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言无忌-Tabooless Babble: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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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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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胡佛，近日接受采访，论述两岸关系。

　　胡佛，年83岁。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苏扬州，1949年赴台。台大法律系毕业，美国爱摩瑞大学政治学硕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61年起任教于台大政治系，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胡院士先治宪法学，对中华民国宪法、美国宪法判例法、司法行为学着力甚深；后专攻政治行为学，对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以及政治体系变迁，发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架构，并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推动经验性政治行为研究，为台湾政治变迁及大规模"跨国性政治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学术成果深受国际推崇。此外，胡院士还参与创办《思与言》杂志及澄社，推动台湾学术界人文精神与治学规范的提升，并著有数百篇政论散见于各大报章杂志，为维护自由与人权、落实民主宪政、促进两岸统一大声疾呼。其傥论经常有违于台湾当局及社会一般泛论，然随时间而益显其先见之明。

　　胡院士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择善固执又恬淡自守；近年尤忧心于两岸关系发展之瓶颈。特将其深刻的思虑以专访形式刊出，以飨读者。本文由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推荐。

　　国家与自由人权并不互斥

　　问：在统独问题上，台湾许多人或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或抨击大陆鼓吹国家主义（大陆称为爱国主义），质疑两岸何以不能分开来和平共处；但面对大陆的复兴，又越来越焦虑。中国要统一，有无理论上必然的理由？

　　胡佛院士答：海内外包括大陆不少讲自由人权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是邪恶的；各国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样强调国家主义，会引起国际冲突。港人上街反对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基于此。这个误解不解决，对统一来讲就始终有个结。

　　一个政治体系可分三个层次：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在最根本层次上思考，先了解国家的本质，然后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为什么要统一。

　　首先必须了解：国家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国家是人的集合体、人们生命的共同体。人由父母所生，组成家庭来相互照顾、延续生命，人类天生就是群体的动物；然后由家庭发展为家族、村落、氏族、种族、国家。人群组成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实践生命的价值。换言之，国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谓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丰足的生活，即中国人说的"丰衣足食"；这是生理上、物质上、经济上的根本，否则生命无法维持。第二是平安的生活，这是能够进一步让福气更多、预测未来生活亦可丰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国人说"平安是福"。第三是亲和的生活，亦即中国人常说的 "亲爱精诚"；互相友爱，才能精诚共处。第四是尊严的生活；感觉自己有价值、受重视，才能有尊严。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够实践我们的潜能、抱负、兴趣的生活，所谓"志业有成"。以上五者综言之，就是"富强康乐"。

　　然而要达到上述的美好生活与生命价值，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人群必须互相接纳、彼此认同，愿意共同经营这个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这就要在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国家道德观；所以说：国家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一方面，人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互动，自然会培养出共同的认同，认为彼此都是其中一份子，于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生命价值的发扬，并进一步认为这么做有价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这个共同体也会反过来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员不离不弃，承诺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国家有难，成员亦有责任献身去除国难；此时若撒手离开，则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而国家的道德观，其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的凝聚与统合。

　　道德既是一种要求，国家既然有道德性，自会产生国家主义，将"小我"的互爱，扩大发展为对"大我"的国家共爱，也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即是"国家主义"或 "爱国主义"的核心道德。在这个道德基础上，我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所以美国肯尼迪总统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传统中国天下观之下的中国人，像顾炎武则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问：您的意思是，国家主义不可能消灭，我们也不应反对？

　　答：国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国家主义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体生活基础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质疑其是非；"国家主义"的本质，实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价值。反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萎谢论"则甚为空洞，不可能实现。

　　正因为"国家主义"的道德与亲和生活的需要相合，并不是一种虚空的观念，所以我们常看到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本质上，这是无法消灭的。尤其一旦内乱外患危及国家生存时，爱国主义就会兴起，牺牲一点平常属于个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现，因为维护国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们生命价值的问题。

　　问：国家主义如何会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变成支持纳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些自由及人权论者因为德国希特勒等侵犯他国的强烈扩张主义、种族主义，而怀疑、批评国家主义，主张只讲人权。然而"国家主义"并不就是极端的国家扩张主义（chauvinism，或称为沙文主义）。将两者混为一谈而反对国家主义，实出于对国家主义本质不够了解。尽人皆知，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否则就是不当、是犯罪，这在宪法有规定。国家之间亦然，不能因为一国的发展而妨害到他国的生存发展，否则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扩张主义、不当的行为。两种自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与不当之间，国家主义与扩张主义之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混淆。

