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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谈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真相
2009-07-16 19:10:14 来源: 网易历史
事隔10多年，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则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成"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 是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不愿揭露真相。所以孙黄分家真相一直迷雾重重。
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先后到达东京，国内即有"孙黄分家"之谣。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此 项谣言愈传愈广，但又言人人殊。这是由于：事隔10多年，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取得政权后，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则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 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成"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是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不 愿揭露真相。现在是历史"求实存真"的时代，许多有关资料均已先后发表，关于"孙黄分家"的真相，应当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一、孙黄对战争失败责任和组党问题发生歧见。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国民党内的调和派和激进派
孙黄二人再度亡命到东京后，对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国民党今后应如何加强整顿的问题，乃至外交策略，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虽同在东京，甚至 不能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同志式的研讨，而只能在往来书信上大打笔墨官司。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 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 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 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 白。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民主、自 由。
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 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 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
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原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其人素以"四捷"出名，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见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他原与 黄兴接近。"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11月应孙中山之召赴东京，即有排斥黄兴而跃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野心，他对孙中山极尽吹捧之能事，当面 捧孙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中国在日本，谁都比不上你"；并说："由你出面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见《宫崎滔天全 集》。。他与戴季陶等包围孙中山，极力挑拨孙黄二人的关系，成了促进孙黄分家的关键性人物。
国民党人谭人凤、周震麟(均接近黄兴)、胡汉民(接近孙中山)等和某些日本友人，深以党的分裂为虑。他们奔走于孙黄二人之间，提出调和折衷意见， 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但由于陈其美对孙如影随形，这种调和没有取得效果。
当时在东京的还有一批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他们身外无长物，而孙黄二人又均无力及时救济，因此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中。他们认为，"二次革 命"失败，主要由于国民党人"知于驳人而疏于谋己，轻于作始而乏于坚持，惑于小善而惧于小嫌，沉于声色而溺于货利"见《民义社发起词》。按，后来 黄兴离日赴美，民义社员又集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与陈其美仍有矛盾，因此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由于党内领袖的失和，加上自身的困窘，革命前 途的渺茫，他们意识到"异地不能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惟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见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 民党人的形形色色》。。1914年1月，湘籍党人杨王鹏、邹永成等在东京组织了民义社，作为在湖南进行"三次革命"的领导机关。这是离开国民党而 另树一帜的一种倾向。
当此之时，孙黄二人虽有隔阂，但对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了军事学校"浩然庐"，为准备"三次革命" 培养军事干部。孙黄二人又在日本友人的赞助下，筹办了"政法学校"，设立政治、法律、经济等科，以培养"三次革命"的文职干部。1914年3月， 胡汉民向黄兴建议办一机关报来宣传反袁斗争，黄兴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不久，由于党内裂痕继续扩大，5月10日有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一个是胡汉民主 编的《民国》杂志，成了孙派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一个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成了黄派"欧事研究会"的喉舌。《甲寅》第一期发表的时事述 评，在抨击袁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上，引起孙派的误解，中华革命党人夏重民率部捣毁了《甲寅》社见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双方矛盾由此 越来越尖锐了。
二、孙中山制定"中华革命党"党章，黄兴表示反对。黄兴由日赴美
孙中山一到日本，即开始筹划重建新政党，至1914年春天，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孙中山亲自制定了党的章程。定名为中华革命党， 以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党章规定：在将来革命政府成立到宪法颁布前的整个革命时期，全部国家 权力都归中华革命党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三等，在革命时期内各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凡在"三次革命" 爆发前入党的，称"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入党的，称"元勋公民"，均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 的，称"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内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称"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内称"先进公 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党章还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 二心，甘受极刑"。
孙中山拟出党章草稿时，曾分送一份给黄兴参看。黄兴认为，将党员分成等级，许以不同的利益，是"以权利相号召"，与袁世凯以金钱、地位诱人的做法 相差无几，已失去革命本旨。至于立誓约、按指模，更是培养个人专制、侮辱党员人格。黄兴建议孙中山修改党章，不要因噎废食，使党分化。
孙中山同意修改党章。但陈其美、戴季陶等表示坚决拥护中华革命党党章，并四出拉人入党，谁对党章表示有意见，就攻击谁，甚至对黄兴也进行了人身攻 击。陈其美的言行激起了许多国民党人的反感，他们都拒绝入党。于是胡汉民提出折衷办法，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改成"附从总理"，老同盟会员入党 可免除立誓约、打指模等手续，想以此缩小党内的分歧，争取黄兴等人入党。这个方案，由于孙中山反对而作罢。
陈其美等的挑拨离间，助长了孙黄关系的进一步分化。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函黄兴，历数对黄兴的不满，谅解黄不入党(中华革命党)，但要 求黄兴配合，让他当真党魁，不要加以干扰。原函如下：
