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kmingtsai.wordpress.com/2012/03/16/%E3%80%8A%E4%BA%BA%E6%B0%91%E5%85%AC%E7%A4%BE%E6%99%82%E6%9C%9F%E4%B8%AD%E5%9C%8B%E8%BE%B2%E6%B0%91%E5%8F%8D%E8%A1%8C%E7%82%BA%E8%AA%BF%E6%9F%A5%E3%80%8B%E8%AE%80%E5%BE%8C/
《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讀後«
Posted on 三月 16, 2012
所謂"反行為"說白了即農民如何靠各種"隱性手法"去對抗毛氏計劃經濟對農民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
1：偷懶。吳思早年一篇文章《公家的田裡好長草》寫道，他曾問一老農為啥在集體田里幹活不賣力，老農的帳算得非常清楚：在自留地裡每下一鋤都是鋤 給自己的，在集體田裡鋤八十下只有一下是鋤給自己的。早在兩千多年前詩經就有云："無田莆田，維莠驕驕。"翻譯成白話就是"傻逼才去種公田，公田 裡都長滿了草"（當時用井田制，外面為私田，中間一塊為公田，公田一般沒人種，就跟荒地一樣）。
在毛時代偷懶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為什麼農民依然敢於偷懶呢？關鍵在於農業生產的特殊性。第一農業生產難以進行計件考核——老實說，計件考核基 本就跟搞資本主義差不多了，起碼也要包產到戶才行，老毛顯然不樂意，所以在絕大多數場合下，算工分只能搞計時考核。這計時工分裡能搞貓膩的地方那 就相當多了，早上去報個到，哪怕往田裡一坐，工分也能到手，農活質量自然可想而知。第二是監管困難，農村遠離政治中心，天高皇帝遠，不好專門派幹 部去24小時盯梢，一般也就是交由生產隊長負責。生產隊長個人的政治評價固然也跟生產隊的收成有關，但所謂"隊長"身份畢竟跟國家幹部還有距離， 你幹得再好也還是個隊長，更不可能當一輩子，生產隊裡都是父老鄉親，熟人社會不可能管得太嚴厲，如此一來農民偷懶便成了可能。公社時期的農村是這 樣的：
人們太清早就爬起來在自己的自留地裡擺弄莊稼，隊長得挨家挨戶的去喊三輪才能把生產隊裡所有的人集中起來，這就要花一個小時；亂哄哄的佈置任務， 又要花一個小時；幹活的時候則各種偷懶，比如說，一桶糞必須兩個人挑，結果甲說我要大便——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撒尿和放屁，你總得讓人家去吧，於 是甲這個屎一拉半個小時就過去了。甲不在的時候乙一個人也挑不了糞，於是可以名正言順的歇半個小時，等甲回來了，乙又是一陣"腸胃不適"，再耗掉 半個小時，兩個人連大便都大得非常默契。還有如鋤草時應付了事用浮土把雜草掩蓋起來、該配兩桶水的農藥為了省事只配一桶水等等，隊長根本管不過 來，這集體田能種出個什麼鳥樣也就可想而知了。等到下班的時候那人是走得飛快，兩分鐘之內保證一個人都不剩，然後回家繼續擺弄自留地去。
由此也可知毛時代為什麼那麼熱衷於宣揚雷鋒精神。毛的政治運動即使搞得再殘酷，其提高生產力的作用終歸是有限的。這種不以物質驅動而改用鞭子驅動 的農奴制要想搞好，必須對全國人民進行思想改造，把農民培養成那種完全不計個人得失、把集體田當成自留地來種的傻帽。一個農民在被政府剝奪了幾乎 全部的經濟自由之後還要努力為政府生產糧食，這是什麼精神？這是他娘自甘為奴的精神。
2：偷盜。由於政府給定的口糧根本就不夠吃（之前我受包括丁抒《人禍》在內的一些書籍誤導，以為毛氏的410斤即足夠吃飽，實際上410斤只能算 活著，不叫生活，農民心目的溫飽標準至少也在700斤以上），沒事擼一點公家的東西也就非常必要了。具體的擼法就不多說了，有意思的是，高王凌寫 這本書的時候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二十餘年，但農民在談及往事的時候，仍非常忌諱用"偷"這個字，而是代以"摸索"等各種說法。在他們心中，當時的 小偷小摸是天經地義的，反正每個人都在拿公家的東西，所謂法不責眾，既然所有人都在幹，自然不可稱之為罪過，可以說毛時代困苦的生活環境已經逼迫 人們完全"修正"了自己的道德觀，以使其和自身的行為相符。按今天的眼光來看，那個倡導雷鋒精神的所謂"朝氣蓬勃"的年代，恰恰是個道德敗壞到已 經沒人覺得自己道德敗壞的年代。