　　国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径；每一个小我则须对大我做一些奉献，包括责任、爱护、参与发展等等，以维持大我、让大我得以自主地运作。而我们在国家的基础上成立政府，政府就是帮大我做决策及执行的机构，受人民委托而掌握许多权力。

　　大我的国家要能自主地运作，就必须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这种自主就成为国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权力操之在民；所谓的自由，指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而不要"大政府"，因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对地减少了。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是着重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关系都还是在国家的"大我"这个基础层次上面的另一层；很多人都忽视了国家这个更基础层次的自由。

　　国家层次的自由，是指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他国的控制与干涉；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重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小我"自由，更应重视国家的"大我"自由，因为如果国家遇到内乱、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运作的自由，必然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及社会的安宁。如此看来，国家的自由可称为"大自由"，是大我透过国家这个政治团体行使的集体自由；人民的个人自由则是"小自由"，只是针对国家统治机构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权力不要限缩个人自由。从政治体系看，"大自由"与"小自由"不在同一层次，"小自由"必须有"大自由"来保障，两者并不互斥。

　　一般单纯幼稚的自由主义者因无法区分自由的层次，才对国家主义产生误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义，便很困惑我现在为什么老讲国家统一，这也是把二者混为一谈，不明白我谈国家统一乃因重视根本的、国家层次的集体自由。我在政治体系研究里，首先谈的就是国家这个最基础的层次。早年胡适等自由派不论再怎么反对一党专政、共产主义，也不曾反对中国、抛弃中国。记得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的日记本内页还写有"我爱中国"四个字，就是这个道理。

　　对国家不应持功利观点

　　问：很多无法认同中国的人都会问：如果国家不好，为什么不能离弃它？

　　答：西方观念中，早期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个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对于国家的看法转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约论"，主张"自然状态"是永无宁日的弱肉强食，人们为了终止此一状态，遂共订契约组成国家来统治这个社会整体；国家被视为完全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而存在，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国家视为"不那么坏、也没那么好、但总比没有好"，还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会契约分为两重，第一重是组成国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于是国家与政府已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研究政治体制的分析架构、以及前述大我自由与小我自由的区分，就较接近此种观点。

　　但我认为，人们对国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没有道德承诺，人类的生命价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如果我们抱持功利观点而接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西瓜偎大边，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统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会被剥夺，人民变成亡国奴，仅能拥有一点点被施舍的自由，于是尊严的生活也被剥夺。在这样功利的观点下，道德是非荡然无存，社会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消灭了民族与国家的大自由，仅施舍民众既不平等，更欠所谓小自由的待遇，可叹一些搞台湾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特别不能看大，失去了国家主义的道德观。

　　国家认同是道德问题

　　问：那么，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什么特点？对统独观念有何影响？

　　答：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但是国家并非单纯由个人堆栈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随着时间不断融合、互相调整而组合。

　　中国的信史起码有3500年或更久，其间族群组合慢慢扩大。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族关系，说"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连交朋友也要经过拜把，才是至交。中国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观念，认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个族群，并对不同族群称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爱的基础，即是中国人组成国家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结成邦联、联邦等的形式。而这也使得"中国"与"中华民族"在概念上重叠，直到清朝仍随时间不断发展。譬如我就有满人血统，但我对此就毫无特殊感觉，只觉自己是中国人。

　　国家融合的第二个因素，是"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有很长的历史，颠颠簸簸，留给我们很深的记忆、很多道德观念，所以中国人很珍惜历史经验，对历史有感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历史记忆，对国家的感情、对国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损了。

　　国家融合的第三个因素是空间。人群随着时间而扩大生活互动空间，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园我们赖以为生，使我们对乡土自然怀有感情，即使是穷山恶水也爱。诗词歌赋里都有怀乡之作，可见一斑。

　　人、历史、地缘，三者都让我们产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后，就是道德。三者加起来，使我们对国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强，让我们不想离开这群人、这段历史、这块乡土国家；这些都构成国家主义的内涵——并非如幼稚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就是战争、扩张。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远、地广、人众的国家（估不论还有其他成就），内部自然发展了相当高度的认同。而这些对人、对历史、对领土的感情，也变成了道德的一部份。所以我们常说"领土是神圣的"，不可丢失；说民众是我们的"同胞"；说历史是我们不应遗忘的记忆，要站在正确的立场。