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 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 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
已成，大事(势)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 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 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 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从 无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及无饭食之亡命者耳"!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 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黄兴复函孙中山，表示癸丑年南京失守，自己应负责任，但孙的其他一些指责，则认为与当时事实不符，对此有所辩解。接着陈述了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的看 法，表达了整顿国民党的意见。最后申明决不妨碍孙中山的计划。原函如下：
接读复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指以暗杀对付暗 杀。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 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 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 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此段词意模糊，须参看本章下文。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 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 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 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 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 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 于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 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度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 之进行决无妨碍。
6月3日，孙中山复函黄兴，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希望黄"静养两年"，并与黄相约今后只论私交，不谈公事。原函如下：
长函诵悉，甚感盛情。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 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划)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 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是兄不肯让弟以二年之时间，则弟只有于兄计画(划)成功之日，让兄而已。此复。又，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 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见《黄兴集》。
7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代表仅8省，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因自己一心护党，反受毁伤，很觉灰心，此时如再留在东京， 恐同志间误会更多，遂决定离开日本。6月27日，他在寓所宴请孙中山话别，席间"未谈国事"。孙中山集成语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 再共尝"。从孙黄分手的情况看来，两人均有依依惜别，黯然神伤之感。
6月30日，黄兴由李书城、石陶钧陪同，乘船前往美国。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 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以待黄兴。不过黄兴直到逝世前始终没有入党，而终中华 革命党之世，协理的位置也一直空着，没有另推人担任。
孙中山下令原国民党的国内外支部、分部、交通部，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一律按规定手续重新入党，并作了海外支部负责筹款、国内支部从事武力 讨袁的分工。不久又任命了一批各省支部长，如广东夏重民，江西刘士毅，吉林陈楷，湖南陈家鼐(后改覃振)等。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后来虽然黄派的覃振离开"欧事研究 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原先因反对立誓约、按指模而拒绝入党的朱执信也改变态度宣誓入党，但中华革命党仍无多大起色
三、黄派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停讨袁，团结一致对外。孙中山命陈其美函邀黄兴早日回到反袁阵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东京的黄兴派国民党人李根源等，于1914年8月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以集合同人讨论欧战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探求救 时的良策为目的。入会的有李根源、胡瑛、李烈钧、熊克武、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陈独秀、章士钊、张耀曾等。黄兴 此时在美国，事前并未与闻，9月3日才复函同意加入该会。
欧事研究会对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态度，与会者后来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取名为"会"，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有的说，组 会的目的就是要别树一帜，与孙中山大异其趣；有的则说这是一种"祛除党见，集中人材"的做法此种说法，黄兴曾公开表示过。
欧事研究会在对付袁世凯和"二十一条"等问题上，与中华革命党存在明显的分歧。不管欧事研究会诸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该会的成立，在客观上标志着国 民党已经从思想上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成组织上的分裂。
中华革命党在《宣言》中指出："列强因欧战无力东顾，世界金融已经紊乱。袁政府财源已竭，饷糈自空，正是进行革命倒袁的大好时机"。欧事研究会则 认为："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在国内的军政势力损失殆尽，袁氏气焰正炽，若无欧战，讨袁几无从下手。今乘欧战之机，方可从事讨袁的准备工作。必 待袁氏倒行逆施，横加诛求，引起民怨沸腾，才能举事倒袁"，"如仅凭少数人一时之激烈心理，搞些暗杀和暴动，只能损失革命实力，而绝无成功的希 望"。
黄派的这种观点，孙派指为取媚袁世凯，阻碍革命的进行。
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主张，在外有异种入侵，内有专制政府的非常情况下，当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停止国内 的一切反袁活动，使袁政府能集中精力，一心对外，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 电说："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 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指"二十一条"。，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 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至如反对政府，全然别为一事。试问何国政治，不容反对党之生存?又吾 国现势观之，是否宜施改革?吾人所持此见，今虽无地容其发展，而决不以政府意向与为变迁。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邦，亦所甚 愿。"
半个月之后(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又联名发表了"有电"，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此电首先自承国民党在南北议 和之后，对于袁政府"诚有所抨弹牵掣"，"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应向国人表示引罪。接着表明"二次革命"是因国政不修被迫举行的。当时 "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因"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不肯负固以困民生"，所以"一击不中，即复戢兵"。哪怕 "从此受同志之责，居懦怯之名"，也在所不顾。今天，我们手中"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电文接着申述："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平西指吴 三桂。。随后郑重宣布："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甚至"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
