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初的一場非正義戰爭，新舊殖民國家為了各自的瓜分利益，組成戰爭聯盟，掀起了一場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戰爭之一。在戰爭 中死亡1000萬人，2000多萬人受傷，參戰人數超過6500萬人，其中有近20萬人是中國人，他們從遙遠的亞洲奔赴歐洲參與了這場看似與自己無關，其 實關係重大的世界戰爭。這次參戰，對中國的發展具有轉折性和決定性的影響。
這場戰爭本來中國是可以不參加的，主要是在日本的刺激和逼迫下，不得不參戰。剛開始，袁世凱政府受到英美俄的參戰邀請，但是日本人一直 強烈反對中國參戰，日本人當時沒有參戰，他們害怕中國參戰以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會得到提升，而不利於日本對中國的殖民侵略。袁世凱剛開始誰也不想得罪， 就在1914年8月6日選擇保持中立。
樹欲靜而風不止，日本和英國私下裡勾結在一起，日本占領膠州半島，英國海軍也在青島登錄，日本私下裡向袁世凱政府提交了具有強烈的賣國內容的「21 條」。日本在遞交「21條」的時候，一再強調「絕對保密，儘快答覆」。「21條」總體的意思是說，中國以後由日本一個國家獨立支配，中國以後就不用和別的 國家多來往了，就算霸占中國，也應該由日本一個國家來完成。這就引發了中國全國的抗議。
21條簽字合影
1917年，歐洲戰事吃緊，德國對英法的壓力不斷增大。英法等國紛紛催促日本參戰，前提條件是：協助滿足日本在中國獲得更多的殖民利益。此時的日本馬上改變立場，催促中國對德宣戰。1917年8月2日。在一戰接近尾聲時，中國正式對德宣戰。
中國人到底在此戰中做些什麼呢？中國人在一戰中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中國政府取消了德、奧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收回奧地利在天津的租界；沒收了德華銀行；解除了奧地利在華士兵的武裝等。在經濟上，中國給協約國運去大批糧食。
另一方面就是向歐洲大量派遣勞工，以工代兵，輸出中勞動力，中國先後向英法俄等國派遣了近20萬勞工，這就是協約國口中的「中國勞工旅」。華工到達法國後，就被編為華工團。只是進行了短期培訓，就馬上被分派到各個戰區。其中9.6萬被分配給英國，3.7萬分給法國，有四五萬人被分配給俄國，其中美國人帶走了1萬人，充當遠征軍，這個是嚴重違背協議的，因為之前已經在協議中規定，中國勞工不能參與戰爭戰鬥。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挖戰壕，運送彈藥，掩埋屍體、修橋修路等，在法國，好大一部分中國勞工被分配到各個工廠和車間，英國工人則走出車間，奔赴戰場。
一戰結束後，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戰中，中國勞工共犧牲9000多人，好多人失蹤，大多數人分批被送回祖國。有3000度勞工留在法國，繼續在工廠做工，他們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國際移民。
既又然是戰勝國，中國從中獲得了哪些好處呢？
從一戰結束初期，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國人雖然贏了，但是只能算是戰敗國。因為在《凡爾賽和約》中，英法美俄等國集體把中國出賣了，他們之前已經和日本達成協議，戰後把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利益轉讓給日本。協約國的這一決定，直接導致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五四運動」的爆發。
但從長遠看，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非常重大。
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提升，雖然《凡爾賽和約》坑了中國，但是在後面的華盛頓會議中，各國認識到對中國的不公平，就達成了《解決山東懸案的條 約》等協議，各國一致要求日本將中國山東的權益還給中國，讓日本撤出山東，並把青島歸還給中國。同時，廢除了中國之前和德國、奧地利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 約，中國不僅廢除了對德國的庚子賠款。作為戰勝國，中國還從德國獲得約8400萬元的戰爭賠款，再加上中國在一戰中沒收的德國128搜船隻，以及被免去的 庚子賠款，中國總收益達2.5億元。
慶祝一戰勝利，中國太和殿大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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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戰史：一戰14萬華工奔赴歐洲戰場
Posted on 2015-11-05 in 歷史
華工和英國部隊在法國的一處停車場裝卸糧食
伴隨著海內外華人以及一戰華工後代的努力，以及中外史學家對那段歷史的重新審視和關注，時隔近一個世紀後，逐漸被人們遺忘的一戰華工又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14萬多華工奔赴歐洲戰場
「眾弟兄，大家來聽，你我下歐洲，三年有零，光陰快，真似放鵰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與子女，天性恩情，親與故、鄉黨與賓朋，卻如何外國做 工。……」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流傳於威海衛的一首華工出洋歌。一戰期間，英、法兩國在中國招募了14萬多華工到歐洲戰場，僅從威海衛出發的就有5萬多 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英法俄為核心的協約國同德奧為核心的同盟國在比利時與法國西北部擺開了主戰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巨大的傷亡使交戰 各方兵員銳減，後方與補給線上的勞力極度匱乏。特別是1916年的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使得英法等協約國人力資源緊張的局面進一步加劇。為挽回頹勢， 法國和英國相繼將目光轉向中國，投向那些「幹活不知疲倦」的中國人身上，力圖通過招募華工來解決其戰爭需求。
1916年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與法軍代表簽訂了招募華工20萬人赴歐參戰合同。但由於德國的阻撓、戰地作業的危險以及中國國內的反戰情緒等原因，法國在華招工一波三折、阻力重重。
同年10月25日，天津市民 8000餘人集會，要求解散惠民公司，禁招華工，並發起抵製法貨運動，使法國的招工計劃再次受阻。吸收了法國的教訓，英國在威海衛設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 工局」和「華工待發所」。因為威海衛於1898年被英國租占後，發展成為其駐華艦隊的避暑療養和暑期軍訓基地，繞開了中國的中立國立場這一難題。山東人比 較適應歐洲寒冷的氣候且吃苦耐勞易管理，在威海衛也便於就近招募苦力。
英法兩國的招募範圍遍及華北及沿海各地，但以山東、江蘇、直隸為主。為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英方還在國內外中國學生中廣為招募翻譯人員。各地徵招的華工到達威海衛後，便被送進華工待發所，進行報名登記和體格初檢。
英方規定了21條病例，只要有一條不合格，華工便會被辭退。體檢合格正式定招後，華工便被要求與英方訂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編定一個號碼，用機器列印到銅片上，然後捲成一個鐲子套在勞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滿回國後，才用機器把銅鐲卸開取下。
華工工資分兩地支付，一半在歐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國內按月交付家屬。在威海衛期間，華工每15人編成一班，選出一人任工頭，英方還組織華工到海灘等地進行體能操練或隊列、行軍訓練。經過短期集訓之後，華工便登上英法商船，駛向歐洲戰場。
據資料介紹，一戰期間，英法兩國在中國直隸、山東、江蘇等8個省招募華工14萬多人，而自威海衛轉運的華工即達54000多人，成為一戰期間最大的華工輸出地。華工抵達後即被編為華工軍團(也稱華工隊)，經過短期軍訓後配屬到英法聯軍作戰部隊從事戰地作業和後方戰勤服務。
從離開祖國那一刻，死亡的威脅便與每一個華工如影隨形。1917年2月24日，運送華工的法國「Athos」號郵輪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擊沉，543 名華工喪生。出發前，華工們與英國當局簽的合同講明不參與戰鬥，而事實上華工們所從事的工作則是戰鬥的最前線。 據有關資料介紹，到達歐洲的 14 萬多華工， 9.6 萬人被分配給英軍， 3.7 萬人由法軍支配，1萬人被「借給」美國赴歐遠征軍。抵達歐洲後，華工們立即在前線或後方承擔起挖掘戰壕，裝卸彈藥給養，修築鐵路、公路、橋樑，製造槍彈， 救護傷員，掩埋屍體甚至掃雷等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在歐洲肆虐的嚴寒和灼人的烈日下，無休止的勞作、惡劣的戰時生活供應以及疫病和工傷，時刻威脅和剝奪 著這些中國勞工的生命，「不在前線做工」的約定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華工們挖戰壕的地方已在敵人步槍射程之內，有些地方與敵方戰壕相距不過50碼。遇到雪天，滿臉落滿了雪花，天晴雪化之後，戰壕里泥漿沒過小腿，輪班 睡覺時也只能站著睡。而英軍士兵只會在挖好的戰壕內守護陣地，至於軍官和機槍手，更在後面蓋好頂棚的戰壕內守著，隨時可坐可臥，甚至還能打打撲克。 由於對現代戰爭一無所知，當德軍飛機鋪天蓋地而來時，許多華工跑出戰壕觀看，結果敵機既投彈轟炸又俯衝掃射，致使許多華工當場被炸得血肉橫飛。很多華工認 為能在空中狂嘯飛舞把人炸碎的怪物，就是神話里的妖怪，一些華工甚至被嚇瘋。
非人的虐待，艱苦的條件，危險的環境和殘酷的戰爭，使許多懷著出國掙錢發財夢的華工慘死在異國他鄉。據中國公使館統計，當時在英軍服務的華工中，有 名有姓的死亡者就達9900人。實際上，根據戰後的清點和統計，在法軍和英軍中的華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兩萬人。目前，在法國和比利時葬有華工的公墓 共有69處，只安葬了1874名華工。
華工功績被西方列強抹殺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４年的戰爭終於結束，戰勝的協約國沉浸在一片歡欣喜慶的氣氛之中。同年11月16日，英國殖民大臣專電英屬威海衛租借地行 政長官駱克哈特：「值此停戰大喜之日，我向威海衛人民祝賀戰爭勝利，並感謝你們的幫助，從威海衛招募的華工軍團對戰爭發揮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謝華人社團對 政府的衷心支持。」而中國國內同樣是一片歡騰，政界要員、社會名流以及市民學生，人人歡呼雀躍、躊躇滿志。許多人認為，大量華工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的 貢獻，中國由此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戰勝國的地位，以此為契機，打破套在中國人頭上的重重枷鎖，一改中國卑微的國際地位的日子不遠了。然而，時局的發展很快 就將國人的種種夢想擊得粉碎。
在 1919年1月18日召開的巴黎和會上，日本借美、法、俄等國的支持，以強盜邏輯強占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一切利益，戰勝之日竟成國恥之日。當時，出席和 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列強代表面前厲聲反駁所謂「中國沒有派一兵一卒參戰」的謬論：「14萬多華工在歐洲戰場浴血奮戰，有誰敢否認他們的貢獻和作用?」然 而，在那個「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的年代裡，中國人的聲音實在是太微弱了。
中國代表團的努力最終沒有喚起英、法、美等大國的同情，消息傳回國內，中國人對西方徹底失望，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驟然爆發。中國最終拒簽和約，第一次對西方堅決地說「不」。兩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的命運最終被改寫。
那些為戰勝國作出貢獻的中國華工並沒有享受到戰勝國國民待遇，他們的命運很長時間沒人過問，反而被視為危害地方治安的替罪羊，於1919年秋被陸續 遣返。資料統計，實際上回到祖國的華工只有11 萬人，另有 3000多華工選擇在法國定居，並成為中法關係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國的華人。
奔赴歐洲戰場的五百華工葬身大海，誰擊沉了他們的船？
作者：金滿樓
某種程度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就是「歐戰」。而在激戰數年後，歐洲各主要大國都盡顯疲態，陷入了兵員銳減、勞力奇缺的窘境。
為此，協約國集團的英法兩國將目光投向了遙遠而貧窮的中國，他們企圖借用這個遠東大國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來從事各種戰爭後勤工作，以便讓更多的本國青壯年走上戰場，搏取戰爭的最後勝利。
收到這一信號後，當時的北洋政府也是左右為難，其擔心不參戰的話，將來和會上無一席之地；參而不戰的話，勢必又受到協約國集團的責難。
幾經思慮後，「交通系」首領、原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制定了一個妙計，那就是「明示中立、暗示參加」，途徑是「以工代兵，赴歐參戰」。
這樣的話，如協約國戰勝，則功在北洋政府；如協約國戰敗，則罪在商人。
在此方針指導下，中國外交部和法國政府於1916年5月創建了一個名為「勞工海外輸出公司」（即惠民公司）的招聘機構。
其中，法方招工團由其軍方指定的退役少校陶履德負責，中國方面則以梁士詒、葉恭綽為正副首領，對外以交通銀行經理梁汝成為全權總代表。
隨後，一場大規模的勞工招募運動在中國大地上悄然拉開。
據事後統計，從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中國共派出超過14萬人的勞工前往歐洲，其中英方管理下的中國勞工約10萬人，法方管理下的約4萬人（除此外，俄國也招募了約5萬華工）。
這些華工，主要來自北方（尤以山東人為主），此外也有來自湖北、江蘇、湖南、安徽、上海甚至香港的。
由於報名人數眾多，外方對華工的選拔非常嚴格，凡患有肺結核、眼病、性病及牙病等疾病的申請者均被拒絕。
之後，被選中的華工與英法當局簽訂一份3年到5年的合同，合同註明大致的工作範圍及報酬（勞工領一半，另一半發給國內家人）。
就待遇而言，赴歐勞工比晚清時前往美洲修建鐵路而飽受壓榨的同胞似乎要好得多，他們在上船前，先要經過消毒洗澡，之後發放統一制服，其中包括印有編號的外衣、褲子、腰帶及內衣、草帽及鞋襪等。
此外，每人還發放一個裝有毛毯、鋪蓋、水杯和鐵飯碗的工具包，一切都是標準化的。
離開中國前，入選的華工被集中在威海等地進行簡單的軍事訓練，等待海輪來接。
由於當時地中海受到德國潛水艇的威脅，首批華工約800人從青島出發，乘坐法輪從好望角繞道前往歐洲，其間歷時三個月才到達法國馬賽。
之後，鑒於德國「無限制潛水艇戰」範圍的不斷擴大，赴歐路線改為經太平洋到加拿大溫哥華，之後乘火車穿越北美大陸，再橫渡大西洋前往英國，最後轉往法國。
在戰爭的陰影下，華工們在離開祖國那一刻起即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他們的運輸船在接近英法作戰海域後，隨時都可能受到水雷或德國潛水艇的威脅。
其間，德國潛艇在1917年2月24日擊中其中一艘郵輪，船上543名華工全部葬身大海。
當第一批中國勞工抵達法國馬賽港時，法國某報紙《L』Excelsoir》即在其頭版新聞上興奮的描述道：
「這些華工是通過仔細挑選招來法國的。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北方。他們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的氣候。
另外，醫療體檢報告結果認為絕大部分的華工身體健壯，這對我們國家繼續在那兒招工是一個好消息。」
按事前的合同約定，中國勞工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執行過程中卻並非如此。
最初，法方管理的中國勞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業或其他重要工業企業如施奈德公司、雷諾公司等，有些則在港口服務。
英方僱傭的華工則多用於替代被派往法國的英國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如此一來，那些英國工人就能回到本國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
但是，在中國對德宣戰後，英法當局對中國勞工的工作安排陡然生變，他們中的很多人被送到了危險的工作場所，如一些為法方服務的中國勞工被派往前線掩埋戰死者，有些勞工還承擔了向前線運送彈藥甚至挖戰壕等「準軍事」工作。
如此，即使這些勞工不被看作「戰鬥人員」，但其中的危險可想而知。
英國方面的中國勞工更是如此，他們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從挖戰壕到修工事、從野戰救護到掘埋屍體、從築路架橋到解運糧草彈藥，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繁重的工作。
據中國勞工第十三營的隨行翻譯張邦永回憶，他們被英軍派往法國東北邊的阿拉斯挖戰壕時，事實上已在敵人的步槍射程之內，有些地方與敵方戰壕的距離不過50米；
直到中國勞工挖好戰壕後，英國兵才進入陣地，換言之，勞工們被頂在了最前線；有一次聖誕前夕，德國坦克突然襲擊，英國兵全跑了，他們險些被包圍。
張邦永這批人還算幸運的，在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很多修繕戰壕的華工們即死在戰火之下。
段祺瑞曾計劃運12萬人赴歐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反受國際嘲諷
Posted on 2016-07-23 in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內部圍繞參戰問題，曾引起過極大的爭議。主戰派有梁啓超(在野政治家，研究系領袖)、段祺瑞(國務院總理)。梁啓超 主張參戰，而迷信「武力統一」的段祺瑞除了接受這個想法，還有兩個企圖:第一，通過參戰而獲得協約國的借款;第二，通過參戰強化皖系軍閥的軍政實力，打壓 反對派，實現「武力統一中國」的美夢。
反戰派也大有人在，如總統黎元洪、副總統馮國璋、很多省的實際支配者、一部分中央文官、孫中山、唐紹儀、國會中的丙辰俱樂部(丙辰俱樂部可以算做中 華革命黨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為主)，以及各省商民團體，還有在野社會賢達康有為等。但這些眾多的反對者在北洋政府中並無實力。
直到1917年8月14日，被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正式對德國、奧匈、土耳其等同盟諸國宣戰。但從此時到1918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中國並未派 軍隊到歐洲戰場參加「一戰」。為此，段祺瑞被稱為對外「宣而不戰」。在國際上，協約國方面也有人嘲諷中國「參戰不力」，或指為「理論參戰者」。日本代表更 是在巴黎和會上振振有詞，指責中國「未出兵，宣而不戰，應不下請帖，不為設座」。那麼，段祺瑞為何未能派兵參加「一戰」呢?
