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德国《世界报》 艾未未：我不愿意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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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3/2012
艾未未《我不愿意离开中国》（德国《世界报》）
德国《世界报》原文地址：
http://www.welt.de/kultur/article13947429/Ich-bin-nicht-bereit-China-zu-verlassen.html

中文:

我不愿意离开中国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 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 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 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 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 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 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 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 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 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 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 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 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 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 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 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 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 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 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 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 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 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 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 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 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 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 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 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 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 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 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 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 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 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 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 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 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 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 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 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 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 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 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 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 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 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 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 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 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 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 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 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 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 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 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 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 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 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 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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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Mar 28, 2012 10:55 AM

翻译很不准确，例如题目是《我不准备离开中国》，"不准备"和"不愿"意思是不一样的。"被置于"或"受到"政治迫害与"承受"显然不是一个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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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nymousMar 29, 2012 05:04 AM

    原文标题就是《我不愿意离开中国》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20328-%E8%89%BE%E6%9C%AA%E6%9C%AA%EF%BC%9A%E6%88%91%E4%B8%8D%E6%84%BF%E6%84%8F%E7%A6%BB%E5%BC%80%E4%B8%AD%E5%9B%BD
我支持艾未未。不要离开中国。因为我们大陆中国人的良知和公道
由 法国朋友 (未验证) 在 星期三, 2012-03-28 17:50 发表。

我支持艾未未。不要离开中国。因为我们大陆中国人的良知和公道，是站在你一边的。
不要害怕。那些迫害你的人内心比你更恐惧。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心理变态的疯子。
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精神病都不认为自己是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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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lt.de/kultur/article13947429/Ich-bin-nicht-bereit-China-zu-verlassen.html
27.03.12
Ai Weiwei
"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

Vor einem Jahr nahm ihn die chinesische Polizei gefangen. Jetzt beschreibt der Künstler Ai Weiwei, wie er "seelisch gefoltert" wurde – und warum er trotzdem an den Sieg der Freiheit glaubt.

Ai Weiwei, Konzeptkünstler und Regimekritiker

Umgerechnet 1,7 Millionen Euro Steuerschulden verlangt das Regime in Peking von Ai Weiwei (Jg. 1957). Nicht nur der Künstler sieht in der Forderung politische Motive.

Mein Vater und die Familie litten schwer unter Verfolgung und Ächtung. So lernte auch ich schon vom Tag meiner Geburt an, mit Leid und Schikanen zu leben und sie zu ertragen. Mein Vater war unter der Kuomintang-Partei eingesperrt gewesen. Unter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wurde er verbannt. Unterdrückung und Qualen gehörten zum Alltag unseres Familienlebens dazu. Ich gewöhnte mich daran und durchschaute die Zustände.

Mir wurde klar, wie es um das Wesen Chinas bestellt ist, zu welcher Grausamkeit und Barbarei totalitäre Politik führt. Von da an war es für mich nichts Neues, wenn ich politischer Unterdrückung ausgesetzt war. Ich machte mir keinerlei Illusionen.

Natürlich heißt das nicht, dass du auf Leid vorbereitet bist und es ertragen kannst, wenn es plötzlich eintritt.

Als Kind erlebte ich die Kulturrevolution

Wenn ihr mich fragt, wie ich in diese Lage geraten bin, kann ich verschiedene Gründe anführen. Ich bin in China geboren, habe unterschiedliche Zeiten mitgemacht. Als Kind erlebte ich die Kulturrevolution, danach ging ich in die USA, nach New York. Ich kehrte nach China zurück, wo ich seit fast 20 Jahren lebe. Das alles hat mir tiefe Einsichten über Chinas Gesellschaft verschafft.

Die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gründen in hohem Maße in ihrer Kultur. Eines ihrer wesentlichen Merkmale ist, dass sie von der politischen Normenlehre ein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bestimmt wird mit ihren fünf Maximen: Herzensgüte (Ren), Gerechtigkeit (Yi), Sittlichkeit (Li), Weisheit (Zhi) und Aufrichtigkeit (Xin). Jedem Menschen kommt da ein speziell festgelegter Platz zu.

Nachdem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ie feudalen Normen zerschlagen hatte, übernahm sie als elementarste Dinge der feudalen Kultur zu ihrem Nutzen die Anerkennung von Macht und Autorität und die Forderung, sich ihr unterzuordnen. Diese Maxime erlaubt den Herrschenden, ihre Macht uneingeschränkt auszuüben. So sieht die Realität heutiger Politik aus. Traditionell heißt es: „Die Oberen sind klug, die Unteren töricht."

Konfuzius sagt, das sei immer so gewesen, und darin stecke die Ordnung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Bei den gerade beendeten zwei Tagungen, der des Nationalen Volkskongresses und der Politischen Konsultativkonferenz, zeigte sich wieder einmal, wie sich die Macht über die Kultur entfalten und alles durchdringen kann. Oben und Unten sind vollständig voneinander getrennte Ebenen.

Es fällt auf, wie weit unser Stück Land hier noch von ein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entfernt ist. Politische Macht kommt aus den Gewehrläufen. Sie hat sich die Kennzeichen der Barbarei und Irrationalität weiterhin erhalten. Der Wunsch des Einzelnen nach Teilhabe und Ausdrucksmöglichkeiten ist ein trügerischer Schein. Auf der elementaren Ebene der Gesellschaft werden ihm Freiheit, individuelle Rechte, die Erfüllung seiner Hoffnungen und Bedürfnisse verweigert. Wenn aber alle anerkennen, dass der Einzelne keine politischen Ansichten äußern darf, dann entsteht ein idealer Nährboden für das Gedeihen des Totalitarismus.