"有电"的下半段，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有所抨击。电文说，"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求之政家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 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籍口大权未一，强 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诋诽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 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化女为男， 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借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词。"
"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 之力厚于分子，此乃政治通义，背之不祥"，"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
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大多为国民党的高级军人，文事非其所长，所有文电，包括以上两电，均由《甲寅》主编章士钊执笔。两电颠倒错乱，矛盾百出(如论政 治与国家的关系)。更使人难于谅解的是，袁氏何人，同他讲团结御侮，岂非与虎谋皮?此时黄兴在美国进行反袁活动，与"有电"的论点正是背道而驰。 有人认为，黄兴为了团结国民党人，且已列名于欧事研究会，不得不勉从众议。不论怎样，这不能不是黄兴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策。
袁氏当然不会因敌党的两个通电而放弃其做皇帝的野心，停止其投降卖国活动。不久他就接受了亡国条约。以交换日本不干涉中国改行帝制。5月中旬，亡 国条约签定后，黄兴、李根源等17人才又发表另一通电，痛骂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
由于孙黄二人分道扬镳，中华革命党的组党、筹款等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孙中山认为有团结黄派之必要，乃于1915年2月4日，命陈其美自东京写信 给黄兴，邀请他早日回来，共同致力于讨袁斗争。但陈在信中继续丑诋黄兴，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原函如下：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美正养疴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 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 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 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 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 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 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 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经受经济影响，致妨 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 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 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 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 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公选之参 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 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 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 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 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 其三。然以上诸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 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 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 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后来，孙中山在此处批示云："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 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 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 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 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 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 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 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 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 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 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 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 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 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 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 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磅 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 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段)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 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 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 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 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 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 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 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 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 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 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 必泰，循环之理，不问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暗，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 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 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熏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 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 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 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 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 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 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 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 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 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 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呜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 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祈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陈其美顿首。