究其原因，應該歸結於段祺瑞政權對於列強的畏懼。段祺瑞首先對德國的畏懼，導致他遲遲不敢對德宣戰。19世紀7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德國後來居上，當 時的德國是歐洲第一工業大國，世界第二工業大國(美國第一)。1888至1890年，段祺瑞曾經留學德國三年學習炮兵，對德國的強大感同身受，甚至深感震 撼。段祺瑞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親德的。1913年3月10日，段祺瑞與德國捷成洋行簽訂兩億餘兩的借款合同，用於購買軍火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1914年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他認為憑藉德國的國力，獲得勝利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在1917年以前，他對出兵參加一戰並不積極。
其次，是對於日本的畏懼。日本鼓勵中國參戰，既可以用「共同反德」為幌子掩蓋侵華之面目，還可以消除美國在華的影響。日本暗示段祺瑞，中國參戰，不需要直接出兵歐洲，只需要派遣華工到歐洲即可。同時願意派遣教官訓練中國軍隊，拿出軍火裝備中國軍隊，向中國提供貸款。
再次，是對於美國的畏懼。「一戰」期間，美國食言未給予段祺瑞以財政支持。從1917年4月起，段祺瑞就一再通報美國大使芮恩施，中國願意提供協約國所需 要的一切人力資源，並且打算運送80個團約12萬軍隊赴歐參戰，希望美國給予兩億銀元的借款。美國政府剛開始「深表同情與理解」，並一度考慮給予五千萬銀 元的借款。為敦促中國參戰，芮恩施與國務卿藍辛均曾對中國暗示，將提供財政援助。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也曾經向段祺瑞報告，美國將借給中國兩億銀元。法國駐 中國武官對此建議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法國駐美大使茹色蘭也敦促美國借款給段祺瑞，並許諾，等法國向日本訂購的四艘船建造完畢後，可用來運送中國軍隊 赴歐參戰。但後來，美國基於種種考慮，尤其擔心日本藉此在華問題上取得主動權，使自己同日本在華爭霸中陷於被動地位，而未實施援助。
另外，對於歐洲同盟國列強反對中國出兵的聲音，段祺瑞也不能置之不理。英國軍政界一直反對中國派兵參戰，英國海軍部警告外交部說，由於船隻匱乏，這 個計劃不應受到鼓勵。結果，段祺瑞「運送12萬軍隊赴歐參戰計劃」，至1918年4月胎死腹中了，最後只提供了一些物資援助並派遣了20萬勞工赴歐以挖戰 壕等方式助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唯一參戰的中國軍人，成了國人的驕傲
Posted on 2016-08-10 in 歷史
現在每年的11月11號好像都被人們所期待，單身節，購物狂歡日，這就是人們在那一天所能記得的事情了，但大家好像都忽視了，每年的這一天，除了上述以外還是紀念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日子。
1918年德國就是在11月11號簽訂的停戰協定，宣布投降。這一天，也標誌著一戰所有同盟國的失敗，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然而，就在臨近戰爭結束的前兩個月，我中國唯一一名參戰的中國軍人在法國光榮犧牲，他就是中校馬毓寶。
馬毓寶作為一個中國將軍，英勇作戰，官至中校，他的職位註定他一生經歷不凡。
他生於1894年，回族人，在辛亥革命時期，他毅然決然的決定投筆從戎，從學堂轉到了武堂，後來，孫中山擔任臨時總統，決定建立民國第一個軍校，命 名為陸軍第一軍校。在1912年的正月十五日，陸軍部規定該軍校隸屬於陸軍部，並以為戰爭做準備為宗旨，挑選了當時民國最具有軍人氣質的人員進行速成訓 練，希望他們能在日後的戰爭中發揮作用，而馬毓寶就是其中一個，並且是被作為優等生選送進入深造的。
就在馬毓寶參加軍校的第二年，國內局勢越發混亂，為了國家安寧，他加入了二次革命，可惜。那次革命最終是以失敗告終的，事後，他又返回老家雲南，在 鎮軍中任職。但是，當時動盪的局勢並沒有讓他得以清閒，不久，他又再次參加了護國戰爭，擔任副營長，此時的他，年紀輕輕，卻也已經是上尉了，戰後不久，他 再度回到雲南，負責為部隊招募新兵，為部隊注入鮮血，受到雲南的挽留後，便改任為保安團教練官。
原本作為教練官的他可以安心的呆在雲南，做好分內工作，但是，他與當時法國駐紮在雲南的領事交情很是不錯，兩人也時常一起談到當下的世界格局，每次聽到領事 說起一戰各國的生靈塗炭和德國的殘忍屠殺人民的時候，馬毓寶每次都是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自己可以立即出現在戰場上，為戰爭盡一份綿薄之力。早些打敗德 國。
在1916年，它在領事的幫助下，他毅然決然的前往了法國，因為那裡就是跟德軍作戰的前線了，但根據出發之前的約定，馬毓寶並沒有得到參戰的許可， 只能幫忙防守，而且，後期他又被派到非洲進行戍守。第二年，也就在同年，中國宣布將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身處非洲的他在得知自己祖國已經參戰的情況下，他 更加堅定了自己參戰的決心，也開始準備到前線作戰。
1917 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參戰國的軍人。他寫信到雲南，希望能夠得到恩准參戰，而在他之前，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派部隊作戰。經過 一番周折後，當時的雲南省政府正式發布公文給當時的法國大使，幫馬毓寶把參戰所需的手續全部辦好了，隨後，馬毓寶便在前線開始了他真正的軍人生涯，他血戰 前線，不畏艱難險阻，他作戰的表現也始終為後人所敬佩。
在對德作戰中，馬毓寶也曾多次負傷，而他的英勇作戰也曾被中國駐法國的大使及其他協約國的將領拿來交口稱讚，幾乎那時的所有高層將領都被這個熱血兒 男所折服，同時，他們又擔心馬毓寶的個人安危，曾多次要求馬毓寶退出前線，轉戰後方，同時答應幫他去法國軍校讀書，進行深造。但是，對於這些個好意的勸 告，馬將軍全都一一謝絕了。
他曾在一次回話中這樣說到：「中國雖然加入了作戰，但真正在戰鬥的僅有我一人，如果我退了，國面何存，中國軍人的臉面何存」。確實，當時雖然中國參加了作戰，但重心還是放在了內戰上，就算派出去的人，也只是那30萬到前線去的勞工，負責挖挖戰壕，或者搬運物質等。並沒有真正進入戰鬥的。
在一戰即將結束前，馬毓寶在前線不幸戰死，消息傳回協約國，在場的所有協約國高層都對這個勇敢的中國軍人表示深深的可惜和尊敬，同時，法國的交涉員也親自來到中國，對馬毓寶的家人進行了慰問，除此，孫中山先生也親自為他輓辭，以紀念這個一戰時期唯一參戰中國軍人。
雖然，最後馬將軍的墓留在了法國，但臨死他都始終保留著中國軍人的身份，我們也該為這個一戰唯一的中國軍人感到驕傲。
西伯利亞戰場的驚奇一幕：蘇軍有意避開中國軍隊，痛打日軍
（一戰期間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歐考察軍事）
在一戰中，段琪瑞曾專門編練幾個師的「參戰軍」，準備派赴歐洲作戰，雖然因參戰時已臨近尾聲，最後僅向西伯利亞派出了混成團規模的中國支隊，但中國支隊仍然表現優異，沒有給國家丟臉。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準備充分，後勤充足有著莫大關聯。中國支隊歸陸軍部直轄，出發前，所有官兵均由陸軍部制發上中等黃呢子制服。在支隊開拔的同時， 陸軍部即在長春設立總兵站，從瀋陽、哈爾濱到支隊司令部所在的俄境雙城子，也均設有分兵站。國內代表到海參崴慰問時，僅帶去的慰問品就計有：在南苑宰殺的 大黃牛兩頭、在北京城內所烙的約一萬斤面的山東大鍋餅、在上海買的美麗牌香菸和毛巾、在長春總兵站購買的兩千斤白干酒等。所有這些慰問品，把一節鐵悶罐車 都裝得滿滿的。
（民國時的美麗牌香菸）
除了後勤充裕外，中國支隊自進入俄境起，部隊行動就很謹慎，不僅從上至下保持著良好軍紀，不擾民不滋事，而且夜間也從不出動，只有白天才會在防地附近巡查。
其它協約國特別是投重兵於西線的歐美國家，對干涉行動要麼力不從心，要麼不夠重視。美軍的裝備最好，但是派來作戰的士兵素質很差，一聽到槍聲就往回 跑，而且不敢到村莊裡去，以致於讓美軍獲得了「打仗最差」的評價。日軍大概是協約國中最為重視，也最花力氣的，可同時也是投入產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亞氣候寒冷，缺少青菜，作為亞洲人，對這種生活非常不習慣。日軍又向來不重視後勤，士兵的待遇很低，這無異於雪中加霜，導致他們的軍紀之壞在參戰國中排到了第一。
（日軍在干涉軍中軍紀最壞）
當時在遠東與各國干涉軍作戰的蘇軍被稱為「窮黨」。 「窮黨」遠遠地一看到是中國軍隊，便會用俄語大聲呼喊：「中國人和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打你們，你們也不要打我們！」
「窮黨」出來活動時都儘可能避開中國軍隊，但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軍兵營常常遭到「窮黨」夜襲，部隊一營一連地被圍攻繳械，損失很大。
中國支隊主要負責分擔海參崴以東鐵路附近的防務，另抽出一個騎兵連到伯利歸日軍指揮。到伯利去的那個騎兵連遇到了和主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即「窮黨」只要望見中國國旗就會大喊：「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能打誰。」
由於和日軍一道行動，騎兵連很怕被「窮黨」看成是日軍，行軍時都不願和他們銜接在一起，總是或前或後地保持著一定距離，因而蒙受的損失也不大。
（一戰時期的北洋軍官）
中國支隊和華工赴歐一樣，都是在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竭力爭取國際地位的一種努力。可是很快，隨著段祺瑞和皖系在直皖戰爭中的慘敗，中國支隊被迫撤回 了國內。此時他們所屬的陸軍第九師已被直系改編，師長也換了人，這支曾經立聲名于海外的功勳部隊直落得一個無人問津的地步，只得在他們所暫駐的吉林牡丹江 「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軍的改編。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當時直皖戰爭尚未爆發。服務於一戰的「威海衛華工營」準備啟程回國，許多華工前去向一位出生於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 於法國的華僑女子辭行。大家問她想不想回中國，女子說：「怎麼不想？做夢也在想！不過一年多來，我向許多同胞問了國內的情況，倒使我遲疑起來。祖國太亂 了，人民太苦了，簡直是一個公共的殖民地。以後再看吧！」
臨別時，女子的眼眶裡全是淚水，她一邊哭，一邊拉著同胞的手說：「我多麼盼望祖國統一、獨立和富強啊！」
（赴歐華工）
這個希望轉瞬就成了泡影。回國後的華工也有很多人被迫捲入直皖戰爭，他們沒有死於一戰，卻死在了內戰之中。一位被大家叫做「先生」，擁有一身武藝， 同時在華工營中也具有很高威信的人也消失其中。之前，「先生」的華工朋友們和他通過幾次信，但直皖戰爭後去信幾次都無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經戰死了。
中國嗜於內鬥的「傳統」，仿佛又再一次讓人們看到了它骨子裡的無可救藥！[洋奴汉奸鬼话。]
（節選自關河五十州《民國總理段祺瑞》）
實體書《民國總理段祺瑞》現已出版上市。
府院之争
段祺瑞為了參加一戰，居然用起了這幫人，民國的潘多拉開啟了！［歪曲历史，军事干涉政治的恶例，孙文二次革命是始作俑者。］
撰文：朱淑君 圖片來源：網絡
1917年4月，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對德絕交，但並未宣戰。
大總統黎元洪還是不想宣戰，因為宣戰對他來沒有任何好處。
黎元洪
各省諸侯也不想對德宣戰，因為他們擔心中央政府會徵調他們的軍隊出國參戰，能不能打得過洋人是另一回事兒，就是這兵力消耗也會大大損傷他們的實力，實力則是他們在國內政界的唯一資本。
最想儘快宣戰的是總理段祺瑞本人，這不僅因為宣戰可以獲得外國（尤其是日本）的軍事援助，也因為宣戰可以為中國在戰後世界秩序劃分中贏得一定的籌碼，這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
為了取得全國軍界的諒解，4月25日，段祺瑞召集山東、安徽等二十餘省督軍（或督軍代表）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商議對德宣戰的問題。
段祺瑞
會議一開始，段祺瑞就給大家吃了顆定心丸，他對這些勇於內戰，怯於外戰的將軍們說：「此番對德宣戰只是外交上的姿態，我國不必派兵赴歐，協約國僅要求我民國政府輸出勞工，協助作戰即可，各位不必擔心。」
段祺瑞的開場白讓這幫軍頭兒們放心了心，原來不需要遠征歐洲啊，那總理還要宣戰，定有玄機啊。
「不妨給諸位交待一下，我國外交部正在與協約國交涉，協約國方面答應，只要我國宣戰，定會給予我民國政府大量軍事、經濟資助，所以這宣戰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段祺瑞說的協約國，其實只是日本，這就等於告訴督軍們，只要宣戰，日本人就會給予北洋軍大批軍援，這樣北洋的實力就會大大增加。
督軍們恍然大悟，原來總理是在搞秘密外交，目的還是在於擴軍啊。
這時，段祺瑞看到障礙基本掃除了，就吩咐侍從拿出一份文件，上面印有「贊成總理外交政策」的字樣，笑著對督軍們說：「各位如果沒有異議，就請簽字吧。」
各省諸侯一看這是要逼著大伙兒站隊啊，既然總理已經把利害關係講的那麼透，那哪裡還有不簽字的道理呢？督軍們不管心裡如何盤算，但都在文件上簽字了。
督軍團
段祺瑞主持召開的督軍會議成為一種軍人干政的方式，「督軍團」的名號不脛而走，成為段氏在民國政治生活中與各方力量博弈的棋子。
各省諸侯既然已經同意參戰，下一步段祺瑞還需要在內閣會議上通過參戰案，這就需要閣員們的支持。
內閣中的各位總長雖然支持段祺瑞對德絕交，但卻未必同意宣戰，他們又不像各省督軍那麼想法簡單。這個時候，軍人干政的怪胎「督軍團」就要粉墨登場了。
5月1日，正當內閣會議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的時候。「督軍團」的一幫大帥、將軍突然闖進會場，說是要來旁聽，商議國政。這在民國成立之後是聞所未聞的，民選政府怎容軍人干政？
再度出山，出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驚詫莫名，他對總理段祺瑞說：「總理，這是萬萬不可的啊，即便是項城在世的時候，也不會容許軍人干預政務的啊。」
「這也沒什麼吧，他們想聽聽就讓他們進來吧。」段祺瑞就是要利用「督軍團」脅迫內閣，哪裡會理會張國淦的勸諫。
督軍們一看段總理放水，就一下湧進了會場，毫不客氣地各自找了空座兒坐了下來。
這次會議說來是內閣會議，但與會的閣員只有三人：海軍總長程璧光、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內閣要員們都懾於段總理的「天威」，都找理由推掉了這次會議，來的這三位也都是硬著頭皮。
海軍總長程璧光
北洋系的這幫督軍一進會場，便有一股強大的氣場，足以震懾那三個總長。會議尚未開始，結局就已經註定。
素來敢言的倪嗣沖首先嚷道：「必須開戰！這是民意，民意啊！咱們政府要順應民意！」
倪督軍說的民意大概只能是北洋系的「軍意」，那個時代的中國百姓並不懂得如何表達他們的「民意」，政府也沒考慮過真的尊重他們的民意。
倪嗣沖
處於德國人勢力範圍的山東督軍張懷芝也緊跟著說道：「這確實是民意啊，我們山東深受德國欺壓，老百姓都央求我們藉此歐戰機會把德國人攆走。倘若政府不順應民意，當機立斷，恐怕會激成民變啊！」
張督軍說的確實有點在理，自從德國人強占膠州灣，山東就成了德意志帝國的勢力範圍，山東久受德國之害確實不假，但是做慣了順民的天朝子民似乎對這個不會過於介意。
倪、張二人的這一通「民意論」得到了與會督軍們的高度認同，這些北洋軍頭們都收起了往日那種視民眾為草芥的模樣，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架勢。
張懷芝
內閣的那三位總長被這種氣氛搞得一句話都沒說出來，他們不能充當「違背民意」的角色。
段祺瑞看到火候差不多了，就起身宣布：「參戰案就算通過了！」
絕大多數閣員沒有到場，一幫督軍們就通過了內閣決議，這就是段總理的雷霆手段！
段祺瑞為了參戰案的通過，不惜唆使北洋軍頭們干預國政，「督軍團」這個民國政治生活中的魔鬼就這樣被段祺瑞放出了潘多拉之盒。
1917年國務總理段祺瑞，為什麼要代表中國向德國宣戰？
1914年，隨著奧匈帝國皇儲的被殺，奧匈帝國開始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緊接著是一系列的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起初中國政府嚴守中立，但 是遭到了同盟國和協約國雙方的不滿。在1917年，中國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代表中國向德國宣戰。一直嚴守中立的中國為什麼要宣戰呢？
一、中國希望對德宣戰，收回德國在山東的利益
中國在戰爭之初為什麼沒有迅速加入戰爭，這是非常精明的。因為戰爭爆發的初期，形勢並不明朗，英法德俄等國的軍隊殺得難解難分。此時實力並不強大的中國參 加戰爭作用也不是很大，而且萬一站錯了隊，中國成為了戰敗國，那中國面臨的局面可就要萬劫不復了。此外，由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中國本土的工業在此期間發 展很快。中國方面巴不得歐洲多打幾年，最好兩敗俱傷。但是隨著戰局的發展，段祺瑞發展協約國勝出的可能性很大，德國的國力已經無法支撐曠日持久的戰爭了。
