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

文汇目录

1. 0803 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2. 秦晖：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3. 秦晖：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再论共同底线
4. 101221 Manchild：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帕累托模型的一体两面
5. 030810 gdy8510：精英与平民主义浅析
6. 050817 孙立平：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
7. 070524 肖雪慧 ：倒立着"看"现实——谈谈《值得重视的几种错误思潮》
8. 070402 李树桥：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点评
9. 人民网-环球时报-什么是民粹主义
10.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
11. 080424 南方周末 吴稼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
12. 0709 斯·齐泽克：抵御民粹主义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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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 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开始重视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民粹主义也成了"全球"性的话题，"社会转型与民 粹主义"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 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另一种较缓和的意见则认为：民粹主义重视"人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却流为"拜民主义"的极端，应当以精英主义来纠正它或至少是调和它，实现大众与精英兼顾、下层与上层妥协的主张。

　　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都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对"人民利益"、"人民立场"的强调，因而主张精英至上、权贵本位的人倾向于全盘否定它，而主张上 下兼顾的人则倾向于否定其极端并调和之。这一共同点恐怕是从"民粹主义"这一名词给人的印象而来。"民粹主义"这一译名其实有欠准确，它的英、俄 原词都以"人民"为词根，应译为"人民主义"或"平民主义"，从这一字面上看，它似乎是很排斥精英倾向与权威倾向的。

　　但考诸史实则大不然。历史上的民粹派其实不但不反对权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权威崇拜者。他们不仅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 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 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第一 场论战就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的。民粹派反对西方式的民主，认为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 人"。因此，"对人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专制的沙皇还比立宪的沙皇好些"。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严厉抨击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 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议会民主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工具。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也绝不反对精英主义，而且甚至还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俄国民粹派当年的"英雄驾驭群氓"的著名理论就是典型。这种理论主 张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主持正义，而人民则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和无知或只知"模仿"的群氓。

　　当然，从民粹派主张中更能找到无数尊崇"人民"、强调"民主"的词句。那么，这些话与上面所引的那些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言论如何统一呢？是否 其中有一方为主而另一方为次、一方为真话而另一方只是说说而已？

　　显然不是。实际上，与其说民粹派是平民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整体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和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构成对立，不如说他 们首先与各种"个体主义"构成对立。而他们的平民倾向与精英倾向，"民主"倾向与专制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的。

　　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这不假，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 无论这个"人"是劳动者即所谓"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精英"。民粹主义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在民粹派看来， 一个个的"人"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工具，前者在后者面前微不足道，只要后者的"利益"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拿前者作牺牲，而不必考虑他的 意志。俄国民粹派崇尚农奴制时代的传统农村公社（米尔），主张"在米尔的集体中消解自我"，就是基于这种整体主义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 尤其崇拜当时占俄国人口大多数而且生活在米尔公社中的农民。他们因此常被认为具有重农主义倾向、轻视城市工人等等。然而这种"重农"与崇尚自由经 济的法国重农学派截然相反，民粹派所崇拜的农民只是农村公社精神的化身，而对于现实中个体农民摆脱米尔束缚的要求十分敌视。在民粹派著作中，这些 独立农民被骂为"守财奴"（即кулак，这个词后来被汉译为"富农"，其实它最初只是俄语中一个骂人的词，既无"富"也无"农"的词义）。于是 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俄国民粹派一方面极言知识分子的虚伪、委琐与农民的朴实、崇高，甚至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但另一方面又强调 要束缚农民，据说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忘记'务农'，那么俄国人民、人民的世界观、人民发出的光和热便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虚的灵魂、'完全的 自由自在'、可怕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于是，说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的同一个民粹派思想家在另一个场合又严厉地宣称："公社最 凶恶的敌人就是'当家的'、'当家做主'和'有产有业'的农民。"

　　同样，民粹主义者崇拜"英雄"，但与像卡莱尔、胡克这类西方市民社会的"英雄"论者截然不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整 体意志的代言人。民粹派一方面要求一个个的农民都要听命于代农村公社立言的"英雄"；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要拜倒在整体"人 民"脚下。"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人民崇拜"与救世主意识、个人对"大众"的负罪感与英雄对"群氓"的优越感在他们那里是完全融为一体 的。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以"精英主义"或权威主义来反对（或平衡）"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并不能跳出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就正如在民主问题上 "多数决定"机制的缺陷不能用"少数决定"或个人独裁来弥补一样。为避免"多数决定"侵犯"少数"或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而形成多数暴政，必须确立 每个公民（无论其属于多数还是少数，甚或只是独立的一个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原则，这些权利既不能被"多数"（甚至是"整体"）剥夺，当然更不能 被少数人剥夺。

　　通俗地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它认为五个人只要一致决定就能剥夺第六个人的财产（或生命，或个人意志）。这种想法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了 纠正它，绝不能倒过来，让一个人有权决定剥夺那五个人的财产。实际上，这样的"颠倒"恰恰可以从民粹主义本身的逻辑中推出来：既然五个人的决定就 有权剥夺第六个人，那么作为"五人共同意志"之化身的这个人便可以剥夺这第六个人，同时也可以以同样理由剥夺那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换句话说，也 就是一个人有权剥夺五个人。显然，要避免这样的危险，既不能强调"多数特权"，也不能强调"少数特权"，而只能强调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际含义是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在市场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尽管竞争结果实际上只能有一部分 人作为赢家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就不能以"整体"的名义（例如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剥夺他们。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只给少数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不能理解为只给这部分人（哪怕他们是"精英"）"富起来"的 权利或机会。恰恰相反，"富起来"的权利与机会应当是给予每个公民的，至于他们怎样利用这种权利与机会并且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则是另一个问题。农 村大包干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实践，但作为致富机会的土地并不是只给了"一部分人"，而是基本平均地分给了全体社员，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改革的"人民性"，这个"人民性"是绝不能以"精英主义"来取消或调和的。然而，现在的确有一种可虑的观点，即以反对民 粹主义为由损害改革的人民性，把允许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给部分人以致富的机会与权利。这是必须反对的。

　　改革的确应当破除民粹主义观念，即破除那种以整体主义侵犯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利（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尊严与权利）的想法与行为。这个任 务是艰巨的，但这个任务与破除"寡头主义"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只有制止那种以"第一级火箭"、"原始积累"之类理由损害改革公正性的 寡头主义倾向，才能有效地排除那种以整体利益为由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民粹主义危险。同样，政治观念上的"拜民主义"与"拜官主义"也是一而二、二 而一的，正如历史上的民粹派既鼓吹"人民专制"又鼓吹英雄救世一样。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也正如以寡头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以不公正的 "竞争"反对"反竞争的公平"一样，只能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不少论著强调民粹主义危险主要产生于社会转型期，这大致不错。但人们往往忘记指出：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主要土壤，而寡头 主义则是转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俄国民粹主义在19世纪只是一种知识界思潮，使其"到民间去"的种种努力当时均未奏效，而到世纪末，它在知识界 也已失去影响。正是以"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这一寡头主义设想为标帜的斯托雷平改革，使民粹主义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很快发展为一股社会大潮，最 终冲垮了斯托雷平体制，并使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成了这一体制的殉葬品。而伊朗巴列维王朝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革命"，也激起了以伊 斯兰教为符号的又一次民粹主义狂潮，并使公民权利成了巴列维王朝的陪葬。

　　相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民粹主义的最佳免疫剂。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一直不成气候，这既不是因为美国的"文化"与欧洲有多大不同，也不是因为美 国缺少据说是民粹派土壤的"公社"（美国最早的殖民拓荒者也多经历过公社生活，而且从欧文、卡贝直到今天的摩门教徒，各种"公社"的试验在美国从 未停止过），而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封建等级制遗产，在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少有寡头主义的扭曲，因此人们更相信公平竞争而不相信民粹主义的"反竞 争的平均"。当代的"捷克模式"也是个例子，在东欧诸国中最富于左派传统的这个国家对激进转轨的阻力最小，转轨过程的公正防止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产 生是个重要原因。

　　总之，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因此顺利的转型应当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 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至于他们在竞争的社会中形成的差别，则应当在起点平等、规则平等的公正原则下得到承认──当然， 在这一原则下，上述差别只能是动态的。谁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恒的"精英"，正如谁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恒的"大众"代言人一样。

　　本文刊于《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定价：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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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 荡

时间:2010-08-04 10:04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 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 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 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 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 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 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而极左派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而且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 棉那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最黑的弄钱方式，比如贩毒、赌场、绑票。原来缅共、红 色高棉控制区，现在尽搞一些比资本主义还要黑的东西。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 特别严竣，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 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 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的一点是，在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 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 权利。实际上，他们不仅仇恨富人的个人权利，也仇恨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 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只 要不符合他们当时认为正确路线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们屠杀自己人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仇恨 精英而坚持大众立场。其实他是坚持一种整体化的立场，仇视一切个人化的立场，既仇视富人个体，也仇视穷人个体。比如俄国的民粹主义就有这个特征， 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民粹派主张压制他们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 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民粹主义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 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 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 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 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我觉得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 "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尤然）。 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 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 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 会保障，我们也不能说右派就不关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 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定的时期，通过宪 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里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 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 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 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 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 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 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从西班牙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从南欧地中海国家，巴 尔干国家、中欧（捷克除外）国家，一直到波罗地海国家，比如我刚才说的波兰。不管是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也不管是左派势力大的 国家，还是右派势力大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有一点，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 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 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 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 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除了德国选举出一个独裁者，，他上台后取消了宪政，其他国家都不是。俄罗斯 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 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 覆了宪政的，它还是那些"极左寡头"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 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实际上也就是"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 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好像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 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 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复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 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 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 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复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 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 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 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理性资源与道义资源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 切地说是需要一种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 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 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 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 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 多的冲突，像曼德拉这样的人能够出来，把黑人这边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 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他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和戈尔巴乔夫差不多的一种角色。 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的角色，在个人道德、 操守上无可指责，保守派也无话可说。左派方面像卡里略、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 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 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 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 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在前苏联也有坐了那么多年牢的人，可是体制就可 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当然到了关键时期，这种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像我们国家以前也有不少这种 人，但在1989年的时候，学生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既然原来没有这种积累，当时表现得最"勇敢"就最有号召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得不可收拾。如 果有原来长期受难的那种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出来呼吁理性、呼吁妥协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如果体制把这种信息、这种资源全部都摧毁 了，那到了一旦要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往往就难以控制。
 
来源:洪范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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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再论共同底线

    一
   
    大家知道，关于"主义"之争近年在中国热起来。对这个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是中国知识界浮燥的表现，大家都争相标榜自己是什么"主义"者。但 是我认为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现在兴起的"主义"热，应当说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新台阶。因为80年代我们讨论文化问题时，大家实际上关注的 是"现实"，可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现实问题往往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出来，就把矛头对准"孔夫子"，柿子找软的捏，于是就形成一种"荆轲刺孔 子"现象，其实文化问题背后是有主义内涵的。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话。但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 化"，本身都是多元混合体，中国文化内部和西方文化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那场对话的各方实际上是"主义"之别而非"文化"之别。但这种语境把许多 问题搞得稀里糊涂，以至于"文化讨论"成为一种饭碗之后人们似乎反而忘记还有"主义"的问题存在了。进入90年代，经过一个短暂的"冬眠"期以 后，知识界又开始活跃起来，这次复苏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已经从原来的文化热层次上又上升了一步，出现了"主义"热。在"主义"热中人们对现代化过 程中的许多问题可以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不需要借助古人、洋人来作靶子。中国现在"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其它主义都浮出水面，最明显的例子 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专门出了一套"主义"丛书。我估计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义"这个话题还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景观。
   
    但是，纯粹的"主义"不结合"问题"就会变得空疏。中国自古以来的学风就有两个倾向：一种是空疏之学，一种是?饤之学，一个只讲微言大义，一个只讲章句名 物。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轮流称大的。因此在谈主义渐成气候时，我们也不要忘了问题，任何主义都是和问题相联系的，是从问题意识中派生出 来的。
   
    我想结合转型期中国主义之争，谈谈我的基本看法。我要谈的第一点是从学术界对我的立场的判断契入的。最近的一些文章使我发现我们在这场"主义"之争中处在 一个比较滑稽的位置上。
   
    进入90年代，尤其是92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兴起以后，我们在中国学术界最早提出"公正"问题。其实早在89年以前，我们就觉得当时中国除了要不要改革之争 ——用我们常打的比方说，就是要不要分家之争。一个宗法式大家族到了晚期难以为继之时，在这个家族内就会产生两种争执。一种争执是要不要分家之 争，实际上是中国要不要改革之争，但是除了这种争论以外，还可能产生另外一种争论，怎样分家之争——同时还存在着如何改革之争。对怎样分家之争应 该说是没有改革与保守可言的。从原则上说，只要你赞成分家，你就背叛了原来的大家族，就是要求改革，但问题在于：这个家是不是分得公平。理论本位 的人往往认为，只有分家之争才是最本质的问题，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但事实上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知道，一个到了晚期的大家庭矛盾最突出的并不是 要不要分家之争，那种争论只是在嘴皮子上喊得热闹，实际上大家族内部的人心里想的是如何分家问题，说白了就是争夺遗产的斗争，它往往要比是否分家 闹得更不可开交，直到打官司甚至动武。这个问题早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最早的就是姜洪先生提出的"官僚资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第一级火箭"，公开 提出了官僚资本利益本位的问题。在80-90年代之交的这场风波中，除了要不要改革之外，的确还有到底要怎样改革的争论，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反 对官倒"等口号背后的涵义。但这时要不要分家还占有主导地位。92年以后，我们的改革又向前推进一步，这时要不要分家之争就退居次要了。
   
    为此我们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载了四论"公正之上"等文章，并作为历史案例分析了美国的市场竞争是怎么建立公平原则的以及沙俄的斯托雷平改革因为没有处 理好公正问题使改革半途而废甚至逆转。另外我们也开始了对所谓"新左派"的批判，94年在《东方》杂志上对甘阳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95年在《二 十一世纪》对崔之元的一系列观点提出系统的批评。
   
    然而目前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所批评的"新左派"突然热衷起谈"公正"来，而且他们尖锐地批评自由主义不讲"公正"。这就把我们摆在必须要讲话的地位， 因为不论同"新左派"论战还是谈论公正问题，我们参与的都很早。在这场话语争论中，出了桩这样的事，我们的文章发表以后马上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 我们把观点进一步澄清后，原来认同者脸一变又剑拔弩张地批评起我们来。第一桩是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李泽 厚先生很快在"三边互动"上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说这组文章支持了他"告别革命"的主张以及正义必须服从发展，民主必须服从正义的逻 辑。鉴于此我们又写了一篇短函，阐明我们的文义恰恰说明斯托雷平之所以造成那样的后果，就在于他忽视了公正原则，虽然他的改革方向是对的，是向着 市场经济方向的，但是由于他是以牺牲下层有利权贵的方式进行的，于是就使俄国掀起了一场反改革的浪潮，十月革命恰恰不是以宪政民主的方式而是以农 民战争的方式来追求公正造成的。我们认为，不论是先发展后正义，还是先正义后民主都不是我们的原意，而是我们要否定的思想。结果李先生有点挂不 住，居然以揭发者的口吻说：我看懂了你们的意思，原来你们企图在一千多万工人下岗的背景下"促动革命"！其实我们不过是说：要真想避免1917年 的结局，就必须以斯托雷平为戒，而注意用民主来保证改革的公正性。
   
    还有一件滑稽的事情，去年"新左派"方面的一位积极发言人韩毓海先生发表一篇文章，文中连续三次引叙我们的观点，以此为理由证明他的那套市场经济走不通的 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澄清，可想而知下一步就会轮到他像李泽厚那样的反应了。
   
    其实这样的反应已经发生，这就是99年第9期《读书》上登的乐钢先生写的《在真问题的背后》。现在一些被人称作"新左派"的学者打着公正的旗帜来指责自由 主义，相反也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谈公正太多了。我们在与乐钢等人商榷时，是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作为武器来驳斥他们的，其中还谈 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此我们写了好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对"告别乌托邦"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乌托邦"是人类精神中一种很可贵 的东西，过去的灾难不是乌托邦的灾难，而是强制的灾难。强制不论是以"乌托邦"为理由，还是以"现实主义"为理由，都是一种历史上的灾难。我们不 能只说以"乌托邦"为理由来强制是错的，以"现实主义"为理由来强制也是错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搞乌托邦或不搞 乌托邦的自由，但不能强制别人，这些文章出来以后，也有不少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朋友们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样评价"乌托邦"实际上是在给"乌托 邦"平反，这不是有点"左"吗？
   
    而我们在和一些自以为持西方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人讨论时用的是自由主义立场，而且这个"自由主义"还不是自由主义左派的立场，比如不是罗尔斯的 立场，而是诺齐克的立场。这样也许有人就会问我，你怎么协调这两种立场呢？在与"新左派"商榷时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去驳斥他们，而且这个社会民 主主义并不是布莱尔自由主义化了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你又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辩论时，又用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且这个自 由主义也不是现在有点社会民主色彩的"新自由主义"，而是很古典的从亚当·斯密到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这两种怎么能结合在一起，你自己到底持一种 什么观点呢？
   
    二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解释，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是可以重合起来的，甚至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 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原则也是可以重合的。因此，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 同。
   
    在改革以前我国流行的是类似于斯大林模式的体制，而在西方有它的左派思潮，"新左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在欧美的话语系统中，他们讲的 "老左派"指的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但是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不如社会党，因此"老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社会党。比如说在美国，"老左 派"指的是以哈灵顿为代表的社会党人，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和人民党。哈灵顿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当年林登·约 翰逊政府就是受这本书的挑战提出"向贫困宣战"的口号。这样哈灵顿就被认为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所谓"新左派"就是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不同的 另外一种（在美国带有一种雅皮士式的）左派。在欧洲话语中"新左派"指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倾向，包括现在的布莱尔、吉登斯等标榜的第三条道 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既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自由放任。他们讲的"老左派"是 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西欧、北欧执政的社会党的理念为代表的那种思潮。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欧陆叫自由主义，在美国叫保守主义。美国主流学术话语中的保守主义是和欧洲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不同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就 是欧洲的"自由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是个人自由，而欧陆的"保守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托利主义"，它要"保"要"守"的正是美国革命革掉 的那些东西：贵族传统等等。）目前这几年在欧美话语中流行的"新左派"也就是90年代社会党国际中流行的"社会自由主义"（布莱尔提出"新工党" 理念，就是自由主义化的工党理念）。与此不同，中国90年代以海外华人学者崔之元等倡导的所谓"新左派"立场实际上是在中国原有的斯大林体制和西 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取一个折中。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在中国非常强调在改革以前的体制中吸取资源，比如说，"人民公社"被他们认为是经济民主的 典范，"文革"被他们认为是政治民主的典范，等等。当然他们也讲了一些西方社会民主的内容，如伊索普模式（雇员持股计划）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 与过去正统的理论有所不同。另外他们吸收的思想资源有很大一块并不是来自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来自西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思 潮。这种思潮与社会民主思潮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中国人都误认为"西马"和社民党差不多，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西马"就其产生的思想理 路来说，它发源于已经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传统决裂后的第三国际内部的一支异端，以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为代表，虽然与第三国际正统有异，但与 社会民主传统却没有因此接近。葛兰西等人当初与俄国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对唯物主义，更强调文化自觉、阶级意识等类似"主观战斗精神"的 东西。显而易见，这里潜藏着一些比俄国人更"左"的苗头，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国毛泽东式的主观浪漫主义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对我国现实的隔膜，也 有形而上的根源。这在欧美自由社会中作为一种批判的声音自有其价值，但这些资源再被国人传入中国后，它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距离要近于它和社会民主 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 间。这就是中国话语中的"新左派"。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的"新左"和西方的"新左"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简表如图1：
   
