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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1日星期日

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Yizhe @xiaomi2020 2012-10-20 11:08:40 UTC
#News24 NPR:共產黨如果不對其政治和社會系統做出改變則等於走進一個死胡同。"不在五年內改革,就在十年內死亡。我不認為他們已經達成改革的共識,他們只是意 識到無法再像以前一樣。"歷史學家章立凡說。也許將有改變,但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http://goo.gl/RJWK7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09:41 UTC
共匪想的是如何维稳改革而已。 @xiaomi2020

Fuck GFW @gzlxd 2012-10-20 11:14:09 UTC
谎言、暴力、忽悠,不会有改革,只能等被推翻 RT: @lihlii: 共匪想的是如何维稳改革而已。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1:43 UTC
那么多奴才每10年伸长脖子鼓吹一次共匪换届改革的自欺欺人,洋人尤其积极,因为在维稳和反革命这两点上,洋人利益和共匪是一致的,所以竭力资助 那些鼓吹反革命的中共国奴才文人欺诈人民。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1:50 UTC
看历史就知道,凡是专制政权,无非改革导致革命,和镇压改革导致革命两条路。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2:58 UTC
专制政权被革命推翻是一定的,镇压革命只会使得革命到来时更加暴烈。造成前所未有的暴力冲突,这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对历史的功劳。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4:00 UTC
而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也必须是专制当局认识到自己的体制死亡的必然性,而顺应革命形势,才会有的结果;如果还想顽抗镇压革命,那就必然导致暴力 革命。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5:54 UTC
革命后会不会导致民主自由,那是另一个话题,但即便革命后不一定民主自由,革命依然会发生,这是专制暴政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必须认识到这一 点,对革命有所准备,充分发育公民社会,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7:06 UTC
才能使得革命发生时成为民主革命,而不是专制循环。而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专制就帮着当前的专制镇压革命的奴才们,无非是用当前的确信的专制来防范 未来根本 不一定发生的专制。这种狗屎逻辑居然在韩寒这种狗奴才文人圈里大行其道。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38:50 UTC
这些奴才文人越积极帮凶镇压革命,而不是积极帮助人民建立各个层次上的独立自治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无非是在造就更暴烈的革命和不可预知的 未来。 @cruelcat1230 @gzlxd @xiaomi2020

lihlii @lihlii 2012-10-15 12:25:23 UTC
#人民和民主 罗伯斯比尔被认为是革命暴力象征,但他却曾力主废除死刑 http://goo.gl/AHvcj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47:24 UTC
羽戈:我自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我从不恐惧革命。因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恐惧革命的袭来。- 这句说得极好。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47:39 UTC
我不期待革命,因为不革命好像我的日子过得更好;我看需要努力的是在革命到来前让人民做好独立自治的准备,而使革命能导向自由民主而不是专制陷 阱。

蓝无忧 @WuyouLan 2012-10-20 14:49:41 UTC
羽戈小兄弟不在推特,是以遺憾。> @lihlii: 羽戈:我自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我从不恐惧革命。因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恐惧革命的袭来。- 这句说得极好。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50:00 UTC
090222-立里:反革命和怕革命 http://lihlii.posterous.com/83924338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04:22 UTC
胡适先生在1929年愤然撰文,讽刺那些"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民国精英们,如"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 同志",才是真正该提升素质"入塾读书"者,可谓一针见血。http://view.news.qq.com/zt2012/mggmsz/index.htm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04:45 UTC
而"国民素质论"在中国至今还有市场,更可谓一种巨大的悲哀。 http://view.news.qq.com/zt2012/mggmsz/index.htm @badiucao @WLYeung @sunruiy @prestigiousgod @numbyouth @jishunxing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07:13 UTC
李泽厚鼓吹启蒙,要思想革命,鼓吹要自由反民主,欺诈性极强。而所谓思想启蒙依然是潜藏的民众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论,依然是试图以精英指导方式改造 国民思 想,依然落入国共想要改造人民思想的那套专制主义逻辑巢臼,而未醒悟人民自治的诉求和能力是天然的,否则就无所谓成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了。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09:29 UTC
李泽厚们的反民主要自由,反革命要启蒙的鬼话,其实恰恰就是他所说的"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这种狗屎文人虚有其名,尸位素餐,还不 如乌坎村的村民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清晰。

2pipi @ifoo4 2012-10-20 15:12:21 UTC
@lihlii 精英才不能改造国民思想。普选民主社会才具有更好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能力。

JC Ding @cruelcat1230 2012-10-20 15:35:04 UTC
没精英更没纠错能力 RT @lihlii: RT @ifoo4: @lihlii 精英才不能改造国民思想。普选民主社会才具有更好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能力。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37:51 UTC
精英在专制制度中大力制造谎言,使专家、学者、教授成为骗子的代名词。"@cruelcat1230: 没精英更没纠错能力RT @ifoo4: 精英才不能改造国民思想。普选民主社会才具有更好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能力。"

JC Ding @cruelcat1230 2012-10-20 15:41:09 UTC
但我觉得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是在不断为社会纠错啊RT @lihlii: 精英在专制制度中大力制造谎言,使专家、学者、教授成为骗子的代名词。"@cruelcat1230: 没精英更没纠错能力RT @ifoo4: 精英才不能改造国民思想。普选民主社会才具有更好的自我纠错与修复能力。"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46:17 UTC
那是民主制度的作用,而不是精英的作用。精英只不过是把刀,专制当权者可以用它,民主制度中的人民也可以用它而已。精英阶层本身并不解决问题,而 常常是问题的本身。 >@cruelcat1230 但我觉得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是在不断为社会纠错啊 @ifoo4

往昔羡煞今时 @prestigiousgod 2012-10-20 15:47:24 UTC
"国民素质论"其实是诉求不同的结果。只是找了这么一个说辞罢了。听起来是很好笑,不过说白了,诉求与自己不同的话,一般人都是不会支持,甚至是 反对的。诉求包括政治形式,文化教育,经济自由,民族与宗教。反正只要诉求不同都很可能会被人归为这种论调。@lihlii

JC Ding @cruelcat1230 2012-10-20 15:48:21 UTC
不能赞同更多RT @lihlii: 那是民主制度的作用,而不是精英的作用。精英只不过是把刀,专制当权者可以用它,民主制度中的人民也可以用它而已。精英阶层本身并不解决问题,而常常是问 题的本身。@cruelcat1230@ifoo4

2pipi @ifoo4 2012-10-20 15:51:45 UTC
@lihlii @cruelcat1230 独裁的根基上洗脑,愚民。都把百姓变愚昧了如何判断谁是精英?在专制独裁国家,精英就是一个伪概念。民主国家自由发声,精英们的观点若有纰漏肯定会被别人 咬住不放,所以此时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这是民主制度的自我筛选。

2pipi @ifoo4 2012-10-20 15:52:51 UTC
@lihlii @cruelcat1230 独裁政权利用控制媒体的办法,压倒性的宣传对其有利的"精英"观点,自然导致很多人判断错误。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56:22 UTC
中共国人民根本不存在什么素质不够的问题,而是专制制度限制了素质提高。当今中共国的专制体制造成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常识就能判断的问题,而根 本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需要素质很高才能理解的问题。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5:57:01 UTC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精英阶层自己恢复常识,不要在放屁扯淡撒谎欺诈人民,而不是精英对人民启蒙。恢复常识就够了,虽然在专制谎言重重压力 下,恢复常识都很困难。 

JC Ding @cruelcat1230 2012-10-20 15:58:45 UTC
需要的良心RT @lihlii: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精英阶层自己恢复常识,不要在放屁扯淡撒谎欺诈人民,而不是精英对人民启蒙。恢复常识就够了,虽然在专制谎言重重压力下,恢复常 识都很困难。

2pipi @ifoo4 2012-10-20 16:02:07 UTC
@lihlii @cruelcat1230 什么狗屁精英,傻的都认为百姓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了。这种智商就能在共匪的保护下,混混了。

JC Ding @cruelcat1230 2012-10-20 16:05:29 UTC
现在的那些所谓精英档次比这高多了,随便一眼还看不出来,哈哈RT @ifoo4: @lihlii @cruelcat1230 什么狗屁精英,傻的都认为百姓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了。这种智商就能在共匪的保护下,混混了。


  1. 立里:反暴力革命是伪问题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2/blog-post_3575.html
  2. 090211 立里: 散议告别革命论 http://goo.gl/emNur ; http://lihlii.posterous.com/19465258 ; https://profiles.google.com/104802289453542970648/buzz/AXwfWggopjJ
纠正:潘恩是英国人,后来去了法国
Aug 27, 2010
  1. 革命与反革命,暴力与非暴力 http://lihlii.blogspot.nl/2011/12/blog-post_2628.html
  2. 罗伯斯庇尔的民主、人权、死刑观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 http://goo.gl/ZctVk
  3. 人民素质、儒教和民主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10/blog-post_15.html
  4. 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10/blog-post_7838.html
  5. 050929-金观涛:中国人,可以告别革命吗? http://lihlii.blogspot.nl/2011/12/050929.htmlhttp://lihlii.posterous.com/050929 ;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msg/lihlii/ekby7MOjPUk/U_AbXqcWdOsJ
  6. 关于韩寒论自由民主革命三篇文章的评论 http://lihlii.blogspot.nl/2011/12/blog-post_8042.html
  7. 韩寒论"革命民主自由"引发互联网激辩 http://lihlii.blogspot.nl/2011/12/blog-post_31.html
  8. 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http://lihlii.posterous.com/26719246
  9. 人生八十李泽厚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615/06/43333_33158763.shtml
  10. 编程随想:谈革命(1-6) 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8/1-6.html
刘无荻 说...
中间关于非暴力革命的伤亡人数不准确。比如波兰团结工会抗议示威被镇压,死伤不少。youtube有军用卡车故意当街碾压示威人士的录像。非 暴力抵抗依然 会遭到专制当局暴力镇压。南非也不是非暴力革命的例子,而是暴力革命迫使政府和谈最后和平革命的例子。塞尔维亚也不是非暴力革命的例子,因为事先米洛舍维 奇遭受北约空袭打击而战败,外国军事打击下导致其被削弱无力镇压人民的非暴力反抗。

>"非国 大"搞了28年的武装斗争,并没能推翻白人独裁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放弃武装斗争后,却在3年内就实现了目标,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这难道是巧合 吗?

这一判断的信息不全。除了非国大武装革命削弱了南非政府之外,南非政府对外出兵干涉纳米比亚,安哥拉的军事行动失败,又遭遇国际上很多国家的 封锁抵制,内外交困,才不得不和非国大谈判。
2012-8-24 9:10:00
  1. 1997 刘再复:关于《告别革命》
  2. 《告别革命》韩文版序
  3. 《告别革命》第五版前言
  4. 050404 刘再复反驳光明日报的批判——《亚洲週刊》江迅专访录
  5. 告别革命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评论论坛
  6. 111018 《财经》 李泽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难
  7. 李泽厚:告别革命论
  8. 111226 《文化纵横》 干春松:李泽厚与"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9. 110817 马国川采访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10. 101124 《财经》 秦晓对谈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
  11. 101104 南方周末 萧三匝: 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
  12. 《南方人物周刊》 卫毅,施雨华:对话李泽厚 八十李泽厚:寂寞先知
  13. 《南方人物周刊》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14. 050929 学者李泽厚、陈明对话:梁启超、陈独秀都不行
  15. 9904  《黄河》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16. 新浪网 袁伟时:没有新文化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必将衰亡
  17. 060620 李守力:为什么孔子被打倒,专制就爆发?
  18. 070502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19. 060624 余世存:非常道——革命第五
  20. 101002 羽戈:国庆之夜说改革与革命:有感于陈有西与斯伟江之争 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21. 090731 人民日报  叶帆 朱佩娴 :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119/12/49267_2363601.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313/12/875791_18588908.shtml

1997 刘再复:关于《告别革命》

      我们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枝节性问 题,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与阶级斗争崇拜的思路。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 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所作的告别,首先是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 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一九四九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 政、心灵专政等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它仍然带有暴力性。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 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 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这种后遣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嘛就 内战不休,要嘛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思识形态极端脆弱)  ,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 "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我们以为,中国是充满潜力的国家,它具有走出自己的路的现实可能性,即成为发达国家又能避免现有发 达国家社会弊端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导致新的暴力 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我们的对话至少是好意的,即为了促进中国往第一种可能性的路上发展。
                     
  一九九七年
 
载自《书园思绪》

《告别革命》韩文版序

      金泰成教授已译好《告别革命》并将在韩国出版,对此,李泽厚教授和我都非常高兴。
   《告别革命》於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因为此书所讨论的是中国人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以出版後连印三版,最近正在重新设计封面,准备推出第四 版。一九九九年台北麦田出版社也印行台湾版。《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後,海外中文报刊反应相当强烈,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甚至全书连载。其他评 论文章,无论是认同的还是批评的,笔端都带情感。一九九七年我们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简单地谈论了书的主题,竞收到一百多封听众的来信。信中 的辞句也不平静,激赏者、质疑者均慷慨陈词。大约是因为此书触及到中国历史走向和现实走向的根本问题,因此,至今未能允许在大陆出版。也就是说, 至今还是一部禁书。虽然被禁止,但书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故国的四面八方,因此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官方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这是"否定马克思主 义主流意识形态",但民间学术界则认为我们的著作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
     李泽厚先生和我确实通过这部对话录,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道路和实践道路,确实告别了在中国流行的一些基本思路。我们并没有否定鸦片战争之後太平 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否定"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即认为革命是历史必然性)、"革命神圣"、"造反有理"、"革命 可以改变一切"等观念。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战失败之後,中国一直有"革命之路"与"改良之路"的论争,前者主张以"突变"即以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 ——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机器以求得历史进步;後者主张以"渐变"即阶级协调的非暴力手段促进国家与社会自我更新。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理念 体系中,只确认"革命"是唯一的金光大道,而"改良"则被视为错误的死胡同。我们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针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提出"告别革 命"的命题。也就是说,"告别革命"不是空头口号,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的新理念。
     但是,我们不仅针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到底甚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历史的主要内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主流是阶级斗争—— 暴力革命,还是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重要著作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革命 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强调阶级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这一基本思想是有问题或者说是有错误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 上,宏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大改变,如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从封建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数千年中仅有几次,而更重要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则连 绵不断。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不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关系不只是所有制, 它还包括许许多多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非常具体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节、改善、组织,是最麻烦的人类的基本工作,这不是"火与剑"能解 决的。过去中国以为"革命万能",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为"所有制"改变之後则一切都迎刃而解,但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太 简单了。这种思路必须改变,暴力革命必须告别。
    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末就面对失败和苦难不断反省,但是,这种反省不是自然形态的反省,而是战争大失败刺激後的反省,即被迫形态的反省。压力下的反省总 是过於偏激。结果是越反省危机感越重,情绪也越激进,最後不仅产生革命概念,而且产生"大革命"概念,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 这样产生的。而极端激进的大革命概念不仅造成经济崩溃,而且造成了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大文化的变形变态,因此,我们在"告别革命"的时候,也告别 革命的各种负产品,反省中国近现代的各种"高调"理念,批评各种文化病态现象,努力从不切合实际的"主义"和其他大概念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我们的 对话与反省,当然是为了中国今後会更好、更健康,在新的世纪中能以建设性的改良观念替代破坏性的革命观念,使中国人民不必再重复旧世纪的战乱与动 荡。 
 
二00二年八月十三日
    香港城市大学校园
    《告别革命》韩文版已於二00三年在汉城出版
 
载自《沧桑百感》辑二  独家小品
 

《告别革命》第五版前言

      一九九五年《告别革命》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印行第一版,之後又连印三版。第四版我们增添了若干新的对话和李泽厚的"改良与革命"。此次"天地"决定收入我 们五篇新的对话录和邹谠教授生前给我们的长信,并重新设计封面,出《告别革命》第五版,以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
     新收入的五篇对话,除了"关於民族主义"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刊登过,其他的均未见诸报端。这是我们在一九九八年前後的谈话,其中有些思索相当学术化,在 海外反而找不到发表之处。正像邹谠教授给我们的长信,实际上是他生前最重要的一篇经典性论文,包含着他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全部见解,凝聚着他 对故国与人间的许多美好期待,但也无处发表,只能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上发了一个摘要,最後我只好请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发出全文, 此过程真是令人悲哀。邹谠教授是一位性情极其谦卑、思想极为理性的大学者,他学术非常高强,为人却非常低调,这正是中国最缺少也最需要的精神典 范。他逝世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下半旗对他表示最高的敬意,但在中国,鱼目混珠的学术界,他却是被忽略的。幸而香港出版界还有慧眼与正派的心灵在, 邹教授的长信在他去世後终於被放入甘阳所编的《中国革命再阐释》的纪念性论文集,由林道群作为责任编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道群兄是香港出版界 的奇才,身驱消瘦却目光如炬,他连出两部邹谠教授的著作,不仅会让九泉之下的卓越灵魂感到欣喜,也让我和泽厚兄等一群热爱邹教授的学子感到欣慰, 并确信中国学术界还有光明的魂魄在。
     《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後,麦田出版社在一九九九年出了台湾版,编者极为认真,修正了一些错字,此次我们吸收了他们的编辑成果,应在这里说一声感谢。此 外,《告别革命》已出了韩文版,我为韩文版作了序言,这回也收入增补本。《告别革命》在汉城出版後,韩国的八家主要报刊都作了介绍与很高的评价, 这也可看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生存选择的共同性的根本问题。世界充满矛盾冲突,生存竞争非常激烈,人类是选择暴力决斗 的办法还是选择协商妥协的办法?是采取单向的"我上你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还是双向的对话式的"你活我也活"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当 今世界的历史语境下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无法回避。中国无法回避,韩国无法回避,世界也无法回避。我相信,世界已由单向命令(或者说单向统治)的时 代进入双向对话的时代,人间的出路在於建设与改良,在於协商与谈判,而不在於英雄的牺牲和沙场的壮烈。一九八九年前我们在《告别革命》中就说,以 英雄、激情为符号的史诗时代将让位给以日常生活秩序为符号的散文时代,今天我们继续希望,但愿英雄真的无"用武"之地,但有"用心""用脑""用 身手"的广阔天地。
     也许天地图书公司的朋友觉得我们的理念没有过时,所以他们此次要重新装帧,郑重再版。在故国对"告别革命"还有疑虑的时候,他们能支持我们在海外作此自由 表述,这是应当感谢的。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美国
 
载自《沧桑百感》辑五    历史情思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313/10/875791_18573549.shtml

050404 刘再复反驳光明日报的批判——《亚洲週刊》江迅专访录

      北京《光明日报》週前对刘再复、李泽厚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猛烈批判,不点名指责刘再复、李泽厚二人十年前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否定近现代以来的一切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全盘西化",指责他们是"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 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北京《光明日报》特邀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梁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鐸四位资深学者,就所谓"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座谈。三月十 五日《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座谈纪要。此文引发思想界和学术界巨大反响,官方人民网 (www.people.com.cn)、中国网(china.com.cn)、四川社会科学在线(www.sss.net.cn)及网易部落 (bulo.163.com)等数十家网站转载,网民在众多论坛上纷纷跟贴,展开反批评。正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的刘再复,在阐释"告别革命"理念 的时候,说:"《告别革命》书中早已说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研究超越意识形态
 
刘再复说:"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 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他说,中国近代史是一条线索的历史,还是两条线索的历史?近代史应当要讲争取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历史,反对帝国主义和专 制王朝统治的历史,但能不讲一百多年中国接受现代文明、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吗?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 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光明日报》这四位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 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沙健孙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 性作用,没有建设性意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 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餘的方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李文海、龚书鐸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 制复辟",其影响之坏,危害之大,不可不防。梁柱认为,应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及其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 东弱的总体态势,使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市场扩大。革命队伍里有人因低潮出现而惊慌失措,丧失信心, 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要求"重写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说到底是为"另找出路"。
     当刘再复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中国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时,北京却开始掀起新一波反新自由主义浪潮,批判"告别革命"。其实,"告别革命"源自刘再复与李 泽厚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他们对"革命是圣物"的理念作了反思,对"暴力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作了"告别"。他们认为,影响过去 一百年中国命运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但展望新世纪,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他们主张以"改良、建设"代替"破坏",决心"告别革命"。
 
革命只是部分历史
 
     这本书已出版韩文版,二○○四年香港中文版已发行第五版,关注的人愈来愈多。刘、李在"告别革命"之后,又提出"返回古典"命题另一文化思路。刘在香港演 讲古典文化,正是探索现代文人如何从中国精神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刘再复,每年都会从美国到香港讲学。今年三月一日起,为期四个月,在城市大学中国 文化中心作六次演讲,已开讲的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輓歌文学。之后的演讲是:"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滸传》的 批判,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是价值观问题)。就最近受到不点名批判一事,刘再复接受《亚洲週刊》访问。
      谈到《告别革命》一书,刘再复说:"以往人类的历史是否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革命的历史?历史的主要脉络是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变革)还是暴 力革命?我们认为,暴力革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些瞬间,一些短暂时期,主要的脉络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 时(现在仍有这种冲突,如贫富悬殊不均的冲突),那么,面对矛盾冲突,应採取什么解决办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暴力革命作为'第一优先'的选 择,还是把阶级协调、改良改革作为第一选择。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 法好。"
       刘再复认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中国是要"继续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还是要"告别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之 上,即邓小平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无疑问,应当选择后者。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原来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现 在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大变革、大告别,正是告别革命的思路,以下是访谈要点:
 
十年来,你们对大陆批判"告别革命"很少作回应,为什么?
 
      十年来很多人批评"告别革命",都没有看《告别革命》这本书,只是看了书皮,看了"告别革命"四个字,心情就紧张起来了。对"告别革命"理念有不同看法是 正常的,但是,和《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历史论者很难讨论,很难进入学理性问题。他们首先设置一个政治审判所,使用的完全是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文革 语言",没有冷静的学术心态,只有亢奋的革命心态,更没有进入问题的建设性态度。这就很难讨论问题。
 
你对《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熟悉吗?
 
     对这四位学者,我都很陌生,昨天才有朋友告诉我,沙健孙是有名的极左派,早在邓小平生前,就批判邓小平了,这一信息使我更明白他们的心态。二十世纪的中 国,特别是发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理念极左化的结果。这一沉重的教训是必须汲取的。
 
头脑留在六十年代
 
《光明日报》文章四学者中,有位叫李文海的,《亚洲週刊》报道过,他批判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我恰恰对这部电视剧很看好,《走向共和》对历史 人物的评价,超越了党派,超越意识形态。《光明日报》上的四位学者,身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头脑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这种思想的惰性告诉我们: 唱革命高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思潮正在回潮,而一旦回潮,二十年的改革,将丧失全部精神根据,最后只能被加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而受历 史审判,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上去,这是应当警惕的。
 
你如何对《三国演义》和《水滸传》作价值观上的文化批判?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大全,而《水滸传》是暴力崇拜,对妇女的蔑视。我批评它的一个命题,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一造反,就打着"替天 行道"的旗帜,什么手段都可以,武松为反抗,血洗鸳鸯楼,杀十六个人,连小丫鬟都不放过。从文学上看,两部小说都是经典著作,一百零八将塑造得确 实好。但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不一样,着重价值观。再说宋江,不能简单说是"投降主义"。宋江在中国农民革命中,运用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即要谈 判,要妥协,他自己并不想做皇帝。对宋江需要重新认识。所以我说,《三国演义》和《水滸传》是中国的"地狱之门"。
 
怎么理解"双典"是中国"地狱之门"?
 
中国人如何走向精神地狱,就是透过这两本书的,它们比其他什么学术著作影响都大,千千万万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两本书,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的,不断形 成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三国演义》的权术已发展成厚黑学。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水滸"中人、"三国"中人,时时讲权术,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小 衙内虽出身官僚家庭,但他还是幼儿,是无罪的,李逵用斧头劈成两半,这该出手吗!这种理想不能不批评。一百零八将内,是四海皆兄弟,那一百零八将 之外,是随便可以砍杀的吗?用兄弟伦理、亲情伦理代替责任伦理,如果以此建设现代化,问题可大了。
 
四月十八日在香港举办两岸台商论坛,请你做演讲嘉宾,你准备讲什么话题?
 
两岸论坛请我和李欧梵去讲讲。这些年我回到古典文学。这次两岸论坛,我只能去讲讲自己内心的话,谈自然文化。我是反对台独的,台湾要"去中国 化",果真如此,台湾还剩下什么?我在城市大学讲阅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讲老庄,讲禪宗,这是讲自然,不是讲 意志,世上许多问题还是让它们自然解决比较好,不要太人为,太意志,包括两岸问题。此次我就讲这样的自然文化,自然解决,中华民族现在发展得很 好,是鸦片战争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还应该让它继续自然发展。
 
顺其自然学会妥协
 
两岸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了,那么多台商去大陆,是少见的现象,文化上很多方面已经统一了,无非是台湾有一些作家和文化人,觉得大陆 还有专制,如果大陆专制再少一点,自由多一点,以后就没有太多隔阂了。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在巨大商业活动中学会妥协,学会谈判。
 
听说你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依然受阻?
 