隨著戰爭的發展，德國越來越力不從心。德國在1917年2月開始執行無限制潛艇戰，這讓中國方面十分惱火。因為此時歐洲的生產重要針對軍工，其他方面相對 遲緩，而中國的輕工業產品已經開始出口歐洲。德國無限制潛艇戰推行以後，使中國損失了很大一部分訂單，這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工業來說十分重要。德國在戰爭中 多次得罪了美國，美國這個國家最終忍無可忍，在1917年4月對德國宣戰。美國的宣戰是協約國方面實力大增，也讓中國看到了協約國方面必將勝利的跡象。更 重要的是如果中國對德宣戰，就可以在戰爭勝利以後，以戰勝國的身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自庚子戰爭開始，這裡已經被德國控制了10多年，段祺瑞希望趁此 機會收回這些地區。
二、段祺瑞希望擴大軍隊，統一全國
從國內方面來說，段祺瑞也是有深遠計劃的，這位總理沒有教科書中說的那麼不堪。在對德國宣戰的問題上，當時的總統黎元洪一直不同意宣戰，而段祺瑞卻認為必 須宣戰，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段祺瑞雖然是北洋軍中的首腦人物，但是自從大總統袁世凱去世以後，北洋軍已經四分五裂，段祺瑞自己能夠控制的部隊很少。為了 趕走黎元洪，段祺瑞不得不忽悠張勳帶著辮子軍進京，上演了12天宣統復辟的鬧劇。然後段祺瑞再號召其他的軍閥聯合進攻張勳，從而也順便趕走了黎元洪。
雖然段祺瑞的手段有些陰險，但是為了長遠的計劃，他不得不這麼做。當時全國各地大小軍閥割據，相互混戰，百姓苦不堪言。有些地區的百姓因為無法耕種，只能 靠野菜和槐樹皮充飢。這些段祺瑞不是沒有看到，最為北洋三傑之一的段祺瑞還是很有謀略的。段祺瑞之所以要對德宣戰，是為了國內的軍隊。由於發生了戰爭就肯 定需要軍隊，段祺瑞計劃訓練一支新的軍隊，他要依靠這支力量逐步統一全國。兩年前的袁世凱之所以要稱帝，也和段祺瑞的理由差不多，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軍閥割 據。
當時中國的北方在北洋軍的控制下，但是北洋軍內部同樣派系林立。南方就更不用提了，大小軍閥多如麻。想統一全國還得依靠槍桿子，而當時段祺瑞手裡的槍桿子 不多，對德國選擇是一個擴大軍隊的好機會。所以在1917年7月，中國國務總理段祺瑞代表中國，向德國宣戰。下野之後的段祺瑞保持了自己的正氣，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方面曾經想利誘段祺瑞重新出山，組建東北聯合政府，但段祺瑞對著日本來客破口大罵，連日本天皇都罵上了。最後日本在無奈之下，扶起 了第二候選人，這個人就是當年的宣統小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36年，段祺瑞因為牙齒問題在醫院做手術時，被日本醫生用手術刀殺害。段祺瑞去世以後，南京 國民政府為其舉行了國葬，蔣介石、汪精衛等人都親自前往弔唁。
黎元洪與段祺瑞的恩恩怨怨：你說要宣戰，我偏不同意！
作者：金滿樓
1916年黎元洪接任總統時，德國為挽回敗局而不惜採用「無限制潛水艇戰」，結果引發了各國的抗議甚至參戰浪潮。
期間，段祺瑞內閣便在美國、日本的鼓唆下決定對德絕交，並打算對德國宣戰。
但是，當段祺瑞帶著閣員們前往總統府請黎元洪在對德絕交案上蓋印時，卻遭到黎元洪的拒絕。
黎元洪認為，宣戰與媾和之權乃是大總統之權力，如今斷交便是交戰之先聲，事關重大，萬不可草率行事。
由此，內閣閣員們便與黎元洪吵了起來，教育總長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責黎總統的擅權行為是想當過去的皇帝。
老段被黎總統澆了一瓢涼水，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憤憤地說：
「總統不肯蓋印，國會又要問我的責任，這個責任內閣還搞不搞？我這個總理還怎麼幹下去？」
老段一發火，局勢就變得更加白熱化了，閣員們你一言、我一語，把黎總統說得啞口無言，打回了菩薩原形。
可惜的是，菩薩既然不說話，那蓋印一事也一概免談。
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見雙方火氣都很大，他一再勸解大家消消氣，凡事以國家為重，不要意氣相爭，但他的話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
等到大家該說的都說完了，黎總統的印還是不肯蓋。一段尷尬的沉默後，段總理氣鼓鼓地站了起來，招呼也沒打一聲便離開總統府。
其他閣員見後面面相覷，隨後跟著老段一起退出。
當天下午，段總理一聲不吭，便直奔火車站前往天津。
在老段將要離開之前，馮國璋副總統正好來北京開會，他得知消息後急忙趕來，極力勸說段總理要以大局為重，不要輕易負氣出走。
老段氣呼呼地說：「老哥你不知道，這個黎元洪太難共事了！他口口聲聲地說宣戰媾和是總統的特權，既然這樣，那我這個總理還是別幹了，該回哪回哪去吧！」
說罷，老段便登上專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傳到總統府後，黎總統還是有些手足無措的，他隨後便召集總統府的一干人馬商議該如何是好。
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漢章等人，他們平日裡就看不慣國務院這幫人的囂張，這次見老段真的跑了，他們倒心中竊喜。
於是，有人便建議黎總統乘機將老段的總理職位免去，另行派人組閣算了。
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慮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勢力，他暫時還不敢輕舉妄動。即便要免去段祺瑞的總理之職，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
不然的話，國事癱瘓，總統也難辭其咎！
想到這裡，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請到總統府，希望他們能從中勸解轉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給勸回北京。
畢竟，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級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戰友、老朋友，老袁在時，大家共事了這麼多年，多少要賣點面子嘛！
但這時，馮國璋給黎元洪帶了個壞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發辭職通電，並請各省的軍政長官評個是非曲直。
馮國璋的話裡帶話，黎元洪豈有不知，一旦老段辭職的事鬧得全國皆知，恐怕更不好收場了。
於是，黎元洪請馮國璋不辭辛勞，一定要親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為好。
馮國璋倒是樂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說服老段。
要說起來，段祺瑞的年紀比馮國璋、徐世昌幾個人都小，但脾氣卻最大，一向是軍人作風，說一不二，少有轉圜的餘地。
馮國璋也知道這次是因為對德斷交、宣戰的事情引起，於是他得向黎總統要個准信，不然事情還真不好辦。
為了說服黎元洪贊同對德絕交案，馮國璋也不免費了點口舌，說如今德國雖強，但畢竟寡不敵眾，這次又觸犯眾怒，戰爭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國對他絕交，想必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再說了，協約各國已經答應在戰後與中國修約，加入參戰豈不是件一本萬利的好事？
至於黎元洪，他在聽說老段要將各省督軍引為後援後早已是亂了方寸，這時哪裡還顧得上對德外交的事情。
無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滿口答應，只要段總理肯回來，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國會通過，他決不干涉。
段祺瑞回京後，再次拿著對德絕交的咨文請黎元洪蓋印，並在國會那邊順利通過。
這時，北京的《京報》又突然披露了一個爆炸性消息，那就是段內閣正在與日本秘密談判，主要內容是日本借給中國一億日元幫助中國參戰，條件是聘用日本武官訓練中國軍隊、聘用日本管理人員來主持中國的軍事工業，等等。
消息披露後，立刻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各種質疑和罵名紛至沓來，令段祺瑞極為被動，只得多次出來辨明並無此事，其暗中與日本的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在段祺瑞陷入被動之時，總統府的人卻興奮了起來，他們一致建議黎元洪乘機將老段趕下台，而黎元洪也覺得這次輿論上的勝利揚眉吐氣，大快人心，從此腰杆子也可以硬起來，也不必再看老段的臉色了。
此刻的老段，也感覺了總統府和國會的壓力，他不得不後退一步，不再糾纏參戰案而重新擬定了一份內閣改組的名單，準備替換那些辭職的閣員。
為了向黎元洪和國會示好，段祺瑞還特意挑選了幾個親近總統府的人入閣，以便順利通過。
但是，黎元洪此時已下定決心要倒段祺瑞的閣，他對這份內閣的新名單挑三揀四，一會說這個不行，一會說那個不信任，總是不肯蓋印。
老段忍耐不住，便和黎元洪爭論了起來：「內閣應由總理全權組織，通過與否是國會的事情，不是總統的職權！」
黎元洪哼了一聲，說：「國會對你已經毫無信任，之前公民團的事情又鬧得不像話，現在督軍團還干涉制憲，說什麼要解散國會，這難道不是你總理的責任嗎？」
段祺瑞聽了這話，氣得鼻子都歪到了一邊，他站起來一拍桌子，吼道：「我不幹了！」說罷，段祺瑞一跺腳，掉頭便走。
有了段祺瑞的這句話，黎總統一不做、二不休，當天下午便簽署命令，將內閣總理段祺瑞免職，理由是段內閣閣員長期虛懸，對國事不利，應重新選擇總理並另行組閣。
黎菩薩終於發飆了，這可是他到北京後干下的第一件大事。
此令一出，老段的鼻子再次歪到了兩指開外。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黎元洪竟敢真的將他免職！要知道，上次他不過出走天津，黎元洪便被嚇得屁滾尿流，連連求饒，想不到這還沒幾天，翅膀就硬起來了！
好，好，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不讓我干，老子走！
當天晚上，段祺瑞便收拾行李，帶著手下乘火車前往天津。
由此，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也就以段祺瑞的去職出走而告一段落。
（節選自：金滿樓：《武夫治國：北洋梟雄的發達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作者推薦: 北洋梟雄們的那些事兒~
《民國總理段祺瑞》这本书里面国共谎言充斥胡编乱造，这篇就是例子：袁世凱稱帝失敗，竟然是來自於一個陰差陽錯的誤會 https://kknews.cc/history/p42qpj.html
https://kknews.cc/history/omm9op.html
民國時期臭名昭著的督軍團，逼宮政府對德宣戰，結局想像不到
民國不僅僅是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年代，也是妖孽橫行，武夫當道的時代。用狄更斯雙城記的一句話形容：「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民國史上有名的群魔亂舞組織就是這個以發通電、反抗中央聞名的督軍團。
可能有的人會問了，督軍在民國是個什麼官銜，在古代專指地方軍政長官，在民國時期特指一省的最高軍事長官。大家都知道民國是「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 代。所以地方上以督軍為首，省長為輔，可沒有像現在這樣軍政分開的。因而，基本上督軍掌控了一省的軍政大權，相當於清朝的地方總督級別。
督軍團就是由督軍們組合在一起的一個政治組織，原名「各省區聯合會」。督軍團辦公地點設在徐州，盟主為北洋軍閥中的老大哥張勳，由於北洋系督軍大部分為草莽 出身，比較講究兄弟義氣，老大哥一聲招呼，前後有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直隸、浙江、江蘇、湖北、江西、綏遠、察哈爾、熱河十三省加入督軍團， 成為民國史上著名的一景。
當時督軍團的督軍們，以張勳馬首是瞻，發電言必稱我帥如何如何，支持張勳的各種離譜言論，使之成為以發通電脅迫中央聞名的組織。其中張勳看不慣唐紹儀，於是反對唐紹儀就任外交總長，導致段祺瑞內閣五月成立，九月份外交總長被迫辭職。此事氣得唐紹儀大罵督軍團「軍人干政，禍國殃民」。作為總理段祺瑞也對督軍團無可奈何，只能加以籠絡。
張勳
1917年，府院之爭初見苗頭，段祺瑞派心腹徐樹錚前往徐州拜會督軍團盟主張勳張巡閱使，希望督軍團能夠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在得到滿意答覆後，督軍團上 京威逼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由於督軍團手段低劣，導致原本支持對德宣戰的議員轉為不支持，這是民國史上第一次中央軍政之間的大規模衝突。
時任大總統黎元洪解散了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府院矛盾進一步激化。為此，張勳在徐州召集部分督軍聚會，談論推翻黎元洪。26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率先通電稱不承認罷免段祺瑞，宣布安徽獨立。之後陸續有七省宣布獨立，脫離中央。導致黎元洪束手無策，只能請張勳再次入京協調府院之爭。從而才有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事件：張勳復辟。
段祺瑞
在復辟之初，地方督軍紛紛表示支持，希望老大哥能夠給大家加官進爵。結果這幫督軍發現除了張勳自己封了官之外，其他沒變化，立馬調轉槍頭，擁護段祺瑞再造 共和了。隨著張勳的倒台，督軍團被段祺瑞拉攏過，成為段祺瑞武力統一中國的重要支撐，也正是段祺瑞要武力統一南方，導致直、皖兩系矛盾加劇，最終督軍團組 織分化，消失在歷史中。
北洋政府為何急於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段祺瑞意欲何為？
作者：金滿樓
1917年2月，在一戰已經進入第4個年頭後，勢力漸弱的德國為壓制英國方面的海上運輸而單方面宣布實行「無限制潛艇戰」。
按德方聲明，對於任何開往英國的船隻，德國潛艇將不發警告的加以擊沉。
此舉帶來的嚴重後果是，德國原本為封鎖其他國家對英國的物質援助，但這種不加區別的攻擊方式將更多的中立國拖入了戰爭，其中就包括了受損最大的美國。
之後，美國宣布對德斷交，並準備派遣軍隊前往歐洲參戰。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展開了對華外交活動，希望中國也步其後塵，對德國斷交甚至隨同參戰。
對此，民國總理段祺瑞最初未置可否，因為他本人曾赴德國學習軍事，對後者的強大深有體會。
在他看來，德國雖然目前形勢不利，但難保沒有翻盤的可能，萬一參而不勝，反而惹下麻煩。
在此情況下，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按華盛頓的指示極力勸說中國加入協約國集團，並許諾為中國提供貸款及其他各種支持。
與此同時，協約國集團的一些外國顧問如總統府美籍顧問福開森、英籍顧問莫理循等人也紛紛向各方有力人士展開遊說，他們異口同聲的建議：
中國一定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翻身機會，搭上「戰勝國」的最後一趟列車。
在「外國友人」的遊說和「戰勝國」的誘惑下，段祺瑞隨後改變了主意，他的小算盤是：
如果中國不戰而勝，不但可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參戰為名，擴大自己的勢力；
再者，對外戰爭可以轉移民眾視線，穩定國內政局，何況本次參戰沒什麼大的風險，正好乘機搭個便車。
之後，民國政府對德國以「無限制潛水艇戰」封鎖國際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議。
3月初，段祺瑞召開內閣會議並順利通過了「對德絕交案」。
但讓老段沒想到的是，總統黎元洪在看完提案咨文後表示不能蓋印，其理由是：
宣戰媾和乃大總統之權力，如今斷交便是交戰之先聲，事關重大，不可草率行事；退一步說，也應該先與國會協商為妥。
碰了這個釘子後，段祺瑞氣得出走天津，要撂挑子不干，最後還是黎元洪請江蘇督軍馮國璋前往天津走一趟，才算把老段勸回。
之後，段祺瑞在馮國璋的陪同下再次拿著對德絕交的咨文請黎總統蓋印。
鑒於上次的風波，黎元洪這次二話沒說，當場便蓋上總統大印。
3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照會德國公使，宣布對德斷交，停付德國賠款和欠款，並令駐德公使顏惠慶即日回國。
德國公使收到照會後，雖然也發了一通抗議，但事已至此，最終只能降旗回國。
至於德國在天津和漢口的租界，中央政府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軍也被解除武裝；就連德國在華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
由此，德國從1898侵占膠州灣後在中國發展的勢力，就此煙消雲散。
對德斷交還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該是對德宣戰。
在對德絕交問題上輕鬆搞定黎總統和國會後，段祺瑞本以為下一步參戰將會順理成章，但之後的過程卻惹出許多不該有的麻煩。