    图 1、
   
    欧陆浪漫主义传统
    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欧陆自由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
    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第二国际）
    （ 异 端 ）
   
    布尔什维主义（第三国际）
    当代自由主义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
    （ 异 端 ）
   
    葛兰西,卢卡奇等
    斯大林体制
   
    "西马"、"新马"（60-70年代欧美新左派）
     改革前体制
   
     民主派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沙夫、麦德维杰夫等人）
    90年代西方"新左派" （"社会自由主义" 或"新工党理念"）
    中国的"新左派"
   
    就中国的情形看，这两种"新左派"都不是我们能接受的。我们显然和中国"新左"不同，与他们在种种事实上有不同的判断，对他们承继的两种资源也持否定的看 法。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的"新左"也有明显的不同点：西方的"新左"取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目前面 临的问题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 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 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这可以由图2说明：
    图2、
   
    图中a表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价值重合面A，它们共同对付反自由主义反社会民主的价值D（民粹主义与专制 主义），而B（自由主义赞同而社会民主派反对的价值）与C（社会民主派赞同而自由主义反对的价值）这两部分都很小。这里讲的价值重合面A主要就是 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价值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而并不是什么两个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最近 《天涯》杂志发表了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韩文版序，这篇文章原题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但编辑部没有改动文章内容， 却未经我同意把题目改为"我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合适的。借这个场合我要澄清这一点。
   
    两个主义重合那些的基本价值决不等于两个主义之外或"之间"的"第三"立场，这应当说并不难理解。过去有句老话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是要"反封建" 的。这个表述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从逻辑上讲，两个阶级都"反封建"并不等于两个阶级都要走"第三条道路"，这却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发达国家没有 "封建"可反了，于是他们分道扬镳，基本价值的相异部分凸显起来（不是说以前不相异，但并不凸显），于是有了"第一""第二"之分，于是有了两者 之间或之外的"第三"。但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封建"这个概念很混乱，我不用它，但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前现代"问题，我们还得为那 些西方从保守党到社会党都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奋斗，我们的社会中哈耶克与马克思都拒绝、而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搞过的事情那么多，脱离了这个基本现实， 什么主义还不是一句空话！
   
    随着自由秩序的建立，A在缩小而B、C在扩大, 同时作为两个"主义"之共同敌人的价值D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而形成了图中b所示的局面。到了图中c的场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分离，这时才 可以说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比自由主义"左"而比社会民主"右"的那种立场才有了发展余地。而我们现在的立场用语言表述就是，我们赞成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在中国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存在着主要 的重叠之处。我们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这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而我们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赞成的那些东 西，即图中的D。
   
    至于图中B、C这两部分，我们认为目前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假问题。比如说，C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工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关于工会 权利问题。在西方话语中，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之一来自工会（这里指的当然是民间工会，而不是官办工会），但实际上正 如我们以前在东欧看到的：在一种与哈耶克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真正的工会力量的强大并不是对个人的威胁，恰恰相反，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促 进。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工会和自由个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反过来讲，图中的B即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东西，如美国那种充分竞争的规范 化自由市场，在今日中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不限制就会危害"平等"，而在我们这里危害平等的根本是另外的东西。
   
    这里要指出，强调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底线的优先地位，这与所谓历史决定论并无关系。如今有个有趣现象：一些"新左派"对马克思的反感似乎比他们所 说的"右派"还大，他们在津津乐道于文革、大跃进的同时，张口闭口批判马克思的"西方中心论"；在津津乐道于"后学""前沿"的同时，一提到马克 思就是"科学主义"谬误、"历史决定论"与"机械进化论"的过错。有时他们甚至宁可从"保守主义"那里借用非理性、民族性等武器，而批评"右派" 没有和马克思划清界限！
   
    葛兰西以来的"西马"主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无论其他方面如何对立，在批判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性主义倾向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 一致性。"西马"以浪漫主义、哈耶克以经验主义来抵制理性主义的僭妄，这或许反映"后现代"西方对启蒙理性的过分扩张之反感已成为超越左、右的潮 流。对此我们应当怎样看，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新左派"的反马克思却没有这种后现代背景，他们的反感只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论为肯定资本主义 优于中世纪提供了理由。这种反感与其说在西方，不如说在今日的北朝鲜更能找到共鸣：那里如今也在批判"马克思的机械唯物论见物不见人"，不如金家 王朝"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想"！
   
    然而事实上，19世纪的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之敌视中世纪而向往公民社会，不仅是出于唯理主义，更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与"历史规律 论"是否成立，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交换"比"抢劫"要好，这是人道的常识，它完全不必以证明从"抢劫"发展到"交换"是"必然的客 观规律"为前提。"交换"也许并不高尚，它不是"慈善"，然而一个抢劫横行的世道是决不会有兴旺的慈善事业的，因而禁止抢劫就成了交换者与慈善家 的共同底线。这与他们相信不相信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没有底线伦理，高尚道德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说这也叫决定论的话，那它也是一种形式逻辑意 义上的决定论，而不是什么"历史决定论"。因此，真正的慈善家（不论他是"新"的还是"老"的）必然比交换者更激烈地反对抢劫；而如果一个"慈善 家"竟然认为"抢劫"比"交换"更可取，"交换"比"抢劫"更可恶，他当然会被怀疑为伪善，甚至被怀疑为劫匪的同谋。这与"否定的否定"无关，更 不是可以"反对历史决定论"来辩解的。
   
    三
   
    总之，在中国存在的是图2中的A这种价值和在外面的D这种价值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用诺齐克的话说：自由竞争的自 由度是不应该受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获取的正义"——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此后又坚持"转移的正义"：它后来的每次交易也都是自由 公正的，既没有强制也没有欺诈，则这个人的财富就是积累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个过程只要有一个环节出毛病，诺齐克认为就可非议 了。他坚持"正义"是个完整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不正义（比方说最初的资本是抢来的），那么即使以后的交易都是正当清白的，都是自由交易，其结果 也是非正义的，是不可接受的。他提出要以"矫正的正义"对此进行匡正。诺齐克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受到很多批评，其中既有来自自由主义以外的，也有 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比如罗尔斯就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罗尔斯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以后的积累也是光明正大以正当行为获取的，但是积累 太多了，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的。
   
    这种争论我认为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最初财产来源清白而以正当手段积累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需要限制的问题，中国现 在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财产的最初来源就不轻白，以后财产的积累也不是按照自由竞争的公正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坚持诺齐克式的立场，我想就是罗尔斯在这里，他也不会持异议。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在目前的中国还可以算作一个假问题。中国现在的 贫富分化或社会矛盾并不是完全公正致富的人与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的矛盾。在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着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能赞成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赞成的，我们就要表示异议，当然不是如此。中国是有些完全特殊的东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 守主义有一个基本立场，它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左派则是坚持堕胎自由。但即使左派也只是认为可以堕胎，而不是认为必须堕胎，强制堕胎是连左派也反对 的，右派就更不用提了。而中国存在的并不是有无堕胎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正是如何看待强制堕胎的问题。这个事例显然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在 另一方面，西方的左派在大力争取"同性恋"自由，而西方的右派是反对同性恋自由的。但即使右派，也只是反对同性恋自由，决不会反对异性恋自由，左 派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在中国不是同性恋自由的问题，就是异性恋自由也还有重重阻碍。大家知道，不久前引起争议的"新婚姻法"修订稿就有很强烈的呼 声，要求在"新婚姻法"中加入"配偶权"的概念，就是类似于"通奸罪"这样的概念，等等。这又是超越了西方的左右派之争的范围。"激进"得连西方 的左派也害怕的强制堕胎，"保守"得连西方右派也害怕的通奸罪，足以表明中国的特殊性。不是说我们要一概反对特殊，如我是坚决反对设立"通奸罪" 的，但对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我国当前人口危机已经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就得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抵制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容忍的东西。例如，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西方右派是反对的，左派主张扩大工会权利， 右派是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 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 说，且不说工党怎么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如今中央电视台天天对下岗工人播出"公益广告"，说是失业不要紧，"只不过从头再 来"，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工人应当"感谢下岗"！在发达国家这样的话哪个资本家敢在传媒上讲？
   
    然而下岗工人还算不错了，我国"农民工"与外来打工者处境更糟，他们不仅福利保障乃至生命保障（看看最近报载的深圳打工者工伤致残官司）比城里人差得多， 而且也没有进入劳务市场的起码自由。近年来到处都在驱赶农民工，城里下岗的一多，就出现"腾笼换鸟"之风，大量打工者在自己祖国过着如同国外非法 入境打黑工的无国籍苦力式的生活。对这种自由的缺乏，不要说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批评，他们的社会党人也要反对的。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 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 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 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 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 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 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 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 （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 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 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 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 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叠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 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叠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 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 "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 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四
   
    这两种提法载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很难说它触及了中国真实的问题，发展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这两股思潮就完全分流了，就出现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 会民主主义之间的高度对峙。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 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
   
    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97年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 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 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是 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 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 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 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 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 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 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 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得这个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 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原则一旦成 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 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 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 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 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 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 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 "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五
   
    现在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说我是"民粹主义者"，有人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左翼"，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诺齐克 不能说是"自由主义左翼"吧，而我的很多立场就来自诺齐克。我既不是"自由主义左翼"，也不是"社会主义右翼"，我坚持的很多立场，不仅不是来自 布莱尔，甚至也不是来自社会党国际，我可以说有相当部分来自马克思。有人就会问，马克思怎么会和诺齐克调和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许 多人看来，马克思无疑是落伍了，他讲的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19世纪的马克思面对的还是相当专制的体制，而不是完整的自由秩序，我们知道，《共 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在1848年以前的欧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还是一个专制社会，在经济上也没有自由到如今的程度。作为这样一个社 会的反对派，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具有强烈的民主诉求，不仅有民主诉求，甚至也有自由个性的诉求，就在俄国革命前的社民党人中，比如普列汉诺夫 等人也有强烈的自由经济诉求。在这方面，可被我们所认同的东西很多。恰恰相反，现在欧美的"新左派"的理论模式相当现代化，现代化到许多人都不知 所云的地步，不但我们感到费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有点"难得糊涂"。因此前两年《社会文本》这一美国新左派最重要的杂志闹出大笑话。有个人为了捉弄 这些人，胡诌了一篇4万字的长文，本来就是一个恶作剧，却被《社会文本》当作里程碑式文献一样高度评价，结果作者一亮底牌，搞得他们尴尬之极。然 而虽然他们的理论高度"现代化"了，但实际上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还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开明。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西方体制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 济都已经高度规范化了。他们作为这样一种体制的反对派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马克思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时代的社民党人面对 的问题和我们现在还比较相近，反而是当代西方"新左派"面临的问题意识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这就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呢？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 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1905年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 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 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 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俄国 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 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00年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 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 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1886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 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 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 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言论自由有什么用，贫穷的人上 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 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 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 '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
   
    那么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区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 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 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 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1861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 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竟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 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1905年革 命。1905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 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 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把沙 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 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他用政府权力，用充分满足权贵的办法来对农村公社进行了大规模的解散。实际上就是 家长（联合"长子"）独霸家财，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用这种办法来瓦解大家庭。结果就使俄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 时走向没落：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发展为对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不公正做法的认同。最典型的就是《路标》文集的出版，该文集对 1905年以前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反省，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太激进，老是过激的要求自由，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决 不敢幻想与人民结合，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遭疯狂人民的迫害。"文集作者之一格尔申宗这样说，在这个基础上自由主义已经从原来的 立场退到了寡头权贵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民党人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 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 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 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10月革命的"土地纲 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他们对社会革命党的批评，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社会革命党的地 步。
   
    六
   
    这样一来，就使俄国出现了"反公正的伪竞争刺激起了反竞争的伪公正"的现象，由权贵资本主义刺激出了"人民专制"。这场"人民专制"带来的后果到了90年 代以后，俄国又一次面临着从"人民专制"返回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这里我们感觉到中国目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但是，真正的 矛盾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二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我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针对寡头主义的辩护者，我们要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原则；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提出"不患 不均而患不自由"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
   
    寡头主义反对乌托邦却不反对强制（化公为私的强制），而我们强调旧体制的弊病不在于乌托邦，而在于强制。因此告别旧体制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反 之，民粹主义反对市场，但也不反对强制（化私为公的强制），而我们认为现在的弊病，并不在于市场，仍然在于强制，因此现在不是要限制市场，而是要 告别强制。在如今的改革中为市场辩护和在评价过去的体制时为乌托邦辩护，都有一个中心观点，就是反对强制，也就是维护自由。
   
    反对强制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低调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不限于这个低调，但仍是以这个低调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认自由不仅仅是反对滥用强 制，但首先是反对滥用强制。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反驳"人 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
   
    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而针对民粹主义，我 们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 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说"不"。
   
    总之，第一，我们反对原始积累、用强权进行的积累；第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因此，不管是社会 民主主义理论，还是自由理论，都面临着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先例的过程。第一，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 对政府的要求和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同。传统私有制下国家搞市场经济，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对政府的要求就是一个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不要多 管闲事的政府，大量的事情由市场解决，政府只限于维护市场，只限于当竞争场上的守夜者，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民选的，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关 系。有人认为民选的政府就是有限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选的政府也可能什么都管，世袭的政府也可能无为而治。这两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都见 到过。对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则，再无须解决其他问题。
   
    中国则不同，由于她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面临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卖方缺位"的问题，就是说以公共名义持有的资产要进行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不是由所有者来进行交易，因为所有者 是公众，并不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只是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交易资格，因为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所有者—— 公众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代理交易的需要。在这样的改革中，人们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而且还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 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第一，做这种交易，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第二，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 正的改革，否则就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立 场就更易于取得一致。在传统私有制国家，自由主义也许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而对政治民主的兴趣相对较小。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那里要强调起点 平等就有个"劫富济贫"的问题。传统私有制国家，在漫长的积累过程中，起点已经不平等，要从头开始就要搞革命，人为地恢复一个"平等的起点"，在 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民党的"平等理念"，这一点自由主义就不会答应。
   
    然而在"看守者交易"的条件下就不同了，前计划经济国家，私人产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以"劫富济贫"来实现"起点平等"这样的前提，它只需 要防止"抢来本钱做买卖"就可以做到起点平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竞争自由、个人权利。反过来讲，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选择代 理，监督交易就不可能有诺齐克正义，这样，自由主义者就天然地更易于承认民主与起点平等原则。总之，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比传 统私有制国家更易取得一致。而它们与民粹主义、寡头主义的斗争才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真问题。
   
    七、答问
   
    问：你对诺齐克的正义观评价很高，可是这种正义标准实际上也是乌托邦，是没法实现的。你怎么看？我觉得罗尔斯的原则更可行些。
    答：现在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照顾很多，表面上看是不符合自由竞争的原则的，但诺齐克认为这可以接受，为什么可以呢？就是因为美国原来对黑人不公正，所以他们 现在给黑人以补偿，这是一种"矫正的正义"。但是严格地说，在私有制国家，进行这种"矫正的正义"是有账不好算的问题，你讲的乌托邦主要就指此而 言。可是在中国这类前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相对而言账是比较好算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私有化也不过就是这么几年，人们明明白白地看着这一过程。怎么 能说没法"矫正"呢？当然，我不赞成发动一场清算运动，但是在法治规则下就事论事，一些账也不是不能算。我认为对于黑钱毫无疑问是应该全部收回 的，因为任何政府都应当反腐倡廉。关键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已经洗白了的黑钱该怎么办？对这部分钱要采取回归的办法就会有很大的操作困难。但是仍然可 以用二次分配的办法来加以"矫正"。这就是我主张在改革时期要实行低调社会民主的基本原因。我主张的低调社会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的社会民主 有一个出发点不同：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它的正统）这样做是把它当作高于自由竟争的一种理想来追求的。它们认为自由竞争不太好，要搞福利国家。它们 的理念是逐渐地越来越福利化。而我认为自由竟争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开始它们的起点不公正，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事后矫正。这个矫正随着补偿的到 位，原则上越来越淡化，而不是（象那些追求结果平等的人主张的那样）越来越强化。因此它的基点是扎在自由主义上，但它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 行为。
    罗尔斯讲的分配正义和我讲的低调社会民主在操作上差不多，但有一个逻辑原点不同，罗尔斯对个人自由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在第一公正原则基础上可以承认个 人自由，但在第二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就要限制个人自由。我认为个人自由需要不需要限制，这在中国目前的话语中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我不是反对罗尔 斯，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诺齐克正义太多，我提出的低调社会民主，实际上是主张"矫正正义"，并不是要限制个人自由。
   
    问：从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出发，难道不会认为自由竞争的公正是虚伪的吗？
    答：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但即使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认为形式上的公正还是比形式上也不公正好得多。 马克思讲的实质上的公正是否可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放在以后再说，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要为形式上的公正努力奋斗。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以及以马 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股潮流长期以来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为自由经济进行的斗争，当然这是在斯托雷平 改革以前。
   
    问：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观念和启蒙思想是什么关系？
    答：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他本来的基本原则也是从启蒙运动中派生出来的。在这里我要讲一点自己的看法，现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观念，从保守主义批判激进主义的 立场出发，往往给激进主义划一条线，比如斯大林——列宁——马克思——卢梭。这个划法是比较成问题的。严格说来，启蒙运动自从伏尔泰和卢梭的分 歧，就是理性法庭和情感法庭的分歧产生以来，应该说马克思更多地（通过黑格尔）继承了伏尔泰这一支，而不是卢梭这一支。而从卢梭这一支传下来的是 什么呢？是俄国民粹主义。但是我们往往对此不做分析，一锅煮地认为，马克思继承的是卢梭。这里面有较大的误区，这是"西马"对左派的一套解释谱系 带来的误解。
    西方的左派思潮至少有两条线：一条是启蒙运动由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倾向，从它那里延伸到黑格尔——马克思——第二国际的正统社会民主主义（俄国的代表是普 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现代社会党，另外一支由卢梭思想——雅各宾派——俄国十二月党人——俄国民粹派——列宁。列宁主义的形成过程是对社会民 主主义传统的一个叛逆过程，后来俄国党的改名不是偶然的。原来叫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后来就不叫社民党，而且把社会民主主义叫社会法西斯主义， 把社会民主主义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列宁主义就和社会民主派划了一道界限，而承接了许多来自民粹派的资源。比如说，它的土地纲领来自社会革命党，它 的建党组织原则来自民意党，它的国家社会主义，"由米尔到康姆尼"，人民专制与精英党理论也与其说像第二国际，不如说更像民意党。布尔什维克的建 党原则可以说是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而且它和左右没有太大关系。第二国际中的许多极左派如卢森堡等人思想上虽左，组织上都认 同孟什维克原则而反对列宁的主张。后来"托派"在政治理念上很左，但组织原则还有很多社民党的遗风。
   