　　以上了解了，再来谈台湾，就比较好谈了。

　　台湾大多数人本是移民来台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就是同胞。有些台湾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感觉与这些人之间有了严重的认同与文化隔阂、道德是非的冲突，而中国认同越高者，越感到这是有道德问题的汉奸。史明（观察者网注：台独团体"独立台湾会"创始人）《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史视为与中国历史分离，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台湾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彼此互动并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应从中国历史本位的道德观出发，"灭人国、去人史"的日本当然是作恶的侵略者，《马关条约》割台当然是不能原谅的暴力胁迫结果，日本对台统治当然是不道德的占据。空间上，中国人当然把台湾视作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对台湾宝岛、包括台湾所有的动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认台湾的人、血缘、文化或环境空间为中国的一部分，就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触犯了中国人历史的道德观；台湾去跟美日联手，对整体中国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道德上背叛了中国，还因帮了美日而妨害了整体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问：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

　　答：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的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乱。我们老说大陆没有自由，但是台湾的自由何在？

　　现在大陆在大自由的层次比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层次则常有争议。即使在西方国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争议的。实际在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内乱、外患或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民众常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国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牺牲某些小我的利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在二次大战时，英美等国也是如此。个人小我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必须考虑到他人自由及国家安危，而有所调整，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自由，往往变成放纵而妨害到旁人，变成民粹，使政府没办法做事。

　　当务之急就是促统

　　问：综上所言，统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凭经济、利害关系，无法促统吗？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做？

　　答：是的，不论对台湾、对大陆、抑或对整体中国而言，中国统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们提升生活、实践生命价值的方法。

　　而中国要统一，必须首先清理问题的根源、培养统一的条件。人、历史、地缘三者，都涉及感情、认同、道德三个部分，彼此相连不可分。所以，应针对影响台湾人对中国人、历史、领土疆域的感情、认同、道德感之环境因素，首先进行清理与改善。这又分为三方面：

　　一、文化环境。文化，我称之为belief system；不论广义或狭义的文化，两岸的文化要交流、连结起来，形成多数人心理上的共识，使彼此成为能够相互合群、共同凝聚的共同体。这方面，媒体、教科书非常重要；而媒体尤为重中之重，因为一般人都看电视。有志之士在今天台湾这种环境下，必须多作努力。

　　二、经济环境。经济是很现实的面向。目前台湾经济已完全离不开大陆，台湾的丰衣足食已与大陆息息相关，越来越是一体。前不久《中时》刊登李光耀的访问。他说：在东南亚不论哪一国，经济上都已受到大陆磁吸效应影响，以后东南亚的经济体绝对是以大陆为主；位居东北亚的日本，同样会被大陆吸走；韩国亦然。这是政治现实。他强调，大陆依其规划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而且与他国正常交往，不像美国爱四处打仗；中国大陆崛起是必然趋势，与大陆友善才是明智之举。台湾有些人抗拒ECFA、服贸协议；我们应在观念上改变、实事求是，两岸共同经营丰衣足食的经济生活。

　　三、社会环境。虽然两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陆生、陆配、自由行的陆客受到歧视，在在呈现两岸社会的隔阂，显示改善统一的社会环境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我们应先在"人"方面讲民族大义，在"历史"方面强调共同历史观，在"地缘"方面主张两岸是共同的乡土，并加强上述几个环境因素配合，来凝聚国家共同体的共识。这是基本面，属于国家共同体的层次，然后才能进而谈到共同体内部政治结构问题。换言之，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与主权统一之前，现在去谈政府结构（治权）就太早了，最后只是流于空谈的"论述"。也唯有先把实质问题解决了，建立了认同共识，其他如国号、国旗、政体、宪法等问题自然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促统，先让大家了解：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联合采访：石佳音、简皓瑜（执笔）
　　来源：中评社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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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石佳音、簡皓瑜