最近本来有三本书出版的,一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有一本已出清样了,还是不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 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我女儿刘剑梅的书《狂欢的女神》,就是因为书中有 我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 实的认识和情感。她自己却看得很淡。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

(原载《亚洲週刊》二○○五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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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评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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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虚无以责有》一文的作者袒露自己"告别革命"的心路历程说,"告别革命之后更需要从积极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以前是被革命所轻视或 否定或摧毁的"。文章说:"我通过中国近当代思想史说明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在一九四九年后带来了许多问题。" 作者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而其观点上则集中表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之中。该书 认为,我国二十世纪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给中国带来很深的灾难。上层建筑革命、意识 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不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因此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在其影响下,"革命不如改革,改革 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话语。
    但是,"告别革命"的虚无主义态度无助于人们"从积极的方面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传统",也无助于人们正确地面向未来。
    其一,"告别革命"论对历史的反思是基于一种假定,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大势。
    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谭嗣 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来看,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 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 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 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 命",现在"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李泽厚等否定一切革命的思路,实际上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弊病都归结到"革命"的名义下,于是,革命就成了社会一 切"不良"之症的原因了。他们追根溯源,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 "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了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 但这个结论是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不符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格局;而且,由对现实中某些情况的不满而推论"如果这样……会好得 多"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那个"如果"已经被历史发展无情地抛弃了,那个"好得多"也只能成为"乌托邦"了。
    确实,中国近代史上一直贯穿着革命与改良之争。但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成为必然的选择,"改良"亦逐渐走向历史的反面,"改良论"成为"保守"、阻碍 革命的贬义词。这不是人为的思想预设可以左右的。实际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初期启动,也是试图走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道路,大体上是效法 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变革,但没有成功。事实证明,在外国侵略日趋危急的情况下,所谓渐进的改变已变得不可能。而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 的彻底解决方式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革命上升为主导变革的方式……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向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 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远在欧洲的马克思 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 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 醉剂。"时下一些因袭"告别革命"论的论者,借"反思"之名否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认为革命破坏性大,打破了连续性,应给"改良"正名;他们颂扬 "老佛爷"、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播文明"怀有极大好感,对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抱有更多的幻想,批评孙中山,批评辛亥革 命,批评五四运动,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自己反帝反封建的鲜明主题驳斥了这种论调。辛亥革命是 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 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才有反对帝国主义帮凶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在此 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革 命"的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其二,"告别革命"论以文化保守主义立论,把"文化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
    作为文化"激进"论对立面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对"革命"多有微词。他们把"革命"视为"激进"、"极端"的代名词,主张以其"文化上的保守"对治文化、 政治上的"激进",认为文化上的"激进"与政治上的"革命"都是"极端化"的表现,而"革命"的根源在于"物欲化"的"唯物"思想。他们强调,社 会发展之始基是"心",而作为这种"心"的文化是不能靠"革命"彻底打破以前进的。显然,他们的思想逻辑是把文化视作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最终的原 因。所以,文化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政治的"革命论",都首先源于文化上的"激进论",而文化上的"激进论"则都是"全盘西化"的"极端论"
    实际上,"革命"派的文化、社会发展观并非如保守主义所言,是一味走极端的"矫枉过正"。无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意旨都在于引进、引入以创造而打碎,是"立"在其先的"破"。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割地"狂潮,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孙中山大声疾呼:"方今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 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为了"唤起民众"之自觉,孙中山组织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 民主义理论。他要用三民主义这种思想、信仰、力量来救中国于危亡,兴中华于世界。由此,孙中山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使二十世纪的 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 定下来"。它成为中国进步的新起点。中国先进分子继续向前探求,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没有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如果不经过革命,不取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的解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没有可能,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文化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理论指导,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创造出符 合实践特点、集中时代精华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经一番"脱胎换 骨"就难以发展,就不可能成为与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相适应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中国 社会实践具体条件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而不是割断历史。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 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 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和方针为指导,我们取得了巨大 成就。这一"文化批判",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论,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轻视或否定或摧毁"历史传统,而在于促成新的文 化因素的成长。没有这些新的文化因素,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难以完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也难以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弘扬。
    其三,"告别革命"论曲解马克思主义,借以否定革命。
    "告别革命"论者一方面抽象地"承认,从古至今存在着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 员,另一方面又认为,"毕竟马克思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一般的说,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 而且,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他的基础理论有逻辑上的缺失和矛盾。我仍然重视马克思关于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的唯物史观,但 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理论中许多部分有保留"。为此,"我由四十年代对马克思的全面接受转到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有舍有取。我基本舍弃他的革命理 论和经济学说,但仍然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这种"取舍"的另一种做法,就是努力把自己说成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是根 本,衣食住行是根本,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最重要的自发活动。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我常说,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可以 作证。要改变中国状况,就要着眼于这个根本。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 "我的'历史本体论'就是要尖锐地反对这些,回到人活着的物质基础,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吃饭哲学'来对抗'斗争哲学'。"这里不仅无视近代中国的 历史课题,从"一般的说"直接衍伸出对近代革命历史的否定,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按其所需作了庸俗化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只能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在他们看来,"革命是激化 冲突,改良是淡化冲突"。所以"在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开始,尽管都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根据,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做反省的时候,完全有理由认为不一 定必然选择革命的办法"。
    但是,"激化冲突"并不是革命的目的和结果,相反,冲突本身的激化,也就是说,没有饭吃才是革命的根本动因。所以当历史发展不得不以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的矛盾为其前提的时候,社会革命就不免要爆发了。革命正是中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建立在这一"必然选择"基础 之上的,只有确认这一基础,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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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8 《财经》 李泽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难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1年10月18日 11:40 我要评论(3)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以经济发展推动 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如果有人问,你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 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

  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当时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而且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明确赋予 国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议局,议会已经成型,而且很像个样子了。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多新的制度、 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 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 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 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可是到了辛亥年,慈禧已死,清王朝的人心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蒋介 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历史超稳定结构"学说,它认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 化大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 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在我看来,只有经济是必然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有种观点认为,玛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信仰或者经济原 因而灭亡的。也有这个可能性。经济倒退,不如几十年前,历史上有这个情况。

  整体来说,还是思想的变化更大一些,政治、军事的变化应该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 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政治史上,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我极 不赞成。文化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有最大的责任。

  在改革中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1908年慈禧死掉了,然后清廷搞皇室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重用汉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鸿章,重用张之 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 原因。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中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宪政道路。因为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 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只要保证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 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马上让革命党钻了空子,搞坏了。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历史就 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如果慈禧搞开明专制,即使她死了,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地权力就可以让出来。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 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本没有动什么武器,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为什么我宁愿支持"开明专制"?因为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 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

  进一步说,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最坏的是无政府。无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 就是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了吗?

  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 的体制,它在人们心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 认的权威、体制,谈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们就无所适从了。辛亥革命开始不久,就开始滥杀人了,谁军权在握,想杀人就杀人。辛亥革命、二次 革命、国内大革命,然后是毛泽东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资料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辛亥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从反面证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我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评价很高。革命党当时骂康有为保守,连他的 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 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

  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几十年以后,对康有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还会有新的 评价。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总之,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 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也许更好。法国大革命多少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 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得比日本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认为这是对的。 从前,梅兰芳等戏剧名流,即使名声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成为人民艺术家。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 为,人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我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由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 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 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对具体历史事件要具体认识,整体来看。非常明显,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的情绪左右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革命不是孙中山一个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动起来的。所以我讲,有革命党、有革命思想是必然,因为清末政治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连 梁启超也讲革命,梁启超是为了推动改良而讲革命。革命成功是偶然的,但有革命党是必然,孙中山就是革命党先驱。

  台湾说孙中山是"国父",大陆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要过200年以后才能做到。孙中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还 是很了不起的。他说过,第一是爱革命,第二就是爱女人,第三是爱书。他的确为革命奔走奋斗,愈挫愈奋。

  辛亥革命时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 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 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所压倒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宪政 了。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 想是留下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花朵。

  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 应该允许的。

  要告别辛亥革命

  20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 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 亥革命。

  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上世纪40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 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当年我参 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 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 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当然,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 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广州说过: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 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 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我是承认有阶级斗争的,而且主张一定的阶级斗争,但是不主张推翻政权,不主张什么阶级革命。我讲过,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当然,改 革也很难。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许多方面在倒退。当然,退到一定的时候,又会继续向前走。

  有好多朋友反对我的"告别革命"的观点。关键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和现行 体制很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评论改革开放这30年,再抱怨,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取得这样成绩,可不简单,这 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

  有些学者呼吁进行新的启蒙。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有些人就怕不稳定。担心改革早晚要改到自己头上。其实,要看时间,也不会马上革到他们头上来。现在还能管得住,没有必要控制得那么死,少量地 开一点口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想,即使放开,也不是说一下子放开,完全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在一定范围之内放开某几个刊物或者报纸,慢慢 做。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改变执政者,让他们做一些具体 的事情。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 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作者李泽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 康辛大学客座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马国川根据采访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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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告别革命论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 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 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现代的 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 与国家利益、 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 论战,其意义 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 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 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 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 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 森有礼关于服 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 发、穿牛仔服还 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 一整套理性系 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 思想上的前提 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 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 信仰—行动" 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 牟宗三)在文化学 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 子首要典籍)即重 "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 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 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 "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 生存、生活和生 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 的传统理知特色。 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 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 现代、后现代多种 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 将成为今日思想史 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 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 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 荧荧大者。中国人 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 响最为巨大。 

   

    对 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 革命及其后果不同 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 体制到思想各方面 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 的一整套非常完备 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政治 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 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 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 政"。"焚书坑儒"的 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 王"专政。"圣"源出于 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 纪》屡载"秦圣临国", "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 道","道本于心", "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 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 这个圣王政治。"圣" 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 现。尽管毛反儒,但自 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 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 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 得粉碎。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 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 有人满腔气愤。 

   

    本 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刘大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李时岳的"洋务 —戊戌—辛亥"范 式),亦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的清理分疏。于是,当代思想围绕它,展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 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 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 发生过革命的地 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 命》)。即使造成效率低 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 烧的岁月"的追 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 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 水,但所有这些使自 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 既由于他的多才多 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 风流人物?盗跖庄 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 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 想"为核心。它们 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 统和革命传统在日 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 种种思想课题尽管 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 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   

  

<乱码,删去部分内容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 "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 齐、治、平,主要不 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 史"以来,随后又由 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 理路,廓清传统思 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 家"真正关切和论辩 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 上,在西方哲学史 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 政治思想,"哲 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 身教导缠在一起。 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 之后,中国思想学 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 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 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 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 国威",这一趋向 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 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 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 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 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 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 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 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 调中国的"天"、"仁"、"礼"、"义"、 "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 实。所以,出路只能 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 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 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 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 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 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 等,却是来源于"巫史 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 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 平。相反,只有在 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 道德)的理论、历 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 去(传统)成为现 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 的特殊,这也就是 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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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26 《文化纵横》 干春松:李泽厚与"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2011年12月26日12:10 《文化纵横》

  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叙述中,其脉络和阶段的设定往往与政治领袖人物相关联。由此,一般学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往往隐而不 彰。这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即官方会尽量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并对那些不相一致的解读不予承认,甚至进行批判。

  因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在学术界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是一种政治性或政策性的言说。因此,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张岱年、冯 契等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少有人关注。

  然而,如果回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域的发展,李泽厚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李泽厚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迂回"而对主体性和 能动性的强调,使得基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个人的主动选择之间得到了新的结合,这样既支持了经济建设为主的国家策略的确立,同时, 也通过倡导对于主体性的阐扬,凸显了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其次,李泽厚通过对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强调,肯定生活世界中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因此,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国情、中国文 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哲学和理论上的支撑。因此,我们认为,今天重思李泽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来探 讨他的"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李泽厚思想的复杂性,而且也促使我们评判李泽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中所发挥的独特作 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阶段

  李泽厚在收录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发生的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在这篇文章中, 李泽厚从1918~1927年、1927~1949年、1949~1976年、1976之后这四个阶段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既与近代以来中国 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息息相联。李泽厚认为第一阶段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主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实 践性品格,而且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特色。即李大钊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强调了其民粹主义、道德伦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而这基本上也构成 了1976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特色。

  1927~1949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代表人物从瞿秋白到毛泽东,更多的是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思路,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者"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62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李泽厚在分析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思想的时候,认为毛泽东比较注重辩证唯物论,但毛注重"自觉能动性"与"经验理 性"的统一,因此,作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并不是以"工具更新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而是直接服务于 现实斗争的"实践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在这个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的民粹主义和道德伦理 主义的色彩继续保持着,具体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凝聚方式。

  1949年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毛泽东本人也继续保持延安时期的一些思考特点,即重视以矛盾和斗争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创造。比如,提出了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突出以政治统帅经济。而且由于毛泽东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 际情况,所以,与主体自觉性互为依赖的经验理性被忽视,最终沦为绝对的主观主义。

  1976年之后,除了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来恢复经验理性的意义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讨论也喧嚣一时。李 泽厚对这两次讨论的理论意义都不甚看重,比如他认为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空泛的、片面的历史观。所以,李泽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正像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如何前进的关键时刻一样。马克思主义之需要创造性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在中 国这样突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据此,李泽厚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仅仅坚持革命理论就不够,而应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建 设的哲学。

  李泽厚提出的创造性发展,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回归历史唯物论,明确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具体地研究生产 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同时还要研究文化心理结构,以丰富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其二是对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研究,包括《资本 论》《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对此,李泽厚在后来的作品中有更为复杂的看法。比如在《说儒学四期》一文中,李泽厚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下中国依然具有意义的三 个方面,即一,吃饭哲学论。所谓吃饭哲学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通俗的说法,其要点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确认科技—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根本。 二,个体发展论。即《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反对集体主义名目下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三,心理 建设论。即相对于历史唯物论而形成的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模式。(李泽厚:《说儒学四期》,载氏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三联书 店,2003年,第145~148页)

  很显然,李泽厚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的一些特点,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乃至变异,实质是为 了提出他自己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并不反对强调中国的国情,因此,他并不认同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性定位于历史唯物论,并由此来建构 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吃饭哲学"便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二、吃饭哲学与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认为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归结为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并认为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的心理 结构,可以使中国人放弃历史观和自然观,而接受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并将之视为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思想武器。

  19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试图建构起他自己的一套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哲学理论。标 志是他对于"实践"、"人性"等概念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李泽厚对于"人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批评和辨析基础上的。李泽厚说,人性既不等同于阶级性、不是动物性,也不是社会 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应是感性(自然性)中有理性(社会性),或理性在感性中的内化、凝聚和积淀,使两者合二 而一,融为整体。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载氏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 社,1984年修订本,第424页)基于这样的人性论,李泽厚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个体都是存在于具体的 历史现实中的。

  要从社会历史的总体情景下认识个人、个体的意义,但如此这般,并非是要抹杀个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庸俗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要意识到个体在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重视实践中的个体和个人,就是要重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和人的主动 性成分。

  按照邹谠先生的说法,这是李泽厚先生有选择地阐释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而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问题,从而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否定了机械性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既然社会发展不是机械的、必然的,那么必然会肯定个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泽厚先生从康德哲学中,提炼出来理性的概念,提出中国走自 己的路,就是"理性之路"的主张,批评中国目前缺乏建设性理性(包括学术建设方面的理性),指出儒家的精髓,中国的传统就是"实用理性"。在这些 分析的基础上,反对激烈主义,提倡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载《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第11 页)

  李泽厚哲学中的背反性,是1980年代所面对的背反性社会经验的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使中国人在经历现代性洗礼的同时,需要考虑中国传 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李泽厚既肯定总体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又肯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这样的思路决定了他对于激进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后果的 警惕,而他所关注的近100年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给李泽厚提供了提倡改良、警惕革命的历史经验。

  李泽厚将自己的哲学概括为历史本体论。他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形象地称之为"吃饭哲学",指出"吃饭"和"人活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性因 素。

  李泽厚对他的历史本体论有三个要点式的概括,即"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然后透过这些略显模糊的描述,有一个观念却逐渐浮出 水面,成为李泽厚哲学的一个核心词汇:即特别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度"。

  "度"确切地说是一种实践智慧,""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object)中,也不存在于意识(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是 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creation),一种制作。"(李泽厚:《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载氏著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9~10页)

  "度"的肯认与李泽厚一贯以来强调实践的倾向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度"在建构历史本体论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是人对神的依从关系,不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包括内外自然)通过"度"的历史构建所形成的人化关系及其前景,才是"历史本体 论"所要探讨的课题。"(李泽厚:《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载氏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3页)

  "度"作为历史本体,是李泽厚先生实用理性的一种哲学上的概括。他指出:实用理性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不确定性、非客观性,但并不是 相对主义。因为这样的实用理性有历史和社会的基础:"第一,它毕竟建立在"人活着"吃饭哲学这一绝对准则的基础之上。第二,它仍然认为,由这种相 对性、非确定性、非客观性,经由积累,却建立了人类共同适用从而被一致遵守的"客观社会性",即所谓的"普遍必然性"。"(李泽厚:《实用理性与 吃饭哲学》,载氏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43页)

  而这样的合理性,"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亦即人类群体的现实存在、生 活、生命的时间过程)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李泽厚:《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载氏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 说》,第43页)

  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而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和对于历史合理性的"度"的重视,归根到底就是要强调选 择改良是目前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方案。

  三、"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基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创造,试图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哲学上的支持。这样的创造也基于他的一种判断,即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摒弃那 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一种"改革的马克思主义"。

  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1980年代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泽厚也有其独特的理解,比如李 泽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体现了他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李泽厚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者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多元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层面的肯定,他反对毛泽东过 于强调斗争的思想,他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军事马克思主义",即用军事斗争的经验搞经济,搞文化,所以李泽厚承认他要消解的是军事马克思主义, "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深化,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硬核"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真正动力。"(李泽 厚、刘再复:《关于"消解"马克思主义》,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7页)基于此,李泽厚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表示支持,他说,邓 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与军事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刘再复认为,李泽厚因为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就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实践,因而已经在为改革开放进行理论准备。这隐晦地表达了 李泽厚与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间的关系。对此,李泽厚并不否定他是在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理论。"我从不掩饰我支持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也就是以"吃饭 第一"来代替毛的"造反有理"。批评者认为是客观形势使邓不得不搞改革开放,好像没有邓,任何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种必然论。我不赞成。我始终 认为历史由人创造,人对历史负有责任。政治领导人更是如此。历史之所以有各种可能的选择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李泽厚、刘再复:《邓小平与 实用理性》,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15页)

  当然,邓小平等人在进行改革的理论准备过程中,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关系上接受了李泽厚的看法,是一个有待于考证的一个史实上的问题,但是,李泽 厚自己认为邓小平所进行的注重实际反对玄思的改革是"实用理性"的一种表现。这起码是要说明李泽厚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在致思角度上 的一致性。所以,李泽厚既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重点放在文化批判上的做法,也反对毛泽东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而是认为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 "硬核",即对于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点上来。

  基于此,李泽厚提出了饱受批评的社会发展的逻辑顺序路线图: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李泽厚、刘再复:《政治与经济》:载李泽 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2页)这个说法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比如邹谠先生就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不同类型的社会发展路线图。但我们从李泽厚的路线 图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之间的相似性。在邓小平的思路中,首先要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富裕了,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才 能实现,个人自由才能保证。

  李泽厚这样的思路或许看上去有点像是对于现实的妥协。因为改革的思路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并不随着经济改革而同步开展。 但是这样的做法更应该被看作是李泽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所要告别的革命,既是一种对于现有秩序的颠覆式的革命, 也包括对于社会变革的激进情绪。由此,他对于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之间的调和恰好成为他选择改良而反对革命的理据。

  在回答人们对于四个阶段的社会发展路径质疑的时候,李泽厚虽然认为这并非绝对,但是基本上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在社会稳定的 前提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国家的稳定十分重要,因此,在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度。这样,李泽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必要的威权 主义。他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复杂性的强调,也可以被理解为经济目标对于政治改革的压制。

  李泽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可能会一直争议下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李泽厚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 或高高在上的。而是将之视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一个比较合理的思想图景,是融合儒家传统、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 义与后现代,最终形成一个"以工具本体(科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 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 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 统。"(李泽厚:《说儒学四期》,载氏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第155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作者:干春松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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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7 马国川采访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作者:马国川

   马国川 & 李泽厚采访时间:2011年8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东城区李泽厚寓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马国川: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下个月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思想家,您对辛亥革命有 何评价?
 
  李泽厚: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 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
 
  马国川:当时确实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1906-1908年,清廷相继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 年颁布了《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
 
  李泽厚:这些法律明确赋予国民以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议局,议会已经成型。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 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马国川: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被革命取代了呢?
 
  李泽厚: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1908年,慈禧 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 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 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李泽厚:非常偶然。
 
  马国川:我自己可能是受到一些宣传的影响,所以总觉得,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如果仅仅归结于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话,似乎有些不妥。比 如,我很难理解,太平天国搞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成功,可是到辛亥年间,为什么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就分崩离析了呢?
 
  李泽厚:其实,太平天国也有成功的可能。假设当年洪秀全打下南京后不是急于称帝,而是直取北京,就可能改朝换代。但是,洪秀全定都南京,杨秀 清也不再亲自带兵打仗,派两个部下北上,援兵也接济不上,北上部队被消灭了。这两个错误是致命的,再加上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东王府两万 人,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从此,太平天国就走向了末路。
 
  马国川:但是到辛亥的时候,为什么偶然事件能够打垮清廷呢?
 
  李泽厚:那时人心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蒋介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 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金观涛的"历史超稳定结构"学说。他们认为所有历史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 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 然性很大。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必然的呢?
 
  李泽厚: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经济倒退,不如几十年前,历史上有这个情况。
 
  整体来说呢,还是思想的变化更大一些,政治、军事的不确定应该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 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因为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我极不赞成。文化 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有最大的责任。
 
  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马国川:我有一点疑问向您请教。如果慈禧早死十年的话,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这一点我赞成。但是,慈禧晚死十年会造成什么局面?我觉得恐怕难 说,难道中国真的会走上渐进改革的道路吗?
 
  李泽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我本来是搞近代思想史的,我研究过辛亥革命,写过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在写文章的时候看 过很多材料。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 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马国川: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 一个重要原因。
 
  李泽厚: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马国川:慈禧可能不会做许多蠢事,可是她的改革底线也是有限的,能够设想她交出权力吗?
 
  李泽厚: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 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马国川:但是当改革涉及到她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李泽厚: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 政府的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马上让革命党钻了空子,搞坏了。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 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马国川:如果慈禧还活着,好,给她十年时间,总之她是要死的,一旦她死掉之后呢?
 
  李泽厚: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的权力就可以更快让出来。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 本没有动什么武器,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清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为什么就不能搞革命加速其垮台,而要维持一个眼看着要垮了的政府呢?
 
  李泽厚: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 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就是陷入了长期的 军阀混战了吗?
 
  马国川: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
 
  李泽厚:对,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之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的体制,它在人心中还 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威、体制,谈何容 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们就无所适从了。辛亥革命开始不久,就开始滥杀人了,谁军权在握,想杀人就杀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内大革命,前后 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资料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马国川:辛亥革命从反面证明了,实际上改良比革命要好?所以您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李泽厚:对,革命党当时骂保守,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 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 价很不够,很不公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马国川:其实这些年已经开始在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对清末的宪政运动的评价越来越高了。
 
  李泽厚: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 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马国川:您主要看是从代价的角度来评价革命。
 
  李泽厚: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那么多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 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马国川:在欧洲,法国和英国是两个典型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的道路选择也是明显不同的。
 
  李泽厚: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得比日本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认为这 是对的。从前,梅兰芳等戏剧名流,即使名声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成为人民艺术家。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 人仍然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马国川:上世纪的中国,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而现在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否定革命,认为革命就是群氓的盲目运动。
 
  李泽厚: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革命党根本不可能取得天下。我既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 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马国川:您在八十年代讲"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辛亥革命时,革命和改良的竞争局面,是否也是"双重变奏"的一部分呢?
 
  李泽厚:二者是不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上,我所讲的启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启蒙讲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和政治不是直接相关的。"救亡 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虽然我是从辛亥讲起的,但展开是从"五四"讲的。
 
  辛亥革命确实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 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 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所压倒了。
 
  马国川:中华民国这种体制的建立,就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就是他(孙中山)的丰碑。"
 
  李泽厚: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 就有宪政了。
 
  马国川: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
 
  李泽厚: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想是留下了,这是思 想史上的一个花朵。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
 
  马国川:革命思想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泽厚: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应该允许的。
 
  马国川:您对于革命思想、革命理想,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上来加以肯定。
 
  李泽厚:要笔的自由,不要枪的自由。笔的自由包括百家争鸣、互相争论。百家争鸣好久不讲了。
 
  马国川:笔的自由就是革命理想、革命思想。枪的自由那就是革命暴力、杀戮专制。
 
  李泽厚:你理解的很正确。
 
  要告别辛亥革命
 
  马国川:您在早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就是辛亥一代。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怎么评价?
 
  李泽厚:这一代时间跨度比较长,从康有为到鲁迅都是,康有为是旧时的知识分子,鲁迅后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了。但是,第二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参 与了第一代的活动,像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跟那些革命党在一起。第一代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好多人还是老先生。像章太炎为什么那么出名?因为 他的旧学功底深厚,这样的人也参加革命,号召力、影响力当然很大。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新旧交替的一代。那是非常新的时代,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旧 的,有的还是举人、进士、翰林,像蔡元培。
 
  到"五四"这一代就转过来了,因为代表旧势力的王朝已经垮掉了。
 
  马国川:五四一代就是新的东西占主流了。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激进的思想开始增多。
 
  李泽厚:是啊,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实,第一代就开始激进,孙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识分子。
 
  马国川:激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这种激进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
 
  李泽厚: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 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马国川:有些人批评说,80年代您是思想启蒙的导师,而后来您越来越趋于保守了。您提出"告别革命",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为了一个守旧者。
 
  李泽厚:我本人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四十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 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
 
  马国川:当年您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某些人鼓动和煽动的。
 
  李泽厚:我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马克思的理论信徒很多,真正得到马克思思想的是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们所讲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一开始就被排出去了。所以中国接触 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不过,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 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 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 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马国川: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您有了新的认识。
 
  李泽厚:是的,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 期间,"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 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马国川:实际上,您对革命的怀疑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到世纪末提出"告别革命"。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也讲过类似的意思。那是在广州,我说: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 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马国川:那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世纪末,正好是对20世纪的一个回顾。
 
  李泽厚: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回顾20世纪"。《告别革命》这个标题是我起的,原来的标题不是。我记得那天开车回去,在路上突然想起刘再复有 一本书叫做《放逐诸神》,两个书名正好做个对仗。
 
  马国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您的"告别革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主流仍然在鼓吹革命是神圣的。
 
  李泽厚:国内外都有人批判我的观点。有些人根本没看书,有些人是没有看懂。有些人说,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你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这其 实没有什么道理。如果现在再发生革命,是革谁的命?我认为,再革命更麻烦,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我还是坚信,有政府比没有政府 要好得多。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是最可怕的。20年前我就说了这话。
 
  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 会彻底失败。
 
  马国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总觉得您这种理性的冷静,有冰冷的感觉。
 
  李泽厚:情感上难以接受吧?理性和情绪比较,理性比较可靠,情绪是最不可靠的。80年代末就是如此。当时我就批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其 实是针对当时的,这有文可查,可惜没人注意。当时的人们有两个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二是缺乏具体思维。要革命却不想如何具体革,也讲不出来, 结果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发泄情绪的意义。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 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 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 还是很有希望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4/08/191190_71914779.shtml

101124 《财经》 秦晓对谈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

2010年11月24日 07:49 《财经》


秦晓(资料图)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社会革命是绝对 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财经》记者 马国川

10月底的一天上午,学者李泽厚和秦晓坐在了一起。两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共同话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80岁的李泽厚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李泽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 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63岁的秦晓则感叹,"80年代也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他认为启蒙不彻底,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秦晓呼吁继续进行启蒙,通过理念 更新、制度变革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李泽厚认为 "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他更希望推动制度变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 变革。

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李泽厚和秦晓各抒己见。有共识,亦有歧见。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性、建设性的讨论是非常宝贵的。

诚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 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 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财经》: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知识界已扩展到商界和民众。决策层并没有公开认同"中国模式",但一些官员比较喜欢被包 装出来的"中国模式",在一些讲话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 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应迅速、出手快。两位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晓:这场争论发端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和评价。

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缘于市场化改革,还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失衡等是市场化改 革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代价。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而中国政府则果断应对,迅速走出危 机,这使得"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起来。

从以上看出,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 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

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李泽厚: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 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能够很快地恢复,效率很高。的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快,效果 似乎也不错。这30年发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做法,也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 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现在经济上仍有很多国家垄断色彩,绝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4万亿元大部分投给国有企业,这怎么行?包括一些民间商人、民营企业家跟官员勾结, 以得到官员的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经济来说,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只有民间经济大发展,才能够有个稳固的基础。 虽然有"三十六条",但是没有得到执行。很多领域还是国家垄断,所以才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秦晓: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 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 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 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 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 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李泽厚:我很赞同上述看法。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做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 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模式也 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如果执政者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 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该保持清醒头脑。


易中天对谈李泽厚:

易中天对话李泽厚: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最危险

李泽厚其人:

李泽厚:我准备静悄悄的死掉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李泽厚:寂寞思想者

秦晓观点:

秦晓:日本病根子出在政府主导经济 国有财富应民众分享

秦晓:应给民企创造更多机会 国有财富应民众分享

秦晓:行政干预买房有违宪嫌疑 你为什么不许我买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秦晓:所谓中国模式扭曲资源配置 有悖市场化改革目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4/10/2785282_71950354.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acro/20101124/2940677.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07/12/371729_75777720.shtml
李泽厚和秦晓的对话: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财经》杂志)
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财经》杂志2010年第24期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22日

秦晓对谈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2)
2010年11月24日 07:49《财经》

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要搞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

《财经》:如果从1949年以后看,中国已经走过两个30年,毛泽东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两个30年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这两个30年的 评价上,有巨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第三个30年的走向。请问两位,对中国下一个30年有何期望?

