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好的文章。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和洋奴哲学的分析很透彻。洋奴哲学是中国和绝大多数落后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根源：不加鉴别地学欧洲最坏的东西，谁强就学谁。作者"刘波"和刘无敌名字只差一个字，但一个是知识分子立场看历史，一个是洋奴，鼓吹"三百年殖民才能民主"，一群知识奴才跟着鼓吹。
作者的结论也极为重要，和我赞同刘军宁等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观点类同。秦晖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托古改制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也是如此。没有传统基础的思想变革要么没有生命力，要么容易落入极端主义的改造思想的颠覆性乱局。那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民主制的人，其实是共匪反对普世价值的同伙。他们的"中国特殊论"理论核心实则也是反对普世价值，否认民主是"人之所欲"的普世价值基本人权。
我看到黄宗羲《原君》论里的观点，实则和基本同时期英国革命时检察官起诉国王查理一世的理论如出一辙，感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落后于欧洲太多。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5062301.htm
《大宪章》与王权的悖论
刘波
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不仅英国举行了庆典，世界各地均有纪念文章，包括中国。不过世人对《大宪章》的认识有很多模糊之处，比如历史学家就指出，所谓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地与贵族"签署"《大宪章》，是一种误读，国王当时只是在这份文件盖上了印玺，而真正意义上的签署，是后来贵族与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完成的。
钻研历史，能让我们的很多认识变得精确化。总体上而言，目前最热心于《大宪章》纪念的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人士。对于前者而言，《大宪章》中蕴含的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激奋人心，对后者而言，《大宪章》是英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重要渊源。
然而历史学家的态度，有不少却偏于保守、淡漠，甚至有历史学家明言，《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意义被拔高了。
简言之，《大宪章》是一个受困的国王与贵族达成的城下之盟，其所反映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广泛存在的某种社会契约。按照欧洲封建时代的习俗，对贵族而言，王权本来就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大宪章》不过是对现实的确认，其所谓的"划时代"开创性意义并不大。
不仅约翰王之前的英国国王也曾颁布过类似文件，而且此类成文或不成文安排，也广泛存在于欧陆各地。所谓《大宪章》的开创性，是17世纪之后的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重新塑造出来的。
同时，《大宪章》中所蕴含的自由，也与今人的理解大相径庭。比如，今人读到《大宪章》中的一些规定，如任何"自由人"不经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等，想必会热血沸腾，然而把这个条款放到当时英国的现实中来考察，情况就不是这么美妙了。
当时英国相当大比例的农民是"维兰"（villein），即农奴。而且，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在来自法国的诺曼人统治下，"维兰"在农民中的比例还增大了。
这些"维兰"依附于地主的土地，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每天必须接受领主随意指派的繁重劳役，处境极其悲惨，农奴也经常发生暴动和起义。然而，《大宪章》保护的只是"自由人"。这个概念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是指少数贵族和教士。"维兰"既然不是"自由人"，便不受到保护。
《大宪章》是指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契约，而根据封建时代的等级规则，"我的藩属的藩属，便不再是我的藩属"，所以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存在于国王和"维兰"之间，贵族可以对"维兰"为所欲为，国王无权干涉。而且事实上，贵族在其领地上拥有行政、经济、司法上的一切权力，相当于一个小的"国王"。
所以很讽刺的是，《大宪章》中的"自由人"措辞，其实起到了对人划分等级的作用，其实反映的是贵族的特权，"自由"措辞所掩盖的，是当时社会中"维兰"普遍不自由、被奴役的底色。这其实是《大宪章》的一个污点。
当前很多对《大宪章》的阐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大宪章》在出炉之后就迅速产生效果，限制了王权，让英国逐渐走上了宪政民主乃至富强的道路。然而这与真实的历史存在很大的脱节之处。首先，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里，英国一直是欧洲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国家，而当时的欧洲又整体处于较落后的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从13世纪初到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的王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处在不断扩张的轨道之上，而正是王权的扩张，成为当时英国强大起来的重要基础。这个过程与用《大宪章》限制君权来解释英国现代化的逻辑，是相背离的。
在《大宪章》之后的100多年里，英国王权与贵族势力各有消长，而贵族势力较强的时期，都是英国比较混乱的时期。
在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两国为了应付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不得不摒弃笨拙的封建军事体制，转而采取雇佣兵制，而这让贵族的军事重要性减弱，增强了王权。在接下来的"蔷薇战争"中，世袭贵族大量葬身沙场，贵族势力一蹶不振。
1485年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该王朝历任君主一直在削弱贵族势力，提拔市民阶层的人士，与贵族抗衡。另外，从14世纪开始，罗马教廷的势力衰落，贵族失去重要的外部支持，也有利于君权扩张。