    （插话）：的确，列宁的组织原则距离第一、第二国际很远，你觉得哪一种更好些？
    答：作为理念来说，当然第一、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传统组织原则更好，这才是公民社会政党组织的原则。民意党严格地说，不是政党，它是以效忠、铁 的纪律、禁止争论为纽带的，这种东西是我们传统时代会党的东西，不是政党。但当时俄国政党处在非法时期，在非法时期从可行性来说，采取会党组织原 则还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后来布尔什维克党合法了，掌了权仍然沿袭乃至强化会党作风和组织原则就大成问题。这一点有个形成过程。托派在这方面 是个另类。近来我对托派有个评价：托派的政治理念，经济理念都很左，但它的组织理念确实更多地带有第二国际色彩。之所以托洛茨基到1917年4月 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也就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其他理念他早就可以接受，就是对民意党的那套铁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等观点无法接受，当然他最后还是半 真半假地接受下来。（笑）
    我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西马"划定的谱系，西马最大的弊病是它对青年马克思完全肯定而对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持彻底否定态度。大家知道，西马有一个传统理念： 回到青年马克思去！他们认为到了晚年，马恩理性主义越来越强，人文主义越来越淡（在反对"理性自负"这一点上，"西马"与哈耶克倒有十分相似之 处）。斯大林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继承了晚年马恩的传统，继承了科学主义的传统。其实从学术史上他们恰恰说错了，早年马克思倒是有比较多的民粹主义 倾向，到了晚年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其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浓了。后来的考茨基、希法亭应该说是比较正统的恩格斯的思想，其中包括从革命党转为议会党 这个整个过程在恩格斯还在世时就已经完成了的。他们的俄国学生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都继承了这一点，而布尔什维克后来抛弃了这一点。
   
    （插话）：这说明就是以俄国的具体情况，布尔什维克也不需要走上那个过程，否则就会成为比较健全的党。
    答：自由秩序并不是自由主义一枝独大的秩序，现在所有西方自由秩序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二元的一个张力基础上。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真能按社会 民主走下去，它会对现代化起到好的作用。遗憾的是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放弃了这套东西，并且斩尽杀绝了不愿放弃者。但我要强调的是，关于这一点，我们 不能只在左派方面找原因，俄国社民党之所以后来会发生民粹主义化、超民粹主义化的过程，这和斯托雷平改革有很大关系。正是斯托雷平以一种不公正 "分家"的方式刺激起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才断送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前程，并促成了俄国社民党中民粹势力的崛起。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社 会民主主义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问：有一种说法：政治学说理论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向威胁挑战，第二向贫困挑战，第三向强制挑战。你讲的是前后两个，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贫困问题，你讲得 很不搭配，很生硬，能不能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话语解决我们的贫困问题？
    答：我认为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坚持了自己的话语，因为按照你讲的，反对强制和反对贫困是两种东西，这可能在西方是这样，而中国恰恰这两者是统一的。在中国正 是因为强制太多造成了贫困。因此中国走出强制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摆脱贫困的过程。就是到了今天不能简单说中国的贫困是强制造成的，但是如今中国的 贫富分化很厉害，主要的部分也是强制造成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抢来本钱做买卖"这样一种原始积累过程造成的。因此，如果说西方话语中反对强制和反 对贫困是两个问题，恰恰在中国话语中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问：对告别乌托邦，我觉得是不是要有一个界定，不要只有一种乌托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在同一个乌托邦里就会压制多元化，就会有强制了。另外，乌托 邦拿到实际中的可操作性有多大？罗尔斯的二次分配倒是可以操作的。你对"社群主义"的批评也有失公允，它并不否认"消极自由"，它的核心说到底是 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诺齐克的东西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没法操作。
    答：就理念来说，他们的确是不同的，但诺齐克也讲他的矫正正义可能是要采取事后补偿的办法。一个理念变为实际操作，都意味着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过程就是各 种利益的均衡。任何主义都是一种理念，能够补偿到哪一步，现在不知道，不能说绝对能或不能。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历史。我们能做到的是，我们要确立这 一理念：对不正义是应该矫正的。其次你讲的诺齐克这个原理是不是太过分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把诺齐克正义作为一个道德的底线，有人高尚我们并 不反对，个个人当雷锋这个社会自然很好，但是有人不当雷锋你也不能强制。我们有一条底线，你不能违反诺齐克的、实际上也是人们凭常识都能认同的那 些最基本的正义标准。我多次说，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国家禁止公有制。美国就从来没有禁止公有制，不仅没有，发达国家 实际上是鼓励志愿者公有社团的。近来研究"第三部门"的人都知道，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政府都对民间公益社团给予很大的财政、立法支持，其力度是我们 根本没法比的。他们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强制搞"公有"或强制侵犯"私有"。你愿意搞公社那很好，从欧文的新协和村直到现代的人民圣殿教，后者就是 一个大公社，它之所以被取缔，是因为它强制了，杀人了，侵犯人权了，并不是因为它搞了公社了。
    公德这个东西到底和低调伦理有什么矛盾呢？我认为不矛盾，在低调伦理的基础上你愿意发扬风格是最好的事情，也只有在低调伦理的基础上人们才真正能发扬风 格。只有我明确了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才能用我的来进行贡献，否则就变成了慷他人之慨，就变成虚伪的了。道理很简单，到底谁的是谁的都不知 道，大家拿，这个东西就算高尚吗？当然不是，哪怕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都好，首先要从诺齐克低调伦理做起。我们要反对巧取豪夺的人，说的简单一 点，首先我们要禁止抢劫，要承认买卖，如在买卖之外，还有慈善那最好不过，但没有也不能强制。

    问：今天讲的实际上落脚点是中国问题，我想从研究方法上做个交流。研究中国首先要对问题进行梳理，然后选择一个定义系统，才能对这个系统模式进行参照各种 应有的理论。
    我发现了学理背后的利益之争。慈禧派五大臣出洋，他们回来后密折里讲，立宪制利国利民，但不利于封疆大吏、巡抚等等。本世纪初以来的改革说明，不是说哪一 种学理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利益分配权怎么扯平的问题。如果说你觉得这种学说很好，它在中国目前状况下有多大的可行性？
    答：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能说我们的，至于当权者怎么看就是另外一回事（袁伟时插话：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你主张的公正是不是站在中间阶层立场上的？你认为改革需要培养中间阶层吗？
    答：我始终觉得"中间阶层"这个概念有些问题，因为中间阶层把它作为一个过程的终极状态并不是人为地就能培养出来的。它本来就是长期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自 然结果。现在与其说要培养中间阶层，不如说要给竞争安排一个公正的秩序。这个更简单。"中间阶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也许有人认为"劫富济 贫"就是培养中间阶层的好方法，把富人剥夺救济穷人，大家都中间阶层了。大概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确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但这不是人为培 养起来的。
   
    问：为什么不反对乌托邦？
    答：这个道理很简单，讲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拿破仑常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古人也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不愿意追求 尽善尽美的人，也许他就永远也追求不到较善较美。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乌托邦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你为了乌托邦的理想，你自己去献身，我钦佩你，但 你不能强迫别人。但要补充一点：不仅乌托邦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现实主义也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我不能以共产主义这样美好的理想去强制你，也不能 以要发财为理由去强制你。强制是万恶之渊。乌托邦本身只是一种美好（当然，对某一特定的乌托邦来讲它是否美好也可以见仁见智）愿望。这里引出一个 原则：个人权利应该尊重，不能以乌托邦为理由而否定个人权利。但这两者并不排斥，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乌托邦主义者，你愿意成为，别人不会反对 你。所谓反对强制也包括不能强制别人放弃乌托邦。我写了一篇文章，"两个托马斯"，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托克威马达，就是谈强制与乌托邦的关 系。
   
    问：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不会降低道德水平吗？
    答：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美国非常尊重个人产权，在产权保护上走的很极端，但是它同时也流行基督教，大家也崇敬基督的献身精神。西方人并没有因为保护 产权大家就去崇尚犹大，为了30块银币无所不用其极。道德和权利始终是两条杠，这两条杠必须分离，只有分离，后者才能给前者提供底线的保障，而前 者才能正常发展。道德与权利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既无权利，也无道德。我写过一篇短文叫"监狱寓言与其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问：你的这个说法似乎是要化解经济学上所谓"经济人"与"社会人"之争。经济人是就权利而言，社会人是就道德而言，"经济人"假设的依据并不是"人只能是 自私的"，而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不自私"，是不是这样呢？但根据经济人假设，原始积累是不是就不可避免了呢？
    答：所以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则，经济人和兽性人不同，丛林道德是可以任其所为的，市场经济从底线出发假定人们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但正因为这样，才要制定 规则，使人们追利行为得到规范，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如果像你讲的，既然人家是追利的，那就放任大家为所欲为，那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丛林状 况了。这显然是两回事。你讲的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评论，我已在一篇文章中谈过，马克思有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他一方面严格地把原始积累和资本 主义积累划分了一条很清楚的界限，明确讲："在资本主义积累以前，存在着一种预先积累"，但后来他又说，资本来到世间充满血腥。后人理解为资本主 义来到世间充满血腥。马克思其实并没有这样明说，但就语气而言的确有这个意思。这方面他的确有矛盾。这可能是他行文时的激情所致（笑）。
    诺齐克、罗尔斯都强调"公正非善"，公正说穿了也不是什么道德。比如我和你做买卖，做的很公平，双方承认就够了，这并不等于说我施舍给你，它和"善"不 同，但它是个底线，公正就是说你不要为非作歹。它为提高道德奠定了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道德才能提高。
   
    （本文根据秦晖在秦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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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40892/

101221 Manchild：精英 主义与民粹主义：帕累托模型的一体两面

2010-12-21 20:41:34 　　来自: Manchild (难以想象，如此勤奋。)
精英的兴衰的评论    4

　　帕累托在他的著作《精英的兴衰》中提到他的社会学精英理论。他认为社会"人类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交替的长篇史诗" 。在帕累托看来，精英和平民的两个不同阶层是社会结构中不会变更的元素。虽然个体和家族也许会在精英和平民阶层中游走，这个稳固的结构也不会消失。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其实与分配制度的政策倾向争议实际上可以是一体两面。所以当我们讨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分配制度的合理性的时候，实 际上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关于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看似矛盾的价值选择。而一旦确立了精英和平民的价值选择，才必然能够引导我们在中国市场经济改 革中面对不同群体的实践。虽然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个名字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基本上都不带有正面的感情色彩，而且还有将精英主义和寡头独裁，把 民粹主义和暴民造反直接联系起来的倾向。但是，这里我们还是暂且用，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来代替精英和人民两种不同的偏重取舍。首先，我们说到精英 主义理论的代表帕累托就必须要提到他在经济理论中建立的帕累托最优原理的分配模型。《新世纪企业家百科全书》上关于帕累托原理的解释：
　　
　　如果一项变动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境况改善，而且其他人的境况并未变坏，那么，这项变动是可取的，或者说这项变动增进了社会福利。如果社会经 济福利在不牺牲其他人经济福利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增进，这就标志社会经济达到了最优化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任何变动都不可 能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他人的境况变坏。帕累托最优状态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源最有效配置状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帕累托最优状态时生产和消费处 于一般均衡状态。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资源配置都不会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简单的说就是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一部分人的福利并且达到无法继续这样的政策的变动而达到一种最优的状态是一种资源有效配置的状 态。其实，这就是中国市场改革初期所尝试要做的事情。与其让一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状态，不如让一部分有能力的精英分子在不危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充 分的利用闲置资源，创造财富，这也是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因。但也绝对不能把这种政策简单的理解为是对整个精英主义的肯定。帕累托改进 机制在中国市场改革的初期也许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我们都不能忽视的帕累托改进理论的前提：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和福利的前提之下。
　　同样，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已经使一部分人的情况开始变坏，甚至是剥夺了其他人最为基本的权力的时候，这样的政 策性变动就必须要停止。当然这也不应该被简单归纳到的民粹主义的观点之中。所以秦晖老师在他的文章《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中写到：
　　
　　[……]这绝不意味着只给少数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不能理解为只给这部分人（哪怕他们是"精英"）"富起来" 的权利或机会。恰恰相反，"富起来"的权利与机会应当是给予每个公民的，至于他们怎样利用这种权利与机会并且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则是另一个问题。 农村大包干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实践，但作为致富机会的土地并不是只给了"一部分人"，而是基本平均地分给了全体社员，就是这个道理。
　　
　　依照秦晖老师的观点，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都不可取。虽然他认为民粹主义是扼杀个人而崇尚抽象人民的整体主义者，而精英主义也同属于整体主义者 与个体主义相对（这一点还存一些疑问）。他们都忽视了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力，这很像秦晖老师关于中国现代化中"大小共同体"纷争的讨论。
　　事实上，早期的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及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愧疚情感基本上也是停留在抽象层面上的。文化人对自己不用劳动而得到 物质享受有沉重的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压榨了人民，从而反对文化本身，对文化抱有一种鄙夷的态度。他们虽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但毕竟文人 只能热爱一个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这跟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何其相似！所以民粹主义是要不得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放弃人民！而精英主义被寡头和集 权者以利用的情况就更不少见，但是我们也不能扼杀精英！
　　所以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争论似乎也成为了伪命题，正如秦晖老师所说："民众"和"精英"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权力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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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219/13/2311_69443.shtml

030810 gdy8510：精英与 平民主义浅析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484767)
--  作者：gdy8510
--  发布时间：2003-8-10 23:41:24

--  精英与平民主义浅析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理论上具有三重特色，一是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二是第一世界理论嗜好；三是伤痕学术情结；因此决定了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是当今 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其内涵是十分令人刮目相看的。
主流经济学家中一些高人就是专门宣扬经济竞争方略，曾经有人私下明确提出为了实现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不惜死一半中国人"，更有人提出惊天地 泣鬼神的"唾沫效应"，这些人与那些头脑不清楚的"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想当然地相信"西方制度万能"的人不同，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 度化的前景与后果，但是在所不惜。
在政治上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强烈支持代议制民主，这实际上有四重目的，一是可以发挥名牌知识精英的优势，有可能通过代议制民主的精英生成规则，本身 由第三流的知识精英转成为第一流的政治精英；第二是着眼于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利用民主票决方式，追认精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合法性。第三是因 为中国民众非常贫困，由于"可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不足，无法顺利分摊自组织的成本和风险，也就无法因此在民主协商体制里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因 此可以在民主的海选中一次又一次得到合法性追认。第四是在现实里，因为完全没有可以应用的"民主监督程序"，因此绝对地强调民主，就是要在事实上 取消日常监督。
主张回归平民主义，不是因为平民主义制度比精英主义制度更易于实施，而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里，除了平民主义就没有出路。坚持在中国推行精英主义制 度化，听任精英主义极端化趋势的恶性发展，就一定会剥夺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今天已经非常明显），这只能制造革命形势，葬送一切（包括精英阶层本 身）。20世纪革命的产生和演变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称得上是殷鉴不远。
--  作者：Seaguest
--  发布时间：2003-8-10 23:55:42

-- 
这么说支持代议民主的都是主流知识精英的代表？那为了转向平民主义，就不需要实行代议民主了？平民主义能拿出什么既与代议民主大相径庭又不会导致 专制独裁的第三种制度设计方案吗？
--  作者：spbao
--  发布时间：2003-8-11 0:02:24

-- 
gdy8510:

精英也得分三流，平民怎不为九派。
三六九等天注定，否则不能成方圆。
还是等级民主论，克己复礼儒最大！

----呵呵呵~~~~~~
--  作者：gdy8510
--  发布时间：2003-8-11 0:04:06

-- 
Seaguest兄，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当年欧洲的精英是贵族，而不是平民，我只能说到此了。
--  作者：Seaguest
--  发布时间：2003-8-11 0: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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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y8510兄，我不大理解你的意思。单纯就楼顶的观点而言，我一般反对以人群划界的。我也反对精英主义，但我不是站在所谓的"平民主义"立场 上反对精英主义的。在我内心深处，我对平民主义的恐惧和反感更甚于精英主义，它让我想起暴民政治、身份决定论和乌托邦。总之，平民主义这个充满道 德倾向色彩的字眼儿没法让我把它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理性等这些我所尊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
--  作者：骑兵上尉
--  发布时间：2003-8-11 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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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欧洲的精英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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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欧洲的贵族是真正的精英，像过去英国的政治家多为贵族出身。而中国的所谓精英是伪精英。楼主对精英的分析虽比较粗浅，但基本符合事实。另 外，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精英高谈阔论有余，他们的从政能力一定不足，这是环境决定的。
不过，对于平民主义，我的感觉和Seaguest一样，很少好感。平民中不容易出有见识卓越，具有现代眼光， 富有教养的人物。
--  作者：矿泉水
--  发布时间：2003-8-11 2: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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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就是主义者。知识就是主义。知识分子就是主义者。主义就有很多派别。也叫做代表。代表不同的人群。人多力量大。只代表自己就是窝囊废。走资派 也划分为"社会主义走资派"与"自由主义走资派两种"。共产主义是另一派。不能一概而论。
--  作者：gdy8510
--  发布时间：2003-8-11 8: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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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種種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並不能合邏輯地從這個觀念中推導出來。它在實質上是一個前概念的東西和前邏輯的東西，在近代之前，它是一 種黑暗的、沉悶的、不定型的力量，被壓制在古代各種各樣的等級制度之下。然而，在資產階級的三次偉大革命的時代，它卻以一種平民主義的面目出現， 並在世俗主義的現代化的口號之下，逐漸取代了作為諳近代政治、經濟制度之基礎的超越性的存在。
摘自于人民网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8/1/class001800003 /hwz4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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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219/13/2311_69441.shtml

050817 孙立平：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

2005年08月17日|博客网
一、什么是平民主义？

在政治学中，平民主义或称民粹主义是一个极为含混不清的概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这个概念的含义所作的阐释，Populism可 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比如，可以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等等。但其具体所指，主要有两种。一是农业平民主义，二是政治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

一、什么是平民主义？

在政治学中，平民主义或称民粹主义是一个极为含混不清的概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这个概念的含义所作的阐释，Populism可 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比如，可以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等等。但其具体所指，主要有两种。一是农业平民主义，二是政治平民主义。

在农业平民主义中，又具体包含着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美国的人民党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农民党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农民迫于经 济窘困而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支持者用'平民主义'一词标榜自己。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他们愤怒谴责金融 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小生产者，其中特别要允许私铸银币以对付银根紧缩"。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产生于19世纪。"在这场 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运动在1874年达到了巅 峰，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走到人民中去'，涌向农村宣讲社会主义的教义。在发现农民们无动于衷后，一些民粹主义者采取恐怖行动，成功地刺杀了沙 皇"。[1]

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则多少与此不同。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往往不是与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含糊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这种平 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迎和'人民'，通常是反对精英分子的……。迎和民众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义这个术语也适用于具有神授权 力的专权者，他们运用过去传统的政治以及面包加哄骗赢得权力。……迎和'人民'的另一种方式集中表现在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它把国家当做一个整体， 强调国家对内部各部分的整合。如果政治家避开意识形态的义务和主张去为全体民众而不是为某个派别和阶级说话，或者他们属于一个不强调原则和在政策 上持折衷态度的'吸收全民的政党'，他们就可能被称之为是平民主义者。"[2] 由此可见，在已有的政治学文献中，对于平民主义一词的使用是极为笼统而含糊的。因而，要使对平民主义的讨论和分析富有意义，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本身加以严格 的限定。正因为如此，本文所使用的平民主义的概念将严格局限在这样的意义上：平民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反对精英和拒 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的历史进步，是其两个基本的特征。

