陸憑藉多年出使歐洲時積累的經驗,著手革除清朝官場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他從1912年在唐紹儀內閣任外長始,先後進行了三次改革,旨在引進較富科學 性的管理制度。第一次改革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外交機構模式擬訂外交部組織法,並據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設總長、次長各一名,日常事務由一廳四司一室 負責,即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參事室。

陸氏第二次改革是把中國駐外使館和領事館改為專業性機構,規定凡駐外使館人員,一律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任職,外交人員隨即成為職業外交官。駐外公使、領事 及使領館館員,都要經北京外交部委任,須按年度制定預算,按月匯發經費,並須定期匯報。地方涉外機構方面,外交部在各省設特派交涉員,各重要商埠設交涉 員,使其成為外交部直屬機構,逐步將地方外交事權收歸中央。陸氏還制定外交官服制,與世界接軌。這次改革的目的在於提高效率,對外交官必須有素質要求,明 顯提出了外交的技術性。

陸氏第三次改革是除去外交部內部墨守成規、穿長袍馬褂的習俗。如「總長一到,僕役即從大門口直到各司高聲通報總長到」,人人起立、低頭,現改成「總長一到就按電鈴」。《顧[維鈞回憶錄(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

陸氏注重外交人才之培育,制定人才錄用三原則:一、外交人員均要經過考試;二、選舉標準要打破省界;三、多選通外國語者。部內外之推薦人選,不合此 三原則者,絕不接收。他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的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 之外交官」。他堅持寧缺勿濫的原則,新組成的外交部竟缺員150名,連袁世凱的侄兒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

北洋外交時期,通過對清末的舊外交機構的改造,破舊立新,完成了外交機構的現代化,使得一批專業化、技術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們通過各種形式 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由於軍閥一般不懂外交,也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黨派利益的牽制,能從現實的國家利益出 發,比起其它部門更能獨立決策且具延續性。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了許多傑出的高級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 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

北洋外交人才濟濟、群星璀璨。除美、日、歐留學生外,就是同文館和廣方言館畢業生。陸征祥、顧維鈞堪稱世界第一流職業外交家。陸氏就任8次外長,顧氏7 次,顏惠慶6次。[《近代稗海(第六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顧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顏氏則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後攻讀於維吉尼亞大學。他 們有廣泛的國際知識,了解世界大勢,掌握近代外交專業技能,通曉外交禮制和外國語言。陸征祥、顧維鈞、顏惠慶、王正廷、魏宸組這些人,都是中國外交史上的 出類拔萃之輩。北洋外交時代,是職業外交官活動空間很大的時代,北洋政府領導人尊重職業外交官的意見。曹錕任總統時,親信吳毓麟等人想借駐倫敦公使的人選 問題,向外長顧維鈞施加壓力。雙方爭執不下,吳毓麟就請曹錕出面,曹錕正色道:「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做外交總 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余世存《常言道》,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兩大考驗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考驗。1917年4月,美國參加歐戰。中國駐美國大使顧維鈞立即判斷協約國必勝,力促北京向德奧宣戰。同時設立專門小組搜集材料並予以分析,為在戰後和平會議上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做準備。

8月14日,北京政府對德奧宣戰,並命令將所有德國在華駐軍一律解除武裝,所有可作軍事用途的德國公私產業,一律查封,或予充公。北京政府又令有關地方政 府派警察進入天津和漢口的德租界,收回租界,改設特別區。同時宣布在此之前中國與德奧兩國訂立的所有條約,以及國際協議中與中德、中奧有關係者,依據國際 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原由荷蘭領事館代理的德國人案件此後交由中國法院受理,取消德奧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

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著名的《十四條宣言》,規劃戰後世界新秩序。《十四條宣言》的提出,在強權當道的時代簡直聞所未聞,不僅震動了世界, 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和人民而言,更是揚眉吐氣的希望之所在。北洋外交時代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一戰中沒有站錯隊,成為戰勝國,這說明北洋外交的戰略 路徑總體上是對的。中國參加歐戰,雖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卻因單獨與德簽約,逐步走向自主外交,既享受到和約利益,又避免受和約中的「山東條款」的約 束,甚至還得到其它協約國所沒有的俘虜收容費。戰事賠償方面,中國若加入協約國賠償委員會,必定拿不到賠償;單獨議約卻取得巨額賠償,使法、比等國眼紅。 更重要的是,中德簽訂了第一個完全平等的新約《中德協約》,取消德在華一切特權。中國比照和約,在德享有最惠國待遇,德卻無法在華享有此權利,可說是對德 「不平等」的一款。巴黎和會外交不能說中國失敗了,起碼中國第一次以戰勝國資格出席列強會議,沒有屈服於列強的擺布。特別是在和會拒簽對德和約,不僅促成 中德單獨議約,使中國得到遠超簽署《凡爾賽和約》的收穫,而且使日本不能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無法使占領膠州灣行動合法化,這為不久後召開的華盛頓會議 逼日本交還山東埋下了伏筆。此外,中國在和會上沒有達到目的,美國也沒有達到目的。如果說,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上失敗了,美國是否也失敗了?

二是武力收回外蒙古的考驗。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誘和賣國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獨立,脫離祖國。民國成立後,俄國人對中國邊 疆的趁火打劫並未止步,譬如策動蒙軍開進唐努烏梁海地區並宣布「獨立」,1913年11月,北京政府經艱難談判,與俄國簽訂《中俄聲明文件》,俄國承認中 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並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承認外蒙古享有自治權,同意只派出辦事大臣、屬員及衛隊進駐庫倫,軍隊不進入外蒙。作為條件, 俄國在《俄蒙商務專約》中攫取的特權得到承認。1915年6月,經過近一年的談判,中、蒙、俄三方簽訂《中蒙俄協約》,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稱號和年號,俄 國確認了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而俄國在蒙古的各項特權也再次被確認。

如何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奪回這片領土呢?這是北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題目。實際上,從一戰爆發起,北京政府就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 東力量的削弱收復外蒙,具體的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1919年10月,徐樹錚率中國東北邊防軍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

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徐樹錚仿效孔明增灶,一路旌旗招展、大肆張揚,俄國猝不及防,只能坐視中國軍隊占領外蒙的各要點。雖然外蒙後來又在蘇聯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獨立,這是後話,但北洋政府當年收復外蒙古的歷史功績確實不容抹殺。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回到中國懷抱!蒙古全境重 歸祖國,尤其是早已被沙俄侵占的唐努烏梁海,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達到最大。徐世昌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祺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孫 中山先生髮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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