1917年5月8日，段祺瑞將國會中主要黨派的議員代表請到國務院，向他們解釋了對德宣戰的原因：
一、中國在宣戰後不參與歐洲戰事，無需派兵；二、德國已轉攻為守，頹勢日顯，失敗指日可待；三、俄國在革命後仍繼續對德作戰，俄德和談乃子虛烏有。
本來呢，這些遊說活動還算正常，但國會對「參戰案」進行投票的前兩天卻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
當時北京城內突然出現了很多自稱「公民」、「代表」的隊伍，他們拿著各色小旗子來到國會前面遊行，並強烈要求對德宣戰；
與此同時，很多號稱「民眾團體」的組織也紛紛發來電報，要求國會儘快通過「參戰案」。
5月10日，也就是國會對「參戰案」進行表決的那一天，這場鬧劇達到高潮。
就在議員們來到眾議院準備投票時，院外被上千名「公民」、「代表」們包圍。
這些人等，整整齊齊的排著隊，手裡拿著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寫著什麼「軍人請願團」、「學界請願團」、「商界請願團」等等，各行各業，應有盡有。
當議員們經過他們的隊伍時，這些「公民」、「代表」們便強行塞給他們「請願書」甚至「警告」的傳單，如果哪個敢不拿或拿得慢了，他們輕則喝斥，重則掄起胳膊飽以老拳，鬧得實在不成體統。
正當議員們要進行投票時，「公民代表」們藉口監督「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而強行闖入會場裡，場內外秩序頓時一片大亂，投票根本無法進行。
鬧到晚上，投票仍無結果，最終段祺瑞也不得不親自來到眾議院，混亂不堪的「公民團」這才安靜下來。
事後查明，這些所謂的「公民代表」，其實大部分是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組織者正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雲鵬等北洋軍人。
事後，輿論大為譁然，各部總長如程璧光、谷鍾秀、張耀曾等也在壓力下先後提出辭呈，段祺瑞的內閣形同垮台。
內閣會議癱瘓後，段祺瑞仍對「參戰案」念念不忘，他在數天內連發三道咨文，要求國會儘快審議、速速通過，其心情之焦迫，不啻於農夫之望禾苗。
可惜的是，段總理的心情並沒有得到議員們的理解，國會方面反而提出，如今內閣殘缺不全，咨文當屬無效，須等內閣改組之後才能重新審議。
鑒於總統府和國會的雙重壓力，段祺瑞考慮再三後不得不後退一步，其重新擬定了一份內閣改組的名單並有意挑選了一些親近總統府的人入閣，以便能儘快通過「參戰案」。
但是，黎元洪此時卻打算乘機倒閣，其後以「段內閣長期虛懸」的名義將段祺瑞的內閣總理一職免去。事後，惱羞成怒的段祺瑞再次出走天津。
之後，在段祺瑞的暗中唆使下，各省督軍對黎元洪的「免職令」大起非議並紛紛宣布獨立，個別督軍甚至揚言要組織軍隊進行「北伐」，將黎元洪從總統位置上趕下去。
為此，病急亂投醫的黎元洪一時輕信老保皇黨、「辮帥」張勳的調停建議，結果「辮子軍」乘機湧入京城，鬧出一場人所共知的復辟醜劇。
「張勳復辟」後，段祺瑞立刻宣布討伐，隨後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將「辮子軍」打得落花流水，而惹下如此禍端的黎元洪也無顏再任總統，最終於7月14日宣布辭職。
這一次，段祺瑞笑到了最後，其不僅獲得了「三造共和」的美名，而且再度復出擔任總理。而黎元洪辭職後，江蘇督軍馮國璋代理大總統。
馮國璋與段祺瑞為昔日同袍，都是當年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出身，相比於「黎、段組合」，馮國璋與段祺瑞的府院關係要和諧得多，由此，「參戰案」也得以順利通過。
1917年8月14日，民國政府正式對德、奧宣戰，就此加入協約國集團並踏上了「一戰」的戰車。
一年後，同盟國集團的德、奧等國不出意料的最終落敗，中國也在近代史上首次成為了戰勝國。（節選自金滿樓：《武夫治國：北洋梟雄的發達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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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牌：梁啓超、林長民這樣玩死曹汝霖
5年前，因參與《「五四運動」90周年》專題，翻了不少檔案，讀了10本書，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點」「愛國運動」之類標籤，雖不以為然，但幾個疑點，始終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為何毫無準備？
2、美國總統威爾遜幹嗎百般提攜中國？
3、梁啓超、林長民(林徽因的父親，林覺民的哥哥)怎麼偏跟曹陸章(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不對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給了個奇葩解釋：林長民曾向他借幾千元，曹沒答應，林因此銜恨。
4、巴黎和會如此失敗，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為什麼中國又能如願？
讀了唐啟華先生新作《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頓覺冷汗直冒，回想曾經的文章，在在皆錯，好在《三聯生活周刊》等一流媒體當年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沒讀這本書之前，我們都不太知道「五四運動」，乃至巴黎和會。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書第一章略顯枯燥，作者羅列了「保和會準備會」百餘次會議的研討內容，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會感到大開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早有預判，準備了近四年，成立了專門的「保和會準備會」，並非過去所說的愚昧顢頇。甚至後來對德宣戰，也為了確保參加和會的資格。
第二，「準備會」遍請學界高人，研討水平極高，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能做出那麼精彩演講，即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細節，甚至考慮到中國離巴黎遠，怕錯過會期，先將駐美大使顧維鈞等人派往歐洲等待。
可見，當局苦心孤詣，志在必得。
美國突然送來「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關係有所緩和，寺內正毅內閣上台後，改變了大隈重信內閣(曾逼迫中國簽《二十一條》)的霸道作風，以極優條件借給段祺瑞政府1.45億日元，並通過密約攫取在中國東北築鐵路、採礦等權利。
在此氛圍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會上互相支持，步調一致。
恰在此時，美國也對中國頻送秋波，美國總統威爾遜正拚命推銷「民族自決論」，即「各民族有權按自己意願處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強反應冷淡，他們明白：美國作為新興大國，想用唱高調來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這是歐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戲。
可對積弱的中國來說，很難抗拒這個誘惑，而中國的積極回應，又讓威爾遜大為振奮。每個人都需要走狗，國家亦如此。為了讓所有猶豫中的被壓迫民族看到榜樣，威爾遜決心全力扶持中國。
在赴巴黎前，中國的和會戰略是「聯美親日」。
天皇被放了鴿子
但，就在外交總長陸徵祥動身前一周，美國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間，中國只能選擇一個。
美國在崛起過程中，為了避免觸怒英國，重點向太平洋擴張，先後得到夏威夷、關島和菲律賓，美日形成對峙。美國最擔心中日間存在密約，美國不願幫助一個對日本沒牽製作用的中國。
這，迫使中方大幅度調整和會戰略，改為「聯美制日」。
按計劃，陸徵祥先訪日7天，再訪美，然後去巴黎。駐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為陸徵祥爭取到和日本天皇見面的機會，可一到日本，陸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鴿子，日本首相來探口風，陸徵祥稱中國態度不會改變。
日本人認為中國將與他們配合，但陸徵祥認為，雙方沒有文字確認，無需承擔責任。
打了日本人一個措手不及
巴黎和會上，中國突然拋出「山東問題」。
一戰爆發後，日本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界，在巴黎和會上，日方堅持以條約方式，迫使德國先將山東權益轉給自己，然後再還給中國，只保留經濟權益。
按原計劃，中方不準備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山東問題」，因受制於《二十一條》，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國的鼓勵下，中國代表團決心一搏。顧維鈞的演講極為精彩，他援引《國際法》，提出《二十一條》是在武力脅迫下簽訂的，並無法律效力，得到列強贊同。
日方大為惱怒，認為是陸徵祥背叛諾言，採取了對立態度，並以退出巴黎和會相要挾。
威爾遜讓中國放棄面子要里子
由於義大利已退出和會，如日本再退出，威爾遜力保的「國際聯盟」有流產風險。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調，提出國聯應「遵守種族平等原則」，當時列強均有殖民地，無人能遵守這一原則，這讓「民族自決論」失去了道義上的立足點。
為保住國聯，威爾遜只好出賣中國，在山東問題上做了讓步：相關條款雖不列入合約，但要求日本在美國總統、法國總理、英國首相前面口頭承諾，把山東還給中國。
美國國務卿對顧維鈞說：三個大國給中國做保證，你還怕什麼？
這個結果大大好於中方預期，不簽約，中國就無法取得戰勝國地位，中德便仍在戰爭狀態中，得不到戰爭賠款，還要繼續支付德、奧兩國的「庚子賠款」，顯然弊大於利。北洋政府決定簽約。
梁啓超還是沒玩過陸徵祥
就在此時，梁啓超自法國發回電報，稱：「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梁啓超沒把電報發給總統、總理，而是發給林長民、汪大燮。
梁、林同屬「研究系」，與新「交通系」對立，後者把持國內鐵路。研究系背後有美國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國資本，將路權收歸國有，統一修造，因此被貼上「親美」標籤。而交通系則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稱為「親日」。
鐵路占壓資金太多，誰掌控鐵路，誰就掌控了權力，從當年李鴻章建北洋水師起，官員們便悟出此道。民國時，梁士詒因掌握鐵路，被稱為「二總統」。
巴黎和會時，梁啓超以採訪名義赴會，帶著丁文江、蔣百里、張君勱、劉崇傑等人組成的超豪華顧問團，陸徵祥備感壓力，甚至不辭而別，遠遁瑞士20餘天，在各方勸說下，才重回巴黎，繼續參加和會。
這一以退為進的讓賢，令梁啓超失去了直接干預的空間。
林長民的大招多
梁啓超發回電報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機關報《晨報》上，便刊出林長民雄文《外交警報敬告國民》，高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的口號體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後，「五四運動」爆發，學生們打出「威大總統(威爾遜)萬歲」的標語，他們不知道，正是威爾遜力勸中國簽字。
全國各界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巴黎，中國談判代表怕擔責，反覆問政府意見，可政府也怕擔責，拐彎抹角鼓勵代表們自作主張。人人都不願頂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學生們激情漸漸消退時，林長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於是，新一輪的激情再度燃燒。
人人都不肯踩剎車，必然是少數人綁架多數人。
時代把讀書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書內容，有太多疑問引人深思：梁啓超、林長民時任總長，肯定有探聽機密的渠道，可他們為什麼不去問問呢？為什麼聽風就是雨？梁當年46歲，林43歲，他們真會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許很簡單：那一代知識人機會太少，境遇落差太明顯，逼得人不得不投機。
民國教授工資較高，但也不過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憶》中說，袁世凱拉他入閣，許以月薪2000元，他卻認為沒他當律師時高。況且，教授工資 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學中，教授職位無多，需使出種種手段，才能獲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連著名報人邵飄萍都在大搞有償新聞，為了吃飯，讀書人只有降低人 格。
本書中有個細節很有趣，顧維鈞在美國也收買記者，以刊發對中國有利的文章，他對上級解釋說，找個人比找報社划算，費用更省。
在一個充滿世俗精神的國家中，很難期望天使降臨。要麼呼風喚雨，要麼生計艱難，梁啓超、林長民肯定會算這個帳。
學生們為何甘當工具
煽動民意來達成個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運是，當時中國確實準備了一批傻人，供他們驅使。
中國傳統學問以育人為主，而現代教育以傳播知識為主。近代以降，中國知識人最大短板是知識不足，可弔詭的是，後人卻總在批評他們道德有問題。
傳統與現代各有所長，關鍵看怎樣結合，直到今天，這個結合仍不完美，「五四」時更明顯，那時讀書人社會地位很高，可在校園裡，他們卻要忍受考試的壓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們需要一個藉口來反抗，而愛國主義最合用。
「五四運動」期間，不少學生不再讀書上課，而是到處發名片，自封「學生領袖」，這既極大地滿足了虛榮心，又不必付太多代價，還能騙取社會資源。而社會的鼓勵，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激情，甚至不惜亂施暴力。
愛演戲的一代人
愛國主義能被大家接受，因為在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識被打破，人們迫切需要一個代用品，以合理地發泄怨氣，將個人不如意的責任，推給別人承擔。
於是，我們匆匆建構起來了一個受傷的民族主義，只有在受欺負時，才會想起自己是中國人，高呼你也是中國人，為什麼不來幫我？可在平時，很少會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而對別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認知，則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著我們的傷口，但也讓我們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覺中，敏感、衝動且悲情，由於和現實生活差距太大， 只好用戲劇化來填充。比如陳獨秀，因錯過「五四運動」高潮，未能滿足他對悲壯入獄的體驗，所以他偏偏要在一個月後到街上發傳單，得償所願。
當人人都有心病時，集體發作在所難免。
誰也別想贏
曹陸章的政治生涯，從此中斷，他們的經驗、學識失去了發揮的舞台，如果他們能早點高呼愛國，會不會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實，梁、林下場也不好，由於破壞了政治的潛規則，他們從此仕途艱難，梁啓超轉向做學問，林長民後來只好去投奔郭松齡，結果死於流彈。
他們都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優秀的讀書人，可悲的是，他們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實，那些參與者、旁觀者、反對者們，誰又是勝利者呢？一次無操守的運作，帶來了底線不斷被突破，而一次次集體狂歡後，曾經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跡，成了精神地標，激勵著人們開啟新一輪的悲劇。
激情從不會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這個循環，只能回歸理性。
歷史有太多的側面，太多的不為人知，這就是為什麼，在選擇立場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識、追問真相。而這，也許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歷史：《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作者：唐啟華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一戰只有一個中國軍人參戰，參戰理由：不能讓世界以為中國無人
1.