胡佛，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年83歲。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蘇揚州，1949年來台。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愛摩瑞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61年起任教於台大政治系，並曾任美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胡院士先治憲法學，對中華民國憲法、美國憲法判例法、司法行為學著力甚深；後專攻政治行為學，對政治文化、政治參與、以及政治體系變遷，發展了一系列原創性的理論架構，並開風氣之先，篳路藍縷推動經驗性政治行為研究，為台灣政治變遷及大規模跨國性政治行為研究奠定了基礎，學術成果深受國際推崇。此外，胡院士還參與創辦《思與言》雜誌及澄社，推動台灣學術界人文精神與治學規範的提升，並著有數百篇政論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為維護自由與人權、落實民主憲政、促進兩岸統一大聲疾呼。其儻論經常有違於當局及社會一般泛論，然隨時間而益顯其先見之明。

　　胡院士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擇善固執又恬淡自守；近年尤憂心於兩岸關係發展之瓶頸。本刊特將其深刻的思慮以專訪形式刊出，以饗讀者。

國家與自由人權並不互斥

問：在統獨問題上，台灣許多人或主張維持現狀、不統不獨，或抨擊大陸鼓吹國家主義（大陸稱為愛國主義），質疑兩岸何以不能分開來和平共處；但面對大陸的復興，又越來越焦慮。中國要統一，有無理論上必然的理由？

胡院士答：海內外包括大陸不少講自由人權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對立的，是邪惡的；各國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樣強調國家主義，會引起國際衝突。港人上街反對港府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亦基於此。這個誤解不解決，對統一來講就始終有個結。

　　一個政治體系可分三個層次：最根本的基礎，是國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國家統一的問題必須在最根本層次上思考，先了解國家的本質，然後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為什麼要統一。

　　首先必須了解：國家是所謂的「生命共同體」。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國家是人的集合體、人們生命的共同體。人由父母所生，組成家庭來相互照顧、延續生命，人類天生就是群體的動物；然後由家庭發展為家族、村落、氏族、種族、國家。人群組成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實踐生命的價值。換言之，國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謂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價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豐足的生活，即中國人說的「豐衣足食」；這是生理上、物質上、經濟上的根本，否則生命無法維持。第二是平安的生活，這是能夠進一步讓福氣更多、預測未來生活亦可豐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國人說「平安是福」。第三是親和的生活，亦即中國人常說的「親愛精誠」；互相友愛，才能精誠共處。第四是尊嚴的生活；感覺自己有價值、受重視，才能有尊嚴。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夠實踐我們的潛能、抱負、興趣的生活，所謂「志業有成」。以上五者綜言之，就是「富強康樂」。

　　然而要達到上述的美好生活與生命價值，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中的人群必須互相接納、彼此認同，願意共同經營這個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這就要在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上發展國家道德觀；所以說：國家也是一種「道德共同體」。一方面，人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互動，自然會培養出共同的認同，認為彼此都是其中一分子，於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發展、生命價值的發揚，並進一步認為這麼做有價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這個共同體也會反過來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員不離不棄，承諾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國家有難，成員亦有責任獻身去除國難；此時若撒手離開，則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亞里斯多德的看法，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而國家的道德觀，其最核心的觀念，就是國家的凝聚與統合。

　　道德既是一種要求，國家既然有道德性，自會產生國家主義，將「小我」的互愛，擴大發展為對「大我」的國家共愛，也就是大愛。這種大愛即是「國家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核心道德。在這個道德基礎上，我們對國家負有責任，所以美國甘迺迪總統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傳統中國天下觀之下的中國人，像顧炎武則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問：您的意思是，國家主義不可能消滅，我們也不應反對？

答：國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國家主義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體生活基礎存在，無法從根本上質疑其是非；「國家主義」的本質，實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價值。反之，我認為馬克斯的「國家萎謝論」則甚為空洞，不可能實現。

　　正因為「國家主義」的道德與親和生活的需要相合，並不是一種虛空的觀念，所以我們常看到世界各地的愛國主義運動；在本質上，這是無法消滅的。尤其一旦內亂外患危及國家生存時，愛國主義就會興起，犧牲一點平常屬於個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現，因為維護國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們生命價值的問題。

問：國家主義如何會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變成支持納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些自由及人權論者因為德國希特勒等侵犯他國的強烈擴張主義、種族主義，而懷疑、批評國家主義，主張只講人權。然而「國家主義」並不就是極端的國家擴張主義（chauvinism，或稱為沙文主義）。將兩者混為一談而反對國家主義，實出於對國家主義本質不夠了解。盡人皆知，個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否則就是不當、是犯罪，這在憲法有規定。國家之間亦然，不能因為一國的發展而妨害到他國的生存發展，否則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擴張主義、不當的行為。兩種自由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與不當之間，國家主義與擴張主義之間，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混淆。