李泽厚: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要给予肯定。国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奠定了中国下一步的基础。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个"30 年"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还是要推动经济发展,真正把内需拉动起来。现在的消费还不够,大部分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还非常低, 很不均衡。假如中国人都能真正消费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秦晓:对全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李泽厚:那是,真正拉动内需的是国民消费,如果国民消费水平能够有真正、普遍的提高,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还需要比较快的稳步发 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秦晓: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也充分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在消费社会背后,有个人价值、个人 权利、个人自由在支持,因为公民的自主消费、择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分配完全不一样。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政策必须有价值正当性作为支撑,如果没 有价值正当性,即使经济发展起来人民也不能真正受益。

中国目前碰到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滋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等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担忧,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30年中 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主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读。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现在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往前迈了几步,这几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走 完,而不是走错了路。而"中国模式论" 将转轨与转型中的问题和缺陷固化,甚至倒退,这让我们感到担忧。

李泽厚:我一向反对民族主义,我担心当前和未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天中国开始强大而民族情绪高涨之时,任何误导都容易把中国引向危险和战争。我 以为一些人鼓吹民族主义恰恰有害于中华民族。

我也一向反民粹,当年他们反对中国加入WTO,认为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经济会使社会产生极大不公而将崩溃,我和他们口头激烈辩论过。民族主义加民粹 主义,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人就想走这条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巩固、强化,肯 定就是这条路。

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值得警惕。

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 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

现在,在经济发展掩盖的下面,有些方面是倒退的。

《财经》:因此,一些人士对目前的改革形势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中国模式" 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回到旧体制去?

李泽厚:我主张,现在不应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现在要讨论"中国不向哪个方向走"。

秦晓:我们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 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100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 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 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

特别是学院左派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 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

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 (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 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中国曾为这些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5/08/449862_72213664.shtml
《财经》 李泽厚 秦晓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4/10/2785282_71950475.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acro/20101124/2940678.shtml
秦晓对谈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3)
2010年11月24日 07:49《财经》

中国还需要启蒙吗?

中国发展离不开稳定,但稳定不能压倒个人权利,更不能压倒法律。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

《财经》: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现代化历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近年来,秦先生提出"现代化压倒现代 性"。请问秦先生,您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

秦晓:李先生早年提出的"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影响了一代人的思考。"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各种原因,从启蒙转向救亡,启蒙未能完成。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救亡压倒启蒙",当时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后 来又搞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述。

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现代化所压倒。中国的近现代史说 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前面讲到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如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和谐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执政合法性的"元叙事",而现代价值中的现 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包容和多元则被抽离。

李泽厚:没有多元,就没有和谐。

《财经》:回头去看,过去30年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很有必要,这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关键保证。现在经济 转型压力和社会矛盾交织,则需要我们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但个别地方政府碰到难题时似乎过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李泽厚:现在都有"压死一切"的倾向了。

秦晓:中国发展离不开稳定,但稳定不能压倒个人权利,更不能压倒法律。

李先生主张制度建设,我很赞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元叙事"仍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思维方式,从官员到相当一部分精英,他们仍然习惯于这套 "元叙事"。我认为,这些"元叙事"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现代性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体系。所以,现在仍然需要启蒙,启蒙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去意识 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

李泽厚:现在中国仍然盛行"官本位",这就是封建特色。所以,中国目前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这还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还 不够,要反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

现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很多学者向"长"看齐。就连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如果科学家出现在一个场合, 官员们也要退在一旁。还有,庙里的和尚也分处级还是科级,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在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反封建就是启蒙。这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从思 想内容到思想方法,都需要改变。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跟王元化先生有很大分歧。他说再来一次启蒙运动,我说,现在主要的不是唤起群众,关键是怎样进行制度性改革。制度改革也不 要求一天就改好,怎么样逐步地使制度改革,把好的做法制度化。

我主张法治,也就是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从80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 等。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不执行是当今一大问题,有法等于无法。

我当然不反对启蒙,不过,我还是看重如何能够使制度发生变化。因为现在许多人不是不清楚,而是由于利益、利害等的限制,不得不心里想一套,嘴上说 一套。所以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变革。现在就应该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 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

秦晓: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容低估,有利益的问题,也有认识的问题。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决定论"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政治体制 改革失衡的思想根源,而"阶级斗争史观"则影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

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仍是精英们应承担的重要使命。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有巴黎公社殷鉴在前,加上中国这几百年的动 乱,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李泽厚: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

针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 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20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

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只要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 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

不过,我还是希望更多推动制度变革。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 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

我一直赞成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 题,这是最值得忧虑的。在教育方面特别是中小学,从小就灌输一些错误观念,学生丧失判断、选择的机会和能力,对整个民族是个巨大的问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07/10/2986562_67304759.s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153

101104 南方周末 萧三匝: 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萧三匝
2010-11-04 08:43:57

标签 李泽厚 自由主义 改良 已有评论20条

■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
■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建设。


李泽厚无疑是布道者。 (萧三匝/图)

采访李泽厚前,我广泛征集问题,一个朋友问:"你要去香港吗?"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建议:"你可以问问他会不会接老超人的班?"原来他把李 泽厚当成李泽楷了。

1980年代,李泽厚是年轻人的"精神领袖"。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论断表现出了一个思想家独特的深度和穿透力,这些论断中的大部分,今天 也不过时。

1990年代,李泽厚说,思想家正在淡出,学问家正在凸显。但在21世纪的中国,岂止思想家,学问家也已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有意思的是,虽然年届八十高龄的李泽厚常感寂寞,但他对中国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潮并不感到失望。相反,他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四顺 序说"。"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李泽厚说。

自1992年去国赴美教书,李泽厚每年都要回国住三四个月,他需要了解国内思想界动态和社会发展进程。当记者在中国社科院并不宽大的宿舍见 到他时,他刚从欧洲游历归国——他也关注欧洲思想界的近况。老人很健谈,声若洪钟,思维敏捷,有问必答,一如既往的放言无忌。

李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25年前冯友兰送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友兰的书法好,劲道与康有为相类。当年一片反对声 中,冯友兰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李泽厚说,自己的思想早就形成了,多年来并无大变。这一点,颇似康有为,而与冯友兰有别。

在离开李先生家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对媒体寄予了极大希望。他跟记者握手,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人的力度。

儒家:政治是政治,伦理是伦理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视,写过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论语今读》,你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民主自由嫁接上吗?

李泽厚:我在书里其实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但我反对现在那些搞国学、搞儒学的。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儒学活动,很多人请我,当院 长、名誉院长的都有,我统统谢绝。我的文章,至今没有"国学"这两个字。

中国人讲政教合一,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中学为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忠君。张之洞讲,可以改的是器械而不是圣道,可以改的不是名教纲 常,核心 就是要维护专制体制。现在这些搞儒学的人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有一部分也相当明确地主张这个,这恰恰是我反对的。所以我只是阐释中国传统。我这 次到欧洲看过 以后,感到中国将来大有希望。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讲?

李泽厚:我不是讲实用理性嘛。前不久我在柏林,礼拜天连蔬菜、水果都买不到,要吃一顿饭都吃不到,所有商店统统关门休息,因 为他们有《圣经》教义,规定礼拜天是休息日。我走了四条街,只看到两个小咖啡店在卖咖啡。还有很多事儿随便都可以举出例子来。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中国是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有人讲中国人太保守,我觉得恰恰不 保守,在 各方面只要合理,都接受。我上大学一年级还穿长袍,第二年统统没有了,因为不方便,无声无息地就改掉了。西方有时因为宗教教义说得很明确,就 很难做。

但我反对现在搞"国学",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迎合。我提出"西体中用",就是要把从经济到政治的理念巩固下来,然后把中国精神加进去。

南方周末:中国精神具体指什么?

李泽厚:比如,中国的居民委员会重调解,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和稀泥有和稀泥的好处。在中国,两个 人打架, 劝和的说算了算了,你一定要讲哪个对、哪个错就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道理,这才能和谐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政 治改革的基础 上。

南方周末:那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把中国传统 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就挺好?

李泽厚:对呀。中国讲亲子嘛。所以我经常讲,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爱首先是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

南方周末: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中国的夫妻不仅仅讲爱,也讲恩。西方是上帝叫你爱你就爱,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因为你们是亲子关系,是上帝叫你 爱。

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

南方周末:你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你另 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康德,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但是我感觉你其实并不排除自由主义。

李泽厚:当然不排斥,我恰恰讲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和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像哈耶克,他是以原子个人为单位,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有些人认为这就 是真正的历史,那只是一种假设。第二点,他们讲天赋人权,事实不是这样,权利是经过历史变化的。马克思讲,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有 天赋人权的观念。

这两点,是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

南方周末:殷海光和林毓生师生两人的书信录 讲得很清楚,要搞民主,第一个是要有法治,第二个是要有公民素养、公民社会的形成。不能像台湾现在立法机构里成天打仗,摔鞋子。

李泽厚:那倒不是这个问题。台湾毕竟有中产阶级,大陆现在还缺乏中产阶级,为什么我讲中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中产 阶级以中小企业家为主体,这些企业家才真正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上面的。

现在主要应该反对封建主义

南方周末:你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的争论怎么 看?

李泽厚:新左派一些基本观点我不大赞成,因为现在主要应该反对的是封建主义。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搬来的理论也不对。我 跟新左派有非常接近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要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我反对有人说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讲不是,中国要是搞美国化,那会一塌糊涂,不仅对中国,对人类都是灾难。但是,怎样走自己的路?我发现 新左派就是搬一些国外的时髦理论,后现代、后殖民理论,那些理论是错误的,搬来使用更加错误。

南方周末:是因为时空错位吧?

李泽厚:在国外左派可以批判资本主义,这有一定的好处,但中国根本还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所以新左派的总方向是错的。自由主 义只讲理性,我强调的是,把中国重人情这个传统贯彻到现代社会中来。

但是,尽管我大讲"情本体",讲中国传统,但是,在实践方面,我更倾向于自由派,现在首先还是要建立公共理性,然后才能讲情感。

南方周末:所以你现在强调的理性和"情本 体"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之间的关系。

李泽厚:对。你这么讲我很高兴(大笑)。

启蒙要走向真建设,首先是法治

南方周末:你说过,五四时期是救亡压倒了启 蒙,同时你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启蒙时代了,这是否暗含着今天的人们在改革方向上已形成共识,但我们知道这种共识远未形成,比如新左 派和自由主义就很对立。

李泽厚:启蒙远未完成。但启蒙的方向是什么?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不是群众运动了,不是呐喊,而是 怎么样完 善制度上的改革。我在"五四"七十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启蒙的走向》,讲得很清楚: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的建设,这方面要有 一些具体的方 法和步骤。

南方周末:而且再来一个运动也搞不起来了

李泽厚:现在搞不起来了。

南方周末:前两年刘军宁先生发了一篇文章, 叫《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李泽厚:文艺复兴我在美国就讲过,我讲人类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恰恰不是革命,它是给整个文化带来一种人文化的新局 面,就是人怎么从机器统治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自由。

第一次文艺复兴是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现在是人怎么从机器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统治现代人的机器,既包括物质机器,也包括社会机器。这 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很难走到一起

南方周末: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种中和,达 到一个度,是不是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李泽厚:那恐怕很难走到一起。现在是三者,不是两者,第三者是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搞国学、搞儒学的。这一批人也很厉害,因为 他下有民间、上有政府的支持,到处搞什么尊孔,祭祀黄帝、伏羲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知识分子从内心里未必认同这股力 量。

李泽厚:在大学教授里认同的很多,他们的刊物办得比哪一家都多。大学都有国学院,清华、北大、人大到各地都有。一个学校里居 然有儒学院,又有国学院,笑话。成立一个国学院,申请点儿项目。(思想界)在1990年代是两股力量,这十年变成三股力量。

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

南方周末:你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派的悲剧在 于他们没有群众基础,始终没能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现在这种群众基础具备了吗?

李泽厚:还不够。群众基础就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勉勉强强,是不是形成了我都不知道。而且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 本没有独立。现在的政策也是刚刚讲要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就是为了形成中产阶级。希望这个基础慢慢变强大,现在看是成长得太慢了一点。

南方周末:你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几百万个企业 家,现在似乎已经存在这样的经济力量了,但他们是否必然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吴敬琏先生近年就指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你怎么看资本与权力 的结盟趋势?

李泽厚:他们(企业家)的势力还是太小,因为要生存,没有办法,只能去跟官员勾结。假设势力更大,他们的依赖性就小。

改良不是投降

南方周末:你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但有人认 为渐进式改良也可能走向死胡同,因为有利益集团阻挠改良的深入,对此你怎么看?

李泽厚:革命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问题是怎么个革命法。做学问也好,写文章也好,要注意思维的具体化。我对"革命"的定义很 明确,大 规模的、长期的群众流血运动才叫革命,其他的不算革命,只能叫抗议。近年来,不是屡屡发生一些群众维权事件吗?斗争当然是要的,你弄得大家都 知道了,社会 就警惕了,就要改良。

我讲要改良,不是反对一切斗争,那叫投降,不叫改良。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你要把这个很清 楚地传达给读者,那我觉得就很好。

1981年一个夜晚,本漫画的作者,一个"伪文学青年",一边听邓丽君的歌曲一边在抄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向春/图)

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时,不能大肆提倡

南方周末:你主张中央应有权威,否则容易造 成地方割据,但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有人以为中国应实行地方自治,这样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你怎么看?

李泽厚:中国现在不能搞,一搞就内乱,割据力量中国历史上就有。我跟美方不谈西藏问题,我是反对达赖他们搞那一套的。

包括韩国、日本都觉得,中国太大,这个国家起来不得了,最好你分成几个小国家。

欧盟是最了不起的进步。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理念,那么多仇恨,两次的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起来的,结果都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联合起 来,搞一个共同市场,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这么好的共同市场,你难道要把它搞掉吗?

南方周末:你反对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与 你主张的中央应有权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根本区别是我有一个前提,我这个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不能大肆提倡,你在理论上巩固这个是不行的,中国有 些事只能干不能讲。

南方周末:一讲就会固化它?

李泽厚:就是。现在有人讲"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还没有啊。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有批评的声音,这在自由主义是非常重要 的一点。你强调这个东西(绝对权威)就可以压制一切。我讲的绝对权威并不是压制一切,恰恰相反。

历史在悲剧中前进,要使悲剧尽可能小

南方周末:你讲过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 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些年来,你对此顺序有无修正?

李泽厚:"四顺序说"是我在十五年前提出来的,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被人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就要求政治民主嘛。大体说来, 我还是坚持我的"四顺序说"。但是,现在我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样排序?

李泽厚: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民主摆在第一条,先搞政治民主,经济才能发展,我从来就不赞成 这个看 法。1980年代我就认为(老实讲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最重要,政治民主今天搞成了,经济基础不改变,一夜之间就可以回到专制,这在非 洲有很多的例 子,菲律宾、海地搞政治民主也搞得一塌糊涂。

1990年代初我举过法国拿破仑第三的例子,那20年经济发展最快。韩国、台湾地区当年经济发展为什么快?因为它有这个绝对权威。在中国, 要修一条 路,(政府定了)其他人都得服从。绝对权威在初期是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保障,有时候付出一些代价不可避免。想所有的东西都进步不可 能。

庄子很早就讲过,"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但是用杠杆打水总要比人打方便得多,历史不能倒退,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关键是要使这个悲剧减少 到尽可能小的地步,所以我就专门讲"度"。

1980年代我就讲,这个地方要盖一个工厂,环境会受到污染,那当时当地人欢迎你来盖,为什么呢?他可以进工厂赚钱,那比他种田要好得多, 所以他欢迎你来,因此政府的决定就要讲个"度"。"度"是随着时间、地点变动的,能把握好就叫艺术。

南方周末:这个度是谁来把握?

李泽厚:政府、学者、人民一起来把握,最后还是政府决定,但是要让舆论充分发表意见,让学者有科学的讨论。

小到一个县,大到全国,都应该把握这个度,就像画家画画一样,增之一笔就太长,减之一笔就太短,差一点都不行,这个是最艰难的。

什么叫悲剧?坏人把好人打死了不算悲剧,好人打好人这才算悲剧。保护环境有道理,盖工厂也有道理,这才是悲剧,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之间前进, 就看你能不能把好这个度。

不过,绝对权威长久不变就走向反面。所以我反对讲中国模式,讲中国模式就说明现在已经很好了,这是绝对错误的。

南方周末:这个绝对权威万一成了惯性怎么 办?

李泽厚:它不想变化大家要促使它变化。经济发展了,它不向国际接轨行吗?很多东西就逼着它慢慢变化。

南方周末:所以你说过民主的门是慢慢挤开 的,不是一下子冲开的。

李泽厚:我1980年代就讲了。一冲就坏了,就死了,你一冲,门关死了。

南方周末:知识分子和公民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李泽厚:现在大学教授一个项目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就搞那个去了,我对学术界不寄予希望。最寄予希望的还是媒体,以及 民间的资本家。

现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民间资本还是歧视,设很多限制。

邓小平很了不起

南方周末:你对邓小平怎么评价?

李泽厚:邓小平很了不起,他能够在旧的体制下搞特区,当时有些人对这一套是不满意的。而且他1992年又做了那样一个扭转乾 坤的讲话,很了不得。

南方周末:你一直倡导理性精神,中国还可能 爆发"文革"那样的集体非理性运动或革命吗?

李泽厚:我估计可能性不大,社会基础变了。我想,即使毛泽东在也发动不起来了。

我的新书你看一遍等于没看

南方周末:你个人比较喜欢鲁迅,但鲁迅非常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你似乎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讨论得并不多。

李泽厚: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我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就是三个月左右。

南方周末:在美国十来年的生活,对你思想体 系的完善有帮助吗?

李泽厚:没什么影响,我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我在美国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生活。

我70岁以后的书其实很重要,也很短,但分量比以前要重。我比较高兴的就是我三十年前的书,现在还有人读。

南方周末:《美的历程》现在还有很多人读, 文笔相当漂亮。

李泽厚:那是1981年出版的,我1980年就交出去了,整整30年。

最近的一本,还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最重要)。

我跟一些著名教授说,《美的历程》看一遍就行了,但那本书看一遍等于没看。

学术界现在都是傍别人

南方周末:你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现在不少人 是在阐释别人的思想。

李泽厚:中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原创性太少了,都是傍别人的,所以我对学术界很失望。

南方周末:你有个说法叫做 "转换性创造","转换性创造"和"创造性转换",根本区别在哪儿?

李泽厚:"创造性转换"是林毓生先生提出来的,我把它倒过来,因为"创造性转换"是转换到既定模式里面去的,那个模式是什 么?就是美国模式。我的是创造性模式,我是要创造一个新模式,但我是转换性的,我不是革命的,我是慢慢地转过去,所以跟我的要改良不要革命是 联系在一起的。

南方周末:殷海光最后的一本书是 《中国文化的展望》,我感觉他实际上也有你这个意思。

李泽厚:殷海光在大陆时,是被共产党看成反共学生的,因为他拥护蒋介石。他到台湾以后反对蒋介石,结果受迫害。我很反感现在 有些人把蒋介石描写得很好。老实讲,与毛相比,蒋在才能方面差得太远,他能力太差了,他有那么大的优势,毛泽东都没想到他能那么快取得政权。

我不愿再回忆痛苦

南方周末:你一直坚持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 为什么活的问题,对你个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李泽厚:"我为人类活着。"(笑)这是马克思说的。

南方周末:你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事吗?

李泽厚:遗憾的事情当然很多(陷入沉思),我不大喜欢说。很多人劝我写自传、口述史,我不愿意,原因是两点:第一,我这个人 一辈子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写文章,没干过别的事儿,我与人交往极少,没什么可写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回忆使我痛苦,我不愿意经过痛苦再回忆痛 苦。

南方周末:如果要请你为年轻人推荐几本书, 你会推荐哪些?

李泽厚:那范围太大了。人文学科的书你看一本两本是不行的。学数学、化学、物理,教科书读一本就行了,人文学科不行,因为它 是一级一级走的,就像泡泡菜,泡久了就变酸了,时间泡短了又不熟。我倒是比较喜欢读历史书,《纲鉴易知录》、《国史旧闻》都是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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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un
中国从未完成过民主革命,而只是民族革命!导致当今中国民主法制步履维艰,民怨沸腾,如果回顾一下的西方的民主革命,经历了多大的代价,英国光荣 革命,法国大革命反复曲折。。。,而对于中国这个五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国家,专制独裁根深蒂固,岂能是一次辛亥革命,一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完成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民族的独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制度,然而民主法制、公民意识,远未形成,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1-09-17 14:15:23

fuckmoney
斯人远去成孤木,哪得从容做故人!
2011-04-13 13:23:31

dengjingping
受益匪浅
2011-02-23 22:20:08

liuxizhi
与虎谋皮……
2010-11-13 11:27:48

jonlee
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是強調李澤厚思維的獨特(李澤厚經常有與常人相反的言論),又如"西體中用"。
啟蒙、改良、革命、中產階層、政府、權力、資本、知識份子、媒體等,都是關鍵詞。
2010-11-07 20:21:09

心在春在
张之洞的是"中体西用",李先生是"西体中用",冯友兰先生的题字自然是反过来的"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2010-11-06 20:48:48

chers
"他们讲天赋人权,事实不是这样,权利是经过历史变化的。马克思讲,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有天赋人权的观念。"
"现在主要应该反对封建主义"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
那么现在的中国公民应不应该说自己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人和群体都不得剥夺呢?
2010-11-06 15:34:16

pinghengmu
他说的有一个词:似是而非。
2010-11-06 08:43:37

dawei11
重建"象牙塔"!
2010-11-06 08:42:52

prolins
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李泽厚先生的书,好像还有几本是禁书,有些可惜,不过我还是拜读过,并且也很赞成他的观点。感觉我就像那张漫画里的小男孩,呵呵
2010-11-05 22:45:08

dang446154686
听李老讲话,里面已经没有了学问官话,但每句话都针对我国社会现实,都是用真实的学问去分析去思考。
2010-11-05 22:42:42

fylt2008szjy
有点高度,有些吃力。
2010-11-05 17:28:56

lix
向李老师学习!
2010-11-05 16:18:29

露凝为霜
是"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還是 "刚日读經柔日读史"
原文当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冯友兰这么写是故意的。原因请问冯友兰同学,我不知道
2010-11-05 14:00:57

next99
可惜,这两天的事件证明,中国中产阶级的萌芽也不过是马化腾和周鸿祎的水平,甚至可能还不如他们两个。成长的一开始根就歪了。
2010-11-05 13:45:05

chemlibin
与毛相比,蒋在才能方面差得太远!不敢苟同.
2010-11-05 12:39:09

f1245016388
说得好。
2010-11-05 12:25:14

lili8898
小平曾说过,"改革应有期限,不应太迟"。 太迟意味什么?————社会将血流成河啊!
2010-11-05 11:43:29

fchen45242
到底是大师级的人物!在中国人文领域,这60余年,我看还没有哪个人能超过此公。
2010-11-05 11:20:31

nostalgia
这段话很触动我:

文艺复兴恰恰不是革命,它是给整个文化带来一种人文化的新局面,就是人怎么从机器统治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自由。
第一次文艺复兴是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现在是人怎么从机器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统治现代人的机器,既包括物质机器,也包括社会机器。这不仅仅 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
2010-11-05 11:15:44

xzqgd1
一旦放弃暴力的独裁手段,它们将面临人民的清算。谁敢.......?
2010-11-05 10:44:05

wanj
是"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還是 "刚日读經柔日读史"?
2010-11-05 10:32:50

chenweipan
让既得利益集团让利,难,放权就更难了。但他们中也有几个象人,这是改良的希望,更多的有改良决心的文化人,民族就有更多的希望。
2010-11-05 10:31:35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613/17/99092_32912404.shtml

《南方人物周刊》 卫毅,施雨华:对话李泽厚 八十李泽厚:寂寞先知

作者:卫毅,施雨华

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
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对话李泽厚

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人物周刊:以思想界的标准,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0多岁时,就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成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时,很多人认为您是影响思想界第 一人,不管他们支持您还是反对您。

李泽厚: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里走走。(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感觉我是第一。 我的书骂的人也非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骂我,搞民运的也骂我。我说,让时间来检验吧。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看80年代的美学热,是否觉得不可思议?