1914年，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刺殺，奧匈帝國隨即宣戰。由此為發端，奧匈帝國的盟國德國宣戰，是為同盟國。而英國、法國、俄國相繼向德奧宣戰，是為協約國。
這場大戰從參戰國來看，屬於歐戰，但因為參戰各國都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都有殖民地，這些戰爭很快就蔓延到他們在世界的殖民地或者勢力範圍。
於是，歐戰馬上就演變成了世界大戰。
東亞也不可避免地牽扯到這場大戰當中。
日本第一個主動投入到戰爭。
當然，日本人是無利不起早。日本參戰是看中了德國在中國的權益，比如青島，日本想把德國在華權益搶到自己的手上。
當時日本的軍事實力已經很強，英法也極力拉攏日本參戰，日本就成了協約國的一成。當時日本跟德國在青島開戰，青島也是一戰中，東亞的唯一戰場。
日本在青島打敗德國之後，提出了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將這個條約向世界透露，最終列強反對而流產。
與此同時，英法也希望中國加入協約國，因為當時中國還在支付德國的庚子賠款（也就是義和團案，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逃跑，最後簽的賠償條約）。德國還使用中國勞工修建軍事堡壘。所以英法希望中國向德宣戰。
2.
到了1917年，中國終於向德國宣戰了。
這一年，袁世凱已經去世，北洋政府處在府院之爭當中，段祺瑞跟黎元洪、馮國璋爭權。段祺瑞跟英法關係不錯，也希望通過參戰，排擠黎元洪、馮國璋，二來也希望能收回德國在中國的權益。
不過，這一參戰有點晚了，協約國已經勝券在握，而且日本也從中限制，不讓中國出兵。
那中國用什麼形式參戰呢？
出勞工！
當時法國極需勞工，中國前前後後派了四十萬勞工去歐洲，其中犧牲了很多人。
但是，中國就只能派勞工參戰嗎？就沒有一個軍人參加一戰嗎？
有的，有一個軍人等中國宣戰已經很久了，這個人就是馬毓寶。
3.
馬毓寶是雲南人，少年時期在雲南講武堂學習。雲南講武堂也是中國一所重要的軍事學院，從中走出來的將帥宛如星雲，像蔡鍔、唐繼堯、朱德、葉劍英等都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畢業後，馬毓寶參加過「二次革命」，後在蒙自當軍校教官，在這裡，認識了法國的領事弗拉亞。
馬毓寶懂法語，兩人就結為朋友，經常聊天，弗拉亞跟他介紹了一戰，以及德國。馬毓寶一聽，拍案而起，說世界上怎麼還有德國這樣的強盜國家，這樣的國家我必須消滅他。
弗拉亞一聽，很感動，就推薦他到法國當兵，當然，因為是中國人，而且是中國軍籍，所以不能直接上戰場，只能在後面擔任一些後勤工作。
而等中國宣戰，馬毓寶覺得自己終於有機會上戰場了，當時打了報告，要求參戰。
馬毓寶說：我國既然已經加入戰團，卻依然關注內鬥，而不履行職務，這不是讓外國人笑話我們嗎？
如果能夠打敗德國，亦是為中國去一大毒！
4.
馬毓寶終於以志願兵的身份參戰。在1918年，參加索姆河大戰，衝鋒的時候頭部中彈，經搶救生還。
傷好後，又投入戰鬥。在色爾河前線大戰，馬毓寶中瓦斯毒，人事不省，送到巴黎去養傷。
可以說，他的英勇表現已經為中國軍人掙回了顏面，法國政府為他頒發十字勳章。
中國駐法公使胡維德跟法國政府打招呼，想把馬毓寶留在巴黎陸軍軍官學校深造。一來為中國培養一個難得的軍事人才，二來，也是為了保護馬毓寶，萬一上了前線，有什麼不測，可不好交差。
如果深造，將會有一個軍事家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上，以其地位，將來的中國肯定會有他的一席之地。
馬毓寶拒絕了，他說中國加入協議國，如果沒有一個人跟德國作戰，我會感到恥辱，戰爭沒有結束，我中途退出，這是畏縮的表現，功虧一簣，實不明智！
不能讓世界以為中國無人，以為中國軍界無人！
於是，傷好後，馬毓寶再次奔赴前線，
在1918年的秋天，馬毓寶在一次追擊中，被子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時年24歲。
5.
馬毓寶的遺體埋葬在法國陸軍公墓，他的家鄉昆明為他舉辦了盛大的公祭，孫中山親書輓辭「黃胄光榮」，黎元洪書寫「邦家之光」的匾額，陳榮昌親自為他寫傳。而他的家鄉送來了匾額。上有四個字。
中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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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018｜弱國外交家，顧維鈞逝世30周年
Posted on 2015-11-15 in 歷史
特約撰稿|楊琳
編輯|鄭廷鑫
▽
編者：30年前的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安然辭世。他是民國傑出的外交官，經歷了民國幾乎所有的重大外交事件。身為弱國的外交 人員，他在挫折中盡力挽回國家尊嚴；身為一名遠離政治風暴的技術官員，他兼容並蓄，被不同政權青眼有加；身為一名美式思維的中國人，他不泯然苟且，招致身 邊人冷眼相視
巴黎和會拒籤條約
顧維鈞人生的巔峰，無疑是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凡爾賽條約》。
巴黎和會上的局面，與一戰爆發後日本的一系列擴張行為密不可分。當時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獲得了攻城略地的良機。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並攻占了德國在中國的堡壘青島，此後還進一步控制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
1943年的顧維鈞，PHOTOGRAPHED BY Yousuf Karsh
襁褓中的中華民國突遭無妄之災，袁世凱急忙召見學成回國的顧維鈞以及多名要員，顧維鈞向袁世凱表示，中國已經宣布為中立國，日本明顯侵犯了中立國領 土，有違國際法，對這種行為應堅決抵制。然而鏗鏘的背後是綿弱的軍事力量，段祺瑞表示，由於彈藥武器不足，中國軍隊只能堅持48小時。其他在場的大部分要 員皆秉持沉默的態度。在弱國外交的底色下，顧維鈞即將面對他一生中的強敵日本。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並要求雙方在秘密外交的狀態下達成條約。袁世凱要求陸征祥組成談判團，顧維鈞也在其中。此時歐洲列強自顧不暇， 袁世凱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在援助到來前，需極力拖延談判。日本方面要求一星期開會五次，陸征祥則以公務纏身為由，提出一星期開會一次，最終雙方妥協為一 星期開會三次，時間為每天下午4點到6點。陸征祥每次開場後便安排獻茶，以拖延時間。
顧維鈞向袁世凱和陸征祥建議，保守秘密的允諾是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做出，中國沒有義務遵守，要讓美國聽到中國的聲音。意見被採納後，顧維鈞受命向歐美泄露「二十一條」。
面對被動局勢，日本方面按下「快進鍵」，給出48小時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在5月7日前必須給出答覆。顧維鈞再次獻策，建議政府發表聲明，說明中國被 迫簽約的事實。當天顧維鈞已經發燒38.5度，他抱病口述聲明，從晚上9點半忙到第二天凌晨3點。最終，中國讓日本的計劃未能全部得逞。
中日在外交上的角斗遠遠沒有終結，一戰期間，協約國多次誘使中國參戰，並允諾中國在戰後獲得大國地位，中國在協約國勝券微操之際參戰。1918年，美國總 統威爾遜提出有利於弱小國家的14點原則，中國也躊躇滿志地迎接一戰後重新劃分世界秩序的巴黎和會，希望分得豐碩的果實，脫下積貧積弱的緊身衣。然而由於 日本參加一戰較早，做出了對英、法有利的軍事措施，早在一戰結束前，英、法等國就已通過秘密協定，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既得利益，而中美兩國對此一無所知。
1918年的巴黎冷清蕭索，包括顧維鈞在內的中國代表團提前到此準備和會，誰料遭遇當頭一棒。巴黎和會在組織方面規定，參戰國按三類標準確定出席席 位，第一類是英、法、美、意、日5個主要協約國，各自分得5個席位；第二類為在戰爭中提供過某些幫助的國家，分得3個席位；第三類為協約國普通成員，每個 國家兩個席位。由於中國宣戰較晚，國力單薄，被歸為第三類國家。
代表團總長陸征祥認為中國應該分得5個名額，並提出巴西此前已從兩個席位增長至3個席位。組織方法國外交部顯然把中國當成來得最晚卻要拿走大蛋糕的 客人。他們認為，國家在和會上的地位取決於該國為協約國做出的貢獻。巴西海軍曾經巡邏南大西洋，保護了協約國的軍火運輸，而中國並未做出太多實質性貢獻。
外憂未雪，內亂又燃，中國代表團內部關係緊張。由於當時南北分裂，陸征祥希望南北雙方一致對外出席和會，因此勸說王正廷作為南方政府代表來到巴黎。在團內 代表名次上，陸征祥指令王正廷為第二代表，顧維鈞為第三代表，施肇基為第四代表，魏宸組為第五代表。顧維鈞在5人中年紀最輕，故主動要求名列最末。然而對 於代表排名，北京政府別有「算盤」，陸征祥身體不佳，一旦生病，屬於南方的王正廷就將成為最高排位代表，北京政府無法容忍此局面出現，便命令顧維鈞為第二 代表。這一安排把顧維鈞架在了火爐之上，他不得不解釋，自己從未主動謀求名次。最終名次確定：施肇基為第二代表，顧維鈞為第三代表，而王正廷降為第四代 表。
1919年1月27日中午，代表團在共進午餐時突然獲悉，中國將被邀出席會議闡述自己的立場。顧維鈞了解施王兩人的心理，提議由兩人前往出席，施肇基和王 正廷均推脫不願發言，並希望他前去發言。當天會議由法國總理克里蒙梭主持，為解決中日山東問題召開。顧維鈞脫稿用半個小時做了發言，闡述中國政府收回山東 的決心。發言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向顧維鈞表示祝賀。局面似乎還在中國代表團的意料之中。
外部壓力並不能完全平息內部的紛爭。2月初，代表團召開會議，顧維鈞提前幾分鐘到場，卻發現長桌中留給陸征祥總長的位置旁又擠出一把椅子，他得知是王正廷 的私人秘書特意安排，因陸征祥代表北京政府，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地位相等，理應並排就座。陸征祥進屋後臉色不悅，而王正廷則心安理得地坐在了總長的位置 上。會議開始後，王正廷多次用肘部侵入陸征祥「領地」，陸征祥只得坐到顧維鈞旁邊。顧維鈞並未裝聾作啞，在會後挺身而出，提出座位發生變化，表達了對王正 廷的不滿。
風波發生第二天，陸征祥索性稱病離開巴黎，前往瑞士修養。在此期間，陸征祥向北京政府請求在代表團內擁有更高的權力。內部紛爭的準星很快又瞄準了顧 維鈞，《字林西報》於5月發表文章，稱顧維鈞為了和北京親日派建立友誼，已經決定和疑似親日派的曹汝霖的女兒成婚，文章還對顧維鈞進行了揶揄諷刺。顧維鈞 查清此事信源在廣州後，公開質問王正廷，王正廷尷尬地承認是自己「風聞言事」，將信息透露給輿論界。
4月22日，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里蒙梭等西方政要會見中國代表團。威爾遜表示，由於法、英、意和日本之間早有協議，所以在和會上將支持日本對山東的訴求。威爾遜稱自己只能提出折衷辦法，即日本將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利，但將租借地歸還給中國。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會晤，前排左起：王雲五、顧維鈞、邱吉爾、王世傑、胡霖
一盆冷水澆來，涼了中國人的訴求。臨近《凡爾賽條約》簽約前夕，留在巴黎的中國政客、學生代表每天都前往代表團駐地，要求代表團保證不予簽字。此時 亦有謠傳稱北京政府已經同意簽字。在陸征祥住院期間，一些激動的國人甚至在醫院外將代表團秘書長包圍起來，揚言痛打，還有人威脅殺死代表團成員。
6月28日，條約簽訂當天，中國代表團已經處在四面懸崖的外交「孤島」上。陸征祥請示北京政府，希望總統和總理下達不予簽字的命令，但當局電稱是否 簽字由陸征祥全權決定。代表團最終決定拒絕簽字。顧維鈞清楚地記得，從醫院請示陸征祥得到不簽字命令後，他獨自駕車返回駐地，很短的路途竟然耗時20分 鐘。對他而言，那是痛苦的一天的開始，當天的簽署現場，中國代表的兩個座位空空蕩蕩。
此後，從華盛頓和會到1930年代初接待國聯東北調查團，從1930年代後期為抗戰在西方各國奔走，到抗戰勝利，顧維鈞一直在外交舞台與日本人角力。
堅守和平修約方針
當國人被巴黎和會寒徹心扉之際，北方的俄國卻意外飄來了一股暖流。1919年至1920年，蘇俄方面兩次主動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政府從中國攫取的領土。「暖風熏得國人醉」，蘇俄的身影在國人心中高大起來。
1920年，蘇俄代表越飛與顧維鈞展開會談，越飛希望兩國建交，締結新條約，並建議顧維鈞改變外交思路，單方面宣布廢除與其他西方國家締結的條約。 顧維鈞認為對於不平等條約不能採取單方面的行動，中國將通過正常的途徑進行談判，實現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越飛對此言論大失所望，隨即前往南方。
1923年，蘇俄大使加拉罕來到中國會見顧維鈞，絕口不提1919年發布的友好宣言，表示因邊界條約不在舊約之中，遠東領土不能歸還。加拉罕還指責 中國政府未對蘇俄1919年的宣言積極回應，而實際上，蘇俄在那一年陷入內戰之中，尚未站穩腳跟，宣言沒有任何契約性質。此外，當時東北的中東路被白俄控 制，遠東地區則被日本侵入，直至1925年日本才完全從庫頁島撤軍。蘇俄美好的宣言不過是戰略性空頭支票。
加拉罕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繼承沙俄在外蒙和中東路的利益。顧維鈞發現，協議雖然廢除沙俄同中國簽署的一切條約，但不涉及蘇俄同外蒙簽署的條 約，而那些年蘇俄在外蒙小動作不斷。他要求蘇聯先履行宣言才能建交，蘇俄不肯無條件放棄舊約內容，堅持必須談判新約以取代舊約。談判陷入僵局。
在談判期間，有一天顧維鈞參加午宴返家，發現書房中放置著一個圓柱體，上面貼著「敬贈中國外交總長」字樣的紙條，另有字樣標註該物為秦朝白金古印。 顧維鈞發覺該物附有玻璃管，認定其非吉物，便告誡管家小心搬運，將其輕輕扔進湖中。管家將物體帶出後不久，爆炸聲傳來，管家和一名僕人已經倒在血泊當中。
目擊的女傭人稱，管家將物體拿到人工湖附近後，便招呼大家過來圍觀，並稱此物價值不菲，決定用刀子撬開，查明裡面是否有秦朝的金印，隨後發生爆炸。 秘書告訴顧維鈞，前一天晚上，兩名年輕人將炸彈做成包裹送到府上，並稱這是價值連城的古董。警方查明，如果炸彈繼續放在桌子上，20分鐘後就將爆炸。
兩名北大學生被抓，他們承認在他人唆使下訂購、製作這顆炸彈，但拒絕交代幕後黑手。顧維鈞懷疑此事和中俄談判有關，但本著不願意擴大影響的目的，勸 說警官釋放了兩名學生。1924年5月，中俄終於奠定外交關係，雙方達成妥協，先議定解決懸案大綱，原則上蘇俄放棄特權，建交後再開始正式談判。
中俄建交前後，蘇俄已經與國民黨展開合作，孫中山全面改組國民黨，打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旗幟。改組後的國民黨主張採取「革命外交」，即無條件地廢除不平等條約，並訴諸宣傳和輿論，傾向運用群眾的直接暴力影響外交。
顧維鈞與國民黨之間的外交路線發生了分歧，他主張修約，即依賴西方國際關係準則，採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調整條約關係。他清晰記得在美求學期間，一名外 交學教授告訴他，外交事務不能接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理念，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外交上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能獲得六成以上的利益就是大勝。顧 維鈞認為「革命外交」總以百分百的成功為目標，那只能把談判搞砸。
但他的修約主張被淹沒在反帝愛國的浪潮中，國人反感強權，對和平外交失去信心。在那個民族情緒高漲的年代，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加速外交活動，證明自己的價 值。1926年，在顧維鈞的主導下，《中比條約》簽署，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比利時）公開、正式的反對下，單方面宣布徹底廢除舊的不平等 條約。這本是一場外交勝利，然而南方認為顧維鈞在這次交涉中態度曖昧，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直系軍閥的雇仆。此後，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外交」行動在國 民黨北伐時期展開。
弔詭的是，1928年國民黨從在野變為執政後，「革命外交」理念逐漸褪色，並走上了一條溫和「革命外交」道路，其實質與顧維鈞的修約理念並無太大出入。1930年，顧維鈞被聘用為外交人員，國民政府的外交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此前的修約路徑。
拍遍欄杆無人理
顧維鈞年少初出茅廬，就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多次重大外交事件，他運用嫻熟的外交知識和技巧，為屬於弱國的中國爭取或挽回了利益，但弱國身份始終是他頭上的 緊箍咒。1946年7月，他成為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求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國民政府。與此同時，由於對蔣介石政府不滿，美國宣布中止 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軍事援助。8月，美國拒絕為國民黨急需的子彈發放出口執照，甚至中止原本已撥付國民政府的剩餘物資供給。