　　國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徑；每一個小我則須對大我做一些奉獻，包括責任、愛護、參與發展等等，以維持大我、讓大我得以自主地運作。而我們在國家的基礎上成立政府，政府就是幫大我做決策及執行的機構，受人民委託而掌握許多權力。

　　大我的國家要能自主地運作，就必須有自己做決定的權利，這種自主就成為國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謂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權力操之在民；所謂的自由，指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而不要「大政府」，因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對地減少了。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是著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這個關係都還是在國家的「大我」這個基礎層次上面的另一層；很多人都忽視了國家這個更基礎層次的自由。

　　國家層次的自由，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否則這個國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小我」自由，更應重視國家的「大我」自由，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亂、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必然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如此看來，國家的自由可稱為「大自由」，是大我透過國家這個政治團體行使的集體自由；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小自由」，只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從政治體系看，「大自由」與「小自由」不在同一層次，「小自由」必須有「大自由」來保障，兩者並不互斥。

　　一般單純幼稚的自由主義者因無法區分自由的層次，才對國家主義產生誤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義，便很困惑我現在為什麼老講國家統一，這也是把二者混為一談，不明白我談國家統一乃因重視根本的、國家層次的集體自由。我在政治體系研究裡，首先談的就是國家這個最基礎的層次。早年胡適等自由派不論再怎麼反對一黨專政、共產主義，也不曾反對中國、拋棄中國。記得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時的日記本內頁還寫有「我愛中國」四個字，就是這個道理。

對國家不應持功利觀點

問：很多無法認同中國的人都會問：如果國家不好，為什麼不能離棄它？

答：西方觀念中，早期希臘的哲學家如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本身就是個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紀以後，西方哲學對於國家的看法轉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約論」，主張「自然狀態」是永無寧日的弱肉強食，人們為了終止此一狀態，遂共訂契約組成國家來統治這個社會整體；國家被視為完全基於非常現實的考量而存在，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國家視為「不那麼壞、也沒那麼好、但總比沒有好」，還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會契約分為兩重，第一重是組成國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於是國家與政府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我研究政治體制的分析架構、以及前述大我自由與小我自由的區分，就較接近此種觀點。

　　但我認為，人們對國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沒有道德承諾，人類的生命價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如果我們抱持功利觀點而接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西瓜偎大邊，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統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會被剝奪，人民變成亡國奴，僅能擁有一點點被施捨的自由，於是尊嚴的生活也被剝奪。在這樣功利的觀點下，道德是非蕩然無存，社會也會變得殘酷無情。

　　台灣民眾在日據時代，殖民政府消滅了民族與國家的大自由，僅施捨民眾既不平等，更欠所謂小自由的待遇，可歎一些搞台灣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特別不能看大，失去了國家主義的道德觀。

國家認同是道德問題

問：那麼，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有什麼特點？對統獨觀念有何影響？

答：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但是國家並非單純由個人堆疊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隨著時間不斷融合、互相調整而組合。

中國的信史起碼有3500年或更久，其間族群組合慢慢擴大。中國人特別重視血緣親族關係，說「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連交朋友也要經過拜把，才是至交。中國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觀念，認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個族群，並對不同族群稱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愛的基礎，即是中國人組成國家的方式，不同於西方結成邦聯、聯邦等的形式。而這也使得「中國」與「中華民族」在概念上重疊，直到清朝仍隨時間不斷發展。譬如我就有滿人血統，但我對此就毫無特殊感覺，只覺自己是中國人。

　　國家融合的第二個因素，是「隨時間不斷發展」的歷史。中國人有很長的歷史，顛顛簸簸，留給我們很深的記憶、很多道德觀念，所以中國人很珍惜歷史經驗，對歷史有感情。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歷史記憶，對國家的感情、對國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損了。

　　國家融合的第三個因素是空間。人群隨著時間而擴大生活互動空間，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園我們賴以為生，使我們對鄉土自然懷有感情，即使是窮山惡水也愛。詩詞歌賦裡都有懷鄉之作，可見一斑。

　　人、歷史、地緣，三者都讓我們產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後，就是道德。三者加起來，使我們對國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強，讓我們不想離開這群人、這段歷史、這塊鄉土國家；這些都構成國家主義的內涵──並非如幼稚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國家主義就是戰爭、擴張。