李泽厚:是啊,古今中外美学都没这么热过,所有的学校,包括医科大学、理工大学都开美学课,甚至还有工厂请我去讲美学,我拒绝了。这是很奇怪的事 情,也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美学影响到生活态度和生活规则,有人开玩笑说以前政治挂帅,当时是美学挂帅。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股奇怪的美学热?

李泽厚:从哲学上来说,美学是很重要的,我说过美学是第一哲学。西方美学很多讲的是艺术,中国美学概念比西方广泛得多,包括人生、政治的选择。当 时美学是权威体制下的解放力量,因为政治禁忌,别的很多东西不能谈,美学相对自由,成为一个突破口,引领了时代潮流。到现在,美学越来越物质化 了,成了商业化的装饰品。

人物周刊:您主张"美育代宗教",以美学安抚中国人的心灵。现在美学逐渐边缘化了,还怎么发挥作用?

李泽厚:中国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国维提出"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纪20年代,过去快有100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生活中偶然性增 大,人会感觉到命运没法掌握,人生意义没法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之后怎么办呢?为什么活这个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

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来。知识分子完全信宗教的不会太多,因为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提倡信仰"天地国亲 师",结合传统,再加以现代解释。它不会像基督教、佛教那么快发展,因为我提倡的信仰不会有那种组织的力量。我反对有的人搞儒教把孔子变成神,既 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上帝、佛祖都是人格神。我是爱因斯坦那种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本身。这和儒家讲的"天地"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美学对政治也有影响,怎么理解?

李泽厚:西方政治最高理想是正义,讲的是理性裁决。中国文化强调情感和理性统一,合情合理、通情达理,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提出"情本 体"?就是认为中国光讲理性不行。中国人劝架不是搞清谁有理,而是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举过《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打赢官司伤了人情,并不是 最好的结果。

"情本体"是未来的事情。目前中国连"理"都没树起来,什么都讲关系、讲人情、走后门。需要先建立公共理性规范,把"理"建立起来,才能接上传统 讲"情"。所以我不站在搞国学的那些人一边,和国学相关的活动,我统统不参加。他们搞的那些恰恰在阻挠普世价值的建立。

人物周刊:刘再复先生说你们有本整理中的书叫《返回古典》,请谈谈你们的"返回古典"。

李泽厚:返回古典要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 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10年前我就讲过,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我们首先要接受和采纳普世价值,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 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

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对于儒家的认识,您认为梁漱溟跟您是最接近的,您还跟他合过影。

李泽厚:对。梁漱溟当时还是反面形象。1982年,夏威夷的一次会议,邀请了梁漱溟、冯友兰。冯友兰去了,梁漱溟没有去,不让他去,其实他很想去 的。跟他合影是犯忌的,1985年那次我带头跟他合影别人才跟着去。1989年后,有认识的人在院里看见我躲得远远的。政治气氛的厉害,你们这一 代很难理解得了。

人物周刊:别人躲着您,您是什么感受?

李泽厚:躲就躲,我不记怪你。

人物周刊:在政治运动压力下,您有没有批评自己的朋友?

李泽厚:很少。我的朋友很少。在运动中能逃避就逃避,能少发言就尽量少发言。我自己检讨写了不少,写过违心的东西,但很少批判别人。

人物周刊:没写过批判别人的文章吗?

李泽厚:1964年批周谷城时,我写过文章,还写过一篇批电影《北国江南》的,是《人民日报》约的稿,都发表了。那时感觉一场灾难要来了,我估计 要搞第二次"反右",知识界非常恐慌。当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有点名气了,所以得赶快出来自救,就写了文章,以为这样政治上就平稳了,其实太幼稚 了。1966年5月《红旗》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我的,吓得要命,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辩驳,但没有发表。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躲过"反右"的?

李泽厚: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在北京,到敦煌考察壁画去了,所以有人说我是漏网"右派"。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哲学所内的"右派"比例太高了,超过了 15%。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躲过的?有没有做让自己内疚的事情?

李泽厚:基本没有,"文革"中我是逍遥派,两派都没参加。我不是党员,连团员都不是。我一辈子没有对什么东西宣过誓。政治要跟人打交道,我就不爱 跟人打交道。1966年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名字打了叉。无论在哪所大学我都会最早被揪出来,但在学部(社科院),大人物多得很。有人说李泽厚有 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应该算一个啊。一查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您很害怕被批判?

李泽厚:人都有本能,其中一种就是怕。那场风波之后抓人,我倒不怕抓,我怕被抓了以后挨打。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大常委会。 我在会场上被点了名。我想这下是不是要扣起来了?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最后一个走?

李泽厚:我以为要被抓起来了,坐在那里等着,结果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出来了。

人物周刊:好像历次运动您都能幸运逃脱?

李泽厚:"反右"时说我是"漏网右派","文革"时我应该被批但没被批。我政治上比较谨慎,注意掌握度,掌握度人才能生存。

人物周刊:在80年代您差点成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泽厚:他们确实想提拔我当副院长,或明或暗说了多次,我因此遭到很强烈的反对。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这不是故作清高。当官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有 汽车,对我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书,我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点,但我后来住的房子和副院长一般大,对门就是常务副院长。而且当官有个坏处,要 开各种各样无聊的会。用3个没必要的好处换这个坏处划不来。我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开会,现在也是,包括学术会议,觉得无聊。

人物周刊:当时在所里什么职务?

李泽厚:胡乔木、邓力群当院长时从助理研究员提了研究员,那是越级提拔了。我1955年进的哲学所,到1986年才分给我宿舍。我当了我爱人20 多年的家属(住在爱人单位宿舍)。宿舍是胡乔木当院长时分给我的,不是所里给我的,所里对我一直是压制的。我最红的时候,1979到1989年, 《哲学研究》(哲学所刊物)每年12期,加起来120期吧,一共只发表过我两篇文章,有案可查。他们不向我约稿,我知道我交稿子他们也不会用,但 别的刊物会用。

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

人物周刊:前面您说您连团员都不是,但80年代您交过入党申请书。

李泽厚:不是说要提拔我嘛,提拔的话首先要入党。胡乔木、邓力群都要我入党,我不好说我不入。但我知道绝不会通过,因为哲学所对我有意见,我挨过 整的,一些领导担心我被提拔了他们的官位保不住。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他们再要我入党我就不入了。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批评您圆滑。

李泽厚:我这人恰恰不圆滑。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就是因为我太不圆滑了。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每次回国周围人都不知道,在美国也是这样。 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学生不来看我也没关系,因为 我也很少去看别人,包括长辈。我给宗白华的书写序,之前之后都没有去看他。我从小受冰心影响,住皂君庙的时候,离她住所很近,也没去看过她。

人物周刊:但任继愈先生您去看过。

李泽厚:次数极少。现在感到愧疚的是,本来2008年是要去看他的,由于身体问题提前回美国了,没有来得及去,现在变成遗憾了。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时,有人问您要不要去见牟宗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您也没去。

李泽厚:我对拜访名人没兴趣,不爱跟人打交道,不管什么人。

人物周刊:在台湾只拜访过证严法师?

李泽厚:那也不是我主动要去,是一个叫高信疆的朋友——现在过世了,带我游台湾一周,其中的一站是花莲,证严法师在那里,他们关系很好,就带我去 了。证严法师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值得去看。

人物周刊:和她有些什么交流?

李泽厚:她说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里好,医院里是陌生人,家里是亲人。佛家讲的是脱离尘世,为什么想要死在家里呢?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并没有问, 但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连那么一个高僧都有这种想法,儒家的东西无声无息渗透到了佛教里面。

人物周刊:据说,这次回国您遇到了"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人?

李泽厚:碰到了戚本禹、阎长贵,我以前不认识。阎长贵当过江青秘书,戚本禹见过毛泽东多次。阎长贵送我的书的材料很重要,订正了很多错误流言。这 本书在国内公开发行,叫《问史》,写江青。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结束"文革",我根据材料判断是武汉"7·20"事件之后,问戚本禹,他是当事人, 证明是对的,很高兴。我特别想了解毛泽东跟刘少奇、林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想半辈子糊里糊涂地被打发掉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没做些这类历史研究?

李泽厚:很大一个原因是历史不可信,很多材料都是靠不住的。有的人考证半天,根据材料得出一个结论,但那些材料本身不可信。发现历史真相非常困 难,你能得到60%就了不得了,很多10%都没有。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好的、坏的讲法,都没那回事。自己的事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历史了。人活着,材 料就这样不可信,更不要说死后了.

政治民主不是非得马上实现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

李泽厚: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乡镇企业、宏观调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这是外国没搞过的,政府功不可没。但要看到,因为政 府干预,民营企业被压制。中小企业发展好了,中国的经济成就才能巩固。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中国现代化"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您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

李泽厚:政治民主应该搞,但我觉得不是非得马上搞。我始终首先强调经济发展,而且要"社会正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搞"政治民主"。可以先实现党 内民主,建立舆论监督机制。不能一下铺开,那就限定几家报纸、刊物可以自由地讨论,至少学术界可以讨论,然后逐步放开舆论。我们可以慢慢走出一条 通往民主的中国道路来。

人物周刊:伯恩斯坦"主张渐进改良,告别暴力革命"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李泽厚:我认为伯恩斯坦是对的,但他没有我讲得清楚。恩格斯晚年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我在1952年就读到了。伯恩斯坦说这是恩格斯 的政治遗嘱。马克思当年说过类似的话。修正主义是对的,我们反修是错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所谓的"中国模式"?

李泽厚: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现在"中国模 式"远远没有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没实现,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这是不对的。就连斯大林时 代的苏联,科学家出来官员都是往后退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什么"长"字头衔,现在很多学者向"长"看齐。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顾准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

李泽厚: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书我是看的,他对我也不错,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顾准是很不错的,他和陈寅恪的人格很了不 起。不过陈的专业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顾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并无独创。他们影响别人的主要还是人格,这是中国的道德主义传统。陈寅恪在他 那代学人中是惟一一个没投降的,而且比较清醒。顾准下放时和我们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连家人都不认同他,跟他划清了界限。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一个说法: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关键词是"政治",后30年是"经济",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您认 为今后30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是不是信仰问题或价值观问题?

李泽厚:信仰问题是不可能统一解决的。不用等30年,现在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人为什么活的问题。人首先要活着,才有为什么活 着的问题。活着都成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赚钱。物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会追问活着是为什么。明白怎么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都强调"个性",所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特别是年轻人极度张扬自我,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李泽厚:我始终认为严复翻译穆勒《论自由》时用的"群己权界"这个词是很好的。个人领域不能干涉,妨碍到群体就不行,重要的是权利范围的界定。

人物周刊:所以您主张把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分开来?

李泽厚:要把这两种道德分开。宗教性道德说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你要做圣人可以,不能强迫每个人做圣人。但一个社会有必需的公共道德。过马路看红 绿灯,这是社会性道德,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

脑科学能解决神秘经验问题

人物周刊: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您最看重哪个家?

李泽厚:思想者,英文里是thinker。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他愿意做思想者。美学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讨厌别人叫 我美学家。国内喜欢拿海德格尔和老子比,我不赞成。我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叫做士兵哲学,他是向着死亡制造了一个深渊。二战之后打扫战场,发现一些德 国士兵带着海德格尔的著作。说了半天我要说句狂妄的话:我就是要以儒家的东西解决海德格尔问题,至少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儒家讲情,主张从具体的日 常生活中获得生命感。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会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吗?

李泽厚:我不很了解,但非常关心。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关心脑科学。我认为21到22世纪,科学的进展将集中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必须建立在生理学 基础上。我最近的封笔文章是讲宗教的。宗教最根本的是神秘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感觉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有过这种经验吗?

李泽厚:我没有,但我相信有,因为有很多记载。我认为将来脑科学可以解决神秘经验问题,因此也就不再神秘了。这对所有宗教都会是一个大打击。上帝 就在你脑子里。我现在相信脑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人物周刊:80岁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够丰富吗?

李泽厚:不丰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但在这一代人中,我争取了最多的自由时间。我有两大"满意",这是一个。另一个是,60岁到国外去,又打 了一个天下,62岁学车,还用英文上课。我的英文不好,这很不容易,我居然克服了。我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人,这也很满意。

人物周刊:你们这代人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李泽厚:我们是驯服的一代,诚实有余,聪明不足。我们这代有很多人为了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

人物周刊: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泽厚: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但我自我感觉不好,挫折感比较强,小事我都会有失败 感,从没对自己满意过。

人物周刊:哪些时刻是脆弱的?

李泽厚:现在怕出去,难道不脆弱(当时是冬天,天冷,待在屋里)?再强大的个体也是渺小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 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

人物周刊: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为什么自己的心境那么苦?

李泽厚:不是苦,是自我感觉不好。A型血的人比较容易跟自己较劲,我是比较典型的A型血。我太太也是A型,但个性很不一样。所以我想研究血型,应 该还可以分出许多亚型。

人物周刊:您有感觉孤独的时候吗?

李泽厚:我这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是少数。遇到困难的事,比如说遭到批判了,我是不跟太太说的。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原则。

人物周刊:孤独是不是也成就了您?

李泽厚:要看是什么样的孤独,孤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客观上的孤独,有的是内心的孤独。在毛时代我经常被批评的3点是:不暴露思想、不靠 拢组织、不接近群众。当时都是大问题。我是地下思考、边缘写作。我静悄悄地写,也有一批静悄悄的读者。我的书一直卖得不错,包括一些难懂的书,写 康德的那本书也有盗版的。朋友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他就找了盗版书给我看。

在美国没有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90年代初,为什么去了美国?

李泽厚:那场风波后,国外有很多邀请,中国政府说只要没刑事问题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并不是跑出去的,是拿着外交部护照大摇大摆出去的。

人物周刊:去美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李泽厚: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不后悔。

人物周刊:那样的年纪去美国对您是很大的挑战吧?

李泽厚:很大的挑战。我可以留在国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也许像王蒙那样,还会被捧为大师。我不羡慕。商人好利,学人好名。我也承认我20多岁时 特别好名,不是说现在完全不好,但是已经不怎么好了。我愿意干的事情我自己满意就行,管别人认不认识我呢。演员主要靠表演,做学问主要靠经得起时 间考验。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大学里主要讲什么?

李泽厚:讲思想史和美学。美国没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从独领风骚到默默无闻,没有失落感吗?

李泽厚:我不在乎,我始终就是个普通百姓。

人物周刊:但因为您的关系,您的家人也要去美国。怎么看个人对家庭的责任?

李泽厚:我一直主张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 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发现对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认为是很愚蠢的。从性心理学上来讲,都希望独占对方而自己有情人,女的也这样,男 性更强一些。

人物周刊:您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李泽厚:我是这样做的。我还说过老婆必须漂亮,情人不一定。老婆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她漂亮一点你的气可能就少一点。情人 没关系,生气就分开了,在某一点上谈得来就不错了,补老婆的不足。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但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不一样,自己决定,不要用一般的观念来捆住。这点大多数人想不 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好了,也是种选择。

人物周刊:这些您太太都知道吗?

李泽厚:都知道。

人物周刊:她知道了也没有问题?

李泽厚:有问题我们不就离婚了嘛。我爱人喜欢哪个男人也可以啊,结婚时我就跟她讲过。

人物周刊:儿子怎么看您的成就?

李泽厚:他大概并不清楚我有什么成就,他没看过我的书,我也并不要求他看,包括我的学生我都不要求,太太也如此,我的很多书他们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版税她也不管吗?

李泽厚:我太太只管花钱,她不管来源。哈哈,我值得骄傲的一点是我太太一生没有为钱烦恼过。

人物周刊:您没有想过让孩子继承您的事业?

李泽厚:从来没有,在他出生之前就决定不让他搞文科了:第一,文科比理科难。文科写两篇文章是很容易,但真正要做出成绩来是很难的。理工科只要你 够认真,不管怎样都能做出点成绩;第二,当时是毛泽东时代,搞文科很危险,搞不好就打成反革命了,从安全考虑也不让他搞文科。我很注意培养他的数 学,我认为数学是理工科基础。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抱孙子这个问题?

李泽厚: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我准备将来把脑袋冷冻起来

人物周刊:您打算怎么过80岁生日?

李泽厚:一家3口在家吃顿饭就行了。很多人要给我做生日,我拒绝了。我说40、50、60都可以做,过了70就不要做了。有人说祝我活到90岁, 我不爱听,没意义。刘再复原来想给我出本书纪念。我说,一是我不参与,二是你做不成。

人物周刊:没考虑过写自传?

李泽厚:很多人劝我写,余英时、何兆武都劝过,我不愿意。

人物周刊:这个时候还不想说?

李泽厚:这个时候不说就一辈子不说了。我过一年算一年,现在还能跟你们谈话,也许明天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还有没有特别想完成的事情?

李泽厚:老了,想做也没法做,我耽误了20年。我不希望痛苦地死掉,死还是要死的,我怕痛不怕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除家人以外,谁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泽厚:喜欢陶渊明的。

人物周刊:从个人来说,您感觉什么时候比较幸福?

李泽厚:当然有,但不能讲。人在身体和精神都感觉愉快时最幸福。

人物周刊:性爱?

李泽厚:性爱也有很多差异,做爱不仅仅是那一个时刻,还涉及两个人的关系。各人灵肉的比例——心灵比例有多大,生理比例有多大,恐怕有很大差异。 有的纯粹是身体的满足,柏拉图那种纯粹精神上的满足我不大相信,但也可能有。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李泽厚:我说过我自我感觉不好。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应该说很侥幸了。

人物周刊:据说您12岁就有过精神危机?

李泽厚:当时想,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您想清楚为什么活着了吗?如果写墓志铭,您会怎么总结此生?

李泽厚:有的人为名为利活,有的人为儿女活,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为人类活,所以我有本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现 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我不会有墓志铭。但我准备将来把脑袋留下来,冷冻,过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来。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这 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复活,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证明文化是不是影响了大脑,几百年后,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我 的积淀理论。如果证明有影响(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


《南方人物周刊》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本刊编辑部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 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 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几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 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今天,李泽厚"过时"、"落伍"了没有?他一度"盛极",如今"而衰"了?这位曾独领风骚的"青年导师",是否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默然退场了?如 果是这样,他过的是什么"时"、落的是什么"伍"?如果并不是,他又仍在言说着什么、传递着什么?

先来看看他的"盛":上世纪50年代,在"美学论争"中,李泽厚尚未"而立",已成一家之言;70、80年代,蛰伏了20年的他一气拿出《批判哲 学的批判》(1979)、《中国思想史论》(近代1979、古代1985、现代1987)、《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 (1988)、《美学四讲》(1989),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了一代青年的偶像。有人这样概括:在80年代,邓丽君是爱情的启蒙老师,李泽厚是思 想的启蒙老师。虽然他也同时受到老年学者、青年学者的两面夹击,一责之以自由,一责之以保守。

彼时的"文化热"名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 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更热的其实是改革时局 之心——然而,"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欲速不达。

断点出现在了20年前。1992年,李泽厚离开大陆,游走美国。偶然的政治局势,联手必然的经济潮流,结果到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 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李泽厚曾总结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有过四热:美学 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如果我们作一粗疏划分,前两热可以归属思想,关心现实;后两者大致偏重学问,旁观时局。而以他那种哲学性视角、提纲 式写作,自然是将"被淡出"的思想家。更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思想、学术,大众根本已是冷眼相看的,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才是主流了。文化英 雄,于此绝迹。

身在异域,异常寂寞。不说别的,每天的饮食也让人生出思乡之情。到比较大的超级市场买菜时,李泽厚总喜欢去看看有没有"中国白菜"。在威斯康辛、 密歇根、斯瓦斯莫、图宾根、科罗拉多等学校转了一圈,他最后定居于科州小镇博尔德。美国"没什么人知道我"。所以,当家乡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来电 话请求他作序时,对乡音"极感亲切"的他竟没能按惯例拒绝。

好在每年还是能回国一次,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学界的八卦消息、自己著作的销售情况,去旧书店看看有没有被人拿出来 "抛售"。幸好并没有,于是欣欣然。

用他的话说,在他的思考中,"尽管不一定都直接说出,但实际占据核心地位的,大概是所谓'转换性创造'的问题。这也就是有关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自 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像当年有人批评他"跑到美国去找民主",他心下想的却是:今天我不又回来了么?而且以后我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毕竟对我更为重要。

今天,李泽厚的许多思想,或者已成为"常识"而为大众习焉不察;或者仍被视为"异见"而无法流行;或者引发"又是这一套"的不耐烦;或者直接被更 多不关心的大众忽略。这和他说得对不对无关,也许他只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点,又或者,是时代辜负了他。他曾想请朋友刻一枚"上世纪中国 人"的印章,"加印在书的封面上,以验明正身:这确是落后国家过时人物的作品,决非当代英豪们'与国际接轨'的高玄妙著。"

但他实在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思想家,既熟知西学,又与本土资源、精神有内在联系。十数本著作数十个概念,几乎可以自成系统,囊括人一生所要面 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

他,不再被模仿;但,仍未被超越。

如今,80之寿,再次回首人生,他还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 髦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香港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 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 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 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 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 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 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 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 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 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 么地痛。" 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 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 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 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 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 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 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 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 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 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 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 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 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 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 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 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 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 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 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 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 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 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 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 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 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 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 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 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 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 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 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 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 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 了。"

《告别革命》不是要讨好谁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当时已经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得知消息后很高兴,但他没在任 何报刊上看到报道。于是他请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帮忙,登了一则通讯。

1989年,刘再复去了美国。3年之后,李泽厚也去了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那里空气阳光好,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养老 很不错。"

两家之间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两人经常一起散步,每个星期还一起去游一次泳,许多问题就在这样的时候讨论出来了。"你一定要给李泽厚提问 题,特别是不同意见,那他的话就来了。如果你不提问题,他的话很少。"刘再复说。

1995年,两人的谈话录整理成了《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引发了广泛争议。李泽厚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开始"告别革 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哲学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时 候某些情况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

在香港,刘再复跟我谈起《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非常温和的一本书,我们主张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上有3种哲学:一种是斗争哲学,你 死我活;另一种是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第3种是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告别革命'的意思是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我们选择和谐哲学。

"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解决,要有这信念。经济上的完全平等是个乌托 邦,差别永远存在,是用暴力还是协商解决?我们认为要用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这样是不是好可以讨论,但不要一下子就给我们扣一顶帽子。我们只是 希望人类社会能够和平,越来越美好。

"《告别革命》里有一个主题:历史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讲发展,改革开放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欲望成了历史 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的,但欲望向前发展会有代价,我们的伦理受到破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一定时期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同时要把 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完全没损失是不可能的,历史是悲剧性前进的。我们就是讲这么一些道理,有人说我们这是两边不讨好。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我们 不是要讨好谁。"

"除了《告别革命》,我们还有一本《返回古典》,一直没时间整理。李泽厚年纪较大,不能让他整理吧。"刘再复笑着说。

刘再复给我讲了好些李泽厚的轶事。其中一次他和李泽厚、吴忠超(霍金学生,《时间简史》译者)开车去山里玩。去的时候李泽厚把车开得飞快,刘再复 调侃:"泽厚兄的海德格尔激情上来了,不怕死!"游玩之后下山,山路险峻,都是悬崖,李泽厚开车的速度降到了5迈,结果造成了堵车,山下的警察警 告了他们。

刘再复评价此事:在生命的情感层面上,本是需要海德格尔激情的,而一旦激情上升到悬崖边上,则需要一点波普尔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 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 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 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 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

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 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 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 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 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 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 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5/1008/09/989_17462.shtml

050929 学者李泽厚、陈明对话:梁启超、陈独秀都不行

2005年09月29日13时51分 | 原始出处:新浪

  李泽厚、陈明对谈录《浮生论学》出版后引起纷纭议论。这里摘录一些文字,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讨论。

  对话人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现客居美国。著有《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 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

  陈明,1962生,湖南长沙人。199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博士毕业;1989年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1982年湖南株洲师范中 文大专二 班毕业。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室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比较关注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出版有《儒学的历史文化 功能》、 《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儒者之维》等;创办思想学术性辑刊《原道》并任主编;创办学术性网站"原道"。

  "幸运儿"住两百平米部长楼

  李: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过来的。我算了一下,我们所内除了右派以外,我下乡时间是最长的,还有短期下乡。也有些幸运儿,极少下乡。

  陈:是领导?

  李:也不是领导,当时跟我一样的。

  陈:会跟领导处关系?

  李:大概是吧?!

  陈:哦,你说的是XXX、XXX。

  李:他们一直基本没有。

  陈:看他细皮嫩肉的样子(笑)……

  李:当官也当得四平八稳。……现在住部长楼,两百平米的房间。不说了,不说了。总之也是一种人生,选择这种人生倒很实惠。但我并不羡慕。


  李泽厚谈"避税"

  陈:你是,说是一代宗师也是可以吧……

  李:(笑)我抱了个大枕头跟你讲话……穿个小裤衩……

  陈:穿个小裤衩……呵呵呵,也挺好呵。要给人感觉,如闻馨颏。……你刚刚说书卖得好啊,版税也挺高的,你得意地跟我说的。能不能说说你靠稿费 挣了多少钱?大概地说说……

  李:我说,我已经收入60万块钱了,人民币。60万,到手的。欠了我的版税还在30万左右,很快要付给我。

  陈:我说整体上的。

  李:美金不算。我是讲这几年人民币的稿费即是版税收入……

  李:从1998年以来……

  李:但《论语今读》等书,书上写印了5千册,其实印了8万册,因为它付了我8万册的版税。

  陈:里面有一个避税的问题,避税的问题。

  李:恐怕主要是政治上的"避税"吧。反正我是实实在在的拿现款。不过我觉得印得太多了,又不是小说。

  陈:那好。

  李:有人说像你拿这么多稿费,在当代学人里面大概是……

  陈:绝无仅有了!绝无仅有……


  "20世纪最后一个文化英雄"

  陈:把你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文化英雄,可不可以?

  李:有人这么说过,有人说我是……什么?

  陈:最后一个文化英雄?

  李:不是用的英雄,意思差不多嘛。说是20世纪最后一人。

  陈:那个……定性?

  李:这是别人说的,我没置可否。

  陈:哎,这里说出来的好。

  李:我没置可否,因为我不谈自己。……我是反精英主义的。……我就根本没有什么精英主义。

  陈:大官到处有,李泽厚只有一个。

  李:我不理(大官),我得罪了许多人。


  "一代宗师"

  陈:(你)确确实实是一代宗师?