二、改革前再分配体制的平民主义特征

在改革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无疑包含着重要的反对平民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的成分。对反对群众中的落后意识和要求的强调，对教育群众的工作的 提倡，对所谓尾巴主义的反对，以及时时刻刻对党的先锋队组织的作用的强调等，无疑都具有反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的深刻含义。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当强 调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来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精英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围绕是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强国，还是建立一种更多地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体制，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革 命是以农民为基础和主体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选择难度。发生在50年代初的那场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有关"九天之上"与"九天之下"的有名的争 论，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精英主义取向。在梁漱溟看来，当时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以某种意义上的农民的牺牲为 条件的工业化的目标，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忘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同时，农村中的农 民却生活在九天之下。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小仁小义。只有中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3]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一个通过下层革命而建立的社会中，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一次冲突。只是由于这场争论过多地涂抹上了当时的政治色彩，而且最终是 以政治权力结束的争论，这使人们没有对于其中的另外一些内涵加以注意。在此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带有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的色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即使是对精英主义的解释，也往往使用着平民主义的政治话语，这种语式的典型形式，就是将精 英主义的主张定义为群众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将群众的现实的利益定义为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而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是应当服从于长远的、根本的 利益的，小道理应当服从于大道理。而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党的任务，就是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但是，尽管使用 的是这种平民主义的话语形式，但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则是精英主义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又体现着浓厚的平民主义的色彩。也许可以说，与精英主义的取 向相比，这一个方面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这种平民主义的取向，有着顽强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强调的是下层老百姓在历史和 现实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这种意识 形态最基本的信念和通常的表达方式。这种平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既是对历史的解释，也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指导和建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 缩小社会中的上下之间的等级，建立一种无差异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当时，尽管社会中的差异甚或等级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某些制度结 构确实在起着维护和强化这些差异和等级的作用，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等级和差异是没有其合法的地位的，至多只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对所谓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意味着对这些等级和差异的合法性的彻底否定。而对于精英可能形成的任何迹象，都是相当敏感，并要严加抑制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顶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动机，但对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对精英主义的批 判，一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毛泽东对精英层的失望，使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普通的民众身上。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运动中，他 一再强调的是，普通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他们防止和制止精英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同时，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修正主义则是与精英和精英主 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运动中，无论是作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次运动的独特对象的干部官僚，实际上都以其精英意识和 地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干部官僚的最基本的罪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知识分子的形象画像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于是， 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学术和技术职称被取消；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单位；反对关卡压；工人直接参 与管理；提拔普通工农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等，都体现出这种平民化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年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这种平民主义意识 形态的最基本表述。

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表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换言之，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过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稀缺资源配置领域 中的具体体现。这种建立在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两个相当明确的目标，一是缩小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与一般工人之 间的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低薪制一直是制定干部工资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于在现实中，这种低薪制难以实行，为了确保官员阶层的利 益，在以工资差别的缩小体现的收入分配平等的目标实现的同时，官员们在住房等实物分配上享有的特权，却在不断地扩大。二是缩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 级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差距。原来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知识分子工资标准被不断降低，以至最后达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知识分子的工资性收 入，形成所谓的"脑体倒挂"这一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所有这些平民主义分配政策的实施，都并不仅仅是为了缩小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并 不仅仅是对曾经支持过革命的民众的一种回报，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这样的一种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使干部、知识分子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鉴 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统治精英都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因此，对知识分子成为"精神贵族"的刻意防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造就了一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瓦尔德认为，中国的工业权威模式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组织性的依附关系的存在。这种组织性的依附 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的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个人的人身依附。[4] 依此观之，权威意识应当是上下级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可以体会到权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对权势者的屈从和 膜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这个社会中又存在着对工作权威的普遍而自发的抵制和蔑视。一个极为善于拍马屁的人，很可能脑 后就长着一块反骨；一个极为谦恭的人，很可能同时就是一个造反派。这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在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中则表现为，对管理者的指令进行抵制 的"合法化"，以及"抗上"成为一种被人们所赞许的价值。可以说，在总体性体制和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之下，形成的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 即"权威-反权威"人格。也就是说，在总体性社会的纵式庇护关系中，个人对领导者有一种很强的依附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被庇护者对提供庇护者 体现出一种很强的权威性格；但同时，对一切不能影响自己的利益，但却理应服从的权威，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轻蔑和反抗。如果能得到更上级领导的有力 的庇护，也会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进行无所畏惧的挑战。因此，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虽然权威人格是普遍存在的，但却不能建立起一种能够体现为工作 效率的上下级的关系。

三、平民主义与社会运作和合法性

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对平民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是与这种总体性社会的两个特点直接有关的，这就是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其独特的合法性 基础。

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活动，都是以社会动员的形式进行的。而总体性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在于它的极 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国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达成某一国家目标。就这一方面而言，总体性社会具有一 种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效率"。

这种高度动员的体制，即是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中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自晚清起，由于国家的 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地分散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士绅和军阀等地方豪强的手中，而这些地方豪强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又成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资源 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强的入侵，工业化的缓慢，频繁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源处于高度的分散状态有关。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 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形成，与社会资源的这种高度分散，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解决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危机，同 时，迅速实现以工业化为手段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高度的动员能力便成为当时的新政权所不能不关心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在当时其他的社 会主义国家，高度的社会动员也都是推动各项社会工作，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运转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机制。

社会动员对平民主义的需求，与社会动员的类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动员都是普遍使用的运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动员的特点和性质却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看法，在两个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苏联，社会动员的模式就明显不同。以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为例，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 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在苏联，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队在农村所实施的强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农业合作化的农民，都受到强力的压制 以至专政手段的镇压。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则与此不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称之为参与式动员 (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5]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虽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 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在整 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工作队对农民的"访贫问苦"和农民的"忆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其结果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自觉参与。

从这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这种参与式动员基础的，就是被动员者对这种过程的自觉的参与，而被动员者对这个过程的自觉参与，又是与其现实的利 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认识直接有关的。只要将这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与命令式动员的方式做一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命令式动 员中，更加强调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苏联为例，在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恢复社会中的等级秩序 的过程，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享受着种种的特权；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强调领导人和专家的作用，一长制，专家治 厂、教授治校，成为普遍的管理结构；规章制度严格，奖惩制度分明。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实行的一种精英统治，或者说是一种由精英实施的科层式 统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参与式动员中，一般的老百姓要处于一种更为积极的位置上。从群众路线，到两参 一改三结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广泛的群众动员，都贯穿着一种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最初阶 段，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群众能够认识所要从事的运动，与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利益的关系。而当群众的热情与精英的主张发生冲突，领导 层也倾向于精英的主张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群众的自发的创造性处于一种相当神圣的地位，挫伤群 众的创造性成为领导者的一种不容小视的失误甚或错误。

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除了与其特有的体制运作方式有关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是这种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政权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权是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产物。在 这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 会的许诺。因此可以说，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革命的公开目标，或是革命后建立的新的社会，都是以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论证逻辑为其基本纲领 的。

在通过下层革命建立的政权中，以平民主义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 的利益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内容。中国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在革命胜利之后很久，并没有出现一般所说的热月反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上 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将当时的苏联称之为修正主义。在这种平民主义的革命热情中，更加强调的是为 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诚的动机，而对于实际的效果，则至多置于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出现，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 的平民主义已在处于衰落的过程中, 但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平民主义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面临某种危机的情况下，尤其是政权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团的现实的或想象 中的威胁的时候，就会出现借用平民主义来反对精英主义的努力。

四、改革开放与精英主义

与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的取向，在很 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反应。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是由国家与民众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一般地说，绝大部分社会中的社会结构都是由国 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这三个层次构成的。在这种三个层次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统治精英既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也是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力 量。而从1949年到改革前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国家与民众这两个层次。[6]

这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直接渊源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的变化。通过对官僚买办资本的没收，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城市中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在此基础上，国家也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在这种 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精英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基本消失，同时社会也无从滋生出新的非官方的社会精英。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 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中剩下的唯一的精英类型，就是政治精英，即政府官员和党的专职干部。但这个精英群体，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内而不是民间。但也 正是这部分官方精英成了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和主要的推动者。

与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的逻辑大体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来自对某种危机的反应。凡是改革，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 在改革之前，社会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这时，国家精英为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便开始对酿成这种危机的某 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因为改革是与国家的前途从而也是与国家精英的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诚的。直接触发中国改革开放 的，无疑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并非象人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说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包括经济 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无疑是严重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处于领导人的换代之际，这种种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主要由国 家精英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

对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我们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说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 造。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的出现，确实是农民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这种创造的基本动因，是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农 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推广，也是以农民的极度贫困为条件的。当时，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 国农村的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穷困的山区。而在较为富裕的平原地区，以及在虽然贫困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受到 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强有力的抵制。当时有一句话，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后来这些地区 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动，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党和政府机构的推动。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这些改革，不 得不撤换了一批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层干部甚至更高一层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来自群众的对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显。而且一直直到现在，这种抵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 的改革，从时间上来说，城市远远落后于农村。在农村中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年头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 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列上议事日程。而这是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城市居民能够接受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宣传媒介 上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进行暗示：农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进 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一时之间，城市居民开始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农民。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很 快就表明，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着比农民多得多的特权，因此，城市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威胁着城市居民 的优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开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为了克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当时的改革推 进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众许愿，即改革很快会为大家带来好处；二是用给好处的办法，以换得基层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接受和 支持。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层群众的创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之下，自上而下地推进的。这也是改革与革命的基本区 别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过程中推动改革过程的精英的构成成分的变化。如果说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启动和推进的话，那 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则是基于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在改革前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是由国家与民众两个基本的层次构成的。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一个可以称 之为民间统治精英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这种民间统治精英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经济精英的出现，二是知识精英的独立性的增强。就前 一个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有一定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 管理人员，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多，知识精英从事自己活动所必须的资源，已经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完全来源于国 家，而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应当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虽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甚至成为历次政治运 动的主要对象，但它对当时的体制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中资源配置体制这两个因素的 结合，造成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知识精英的资源来源的变化，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大为降低了。

如果对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改革，虽然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由精英推动的，但在前期 和后期，推动改革的精英的成分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在改革的前期，推动当时的改革的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是当时的政府精英。这一点，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但再近些年来，推动改革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民间的经济精英对改革过程所施加的影响，在明显增强。民间 经济精英对改革的影响不仅是表现在对改革的推动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基本取向。有时，在有关不同的改革措施的分歧与争论中，我们似 乎可以看到精英中的不同部分的不同主张。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精英与民间的经济精英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形成，明显地反应出两部分精英 各自的不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实际进程发生了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决定改革的实际进程的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以 及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对比的话；在改革深化的情况下，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的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 识形态的分歧。分歧的主题可能仍然是不变的，如是市场因素多一点，还是行政的因素多一点；银根是收紧一点，还是放松一点，但在诸如此类的分歧与争 论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与利益的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出于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而发出的改革的要求 与基于本集团甚或个人的利益发出的改革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两者的要求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以预见到，在今后的改革过程 中，这种利益的因素会占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条件下，支持和推进改革的力量无疑会明显增长，但由于利益关系的作用，改革的过程被扭曲变形 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强。就此而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相对强度，会对今后的种种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五、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平民主义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在精英主义因素增长的同时，平民主义的因素也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而在增强。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即使是在对改革开放的最真诚的宣传当中，也带有一种很强的平民主义倾向，使用的是一种平民主义的话语 和逻辑。在这种平民主义的话语中，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仍在进行不加分析的强调。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关于改革的重要宣传中，启蒙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这种话语中，只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自觉地投入改革中来，才是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这说明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着根深蒂 固的基础。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平民主义形成的现实条件，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第一，是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利益调整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会面对不同的遭遇。有些 群体的利益会得到强化，而有些群体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一般而言，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是在改革前的体制中处于某种有利的地位的社 会群体。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改革中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的，主要是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掌握着政治资本的干部阶层。 在改革前，虽然在利益的分配上，特别是在劳动报酬的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干部阶层还是享有种种的优惠待遇和特权的。这不仅 表现在他们享受着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且也表现在，由于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实物分配占有很大的比重，干部阶层在实物分配的项目上实际享受着种 种的优惠和特权。这突出地表现在象住房、小汽车、电话以及其他的实物分配项目上。另一部分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人。

在8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开始逐步侵蚀到"公有制贵族"的特殊利益和特权。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中，工人阶级被隆重地置于"社会和工厂的主人"、" 领导阶级"的位置上。虽然这种政治地位带有很大的虚幻性，但却是与一系列的特权或优惠待遇联系在一起的。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程度上意味着对这种 特权和利益的剥夺。户籍制度的弱化，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虽然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的方便，但不容否认的是，也已经多少引起城市居民的心理反感和不 安，随着可以预见到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城市就业机会上的竞争的加剧，这种心理反感和不安将会更为严重；住房制度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 铁饭碗的打破、退休待遇制度的改革等，都意味着过去的那些特权的不复存在；随着"三资"和个体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一些城市居民开始在这样的非公 有制经济中就业，而在这些企业中，他们无法享受过去那种所谓的主人公地位；随着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部 分工人开始进入待业或失业的状态。而且就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虽然比之改革前收入和生活的绝对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其相对的水平则是下降 的。也就是说，在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这种状况已经在其心理层面，导 致了种种的失衡的心态。这些失衡的心态不仅对于平民主义的接受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其本身就会滋生出种种朴素的平民主义的主张。

第二，改革中的腐败问题。有人用纯洁的革命、腐败的改革来形容革命和改革的不同特征。虽然这种形容可能多少会有某种偏颇，但也不能否认，它确实指 出了改革的某种重要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不是用暴力而是用赎买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调整的。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现 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初，农村基层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制，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固执，同时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因 为生产队这一实体的瓦解，意味着生产队干部过去所掌握的资源的丧失，以及自己在这种体制中的优势地位的被剥夺。而后来，生产队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接受，除了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到，在分割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某种好处。根据贵州省平塘县熟悉情况的 干部的估计，在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约50%以上的集体财产(特别是现金)被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所瓜分。[7]只不过由于当时农村中的集体 财产积累的有限，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过程不久就结束了。

城市改革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如果说农村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边缘，城市则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中心。30年的再分配体制所积累起来的财产，基本上是集 中在城市里。而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那些较为重大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会涉及到利益格局变化的改革措施，为了获得能够得以实施的条件，几乎都要以利 益的赎买为前提。从严格领导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到后来的价格改革，再到金融、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变革，都几乎无例外地 遵循了这样的一条规律。这就是腐败与改革相伴随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否认改革与腐败之间的必然联系，虽然是出于维护改革的良好愿望，但却是与事实不 符的。而渐进式改革模式更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的过程。中国的改革与苏东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中国的改革没有实行苏东国家普遍实行的所谓"震荡疗 法"，而采取了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改革道路，但也无疑为权力的作用，从而为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此外还应注意到的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领域中，都几乎没有预先制定规则的工作，规则都是在改革措施实施的中途开始制定的，而且完善的速度很 慢，加上有关的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效力，腐败现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不仅严重地损害着政府的效率和能力，而且也造成精英层的腐化 和堕落。

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中，腐败都只能是为权势者所为。因此，作为对腐败的反动，对腐败愤恨无疑会为平民主义的形成提供土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 于腐败是与改革，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此而引发的平民主义，就带有一种明显的反改革、反精英的色彩。其中，尤其 是对以瓜分国有资产的手段迅速爆发起来的大款，更是充满了怨恨。而这种怨恨，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大款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有关的改革措施的怀疑和抵 触，以及整个社会对精英层的不信任。

第三，知识分子与平民主义。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 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 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 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己的切身的物质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 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候，对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 清醒的估计。

相反，在改革初期整个社会重视知识的热烈氛围中，知识阶层一直一厢情愿地相信，在新的的社会中，知识的价值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提 高。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的时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这之 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在改革之前，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臭老九"的地位，而且几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打击和批判的对象，但在 经济上，却享受着当时再分配体制中的种种优惠。由于当时工资几乎是城市人的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知识分子的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就使他们在经济上 处于相当优越的地位。在当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大约相当于已经出徒的同龄青工的两倍。但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 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脑体倒挂的趋势愈演愈烈，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

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遭利益损失的一个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 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悉落。在人们纷纷投身商海的时候，知识阶层现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本色。在这种情况下，从 90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 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 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资 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目前的知识阶层中，对改革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从理智上说，他们仍然坚持中国只有走改革的路才有出路，甚 至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特征的"非国有化"的道路可能也是最有可能性的一条路子；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对腐败现象的本能的反 感，以及对腐败在社会层面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的忧虑，又使他们不能不对改革形成某种保留的态度。仅仅说"腐败并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改革与 腐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并不能改变他们正在形成中的这种保留态度。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就有的"为民请命"的传统，知识阶层在取 向上更趋向于平民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

注释：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588-591页。
[2]．同上。
[3]．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7-11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5]．Thomas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 China and Russia : A Comparison". (Ph. D.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6].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第一卷。
[7]．姜汝祥《市场、政府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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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011/16/19762_803662.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927/11/23620_774124.shtml