　　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遠、地廣、人眾的國家（估不論還有其他成就），內部自然發展了相當高度的認同。而這些對人、對歷史、對領土的感情，也變成了道德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常說「領土是神聖的」，不可丟失；說民眾是我們的「同胞」；說歷史是我們不應遺忘的記憶，要站在正確的立場。

　　以上了解了，再來談台灣，就比較好談了。

　　台灣大多數人本是移民來台的中國人；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就是同胞。有些台灣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會感覺與這些人之間有了嚴重的認同與文化隔閡、道德是非的衝突，而中國認同越高者，越感到這是有道德問題的漢奸。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把台灣史視為與中國歷史分離，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國人的歷史觀裡，台灣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部分，與中國其他部分彼此互動並有著共同的歷史根源。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應從中國歷史本位的道德觀出發，「滅人國、去人史」的日本當然是作惡的侵略者，《馬關條約》割台當然是不能原諒的暴力脅迫結果，日本對台統治當然是不道德的佔據。空間上，中國人當然把台灣視作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對台灣寶島、包括台灣所有的動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認台灣的人、血緣、文化、或環境空間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傷了中國人的感情、觸犯了中國人歷史的道德觀；台灣去跟美日聯手，對整體中國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道德上背叛了中國，還因幫了美日而妨害了整體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問：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

答：過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的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二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輸給台灣，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我們老說大陸沒有自由，但是台灣的自由何在？

　　現在大陸在大自由的層次比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層次則常有爭議。即使在西方國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爭議的。實際在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內亂、外患或重建國家的過程中，民眾常將更多的力量放在國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犧牲某些小我的利益，這也是一種道德的實踐。在二次大戰時，英美等國也是如此。個人小我的自由並非是絕對的，必須考慮到他人自由及國家安危，而有所調整，絕對的個人主義、絕對的自由，往往變成放縱而妨害到旁人，變成民粹，使政府沒辦法做事。

當務之急就是促統

問：縱上所言，統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憑經濟、利害關係，無法促統嗎？如果是，我們該怎麼做？

答：是的，不論對台灣、對大陸、抑或對整體中國而言，中國統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們提升生活、實踐生命價值的方法。

而中國要統一，必須首先清理問題的根源、培養統一的條件。人、歷史、地緣三者，都涉及感情、認同、道德三個部分，彼此相連不可分。所以，應針對影響台灣人對中國人、歷史、領土疆域的感情、認同、道德感之環境因素，首先進行清理與改善。這又分為三方面：

　　一、文化環境。文化，我稱之為belief system；不論廣義或狹義的文化，兩岸的文化要交流、連結起來，形成多數人心理上的共識，使彼此成為能夠相互合群、共同凝聚的共同體。這方面，媒體、教科書非常重要；而媒體尤為重中之重，因為一般人都看電視。有志之士在今天台灣這種環境下，必須多作努力。

　　二、經濟環境。經濟是很現實的面向。目前台灣經濟已完全離不開大陸，台灣的豐衣足食已與大陸息息相關，越來越是一體。前不久《中時》刊登李光耀的訪問。他說：在東南亞不論哪一國，經濟上都已受到大陸磁吸效應影響，以後東南亞的經濟體絕對是以大陸為主；位居東北亞的日本，同樣會被大陸吸走；韓國亦然。這是政治現實。他強調，大陸依其規劃按部就班地發展著，而且與他國正常交往，不像美國愛四處打仗；中國大陸崛起是必然趨勢，與大陸友善才是明智之舉。台灣有些人抗拒ECFA、服貿協議；我們應在觀念上改變、實事求是，兩岸共同經營豐衣足食的經濟生活。

　　三、社會環境。雖然兩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陸生、陸配、自由行的陸客受到歧視，在在呈現兩岸社會的隔閡，顯示改善統一的社會環境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應先在「人」方面講民族大義，在「歷史」方面強調共同歷史觀，在「地緣」方面主張兩岸是共同的鄉土，並加強上述幾個環境因素配合，來凝聚國家共同體的共識。這是基本面，屬於國家共同體的層次，然後才能進而談到共同體內部政治結構問題。換言之，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與主權統一之前，現在去談政府結構（治權）就太早了，最後只是流於空談的「論述」。也唯有先把實質問題解決了，建立了認同共識，其他如國號、國旗、政體、憲法等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促統，先讓大家了解：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