1945年4月，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了著名的歐洲中心主義演說，要求國會批准對希臘和土耳其共4億美金的經濟援助並派遣軍事人員，以抵禦蘇聯南 下。該項主張令顧維鈞拍案叫好。此前他一直認為美國的政策缺乏通盤考慮，僅僅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行為，支持土耳其和希臘表明美國政策的重大轉 變，顧維鈞認為這種援助同樣適用於中國。
希望拋了出去，耳邊卻只傳來一聲悶響。兩個月後，美國撤銷了對國民政府的禁運令，但禁運並未隨之消除。6月，馬歇爾發表了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國 民政府被拋之腦後。援助需要國會同意，美國已經開啟了援助希臘、土耳其和西歐的計劃，必然要在其他地區收斂財政支出，顧維鈞過於樂觀的判斷落空。
7月，他告訴美國要員魏德邁，國民黨局勢不利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彈藥，尤其是在東北作戰的受過美式訓練、擁有美式裝備的部隊，大多數只能用美國子彈， 但庫存量已經越來越少。1948年6月，美國終於決定給予國民政府援助資金，但從5.7億縮減為2.75億，且只能用於經濟。由於國民黨節節敗退，很多經 濟援助項目根本來不及實施，而1.25億用來購置軍火的特別款項，有超過三成直到1949年4月也未交付。
望眼欲穿、欄杆拍遍卻換來無人理會的窘境。1948年底，美國大選又給予顧維鈞些許希望，這並不是一次「任他東南西北風」的選舉。二戰後，美國共和 黨始終親近國民政府，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曾在競選演說中，把援華和中美友誼列為一項主題，贊成軍事和經濟雙管齊下支持國民黨。杜威還強烈批評杜魯門停止 一切對國民政府援助的做法。
大選前夜，顧維鈞獲悉，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總統職位是杜威的囊中之物，他還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但也跟他的黑人司機說，杜威會以微弱多數勝出。
11月3日為美國大選的結果畫上了一個大大的驚嘆號，杜魯門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逆轉杜威，蟬聯美國總統。顧維鈞清晰地記得當天股票價格慘跌，在他給 外交部發出的電文中稱，「這一切似乎都出乎美國公眾的意料」，一位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要選舉後對顧維鈞說，援華問題已經陷入到無能為力的境界。國民黨本把 希望綁在了杜威身上，然而這盞國民黨眼中的暗夜孤燈，也轉瞬熄滅，顧維鈞的外交使命並未達成。
輾轉中屢受重用
美援遲遲不到，國民政府已經土崩瓦解。1948年12月，內戰勝負的迷霧已經散去，中共公布了第一批國民黨戰犯名單，顧維鈞名列第22位，甚至排在 宋美齡之前。但中共對於顧維鈞還是多有敬意，1971年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中國代表團來到紐約後，受毛澤東委託，特意向寓居紐約的顧維鈞致以問候並敬 獻禮品，邀請他適當時候訪問北京。顧維鈞在紐約病逝時，鄧穎超也委託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轉達了對他的哀悼。
這不是顧維鈞第一次被通緝但又被通緝方表達敬意。1928年，國民黨北伐勝利，曾經通緝過他，兩年後，他又被國民政府聘用為外交人員。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北洋政壇，他也一直充當要職。
顧維鈞何以能成為「不倒翁」？這取決於他是一名標準的技術官員，他曾表示自己從不參與各派系的傾軋，不捲入政治鬥爭，也沒有軍事和政治組織力量。外交的專業技術性和他本人的超脫，讓多數政治派系都對他青睞有加。
1912年始，顧維鈞作為留學美國的高材生，從成為袁世凱的秘書開始，一步一步確立了自己在國民黨政府之前的民國政壇的地位，甚至還在1920年代 成為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目睹了民初代議制國會的瓦解。正因為他是一位不捲入政治鬥爭的技術官員，他對於民國的政治走向，有著「不在此山中」的客觀見解。
1916年，袁世凱帝制失敗隨即離世，此時中央政府囊中羞澀，急需財政支持。顧維鈞和美國銀行談判，以菸酒業稅收作為擔保籌得了一部分貸款。他自認為辦妥 了一件利國利民之事，這筆貸款沒有任何政治動機，僅僅是為了幫助新政府渡過難關。但此舉觸發了國內不滿的聲音，遭到了國會內部反對派議員的強烈反對，岳父 唐紹儀打來電話表達了對他的不滿，並要求他設法取消這筆貸款。反對派認為，這筆貸款將加強北京政府執政派的收入，會對反對派不利。
1917年，美國加入協約國行列，參加一戰，顧維鈞認為中國應當和美國站在一起，提出中國加入協約國參加一戰，因為協約國已勝券在握。然而他又一次沒有料到，參戰與否引發了軒然大波。
當時主戰派為段祺瑞一方，國會中的國民黨系及南方派別議員則強烈反對。顧維鈞後來頓悟，南方反對參戰，並非是因為反對中國站在美國一邊，而是擔心中 國參戰會使得北方取得美國、甚至整個協約國集團的各種援助，以增強實力。顧維鈞為了中國整體的利益提出的參戰建議，在兩個對立黨派之間，變成了爭奪最高權 力的賭注。他不得不感慨，「幾十年來，將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混為一談，一直是中國的災難。」
顧維鈞還指出，民初國會中的各個政黨組織根本沒有效率，有些政黨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有些人加入黨派就是為了反對其他黨派，國會議員們把人民賦 予他們的憲法特權當成了政治武器，從而導致總統、內閣、國會，甚至國會內部摩擦不斷。代議制國會體制本是作為拯救國家的「速效救心丸」被引入民國，然而政 治參與擴大後帶來的激烈政治競爭，使任何國家政策都變成了黨同伐異的工具。
1948年，顧維鈞在觀察了美國總統大選後，摘錄下這樣一段話：「美國政治的成功秘訣是普遍接受並執行這樣一項原則，即不得使用武力把任何一個階級 的特殊利益強加於其他階級，各種利益集團都遵守和解、互讓和容忍精神。所以每一個特定的集團派別在立法上都可以設法否決議案，但這只能用於挫敗其他派別聯 合，絕不能用於謀取私利損及所有其他派別。」
美國思維薰陶的中國人
內戰結束後，顧維鈞在美國任職至1956年，又前往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擔任職務，直到1967年，開始定居美國。他在國內居住最長的歲月，竟是人生中的前16年。
顧維鈞於1888年1月出生在上海，由於家庭拮据，出生前母親曾把茶水當作流產偏方。出生後，父親的事業走上正軌，家裡逐漸寬裕，他也在教會學校受 到了新式教育。1904年， 16歲的他離開中國赴美留學，後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和外交學，並在美國接受了連續的學士、碩士、博士教育，論文題目為《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 求》。數年的在美求學生涯，使美國的思想基因深深嵌入到他的頭腦中。
1912年，顧維鈞接受北洋政府邀請回國任職，在北京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環境。那時的北京處於新舊交替之間，參加宴會讓他頗為頭疼。有時準點趕到， 但宴會主人四五十分鐘之後才前來，其他客人甚至來得更晚。國內的宴會時間按照時辰來定，而每個時辰包含兩個小時，這就導致準確的宴會時間成疑。但如果宴會 中有西方客人，宴會一般能夠準時開始。
顧維鈞所在的外交部充斥舊習，每當總長前來，僕役就從大門口直到各司高聲通報「總長到」，每天不知疲倦地叫喊無數次。這種習慣直到陸征祥擔任總長才改成電鈴通知。
過渡時代的社會特徵讓他感到新奇，但一些陋習只能讓美式思維的他心寒。在1912年回國擔任秘書一年後，他被提升為外交部參事。外交部的領導們開會，他也 時常被邀請，經常發表與司長們不同的意見，意見被採用後就要負責起草文書。因此，本來職務清閒的他卻一直在忙碌。參事室的同事驚訝於他的工作態度，一位在 官場混跡二十多年的同事告訴他，這樣做很危險。這位同事說，他有做官一帆風順的秘訣，看在顧維鈞是好友的份上透露給他。秘訣就是在北京官場，多做事，多犯 錯誤，少做事，少犯錯誤，不做事，不犯錯誤。顧維鈞聽罷大吃一驚，他告訴那位同事，在美國的8年，他所受到的教育教導他，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期間，顧維鈞攜帶物品進入崇文門等待交稅，稅官要求支付百分之三的稅額加上百分之一的特別稅，顧維鈞追問何為特別稅，稅官表示 這是常規，並稱找不到規章。後來稅官上級趕到，了解顧維鈞的身份後，告訴他可以隨意支付稅款。顧維鈞則表示自己可以多付特別稅，但必須告知按照何種標準。
外交部的同事囑咐顧維鈞毋須費神計較，外交部人員攜帶物品進城從不交稅。顧維鈞很快感到中國的官員們總想撈些外快，而他記得擔任過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曾說，要像做生意那樣主持政府，每一分錢都應當計較。
出任北洋政府總理後，一名開設銀行的遠親特地從上海前來，希望獲得發行全國通行貨幣的特權，顧維鈞表示總理府並不負責此事，且這種特權由於弊端重 重，已經被廢除。這位親戚表示正因為該項特權已經無法取得，所以才來求情。他還義正詞嚴地「教育」顧維鈞，「你是歸國留學生，你不完全熟悉中國人的生活和 辦事方式，你又怎能管理好政府。」
國民政府亦有讓他感到離奇之事。1942年，他因事回國，並就香港問題與英國談判。蔣介石召集會議表達了他的看法，幾位國民黨元老隨聲附和，顧維鈞則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蔣介石面色當即「多雲轉陰」，並宣布散會。顧維鈞走出會議室後，孫科等人一個個拍著顧維鈞的肩膀說他的看法很好。他們還告訴他，唯唯諾諾皆 因蔣介石不喜歡會上被人反駁。顧維鈞察覺到，在中國任何公開集會都不能容忍批評和反對意見，中國人根本就不習慣承認言論自由是基本原則。
儘管他與當時國人的思維差別很大，儘管他一生近一半的歲月住在美國，但在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始終不曾忘卻自己的祖國是中國。作為身處世界洪流中的 弱國，外交是中國國運的「初稿」，顧維鈞用半生竭盡所能，奉上了優秀的「稿件」。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辭世於紐約，高壽97歲，一代外交風雲人 物，就此平靜謝幕。
（參考文獻：《顧維鈞回憶錄》（1-13卷）；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王棟，《中國的 不平等條約：國恥與民族歷史敘述》；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本文還參考了鄧野、岳謙厚等學者的論文）
https://kknews.cc/history/p8ey4j.html他曾是袁世凱英文秘書，巴黎和會舌戰群儒
Posted on 2016-05-20 in 歷史
熟悉顧維鈞，最初應是從電影《我的1919》開始。代表中國參加巴黎和會，風華正茂、雄辯宏才的法學博士，在「弱國無外交」的現實中絕望無言。此後的他，活躍於國際法舞台，參與起草《聯合國憲章》。用學者溫源寧的話說：
「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
退出外交舞台後，他重拾法學舊業，於1957年成為國際法院第一位華人大法官。顧維鈞有如那個時代法律人的縮影，於救亡時激烈而決絕，逐漸走向建設法制的沉穩而睿智。外交官與大法官，任一職業做好都不容易，然而顧維鈞卻在這兩個行業均做到翹楚，堪稱一絕。
剪辮子，母親大哭起來
顧維鈞於1888 年1 月29 日在上海出生。自幼上私塾到十歲時，跟隨姐夫到一所教會學校上學。在教會學校，他開始學英文、算術和地理。後升學至聖約翰書院。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記得當時校內外到處談論改革，即實行憲政和社會改革……我有兩個同學，決定赴美留學，約我同往……我立即表示同意，母親則強烈反對。我盡力向她 說明那是該做的事，她始終沒被說服，但我還是著手準備……我剪了辮子，用絲帶把辮子紮好，帶回家裡交給母親。她一見到就大吃一驚，並哭了起來。」
16歲的顧維鈞就這樣離開了故土，赴美求學。他在庫克學院裡學習一年後，考取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和國際外交。他回憶自己最初的法學教育，這樣說：
「後來，我又選修法學院一些教授開設的課程，如著名的克爾奇威、庫欣和講羅馬法的史密斯教授。我有機會在這些名師的教導下讀書，確實是三生有幸。」
從此，他產生了對於法律的興趣。從1909 年初開始，他開始轉入法學院註冊入學。但是同時他亦修學著政治系的研究生課程。在法學院學習的兩年內，他修學了幾乎所有法律課程，並開始了自己的博士學習 階段。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 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可以說，這篇論文成為了他未來在巴黎和會舌戰群儒的最好準備。
曾經是袁世凱的英文秘書
1912 年4 月，顧維鈞應邀回國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一職。幾個月後，他與時任總理的唐紹儀之女唐梅訂婚，並赴外交部任外交總長陸微祥的秘書。一年後他升任外交部參事。他解釋道：
「參事的工作是研究有待批准公布的法令。四個參事要負責對這些法令從法律的觀點加以審查，並在草稿上簽字，然後呈次長和總長審批。」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很快藉口對德宣戰入侵山東半島。緊急會議上，袁世凱召集顧維鈞、伍朝樞和金邦平等三位留洋國際法學家，聽取他們的意見。
「先叫我發言，我毫不猶豫地說，日軍在龍口登陸是公然違犯國際法的行動……接著叫伍朝樞發言，說願意聽聽研究國際法的留英學生的意見。伍是以前著名 中國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的兒子。他簡捷地說他的觀點完全與我相同……袁世凱深深嘆了口氣說，他很明白根據國際法，法學家們認為我國應該怎樣做的意見，然而 我國毫無準備，怎能盡到中立國的義務呢？這話顯然是對我和伍朝樞說的。」
巴黎和會一聲嘆息：弱國無外交
一轉眼，到了1918 年夏。凡爾登戰役之後，德國迅速垮台。當時出使華盛頓的顧維鈞接到電報，通知他作為中國代表赴巴黎參加和會。他的才華在和會上再度令世人驚羨。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這樣寫道：
「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然而，此後的故事眾所周知，一語「弱國無外交」即可涵蓋：列強將本應歸還中國的權利奉送給日本——任憑顧維鈞等人費盡口舌。
顧維鈞在回憶中寫道：
「我已清楚，中國無路可走，只有斷然拒簽……我於是去聖· 克盧德向陸總長匯報。那是大清晨，彼時情景我記憶猶新。我自己驅車駛離醫院。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 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 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此時，顧維鈞還沒有想到，這個消息在國內已帶來怎樣的震動。一個時代正在開啟，這既脫離了法律人的見識，也是作為外交家的他，無法預見的。時代洪流緩急不定，唯有嘆息仿佛今日仍在耳邊。
https://kknews.cc/history/yvrpb.html他第一次對列強吼出了「不」！去世後受到海峽兩岸一致高度評價！
Posted on 2016-06-08 in 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作為協約國成員，應為戰勝國。中國代表團抱著廢除德國在華特權，收回山東主權的希望來到巴黎參加和會。
圖為中國代表團合影
顧維鈞在「十人會」上脫稿激情的談了半個多小時，他指出日本侵略山東不僅違反公道與國際公約，且必將危害他日遠東及世界和平，有違巴黎和會的本意，必將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等。顧維鈞的講話行雲流水，情切意深，受到了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讚賞。但是，弱國無外交，英美等列強為了自身權益，將德國原本在山東的一切特權轉交給了日本。
圖為顧維鈞在巴黎和會講話
中國代表團在沒有接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下，顧維鈞為了民族的利益，果斷決定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拒絕出席巴黎和會的閉幕典禮，第一次對列強吼出了「不」，吼出了憋在中國人心中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心聲！
圖為巴黎和會會場情景