到了亨利八世时期，贵族势力衰落到需要充当国王的廷臣，才能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地步。英剧《都铎王朝》讲的就是这位国王，从中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独断专横，连罗马教廷也不放在眼里。
都铎王朝的君主利用王权来打击贵族体制造成的割裂与隔阂，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工商业的繁荣，也增强了英国的国力，海外贸易与殖民发展起来。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欧洲强国。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代，《大宪章》在英国几乎被人遗忘了。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戏剧《约翰王》，根本就没有提到《大宪章》，完全忽略了这个在今人看来约翰王统治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这是因为，《大宪章》的实质是贵族压制王权，但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势是贵族变得依附于国王，所以《大宪章》被人遗忘，便不足怪了。
这个过程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变化背景：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工商业繁荣起来，而贵族制下的封土封臣体系，对工商业不利。在这一时期，王权成为新兴工商阶层的重要盟友。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王权都是与新兴的商人与市民阶层组成联盟，打击贵族。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涉及王权与贵族的关系时，都是主张增强王权的。
只是到了后来，当贵族势力衰落之后，商人与市民阶层才与王权产生矛盾，爆发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在17世纪的英国，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人士把400年前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翻了出来，作为批判和反抗王权的武器，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对《大宪章》原始意义的转换。
《大宪章》中保护贵族权益的内容，被转换成了对市民阶层权益的保护。最终，通过这种意义转换，英国新兴阶层获得了对抗王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经过残酷的内战，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现代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和法国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国家，而两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王权扩张、贵族衰落的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王权的扩张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王权通过对国家的整合，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塑造出共同的民族身份，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出现代的"主权"意识，为现代化的转型奠定基础。
当然在这个阶段结束后，专制王权本身又成为革命的对象，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王权所曾起到的阶段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英法之后，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完成了现代化，并最终蜕掉了"君权"这个历史阶段性的工具。而贵族能够"限制"、"约束"王权的波兰，却被它的三个专制邻国给瓜分了。
所以，单向度地用"限制君权"-现代化-富强这个维度来解释英国的演进，无疑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一些复杂因素，忽视了英国经历的王权强化过程。
其实，国家能力的强化，与限权制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化的两面。如果只强调限权，就像波兰那样，现代民族国家无法成形，而王权是现代国家成形所利用的工具。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这两面合理地结合了起来，既整合了国家，又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
当然，毫无疑问，现代的"限权"、法治观念非常重要，然而，这些现代观念的基础，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才出现的"人民主权"观念：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限制君权。而《大宪章》是贵族限制王权。此"限权"非彼"限权"。
启蒙时代前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现代的限权观念去诠释启蒙时代之前《大宪章》，是一种典型的时空错乱。
但是，笔者并不否认《大宪章》中蕴藏着一些权利思想的胚胎，这些胚胎在后来新形成的社会土壤中发芽壮大。笔者也不否认后人对历史的神话、重新演绎和"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价值。这种重新阐释让广大民众相信，今天的民主制度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让人们树立起对民主制度情感与信心。像这样的"创造性重释"的例子，在历史上非常多，只要能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它就是有益的。
中国人对《大宪章》充满感慨。有的中国人看到英国1215年也就是中国南宋时期就有的《大宪章》，难免生出一些本国"万事不如人"、"几千年来一直黑暗落后"的自卑感出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宪章》时期的英国，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是农奴，不享受任何法律保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南宋则至少在官方法律层面上，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情况又不一样了。