070524 肖雪慧 ：倒立着"看"现实——谈谈《值得重视的几种错误思潮》

读过传播甚广的《值得重视的几种错误思潮》①一文，发现这篇出自中国社科基金通讯评审
专家李树桥之手的文章，其写作手法和观点倒是比文章列出的思潮更值得注意。
一．不靠谱的"思潮"目标选择
1．虚化现实危险
文章主旨是点评"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一开头就采取排除法，称"新权威主义、新自由
主义"这些"外国的社会思潮"已经被国人关注过了；"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中国古
代的社会思潮"也已经关注过了。言下之意，这些都不属"当今中国的社会思潮"。
断然宣布"新权威主义"是"外国的"，合不合适，还两说。可是把"专制主义"说成中国
古代的社会思潮，却令人大惑不解。专制主义岂止是思潮！它是一种由特殊个人或集团独占
统治权的政体。这种政体，没有代议制机构和宪法，即使有，也只是摆设，权力行使并不受
其制约。我国两千多年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乃典型的专制主义政体。这是中国历史上沉
重而长久的现实，而且至今并未作古，影响力很强劲。荧屏上对专制皇权的高热度吹捧就不
说了，单在权力格局和权力运用上的影响，便叫人不可小觑，除非成心装聋作哑。但作者妙
用"古代"和"思潮"，一方面以过去时态消泯了专制主义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把在我国
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形式虚化成"社会思潮"，好像专制帝王对统治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是
民间想要的。诚然，民间的的确确长期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视为理所当然。但这是由毫无政
治选择的现实铸就的民间思维定势。两千多年专制皇权统治下，人民从来就没有过机会去见
识其他政体。把一种无选择情况下铸就的思维定势说成什么"思潮"，只能转移和遮蔽必须
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2．轻重倒置
排除了所谓"外国的"、"中国古代的"，作者列出了"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的
四大"思潮"：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四种主义，民粹主义居
首，无政府主义押后。读文章便可发现，这一首一尾不仅是重点，而且是鞭挞、讨伐对象，
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则有点像拉来站站台、陪陪场的，比起它们本身应有的分量，下笔
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了。比如，把狭隘民族主义刻意限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活动发
生某些突发事件以后"的特定情况，指这种情况下出现过的"呼喊'抵制洋货'口号，殴打
外方雇主或外国留学生"等表现。然而，狭隘民族主义在我国哪里有这么克制？哪里只限于
作者规定的"对外活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现实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持续时间长、影响面
大、煽动性强，且有着超乎其他思潮的聚集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人的狭隘民族主
义越来越呈现出蔑视人类道义底线的特征。说"蔑视人类道义底线"，并非指文章列举的表
现，而指作者避而不提的那种不分时间场合、更不局限于"对外活动"，随时随地都可能借
事发泄的不良情绪，例如，对别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为杀戮叫好——赵承熙枪击事
件发生后网上相当多基调暴戾的帖子就是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不幸例证。这样一种扭曲的情绪
发泄，把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水准降到令世界吃惊、令国人脸红的地步。
而教条主义肆虐，是我国以及与我国体制相似、有一套国家思想"指导"全社会的地方特有
的现象。宪政民主制度下，是不会出现教条主义为祸整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些国家，各种"
思想"或"主义"多元并存和竞争。此种态势下，任何一种思想，要想继续保持影响现实的
力量，都必须在跟其他思想的对话、论争中完善自身、在对现实及其发展走向的不断认识中
与时俱进；而多种思想之间的张力则既把极端思想俘获民众的可能降到最低，也使任何想把
某一思想抬高成国家宗教的企图成为不可能。真要有那方神圣想用自己中意的主义号令全国
，多半会被当成精神病、妄想狂。但我国不然 。教条主义为祸数十年，人民饱受其苦，至今
仍时时露头，试图重现昔日风光。而且，一旦得势，哪怕只在某一方面得势，都决不会仅仅
限于某些人的大脑活动，而是要强加于全社会的，比如，思想、文化主管者对哪门子教条一
上瘾，时不时发作一回政治痉挛，承受后果的即使不是全社会，也至少是相关领域一大批人
。但《思潮》谈及这种支配欲和"兑现"欲很强的"主义"，十分体贴。尽管也说教条主义
"偏激""执拗"，尽管指它作为"不和谐因素"社会危害大，但把原因归结为"理论上陷
入误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近乎宗教狂热"，这说到底也还是自家人犯错误。
3．政治帽子胡乱扣
"无政府主义"这部分，却叫人迷糊。指斥的似乎是为"文革"翻案，矛头却是"对社会现
状不满"。何谓"对社会现状不满"？"攻击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
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便是。据称，持这种看法的人"把当前社会看得一片漆黑"
。
然而，"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涉及的是事实判断问题，不是主
义问题。认为这说法不实，需要做的是用事实、用数据来辩诬，而不是扣"主义"帽子。但
作者完全避开了"到底有没有抢劫"这一要害，却凭空扣上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无政府主义帽
子，外加八杆子打不着的"为文革翻案"罪名。冠以无政府主义也好，为"文革"翻案也罢
，都是要给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人胡乱披一件不合身外套。
我不想猜测，作者是不是希望选用的外套要让人一看就生憎恶，才在无政府主义之外又拽上
了"为'文革'翻案"。可感到奇怪的是，口口声声警惕"为'文革'翻案的逆流"，却只
字不提正在主流媒体上演的货真价实的翻案现象，比如，把八部"样板"戏奉为经典。这些
所谓"经典"艺术上一文不值倒在其次——"样板"一说就足以让任何对文学艺术稍有了解
的人笑掉大牙——，更重要的是，它们标志了"文革"时期严酷的文化专政，浸透了无辜者
的血泪。
尤令人诧异的是，作者给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的人扣上
一顶"把当前社会看得一团漆黑"的帽子，据此就断言持这观点的人"迟早会把批判矛头指
向新的领导人"；进而指控这是"布下政治陷阱"和"玩弄鬼蜮伎俩"。这可太有讽刺意味
了：声称反对"为'文革'翻案"，可是彻头彻尾的阴谋论思维和置人于死地的政治指控才
真叫人恍若"文革"再现呢。光是那"矛头指向谁谁谁"，就酷似了"文革"时期的恶攻罪
；"布陷阱""玩弄鬼蜮伎俩"，也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论起罪来，跟"恶攻"一样，都在
不赦之列。
然而，罪名如此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却有帽子而无相应证据，有举证但文不对题。无政府主
义的核心观点是把国家看成祸害，并相信可以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权威的条件下组织社会。在
这个意义上，目前是不是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我非常怀疑。中国人历
来崇奉国家权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强制性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更使得人们相信这
种强制力的存在和使用乃天经地义。就算有那么一些无政府主义苗头，恐怕更多的是对愈趋
病态的管制欲的反弹②。所以，首先应该检讨的是社会现状。至于，"对社会现状不满"等
等，跟视国家为祸害的无政府主义，连边都没沾上。
老实说，在思想领域，我不认为谁拥有对真理的独占权，可以动辄宣布什么是错误的，什么
是正确的。即使自认使命在身，要提醒社会大众注意某些思潮的危害，目标选择也该靠谱一
点。不要号称点评"当今中国的错误思潮"，却避实就虚，淡化迫切的有害思潮，绝口不提
最盛行的思潮——权力崇拜。现实中，恰恰是跟专制主义渊源深厚的权力崇拜正如癌症般在
吞噬着我们社会肌体的健康，导致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问题。真要谈思潮，这才是亟待清算
的。
不过，大谈主义的《思潮》最不靠谱的，是该文重中之重的"民粹主义"部分。
二．民粹主义成了砸向现状批评者的政治棍子
一段时间以来，"民粹主义"一词有些不寻常的出现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可能
的危险思潮，基于防患于未然而提出，自然有道理。但如果把民粹主义当成中国当下主要问
题，甚至张冠李戴，藉以回避和转移现实问题，就值得注意了。但《思潮》所作的远不止于
此。
在《思潮》作者笔下，民粹主义是讨伐——不是讨论——的重点。当然，作者可以选择只讨
伐而不讨论，但起码该清楚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拿作者选中的民粹主义射击靶来说，首先
得弄弄明白，什么是民粹主义？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是不是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了？前一问题
涉及理论，后一问题涉及对现实的判断。谁也不能说自己理论上一定正确，事实判断一定准
确。但既然利用媒体公共平台谈民粹主义，读者自然有权要求作者所谈名实相符，也有权要
求现实判断不要离事实太远。
那么，还是从基础开始。
1．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并非一个版本，至少有以美国人民党主义为代表的版本和俄国以激进
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版本；不是一种走向，发展趋势和结果可能是极权主义，也可能
被吸纳进民主政治之中。
在美国和俄国，它们是几乎同时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的运动或思潮。美国的人民党主义与俄
国民粹主义有区别，但在关注农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人民党运动是起于19世纪后期美国中
西部和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主张以广泛的经济政治立法来促进农民的利益。当时的
美国，一些人以阴谋方式占有金融和政治权力并藉此谋私和排斥人民。这一现实使人民党主
义者大多不相信代议制民主，而倾向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运动持续了二三十年，虽
然最终在19世纪末濒于崩溃，但它的政纲和实践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政治，许多州关于全民投
票公决、公众创议权——即选民可以不通过代表而提出立法议案，在公民表决中进行投票—
—、镇民大会、以及罢免等保障和强化公民参与权的宪法条文中，就有人民党主义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阶段。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
农民的宗教性传统和价值观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
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无政府主义并非绝对消极——在它作为"其他思想体系和运动的批判精神的一种来源"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22页）的意义上，就不乏积极性，民粹主义同样不可轻
率定论。无论美国版本还是俄国版本，本身都包含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发展因子。而且它
并非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政治心态，往往要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相结合。例如人民
党主义，当它"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的结合，或者向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的转化，有两种
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党为国家所规定的角色。"当人民党主义运动或集
团被吸收进那些具国家主义性质的政党，"由于国家主义（崇尚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固有的
、趋向垄断权力的必然发展，权力将会集中到极少数'精英人物'乃至某个几乎无所不能而
又被自愿地推上绝对权力宝座的领袖人物手中。但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连怀疑也
被保藏起来"。纳粹时期的德国是这样；稍上点年龄的中国人，对此也不会陌生。
但另一种情况是被吸收进民主政党或政权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及其官僚集体和强制
力量均被置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上的人民控制和人民决策机构的制约之下。" 瑞士联邦制
那样的体制，就"接近于人民党主义那种基本上是非集中化的、反国家主义的、参与制的理
想"。在美国，如前所述，这种草根政治的理想，也通过被许多州纳入宪法条文的全民公决
、公众创议权、罢免权等，有所体现。③
这种体现于制度安排上对精英分子的疑惧和对人民的信任，使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平民
主义的民主制，或者也不妨把这类制度安排视为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
一般而言，"极端"常常意味着把事情推向反面。但我认为，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制度中包
含某些民主的极端形式（如全民公决、公众创议权、罢免权等），并不等于就极端民主化了
。实际上，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类因素，它们对精英政治构成某
种制约；反过来，这种体制下的精英民主制成分也制约着平民主义。所以，在制度层面，极
端不极端，要看有没有足以与之形成对抗性力量的要素。
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有着在原本并非截然对立的价值之间作绝对化取舍的倾向：信任人民
而怀疑甚至反对精英分子，强调大众参与而反对代表制，要求平等而反对一切等级关系，以
及对外来者的排斥态度等。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信任人民、强调大众参与、要求平等（其实
对民主来说，这些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于对精英的排斥、对代表制的反对等方面。正
是这种极端平民化情结，使民粹主义容易被政治煽动家利用。
民粹主义在我国有没有影响？当然有！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涉的年代开始，一直
到"文革"时期，都不难发现民粹主义的影子。至于曾经由政治权威定论的"农民运动好得
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就不仅是民粹主义的，而且是民粹主义的极端
。只不过，这样极端的判断不会运用到口衔天宪者头上。
不过，近一二十年间，社会政策向富人、向权贵倾斜，通过挤压平民的生存、就业空间给富
人、权贵让路，乃基本的社会现实；政治表达上的极度不对称也是基本事实。与这种社会经
济、政治现实相应的，是透着强烈势利气息的社会风气：吹捧权贵、蔑视平民特别蔑视是农
民和城市下层——不久前媒体披露，某市有市民拒绝与民工同乘一辆公交车。仅这一社会生
活细节，就透露了太多沉重信息。
如果说民众与精英关系上的"极端平民化"是民粹主义主要表现，恐怕当下中国的问题恰恰
相反。
2．《思潮》把什么当民粹主义？
"有人说民粹主义是农民社会主义。有人说民粹主义是民主极端主义"。开头部分这两句话
表明作者知道民粹主义有两大来路。可是却迈过两大民粹版本的特征、发展方向，一下子就
锁定在"草根"、"激进"上。接下来引用俞可平相关文章，断章取义地选取了有利于把民
粹主义锁定在"草根"、"激进"上的表述："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
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
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草根"与"平民
化"的相通性，讨伐对象便兑换成了"平民化"。然而，无论"草根"或"平民化"，本身
并无贬义，毋宁说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以"草根性"、"平民性"为底色的。只是，极端了，
失了平衡，就会出问题，甚至走向反面。《思潮》作者引述时倒是保留了作为"平民化"定
语的"极端"二字，实际上却没有理会这至关重要的两个字；更没有理会民粹主义的复杂影
响和不同的发展走向，比如，被纳入国家主义之中，或者与自由派结盟、被民主政治所吸纳
。于是，经过按需所取和非逻辑的跳跃，民粹主义就莫名其妙地与"平民化"成一回事了，
而且民粹主义的多面性也不见了，只剩下纯粹的消极性，随后开始的严重政治指控表明了这
一点。且看以下指控：
"有些人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否定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及
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制造平民群众和精英群体的对立，在客观上起了激化矛盾与撕
裂社会的作用"。"他们……苦心孤诣地聚合并渲染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把改革开放以后
新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妖魔化。""民粹主义喜欢'恶搞'，一阵子把国有企业的高管说得一
塌糊涂，一阵子把私营企业家说得一无是处。"
这一揽子指控充满诛心之论，对此倒不必在意。可这些指控究竟是怎样跟民粹主义联系起来
的呢？文章没有显示。唯一可以勉强把二者拉扯在一起的，就是那个"平民化"。因为，"
打为民请命的旗帜"、"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制造平民群众和精英群体的对立"的
指控中，都少不了"平民"。然而，"打着旗帜"也好、"制造对立"也罢，都意味着搞阴
谋。指控别人搞阴谋，得用证据说话。证据呢？是这些人"指责我们的改革发生了方向路线
问题"，"把……企业家妖魔化"。所谓"妖魔化"，就是"把国有企业的高管说得一塌糊
涂"、"把私营企业家说得一无是处"。可是，这仍然都是作者的断言而不是证据。如此论
证方法够奇特：每当需要证据，便提出新的断言，结果形成了一种不断用新断言来证明前面
断言的无证据长链条。证据是没有，不过，在蔚为大观的断言链条中，隐在民粹主义背后的
真实的讨伐对象已见端倪，紧接着的设问更挑明了目标所在：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没有人盗窃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非公经济的'第
一桶金'是否合法？"——原来，一连串指控是冲着揭露批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和利用非法
手段暴富现象而来的！
两个设问所涉问题关系到全社会所有人的正当利益有没有受损，经济运行是否健康、有序，
什么样的制度缺失需要面对，等等。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探究对象，而
且人人有权过问。可是《思潮》作者霸气十足一句话就要大众和媒体统统闭嘴："这一类问
题是司法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这些是在法庭上进行听证和判决的问题，而非在媒体上
进行讨论和炒作的问题"。——想封住大众和媒体之口，这着急上火得很没来由，而媒体"
炒作"之说则离事实太远。媒体的实情是什么？是炒"皇"、炒"星"、炒花边新闻的空间
大得出奇，偏偏在最该发挥作用的舆论监督上动辄得咎，搞得媒体的自我审查已经深入骨髓
，这几年更甚。经由媒体披露的重大经济案件（无论国企还是私企），比事件本事慢了许多
步，早就不该是新闻了。严格说来，这是媒体失职，尽管媒体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思潮》
作者甚至霸道地以"司法问题"为由否定在媒体"讨论"的权利。然而，"司法问题"就神
秘得到了连媒体讨论都要禁止的地步？不让公开讨论，莫非只能"腹诽"？只能"道路以目
"？
这且不说了。可是，要讨伐的不是民粹主义吗？揭露批评国企高管和私营企业主中的问题跟
民粹主义有何相干？
但作者用一种令人大开眼界的方式硬把二者扭在了一起。叫人闭嘴后，便描绘出一幅劳资关
系和谐，国企、私企精诚合作、协调发展的图景。紧接着词汇一变，指控就转回民粹主义了
："民粹主义极力在工人群众与企业家之间制造对立，表面上为工人群众争利益，实际上是
从就业、税收和工资等方面摧毁工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动摇国计民生的根基，侵害工
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知道作者意识到没有，这段话其实把"工人群众"看成了企业
家施与恩惠的一方。
"制造对立"、"摧毁生存发展机会"、"动摇根基"、"侵害根本利益"……罪名大得吓
人。证据呢？一如既往，没有！但正如在前面一连串断言链条中露出的端倪一样，这段指控
字里行间也透露出，真实目标是对国资流失、暴富现象以及弱势群体遭遇的不公正提出批评
的人。作者在多得令人咋舌的无证据断言中绕来绕去，说穿了，其实就用了一个公式：揭露
批评国资流失和种种不合法致富现象，就是反对精英；道出弱势群体的困窘，呼吁公正、呼
吁善待社会下层，就是"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就是"否定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
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批评也好，呼吁也罢，都是在"制造对立"，都是民粹主义的
表现。
至于国资有没有流失、暴富群体中有没有不合法行径，弱势群体有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等
等，全然不在作者视野之内。遗憾的是，回避了这些关键性问题，一连串判断全成了信口开
河。
3．睁眼瞎还是屁股决定大脑？
比信口开河更糟糕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作者就劳资关系发表的宏论，怕是会让人以为撞见外
星人了呢：
"工人群众和企业家本是利益与共、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同一体"
——好像劳资之间原本亲密无间，无须博弈、谈判，中国更是不存在劳资冲突的理想国！似
乎压低工人薪金、欠薪、逃薪之类损工人以肥资方是媒体凭空编造的，总理为农妇讨薪、国
务院规定限期清理拖欠工资是多此一举！
"民粹主义……从就业、税收和工资等方面摧毁工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动摇国计民生
的根基……"
——好像是企业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付的工资给了工人生存发展机会，似乎就这一个群体身
系着国计民生的根基，其他群体都白吃饭来着。然而，那些被认为从资方得到生存发展机会
的工人，特别是其中低收入高付出、无保障的农民工，他们为国家经济所作的贡献一点不比
企业家少，可以说，没有他们，城市建设将立即陷于瘫痪。如果作者尊重这一基本事实，肯
定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离谱，话里话外大有资方养活工人、工人仰赖资方的意味。尽管也说"
利益与共"之类漂亮话，却掩不住颂扬资方、为资方辩护的立场。作者的颂扬、辩护立场，
也从语言表达和所选词汇上耐人寻味的不平衡中透出。比如，凡提及工人和"企业家"，搭
配词分别是"群众"和"群体"，无一处例外、决不混用，尊卑贵贱泾渭分明。不过，最表
明作者立场的，还是那种一触即跳，动辄给揭露和批评我国劳资关系问题的人扣帽子、罗织
罪名的做法。
罗织的罪名，诸如"制造矛盾"、"撕裂社会"、"动摇根基"，条条非同寻常。然而，劳
资矛盾是批评者制造的吗？前不久，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动工资处处长陈秀庆说："
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欠薪则是其核心"。对不起，这是媒体披露的。来源
是南方周末5月10日第18版。按作者的逻辑，南方周末在炒作、这位陈处长在制造对立、在摧
毁和动摇什么什么根基。刚在网上看的一个新帖，大概也属此列。帖子上有幅图片，拍的是5
月21日河南郑州刘庄蔬菜批发市场门口横幅："拾菜偷菜下贱可耻"。在蔬菜价格暴涨的情
况下，一些贫困市民靠拾菜叶解决一些生计，竟成了公开打击对象，还用上了"下贱"、"
可耻"这种在政治文明的国度肯定引起诉讼甚至政治事件的极端侮辱性词汇。
对这些，作者尽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抵死不不承认；也尽可以坚持认为劳资关系是和
谐的，社会底层没有受欺侮、没有遭到不公正，对立、冲突是民粹主义制造的。只是，认为
"劳资冲突已是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有事实有数据，2004年，建筑行业累计拖欠工程
款就高达3660亿元；交通、铁路等行业拖欠情况还逐年增加。而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和社会
地位，仅从昨天那幅标语，就可以读出很多很多，除非没心没肺。
作者批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之为民粹主义，不是因为强调平民化，而是把这一点推向极端
。可作者自己这种一边倒、不平衡又该叫什么主义呢？
4．一点厘清
《思潮》谈民粹主义，整个一风马牛。但的确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民粹主义
当成棍子，谁批评强势群体、站在受损的平民一边，民粹主义帽子就可能扣向谁。前一阵重
庆杨武夫妇为维护自己私宅而进行抗争，此举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被有法学家说这是民
粹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所谓"体制内著名知识分子"失去道德感召力，面对这一事实，有
的人不反省知识分子自身在这些年出现了什么样的分化、其中一些人陷入了怎样的道德沉沦
和腐败堕落泥沼，却说他们被民粹化思潮妖魔化了……
民粹主义如此方便地成了可以随时抡起来砸人的大棒。
然而，站在受损的底层或平民一边说话，并不就是民粹主义；批评"精英"也并不就是民粹
主义。
谈底层处境困顿、谋生艰难，是在表述一个事实；认为农村人也好城市底层也罢，都不是受
歧视和虐待（尤其受来自公权力的歧视、恶待）的理由，谈的是国民同等待遇问题和导致国
民待遇不公现象的体制问题，而不是在对这部分民众进行道德评价，不是把他们的价值或习
惯理想化，更不是要否定其他阶层的贡献、排斥其他阶层的利益。
迄今为止，谈及底层，主要还是基于民生多艰的现实，呼吁社会公正，呼吁善待底层、给留
一条自救、谋生的路，并不涉及对平民价值观的判断，与民粹主义无涉。拿舆论对杨武夫妇
的支持来说，我看就不是因为其平民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广泛共鸣。就在四月
间凤凰卫视晚间一次访谈节目，一位为被拆迁户打了多年官司的律师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
案例。其中一例发生在武汉：几十户人家，上班时间家中物件被所谓拆迁公司搬运一空，没
了踪迹。三年多过去，至今未获解决。受访律师还披露，在有些地方，法院判拆一户，该法
院可得一万元，主审法官可得五万元。如此一来，法院肯定很有动力判强制拆迁。该律师披
露的这种黑社会式的强制拆迁以及政府台前台后扮演的角色，并非个别情况，而已经成普遍
模式。靠近成都的郫县正在进行的开发，就是先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出面"摆平"。在这样
的背景下，杨武夫妇的抗争得到广泛支持，很自然也很合情合理。
如果说"相信人民"、把平民理想化是具民粹主义性质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不是我国的现
实。现实情况不是"相信人民"，更不是美化底层，而是人民很没分量，是把底层当潜在罪
犯、准罪犯的势利心态。诚然，包括进城谋生农民在内的底层中，犯罪现象的确不少，但动
辄把底层犯罪率作为诸如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或给外来人口进城设置门槛理由的人，却闭口
不谈以下事实：第一，论犯罪率，我国掌握或靠近公权力的公务员群体特别其中的官员犯罪
率也很高——即使在媒体披露官员犯罪的难度和风险很大的情况下，已经披露出来不过冰山
一角的官员犯罪涉及面之广之深，也令人触目惊心，往往一扯就是一窝——；对社会的现实
危害和长远危害最大的也是这个群体。第二，底层犯罪，很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比如，为了
所谓城市清洁而驱赶各种非正规就业的人而断人家劳动谋生的路，就必然生出许多事端。最
近有人撰文呼吁"在把底层逼成杀人犯之前请善待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再拿一些民
营企业和个体户偷税漏税现象来说，不堪重负的高税收和税外收费无底洞应是原因之一。相
反，官员犯罪不是生活所逼而是欲壑难填，是凭借本应服务于人民的公共权力去侵犯和攻击
人民的权利，如果非要说犯罪官员也有被迫的情况，也多半是迫于官场潜规则。
至于"精英"群体名声不佳，越来越成为批评对象。对这个现象，依我看，如果是精英的话
，不必过度反应。第一，精英群体事实上在社会上占有或支配着更多资源，受到更多关注或
批评，应是社会的常态；第二，当招致了广泛批评，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即使遭到误解，也没必要动辄拿民粹主义帽子砸人
，至少应该分辨针对着精英群体的社会情绪是根本要排斥精英呢还是对精英群体的作为表示
不满或失望。第三，谈及精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我国目前语境下，"精英"中
包括了太多伪精英。此处无意展开，但引述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亨利遗作《为精英主义辩
护》中一段话。他说，"美国社会中同样遍是头脑糊涂的精英分子，其中有的人起的作用极
坏。有些人凭借出身或宗教信仰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于这种人我根本不会去为他们辩
解。有人不是凭借学识和成就，而是靠着其他途径跻身于一个得享荣宠的小团体里，而且为
此自鸣得意。这种人令人生厌……"还说："一旦才干不再是担任政府官员的唯一条件，信
奉精英统治和偏狭就没啥两样。"④我国的情况，远比威廉．亨利说的糟糕，招致广泛的批
评甚至反感，再自然不过。动不动就挥舞起民粹主义大棒，其实是缺乏底蕴的表现。
回到《思潮》，我想说的是，谈思潮不能不关注当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当权力成了社会上
唯一不断升值的硬通货，这个社会就已经被置于火山口了。作者文末表示要"排除各种各样
的干扰"。"排除干扰"一说过于霸道，但我相信本意是想维护社会和谐。可是，如果不对
权力的胡作非为这一最大乱源保持警惕，反而在"排除干扰的名义下"封言路，恐怕结果会
南辕北辙。
完稿于2007年5月24日星期四
注释：
①载《改革内参》2007年第9期。同一文章以《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点评》为题出现在2007-04
-09 经济观察报网络版http://news.163.com/07/0410/08/3BN3MJ9Q000121EP.html，并有
光明网、南方网、网易、新浪、搜狐等各大中文网站转载。
②自辛亥革命以来至五四前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中流行过无政府主义。"文
革"时期，则是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然而，在我看来，"文革"只是形似无
政府主义罢了。因为，即使那些喊"踢开……闹革命"的人，也仍然效忠于或者至少必须声
称效忠最高权威；而且事实上他们大多也只是最高权威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但这些
不在本文论域。本文怀疑是否已经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这一表述仅限于当前。
③这部分主要采用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民粹主义"辞条的解释，并参考
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关辞条。引文均出自前者。——作者
④威廉．亨利著、胡利平译《为精英主义辩护》第18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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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02 李树桥：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点评