北洋政府時期，官員輪替猶如走馬燈，獨有顧維鈞巋然不動。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他以他獨有的才幹和不附黨派的獨立人格贏得了各方的敬重，他也得以為國家利益而盡綿薄之力！1920年11月，顧維鈞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了國聯第一次代表大會。1921年10月出席華盛頓會議，簽署了《九國公約》，為解決山東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
圖為顧維鈞在國聯公約上簽字
在國民政府時期，顧維鈞仍受重用，先後任駐英、美等國大使。1956～1966年任海牙常設仲裁法庭大法官。［结果现在中共宣称这个法庭是非法的。:) ］他為外交事業奉獻了一生，晚年為祖國統一而奔走！
圖為顧維鈞與其夫人
1985年，顧維鈞仙逝於紐約寓所之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駐紐約總領事紀立德等親自前往弔唁，中國駐美國大使韓敘及前駐美大使章文晉等也發來唁電。台灣方面的輿論對顧維鈞的一生事業也大加讚賞，極盡華美之辭，海峽兩岸對他的評價的一致性在我國現代史上實屬少見！
https://kknews.cc/history/p8mmbp.html
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有可能羨慕「強硬外交」嗎？
Posted on 2016-06-18 in 歷史
在外交舞台上，是像「晏子那般機智的話語更能維護本國利益」好呢，還是留下「盤點中國外交的N大強硬時刻」好？近年來，輿論對此眾說紛紜，態度趨於兩極。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國時期的外交奇才顧維鈞時常被拉出來說事。看得多了，不禁在想，以智慧和策略著稱，1919年的巴黎和會留下「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雄辯，成功維護國家利益的顧維鈞，對「強硬外交」會保持什麼態度呢？
溯源一下，實際上，「晏子使楚」的故事中，機智的話語背後包含著諸多無奈。彼時晉楚是超級大國，楚王有足夠的實力去羞辱齊國使者晏嬰，若不是齊國日 益強大，逐漸成為一支不可輕忽的新型勢力，晏嬰是否敢反唇相譏值得懷疑。面對楚王的羞辱，晏嬰只能以抖機靈的方式化解，不得不說這是弱國的無奈選擇，而顧 維鈞深知這種無奈。
一介書生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卻不料竟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並進入權力中樞。
在那個國力虛弱的年代，外交事務始終是北洋政府的頭等大事，可是外交官們可以憑依的卻太少，除了掛在天上「民主理想」、「三民主義」，什麼都沒有。
就如在巴黎和會，中國雖然是以戰勝國身份參與，但畢竟在一戰中因內部政爭僅以幾十萬勞工間接協助參戰，而未能盡到參戰國的應盡義務。顧維鈞在和日本 代表的辯論中，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此番發言雖震撼歐美代表，還是並沒有任何用，青島照樣割給了日本， 外交官們只能用最無力的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來抗爭命運。從此，「弱國無外交」成為一代人的痛楚。
在這樣的情況下，外交官們只能延續清末以來的「以夷制夷」，顧維鈞以及其後的民國政府一直忠實的踐行「聯美制日」——雖然中國無法直接給他國帶來利 益，但是協助中國，可以制約其他國家發展給貴國帶來的威脅。但當時的中國仍然弱的任人魚肉，顧維鈞等外交官盡了最大的努力，也不過是在談判桌上溫和地「修 約」而萬不可「廢約」。［后面几句谎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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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1919，巴黎和會上，他以出色的外交手腕粉粹小日本陰謀
Posted on 2016-05-25 in 歷史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巴黎和會。中國雖是戰勝國，但歷來弱國無外交， 日本更是不把中國放在眼裡，正當利益被與會各國無視。和會開幕後，中國的提案一直泛泛而談，無關痛癢，對於核心利益——山東問題始終不敢觸動。直到日本代 表牧野向中國代表團突然發難，山東問題才被被迫提上議程。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國代表團毫無準備，只能倉促應戰，最後決定由顧維鈞出席答辯會。日本 視山東為自己的禁臠，要想從他們手裡拿回來，難度可想而知。
答辯會一開始，顧維鈞說：「請允許我在正式發言之前，給大家看一樣東西。」
只見他從懷裡掏出一塊金表，牧野看到後不禁大驚失色，說道：「我的，那是我的懷表……」
顧維鈞沉著講到：「在進入會場之前，牧野先生為了爭奪山東的特權，特意討好我，把這塊金表送給了我。」
牧野提高嗓門：「我抗議，這是盜竊，中國代表偷了我的懷表，這是公開的盜竊！無恥！極端的無恥！」
顧維鈞義正言辭，他說：「看來牧野憤怒了，他真的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麼我倒想問問牧野，你們日本，在全世介面前偷了我們整個山東 省，山東省的三千六百萬人民該不該憤怒！四萬萬中國人該不該憤怒！我想請問日本的這個行為算不算是盜竊，是不是無恥啊，是不是極端的無恥！」
牧野聽了，滿臉通紅，啞口無言，他慌忙的搬出了《二十一條》，無恥地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
顧維鈞聽了，不慌不忙的起身問道：「西方出了個聖人叫耶穌，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叫孔子，連日本人都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牧野說：「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話音剛落，牧野一臉尷尬，無比難堪，全場觀眾也為之震撼，答辯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遠遠伸出手來，稱讚他是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面對日本代表團咄咄逼人的氣勢，顧維鈞避其鋒芒，避開正題，先用一塊懷表巧妙轉移牧野的思路，將他的思維誘導至事先設定好的推理中，此時，牧野已經 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既然懷表是盜竊的，是無恥的行為，那麼山東半島同樣是偷來的，是極端的無恥行徑，這一類比理論自然讓他無可辯駁。
參會的有強大的西方國家和中日兩個文脈相成亞洲國家，顧維鈞又巧妙的將西方人信仰的耶穌和東方人信仰的孔子聯繫到一起，同樣引誘牧野先承認孔子的地位，又 拿耶穌在西方的地位做比較，引導在座的英、美、法等國家領導人的思路，說明山東之於中國就像耶路撒冷之於西方，這句話既能先牧野無言以對，也能博得西方國 家的理解和支持，這個比喻莊嚴有力，無懈可擊。由此可見，因勢誘導，類比推理，讓對方承認自己的觀點，使其自相矛盾，才是最好的辯駁。
https://kknews.cc/history/393y3a.html這位偉大的外交家，名叫顧維鈞
Posted on 2016-06-17 in 歷史
這位偉大的外交家，名叫顧維鈞，江蘇嘉定縣（今上海嘉定區）人。
顧維鈞生於1888年，比周恩來正好大10歲，還是江蘇老鄉。顧維鈞在民國外交上的地位，看看他擔任過的這幾個職務就知道了：駐英大使、駐法大使、駐美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
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有兩件事值得大書特書。第一件，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
在近代史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怎麼說都不為過，堪稱近代革命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而五四運動興起的導火線，就是巴黎和會。
在以往的媒體宣傳中，巴黎和會一直都被認為是舊中國外交的失敗，連五四運動的口號都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當然，從結果來看，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確實是失敗的，但在具體的外交手段上，顧維鈞等人的表現其實是很值得稱道的。
當時，中國的代表團共有5人，分別為：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其中，陸征祥與顧維鈞的作用最大。
在爭論是否要將山東割讓給日本時，顧維鈞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論述——
「西方出了一位聖人，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 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 樣。」
這段論述，贏得了大會上絕大多數人的贊同。但可惜的是，自古弱國無外交，在日本代表的威逼利誘下，西方各國出於自身的考慮，雖然很同情中國，但最終還是傾向了日本。
結果宣布後，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氣得病發，住進了醫院，其餘幾位代表也無奈回國，只剩下顧維鈞一個人仍然在做最後的努力。
但國際外交就是這麼現實，在強大的日本面前，中國人絲毫沒有話語權，顧維鈞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做出了一個決絕的選擇——拒絕簽字。
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 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 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顧維鈞的第二件大事，是聯合國的席位問題。
二戰後期，中、美、英、蘇四國提出成立戰後國際組織——聯合國，中國作為四大發起人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同盟國之一，理應得到一個常任理事國的位子，但國際強權再一次戲弄了中國人，拒絕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
（圖：顧維鈞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那段時間，可能是顧維鈞一生中最難熬的日子，不光是工作上的複雜，更在心理上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但顧維鈞最終還是挺了過來，成功地讓中國成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至於其中的甘苦，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今天中國仍然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應該感謝這位偉大的外交家。
曾有一位英國記者這樣評價顧維鈞：「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另外，除了顧維鈞本人，他的妻子、兒子、女兒、女婿、侄子也都是優秀的外交家，都在聯合國擔任過要職，可謂一門英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侄子顧應昌，曾為了對日索賠，不惜跟美國人拍起了桌子。
顧應昌是顧維鈞的哥哥家的孩子，獲得過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45年抗戰結束時，正好從哈佛畢業，準備回國，卻不料被一個人「強行」留下了。
（圖：左一為顧應昌）
這個人，是中國對日索賠的負責人王守競，當時正在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無意中發現這個叫顧應昌的留學生是哈佛的經濟學博士，就立刻把他找來，想讓他參與到對日索賠的工作中來，因為這個工作太需要顧應昌這樣的人才了。
當時，顧應昌已經答應了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張福運的邀請，要回國加入財政部，但王守競沒有放棄，說現在對日索賠是大事，財政部那邊自己會去協調，把顧應昌強行留了下來。
在各國索賠的比例上，中國方面希望的比例是40%，但其他國家不同意，美國提出的建議是中國25%。談了幾次談不攏，顧應昌便跟另外一個同事，跑去找美國代表團負責人巴涅特，要求提高中國的比例。
巴涅特當然不會輕易屈服，就說你們先回去吧，我會跟你們外交部溝通。沒想到顧應昌火了，猛地一拍桌子，叫道：「你今天要是不給我們一個具體的承諾，我們今天就不回去了！」
巴涅特一看這架勢，也不敢再怠慢了，經過各方協調，最終將中國的索賠比例提高到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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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knews.cc/history/6nmmrq.html民國遺珍 — 外交奇才顧維鈞
Posted on 2016-05-04 in 歷史
1912 年6月初，位於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道的利順德大飯店住進了一位儀表堂堂、風度翩翩的美男子。他穿著得體、行為儒雅、言談幽默。那時誰也想不到在六年之後， 正是這位青年，在巴黎和會上，勇敢地站出來為中國山東主權問題據理力爭，以「中國人不能放棄山東，就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棄耶路撒冷一樣」的懇切言語打動了 西方代表的鐵石心腸，並堅決拒絕在有損中國主權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最終迫使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就山東問題作出了有利於中國的決議。在無數次中華民族 面臨外敵凌辱的非常時刻，這個人總是會挺身而出，在國際社會為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而奔走呼號。他就是曾經做過民國兩屆政府的外交總長，被國共兩黨公認 為「一代外交奇才」的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生於江蘇嘉定，字少川，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05年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國際法博士學位。1912年回國，先後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外交部參事。1915年任駐美、日等國公使，後調任駐美大使。1918年11月，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力爭山東主權，拒簽 對德和約。1922年起，歷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並兩度代理內閣總理。1931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1932年任東北收復失地委員會 委員長，代表中國政府參加國聯李頓調查團，向調查團提供有關日本侵華之罪證，同年出任駐法國公使，並任中國政府出席國聯大會代表。1934年任海牙常設仲 裁法庭仲裁員。1935年任中國政府出席國聯大會的首席代表。1945年任中國駐聯合國籌備委員會首席代表，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1946－1949年任駐美國大使兼駐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團長。1957年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1972年，出席聯大的章含之受毛澤東之託邀請其訪問中國大陸；1985年病逝於美國紐約，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往弔唁；顧維鈞口述的600餘萬字的人物回憶錄，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 料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著名演員陳道明扮演的顧維鈞 對顧維鈞來說，天津是他生命中無法忘懷的城市。這裡不僅有他青蔥歲月的壯志雄心和初戀的美好回憶，也成為他和家人幾度身處險境時的避風港，他的寓所就建在 現天津市和平區河北路267號。1912年6月初到津門的顧維鈞是為了追隨自己的忘年交——晚清著名外交家唐紹儀而來，唐紹儀時任北洋政府的第一屆國務總 理，二人早在1908年唐紹儀使美之時就已相識，唐紹儀非常賞識這位有志向、有見解的帥氣小伙，所以顧維鈞回國後，經唐紹儀引薦，顧維鈞做起了總統袁世凱 的秘書，同時兼理總理府秘書之職。1912年5月底因袁世凱頻頻越權亂政，唐紹儀憤然辭去國務總理一職並離京回到天津家中。以官場慣例，顧維鈞作為國務秘 書一起辭職，並乾脆辭去總統府秘書。在人生茫然路口，坐上前往天津的列車，追隨知交伯樂唐紹儀，求指迷津。唐紹儀不僅熱情招待了顧維鈞，並與他數度懇談， 推心置腹。如顧維鈞本人所言，唐紹儀的忠告幫助他「選定了未來事業的道路」。因為從此時起，他定下了以外交報效祖國的人生坐標。