此信对黄迎头痛击，不为稍留余地，黄置之不复。于是孙中山又于是年3月亲自函黄，促其早日归来。原函如下：
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其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 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犹意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居正)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 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 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柏文蔚)、协和(李烈钧)等相继被黜，静山(孙道仁)观望于八闽，组安(谭延闿)反覆于三湘，介人 (朱瑞)复盘据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江苏军第一师师长)倡义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 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国 璋)、张(勋)之兵联翩而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钮永建)亦岂至一蹶不振。 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卿(孙武)、海鸣(何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 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张继)、海鸣复从而煽 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虞失援。英士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复，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 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 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 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 则革命前途之幸。
此函黄亦未得复。
四、袁颁布党人自首特赦令和《惩办国贼条例》。袁派叛徒蒋士立到东京设立招降办事处。胡瑛变节投敌
袁世凯得悉"孙黄分家"的情报，不觉喜不自胜，他立即使出种种恶劣手段，企图彻底分化国民党而消灭之。
1915年元旦，袁政府颁布了《乱党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5年年底以前犯有"附和乱党罪"而能自首者，均可受到特赦。还可量才录用，给以 官职。
袁世凯不断派遣特务潜往海外，伺机暗杀革命党人，同时还迫令流亡党人在国内的亲友写信到国外劝降。
袁又开动宣传机器，肆意造谣污蔑，以败坏革命党人的声誉。如钮永建早在191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美去了，袁方报纸却无中生有地报道说，1915 年1月17日，钮在横滨致电冯国璋，表示自首投诚。袁政府污蔑革命党领袖穷途末路，竟至效法吴三桂，勾引日本，侵略中国。
1915年6月22日，袁政府抛出了《惩办国贼条例》，同时又授意爪牙炮制了《国贼孙文》一书，对孙中山进行了恶毒的污蔑。
袁世凯最厉害的一招，是用金钱收买变节党人。他派同盟会叛徒蒋士立携巨款50万到东京，与驻日公使陆宗舆配合，进行收买活动。蒋士立公然设立办事 处，凡国民党人不论孙派、黄派，只要前来办理自首手续，一律按质论价，或补给留日官费，多少不等；或资遣回国，予以官职；或厚馈款项，送往欧美休 养。当时亡命党人聚集东京，大多生活困难，因而堕志丧节者不乏其人。
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人深以袁世凯的银弹为虑。于是，湖南支部长覃振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桃源属湘西。召集湘西同乡开会，决定暗杀蒋士立以 除害群之马。当指派刺客时，覃振的外甥吴先梅毛遂自荐，当场被批准入党。
吴化装来到蒋宅，自称是叛徒周鳌山之弟，有要事需面见蒋士立。蒋出面接待时，吴对准他连放两枪，即返身逃出。蒋受伤未死，但也吓得要命，从此销声 匿迹，这个自首办事处也就关门大吉。
袁世凯在派蒋士立公开招降的同时，又派另一同盟会叛徒彭渊恂前往东京秘密收买革命党领导人物，把黄派胡瑛拖下了水。胡自卸任山东都督后，袁世凯任 他为有名无实的青海屯垦使。"二次革命"前，胡在日本考察垦政，其后也未参加讨袁，袁也没有撤他的职。不久，孙黄二人流亡到东京，胡也陪同留下， 不再返国，后来又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彭渊恂诱惑胡瑛说，你未参加"二次革命"，又未罢职丢官，回国复职有何不可。胡对革命前途早已失去信心，又厌倦艰苦的亡命生活，就信以为真，决定 回国投袁。胡到北京后，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下。胡已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得跟着杨度发起了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从一个革命者堕落成为 受人唾骂的帝制犯。
五、黄兴在美国的反袁活动。黄兴回沪
黄兴自同盟会成立以来，赤胆忠心，抵制来自党内外的分裂活动，捍卫孙中山的领导地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立，同盟会上层惑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 治，在国会竞选方面获得重大胜利，在军事上则因军费不足而大举裁兵，以致形成了"北强南弱"之局。这是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1913年宋案发生后，袁决心以武力平定南方，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其实，大错铸成，补苴乏术，和固不成，战亦无幸。国民党理应采取机 动战术，集中力量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然后待机反攻。乃黄兴不此之图，提出所谓"政治解决"、"法律解决"，诚为痴人说梦，而孙中山的孤注一掷的军 事冒险计划，亦非策之善者。黄兴不愿苟同孙中山的废党组党计划，又不能留在日本与孙唱对台戏，当然只有远走高飞之一途。
黄兴离日赴美时，袁政府请求美国拒其入境，美国置之不理。迨黄等一行到达美国西海岸时，袁政府又请将他引渡回国，也被美国拒绝。相反，美总统威尔 逊命美国官方对黄兴热情招待并妥为保护，因此登岸时未受人身检查，在美国各地进行反袁宣传也未受到干扰。
黄兴赴美后，国民党军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奉原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为领袖，1915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华水利促成社"，作为 反袁斗争的掩蔽体。当时中华革命党总部在东京，"水利社"在南洋，因此有"东洋派"、"南洋派"之称。
在此时期，国民党###周震麟、谭人凤、刘承烈等经常奔走商谈孙黄合作问题，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只因党的问题无法解决，合作成为空谈。
黄在美国时，除在言论上反袁外，行动上也有所表现，其最成功之一举，就是派出多人协助蔡锷脱离北京，安抵昆明，发动护国讨袁之师。与此同时，黄又 命其长子黄一欧赴东京面见孙中山，告以"第三次"指"三次革命"，即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即将发动，请其及时配合进行。此时孙黄二人虽仍不谈党务， 但对国事已完全恢复合作了。
1916年年初，孙中山、蔡锷等纷纷电促黄兴回国。是年4月22日，黄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了东京。此时孙中山已先期归国，约黄在沪相见。7 月8日，黄由日本启程回国。他与孙中山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黄回国后，富贵功名逼人而来。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北京政府授以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黄均坚辞不受。黄 在"二次革命"的讨袁通电中曾经慷慨激昂地说道："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田，国中 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此番海外归来，他又发表了"不入政界"的宣言。
黄奔走国事，操劳过度，又因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10月10日他在上海旧疾复发，31日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逝世，年仅42岁。
蔡锷讨袁胜利后，因病赴日就医，过沪时曾与黄氏父子相见。11月8日，蔡也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年仅35岁。旬日之间，双星陨落，国人追 念贤劳，悲悼同深。北京政府先后下令予以国葬。黄蔡二人生前本为好友，死后长眠于长沙城外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从此馨香俎豆，永垂不朽。
1919年，孙中山取消了中华革命党，恢复了国民党的名称。原国民党军人及一般党员均复归于孙。
本文摘自：《武夫当国》 作者：陶菊隐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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