一些年来，国人关注过外国的社会思潮，如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也关注过中国古
代的社会思潮，如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现在到了应该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今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竞相争锋和互相
激荡，给人一种回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感觉。大众媒体每天都刊载许多持有各种各样
理论观点的文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现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国家发展的
主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错误思潮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值得引起
人们重视。这些错误思潮择其要者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
民粹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内涵十分复杂，也十分模糊。有人说民粹主义是农民社会主
义。有人说民粹主义是民主极端主义。不过有一点比较清楚，在人们谈到民粹主义的时候，
往往与"草根"、"激进" 等关键词相联系。俞可平同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一
文中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
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我觉得他的概括是恰当的。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
，都是一个由多阶层民众构建起来的有机整体。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和谐相处，是
保证国家稳定、社会祥和、民众安康的重要政治基础。平民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应给予有
效的维护和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正确的轨道上跑偏，走向片面，那就有
问题了。现在就有人借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名义，否定其他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及其在社
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制造平民群众与精英群体的对立，在客观上起到了激化矛盾与撕裂社
会的作用。这股思潮至少可以说带有民粹主义倾向。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由于有些方面的配
套改革不同步，带来了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也有的企业，工会组织形同虚设
，工人群众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已经采
取适当措施进行解决。关心这些问题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抓住上述问题上纲
上线，指责我们的改革发生了方向路线问题，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他
们把国有企业改制和发展非公有经济中的问题加以放大，把改革开放以后新成长起来的企业
家妖魔化。民粹主义喜欢"恶搞"。一阵子把国有企业的高管说得一塌糊涂，一阵子把私营
企业家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只顾得一吐为快。国计民生发生了什么困难、挫折，他们不负任
何责任。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没有人盗窃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非公经济
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这一类事情是司法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任何公民发现贪腐案件
，掌握确凿证据，都有权利有责任向法院举报、投诉。这些是在法庭上进行听证和判决的问
题，而非在媒体上进行讨论和炒作的问题。工人群众和企业家本来是利益与共、相辅相成、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同一体。没有娴熟于创业和管理的企业家，只有工人群众怎么能够办
好企业呢？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企业能安排那么多人就业？民粹主义极力在工人群众与企业家
之间制造对立，表面上为工人群众争利益，实际上是从就业、税收和工资等方面摧毁工人群
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动摇国计民生的根基，侵害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民粹主义与大众利
益表达有什么区别？我看起码有这样两条不同：第一，正当的大众利益表达一般是理性的，
而民粹主义往往情绪化；第二，大众利益表达一般会照顾全局利益，而民粹主义只强调平民
阶层利益，排斥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使平民阶层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实现。民粹主义是当前
我国社会重要的不和谐因素之一。在中国思想界，不能听任民粹主义占领市场。
狭隘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如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
中具有革命和进步的作用。但把它推向极端，推向狭隘，把它泛化，就成为民族的祸害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规模空前扩大。这就产生了两
个问题。第一，是用什么心态看待国际资源和外来文化？是把外来资本、管理经验、科学技
术看作可以补己之短、为我所用的宝贵资源；还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上述外来的东西看
作是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说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是把外来的文化
视为可以从中获取有益营养的"奶酪"，还是把它看成"精神污染"，极力地进行抵制和批
判。其实，中外文化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而是互有短长。它们互相交汇
、碰撞、融合、吸纳，才能孕育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第二，在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
流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免不了产生中外摩擦与冲突。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国人
是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按照国际法和世界贸易规则以及国际惯例进行解决；还是以情绪化
的态度来对待，诉诸于不符合国际条约与惯例的极端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活动发
生某些突发事件以后，就曾经发生过呼喊"抵制洋货"的口号，欧打外方雇主或外国留学生
，砸碎外国驻华使领馆或外资餐馆玻璃等事件。这是很不合时宜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劳动分工与社会化协作早已突破国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全球视野
、国际眼光、世界胸怀，已经成为国际主义在当代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何善于处理涉外事件
就成为当今区别国际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分水岭。狭隘民族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
的剧烈反抗，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肆意破坏，是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侵害。我们
的国人对这股错误思潮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严正的态度。
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经深受教条主义之害。革命战争年代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才彻底
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从宏观角度看，当时王明的教条主义属
于一种空间性的教条主义，即把外国的、异域的革命经验当作教条，来衡量、评判我国的革
命实践，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攻击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
他们在认识论上犯的错误是"空间错位"。在今天，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
党内和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他们把毛泽东时代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当作教条，来衡量、评判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说什么"邓小平理论是实用主义的
理论"，攻击我国改革开放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时间
性的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所犯的错误是"时间错位"。新型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已经走入误
区而不自觉。他们还自以为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早已与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背道而弛。这种时间性教条主义者大致是两批人，一批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
的老同志。他们主要是通过阅读《联共（布）党史教程》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批人是解放
后成长起来的较为年轻的同志。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重点学
习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批人中真正下功夫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人
少之又少。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都是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很多人信仰马克思
主义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而是出于感情上的热爱和忠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近乎
于宗教狂热。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对起改革开放来才表现得那样亢奋、偏激、执拗。这种
新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直接对抗，是当今
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无政府主义
现在竟然有人站出来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彻底否定的"文革"翻案。他们人数不多，
呼应者甚少。为文革翻案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原因很多，比如几十年来我们把"文
革"作为禁区，不准对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使许多人对文革缺乏基本的认识；
现实生活中又出现了腐败、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引起人们的不满，等等。对于这些本文不
打算作全面的剖析，但是应当严肃指出，为文革翻案的逆流中所反映出的一股无政府主义思
潮特别值得引起警惕！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观察，"文革"实际上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和上
层文革派的左倾思潮与民间文革派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恶性结合。经过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左
倾思潮在我国各级政府决策层的影响已经基本肃清。上层文革派如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
早已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当年民间文革派即通常所说造反派的大多数经过时代的洗礼，已
经改变了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潮流,其中有些人还有卓越表现。但当
年民间文革派所迷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却通过亲缘或师生等社会关系传给了下一代。现在站
出来为"文革"翻案的活跃分子多是年轻人。十年动乱时他们或者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或
者还没有出生。他们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和说话腔调却与当年的造反派一脉相承、毫无二
致。当年造反派有个著名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今天的文革翻案派大肆攻击、极力抵毁
我党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他们表面上加以恭维，实际上对于胡
温主持下所进行的改革以及社会现状极其不满。比如他们攻击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
分置改革意味着原始积累大抢劫的最后晚餐"。他们把当前社会看得一团漆黑。他们迟早会
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的领导人。对于他们布下的政治陷阱和玩弄的鬼蜮伎俩，遭受过文革劫
难的过来人一看便知。文革翻案派的内心深处是要搞"踢开党委求发展"。如果听任这股无
政府主义思潮继续蔓延滋长，万一惹起文革期间那种派性斗争死灰复燃，甚至"全面内战"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要遭受巨大损失。
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面对当前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并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坚定不
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祉，尽到我们这
一代人的责任。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2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 原载 天益
Wednesday, October 10, 2007
本站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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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01/10/356622_12422327.shtml

人民网-环球时报-什么是民粹主义

什么是民粹主义
2005年06月29日

　　编辑同志：最近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民粹主义"这个词，请问什么是民粹主义？
　　湖北读者  郭飞民

　　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 想，把平民化和大众
　　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 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 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
　　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 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 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刘诚）

    《环球时报》 (2005年06月29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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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 主义）

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 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菁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 就是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对于这些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仍未有确切的定论。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概述
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基本上它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端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
民粹主义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菁英所压制或阻碍，而国家这个工具需要从这些自私自利的菁英 团体取回，用来改善全民的福祉和进步。因此民粹主义者被认为会运用巧妙辞令来诉诸于一般人民关切的经济、社会、及其它常见的问题。1980年以 后，大部份对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都把它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型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最近数十年来，民粹主义运动领袖在左翼和右翼都有见 过（如
Canovan, Kazin, Betz）。民粹主义的相反词是精英主义。
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菁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然而执政后却往往是另一回事。民粹主义融合了反对执政政权的政见，有时候 也会融合民族主义或是种族主义。许多民粹主义者将诉求重心放在特定的地区或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例如劳工阶级，中产阶级或是农民等等。通常他们运用 二分法的政治语言，并且自称代表多数人民。
所谓"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迎合"人民"，通常反对菁英份子，也常常反对外来者及外国人，其形式多种多样。对人民的信任最直接 地导致平民主义的直接民主制诉求，它反对代议制，力求让权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里。其最具特色的制度设计为：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诉诸公投； 另外便是公众创制，即选民可以不通过民代而直接提出立法议案，以在公民表决中进行投票；还有罢免权，它能迫使民代们在选民出现不满时提前接受选 举。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州在平民主义压力的影响下颁布了这类宪法条款。平民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视为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进行民粹主义式活动的政治人物都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有些政治人物只是采行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他们被批评为只是利用 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语言当作组织的策略，而实际上，并无意也无心做平民的代表。甚至在二十世纪末的某些国家，民粹已经是挑动族群冲突、以获取部份人 政治利益的代名词。
民粹相关历史
民粹主义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份量。在拉丁美洲出现了许多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在美国，则是在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出现 了许多政党，像是人民党（Populist
Party）、美钞党（United States Greenback Party）、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单一税（Single
Tax）运动、进步党（United States Progressive Party）、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脩义·龙（又译辉·龙）（Huey Long）的"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运动、美利坚联盟党（United States
Union Party）。一些早期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直接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而其它民粹主义者则有偏右的色彩，像是柯林神父（Father Charles
Coug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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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502/22/142_1230874.shtml

080424 南方周末 吴稼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4月24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民粹的激情,易燃也易灭。　　邝飚/图

　　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 由。

　　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强。

　　□吴稼祥

   民粹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关注，绝非偶然。健康的学术思想之于社会，如同白细胞之于人体，对任何入侵的病毒总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气 温的突然变化广泛流行一样，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则借助社会急剧转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作用越大。一个世纪以前，它携带着无政府主义和西伯利 亚寒流抵达中国，后来又寄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变形为极左思潮，不仅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还造成了建设时期的急躁冒进，想从 人民公社直接进入 共产主义，比俄国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动作还要大，结果自然是鼻青脸肿。

变形金刚与政治调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历史欺骗了自己：以为民粹主义就等同于价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极左。从秦晖《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 班牙旅行笔记〉有感》一文来看，他似乎有被蒙骗的嫌疑，这不仅从标题上可以看出来，从下面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 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 根本的原因是寡头 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 众，使正常的市场经 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 派，也提倡一种非民 粹主义的左派。"
    虽然有"非寡头主义的右派"和"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晖看来，寡头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是极左，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民粹主义是变形金刚，它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 台，这个国家的民 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 极右翼政党，特别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 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虽然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尚绿，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义"，因为它和法国的"民族阵线"、奥 地利的自由党一样，都患上了"恐外 症"，前两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 的支持希特勒政策 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
    这说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价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还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对对它的主张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对甚 至制造被他们妖魔化的集团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担心对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罗·塔格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价值 "空心化"的政治 工具。它像适用于各种菜肴的调料一样，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它像要附体的孤鬼游魂一样，到处找其他意识形态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调 料，自己成不了一道 菜；它是政治幽灵，自己成不了行动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种比较温和、无论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场推向极端。
    极端，是所有民粹主义思潮共同分享的特点：左是极左，右是极右，保守是极端的保守，激进是极端的激进，民主是极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陈 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独裁是极端的独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暴力是极端的暴力——美国三K党、俄国民粹主义暗杀派以及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的恐怖暴 力……

"颠簸稻谷"与剩余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价值为什么是"空心"的？因为它是一种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别，而"人民"这个概念却是 "空洞"的。价值的"空心化"来源于核心概念意义的"空洞化"。从下面这个对话，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彻底语塞）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着"为人民服务"的鲜红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怠慢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 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在具体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但你绝对找不到"人民"，为人民服 务，结果就变成了为 无人服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运用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意义诊断法（图像诊断法和语境诊断法），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进行了诊断，发现"人 民"这个词，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棋子，一个与现实不发生摩擦力、自我空转的词，一张无法兑现其承诺价值，从而也花不出去 的大额钞票。
    那么，民粹主义又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变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义或被识别，因此，民粹主义者一般不是先识别"人民"，而是先识别敌人，把敌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谓的 "人民"。这种工作，就很像过去农民用簸箕颠簸稻谷的工作，在开始颠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该留下的好稻（道德饱满的人民和平民），哪 些是该扬弃的瘪稻 （道德堕落的腐败分子，反动精英，主流经济学家，汉奸，殖民主义，自由化分子，外国掠夺者等等），每颠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点，瘪稻就推 前一些。越在后面 的稻粒越饱满，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说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这部分"人民"被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称为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 （heartland）。处于心脏地带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剩余主义者，从整个簸箕的居民 中颠簸掉少数集 团，剩下来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颠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颠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瘪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妖魔化的集团或族群。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面对的社会危机不同，同一时期同一 国家持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对要颠簸掉何种妖怪的认识也不一样，结果，敌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者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来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铁路当局，剩下来的"人民"，当然是南方农民；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纳粹分子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自然是犹太民族，剩下来的"人民"主要是血统优越的雅利安人；以20世纪末期及 21世纪初期的北 欧新民粹主义者之见，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那些靠高税收维持生活的贫民，和沾本国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则是那些本土有产 阶级。如果说美国 人民党民粹主义要求的是平等的话，德国纳粹和西欧新民粹主义要求的则是特权，它们惟一没有要求的东西，是自由。因此，说民粹主义是反自由 的整体主义，也并 没有错。