  李:我从来不接受什么称号。不是什么宗师,但也许我不仅仅只能起一点启蒙作用。当然能起启蒙作用也是很大的荣誉。

  陈:留下了一些东西……

  李:还是可以……

  陈:方向性的成果,是不是?

  李:还是可以有些值得去探讨的东西。……我想我埋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就看你们发不发现。我至少听到两个人告诉我,第二次读,哎,很奇怪,怎么 上次没有看见?我就说:是这样的。

  陈:是呀。据说经典都是这样的。

  李:我感觉很安慰,我的书卖得好是证明。我们这书出来以后,尽管无声无息,无声无息就是没有传媒炒作,传媒给予冷落。第二点就是有人骂我们, 嘲笑我们一通;但是第三,更重要的一点,还会有些有心的读者注意这本书。

  陈:酒逢知已饮,诗向会人吟嘛。……我可以让你更高兴一点,我可以让你更高兴一点,把刚才这种说法——使你高兴的这种说法,引用杜甫的那句诗 来作一个描述,描述你,叫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不是?

  李:那可不敢当,我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

  陈:化育万物,你啊。

  李:绝对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这个现象我觉得描写大概是如实的,不然的话不会我的书还有人买,说明我的书还有点用处。
 

  "二十世纪学术李泽厚是第一"

  李: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反正就是二十世纪学术史吧,的确是有人说。有人(对我)说得很高,就是。

  陈:许为第一吧,很高就是第一嘛,一般来说是,是不是这样?

  李:是这样,他是这样说的。

  陈:就是说学人第一。

  李:当然我是惶恐不已。我怎么敢那么样呢?……香港也说我是梁启超,"当代梁启超",人家文章的小标题。那就是说还是启蒙而已。其实我并不只 是什么启蒙。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李:有些人在我面前是毕恭毕敬,有的虽然不讲毕恭毕敬,反正对我就是好话说的多,但是,一转身就骂我。但是我对这些人还是一样。

  陈:就像没听到他骂过你一样?

  李:对,一样,就当没听他们称赞过一样(笑)。我倒希望你陈明不要这样。

  陈:哎,我想知道我有时候在你面前恭维你的时候,马屁是不是拍到了马屁股上,我想知道这一点。


 李:是啊,难得。

  陈:哎,你觉得马屁拍中了你的马屁股没有?

  李:嗯……


  陈:比较舒服吧?

  李:也有地方是拍得蛮好的。人都愿意被拍嘛。

  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呐。

  李:我从来不做那样的人。

  ……

  李:印出来影响不好。

  陈:不会是狗屁吧?

  李:当然不是狗屁。

  陈:出个全本。
 

  康有为之后只有李泽厚

  李:……十多年前讲过,我讲中国就是老、孔、孟、荀、庄、韩。

  陈:韩非还是韩愈?

  李:当然是韩非嘛。韩愈算老几,根本排不上,末位都排不上。下面就是惠能、朱熹、王阳明、康有为。

  陈:然后就是你了?在这以后啊?

  李:这句话不要录。

  陈:这个不可以啊。
 

  "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都不行"

  李:这个你陈明一个人听到,别人不能听。康有为可以,当然现在对康有为大家都评价不高,或者根本忽视。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搞了新东西,不像西 方抽象的思辨,有一个中国标准的思辨体系。……我想你看还有谁能加进来。章太炎不行、梁启超更不行。

  陈:我和我老师都更喜欢梁启超。

  李:梁启超不行,胡适、陈独秀更不行,还有谁啊?包括王国维也不行,王国维就一点。

  陈:王国维不会有人去考虑啦,我就想知道啊。然后就是作"鄙人"的你,也就是我们湖南长沙的李泽厚。近代的是康有为,然后你是属于现代,应该 说。因为现在我们一只脚已经跨进后现代了。……现代就是李泽厚?

  李:不,不,就是讲……

  陈:二十世纪吧。

  李:那你是看怎么划了。……原创性不够。包括我特别看重的刘小枫,除了宣传基督真理之外,他提了什么东西没有?


  李泽厚论季羡林、鲁迅、胡适

  陈:没有《国学》,北大那个叫……

  李:所以叫国学热嘛。《国学季刊》啊。……什么"国学大师",胡适都变成国学大师了。

  陈:还有季羡林啊,都作为国学大师,咱们不说这个事情。

  李:把鲁迅、胡适立为国学大师,太笑话了。

  陈:是。

  李:鲁迅地下有知不知道他是否哭笑不得。

  陈:他不是五四的文化英雄嘛,有人却把他说成了国学大师。咱们不说这个。

  李:这个太好笑了。

  陈:哎,不说这一点,我是说这里面到底……

  李:那当时所有的文科教授都是国学大师,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是国学大师。

  陈:是好笑的。唉……

  李:这就是国学热。

  陈:不。

  李:国学热有旗帜,我不好把钱钟书的名字点出来,我觉得他个人对我不错,所以我不好点,我点了吴宓,实际上我想点的就是钱钟书。

  陈:说到这个时候,就是说钱钟书,没关系了。但是呢……

  李:他是国学热的符号。


  "夏商周三代工程是个荒唐事情"

  陈:李学勤这几年的成就或者说他对当代人文学科的贡献,我认为是非常大的。你不这样看吧?

  李:我不懂,所以我不好发表意见。反正三代工程,我觉得是个荒唐的事情。

  陈:不,那三代工程另说了。这和三代工程无关啊。

  李:怎么无关?他是首席什么?

  陈:科学家,首席科学家。

  李:那不就很那个吗?

  陈:但他的研究……你这个待人太苛刻了,尤其对同辈人。

  李:不是苛刻,这种事情是不能接的。

  陈:怎么不能接?他是不能拒绝的。

  李:为什么不能拒绝?

  陈:也没必要。

  李:我觉得可以。

  陈:我也认为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有限,花那么多钱,做这个事情,其所成就者究竟有多大,还真是难说。

  李:这事情一开始就有点荒唐。不能由一个国家机构宣称它是哪一年,这是学术界的问题,可以自由争论。
 

  "李学勤不是考古学家"

  陈:据说断代工程的精神就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而提倡协商,争取大家认同。

  李:你就硬定出一个哪一年是夏代,那就不对了。……李学勤当然很难说是严格的考古学家……

  陈:对,文献学家。

  李:我说苏秉琦提出一套东西。李学勤提出来什么东西?现在讲的最多的是《走出疑古时代》,第一,它已经早就是个事实而不是现在就开始的,第 二,这就是个口号而已,已经没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所以他也引证冯友兰早就提出释古,但这对外国人有意义。


  "郭沫若我不喜欢"

  李:当然不是偶然。但我不喜欢。郭沫若我都不喜欢,何况这批人。但是呢,像周作人那样我也不喜欢,我喜欢陶渊明,那是真的,周作人我觉得是假 的,尽管 他写得那样炉火纯青,我总感觉他做作。……这倒很有意思。两个女性跟我讲过。她们讲--我当时没有注意--你追求完美。说你就是--跟你用的词相 同--完 美主义者。

  陈:那俩女孩说话的时候肯定有一半是为了解嘲,情境与我不大一样。我看你走路的时候有一种顾盼自雄的味道。

  "'德'是神灵附体的巫术"

  李:尽管我不是搞历史,我有历史的兴趣。我以为这些都不是从天上掉来的,也不是--这个与梁漱溟不一样,我的巫史传统是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提 出来的。 德是什么东西?德最早就是一种神灵附体的那种状态,它可以支配万物,它是一种巫术,后来就变成一种内在品质,所以能够超出别人,这就是不断地理性 化的结 果。"天生德于予",一直到孔夫子还
这样。这方面都可以看到巫术的残迹,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有上谛,人都是跪在下面的;中国不同,肉体的人也不需要扑在上帝脚下,认为自己一无所有。 相反,他可以养浩然之气,上下与天地同流。……刚才我一再声明我不是搞历史的,所以只能凭空议论。

  陈:孔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筮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他说"吾好其德义"。
 

  "天下第一剑"

  陈:开始啦,把你刚才的题目说说。……你讲的,《浮生论学》啊。副标题是……

  李: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

  陈:你还挺得意啦。老实说,跟天下第一剑切磋,我也挺高兴的。

  李:本来的题目是什么呢?

  陈:本来就是我们说的《浮生论学》嘛。你自己说的嘛。

  李:《华山论剑》,你的是。

  陈:没有,我什么时候说过华山论剑了?

  李:好,那你说说看。


  "马屁当面拍"

  陈:哎,我可没骂过你啊。我也没自称什么弟子,马屁也都是当着你的面拍的。

  李:看了一篇文章,不高兴,那无所谓,当然几分钟,有时甚至不到几分钟,几秒钟……

  陈:哎,我就想不通,那你为什么对江湖上的这些恩怨啊……怎么那么关注啊?尤其是江湖上的英雄谱英雄帖什么的?……那个谁谁谁是不是怎么怎么 样啦,诸如此类。

  陈:是你对这些江湖之事兴致盎然过分热心呐!

  李:不要搞这个……都删掉。

  陈:删?不要删。

  陈:我不就来给你捧哏嘛不是?


  "新左派是毛毛虫"

  李:"新左派"不一样吗?

  陈:新左派,我觉得,对新左派这个词的提出,我认为就像想起毛毛虫一样,这个词,非常叫人起鸡皮疙瘩的。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对新左派的 这种思想倾向,嗨,太不可能了。

  李:那你对新左派看得太少。

  李:我不是跟你讲嘛,包括下三烂的文章我都看。我说,我学鲁迅,鲁迅讲臭茅屎坑也去闻闻,那也可以知道到底是个什么臭味。所以现在那种老左文 章我也看。尽管它实在没什么东西,但我想看看它们到底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


  "张岱年说李泽厚'胡说八道'"

  李:其实这个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那本书就有。有人包括刘东说好像我这是抄袭施瓦茨。

  陈:施瓦茨的书是山西出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

  李:她的英文译本。

  陈:薇拉·施瓦茨吧。

  李:对,我认识她,当时根本没有看她的书。

  陈:刘东好像跟我说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是这样看,她那本书我熟嘛。

  李:张岱年就说,什么实用理性?胡说八道。

  陈:你自己认为?

  李:我自己认为古代最好。

  陈:不是,你现在不够兴奋,脑瓜也不够清楚,我觉得你有一点疲倦。

  李:我现在脑子是不太清楚。

  陈:我觉得你是有一点低迷,为什么?


  "官方大捧张岱年"

  李:还有《汉学研究》、《中国文化》,后来有什么《世界汉学》,还有《燕京学报》,还有好多。这是举其荦荦大者,不仅是传媒,而且出版各种各 样的古籍,那都量大堆一大堆的。以学问为高、以博雅为高,那钱钟书就是一个符号。

  陈:一个标志,对。

  李:一个symbol,象征、符号,那很自然,他代表博雅、学问……

  陈:这没问题嘛。

  李:那当然了,唯他是尚。他的确也当之无愧嘛。我讲官方支持,那是很显然嘛。好像大捧张岱年,报刊上,电视上……老实讲,这个现象在八十年代 是不可能出现的。

  陈:大捧张岱年,没有这个事吧?

  李:当然有。

  陈:那是这个媒体或者自己那个学校在搞,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李:不是清华。XX部开会请张岱年去,张岱年可以不去,他就去。季羡林就不去。因为张岱年很听话嘛,很那个嘛,还有很多具体事情,我知道不太 清楚了……

  陈:为什么不太清楚。不过我就插一句话啊,就是我认为张先生这个符号的意义不大。

  李:他不是符号,是现象,也是代表。

  陈:对。他这个人人的社会影响力或者他本身所具有的能量啊,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

  李: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不可能出现。

  陈:你是说某些方面是有所运作的?

  李:那当然。不管上层是哪一层,我只把他作为现象,还有各地的,那就更不知名了。


  "张岱年没有哲学"

  李:边缘性的,如你刚刚讲的什么张岱年之类的。

  陈:可以。不过我觉得你对这个人有点耿耿于怀?

  李:好像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张岱年主编丛书里面貌一本书叫《张岱年的哲学》,那个作者送了一本给我。我就问张岱年到底有什么哲 学,我问他,他讲不出来。

  陈:肯定不知道啊,因为没有嘛,很简单。哎,到底为什么你老是要提张岱年?

  李:张岱年也是个代表。

  陈:不对。我就跟你说,你不管承认不承认,我觉得你之所以很烦他,是因为他与方克立有过一封通信。在那里边……

  李:噢,那个事……

  陈:对你进行了一些指责,这个使你耿耿于怀。

  李:有那么一点,但那不重要。

  陈:这个啊,我觉得把这些心结啊,挑开吧,对你有好处。

  李:你讲完。

 陈:我认为这个张老先生,照他的这个天性,是不应该和方克立这样书来信往的,照我来看。但是呢,他偏偏又这样做了,使我很捻,你也很郁闷 (笑)。

  李:我不郁闷,我郁闷干什么?一点……

  陈:恼火?


  李:也不恼火,也不郁闷。因为他的学问到底多大,我是很清楚的。

  陈: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有一次《北京晚报》上面说他,大概是他过生日吧,叫他国宝级哲学家。

  李:杜维明都捧他为国宝,那就不要说了。

  陈:他在台湾说的,逢场作戏干什么?

  陈:不是,他这个人从来就不吝啬好词语,谁都知道的。这个你也应该知道。

  李:不是,他说中国大陆就两个人,一个冯契,一个张岱年。

  陈:这要么就是无知,要么就是虚伪。

  李:这倒不一定虚伪。无知吧?

  陈:这冯、张二人,一个死人,一个太老了,剩下的就是他的同辈,他怎么会评价太高呢?
 

  张岱年不是糊涂是有所图

  陈:噢。就是说他的这种行为,这种两层的那么冲突的东西,不能够用糊涂来解释。

  李:啊,不能用糊涂来解释。

  陈:是不是?

  李:所以有人说他糊涂,包括你,还有好些人。

  陈:我是认为他不糊涂。

  李:还有好些人,啊,张岱年糊涂了。这不是糊涂问题,我就觉得。

  陈:那能不能用信念来解释啊?信念,他的……

  李:知道他信念什么?他信的哪一面呢?我说过:他在1985年庐山会议,那时你陈明还没出茅庐还是有草庐我就不知道了(笑),就说你还没有出 炉,在庐山开过中国哲学史会议,他那个时候还在讲日丹诺夫定义。

  陈:他?1985年的时候还在讲日丹诺夫?……

  李:1985年他还在讲唯物唯心论。

  陈:那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李:李坚持唯物论唯心论可以,因为他三十年代就相信。

  陈:对。

  李:不奇怪,但何必再搬出日丹诺夫来。

  陈:说明他知识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

  李:但是他转变很快,你可以拿他的文章做对比:他以前是反对人家把冯友兰算作新儒家,说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能归于新儒家一类。但是过几年 以后,文 章完全变调了。对新儒家也大有肯定,这干什么呢?所有这些不是糊涂问题。……张先生就不听,他要去,要去批判我。你这能说糊涂吗?

  陈:那是怎么回事呢?

  李:他有所……

  李:有所图。不是糊涂,是有所图。

  李:哎。有所图,他后来就被捧得晕晕乎了,所以有次……

  "张岱年没有思想"

  李:叶秀山告诉我,有次在哲学所,那次我当然又不在场,他说张先生太不像话了,张先生对你讲这个算什么。一句话不合他的意,他就是……

  陈:性情比较怪异。

  李:不是怪异,俨然就是……

  陈:一代太上皇似的。

  ……

  李:那就说明把他捧得晕乎了,也难怪,他做过二十年右派。

  陈:我觉得张先生也够可怜的,他虽然被捧得晕晕乎乎,但虚名很多,实惠很少。所以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一些不平衡。

  李:那不见得,人家捧他,他认为他真正是当今的冯友兰。

  陈:那……

  李:很可能。

  陈:那差多了,差多了。

  李:讲对古典文献的熟悉上,他也可能并不输于冯友兰。

  陈:对。所以才是国学热的代表之一。

  李:但他没有思想。

  陈:他也没有冯先生那种天赋聪明。
 

  "张岱年是竖子成名"

  李:被人家捧得晕晕乎乎的……

  陈: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这个我就想知道,我这样说他,很可能语多不敬,实际上绝对无意唐突佳人,只是说他的那些外面给他的光环是非 常虚幻的,真是影都没有的东西。怪只怪媒体太浅薄,张先生在这个"诚"字上面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

  李:我倒并不认为张先生非常虚伪、非常狡猾,我倒不这样认为……

  陈:这也不是这个意思。

  李: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诚的。但是呢,只是诚的东西……

  陈:诚的对象有问题?

  李:这是真的,我倒相信。一个人有任何信念我认为都不是坏事。

  陈:属于好事?

  李:是好事。

  陈:那你心里还结它干嘛呢(笑)?

  李:啊?

  陈:那你的心又结他干嘛呢?

  李:人家把他的问题归结是糊涂,而原谅他,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之大。……他大讲中国什么东西,反正是讲得有人喜欢……

  陈:就是"综合创新"嘛。

  李:所以这也在我概括的国学热内。

  陈:我明白。我就知道你会说到这上面去。但是跟你说,你这个属于以偏概全,以支流代主流了。

  李:把你陈明也……

  陈:不是把我陈明……你说错了。不是我陈明个人的问题,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个人在这方面的坦荡、豁达或者说坦然,只在你李泽厚之上。

  李:噢,好,好,在我之上,好极了。

  陈:我是说这种坦然啊。真的,在这个事情说真的,我跟你们还不一样。你们时代,除了读书啊,没别的事可做,也做不了什么。这点你应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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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  《黄河》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纵横谈

来源:《黄河》杂志2000年第4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25 0:14:31

  当前我们做的不少事情是上世纪初开了头而未及完成的事:市场经济、法治、宪政、培育市民社会、扩大自由空间...一切进步和发展都须从思维观 念变革开 始,而必备条件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空间。纪念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要一点还是回归五四。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回归 到当年的 人权、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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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80周年前夕,友人小胡过访。陋室清茶,放言无忌。歧见新声,错杂纷陈。乍暖还寒之际,似可消愁解闷。录之如下,聊博高明一粲。

  依据文献解读历史

  胡:这几年,谈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很多。今年是80周年,更加热乎。一碗冷饭,炒来炒去,有多大意思?

  袁:不能一概而论。不少文章看看标题够了。但有的文章确实下过功夫,即使错了,也是"片面的深刻",启迪思考,功不可没。问题不在文章多少, 而在有的 人连最基本的文献都没有读过,却在那里大发议论。其中最恶劣的还以正宗王麻子自居,气势汹汹。既讨厌,又恶心。不过,你要是为此类学风、世风生 气,那就上 了大当。这类景象,哪个朝代没有?躬逢盛世,饱览奇观怪事,别偷懒,勤记录,说不定那一天你也能写部小说,比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还要引人入胜。

  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报刊很多。以期刊来说,影响最大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 论》、《少年 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11种。1加上《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 《觉悟》等 等,声势非常浩大。新文化运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体现在这些出版物中。这个运动有关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这些出版物特别是公认领袖群伦的《新 青年》中 去寻找。

  要了解历史真相,还是要从文本出发,搞点本本主义。直接读点当时发表的文献资料,比花时间去读那些三四流的八股文章,损益不啻天壤。

  什么是《新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

  胡:老兄有点危言耸听吧?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妇孺皆知,有什么疑问?

  袁:任何口号都是化简了符号,还要有必要的阐释,才能准确表达它的内涵。民主与科学是1919年1月提出的,它确实概括了这个运动的重要指导 思想。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915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青年》第1卷第1号),那里说的是"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 追,当以 科学与人权并重。"2在说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的联系与差别之前,还要注意一件事,这个刊物从创刊之日起,长期刊出一页《社告》,开宗 明义便 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3这个修身治国之道,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值得认真追寻。

  胡:他们所说的"道",无非是西化或全盘西化之道。

  袁: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要用什么"全盘西化"吓唬下,何况西或中本来就不应是判别是非的标准。

  "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4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我想,这是他们的 修身治国 之道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固守民族性,那就要像义和团一样把任何沾点洋气的东西统烧掉,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全都是妖言惑众。

  这个修身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头篇文章(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刊辞吧)《敬告青年》的第一条便是大声宣 告:"等一人 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 奴隶之 名,非血气所忍受。"5说"科学与人权",显然把自由摆在首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基本内容都是挣脱有形无形的镣铐,让公民得到充分 的自由。 争取和维护人权的崇高和漫长的历程,正是以此为背景和起点的。而科学正是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用民主取代人权为基本口号的时候,自由 -人权依 然是思虑的中心。民主的基本职能就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权)。"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五项要求之一,是" 市民须有 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6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 这几种自 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7与此同时,他们对从宪法到各种法令(如《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令等)有碍自由的部分,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 于种种否 定自由的错误言论(有碍秩序、传播危险思想等等)也一一据理反驳。胡适、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

  不言而喻,他们说的自由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要"堂堂 正正以个 人主义为前提"。8在陈独秀看来,现代公民与奴隶的差别,在于后者"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9所谓"以自身为本位" 和人们的 口头禅"个性解放",其实说的都是个人主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个人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自私自利为内涵的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不能混淆,以免闹出不应有的笑话。自由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仍有学者断言新文化运动不重视争取自由。这大约是不熟悉当时的文献造成的误解。尽管当时言论空间的宽阔在20世纪中国罕有 其匹,新 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仍为此不断呐喊。是不是他们不关心经济自由呢?当时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官僚资本的力量不大。政府是软弱的,对市场干预不 多。妨碍 市场扩大的是军阀兵戎相见,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焦点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陈独秀没有忽视经济自由(独立)是个人 独立的自 由的基础。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 济学上之 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 义为之根 本也。"10海内外有不少人为中国知识阶层独立人格沦丧而悲愤,读一读陈独秀的这段话也许会有所启示。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和参与者十分关注保障自由的制度建设。司法独立、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 障,如此 等等,反复申辩,反复追寻,从而赢得广泛的认同。当时敢明目张胆站出来反对这些现代观念和现代制度的人不多,尽管他们实际信奉或推行的可能仍是专 制主义那 一套。

  新文化运动,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为巩固和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掀起的思想补课。民国元年2月,袁世凯接替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夕,唐 绍仪、蔡 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基本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1这宗旨和其章程中力倡 的"财产 独立权"、"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主张,均为新文化运动所继承。"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 物,也算 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12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陈独秀深深感到"要帝制不再发生,民 主共和可 以安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3洗刷的基本方法之一,是贯输宪政和法治的基本知识,为谋求个人自由的 制度保障 奠立思想基础。

  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自由和民主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充分的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而作为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法治和宪 政,又是自 由的基本保证。无论是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还是1919年1月开始代之于民主和科学,这些要求都没有改变。否定"旧政治(特权人治)",确立 法治、宪 政,是这个运动不变的基本诉求之一。

  至于他们倡导的科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思维方法的变革,让中国人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树立 理性的科 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二是揭穿各种"灵异"和迷信等欺世惑民伎俩,普及科学常识。归结到一点,无非力图让中国人凭藉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

  胡:照你说来,当时提出人权和民主的基本要求是自由、法治、宪政;科学则是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简单点说,自由、法治、宪政、理 性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没有消除我的疑虑。疑问之一是你是不是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了?

  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以"不谈政治"相标傍。可是,不谈政治,何来"治国之道"?这不等于他们说了假话。所谓"不谈政治",意思是不直接评 论时政, 而冀图通过学理的贯输,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公民自觉。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用适当方式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直接的回应。

  看一看《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吧。当时正值袁世凯大发皇帝梦,其爪牙四出奔忙和鼓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与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在痛陈公 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14这当然是有所指而发,迎头痛击帝制逆 流。他们 意犹未足,还以答复读者来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一一驳斥筹安会宣扬的恢复帝制的谬论,尖锐地揭露了企图改变国体的荒唐。此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们与康有 为、杜亚泉、林纾等人的辩难,都没有离开一个中心:他们的主张是不是符合民主、宪政的需要?这表明,从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回避政治。

  准确点说,新文化运动是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而开展的启蒙,是为告别中世纪而进行的思想革命。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一类由外来移民为主 体组成的 现代国家,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都必须经历这一场思想革命,重演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这场革命(人的解放)如果不彻底,轻则让本国人民在炼 狱中爬行 百年,中国是其中典型;重则给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这就是德国和日本反人类罪行的祸根所在。

  胡:几个书生,几份破报刊,有那么重要吗?中国的事还是要靠枪杆子。

  袁:枪杆子要由人掌握,人的行动则由思想支配。当时的枪杆子可不少,最显赫的是两部分。一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军。他掌握着中央政府的实权,主 张武力统 一全国。另一是南方的孙文及其地方军阀盟友,即所谓"西南(包括现今通常说的西南、华南两地区)政府",多数主张"联省自治",孙文坚持的则是" 北伐", 即用武力统一全国。他们打着"护法"的旗号,实际干了不少违法的勾当。弄到后来,连孙文也不能不叹气:"南北如一丘之貉"。这些枪杆子只能乱国扰 民。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力图开辟另一条救国道路。这就是向中国人贯输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自由、法治、宪政、理性……帮助中国人摆脱以 三纲为核 心的中国传统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他们秉着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公民权利特别是学术、言 论、出版、 集会、结社自由抗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治安警察条例》,紧密注视《宪法》修订过程……努力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自由空间,逐步推 进法治和 宪政。

  胡:那时不是黄金时代,但又确实是20世纪中国公民自由空间最大的年代。以蔡元培整顿、改造北京大学为起点,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在精神和制度 上与国际 公认的标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接轨。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放言"六经之外皆狗屁"。胡适、陈独秀大反纲常名教、"奴性逻辑"。李大钊等人宣扬布 尔什维主 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朱谦之则在大骂老师陈独秀是"专制魔王"之余,抛出一本又一本自己的哲学著作:《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 个唯情论 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等。

  思想和学术自由不但为学术繁荣和文化更新创造了前提,也为社会菁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教 授估 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5也发生过封报和捉拿编辑记者的野蛮事件,但创办一新 报刊相当 容易。总的说来,言论是自由的。知识阶层和普通公民不但可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而且言论自由的物质保证也比较充分。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 薪的一个 很小的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

  结社也是自由的。知识阶层的大小组织真是多如牛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会发展很快。戊戌前后,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发展工商 业,就必 须鼓励工商业家成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协同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大小商会近千个,且以每年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加。 这些商会 不是某个党派的工具,确实是工商业者自主组织的团体。他们经常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种种事情--内政、外交、立法和社会问题等等发表声明、通电,表明 自己的态 度。有的还出版报刊。针对兵匪横行的状况,不少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简单地说,当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多元的颇为强大的民间社会力量。他们有较宽广的自由活动空间,成为牵制和监督各 级统治者的不要忽视的力量。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民间社会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也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只要稳步地发展已 显示其勃 勃生机的民间社会,更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新文化运动,完成思想观念变革的历史任务,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人权、民主、科学在中国生根并不 是不可能 的。

  不要小看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观念革命是对既定价值的一次 全面再评 判,它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观念革命造就了人的更新。"16任何国家要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 关键在于 观念变革,造就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人权、民主、科学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把它们看作现代西方特有的价值观,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 不能不接 受人类文明的这些共同成果。中国人要分享这些成果,当然要致力于制度的革新和建设,但其前提则是切实推进观念变革,新文化运动承担的就是这个历史 任务。

  控诉和发泄对外来侵略者的怨恨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中国人能不能冷静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观念变革的历程如此艰辛,一再延误现代化的进程?