当然，不应否认，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文明程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今天的中国应该学习从《大宪章》中阐发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如何对本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采撷其中适于现代文明的方面，用传统来作为革新的催化剂，也是研究《大宪章》的发展史，所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教益。
作者的结论也极为重要，和我赞同刘军宁等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观点类同。秦晖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托古改制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也是如此。没有传统基础的思想变革要么没有生命力，要么容易落入极端主义的改造思想的颠覆性乱局。那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民主制的人，其实是共匪反对普世价值的同伙。他们的"中国特殊论"理论核心实则也是反对普世价值，否认民主是"人之所欲"的普世价值基本人权。
我看到黄宗羲《原君》论里的观点，实则和基本同时期英国革命时检察官起诉国王查理一世的理论如出一辙，感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落后于欧洲太多。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5062301.htm
《大宪章》与王权的悖论
刘波
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不仅英国举行了庆典，世界各地均有纪念文章，包括中国。不过世人对《大宪章》的认识有很多模糊之处，比如历史学家就指出，所谓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在兰尼米德草地与贵族"签署"《大宪章》，是一种误读，国王当时只是在这份文件盖上了印玺，而真正意义上的签署，是后来贵族与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完成的。
钻研历史，能让我们的很多认识变得精确化。总体上而言，目前最热心于《大宪章》纪念的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律人士。对于前者而言，《大宪章》中蕴含的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激奋人心，对后者而言，《大宪章》是英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重要渊源。
然而历史学家的态度，有不少却偏于保守、淡漠，甚至有历史学家明言，《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意义被拔高了。
简言之，《大宪章》是一个受困的国王与贵族达成的城下之盟，其所反映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广泛存在的某种社会契约。按照欧洲封建时代的习俗，对贵族而言，王权本来就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大宪章》不过是对现实的确认，其所谓的"划时代"开创性意义并不大。
不仅约翰王之前的英国国王也曾颁布过类似文件，而且此类成文或不成文安排，也广泛存在于欧陆各地。所谓《大宪章》的开创性，是17世纪之后的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重新塑造出来的。
同时，《大宪章》中所蕴含的自由，也与今人的理解大相径庭。比如，今人读到《大宪章》中的一些规定，如任何"自由人"不经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等，想必会热血沸腾，然而把这个条款放到当时英国的现实中来考察，情况就不是这么美妙了。
当时英国相当大比例的农民是"维兰"（villein），即农奴。而且，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在来自法国的诺曼人统治下，"维兰"在农民中的比例还增大了。
这些"维兰"依附于地主的土地，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每天必须接受领主随意指派的繁重劳役，处境极其悲惨，农奴也经常发生暴动和起义。然而，《大宪章》保护的只是"自由人"。这个概念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是指少数贵族和教士。"维兰"既然不是"自由人"，便不受到保护。
《大宪章》是指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契约，而根据封建时代的等级规则，"我的藩属的藩属，便不再是我的藩属"，所以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存在于国王和"维兰"之间，贵族可以对"维兰"为所欲为，国王无权干涉。而且事实上，贵族在其领地上拥有行政、经济、司法上的一切权力，相当于一个小的"国王"。
所以很讽刺的是，《大宪章》中的"自由人"措辞，其实起到了对人划分等级的作用，其实反映的是贵族的特权，"自由"措辞所掩盖的，是当时社会中"维兰"普遍不自由、被奴役的底色。这其实是《大宪章》的一个污点。
当前很多对《大宪章》的阐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大宪章》在出炉之后就迅速产生效果，限制了王权，让英国逐渐走上了宪政民主乃至富强的道路。然而这与真实的历史存在很大的脱节之处。首先，在《大宪章》之后的几百年里，英国一直是欧洲相对边缘和落后的国家，而当时的欧洲又整体处于较落后的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从13世纪初到都铎王朝时代，英国的王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处在不断扩张的轨道之上，而正是王权的扩张，成为当时英国强大起来的重要基础。这个过程与用《大宪章》限制君权来解释英国现代化的逻辑，是相背离的。
在《大宪章》之后的100多年里，英国王权与贵族势力各有消长，而贵族势力较强的时期，都是英国比较混乱的时期。
在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两国为了应付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不得不摒弃笨拙的封建军事体制，转而采取雇佣兵制，而这让贵族的军事重要性减弱，增强了王权。在接下来的"蔷薇战争"中，世袭贵族大量葬身沙场，贵族势力一蹶不振。
1485年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该王朝历任君主一直在削弱贵族势力，提拔市民阶层的人士，与贵族抗衡。另外，从14世纪开始，罗马教廷的势力衰落，贵族失去重要的外部支持，也有利于君权扩张。
到了亨利八世时期，贵族势力衰落到需要充当国王的廷臣，才能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地步。英剧《都铎王朝》讲的就是这位国王，从中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独断专横，连罗马教廷也不放在眼里。