左手，右手与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义思潮当作一个人，他应该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谓后手，就是把社会拉向倒退的手。几乎所有的民 粹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怀念过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样，饱满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积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瘪稻才浮在上 面，跳到前面。 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有道德的人在底层，理想的社会在过去。俄国民粹派是这样，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和欧洲当代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当前 的民粹主义思 潮也大体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远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较近的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者，一般是党内传统左派及其情绪的继承者和将其表述现代化的"新左派"，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一切都不对劲，毛泽东时代才是黄金时代，没有腐败，没有卖淫，没有毒品，没有卖国的金融资本，也没有不平等，道德也不这样 堕落，中国在 世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被老美牵着鼻子走，那时，只有别人怕咱，咱怕谁了？往后看得比较远的中国当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时代，甚至先 秦，他们推崇 的是所谓"政治儒学"，是《春秋公羊传》里宣扬的"大一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对先秦文献里提到的以天朝为中心的所谓"天下体制"十分着 迷。
    但是，民粹主义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样，同时用所有的腿，他们一般一次至多用两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政治儒学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 同时并用的还没有见到。显而易见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左翼，因为它不反对民主，它反对的只是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体——代 议制民主，他 们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彻底的民主，所谓直接的民主就是经过打磨的"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对此有充分论述；所谓彻底的民主就是在政 治民主之外， 还要有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产权的平等，这是对财产公有制的另一种说法，汪晖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儒学派"和"天下主义派"则是中国新民粹主义的右翼，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对现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题为《超越西方民 主，回归儒家本源》的长篇文章里，蒋庆先生写道：
    "当代儒学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 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
    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但它知道别人是民粹主义。想从中国传统里寻找"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资源的盛洪，这样写道，"近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 精英的运动。 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
    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儒学派确实很像民粹主义的对立面——精英主义，实际上，它和新旧左派共用着一个身体——向后看，反西方、反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 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义当作"人民"；而赞成"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蒋庆的用语），被右翼民粹主义当作 它的"心脏地 带"。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 强，一个存在是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极端是另一派走向极端的催化剂。
    但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都无法回答各自的问题。对于右翼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做到"天下为公"，你如何能做到？对于左翼的问题 是，假如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都搞不好的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424/ed/dck/200804/t20080423_43555.htm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80424/ArticelE31003F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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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227/06/45961_927459.shtml

0709 斯·齐泽克：抵御民粹主义诱惑

作者：［斯洛文尼亚］斯·齐泽克
文章来源：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
 
（查日新 译）

　　美刊《批评探索》第32卷第3期(2006年春季号)发表了齐泽克的文章《抵御民粹主义诱惑》，齐泽克对拉克劳的民粹主义概念进行了修正，认 为民粹主义是某种形式的政治逻辑，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身的合法化。齐泽克在文中对当前多种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分析。文 章主要内容如下。

　　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方案说"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一个能清楚地表明在"法国理论"中被称为飘忽不定的能指的例子：这个"不"有着含混的、 不一致的、多元决定的含义；它既包含对工人权利的维护，也包含种族主义思想；它既包含对某种被感知到的威胁和对变化的恐惧的盲目反应，也包含朦胧 的乌托邦愿望。我们得知这个"不"确实是针对许多对象的：针对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新自由主义，针对希拉克和当时的法国政府，针对从波兰涌入的移民劳 工(他们的到来降低了法国工人的工资)等等。一场真正的斗争正在进行当中：争夺的是这个"不"的含义——谁将占有它?谁能把它变成一个内在一致 的、替代性的政治视角?

　　如果存在一种对"不"的主流解读，那就是克林顿的一句旧格言"那是经济问题，愚蠢!"的新变体：这个"不"可能是对欧洲经济令人沮丧的局面的 反应，与其他新近出现的强势经济区域相比，欧洲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都停滞不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反应，一个代表享有特 权的欧洲人的惰性反应，一个代表那些坚持旧福利国家特权的人的反应。担心任何真正的变革、拒绝全球现代化带来的新世界的不确定性，两者触发了"老 欧洲"的这种反应。支持说"不"的是危险的、"非理性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下，难怪欧洲的"官方"反应几近恐慌，狭隘的地方性拒绝开放和 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人们已习惯了听这样的抱怨，说选民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在下降，结果忧心忡忡的自由派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公民社 会主动精神的幌子下大谈民众动员的必要性，大谈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的必要性。然而，当民众从不关心政治的沉睡中醒来，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右翼民 粹主义的反叛——难怪许多持技术统治论观点的开明自由派人士在想迄今的"冷淡"到底是福还是祸。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那些看上去纯属右翼种族主义的因素实质上是工人抗议诉求的一种变形。当然，在要求阻止外国移民劳工的诉求中有种族主义因 素，因为后者对就业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应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从后共产主义国家涌入的移民劳工并非是某种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的结果，它实际上 是资本为了限制工人的要求而采取的策略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墨西哥非法移民地位合法化方面，美国的布什比深受工会压力的民主党人做得要多的原 因。所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右翼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是今天最好的论据，说明"阶级斗争"远未"过时"，反而在继续——左翼人士应从中汲取的 教训是，不要犯右翼民粹主义以迷惑人的方式把仇恨移置到外国人身上的错误，不要犯"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即站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立场 上反对民粹主义者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倾向，而抹去了其移位了的阶级内容——尽管这样做是想表达关爱，但对文化多元主义开放性的一味坚持实则是对工人 阶级斗争的背信弃义。

　　今天的政治领域不仅有后政治治理和民粹主义政治的两极化倾向；贝鲁斯科尼向世人展现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如何能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内共存：如贝鲁斯 科尼的"前进，意大利"运动!但这种现象不能作为说明后政治民粹主义的例证，即那种以民粹主义方式使自身合法化并持中间路线的政府。同样的情形是 否也适用于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和美国的布什政府?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否在逐渐地取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立场，而以一种对后政治统治的"自发"补充 方式出现?以其 "伪具体而微"的方式出现?以其转换成诉诸个人切身经历的方式出现?这里关键的事实是纯粹的后政治(这样一个政权的自我合法化必须是彻底地奉行"技术统治 论"的，因而表现出它是有能力的政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我合法化。

　　民粹主义：从概念的矛盾说起

　　法国与荷兰的"不"使我们见识到民粹主义的最新故事。对于持技术统治论的开明自由派精英来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亲法西斯主义"的，是政治 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乌托邦狂热为借口出现的反叛。对这种怀疑论调最方便的回应就是坚称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中立的：乃是一种超验形式的政治立场， 能够被整合进不同的政治实践中。这种选择经由恩内斯特·拉克劳作了详细阐述。

　　对拉克劳而言，在一个合适的自我参照情形下，霸权式整合的逻辑也适用于民粹主义和政治之间的观念对立：民粹主义是拉康式的政治欲望客体，代表 政治的普世维度，亦是理解政治的"捷径"。民粹主义不是特定的政治运动，但又是最具政治色彩的：即社会空间的形变能影响政治的内容。其构成因素纯 粹是形式上的、超验的，而非实体性的：当一系列的"民主"诉求(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反战，等等)与一系列同类的事件结合起来时， 民粹主义就产生了。该结合产生出作为普遍政治主体的"人民"。民粹主义的要点不在于这些诉求的实质性内容，而是通过这些诉求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实 实在在的事实。"人民" 成了政治主体，而且所有不同形式的、特定的斗争和对立都成为在"我们"(人民)和"他们"之间进行的全球对立斗争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和"他们"的 含义并没有事先规定，谋求霸权的斗争的筹码却蕴含其中了：即使像残暴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因素也能被整合进民粹主义的一系列实践当中，"他 们"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现在清楚了，拉克劳为什么青睐民粹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民粹主义为某种公开的斗争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超验的"发源地，该斗争的内容和风险由 其对霸权的可能追求来确定，而"阶级斗争"把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预设为特权的政治力量；这个特权本身并不是霸权斗争的结果，而是基于 该群体的 "客观社会地位"——结果，思想政治斗争最终成了"客观"社会过程、权力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附带现象。相反的是，对拉克劳而言，某种特定的斗争被提升到 作为所有斗争的"普通对应物"的事实并非是预先决定的，而是谋求霸权的可能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某些范畴，这个斗争可能是工人斗争，在另一些范 畴，可能是爱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另一些范畴，又可能是争取文化包容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斗争内含的积极因素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能预先确定让其承 担所有斗争的"普遍对应物"的霸权性角色。因而，对霸权的追求不仅在普遍形式和个别内容的多元性之间预设不可消除的鸿沟，而且通过这个或然的过 程，这个内容的某部分"演化" 成普遍范畴的直接体现——比如在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特定诉求被提升到体现了人民普遍反对共产党的政权，这样所有的反共力量(从保守的民族主义反 对派、自由民主主义反对派到文化异见者、左翼工人反对派)都在空洞的能指"团结工会"下确认了自己。

　　拉克劳想这样把他的立场与渐进主义分开(渐进主义缩小了政治的范畴：所要做的只是在特定社会空间逐渐实现特定的"民主诉求")，也与完全相反 的旨在带来能充分自我调节的全面革命的思想区分开。这两种极端思想缺失的都是对霸权的追求；在对霸权的追求中，某种特定诉求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 显赫高度"，即用来代表"人民"的普遍性。因此，政治场域被置于由"空洞"的能指和"游移不定"的能指所构成的难以消弥的张力之中。拉克劳动用了 对民粹主义反对票的"本体"需求与该投票所造成的可能实质内容之间的差距，来解释何以许多法国选民在70年代之前支持共产党，而后转向支持国民阵 线的右翼民粹主义——这种解答的漂亮之处在于免除了一个麻烦的话题，不用去管据称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存在着的"深刻(极权主义的无疑)的一致 性"。

　　虽然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拥有概念上的说服力，但应注意其中有疑问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涉及他对民粹主义的界定：他罗列的若干条件不足以构成充 分理由把某现象称为"民粹主义"——此外还有民粹主义话语移置对立及制造敌人的方式：在民粹主义中，敌人被外化、具体化为确实的本体存在，敌人的 消灭将恢复平衡和正义；与之相对，我们自己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身份被认为是先于敌人的攻击存在的。

　　相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言，患病是正常机体的表现，在结构遭受"疾病"发作的威胁下，它能指示出结构在哪里出 了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理解资本主义"正常"功能运作的钥匙；对弗洛伊德而言，像歇斯底里发作之类的病理现象提供了了解"正常"人格构 成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绝对是一种民粹主义：犹太人的形象被等同于个人所经历的许多威胁：犹太人太聪明、太肮脏、太性欲亢奋，是金融剥 削者，他们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民粹主义的关键特征，而拉克劳没有提到：——民粹主义用来指涉敌人的主人能指不仅仅是空洞的、模 糊的、不准确的。

　　就民粹主义本身而言，这种"抽象"的特征又进一步由其选为敌人形象的伪具体化所补充。人们今天可以买手提电脑，它的键盘可以模仿老式打字机对 手指的反作用力度，同时还可以模仿字钉敲在纸上的声音——还有什么例子能更好地说明当今对伪具体性的需要吗?今天，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技术 正变得越来越不透明(谁能看见电脑里面怎样在运行)，人们有强大的需求去重新创造出模拟的具体，以使个体能把自己与复杂的环境关联起来，就如与一 个有意义的生命世界关联起来一样。居伊·德波尔关于"景观社会"的一个旧的提法具有了新的解释：意象被制造出来，为的是填充把新的模拟世界与旧的 生命世界分隔开的裂缝，即去"驯化"这个新世界。

　　这种对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定义的补充绝不意味着实体层次上的倒退：我们仍然停留在形式一本体论层次上，即在接受拉克劳的主旨，民粹主义是某种 形式的政治逻辑，不受任何内容的束缚的同时，补充之把对立"具体化"到一实际存在物当中的特征(与其他特质一样超验)。因而，民粹主义就定义而言 包含了最低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民粹主义是政治逻辑的形式结构和发源地，该政治逻辑可被施以不同的政治扭曲(反 动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然而，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在其观念中移置了普遍性的社会对立，把它变成一致的"人民"与外部敌人之间的对 立，它在"最近的事例中" 隐匿了长期的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

　　简言之，我同意拉克劳以形式观念的方式对民粹主义加以界定，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显然把他的立场从"激进民主"转到了民粹 主义上(现在他把民主缩小到体制内的民主诉求)；然而，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民粹主义也可能是非常反动的，所以，这里的界线该怎么划?有没有办法 在形式观念层次上划出一条界线?我打赌，有办法。

　　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每一种设计，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每一个行动并不本质上都是民粹主义的。同样，拉克劳最喜欢强调社会如何不存在，人民如何也不 存在，但民粹主义的问题是，在民粹主义的范围内，人民是存在的——人民的存在来自于其在组织构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对立面，来自于敌人被外化为实际 的侵入者、障碍。对人民的一个真正民主意义的陈述应该像康德对美的界定一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没有人民的人民，意为大众被组织结构的对立给 分割了，挫败了，使之不能获得完整的实质性的人民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远不能代表此类政治，却总是涉及某种最简单的去政治化的倾向以及政治 上的"自然化倾向"。

　　这可以说明法西斯主义的根本谬误是其颠倒了墨菲称之为"民主悖论"的概念：如果(体制化的)民主能把对立斗争统一到体制的特定空间，并将斗争 转化为可控的对立，那么，法西斯主义则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法西斯主义以其行动方式把对立的逻辑推到了极端，把截然相反的一面当作政治目标：即绝对 秩序化的等级社会。

　　类似的是，这种矛盾反映出的中间阶级的矛盾性通过中间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如马克思在关于蒲鲁东的论述中所阐明的)：一方面， 中产阶级反对政治化——他们只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的工作，过和平的生活(这也是他们倾向于支持极权集团的原因，因为后者承诺结束社会疯 狂的政治动员，以使每个人能回到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中间阶级——以自己是爱国的、勤劳的、讲道德的大多数但却受到威胁为借口——是草根民众运 动最主要的煽动者 (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伪装)，如，在当前的法国，惟一能真正打乱后政治的、技术统治论的、人道主义的治理方式的，只有勒庞的国民阵线。

　　这也是为什么把任何共产主义运动算作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是有问题的。弗洛伊德指出，共同认可的目标把民众聚合起来，这一目标的凝聚力可以从领 导者身上转移到某种非个人的思想上，而"这种抽象出来的思想，或多或少会在我们称之为第二领导人的身上得到全部体现，而且有趣的变化会从思想与领 导者的关系中产生出来"。与法西斯领袖不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是"第二领导人"，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工具，难道这一点不适用于斯大林主义领导人 吗?这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体制不能被划人民粹主义的原因。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拉克劳分析中的其他不足之处。他的民粹主义研究的最小单元是"社会诉求"范畴(该术语有双重含义：请求和要求)。选择这个术 语的理由是明确的：诉求主体的形成来自于提出诉求；"人民"通过诉求的对应链构建了自身，它是提出要求这一述行的结果，而不是预先给定的群体。然 而"诉求"这个词涉及一种完全戏剧性的场景：主体把诉求提交给据称能使诉求得到满足的他者。难道正当的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政治行为没有超出诉求的 范围?革命主体已不在诉求的层次上运动，不再要求从当权者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他要的是摧毁他们……

　　关于他的基本的对立观念：差异逻辑(社会作为一整体调节系统)和等同逻辑(社会空间分隔成两个敌对阵营，其内部的差异被同化)，拉克劳忽略的 不仅是民主的惟一性，而且他忽略了这两个逻辑的全面内在缠绕。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对立的等同逻辑才被整合进政治大 厦，成为其基本结构特征——似乎尚塔尔·墨菲的著作在这里更具相关性，他大胆尝试把民主和激烈斗争的精神放在一起而排除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弘扬 无畏的斗争冲突会终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则(尼采、海德格尔、施密特)；另一方面，在民主空间里排除真正的斗争，结果剩下的只是贫血的、规则操作下的 竞争(哈贝马斯)。墨菲指出，随着以报复的方式排除那些不能适应非强制性交际规则的人，暴力又回来了，他是对的。然而，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对民 主的主要威胁并不包括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威胁在于政治的"商品化"导致政治消亡。这里，危险主要不在于选举活动中政治家被当作商品一样包装和 销售的方式；更深刻的问题是选举本身是按照购买商品(这里是权力)的方式设计出来的：它们涉及不同的商品一党派之间的竞争，而且我们的选票就像金 钱一样，可以用来购买我们想要的政府……在这种把政治当作我们可以购买的一项服务的视角下丧失的东西是：政治是一个共享的公共领域，与我们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问题和决定在这里得到了讨论。

　　民主似乎不仅能包含敌对，而且它也是惟一欢迎和预设敌对、并把敌对体制化的政治形式，其他政治体制视为威胁的东西，民主却将之上升为其"正 常"运作的积极条件：权力场是空的，并没有天然的权力拥有者；战争、斗争不可消除，每一个建设性的政府都必须经过斗争决出，以斗争的方式获得…… 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克劳关于勒福尔的批评没有说到点子上："对勒福尔而言，民主政体的权力场是空的。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则不同：这是一个由霸权逻辑 的运作而产生的空无的问题。在我看来，空是一种身份类型，而不是结构上的定位。"两种空无完全不可比："人民"的空无是这个霸权能指的空无，它把 等同的链条总合起来，即具体的内容能"转化"成社会整体的象征，而权力场的空无则是指一种距离，它使每一个经验主义的权力拥有者都变得"不完 善"，变得暂时和转瞬即逝。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民粹主义(经我们补充的克拉劳给出的定义)不是惟一的超越了民主框架的对立的存在方式：共产主义革命组织的存在方式，广泛 的非体制化的社会和政治抗议现象，1968年的学生运动，到后来的反战抗议，到最近的反球化运动，都不能恰当地被称作"民粹主义"。这里有说明意 义的例子是美国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它以马丁·路德·金的名字为标志；虽然该运动表达了一种在现有民主体制内没有得到恰 当满足的诉求，但该运动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被称作民粹主义的——其领导斗争的方式、构造对立面的方式都不是"民粹主义"的……虽然运动的运作方式是 民粹主义的，围绕一项在民主体制内没有得到满足的诉求来动员民众，但其并没有依赖一个复杂的等同链条，而仍然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诉求上。

　　政治斗争的僵局

　　2004年，以前以"隐喻分析家"著称的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家乔治·雷可夫突然在民主党内声名大震，他提出了一项基本的、"简单明了的"对民 主党政治错误的陈述，以及如何纠正错误来复兴民主党的动员力量的方案。他的方案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若干表面的特征与拉克劳的体系相一致：从政治 作为对自我利益进行理性谋划的代理人的斗争转化到一种更"开放的"把政治斗争视为由无法消减的隐喻修辞所支撑的情感冲突。（对拉克劳而言，隐喻已 烙印在意识形态、政治霸权的中心：霸权的根本运行方式是把某一个别内容上升为普遍性的直接体现，这种霸权运行方式实际导致了隐喻的短路。）

　　人们应该记得雷可夫是一个真正的反乔姆斯基者，他相信讲出一切事实，相信纯粹理性的力量。雷可夫选择了一个奇怪的反启蒙主义视角，该视角围绕 所谓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范式"进行观照：人民对自我利益不遵循理性分析的方式，他们以环绕核心隐喻组织起来的潜意识叙事框架进行思维，他们的 信念由此类结构支撑，而不是由理性论证支撑……我们又回到了古老的神话与逻各斯的对立，修辞与推理的对立，隐喻与严格概念的对立。雷可夫的详细分 析在关于日常修饰词语如何与未明说的想法相结合而产生的生动知识（如，在2004年，媒体通常把克里的住宅称为"地产"，而把布什的房子称为"牧 场"）和较原始的伪弗洛伊德阐释之间摇摆。