  最危险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胡:不少人指摘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听老兄这么一说,真有点这样的味道了。

  袁:古往今来把自己不喜欢的思想者置之死地的伎俩之一,是把对方说成果魔鬼,从而肆意宰割就有充分的理由了。民族感情是非常复杂又最容易失控 的情绪, 一个有高度责任感而又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一定要冷静慎重地处理好这个问题。19、20世纪中国吃大亏的原因之一,就是让狭隘的民族情 绪遮蔽了 自己的眼光。一句"不准以夷变夏",可把19世纪中国害惨了。

  20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聪明一点了吧?说完全没长进倒也不是,但依然不敢彻底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紧箍咒。应该讨论的是这条主张、那个现点对不 对,而没有 必要去追问发明者的国籍。可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人在姓中姓西、姓公姓私、姓社姓资……诸如此类无聊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些人一是冀 图赢得卫 道的美名,而把社会进步和民众福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文明知识,因而一再闹出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个人主义…… 说成是某 些国家或某一阶级专有物的笑话。

  说得不客气一点,所谓反对"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也是这一类煽情语言,尽管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当中,有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逻辑上说,传统--无论是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民俗),都不可能反盘反掉。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被外国同化。从实际情况看,则有 两个铁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1.新文化运动扫除的是过时的思想桎梏,从而点燃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火炬。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罕见的繁荣期。一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 文化史,严格点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

  2.20世纪中国接连不断的劫难,归根到柢是拒绝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恶果。开放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带来繁荣,以国情特殊为藉口自我封闭必然招 致困厄。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亦只能从扩大开放和勇于分享世界文明成果中求得解决。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中国人没有正视历史经验和严峻的现实。他们仍然热衷于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打转,热衷于从西方非主流文化中寻找狭隘文化民 族主义的支撑物。

  听到西方有人为中国文化喝彩,立即有人血脉贲张,深信东方文化救世,舍我其谁!

  西方有人鼓噪:"后殖民"!反"文化帝国主义"!马上有人高呼文化多元主义,坚决反对"话语霸权","文化侵略"!

  有的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两眼紧紧盯着"国粹",高张民族性的就是好的。

  有的人研究东西文化,什么都注意到了,惟独忘记了一点: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主流文化学习那些优秀的东西。

  胡:你恐怕低估了文化侵略的危险。

  袁: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侵略"有没有成为真正的威胁?这是一个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的问题。

  从1993年开始,由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领头,大反"后殖民"。他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 权的控 制"。"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 否定态 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1因此,当务之急 就是反对 文化新殖民主义。

  我想,这一高论有三个漏洞:

  第一,概念模糊。他没有明确界定在西方的话语中,那些是"启蒙话话",那些是"殖民话语"。在笼统和混乱中,有意无意把前者都说成是殖民话语 了。

  第二,逻辑混乱。他说:"人道主义旗帜在西方最为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最残酷、最血腥的时期,而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 道主义对于\'人\'的理解和对普世同一性的\'人性\'的信念,也正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不管是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地性。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 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2

  的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向外扩张,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但如果要把向外扩张归咎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却必须回答几个严肃的问题:1. 如何界定 人道主义。2.人道主义的内涵在理论上如何成为对外征服的依据。3.西方征服殖民地的实际依据是什么。人道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 放出来。 西方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除了发财致富的冲动,思想动因则与基督教的特点密不可分。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 多,为上帝 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是最强烈的动机。""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为了使异端和不 信教的人 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3近代的海外扩张是体现在十字军东征上 的这个传 统的继续。

  至于把纳粹屠杀犹太人归咎于欧洲人道主义更加不伦不类。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海内外学者作过充分研究的问题。通常认为"纳粹 主义的核 心内容是植根于种族理论的,鼓吹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宣扬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实行全面严 格控制的 极权主义。"4其思想渊源一是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和影响日益扩大的以种族理论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所谓"雅利安人优越"论、"生存空间" 论,等 等,都是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二是信奉集体主义和领袖至上原则。他们宣扬民众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 由,要比个 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所谓的"日耳曼民主",这种所谓"民主","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抛弃三权分立和议 会,实 行"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的领袖独裁。5三是片面地追求工具理性,没有相应地确立价值理性应有的地位。说到底,这是因为德意志在民族 国家形成 和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把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简单地说,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反人道的滔天罪行。德国人集体犯罪是人道主义没有深深扎根,是启蒙没有战胜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积垢--盲目尊崇集 体和领 袖。把这归罪于人道,启蒙,表面看来是讲辩证法,实际是不分析具体情况,把不相干的两件事扯在一起以耸人听闻的变戏法。作者拿这些来比附五四,真 有点令人 哭笑不得。

  第三,历史错位。作者是研究文学,宣扬"后现代"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近代史,有没有系统读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料,有个问题 是谈论近 代中国的人不能不回答的: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和屈辱,从自己本身说,是拒绝或没有认真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造成的恶果,还是学习过度 丧失了民 族特性--被洋鬼子"后殖民"产下的孽子?说得更透彻一点是:中国人要不要接受来自西方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权(以自由为核心)、民主 ("反对特 权人治"的法治、宪政)、科学(理性)?

  他们好像很替中国人担忧,说自由、民主、理性和市场经济这一套,在西方已经一再受到质疑,应该迷途知返。西方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任何时候都有 多种声 音。此外,世界上没有止于至善的东西。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思,总的说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拓展人的自由空间,是为了完善法治和宪政民主。对理性 的反思, 也没有根本否定理性,仅是要设置必要的限制,不要走向极端。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注意,但以此为根据要中国人拒绝学习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成 果,冀图用 中国式的东西取而代之,我想,这有点丧失历史感之嫌。

  深入一步考虑,"文化侵略"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反思一番?

  非洲、美洲等外国的事太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我们不讨论。这里只说近代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无 所不用其 极。文化领域怎么样?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强迫进行什么"共存共荣"等顺民教育,这是占领军的思想控制,不是正常的文化活动。除了这种反常状 态,有没 有"文化侵略"?

  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传教。但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就私人说这属公民信仰自由,无所谓侵略不侵略。就传教事业而言,有些传教士犯法,但很多传教士 和宗教组 织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6如果把传教看作是"文化侵略",那么佛教进入中国,儒学(有的人称之为儒教)广被东亚又怎么看?须知基督教早就传入中 国,不是鸦 片战争后才有洋人在中国传教。

  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办医院、办报、办出版社,能不能称为"文化侵略"?认真研究一下近代中国教育史、报刊史、出版史、思想史和医学史,我想结 论恐怕是他们功不可没。再看看各国现状和展望21世纪中国,谴责这是"文化侵略",似乎更应三思。

  学术、思想、文化没有国界。广纳博采、自由交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这是对待它们的唯一正确态度。与之背道而驰。必然祸国殃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任何现代国家的公民,其价值观都是多元的。统一不可能,强制无济于事。在这里"反侵略",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可能适 得其反。

  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文化的这个侧面完全属于公民的私人空间;只要不违法,任何干预都是多余和危险的。在这里"反侵略",不过是文革和文革前的 反对封、资、修和文革后的反精神污染的重演。

  不要忘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至今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学习现代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渲染"文 化侵略" 的罪恶和恐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能加固思想文化封闭的堡垒,为改革、开放制造新障碍,让中国和中国人再一次受到历史惩罚。

  这些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后殖民"、"反文化侵略"的高论,是与19世纪的"严华夷之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搞的"中国本位文 化建设" 一脉相承的。大清帝国"不准以夷变华"延误历史进步,已不必多费唇舌。听听30年代国民党中宣部操纵下提倡"本位文化"的十位教授说了些什么 吧!"中国在 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 渐的不能 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7谢天谢 地,60多 年过去了,不但中国本土人满为患,连海外唐人街也人山人海。可是,他们煽情的语言却往往令人过目不忘。

  这10位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与文化和特定文化系统的关系。人是主体,还是特定文化系统是主体?是文化应该为人服务,还是人应该 为某一文 化系统尽忠?我想就个人而言,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王国维愿意为中国传统文化尽忠,固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尖锐地批判中国 传统文 化,为输入外国先进文化竭思弹精,也是史有定评的中国文化巨人。不承认文化多元就要退回到中世纪文化专制制度中去。

  可是,就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而言,蓄意追求中国固有的"内容和形式",追求所谓"中华性",拒绝外来的东西,那就非常危险 了。这不过 是反对"以夷变华"的旧调重弹。其实,什么"后殖民"、"反文化侵略"……都是新瓶旧酒,19、20世纪的中国史已经一再证明:困厄总是来自拒绝 学习西方 的主流文化,手法则是煽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

  胡:我也不那么欣赏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可是,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西方颇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割断了传统,现代性不可能植根,有的 华人学者正是根据这一点,把中国现代化屡受挫折,归罪于"全盘反传统"。

  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提出这类主张的,动机和思路各各不同。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师从哈耶克,坚守自由主义立 场。 1988年起,当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中国出版不久,我便一再质疑他的结论和论证过程。8尽管彼此的观点有重大分歧,但我理解他的主张是自由 主义者渐 进发展观的延伸,与狭隘的民放主义毫不相干。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人凭藉这个论题在鼓吹可疑的"传统"或民族性。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冀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是它的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有 的则大声 宣称:它蕴含着医治困扰洋人的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各种社会弊端和环境破坏,只要服膺中国传统文化,准能药到病除。有的说得更玄:开当代后现代理论 先河的, 就是中国古代某家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有足以傲世的瑰宝,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籍、思想、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笔又一笔光辉的记录。在一些思想家的 著作中也 确实可以找到现代性因素。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明末以降甚至更早一些,中国落后了。支配当今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和制度,是西方人创立的。

  是抹煞这些事实,求得民族自大心理虚幻的满足;还是承认落后,虚心体察,切实学习?这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理探讨,而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选择。冷 静、理性地 回顾19、20世纪中国,没有那个年代因认真学习西方主流文化而走入困境。而每次重大的挫折和屈辱,都与抗拒西方主流文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后整 整花了 60年才有清末新政,冀图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法治和宪政制度。又有谁会料到,在20世纪下半叶,又经过足足42年,市场经济才重 新取得合 法身份;过了半个世纪,才把建立法治国写入宪法?

  是"理论"应该受到历史的检验和审判;还是历史和现实应该屈从先知的"理论"?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学习西方主流文化的历史 任务远未 完成。只有具备"世界公民"(马克思语)的胸怀,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深信"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9把中国文 化和中国 问题放到世界全局中去考虑,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危害最大的是廉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煽情。

  反对"后殖民",提倡"中华性"的人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主张。他们把早已证明破坏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造成几千万 人"非正常 死亡"的一套: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紧闭国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作稀世珍宝去炫耀。这是热衷于民族性造成的思想混 乱。我想, 这又一次证明继承五四的迫切性。思想、学术只有是非之分,不应有国籍的追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坚守世界主义的立场,这是他 们总结鸦 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救国而坚守的信念。"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二曰勿尊 古……三曰 勿尊国"。如果陷入国粹论的泥淖,"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10陈独秀的这些箴言,是值得记取的。

  胡:有些反对"后殖民"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你说的这些。他们说,现在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处在"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 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已是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

  袁:说法有所不同,实质似乎未变。

  一个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已经很难准确地概括当今世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世纪西 方各国普 遍推行的福利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国家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法治、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是不是都姓资?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不是中国人的 发明。但 是,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提高人的自由度,而不是回到专制主义的铁笼中去。头脑清醒的人不应把现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戴上一个资产阶级 帽子然后 骂倒、骂臭。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和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老让姓中姓西、姓资姓社这一类无聊问题折磨自己,没有让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 知、为我所 用的宽广胸怀。这种祸国殃民的两分法早就应该摒弃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还要为之费尽唇舌,只能说是命运多舛!

  说到底,这类无聊问题所以会一再纠缠不清,关键在弄错了国情。在晚清,无非是一批士大夫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愚昧无知,又勇于充当卫道士,因 而利用朝 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播弄是非。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然不同于晚清,但知识阶层有些人的思维方法,似乎和百年前的先辈 仍不乏相 通之处。他们以盲目的信念代替理性的思考,因而错误地排斥不应排斥的东西。有的甚至把普世性的现代性视若寇雠。其中有些人似乎很超前,口口声声从 世界全局 考虑问题,只是弄错了一点:对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影响至巨的自由度问题十分冷漠甚至不置一词。

  时代变了,语境变了,只要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没有完成,思维观念和思想方式变革的主题不会变:让人从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 成严复提 出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历史任务。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用普世性的现代性置换本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抗 拒这个过 程,不管有没有打出"中华性"族号,都是必定祸国殃民的狭隘民族主义。

  "过激"思想的化解器

  胡:你的说法不无道理,19、20世纪中国一再遭受挫折,的确与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息息相关。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给世界文明史 增添了光 彩,一旦固步自封,死抱着传统不思进取,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经过19世纪的反复较量,在20世纪上半叶,要不要学西方,似乎已不是主要问 题,学习 方法不当的恶果反而十分突出。人们一再指摘"激进",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毛病。要是说19世纪的大清帝国所以一误再误是由于不肯学习的话,20世 纪中国动 荡不安的内因不是过于激进吗?

  袁:所谓"激进",通常指的是鼓吹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这本来是中性的慨念。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不是"激 进"。二是其后果怎样。

  暂时撇开五四爱国运动,仅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关连?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 研究在深 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 但对儒家 一些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1说 他们"全 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不是什么观念的突然的全盘变化。辛亥革命前,梁启超、 章太炎等 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为此,唐绍仪、蔡元培、 汪兆铭、 宋教仁等二十六人特地组成社会改良会,指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未抹,其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 知识去神 权之迷信"。2他们提倡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男女平等、结婚自主、离婚自由……如此等等,简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与此同时,随着民国的建立,"三纲"观念已为越来越多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所抛弃。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公开声明,要在教 育方针中 删去忠君与尊孔两项内容。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孔子之学 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1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各界人 士强烈的 公开反对,连其嫡系部将亦有不少人坚决反对,此闹剧以失败告终,有力证明"君为臣纲"的观念已被不少人弃若敝屣。而女子参政运动屡仆屡起,婚姻自 主、男女 平等的呼声日趋高涨,也在动摇着"夫为妻纲"的观念。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推动着人们观念的变迁,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这 个变革潮 流的高潮,而不是没有来由的突变。

  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 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学革命,以白话交取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为造成文化"断裂"的激进。时至今日,这类责难恐怕已不值得认真 答覆。上 一世纪下半叶语言合一的呼声已此起彼伏。由等级森严和愚昧的中世纪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无法维 持。面对琳 琅满目的现代文学和硕果累累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这样的"断裂"和"革命",肯定会赢得多数人的赞许。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最偏激的莫过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称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 举宇宙的 存在物而悉灭尽之!"2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尘都不须打破,这些形 形色色, 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坦的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于\'真情之流\',都复归于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 然的得个 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3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尘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

  另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有类似的情况。1919年1月,他写道:"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 使他不能 实现,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各尽所能,各 取所 需),这才算进化的公理(无政府,无私产),完全战胜强权呀!"4真是壮怀激烈,溢于言表。可是,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他们"以钓 游为乐, 间或有事乎旧学,金石残碑,观摩不已",5俨如出世的高人隐士。1922年赴美留学后,更公开忏悔,表示与过去决裂:"尝清夜自思,有生以来,所 作之事, 所为之文,所译之书,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比达新大陆以后,睹哥伦比,华盛顿之遗泽,欲深自振拔,恢复人生价值于一二,当以曾涤生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 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言自期,前路茫茫,不知有所造就否也"。6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 代表的力 量最强的晦鸣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粗略统计一下,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 应有一大 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惊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 的效果是 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 所在皆有,也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中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运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 的权力做 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称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正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网 打尽的愿 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和段祺瑞立即下令废止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就中国大陆而言,迪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 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 鼓吹无政 府主义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以及无畏 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延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7。思潮的激进通常是 社会矛盾 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潮汜滥,显然不符合 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是反新文化运动的

  胡:有个基本的历史情况不能视而不见:从辛亥革命至50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 间更长。 有些战乱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后接踵而至的,更是战乱加国民党的极权统治。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孕育或助长的政治激进,恐怕不会形 成这样的 局面。

  袁:这样说过于笼统。要具体分析这些战乱是怎样兴起的。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 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深受苏俄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 编练,都 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布尔什维主义仅是新文化运动后期众多思想流派之一。

  苏俄十一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潮,布尔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 不同国家 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可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迅猛,借助 国民党之 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 革新,对 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 年,无不 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 提倡,遂 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 故此种新 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8因此,他汲汲于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吹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 运动追求 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态度。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 图用武力 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 革命的兴 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护法"战争的继续和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对于这两极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持批评和否定态度。除了对北方政府不断有所批评外,陈独秀也指出南方的护法者亦在违法,双方不妥协的 极端态度 更是不可取的。他说:"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人要拿抽象的护法招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 再想想除 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 当采 用?"9至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一贯主张调和、妥协,更是众所周知的。直到1922年,他们还再次重申:"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 的"。"我 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10这些都是与国民党的"激进"针锋相对的。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人在"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倪。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贯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教诲的就是要 取消个人 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1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 来跟着 说:"总理曾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的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2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响, 使之成为 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于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 理了,交 给本校长了"。3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4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 没有受到 任何抵制。

  其次,与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行"党化司法"。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 词地宣 布:"权源要必操之于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 而根本改 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5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地推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 大背道而 弛,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 学问的研 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6

  最后,言论和新闻自由也取消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明确地说,如果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拥护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系报纸 --引者)之类的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引者)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著以前 恰恰相 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7中间派尚且没有言论自由,反对派更不用说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列抨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 领袖的法 西斯主义"体制,8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于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 主义和科 学(理性化)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大相径庭。

  不过,国民革命中确立的这些体制和思想是以深厚的本土资源为根基的。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为民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在反 对袁世凯 和其后的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曾一再以维护《约法》相号召,可是,他设计和推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却是践踏《约法》的。例如,早在新文化 运动兴起 之前的1914年,他手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民庶政,悉归本党负完 全责 任"。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9正因为袁世凯等人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才必须反对他们,才要"护法",孙中山作为一个 政党的领 袖,却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了其它政党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甚至百分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国民的公民权利(中华革命党是党员人数微不足道的小团 体),其对 《临时约法》和民主、自由的蔑视,可谓登峰造极。民国成立后,他要推行长时期的所谓军政、训政,甚至在筹备自治时,规定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 者",10方 得进行选举,这也是于法无据,而后果极坏的。孙中山的这些思想,无非是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他的这些言行又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与苏俄合作的基 础。正视 这个情况,才会对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有全面的了解。

  总之,国民革命是国民党固有传统加苏俄和中共的支持与合作的产物。这一类"政治激进"的恶果,应该从中俄两方的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归罪于新 文化运动。

  思想家的失误与知识和制度缺陷

  胡:仁兄似乎陷入另一个片面性:全盘肯定新文化运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不是直接参加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吗?

  袁:我怀疑,这个世界有什么事物是值得"全盘肯定"的。去年纪念"五四",我说过应该"继承五四,回归五四",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是 中国人的 奋斗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我冀图"全盘肯定"五四。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有的学人非不得其所,不应该辨析几句吗?

  胡:那么,你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失误是什么?

  袁: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它纯粹是民间自由的文化传播与讨论。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评价这类运动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主要是这些传播与讨论 带来什么 新的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东西。就这方面说来,很难追究什么失误。思想观点的正确与错误需要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有些观点当时认为是错的,被多数人拒 绝,事后 看来可能是适时的忠告。有些观点被同时代人漠视,而后人却认为是杰出贡献。诸如此类的事例,思想史上俯拾皆是。

  同时,就一个民间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只要它不带强制和威胁,即使是偏颇的观念,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失误。不是至今仍有人指摘新文化运动"全 盘反传 统",搞"民族虚无主义"吗?其实,当时把传统文化吹上天的也大有人在。即使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绝对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信不信由你;没有像 文化大革 命那样言行一致地"焚书坑儒"、"破四旧";更不可能强制"统一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因此,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损 失;而其不 足或幼稚之处则会在自由讨论和自然发展中逐步成熟起来。

  此外,因为它是民间的自由的思想文化运动,基本运作方式是各说各的话。没有什么人会对上察颜观色,探口风,对下则来个什么统一思想,统一口 径。他们之 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上下之分。所以,与其追寻整个运动的失误,不如具体考察某个历史人物或思想家群体的不足和失误。也就是说,问题应该转换为新文化 运动的领 袖们或某个领袖有什么缺失或失误。

  就后者而言,鄙意以为有三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第一,人文学者的知识缺陷。

  19、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大都是由人文学者发动和主宰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之一。从挑毛病的角度看,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缺陷,留下 了深远的影响。

  请从陈独秀说起。他无疑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从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起,他便致力于启蒙,确实是厥功甚伟。他从小受传统教育,考上了 秀才。 1898年19岁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因有反清言论,不到半年就被迫逃跑。1901年11月和1902年9月曾两度赴日留学。第一次主要是补习日语 和普通课 程。第二次进的是学陆军的成城学校(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两次都不到半年,且花在救国活动的精力很多。其西学知识主要从自学中得来。梁启超曾自 嘲:"我 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11由于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长期积累阶段,陈独秀也处在大体相同的状态下,于是,一些明显而 重大的知 识缺陷便呈现在他的笔端了。

  例如,他的战争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十分奇特的。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战争之于 社会亦 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 时间过 短,亦一重大之原因。"12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甚深的国家,出现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不过是生存竞争学说的极端化罢了。

  问题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对自己宣扬的观点必须作周密和彻底的思考。近代中国步履蹒跚,却又战乱频仍。鸦片战争以降,几乎是十年必一战,社会 有没有因 而"一新其面目"?不是痛感战争、"革命"和枪杆子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才有新文化运动吗?回到原点,无非是思虑不彻底。一个令人惶惑的 历史现象 是"斗争哲学"居然令几代中国人如醉如痴。从理论渊源上说,那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陈独秀的战争史观一脉相承的。陈独秀后来的转向也可 以在这里 找到端倪。

  又如他对政党政治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在现代政治学中也是颇为奇怪的。他说:"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地。纯全 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 治运行, 鲜有隔阂。且其民性深沉,不为已甚……他国鲜克臻此,吾人尤所难能。"13

  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反驳。一位读者写信指出:"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政党政治,立宪 政治之极 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原夫 党之所以 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 谓团体精 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也……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4

  陈独秀不接受这个意见,坚持否定政党政治的见解。其基本观点是:"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党见乃舆论 之一部分 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端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党乃私党也。"15党和党见确是国民和国民舆论之一部分,蛤陈独秀不了解,在现代社会,所 谓"多数 国民总意"是怎样形成和体现的。他所注意到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没有政党政治的多党竞争,"多数国民总意"的形成和充分表达, 几乎是不 可能的。政党政治的规则之一是尊重少数、尊重反对党,充分保障他们的权利。没有这一条,"多数国民总意"的变迁无法表达。更危险的是在没有两党或 多党竞争 的条件下,有的人或某个组织以"多数国民总意"的代表自居,为所欲为,以"总意"的名义推行专制统治,反过来剥夺国民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因此, 自19世 纪以来,政党政治已经成了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最重要形式。政党相应地履行将公民社会与国家机构联结起来的功能,在表达公民利益、选定目 标、培养 和遴选政治精英等方面发挥着其它机构难以代替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开始在中国显露头角。这个头开得不好,实际起支配作用的是军阀和政客政治。正因如此,更需要传播和普及政党政治知识,推 动政党政 治发展和走上正轨,逐步取代武人和政客政治。影响巨大的《新青年》偏偏在这一领域缺位,这显然与陈独秀的认识偏颇不无关系。战胜军阀政治(政客不 过是他们 豢养的帮闲或帮凶)所需的条件很多,普及现代政治包括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基本知识无疑是条件之一。日后全能政治长驱直入,没有筑好思想堤防不能说没 有一点关 系。胡:这样说有点苛责陈独秀了。袁: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其实这是当时知识阶层状况的反映。

  无论是《新青年》还是《新潮》都是人文学者起支配作用。以《新青年》为例,1918年1月组成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 同、刘半 农、沈尹默等7个编委轮流负责编辑工作。这7人中,6位是人文学者,只有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这些人大都是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再进新 式学堂。 他们都是笔力甚健而又甚有历史使命感的人物。古今中外,纵横议论,推动思想革命,其功绩历史已有定评。但这也蕴含着一个危险:跨出自己知识领域发 议论。正 如鲁迅所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16当时许多问题需要学政治、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家参与,但这一类人才太少了。《新青年》创刊 之初,学 政治学的高一涵积极参与,论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自治与自由等问题,就与陈独秀主要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论述个人独立性的观点有所不同而相得益彰。 我想如果 由政治学者论政党和政党政治,由历史学者纵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大约就不会像陈独秀说得那么极端了。民国元年,在英国学法律政治兼习逻辑学的章士钊 回到国 内,先后主持《民立报》、《独立周报》笔政,其论述公民的自由、宪政和政党政治等政治问题,学养深厚,出手不凡,不愧为承先启后之作。可惜,这类 人太少 了。

  胡:仁兄是不是在搞影射史学,因为对当今某些人文学者的议论有不良印象,因而殃及陈独秀了?