另外高還發現，幹部一般是不偷東西的，以免自身威信下降。但乾部的家人不僅偷而且偷得比一般人更狠，蓋因背靠大樹好乘涼。直接吐了豬瘟二總理的 槽。
3：瞞產私分。在大躍進時期顯然是不可能的，但61、62年退燒以及熬過四清運動之後，農村普遍都在搞，這其中有生產隊隊長的參與、整個生產隊所 有成員的配合（或者至少是絕大多數成員的配合，各村總有一兩個被政治宣傳搞混頭腦的老妖怪）甚至於縣鄉領導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瞞產私分造成的結 果是官方統計出來的糧食產量是有缺漏的，換言之62年之後的糧食產量實際比公開的數據要更多，根據高王凌的調查可能有20%之巨（當然，具體是多 少現在誰也搞不清，這些糧食從來沒有上過賬面）。這又導致了另一個問題：到改革開放之後瞞產私分就沒什麼必要了，假如毛時代的農民還私藏了若干糧 食，那農村改革的效果是否真有我黨吹噓的那麼好？答案是肯定的，但問題不出在產量上，而在於"改革開放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4：制度修正。如果一個生產隊能聯合起來搞瞞產私分，那麼聯合起來把生產隊肢解掉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改革開放之前，全國各地早就偷偷摸摸的搞起了 包產到戶，當然那個時候遠遠談不上火力全開，因為尚需應付上面的檢查，留一點"集體成分"是非常必要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由於自由市場被禁止， 農民種出的糧食除了自己吃以外沒什麼其它用途，不能用來謀取經濟上的利益，故而即使產量相同，生活水準也是大大不同的。參與黑市交易須有熟人介 紹，政治風險巨大，有些地方的糧食價格達到驚人的22元/斤。
嚴格來講，不是共產黨推動了改革開放，而是農民自發進行了製度修正。共產黨當時的政策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的完全是負面作用，而後來所謂的"改革" 也只是承認了農民追求市場經濟的行為的合法性，避免了那些因農民欺瞞國家、自我保護而產生的完全不必要的巨大損耗。
5：地方性特殊手段。例如廣東人多有僑胞資助，而云南人可以直接往境外跑，甚至於一個村的人丟下土地一夜消失。具體數據不整理，反正當時一下跑十 萬人都是家常便飯。即使不逃跑，也可到緬甸搞自由買賣。這種集體越境逃跑事件對共產黨自然會產生巨大震動，故而計劃經濟在雲南的執行是相當"柔 性"的，不似在內地那麼野蠻，"跑路"本身即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反抗手段。有些人鄙視跑路，說要跟共產黨死磕到底，其實這幫人留在國內也是啥都沒 幹，最終還是個混吃等死（要論死磕下的功夫還沒我1%多），搞得高不成低不就，完全就是一群二貨。當然，真敢留在國內死磕的話，效果確實比跑路好 得多。跑路這件事也從側面說明了大一統的危害性——沒地兒可跑，失去了一種反抗手段。
以上這些手法在斯科特的幾本書裡被稱之為"弱者的武器"、"隱藏的文本"，包括但不限於裝糊塗、開小差、陽奉陰違、偷盜、散佈謠言等等。所謂"隱 藏文本"是對應於公開的直接或像徵性的反抗行為（"公開文本"），比如革命、暴亂等等。隱藏文本的特點第一在於"隱蔽"，第二在於完全不要求組織 性，自己一個人即可單幹，對於無組織的一方是種比較現實的反抗武器。而正是由於其隱蔽性，一般不為外界觀察家所注意，時常被人們所忽略。
在我看來，斯科特對"隱藏文本"的作用的評價未免過高，關注"隱藏文本"現象自然有必要，但這種反抗手法是否真的這麼管用就另當別論了。斯科特認 為強勢的一方也有隱藏文本，例如政府表面上宣傳一套，但私底下則貪污腐敗無惡不作——而像這種隱藏文本就從來不會被人們所忽略，甚至於成為"公開 的秘密"。弱勢一方的"隱藏文本"之所以經常被忽略，不是因為它隱蔽，而是因為它壓根就沒什麼鳥用。當政府執意要推行瘋狂的大躍進時，隱藏的文本 並沒能挽救中國農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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