都铎王朝的君主利用王权来打击贵族体制造成的割裂与隔阂，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工商业的繁荣，也增强了英国的国力，海外贸易与殖民发展起来。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欧洲强国。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代，《大宪章》在英国几乎被人遗忘了。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莎士比亚所写的戏剧《约翰王》，根本就没有提到《大宪章》，完全忽略了这个在今人看来约翰王统治时期最重大的事件。这是因为，《大宪章》的实质是贵族压制王权，但都铎王朝时代的大势是贵族变得依附于国王，所以《大宪章》被人遗忘，便不足怪了。
这个过程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变化背景：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的工商业繁荣起来，而贵族制下的封土封臣体系，对工商业不利。在这一时期，王权成为新兴工商阶层的重要盟友。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王权都是与新兴的商人与市民阶层组成联盟，打击贵族。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涉及王权与贵族的关系时，都是主张增强王权的。
只是到了后来，当贵族势力衰落之后，商人与市民阶层才与王权产生矛盾，爆发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在17世纪的英国，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人士把400年前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翻了出来，作为批判和反抗王权的武器，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对《大宪章》原始意义的转换。
《大宪章》中保护贵族权益的内容，被转换成了对市民阶层权益的保护。最终，通过这种意义转换，英国新兴阶层获得了对抗王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经过残酷的内战，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现代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和法国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两个国家，而两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王权扩张、贵族衰落的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王权的扩张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王权通过对国家的整合，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建立起统一的市场，塑造出共同的民族身份，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出现代的"主权"意识，为现代化的转型奠定基础。
当然在这个阶段结束后，专制王权本身又成为革命的对象，它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王权所曾起到的阶段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英法之后，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完成了现代化，并最终蜕掉了"君权"这个历史阶段性的工具。而贵族能够"限制"、"约束"王权的波兰，却被它的三个专制邻国给瓜分了。
所以，单向度地用"限制君权"-现代化-富强这个维度来解释英国的演进，无疑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一些复杂因素，忽视了英国经历的王权强化过程。
其实，国家能力的强化，与限权制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化的两面。如果只强调限权，就像波兰那样，现代民族国家无法成形，而王权是现代国家成形所利用的工具。英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这两面合理地结合了起来，既整合了国家，又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
当然，毫无疑问，现代的"限权"、法治观念非常重要，然而，这些现代观念的基础，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才出现的"人民主权"观念：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限制君权。而《大宪章》是贵族限制王权。此"限权"非彼"限权"。
启蒙时代前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现代的限权观念去诠释启蒙时代之前《大宪章》，是一种典型的时空错乱。
但是，笔者并不否认《大宪章》中蕴藏着一些权利思想的胚胎，这些胚胎在后来新形成的社会土壤中发芽壮大。笔者也不否认后人对历史的神话、重新演绎和"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价值。这种重新阐释让广大民众相信，今天的民主制度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让人们树立起对民主制度情感与信心。像这样的"创造性重释"的例子，在历史上非常多，只要能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它就是有益的。
中国人对《大宪章》充满感慨。有的中国人看到英国1215年也就是中国南宋时期就有的《大宪章》，难免生出一些本国"万事不如人"、"几千年来一直黑暗落后"的自卑感出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宪章》时期的英国，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是农奴，不享受任何法律保护，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南宋则至少在官方法律层面上，已经废除了奴隶制，情况又不一样了。
当然，不应否认，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文明程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今天的中国应该学习从《大宪章》中阐发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如何对本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采撷其中适于现代文明的方面，用传统来作为革新的催化剂，也是研究《大宪章》的发展史，所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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