  袁:"影射史学"这个概念就十分可疑。"史无定法"。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除此之外,你愿意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带着强烈的 问题意识 去总结历史经验,或作点其他史学新路的探索均无不可。目前最令人生厌的仍是有的人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察颜观色,歪曲历史和现实,糊弄读者,讨好 当官的或 有钱的。至于以"影射"为名,歪曲别人的文章,搞政治陷害,那是文革遗风,更加下作。

  回到正题。《新青年》编辑部的状况不是孤立的。清末民初,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十分巨大的留日学生,人数最高时超过一万人,其中90%以 上在中等 学校学习,入大学的仅占1%。60%是所谓"速成生",大都只学半年或几个月。适应废科举和推行新政的需要,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学法政和师范。17 在一个举 目皆是法政"速成",留洋大学本科生已是稀世珍宝的国度,恐怕不能对《新青年》同人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他们出类拔萃,掀起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 动,名垂 青史,但他们不是神,也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的巨星们那么渊博和深刻,这是受整个国家发展状况制约的结果。

  第二,冀图解决中国知识分子还无力解决的世界难题。

  如何认识和看待西方主流文化?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仍在困扰中国知识阶层的大问题。西方一直扮演多重角色:侵略的魔鬼,富强的榜样,现代文明 的化身, 当代罪恶的渊薮……历来都有人冀图既学习西方又避免它的毛病。于是,有孙文的"毕其功于一役";章太炎对议会制的否定和古色古香的政治设计……。 他们或取 资于西方的非主流文化(如孙文找到一个美国三流作者的土地国有计划)或发思古之幽情(如梁启超、梁漱溟不同版本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血海和战后的饥饿展开的。它的领袖们也想"毕其功于一役",避免西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用心良苦, 令人敬佩。

  请读读作为《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的《本志宣言》,其中有这么一些话: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 的。"1

  旧的要抛。好吧,用什么取代?用12个形容词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翻检当时报刊,类似情况,俯拾皆是。

  从孙文到陈独秀面临的是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世界一流的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专家和政治 家的充分 参与,他们也许能拟定出在继承现代文明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改造这个世界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是,世界是在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博奕中行进的;还 没有形成 书生从容论道,指挥各方人士修理人类社会的机制。不是说思想家完全无用,但不论正确还是错误,你得拿出一套足于吸引民众的理论。当时,自由主义、 民主主 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正在争妍斗艳,对日后世界的行程影响至巨。

  当时的中国还出不了能影响世界历史行程的思想家。说到底,这是由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不足所决定的。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高素质原创性的 哲学家和 社会科学家。可是,民族自大的潜意识又一再驱使中国人冀图一举解决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中一个又一个重大难题。中国的知识阶层承受了自身难以承受之 重。这样 的"超越"反而阻碍了自己切实地分享世界文明的已有成果。我想,这是20世纪中国一再受挫的重要原因。

  第三,思想家和政治家角色的混淆。

  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通过普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知识,帮助中国人冲破意识形态牢笼,实现思想变革,为自由、民主在中国生根奠定基础。这是启蒙 思想家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陈独秀等人的一大失误是没有区分思想家和政治家两个不同的角色,在启蒙运动任重道远之际,匆匆走上政治舞台。

  陈独秀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但在运动中他已超出思想家或公共知识分子评论是非的范围,一再发出行动的号召,从而进入了政治活 动的舞台。

  当时的陈独秀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让平民"直接行动"。他说:"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因此,要"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平民究竟如何"征服政府"?

  "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 和国会议 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 坏秩序 \'、\'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 等废话, 一概免开尊口。"2

  到了1919年的6月9日,上海、北京等地的罢市、罢工、罢课等进入高潮,陈独秀写下和直接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5点"最后 最低之要 求"。其中两点是:"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并发出警告:"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 学生、商 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3

  这样的"直接行动",归纳起来不外两点:

  1.让平民和平民团体凌驾于政府和国会之上,可以不顾法纪和秩序,让官员和议员低头听令。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 家的黑 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 代表公众 的意见。"4

  2.由平民掌握武装,组织治安机关,强力维持秩序和"拥护公理"。

  这样的"直接行动",等于向原有的政府和议会夺权。可是,陈独秀虽然可以气冲斗牛,发出"最后"通牒,但手无寸铁,权未夺到,却被警察捉将官 里去了。

  用思想家的标准去考量,陈独秀显然粗疏地忽略了两大问题:一是高踞政府和议会之上的各界、各团体如何运作?赋予他们大大超出原有功能的权力, 会不会成 为新的腐败和专制者成长的温床?二是抛弃了政府、议会等现代社会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践踏一切原有的法纪和秩序,社会能正常、顺利运作吗?会不会 重蹈"暴 民专制"长期混乱的覆辙?另外,当时与西方各国内容基本一致的现代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些法律大都是应该遵守的现代社会基本规则,还是应该坚决 抛弃的" 强权的护符"?

  从对政治家的要求去审视,声声"直接行动"的呐喊,显然是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回音。人们无法确定陈氏是否有意扮演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但可 以肯定这 些号召显示他既缺乏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又缺乏发动和组织各界和各地千百万民众为预定目标奋斗的才干。否则斯时斯地他不会发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行动号 召,也不 会毫无掩护亲赴街头去散发传单。这不能归咎于政治经验不足。须知从1901年起他已参与政治活动,而辛亥革命后,他又出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他的政治生涯所以注定要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性格与一个成功政治家必需的基本素养相差太远。从1902年就认识陈独秀,并在创办《国民日日 报》和编 辑《甲寅》杂志等活动中曾与他长期合作,相知几十年的章士钊对其性格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 人"。5而陈 独秀本人是这样刻画自己的:"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 话,也愿 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6他任职安徽都督府期间属下的一个科长则这样描述自己的上司:"他过于急燥,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 角。每逢 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已见。"7三人说的时间相距几十年,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政治人物要成功,其第一信条应该是:善于倾听和说服合作者。为此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陈独秀虽然声望很 高,却缺少这样的素质。

  一个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只要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和批判黑暗的勇气,就足于留下大小不一的业绩。处理人际关系的度量和能力不 足等个性 弱点,无伤大雅。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公认的"思想界的明星",正是扬长避短的功效。他选择了政治,结果是20年代的中国多了一位政治悲剧的 演员,却 丧失了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鲁迅也给人们留下峻刻的印象,却没有减损其道德文章的光辉。胡适也涉足政治,但总的说来没有越过书生议政的界线,就学术成就而言,陈独秀固然 无法望其 项背,即使就思想启蒙的成效来说,也远比陈氏突出和持久。他们的成就是思想家、政治家角色混淆颇不足取的反证。顺便说说,中国有君师合一、以吏为 师的传 统。"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则以为知识或见识也高人一等,足于和必须教化子民了。其实,现代社会分工明确,学界才是推动学术和思想文化更新的中 心,是大小 官员和企业家知识和思想更新的导师,三者应该各司其事。根据各人的素质和条件,角色可以转换但不能混淆。如果政治家或官员充当导师,其言论就是某 门学问的 最高成就,以思想为盾牌,排斥公民严密的监督和批评,一定会造成大小不一的悲剧。虽然现代学术也要充分讨论和批评,但那与对官员的监督是两回事。 在中国, 真正让当官的懂得这个分工的道理还很不容易。这是题外话了。

  你不是关心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吗?我想,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上述三个方面的失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胡:你不是说自由讨论可以化解偏颇和激进吗?为什么陈独秀的这些失误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

  袁:你这一问,触及了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思想、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当陈独秀发表上面提到的政治观点时,他仅是享有崇高威望的知识分子而已。即使有所谓"语言霸权",他也不是唯一的霸主。不但有胡适、梁启超、 张东荪、 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而又与之异趣的人物同他抗衡,还有一大批反对新文化的人物(如杜亚泉、吴宓、林纾、康有为等等)与他对垒。他的奇特观点 淹没在众 声喧哗中,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注目,更不会有多少人决心付诸实践。他们追随的是主张思维方法变革、文学革命、个人自由独立……等和平的思想文化变革 的陈独 秀。战争史观,"直接行动"云云,顶多是有此一说,足资谈助。当思想只能说服而不是强制别人相信,并容许多元竞争、自由讨论之际,通常不会有什么 危险。这 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制度生命力所在。在此情况下,激进和偏颇通常可以顺利化解。

  1920年开始,陈独秀转向信奉布尔什维主义,从事劳工运动和组党,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化为行动,思想家蜕变为政治家。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要 想把我们 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由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什么民主 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阶级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1与《新青年》创刊和发布《本志宣言》所揭橥的宗旨相比,陈氏的认识 已有 180°的大转弯。法律、民主政治都只剩下阶级性,而丧失了任何公共性;告别思想启蒙主义,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不过,这些激进的思想和活动也没有造成震荡或社会危机。原因在于这新的激进势力的兴起,没有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多元互动的格局。从20世纪第 一个十年 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商会迅速发展,这些商会为了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积极办学、办报,参与经济法规制订之余,并没有忽视政治。对各种大小政 治事件, 各地商会往往迅速发表声明、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虽然尚未壮大到可以左右全国局势,但已足于令政府和军人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五四爱国运 动所以有 出乎意料的成效,上海、北京等地商人的罢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阶层的各种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再加上有比较独 立和比较 自由的以报刊为中心的舆论系统;激进劳工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多元中增添了一元,且众多劳工团体的取向也不一致;于是,在多元互动中社会稳健渐进的 局面的雏 形呼之欲出了。

  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有另一股强大的破坏民主共和制和社会稳健发展的力量,这就是军队。是他们堵塞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使新文化运动半途而 废。陈独秀的悲剧是和这些武力合作。

  胡:既然军阀是破坏民主共和制的力量,不组建和依靠革命的武装能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吗?

  袁:历史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

  辛亥革命的最大失败是没有完成组建国家军队的任务。清末新军拿的是新式武器。脑子里装的仍然是忠君或忠于官长的旧思想。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 是袁世凯 系统的北洋军和起义各省宣布支持共和的新军。要使民主共和国长治久安,必须使这些军队逐步转变和提高为国家军队。即一要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民主共 和制度; 二不要干政,不能介入党派政治斗争。这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转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但支持革命的新军或新组建的革命军有转化的 可能,连 北洋将领也不能不一再表示:"军人不应干政"。你可以说后者是说假话,但这表明新的政治观念有强大的威慑力。只要政治运作得体,加强民主和法治教 育,弄假 成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失败的原因与其归罪于军人,毋宁追究吃政治饭的处置不当。首先是袁世凯玩弄"兵变"的把戏,开民国军人干政的先河。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宋教仁案 的处置。法律解决的路尚未走完,却来一个军事冒险--"二次革命"。2从此政治或利益纷争便动辄动刀动枪了。

  新文化运动本意是要挽救旧政治(特权人治)之穷,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新政治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但进入20年代,陈独秀也参加到军事 游戏中 去。他合作的对象是打着"国民革命"招牌的所谓"党军"。刚才已说过,这支军队接受的是反自由、民主的与新文化运动宗旨背离的思想教育;国民党要 建立的是 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陈独秀思想中的负面因素与之有切合点,而一旦与他们实现组织上的结合,其危害就十分突出了。

  当时,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仍然以笔为武器,继续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但一旦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的威权政治随之 推广到全国范围,自由空间被摧毁,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中断了。

  历史是无法躐等的。成熟了的历史任务必须切切实实去完成。"一个也不能少"。说得不客气一点,当前我们所做的不少事情都是本世纪头20年开了 头而未及 完成的事。市场经济、法治、宪政、培育市民社会、扩大自由空间……屡起屡仆,重新起步。如果多点历史智慧,多点世界知识,少点虚妄的自大,进程会 不会顺利 一些?在劫难逃,历史积垢的清除是非常艰辛的。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重要一条是:一切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从思维观念的变革开始,而其 必备条件 是有广阔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纪念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要的一点还是要回归五四。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回 归到当年 的人权、民主与科学。

  1999年4~5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注释:

1.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7—24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3.《社告》、《青年》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5.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5页,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

6.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同上第430页。

7.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青年》第1卷第2号。

8.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9.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社会》,《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0.《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又:此说并无夸大之嫌,参 阅拙作《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可见一斑。

12.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第1卷第1号。

1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1页,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15.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

16.同上。

1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8.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240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

19.朱庭光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81—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参阅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七章,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

21.王新命、陶希圣等10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胡适与中西文化》第127—12 8页,牧童出版社1977年台北。

22.参阅拙著:《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300—33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3.《社告》,《青年》创刊号。

24.陈独秀:《学术与国粹》,《新青年》第4卷第4号。

25.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

26.唐绍仪等:《社会改良会宣言》,《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77页。

27.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315/11/5999_80025.shtml

新浪网 袁伟时:没有新文化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必将衰亡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功,是罪?至今聚讼纷纭。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对新文化运动也应该一再反思,弄清真相,汲取有益的东西。不 过,近年流行的三大误解,不利如实了解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似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前提错了吗?

  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孔子之道,特别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 家,组织有 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 日之人 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

  近年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前提割断了现代与传统,抹煞了传统和儒学所蕴含的现代性。

  现代与传统诚然是割不断的。经过多年的论难,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人已一再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是"传统创 造性转 化"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胡适的"整理国故"披沙拣金,使不少古代思想和思想家重现光芒免遭湮灭,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民间文学推上中国文学主流 的应有位 置。鲁迅冶古今中外于一炉,铸就《阿Q正传》及其他传世精品。即使被目为最激进的西化论者陈独秀也肯定"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 德"2 ;而且重新阐释传统,把勤、俭、廉、洁、诚、信视为"救国之要道"3;不论其主张是否切中要害,却足以证明他绝非"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传统。至于新文化运 动一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早在戊戌政变后就走上了清理传统,汲取新知,融合中西,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更是 无可争辨 的历史事实。

  问题的焦点在于当时历史环境下,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是多余之举?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要确立自由、平等,变假共和为真共和,必须扫除根深柢固,与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意识形 态。《临时 约法》已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僵死的传统像紧箍咒一样捆绑着人们的思想。不批判三纲,就难于让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成长为 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从而民主、共和制度失去牢固的思想基础,袁世凯必然复活。这不是割断传统,而是要清理传统中不适合现代生活朽木枯枝。

  因此,儒学是不是蕴含着现代性乃至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是应由学者从容论道的另一类问题。即使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几乎无不认为体现在 三纲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的妨碍自由、平等的成分是应该剔除的。

  窃以为这一剔除必然带来两个效应:一是三纲和相应的宗法专制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二是余下的从属于自由、平等的儒学(或其他中国传统思想)是先 秦思想家 的本意,还是时贤托古立论,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已无关宏旨。因为这一类学术问题本来不应有统一的结论。与此同时,在自由、平等关系已经确立的现代 社会中, 公民对各种思想无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张即多一色彩,纷繁斑斓,赏心悦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 预先草拟 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 致总统、 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 心,以 《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 要动用政 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 独秀说:

  "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 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 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 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

  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杜亚泉(1873-1933)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11-1920年间任《东方杂志》主编。毕生献身教育、出版事业,卓有贡 献。他关注 思想文化思潮的发展,多半岁月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先进知识分子。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意见相左,有过一场争 论。正如 有的学者所指出,陈独秀的意见有偏颇之处,例如夸大了功利主义的作用,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等等。不过,杜亚泉的三个主要的或 独特的观 点却使他有与历史行程背离之嫌:
 

  1.以中国因有文明为基础的"统整"论。

  与中体西用论一脉相承,他认为"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的绳索不外是"圣贤之书"和"名教纲常诸 大端"。 在他看来这是不能丢弃的"国是",而"国是之丧失……为国家致亡之由"。这个以"纲常名教""统整"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奇想,最主要的一条,是显 示了他对 现代社会以思想言论自由为基础的 多元文化的恐惧。他说:

  "今日之主义主张者,盖苦于固有文明之统整,不能肆其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之伎俩,乃假托于西洋思想以扰乱之。此即孙叔敖之所谓群非不利于国是之 存在,而陷吾人于迷乱者。吾人若望救济于此等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统整"成功,"魔鬼"消灭,"纲常名教"诸"国是"再度君临天下,如此一元世界,自然美妙无比。

  2.以中国固有自然经济的经济目的,取代现代市场经济。

  在杜亚泉看来,西方以追逐利润和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吾人之经济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虽坐是而科 学不兴, 发达经济之手段,数千年无甚进步,诚不能谓其全无流弊,然目的固未尝误也,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 之欲 望……生活之程度愈高,维持愈难,竞争愈烈……今日之大战,即为国家民族间经济的冲突而起也。"9他把中国传统经济的目的称为"自给自足",而称 西方的为 "给人足人"。就在发表引起与陈独秀激烈争辩的《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同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其《工艺杂志》序,完整地阐释了他的经济主张:

  "欲给人足人,则其因工艺以侵略他国干涉他国之事,仍不能免,世界和平,终不能保……故鄙人之意,以为给人足人之工艺,虽当嫉之恶之;而自给 自足之工 艺,则亟宜提倡……一,当以人类生活所必须者为限(如纺绩制纸之类)。凡发达肉欲助长奢侈之工艺品,当屏绝之。二,凡可以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 之…… 三,……提倡国货,勿以输入品之廉价而就之……四,吾国讲求工艺者,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当常存公德之心,抱义务之念……"

  依据这些主张去发展经济,出现在世界东方的,必然是封闭、停滞,气息奄奄的中国。而这正是其以固有"国是"为基,融合中西,"统整"文化的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从世界范围看,东方文化救世论源远流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也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潮流,杜亚泉亦卷进其中。他说:

  "……吾国数千年来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坏……近世西洋学者,对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吾国五千年以前之 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20世纪行将过去,这个预言没有实现;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美梦成真,更为渺茫。这个思潮所以在中国屡仆屡起,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确 非理想世界,世界大战更将其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古老大国昔日辉煌的潜意识更使它伺机喷涌。

  杜亚泉生长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曾一再指认他吸收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确认他绝非顽固守旧之流。但不能不正视的 是在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他进入了与前期有别的思想迷乱期。请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 但此在欧 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年来 之纷扰, 实以权利竞争为之厉阶,皆食此所谓新文明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

  明白无误的信息是:告别权利与竞争,回归传统。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转变。

  "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共识。13这个让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 一再失算的自我更新能力,恰恰来自杜亚泉要坚决摈弃的公民的权利与竞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改革和调整。本世纪初列宁已经肯定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行将告别20世纪之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国家 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和融合(无可辩驳的是经济全球化)已是无法逆转的现实和愈来愈强劲的趋势。有识之士大都承认,不管姓社姓资,是东是西,公 民权利和 竞争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机枢。杜亚泉在这一关键问题的拒绝,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迷误。从这一角度看,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在争论 中代表了 历史正确的一面。

  杜氏失足何处?1919年他曾动情地描绘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 物。"观 其一生,勇于汲取新知,拥护和宣扬民主共和,为传播科技、发展出版和教育事业呕心呖血,言行一致,确是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君子。可是,他生 活在海内 外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大转折年代,他缺乏大思想家洞察古今中外的思想穿透力,面对海内外战乱、社会不均、道德失范等混乱现象,民族情结和传统文化 的幻景遮 蔽了他的眼光,中体西用、东方文化救世等念头由是乘虚而入。

  第三,是不是导致"封闭性"的"五四意识形态"的建立?
  请先看看下面的几段论断:
 

  "任何一个要求进步——尤其是一个要求以革命为进步手段——的运动,必需具有凝聚群众的力量,而由'奇里斯码'型人物倡导的意识形态,由于它 的系统 性、封闭性与道德情操的诉求,自然是凝聚群众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因此受到强度特高 的意识形 态的支持的改革或革命,便往往会犯重大的错误,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近代中国各式革命组织而言,这是十分有益的醒世良言。但是不是"任何一个要求进步的运动",都必然出现"封闭性"的意识形态,这又是有待验 证的假设。看看作者怎样继续写下去吧:

  "人类学家基尔兹(Clifford Geertz)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就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个说法亦不失为有一定根据的一家之言,但也有过于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它排除了在危机时期出现多种理论、纲领、方案交锋,在争斗中不断完善和 修改自己的主张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失误掩盖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屡屡出现的多元并立的开放性。

  随之而来的推论,也是作者自己的结论便更值得注意了:

  "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没有政治秩序,也没有社会与文化秩序。人们处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此时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来应付 他们的危机。"

  "正因为在'五四'时代传统的秩序已经崩溃,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危机极为严重,所以任何思想在'系统化'的过程中都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 运。"

  于是,作者大声疾呼:"我们要超脱'五四'意识形态的藩(樊)篱"!

  这些是上一个十年发表的文字。出版地在香港,咫尺天涯,不久前笔者才有幸拜读。旧话值得重提,是因近十年对"五四"的指摘,持论类似,而又未 见有人对此作出回应。

  窃以为这些貌似雄辩的言辞的主要弱点,在于说的都是"应然"——以某个学者的论断为前提的推论;缺少的则是"实然"——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 分析。作者口口声声说"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或"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但没有具体回答出现了哪些"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五四"时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危机。

  政治上,一是民主政体不完善甚至被人肆意践踏;二是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对策是启发和培植公民的权利意识,维护法治,坚决反对南北军 阀的武力 统一政策。要说"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些穷兵黩武的军阀或军阀集团身上不难找到,而与新文化运动则风马牛不相及。后者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统 治全国的 野心,他们坚持不懈鼓吹的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是按照西方主流文化通常的阐释去宣扬的,没有加上"中国特色"或他们独创的内容。这是最具 开放性的 主张,何来"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在文化领域,当时确实存在着思想文化不能满足民主共和制度需要的危机。可是,不应忽视当时已经有一个现代教育文化制度的雏形。以学术自由为基 础的大 学,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报刊和出版系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运作的。多元鼎立,自由论难, 以理服 人。虽然有过侵犯言论自由的事件,但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敢于公开抗争,没有"全面专政"。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组织的松散 的文化思 想流派,而在思想上则大同小异,在自由探讨中各自为战。他们坚决反对好同恶异、思想统一、多数或一人专制,而以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为基本出发点。 《青年杂 志》创刊伊始便大声宣告:"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 自主之人 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6这是自由思想运动,其领袖没有人尝试建立封闭性的 意识形态 (个别领袖后来参与创建政党,已经超出新文化运动范围) 。把这一自由思想运动说成是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实在相差太远。

  顺便说说,流行甚广的指摘新文化运动因为以国家富强为目标,妨碍了对自由的追求的说法,也是于史无据的。有各式各样的爱国运动。总结历史经 验,新文化 运动以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为救国的不二法门。科学的基本诉求是理性;人权、民主的基本内容则是个人自由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宪政。谴责新文化 运动不关 注个人自由是很不严肃的。

  新文化运动确实冲击了传统文化,但这个冲击是中国文化新生的契机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有接受除旧布新的洗礼 才能适应 这一格局。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又是世界的,不洗刷自身封闭的宗法专制扼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的色彩,任何古老文化都逃脱不了衰亡的命 运。

  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请向为它的回春再造历尽艰辛的新文化运动肃立致敬!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127/09/1353443_167686166.shtml

060620 李守力:为什么孔子被打倒,专制就爆发?