　　雷可夫的结论是：不要站在理性论辩和抽象道德的立场上去恐惧激烈的隐喻性语言，左派应该接受这个领域的斗争，并学会提出更吸引人的观点。在 《不要考虑大象》一书的结尾，雷可夫写道，保守派人士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准则和方向，并在过去的30年中将之充分有效地在公众心里表达 出来，因而只需几个字的哲学即可将其唤起：强力防御、自由市场、低税率、小政府、家庭价值。雷可夫为自由派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哲学："更强大的美 国、广泛的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相互的责任"。两种选择都具有的弱点也是明确的：保守派的表述提出我们的不二选择，要求我们采取强力 的、分离的立场（强力防御以对抗裁军支持者；自由市场以对抗国家干预；降低税收以对抗收税，然后用于社会项目），而自由派的表述则包含了无人能反 对的、普遍顺耳的词语（谁反对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惟一发生的是，强烈、激昂的修辞被浅薄的、感情用事的修辞取代了。这里奇怪的 是：作为一个精密的语言学家、语义学专家，雷可夫居然忽略了其观点中

　　* 本文（上）见本刊2007年第9期。的明显弱点，这个弱点可以用拉克劳的方式来说明：它没有设计出一个有明确敌人的对立冲突，而这是每一个具备有效动员力 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远不是在暗示雷可夫提出的是"拉克劳式"的政治：恰恰相反，正是与拉克劳的参照使我们看到在表面的相似之下雷可夫的局限。据参议员杜 宾（按民主党人的说法是雷可夫的支持者）的说法，他"不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或改变我们的哲学。他只是告诉我们必须重新对话"。共和党人通过 "把旧思想重新包装"取得了胜利。因此，斗争被减缩为"纯粹的修辞"：思想（还有"真正的"政治）如旧，惟一的问题是如何包装思想，兜售思想（或 者，用更"通情达理"的方式来说：建立更好的交流）。就赞同这样一种对其观点的解读而言，雷可夫并没有对他自己所强调的隐喻结构的力量予以足够的 重视，而让其降为第二位的包装——这与拉克劳截然相反，拉克劳认为在建立霸权表述方面，修辞是在意识形态/政治过程的中心运作的，虽然有时拉克劳 禁不住诱惑，把当今左派的困难缩减为"纯粹修辞方面的"失利。

　　所以左派的主要问题是它不能提出一个关于变革的充满激情的整体视野……问题真是那么简单吗？解决的办法不是左派放弃"纯道德的"理性主义话 语，而是提出一种更实际的、针对政治意象的视角，一个能与新保守主义方案和过去的左派观点相竞争的视角。就其内容而言，具体地说，新的左派观点是 什么呢？传统左派的衰落，它退入从来没能进入霸权游戏的道德理性主义话语，这是不是由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的巨变决定的？——那么，左派解决当前困 境的更好的总体方案在哪里呢？无论抵制"第三条道路"的方案是什么，它至少是提出了一种把这些变革纳入考虑范围的视角。难怪当我们进行具体政治分 析时，混乱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拉克劳对我作出奇怪的指责，说我"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行动上像一个世界大国，但意识上不像一 个世界大国，只是从自己的利益来思考。因此解决之路是美国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应像一个世界大国，扮演起警察的角色。对于像齐泽克这种出自黑格尔哲学 传统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想成为普世阶级。……黑格尔归之于国家，马克思归之于无产阶级，现在齐泽克将之归于美帝国主义。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我不 认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步的事业会以这种方式去思考"。

　　我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详述他做的可笑的、恶意的、扭曲的解释：当然，我从来没有恳求美国成为普世阶级：当我说美国"全球行动，区域思考"时，我 的观点是美国既应该在全球行动，也应该作全球思考。简单地说，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分隔是结构上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讲美国是在自掘坟墓…… 顺便说一句，这里含有我的黑格尔主义：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行动"和"思考"之间的分歧：人们所做不是其所想，思想在形式上是普遍 的，而此类行动是 "个别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对黑格尔来说没有自明的历史主体，所有行动的社会主体总是而且从定义上说都受制于"理性的狡诈"，是通过完成预定任务的失败来 完成他们的角色。结果是，我们这里所面对的差距不简单地就是思想的普遍形式和特定利益之间的差距，我们的行动由普遍思想授权并得到特定利益的支 持。真正的黑格尔式见解是：与个别内容相对立并将之排斥的普遍形式使自身"个别化"，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没有必要去寻找污染纯粹普遍性的某种个 别的"病态"内容。

　　我引用这段文字为的是准确说明普遍性的地位：这里我们碰到普遍性的两个对立的逻辑，而这是必须严格区分的。一方面，存在作为社会普世阶级的国 家官僚阶层，作为整体秩序的直接代理人；另一方面，存在着"超数字的"普遍性，此普遍性体现在超出现存秩序的因素里，这些因素虽内在于该秩序，但 在其中却没有恰当的位置。不仅两者不同，而且这个斗争最终是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斗争，而不只是普遍性的个别因素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哪种特定内 容将使普遍性的空洞形式"霸权化"，而是关于普遍性的两种排他性形式之间的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当拉克劳沿概念内容与激进命名的效果相对立的轴线去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时，他说偏了："工人阶级"指一个先于概念存在的 社会群体，由其实质内容来表述。而人民则是通过命名才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诉求使他们在"人民"的名义下统一起来。然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 和"无产阶级"作了区分："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一特定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指一种主体地位。

　　这使我们注意到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持的基本批评：这实际上是一门"实体"科学，它给物质性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划出了界 线，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换句话说，给予阶级斗争以特权）中解放政治学的任何直接实践都把政治变成实在的现实的附带现象……这种观点漏掉了德 里达称之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幽灵"维度：远不只提出某确定社会领域的本体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示该本体论总是受到"幽灵"的介入—— 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世界"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微妙"。此种奇怪的"幽灵/鬼魂"置身于经济现实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 克思批判的循环得以完结。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最初的论点是：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开始进行国家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最后着手对社会再生产的最基 本机制给予了洞见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最后这一点，过程成为循环并回到了起点，即是说，在"实际的经济现实"的中心，我们发现的仍旧是神 学范畴的东西。当马克思描述资本的疯狂的自我增殖流通，其唯我独尊的自我增殖在今天对期货的投机上达到了顶点，这决不是简单地说，这个走自己的 路，不管任何人类和环境问题的自我生产的巨兽的幽灵只是意识形态的抽象；也不只是说，不要忘记在这种抽象后面，有真实的人和自然物体，他们的生产 力和资源构成了资本流通的基础，在此之上资本被滋养成一个巨大的寄生虫。问题是这种"抽象"不仅存在于我们（金融投机家）对社会现实的误认上，在 决定物质社会进程的结构方面，它又是"真实的"：所有人的命运，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能被资本的"唯我的"投机舞蹈所决定，因资本的逐利性，在 其运行如何影响社会现实方面，资本表现出该死的冷漠。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的制度性暴力，比前资本主义时期直接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可怕：此 暴力已不再能归结到具体的个人及其"邪恶"意图上，而纯粹是"客观的"、制度性的、匿名的。这里我们碰到了拉康式的关于现实和真实之间的区别： "现实"是指参与到互动和生产过程的具体的人之社会现实，而真实则指决定社会运作的资本的冷酷的、"抽象的"幽灵逻辑。

　　此外，我们不要忘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术语的意义：经济本身就是政治的，所以，不能把政治斗争降为某种更"基本的"经济社会进程当中的附带现 象或次要结果。这就是"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的意义：政治存在于经济的中心。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里直接讨论阶级斗争时，出现了断裂， 前述观点说明为什么这个断裂是有意义的——这种断裂不是缺陷，不是失败的符号，而是标志着思想的路线又回到思想本身，回到一个一直存在的领域。 "政治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渗入了全部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或利润率）并不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数据，它总是 显示着"政治"斗争的结果。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是用来描述一个实际社会空间的范畴，而是一个决定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形式的超验的母体——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它的 力量置身于其弱点当中：它受驱动永远处于变化中，处于恒久的紧急状态，为的是回避其基本的对立物及其结构失衡。因此，它在本体意义上是"开放 的"：它通过不断的自我克服来再生产自身；似乎它在向未来借钱，但总是推迟清偿的日子。

　　土耳其进行曲

　　虽然民粹主义的话题在今天的政治领域十分重要，但普遍的结论是它不能被用作解放性政治学更新的基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今天的民粹主义不同于 传统的民粹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其赖以动员人民的敌人上：后政治的兴起意味着把政治本身转变为对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理性治理，而且这个倾向还在发 展。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至少是体制化后政治的固有的、模糊的替身，人们想说的是：它是德里达意义上的补充，它是一个不适 应体制化空间的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困惑"：其基本姿态是拒绝面对局面的复杂性，而将之简化为一种与伪具 体化的"敌人"的清楚的斗争（从"布鲁塞尔官僚"到非法移民）。因此，从定义上来讲，"民粹主义"是一种否定现象，一种建立在拒绝之上的现象，甚 至是一种不明说的对无能为力的承认。我们都知道一个老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在路灯下找他丢失的钥匙；当被问到在哪里丢了钥匙时，他承认说是在后面那 个黑暗的角落里；可是，为什么他要到街灯下来找钥匙呢？因为这里比较亮……民粹主义当中就有这种把戏。所以，今天解放性的运动不仅不应投入到民粹 主义当中，而且应更进一步提出今天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找到一种政治动员的形式，对（像民粹主义一样）体制化的政治保持批判态 度，从而避免民粹主义的诱惑。

　　那么，欧洲的思想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法国的选民没有明确的对等选择，因为选择项"是"被给予了特权：精英们向人民提供的选择根本就不是 选择——人民被号召去赞同不可避免的命运。媒体和精英把这种选择当作知识与无知、专门知识和意识形态、后政治治理和旧的左右翼政治激情之间的选 择。于是， "不"被当作一个不了解自身后果的短视反应被拒斥了：一种应对正在出现的后工业全球秩序的恐惧而产生的阴暗反应，一种坚持并维护福利国家传统的本能反应 ——一个缺乏任何实质性替代选择的拒绝姿态。难怪坚持"不"的否定立场的政党是站在政治谱系相反一极的政党，勒庞的国民阵线居右，法共和托派居 左。

　　然而，即使这一切里面有真理的因素，关于"不"的这一事实，即"不"没有得到一种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图景的支撑，这可能是对政治精英和媒体精 英最强烈的指责：他们无法表达人民的愿望和不满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图景。相反，在他们对"不"的反应中，他们把人民当作因迟到而没有听到专家讲课的 小学生：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他们没有教育好他们的人民。这种"交流"观点的鼓吹者没有明白，从反面讲，这里的"不"是一个关于交流的完美例子，如拉 康所言，在交流中，说话者从听者那里以颠倒的方式，即真实的方式得到自己的信息：有知识的欧洲官僚从选民那里以真实的方式得到关于他们自己浅薄的 信息。被法国与荷兰拒绝的欧盟宪法草案代表着一种廉价的把戏，似乎通过把两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欧洲就能自救并打败竞争者：通过保持文 化传统，在科技现代化方面打败美国、中国和日本。这里要坚持的是，如果欧洲要自救，它应做好相反的准备，冒两方面失败的风险：消除对科技进步的迷 恋，摆脱对欧洲文化传统优越性的依赖。

　　当评论家把"不"描写为混乱恐惧的信息时，他们错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恐惧是"不"在新欧洲政治精英当中激起的恐惧，那种害怕人民不再轻易 购买其"后政治"图景时的恐惧。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不"是希望的信号，希望的表达；希望政治仍然活着，仍有可能；希望关于新欧洲将是什么样子 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争论继续是开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左派的角度看，应该拒绝自由派的轻蔑暗示，他们认为在我们的"不"中，我们会发现自己 奇怪地与新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同盟。新民粹主义右派和左派的惟一共同点是：意识到政治本身仍然活着。

　　在"不"中有过肯定性的选择：选择本身的选择。拒绝被新精英勒索，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惟一选择是肯定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是展示我们自己的"非理 性"的不成熟。在关于什么样的欧洲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方面，"不"是启动恰当政治争论的积极的决定。欧盟宪法的混乱是否也说明这样一种困惑：我们想 要什么样的欧洲？在各种政治、文化和体育公共场合听到的欧盟的非正式盟歌是取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的旋律，这是一个能代表一 切的真正的"空洞的能指"。在法国，它被罗曼·罗兰提高到讴歌全人类兄弟之情的人文主义颂歌的高度（"全人类的《马赛进行曲》"）；1938年， 这个曲子作为"帝国音乐节"的高潮来演出，后来为希特勒的生日演出；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在排斥欧洲经典艺术的氛围中，这首乐曲被当作进步阶级 斗争的音乐；而在今天的日本，这首乐曲获得了被顶礼膜拜的地位，因其据称传递了"痛苦之后的欢乐"的信息而被纳入到社会的组织结构中；直到20世 纪70年代，即西德和东德奥林匹克运动队必须作为一个德国队参赛时，为德国金牌得主演奏的国歌就是《欢乐颂》；同时，伊安·史密斯领导的罗得西亚 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在60年代末为了维持种族隔离而宣告独立时也宣布这首曲子为它的国歌。甚至"光明之路"的领导人阿比马尔·古兹门（现已被监 禁）被问到他喜欢什么音乐时，他也提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第四乐章。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像一场虚构的演出，在演出中，所有不共戴天的敌 人，一时忘记了他们之间的敌对，而在这一神奇的时刻参加到兄弟之情的狂欢当中。

　　然而，在我们把第四乐章当作因"社会应用而被毁掉"的乐章抛弃之前，让我们注意一下该乐章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在听完用管弦和声乐的三次变奏演 奏的主旋律（欢乐的主题）后，在本乐章的中部的第一个高潮部分，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个问题在自乐曲首演后的180年中一直困扰着批评 家：在第331节，调子完全变了，不再是庄严的赞美诗般的行进，同一个"欢乐"主题却用"土耳其进行曲"（Marcia Turca）的风格来重复。该风格借自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的军乐，是18世纪的欧洲军队取自土耳其近卫军的军乐——这里的调式是民众YX的狂热调子， 一个有嘲弄意味的场景……在此之后，一切都错了，原本简单、肃穆的庄严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土耳其"部分之后，以一种与第一部分明显相反的方式 行进，合唱似的音乐退避到深切的宗教式虔诚当中，试图呈现一个圣洁的意象：数百万人民跪下来，彼此相拥，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远处的天空，寻找那 个一定置身在布满星辰的苍穹之上的像父亲般慈爱的上帝；然而，乐曲在此被困住了，先是低音部，然后由次中音部和中音部重复，最后是高音部重复，但 表现出的是混乱，好像这个不断重复的恳求表达的是绝望的企图，要想使我们相信它所知道的不是真的，使得"慈爱的父亲一定住在……"的乐符变成了绝 望的恳求，结果证明在天穹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慈爱的父亲来保护我们及确保我们的兄弟之情。接下来，低八度的赋格曲引导乐曲回到一种更欢快的情 绪，但其人为痕迹过重的华彩使之显得不适宜，一种拙劣的结合，一种想掩盖前一部分所显示出的因上帝缺失而造成的空洞的绝望企图，但乐章结束前的婉 转歌唱最为奇怪，听起来一点不像贝多芬的作品，倒像是莫扎特的《后宫诱逃》结尾曲夸张的翻版，把"土耳其"因素和密集的洛可可场景结合在一起。于 是结尾曲是一个东方主义和退回到18世纪古典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次从历史此在的双重倒退，是对包容一切的兄弟之情纯幻想的欢乐之神的默认。如果曾 有过"自我解构"的音乐作品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充满了尼古拉斯所称的并非完美的象征：作品（或乐章的行进）有太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虽然还不清楚这些因素能引 起什么样的附加意义。

　　如果我们把《欢乐颂》过于通俗化，如果我们过于习惯把它当作兄弟之情的象征，情形会怎么样呢？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抛弃其中的错误 吗？今天许多的听众为《欢乐颂》里面的空洞浮华和矫饰感到吃惊，为其某种可笑的庄严吃惊——回忆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演出：肥胖、自鸣得意、穿 着得体的歌唱家使足了劲，青筋暴露，伴着可笑的手臂挥舞，尽可能强烈地表现崇高的意义……如果这些听众是对的呢？如果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土耳其进行 曲介入之前，而不是之后呢？如果我们转换全部的视角，把进行曲部分当作对减少荒唐矫饰的正常状态的回归，因此使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好像在说"你想 庆祝人类的兄弟之情？这里就是真正的仁慈、博爱"。

　　今天的欧洲不也是同样的情形吗？贝多芬《欢乐颂》作为欧盟非正式国歌的讽刺之处是：欧盟今天之危机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土耳其：根据大多数的民 意测验，最近法国、荷兰公民投票当中投反对票的民众的主要理由就是反对土耳其成为其成员国。"不"的基础可能是右翼民粹主义（针对土耳其对我们文 化的威胁说不，针对土耳其廉价的移民劳动力说不），也可能是自由派文化多元主义（土耳其不应被接受为欧盟成员，因为它对待库尔德人的方式没有表现 出对人权的足够尊重）。而相反的赞成的观点则犯了贝多芬结尾曲同样的错误……所以，到底是欧盟应该接纳土耳其，还是土耳其应该在欧盟之外偷偷哭 泣？欧洲能够逃脱"土耳其进行曲"的境况吗？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结尾所示，如果真正的问题不是土耳其进行曲，而是基本旋律——那首布鲁塞尔后政 治技术精英给我们演奏的欧洲统一之歌 ——出了问题，那又怎么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主旋律，对欧洲的新的界定。土耳其的问题、欧盟因土耳其而产生的困扰并非是关于土耳其的问题，而是关于 欧洲自身的混乱的问题。

　　那么，欧洲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欧洲处于以美国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的钳制中。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讲，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都是对技术的无限 制的狂热追求和热衷于把普通人组织起来。当地球最远端已被经济征服，能进行经济剥削；当你喜欢的任何事件，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能在任何时间迅速呈 现在你面前；当通过电视的"现场直播"，你能同时"感受"伊拉克沙漠里的战斗和在北京的京剧演出；在因全球数字化网络，时间已变成速度、即时性和 同时性时；当现场电视秀的优胜者被当作某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时，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有一个如幽灵般迫近的问题在大喊：为了什么？——向哪里走？——接 下来又会怎样？

　　如果对于所有人来说，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是没有异议的，那么欧洲就迷失了，所以欧洲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去冒险，打破这个命运的魔咒。在这个 新原则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撼动的：无论是经济"现代化"的需要，还是最神圣的对自由民主的迷恋。

　　所以，虽然法国与荷兰的"不"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具体的替代性洞见作为支撑，但"不"至少清理出空间，打开了一个需要新的方案填入的真 空——与赞成欧盟宪法的立场相反：该立场实际上排除了思考，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运作的既成事实。法国的"不"对所有关心欧洲的人透露的信息 是：不，那些想用鲜艳的自由派文化多元主义包装把货物卖给我们的那些匿名专家们并不能阻止我们思考。欧洲的公民们应意识到我们必须就我们的需求作 出恰当的政治决定，是时候了。没有什么知识精英会为我们做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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