唐紹儀照片
唐紹儀不僅是顧維鈞的知交伯樂，更成為了他的東翁泰山。顧維鈞一生中共有過四次婚姻。初次婚姻為父母包辦逼迫且並無夫妻之實，後很快協議離婚。所以，在顧 維鈞心裡，他真正意義的愛情生活開始於第二次婚姻。二人在北京已有相識，顧維鈞來津後又時有往來，漸生吸引，加之唐紹儀有意撮合，二人終於1913年在上 海正式舉行了婚禮。這裡還有件巧合之事，那便是顧維鈞字少川，他的東翁唐紹儀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也曾傳為民國一段佳話。婚後兩人感情篤深，1915年 顧維鈞出任美國公使期間，唐寶玥在華盛頓生下長子顧德昌，1918年又生下愛女顧菊珍。但同年美國境內大規模暴發西班牙流感，唐寶玥不幸染病身故，對顧維 鈞而言猶如晴天霹靂，他甚至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辭呈，但因巴黎和會召開在即，遭到拒絕。
顧維鈞與夫人唐寶玥
有人曾經問顧維鈞，在他一生中哪一件事情做得最突出、最滿意，顧維鈞回答：「巴黎和會。」
顧維鈞忍著極大的悲痛，最終選擇了國事為重，在啟程前往巴黎和會之前，他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 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 於劣勢。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然而，列強政客 們的醜惡嘴臉最終掩蓋了這義正辭嚴的發言，為了自己的利益，威爾遜之流用事實告訴中國人，在公理和正義面前他們只會選擇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 合法權益，面對如此現實，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的這一想法得到時任時任外交總長陸征祥的同意，1919年6月28日，當簽 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上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 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
1922年5月底，從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上凱旋的顧維鈞，隨即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外交總長。回國不久，顧維鈞也開始著手在天津租界建立寓所。自從袁世凱死 後，北洋軍閥內部發生了急劇的分化，不斷爆發大規模的混戰，整個社會極其動盪不安。當時北京的許多政界要員都選擇在天津租界買地蓋房，因為當時天津是中國 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有英、法、美、德、俄、日、比、意、奧9國租界，他們實行獨立於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殖民統治，在外國軍艦的保 護之下，這些「國中之國」成為失勢的避難者們的天堂。顧維鈞先是托熟人在英租界威靈頓道買了一塊地，接著從英國專程請來設計師將這所公寓設計為典型的西洋 古典式樓房，這便是我們說的天津市和平區河北路267號的顧維鈞故居。
顧維鈞天津故居
雖然在天津安了家，但因公務繁忙，顧維鈞本人並不經常回這裡居住。倒是他的家人親友經常將這裡作為落腳地。1922年7月，顧維鈞的第三位夫人，當時新加 坡糖王的女兒黃蕙蘭從新加坡回國與丈夫團聚途中，第一次在這裡居住。之後，黃蕙蘭曾經一度將這所宅子借給她的姐姐。後來，顧維鈞為家人安全方面的考慮曾經 讓黃蕙蘭和兒女長期居住在天津的家中。顧維鈞只回過一次天津的家，那是1924年的北京政變時期，在這一非常時刻，天津再次充當了他生命中的「避風港」。 可是，為了長久的安全，這次回家他只逗留了幾天便匆匆離開了，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就再也沒有回來過。晚年的顧維鈞在72歲之時與小他20歲的嚴幼韻女士結 合，嚴幼韻的祖父嚴信厚是李鴻章的幕僚，後來成為東南部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嚴幼韻亦是上海名媛，前夫是同為外交官的楊光泩（後遭日軍殺害）。顧維鈞和嚴幼 韻是一段沒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純愛之旅，嚴幼韻讓顧維鈞擁有了一個被家人圍繞的溫馨晚年。
顧維鈞與第三任夫人黃蕙蘭同宋美齡合影
顧維鈞與第四任夫人嚴幼韻
晚年的顧維鈞每念及天津故居便感慨萬分,1980年和1984年，90高齡的顧維鈞因身體不適，兩次委託他和唐寶玥的親生女兒顧菊珍重遊天津故居。可以想見，當滿臉滄桑的老人看到女兒從天津帶回故居的照片時，臉上露出的笑容里會承載著多少含義。
顧維鈞信札
顧維鈞和胡適之的題辭
民國范 │ 顧維鈞：陳道明演的那位外交官
Posted on 2015-11-20 in 歷史
文│何玉新
河北路與重慶道交口有一處門禁森嚴的院落，門口掛一塊牌子，寫著「中國國民黨天津委員會」幾個大字，另一塊長方形石頭牌子又標明了它曾經的身份：顧維鈞故居。
顧維鈞是民國時代的風雲人物。在不同版本的民國美男排名中，他曾與汪精衛、梅蘭芳並稱「民國三大美男子」。近代史專家唐德剛先生又說過，中國百年兩 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和顧維鈞）中，顧維鈞得其半個，因其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與列強爭鋒並拒簽損壞中國利益的和約，細察全部近現代中國外交史， 中國外交人員真正出了大風頭，也只此一次。
（顧維鈞天津舊居）
顧維鈞第一次到天津，是來拜望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唐紹儀。
清末，作為清政府特使的唐紹儀訪問美國，在歸國前與中國留學生聚會，紐約中國留學生會會長顧維鈞上台致辭，給唐紹儀留下深刻印象。1912年，顧維 鈞獲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後回國，這一年顧維鈞二十四歲，唐紹儀出任民國內閣總理，他舉薦顧維鈞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同時任內閣總理秘書。凡袁世凱接見外 賓，均由顧擔任翻譯。
在唐紹儀的辦公室，顧維鈞第一次見到唐紹儀的女兒唐梅（唐寶玥）。唐梅身材嬌小，舉止落落大方，給顧維鈞留下深刻印象。在北京，政府內閣推行西化生活方式，內閣同事經常組織野餐會，唐紹儀有意安排顧維鈞和唐梅兩人一起參加。
顧維鈞的父親顧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銀行總裁。他年少時曾遵從父母之命，與上海專治傷寒症的名中醫張聾澎侄孫女張潤娥訂下婚約。美留學期間，他回家 完婚，婚後偕夫人繼續留學。但夫人潤娥不懂英語，更不習慣國外生活，夫妻之間隔閡加重，1911年，兩人簽署了離婚協議。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最初顧維鈞與 張潤娥並未離婚，唐紹儀太想把女兒嫁給顧維鈞了，於是逼張家解約退婚，張小姐離婚後出家落髮。
1912年6月，唐紹儀與袁世凱產生分歧，憤而提出辭呈，退居天津英租界的一處公寓（今馬場道平安大廈所在地）。一星期後，顧維鈞到天津登門拜訪。交談中 唐紹儀得知，顧也辭去了總統秘書的職務。本來秘書隨同總理同進同退是文官慣例，但顧維鈞身兼總統、總理兩人的秘書，沒有必要連總統府職務也辭去。顧維鈞向 他解釋：「您已離任，我也需要一些時間來考慮下一步怎麼辦，留在總統身邊，結果會怎樣，也很難講的。更重要的是，我是您一手栽培的，也希望能一直追隨 您。」
顧維鈞住在利順德飯店，幾乎每天都去唐府吃午飯或晚飯。有一天晚飯後，他對唐紹儀提出想離開天津，去上海探望父母。「說實話，我不太想繼續從政 了。」顧維鈞說。唐紹儀給這個年輕人中肯的建議：「回一趟上海也好，不過你這麼年輕，剛剛開始自己的事業，在總統府幹下去是很好的機會，我還是希望你繼續 幹下去。」
唐紹儀對顧維鈞的關照，除了嘆服他的才華，還有一層意思，他希望顧維鈞能做自己的女婿。他經常安排顧維鈞與女兒唐梅單獨相處，兩個年輕人總是下午出 門，有時去法租界勸業場逛街，有時去起士林喝杯咖啡，漸漸熟絡起來。待顧維鈞準備離津時，唐紹儀又找到他，「唐梅要去上海看望姑母，她好久沒去上海了，你 是否能順便幫我在路上照顧她？」這個提議正和顧維鈞之意，他爽快地答應了。
初夏，顧維鈞陪同唐梅從英租界碼頭登上開往上海的客船，為時兩天的浪漫海上之旅，在西太平洋的海風中，顧維鈞第一次有了戀愛的感覺，唐梅對這位帥氣的洋博士也是愛意更濃。
上海省親後回到天津，顧維鈞與唐梅訂婚，次年舉行了婚禮。此時陸徵祥出任外交總長，按照西方國家模式重組外交部，顧維鈞到外交部就任外交總長秘書，主要工作是參加外交總長或次長與各駐北京外交使團團長的會晤。
三年後，顧維鈞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公使，唐梅隨夫赴任。也許是紅顏薄命，1918年，唐梅患西班牙流感在美病逝，遺一子德昌，一女菊珍。顧維鈞感嘆：「她 的去世對我不僅是一個重大損失，也是一個可怕的打擊。」這一年，顧維鈞三十一歲。巴黎和會即將召開，心中喪妻之痛未平，但公務要緊，也只能暫放私情。中國 代表團提交大會討論最主要的議題只有一個——廢除列強戰前在華特權，特別是取消日本強迫北洋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收回日本攫取的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 益。在1919年1月28日舉行的會議上，顧維鈞即席發言，慷慨陳辭，始終掌握主動。「……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發言完畢，各 國代表紛紛讚揚致賀，顧維鈞一舉成名，這句話被《費加羅郵報》等多家重要報紙引用。這也是顧維鈞人生最輝煌的時刻。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 和約》上簽字。顧維鈞深深體會到弱國外交官的無奈和無助，多年以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 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 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 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回國後，顧維鈞到天津，在英租界推廣界盛茂道（今河北路民園體育場附近）建造了一幢三層小樓。這幢小樓建得非常考究，迎面大門有一對巴洛克式麻花 柱，紅色缸磚牆面莊重大氣，樓內縱深空間開闊，全部選用菲律賓進口的木地板和樓梯，二層和三層都有戶外平台。但顧維鈞長年在國外生活，少有閒暇回天津，別 墅建成後，主要由傭人管理和維護。
1920年，顧維鈞在巴黎遇到成為其第三任妻子的黃蕙蘭。黃蕙蘭是亞洲糖業大王黃仲涵的千金，黃仲涵去世後為女兒留下五百萬英鎊財產。黃蕙蘭倒追顧維鈞，但顧一直猶豫不決。此時顧維鈞調任駐英公使，在英國，他請占星家算命，占星家告訴他此段婚姻順應天時，顧乃娶黃蕙蘭。
黃蕙蘭會英語、法語、荷蘭語、印尼語，在巴黎時，沙俄的王公伯爵逃亡到法國首都，雖失政權，但在法國上流社會仍擁有強大勢力。黃蕙蘭喜歡和他們結交，在使 館裡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全用自己的錢。顧維鈞似乎並不愛黃蕙蘭，他對這個妻子非常忍讓，人前客客氣氣，私下不聞不問。1922年7月，黃蕙蘭從新 加坡回國與丈夫團聚的途中在天津下船，第一次住進了天津的別墅。之後，黃蕙蘭一度將這所宅子借給她的姐姐黃琮蘭。再後來，黃蕙蘭和唐梅的兒女顧菊珍長期在 此生活。
這段時期，曹錕逼黎元洪下台，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收買了一批國會議員。接著，便發生了明碼標價的賄選。1923年10月5日，曹錕當選為中華民 國第五任大總統，也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曹錕愛才，也會用人，他一直很欣賞顧維鈞，認為他能勝任外交總長這個職務。有一次，曹錕的親信陸軍總長陸 錦、交通總長吳毓麟等為駐英公使人選問題向顧維鈞施壓。雙方爭執不下，吳毓麟想請曹錕出面，誰知曹錕馬上把他教訓了一頓：「正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 生來當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這件事就要聽顧先生的！」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里記述了此事，對曹錕給予極高評價，認為曹錕雖然從未 受過學校教育，但恢弘大度，襟懷開朗，是個天才的領袖。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馮玉祥等人倒戈發動北京政變，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台，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系改歸奉系，作為外交總長的顧 維鈞當晚在北京使館區一位外國朋友家躲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乘朋友的汽車倉皇逃回天津家中。為了安全，他從傭人那裡弄了一套藍粗布衣褲換上，又穿上一 雙粗布鞋，扮成下人的模樣。在天津那些日子，由於無事可做，鬱鬱寡歡，他學會了打麻將，但心思根本不在麻將桌上，十把九輸。
顧維鈞在天津生活的時間並不多，但每次對他個人來講都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婚姻，比如天津還是他的「救命之地」。張作霖得勢時，組成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第 32屆、也是最後一屆內閣，顧維鈞官至極品，當上了內閣總理。但很快張大帥在北京站不住腳了，1928年6月3日，張作霖倉促離京，顧維鈞也跟著一起上了 開往瀋陽的火車。途經天津北站，他想回家看看，所以臨時改了主意，下了火車。次日一早，顧維鈞在天津聽到張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沒回過神 兒。
顧維鈞還為天津留下了一座地標。上世紀30年代，惠中飯店股東之一、供職於法租界工部局的周振東和總經理孟少臣籌措了五十餘萬銀元準備興建中國大戲 院。顧維鈞與周振東關係不錯，慷慨出讓名下位於法租界狄總領事路（今哈爾濱道）天增里旁的地皮三畝八分七厘，作為劇場用地。也就是說，正是顧維鈞的慷慨相 贈，才有了今日天津中國大戲院這座不可移動的保護建築。
顧維鈞和黃蕙蘭的婚姻維持了三十六年，終因兩人感情不合而結束。而他的第四任妻子嚴幼韻，仍和天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嚴幼韻1905年生於天津，在天津 讀完中學後隨家人遷返上海。她曾是復旦大學校花，初嫁於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楊光泩。楊在出任駐菲律賓總領事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馬尼拉後將楊殺 害。1945年，嚴幼韻攜三個女兒到美國，在聯合國擔任禮賓司官員。1959年，七十一歲的顧維鈞與五十一歲的嚴幼韻結婚。嚴幼韻善於理家、精於治家，在 她的精心護理下，顧維鈞的老年生活過得非常幸福，1985年無疾而終，終年九十八歲。
再說顧維鈞在天津的這幢別墅。1949年，天津市第一任市長黃敬搬進了這幢小樓。後來，國民黨革命委員天津市委員會所在地設於此樓內，直到今天。這 裡曾先後接待過前來參觀的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及台灣、香港、澳門的學者、企業界人士近百位。《大決戰》《大轉折》《弘一法師》《影后胡蝶》等影視作品也都以 此為外景地拍攝。
1972年9月，出席第27屆聯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委託前往拜見顧維鈞。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與顧維鈞同為「北洋舊故」，他向章含之詢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面對來自共和國政府的熱情邀請，他既高興又遺憾，因當時的歷史原因，他未能回國一訪。
到了1980年，顧菊珍從美國來天津，回到年幼時曾生活了十年的這所故居。在會議室，她看到牆上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大幅畫像（小樓也是孫中山研究會 所在地），笑著對陪同前來的丈夫說：「你看，這裡也有孫總理像，咱們在這兒照張相，拿回去給父親看，他一定很高興。」她把舊居的照片帶回美國，顧維鈞看到 後感慨萬千，往事又再浮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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