(文/李守力) [原创 2006-06-20 10:32:53]

历史上孔子第一次被打倒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次灭儒事件时间虽然短促,却是对儒家进行毁灭性打击。法家哲人丞相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 记皆烧 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 不烧,黥为城旦。"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个方士和儒生,把儒家的书籍全部烧毁,这样也就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六年以 后,强大 的秦帝国就被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推翻了。

汉初陆贾曾言:"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新语·辅政》)贾谊也曾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

自秦以后,汉朝统治者以秦亡为训,经过文景无为而治,国力恢复以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以儒家治国。这个国策历经2000年到民国结束。

儒家思想何止2000年,孔子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先秦时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子称儒学为"周礼",周礼不止是周朝的文化意识,夏朝400年、 商朝 600年、周朝800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意识形态。夏朝以连山易为代表,商朝以归藏易为代表,周朝以周易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 鸣,所有 成熟的学术思想都不出三易,医学黄帝内经或是连山易的应用,老子道德经是周易坤卦的发挥,儒家则是对周易乾卦的诠释,而三易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知 道意识形 态是宇宙中最高级的产物,生长期最长,必须经历漫长的发育才能成熟,所以儒家思想无疑是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儒家思想必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算 来,儒家的 思想渊源有近4000年历史了,儒家的生命期也许正处于青年期,还没有完全成熟,还需要后人继续继承和发扬。

历史上第二次打倒孔家店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 大 革命结束。此次灭儒时间漫长,力度或轻或重,斗争一直不彻底,直到文 革,才算彻底革了儒家的命。但民国政府仍然尊孔,1934年国民政府在祭孔文中写到:

"既然孔子传给我们这样一种伟大的文明,我们为什么不应对他怀有同样的感激呢?为什么不应竭力发扬广大孔子传给我们的东西呢?孔子屡屡告诫,我们 要随时代 的进步发扬美德。这种态度也适用在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担当起使中国文明更伟大的责任,而不是把中国当前的落后归罪于我们这位伟大的先师。

  此时此刻,当我们都在这庆贺这位至圣先师的诞辰时,我们首先应当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凭着孔子的教诲维护住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自由平等地位。"

胡适批评国民党的尊孔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他控告南京政府的罪状是:南京政府对白话运动全无热情,无批判地看待 儒家的各种美德,以及对由其理论家们夸大了的清代以前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所保抱有的一种理想化的幻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思想、社会根源上彻底批判和清算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余毒,在"打倒孔家店"的精神驱使下,孔孟之 道斯文扫 地。如果说辛亥革命继明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之后,以"西学"为批判武器使儒学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一种彻底 的不妥协 的时代精神荡涤了以孔孟之道为标志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使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彻底解构和崩塌了。从此,"儒门冷落、收拾不住第一流人才"的 定局遂 成,儒学往日的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陈独秀与他的朋友们诸如李大钊、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极力非儒反孔。鲁迅更把儒家视为"吃人"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在 旧"文化 ———意识形态"的解构中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一个新的政党产生了,这就是伟大的中国 共 产党。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大地上上下下打倒孔家店,进入了十年丧失理性的疯狂时代。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激越非儒之余常有深切的反悔:

五四后期陈独秀一再指出过应该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采取理性的分析态度,批孔过勇有悖客观真理。他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 人类最高 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55 152页,三联书店,1984年),国粹客观存在,不能因为批孔而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尽弃于厕。陈独秀还说,他本人虽然激烈反儒,但不是针对孔子个人的,也 不是全面否定儒学,"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15页,三联书 店,1984 年)"孔学优点,仆未尚不服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92页,三联书店,1984年)"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 伦理学 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7页,三联书 店,1984年)由此,陈独秀对孔子和儒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 大,且为 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绝对承认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0页,三联书店,1984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 人精神上 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0页,三联书店,1984年)陈独秀还主张对改造吸收儒 家的伦理 学说使其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针对那种把新思想与传统道德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说:"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 一班青年 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 思?因为 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2页,三联书店,1984年)由此足见,陈独秀在 批孔非 儒、激烈反传统的同时仍然能理智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儒学,这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态度批判继承传统遗产提供了借镜。

  胡适在对待孔子和儒学的认识上与陈独秀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如,他曾不止一次地表露了其思想深处对儒学的看法,他著《说儒》一文对"伟大的领 袖孔子" 献上崇高的礼赞,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把"大胆怀疑"的"科学精神"追溯到孔子、王充、朱熹和欧阳修等历代大儒。那么,如何看待他在五四时期以"再造 文明"的 勇气、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精神炽热地颂扬"只手打孔家店"的反孔非儒的行为呢?胡适晚年自辩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 我对那经 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历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 儒学' (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58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 北,1983 年)这确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儒学情结。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对吴虞说:"打孔家店"。此言一出,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但是,胡适晚年对孔子的态度大变其化。晚年的胡适"圣人"不离 口,据他的 秘书胡颂平解释,"先生平日口头上说的'圣人',都指孔子"。后来胡适对孔子有了更亲切的称谓,叫"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 我们的老 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这很耐人寻味——中国的经典文化是有后劲儿的。

现如今我们应该继续反思:为什么孔子被打倒,专制就爆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918/23/16239_754711.shtml

070502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2007-09-18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 中国之 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 股逆流言 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 对外来侵 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 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 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 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 共和 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 共和国, 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 的最深刻 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1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 '庶民 院'、'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 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 佛教界、 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 能产 生。"2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 现代文明 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 选择'儒 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3!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 业银行陆 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包 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 人则老是 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4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 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 点,但如 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 球以西有 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 东,也就是 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 拥有十多 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 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 定的签订 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 趋,东亚 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 疗、住房 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 主、法治 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 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 法真正自 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 就是最好 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 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 育暂行办 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 视太过分 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 耸听之 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 代化的国 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 人们企盼 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 规范和研 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 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 得逞于一 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 罪名、强 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 现的。如 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 论是古是 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 是按照社 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 是现代文 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 者剥夺公 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 多美妙的 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 化的主 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 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 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 在现代社 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 已经超越 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 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 现代学术 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 人的解放 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 赢得人们 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7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 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 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 '军部' 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 家宝说: "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 史为鉴, 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 反省和道 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 北京污水 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 利率仅为 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 国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 迈进。就 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8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 就构筑战 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 机遇而不 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 是错误, 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 由的事 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 立诚不过 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他从别人 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 域连这道 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 题是有些 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 则肆意捏 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 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 部委员即 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 相应,制 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 所周知 与***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 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 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 "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 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 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 说,冀图 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 的忠臣, 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 古代中国 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 环境和自 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 沦丧、生 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 "因为形式 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9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 免俗。一 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 的著名的 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 了区分反 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 国人的罪 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 恩格斯的 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 国古已有 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 良苦,但 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 录》固然有 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 国际接 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 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 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删节后连载在《长江》双月刊2007年5月、7月号上。

五柳村2007年9月18日收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624/11/142_141624.shtml

060624 余世存:非常道——革命第五

2006-06-24

 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 下,要想凭 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回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 道如何来 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 步,唯有 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 美,他风 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 唯急从教 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 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 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虚君共和

  梁启超曾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 门弟子们 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 所坚执的 "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 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 天而应乎 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革命方法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 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种族革命VS政治革命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 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 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孙中山驳斥保皇派立宪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 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 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同盟会的接头暗号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 约。为了 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 人?" 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 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 威,"公理 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 湉小丑, 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但却找不出足够的理 由为清廷 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 立宪", 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 甚至吹捧 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 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帮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 汉字使四 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 敌章太炎 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肃亲王审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 别同志 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 十分同 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 下人心。 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 命?"

  孔子嫡裔来做"虚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 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 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 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 南京临时 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 场,许多革 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 问题:带 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 转生出无 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 之陷水益 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廖仲恺眼中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 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渐进与革命的争论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 政府"的 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 呢?还是在 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 一点一滴 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革命进行的三个阶段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 于国民建 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前 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 切都得从 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 对革命只 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 演进是很 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 往往能多 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 一个俄国 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 我们因为 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中道主义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 途径。"

  天下为私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 命好了! 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 不过困难 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 我期期以 为不可……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来比喻我们。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 聘请我 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 出了研究 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 徒逞一时 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 时,他率 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 日提我下 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和平改革勿伤元气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 "倘若没 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 阀的火并 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 我们贫弱 到这个田地。"

  娜拉走后怎样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 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李朝晖说,革命不可轻言告别。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3/23/191190_58246675.shtml

101002 羽戈:国庆之夜说改革与革命:有感于陈有西与斯伟江之争 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2010-10-02 09:38

  先辨史实。

  其一,戊戌变法是什么样的改革,正如辛亥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质言之,戊戌变法是以革命的霹雳手段所推行的改革,假如"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 变矣"、"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落成现实,这就不是改革,是革命。

  如是,其二,就必须重审慈禧太后的态度。陈有西说"光绪听进了,珍妃明白了,太后不明白,把改良派赶走了、杀绝了",实则大不尽然。我以为, 在文祥、 宝鋆过后,满族当中头脑最明白的人,便是慈禧——荣禄只是中人之才,端方之流更加等而下之。考诸史实,慈禧并不反对改革,她已经放了一部分权力给 平庸的光 绪;但是她反对康有为的革命式的改革。尤其是,当康有为等人酝酿"围(圆明)园劫(太)后"的阴谋,她就不得不出面制止这场改革其外、革命其内的 政治运 动。用我们今日的话说,当改革者动了慈禧的蛋糕,她自然要开始反扑。

  再往后看,戊戌变法以后,改革不仅没有停滞,反倒加速、加剧。由袁世凯等领导的宪政改革其实比康有为还要激切,乃是从根子上消解清王朝的执 政。慈禧是什么态度呢?抽刀断水水更流。她很快就死了。

  事实上,改革已成潮流,谁都无法阻挡,我们每个人都被捆绑于改革的战车;只有改革,才能维护蛋糕的鲜美,才能把蛋糕做大;不改革,慈禧连手中 的残羹冷炙都保不住。

  所以,问题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怎样改革。

  改革必定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诸神之战,需要与虎谋皮的勇气,更需要与虎谋皮的策略——也许后者更关键。改革者不要企图将慈禧们的蛋糕一口抢下 来,而是要慢慢瓜分,甚至欲夺之,先予之,让慈禧们尝到改革的甜头,同时将其一把推上改革的火线,令其骑改革之虎而难下。

  康有为试想一举夺取慈禧的蛋糕,却被驱逐出境。这样的悲剧,史上不乏其例。

  如此康有为,可称保皇党乎?至少,陈有西不必做这等保皇党。

  陈有西呼吁:不要把内部的杜鹃啼血的人当成敌人,他们是最后的保皇党。

  斯伟江则指出:他(陈有西)的新型网络讽谏,上层是听不进去了,下层听进去了,于是,讽谏最后或许演化为革命的动员令。这也是,即使上面认为 你出发点是好的,然而,结果却认为是坏的。好心未必得好报。

  这是知己之言。

  另,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在我心中之地位更胜于《论美国的民主》)论改革与革命:"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 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 那个政权 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此言无比适用于中国。

  是故,不用担心,中国的改革不会大踏步倒退,因为退多了,就将引发革命。革命一夜,蛋糕即成狗屎。

  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很乐观,正如我对人性一直很悲观。

  我自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我从不恐惧革命。因为,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恐惧革命的袭来。

  正好接上了开头提出的问题。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革命"一词在1911年的使用次数只有200多 次,处于 低潮期;"立宪"则有400多次,"这意味着支配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并不一定是革命观念"。再考,"辛亥革命"一词在1919年前出 现的次数 相当少,彼时流行的说法是"武昌兴师"。要等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才举出"辛亥革命"一说并使其成为常用词,即是说, "把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说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识形态对历史再解释的结果"(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这正证实了张朋园先 生的一个 观点:辛亥革命实为立宪派社会行动的逻辑延伸。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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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ilubbs.com/HT/tcon_119_1249065817.htm
发信人: charlet (fuyun),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31 14:43:37 2009), 本站(yilubbs.com)

090731 人民日报  叶帆 朱佩娴 :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时间:2009/07/31 出处:人民日报
记者:叶帆 朱佩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此后,我们党又带领人 民开始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踏上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经过60年艰苦奋斗,一个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然 而,对于 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的人却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破坏性的,是某些人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近代中国不 应该革 命;如果"告别革命",当上几百年殖民地,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中国不应该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依附于西方 国家,走 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告别了革命中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带着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

  龚书铎认为,一些人否定革命、鼓吹"告别革命",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带有国际性的思潮。这种思潮大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与以美国为 主导的西 方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紧密关联的。还在苏联解体前,苏联就有人极力否定十月革命,给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随后不久,这种否定革命的 思潮传到 我国,国内有人开始鼓吹"告别革命"。

  龚书铎说,鼓吹"告别革命"的人认为,革命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是某些人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这样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把一场伟 大革命简 单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是唯心史观。革命不可能只凭少数人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也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 志就能发 生的。革命的发生,除了革命阶级主观的条件,还必须具有革命的形势、革命的社会需要。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都制 造不出革 命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它们都代表了人民群众意愿,顺应了历史发 展趋势。

  龚书铎说,鼓吹"告别革命"的人还认为,革命是破坏性的,必将带来灾难甚至是大量人流血。因此,近代中国不应该革命。这样的观点同样站不住 脚。不用暴 力革命,社会永远和平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在中外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事实。进行革命,流血不可避免,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 血,换来 免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蹂躏。革命无疑会有破坏,但不是破坏一切。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破坏旧的政权 和阻碍社 会发展的旧事物,就不可能建设新的政权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孙中山先生说得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 破坏与革 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

  龚书铎指出,那种认为依靠帝国主义就能实现现代化的说法,不啻是在说梦话。近代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始终没有得到正 常的充分 发展。帝国主义依靠不平等条约,不仅在中国倾销商品,而且经营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在华的资本势力,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在外国资本压迫下,中国民族 资本无力 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脱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日、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 命运更为 悲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统计,中国近代工业经过109年发展,到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7%,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 83%。这 充分说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也没有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改变 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掠夺,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

  龚书铎最后强调,不能把现代化和革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革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革命 和现代化 的关系:"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 国,相联结 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 了。"这清 楚地说明,革命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革命是现代化的前提。今天,如果还有人沉迷于不革命就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旧梦,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128.36.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49065817.A.htm

发信人: charlet (fuyun),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31 15:04:30 2009), 本站(yilubbs.com)

我读晕了

【 在 charlet 的大作中提到: 】
: 时间:2009/07/31 出处:人民日报
: 记者:叶帆 朱佩娴

发信人: lihlii (立里),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31 15:27:53 2009), 本站(yilubbs.com)

哈哈哈哈,这感情好,我支持你们继续革命~~

这就叫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无论是这个龚书铎,还是那些提出"告别革命"的所谓改良派。

【 在 charlet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读晕了
: 【 在 charlet 的大作中提到: 】
: : 时间:2009/07/31 出处:人民日报
: : 记者:叶帆 朱佩娴
: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此后,我们党又带领人民开始进 行社会主
: (以下引言省略...)

※ 修改:.lihlii 于 Jul 31 15:29:14 修改本文.[FROM: 82.210.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4906847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告别了革命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31 22:21:18 2009), 本站(yilubbs.com)

这文章好呀,支持革命

※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72.241.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49093278.A.htm


小琛琛 @Kimilala 2012-10-20 01:07:54 UTC
不脚得啊RT @jormin: 为什么现在法轮功是党粑粑的忌讳啊?!就是比那两个数字事件还忌讳!?

ihlii @lihlii 2012-10-20 01:10:07 UTC
那你试试看到街上说一下"法轮功"。;) >@Kimilala 不脚得啊RT @jormin: 为什么现在法轮功是党粑粑的忌讳啊?!就是比那两个数字事件还忌讳!?

roberkaku @roberkaku 2012-10-20 01:35:00 UTC
自由電子報 - 公務員包養制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oct/20/today-o9.htm

lihlii @lihlii 2012-10-20 01:38:46 UTC
中共国还有作家包养制,就是作协去当官。龙部长应台说首长特别费是给官员的实质补贴,补贴不如包养好,还是学共匪将文化人都包养起来吧。 >@roberkaku 自由電子報 - 公務員包養制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oct/20/today-o9.htm

章弼遒 @zhbq 2012-10-20 11:08:09 UTC
【建议建立文革体验基地,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资深媒体人曹景行: 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 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13:24 UTC
仅仅文革体验不够,还要镇反体验,土改体验,反右体验,一打三反体验,镇压六四反革命暴乱体验,镇压邪教法轮功体验,镇压藏独暴乱体验,… @zhbq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14:47 UTC
发各种票的配给制是共匪共产主义革命后一直有的,不是文革才有。>@zhbq: 【建议建立文革体验基地,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资深媒体人曹景行: 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

Zhong Heng @john8311 2010-08-27 12:38:25 UTC
先是革命争取民主,然后民主消解革命,有道理,有意思。RT @lihlii 何家栋:我们想告别革 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

lihlii @lihlii 2010-10-19 20:20:57 UTC
对于一个靠血腥的暴力革命来夺取和维持政权的黑帮统治集团来说,他们已经革了别人的命,当然非常害怕被统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起来 革他们的命。所以,"告别革命"论在客观上非常迎合统治集团的胃口 @hexunblogread1

lihlii @lihlii 2011-12-24 17:38:44 UTC
谈革命的人多了去了。不久前萧瀚就写过文章。散议告别革命论http://lihlii.posterous.com/19465258 这套鬼话都谈了22年了。 > @think9 xtj2000:你们没懂韩寒,韩寒的目的是让大家讨论,有哪个名人敢于发文讨论革命呢?

lihlii @lihlii 2011-12-26 16:13:07 UTC
对韩寒的狗屁素质论,我的反驳是,如果他说的中共国人素质低是事实,而有证据证明公务员和党国官员素质尤其底下(犯罪率远高于平民),这恰恰更加 证明了民 主制度的必要性

同学你好 @tongxuenihao 2011-12-26 16:17:14 UTC
讽刺手法RT @lihlii: 对韩寒的狗屁素质论,我的反驳是,如果他说的中共国人素质低是事实,而有证据证明公务员和党国官员素质尤其底下(犯罪率远高于平民),这恰恰更 加.

lihlii @lihlii 2011-12-26 16:30:05 UTC
韩寒说因为人民素质低,如果发生革命就会被恶劣的阴谋家篡权。对这一结果的担心是必要的,但理由却完全不成立。@xinyouhuaxiang1 @mickeylarry

流连人间还未归 @noooo0000 2011-12-26 16:37:52 UTC
如果人人素质高,还真不需要民主制度RT @lihlii 对韩寒的狗屁素质论,我的反驳是,如果他说的中共国人素质低是事实,而有证据证明公务员和党国官员素质尤其底下(犯罪率远高于平民),这恰恰更加证明了民 主制度的必要性

lihlii @lihlii 2012-08-15 20:25:49 UTC
胡平 @huping1 发明的这个"因为没有武器所以只能非暴力"的说辞,和因为没有媒体所以只能放弃新闻自由的逻辑有什么两样?!难道不正是因为人民被剥夺了自卫革命权,所以 才需要争取和捍卫?! @wangjinbo

Hu Ping胡平 @HuPing1 2012-08-15 22:16:06 UTC
请看第六节:在何种情况下,民众会采取暴力方式?http://www.huping.net/works/demostrategy/demostrategy-1-6.htm--@lihlii 胡平发明的这个"因为没有武器所以只能非暴力"的说辞,和因为没有媒体所以只能放弃新闻自由的逻辑有什么两样?!难道不正是因为人民被剥夺了自卫 革命权,所以才需要争取和捍卫?!

lihlii @lihlii 2012-08-15 22:52:35 UTC
立里: 散议告别革命论 http://lihlii.posterous.com/19465258 @HuPing1

吾囗 @FifthDimen 2012-08-25 11:50:47 UTC
立里谈革命写的不错,我不赞成无敌说,但主张求同存异RT @lihlii 我让无敌帮伙 @liudimouse @wangjinbo @hz8964 @lisalee89 @puzhiqiang 等等现场露出狼尾巴,它们就恼羞成怒狗急跳墙。:)

lihlii @lihlii 2012-08-25 11:54:15 UTC
你看的那个不是我写的吧。我写的是这个:立里: 散议告别革命论 http://lihlii.posterous.com/19465258 革命与反革命,暴力与非暴力 http://lihlii.blogspot.nl/2011/12/blog-post_2628.html >@FifthDimen 立里谈革命写的不错,我不赞成无敌说,但主张求同存异

吾囗 @FifthDimen 2012-08-25 11:58:43 UTC
我说的是这个http://lihlii.blogspot.nl/2012/08/1-6.html RT @lihlii 你看的那个不是我写的吧。

lihlii @lihlii 2012-08-25 11:58:58 UTC
我骂无敌帮伙 @liudimouse @wangjinbo @hz8964 @lisalee89 @puzhiqiang 不是因为他们"无敌",而是假装无敌欺诈视听,他们泼粪攻击其他勇士和受害者,把共匪不当作敌人,但是专门把共匪的敌人当作敌人。 @FifthDimen

吾囗 @FifthDimen 2012-08-25 12:05:47 UTC
骂不能解决土共啊,老弟RT @lihlii 我骂无敌帮伙 @liudimouse @wangjinbo @hz8964 @lisalee89 @puzhiqiang 不是因为他们"无敌",而是假装无敌欺诈视听,他们泼粪攻击其他勇士和受害者,把共匪不当作敌人,但是专门把共匪的敌人当

lihlii @lihlii 2012-08-25 12:06:35 UTC
共匪没有走狗能害人吗?清除共匪走狗就是斩断其魔爪。

吾囗 @FifthDimen 2012-08-25 12:11:52 UTC
土共都明白他们是敌对份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样做土共会很高兴RT @lihlii 共匪没有走狗能害人吗?清除共匪走狗就是斩断其魔爪。

lihlii @lihlii 2012-08-25 12:13:52 UTC
主子也会打奴才屁股。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共匪的敌人?>@FifthDimen 土共都明白他们是敌对份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样做土共会很高兴

吾囗 @FifthDimen 2012-08-25 12:16:58 UTC
我要能证明,我不成土共的人了?RT @lihlii 主子也会打奴才屁股。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共匪的敌人?>@FifthDimen 土共都明白他们是敌对份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样做土共会很高兴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0:56:53 UTC
本来习吃饱就很会吹拍逢迎蛤蟆,还给默克尔送蛤蟆写的狗屁工程论文集。"@langzichn: 江系独大,习君何为? RT @WLYeung: 路透社独家消息:除习近平、李克强外,其余5人为:王岐山、刘云山、李源潮、张德江、张高丽。http://goo.gl/3PSEn"

C.A. Yeung @WLYeung 2012-10-20 12:50:05 UTC
我还以为汪洋、俞正声出局正好符合习近平的利益立场?!RT @lihlii 本来习吃饱就很会吹拍逢迎蛤蟆,还给默克尔送蛤蟆写的狗屁工程论文集。"@langzichn: 江系独大,习君何为?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2:59:02 UTC
我猜俞正声就是蛤蟆帮伙的人,习近平很会在黑帮里玩平衡,所以和各派系都关系很好,成为储君。汪洋则属于最像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和学办主任那种 人,喜欢作 开明表演,也有些被时代清洗过的新思想,但核心是专制思维,只可利用不可期待。毕竟他庇护了南方报系

陆淘 @Lutaotao 2012-10-20 13:13:51 UTC
@lihlii 怪不得有一句:南方报系很耐搞。这一说法。。。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4:07 UTC
南方报系揭露了一些浅层社会弊病,但最黑暗的如迫害法轮功、藏人之类,长平稍微评论了一点点西藏的黑暗,就被驱逐了。南方报系基本是共匪内部开明 专制派,也就是所谓改革派,做了一些好事,但也是很恶心的。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5:20 UTC
比如在乌坎事件中就大肆撒谎为主子维稳,而被村民鄙视。南方报系毕竟是共匪广东省委宣传喉舌,即便作出商业化和批评时弊的姿态,依然是为主子鼓吹 而已,有 些自由派文人记者利用了这一相对开明的机构栖身,发出独立的声音,但很不得志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6:56 UTC
而南方报系鼓吹的价值观更多是腐朽欺诈性的,比如鼓吹李泽厚的反革命论。李泽厚鼓吹"启蒙",说'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其实他自 己恰恰就是这类"蒙启"的典型。比如至今还在胡扯说中共文革是"封建主义"。

陆淘 @Lutaotao 2012-10-20 13:57:51 UTC
@lihlii @WLYeung @langzichn 听说最近被撸了很多。。。

钢盔 @jishunxing 2012-10-20 13:57:57 UTC
就这样,还被孔庆东之流恨得咬牙切齿呢...RT @lihlii: 南方报系揭露了一些浅层社会弊病,但最黑暗的如迫害法轮功、藏人之类,长平稍微评论了一点点西藏的黑暗,就被驱逐了。南方报系基本是共匪内部开明专制派, 也就是所谓改革派,做了一些好事,但也是很恶心的。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9:57 UTC
共匪黑帮内部派系斗争而已。>@jishunxing 就这样,还被孔庆东之流恨得咬牙切齿呢...

漫长岁月 @sunruiy 2012-10-20 14:05:23 UTC
@lihlii @jishunxing 能翻墙出来看看已是不易。。。环境太和谐了。。。翻出来了,才发现,高墙深筑。。。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19:27 UTC
共匪最忌讳内部人事安排泄密,连报道蛤蟆辞职消息的赵岩都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抓捕,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690000/newsid_3693600/3693618.stm 可见它们本来应该会严密保密绝不轻易泄露人事安排的。如今泄露的所谓名单,肯定是共匪内斗特务机构故意释放测试效果 @WLYeung @langzichn

北风(温云超) @wenyunchao 2012-10-20 14:50:38 UTC
@lihlii @WLYeung @langzichn 莉莉是典型的不了解情况乱放炮,南方系正是死在他手里。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59:35 UTC
汪洋对比前任张德江,究竟哪个镇压南方报系下手狠呀?汪洋还视察南方报系说过很多支持性的话呢。如果他要整肃南方报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为何愿 意要南方 周末专访呢?无非是幕僚看重这是共匪改革派的喉舌,希望加以支持而已。 >@wenyunchao 南方系正是死在他手里。 @WuyouLan

蓝无忧 @WuyouLan 2012-10-20 15:00:22 UTC
李麗對汪洋還是有幻想啊。臥槽。@lihlii

革命姑娘Ⅳ @wib_z 2012-10-20 11:10:41 UTC
☆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 3.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乌坎 #Wukan

在水一方 @szeyan1220 2012-10-20 11:42:43 UTC
【麻木了】微博看多了,心也麻木了,口味越来越重了:1、矿难死亡100人以下⋯2、拆迁、城管等伤害10人以下⋯3、100年以下不遇洪水 ⋯4、散步1 万人以下⋯ 5、酒后飞车时速150公里以下⋯6、贪污1000万元以下⋯7、情人编制一个班以下⋯通通只看不转! <转

Yizhe @xiaomi2020 2012-10-20 11:47:33 UTC
#News24 BBC:如何到達中共權利的頂峰-中共即將揭曉下一屆領導層的名單,其中基本都是層層上升過來的職業政客,在這個世界上最嚴密的權力體系中,獲得成功的秘 訣到底是什麼呢?http://bbc.in/VdL1gL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1:51:34 UTC
TED_理查德·威尔金森:经济不平等如何危害社会.mp4 ed2k://|file|TEDRW.mp4|62561937|F4FBF868C6FCEAA3A52FF22AC7BB1EE9|/

往昔羡煞今时 @prestigiousgod 2012-10-20 13:15:05 UTC
都是买卖罢了。于自己不利的,何苦去支持,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正所谓没有什么给予是理所应当的,更何况是为了他人的流血牺牲。 @lihlii

往昔羡煞今时 @prestigiousgod 2012-10-20 13:22:05 UTC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林觉民,也不能应为人们选择不当林觉民而去挥舞道德大旗去批判他,去讽刺,去诘难。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是他们的权利。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0:42 UTC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林觉民,于是就要反革命,要帮着镇压林觉民?! @prestigiousgod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1:35 UTC
说到了关键,对自己不利,不过是一些特权食利阶层的买办文人在反革命而已。 >@prestigiousgod 于自己不利的,何苦去支持

往昔羡煞今时 @prestigiousgod 2012-10-20 13:54:34 UTC
@lihlii 不是的,不是非黑即白的逻辑啊。正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是林觉民,所以林觉民才值得后人所尊敬,景仰。我想表达的是不能因为有人不愿做林觉民而去指责,唾骂 他,那也是一种自由。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7:44 UTC
你做不到就反而去指责,唾骂,反而是自由而不是下流?>@prestigiousgod 我想表达的是不能因为有人不愿做林觉民而去指责,唾骂他,那也是一种自由。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3:59:21 UTC
什么叫做非黑即白?难道你看到黑的非要说灰的,看到白的非要说有点黑,才叫正确的逻辑吗?我最恶心"非黑即白"这种辩证法狗屁狡辩术。把别人的观 点一概以 "非黑即白"加以驳斥,是否本身也是非黑即白的绝对化?:) >@prestigiousgod 不是的,不是非黑即白的逻辑啊

往昔羡煞今时 @prestigiousgod 2012-10-20 13:59:27 UTC
@lihlii 没太听懂你的意思...自己做不到的话,那人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何苦还去说别人好或是坏呢。

lihlii @lihlii 2012-10-20 14:07:50 UTC
不管事的没关系,我骂的是反革命分子,是专门干镇压革命的帮凶行径的奴才呀。>@prestigiousgod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很多

糖果 @numbyouth 2012-10-20 14:54:37 UTC
@lihlii @badiucao @WLYeung @sunruiy @prestigiousgod @jishunxing 喜欢独立自治。就好像现在北京人在使劲反对外地人来北京高考一样,呵呵,你说他们怎么不敢反对外地人来北京做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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