Als Künstler möchte ich mich frei ausdrücken und mich frei mit anderen austauschen. Dabei entdeckte ich, wie wenig das gemacht wird. Faktisch könnte jeder andere genau solche Ansichten äußern, wie ich sie vertrete. Obwohl das wirklich einfach ist, weigern sich aber 80 Prozent der Leute so (wie ich) zu reden. Die übrigen 20 Prozent tun es. Aber ihnen hört keiner zu.

Sie fühlen sich von meinen Handlungen überrascht

Wenn ich offen meine Ansichten sage, wird das sofort als etwas Außerordentliches hingestellt. Gefragt wird: Warum legt sich so einer, der doch über gesellschaftlichen Einfluss verfügt und ein sehr angenehmes Leben führt, mit der Macht an? Sehr viele verstehen das nicht. Aber gibt mir meine privilegierte Lage nicht auch zugleich den Bewegungsspielraum, das zu tun?

Niemand sieht das von dieser Warte aus. So fühlen sie sich von meinen Handlungen überrascht. Meine Stimme wird wahrscheinlich auch deshalb gehört, weil ich als Künstler über gesellschaftlichen Einfluss verfüge. Aber nach innen wurde meine Stimme in diesen Jahren völlig zum Schweigen gebracht.

Obwohl ich schon sehr lange Kunst mache, gab es viele Phasen, in denen ich mich mit anderen Dingen beschäftigte. Ich interessierte mich stärker für Architektur, Design, Sammeln, Ausstellungskonzepte. Das ging solange, bis ich entdeckte, dass mir das Internet neue Möglichkeiten bot. Ende 2005 fragte mich das Webportal sina.com an, ob ich bei ihnen ein Blog schreiben kann. Anfangs war mir das völlig fremd. Aber ich überwand ziemlich schnell mein Defizit und entwickelte mich zu einem recht versierten Online-Nutzer.

Im ersten Blog schrieb ich zwölf Zeichen

Bloggen half mir erstmals, meine individuelle Isolation und mein Abgeschnittensein faktisch zu durchbrechen. Ich nutzte eine Kommunikationsform, mit der ich mit jedermann zu beliebiger Zeit an beliebigen Ort auf neuartige Weise in Kontakt treten konnte. Dabei erst verstand ich, dass „Medien selbst Nachrichten sind".

Im ersten Blog schrieb ich zwölf Zeichen: „Um sich auszudrücken, braucht man einen Grund. Sich auszudrücken ist dieser Grund." Für die Kasseler Documenta 2007 schuf ich das Werk „Märchen". Bei der Arbeit daran wurde mir bewusst, wie bequem, schnell, effizient und wie vielfältig die Kommunikationsmöglichkeiten per Internet sind. Das war ein wichtiger Grund für meine Hinwendung zu diesem Medium.

Nach solchen Erfahrungen begann ich 2008 mit meiner Untersuchung über die Schüler, die beim Sichuan-Erdbeben in Wenchuan ums Leben kamen. Diese Untersuchung wurde zum Musterbeispiel einer erfolgreichen Sozialaktion: Freiwillige, die sich über eine Ausschreibung bewarben, der Austausch mit ihnen, die Untersuchungen vor Ort, die Auswertung der Informationen und die Bekanntgabe über Blogs. Die Aktion übte durch die Teilnahme vieler Einzelner an einem wich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Ereignis großen Einfluss aus und gewann allgemeine Anerkennung.

In Sichuan wurde ich Opfer von Übergriffen der Polizei

Mein Blog aber wurde endgültig und für immer geschlossen. Weil es nun unmöglich geworden war, inländische Internetdienste weiter zu benutzen, wechselte ich zu Twitter über. Dort veröffentlichte ich täglich die Namen und Geburtstage der beim Erdbeben getöteten Schüler. Ich mobilisierte Netzbürger, forderte sie auf, jeden Namen laut zu lesen und mir eine Ton-Aufnahme davon zu schicken. Ich machte daraus eine Audiowerk der Stimmen und nannte es „Nian" – Vorlesen.

Solche Beispiele ermunterten mich, weiterzumachen. In der Provinz Sichuan wurde ich Opfer von Übergriffen der Polizei, als ich mich mit einer Zeugenaussage für den Aktivisten Tan Zuoren verwenden wollte. Während der Münchner Ausstellung „So Sorry" musste ich mich (zur Behandlung der von der Polizei zugefügten Verletzungen) am Kopf operieren lassen. Als ich wieder nach Chengdu zurückkam, klagte ich gegen die Behörden. Sie rächten sich später dafür an mir. Dazu gehörte, dass sie mich einsperren ließen – als sogenanntes „Überwachtes Wohnen".

Die Zahl meiner Follower hat sich verdoppelt

Mein Shanghaier Atelier wurde abgerissen. Später wurde ich in Haft genommen. Mir wurde eine Steuerbuße von 15 Millionen Yuan aufgehalst. Die daraus hervorgegangene Aktion, Geld online zu borgen, wurde zu einer weiteren Ausdrucksform, wie wir uns durch das Internet zu Gehör bringen und an gesellschaftlichen Ereignissen teilnehmen können. Es wurde zu einem Test, um Kunst in das gegenwärtige Leben zu tragen, sie in die bittere Realität unseres Staates eindringen zu lassen.

Obwohl ich dafür einen hohen Preis zu zahlen hatte, waren diese Ausdrucksformen wirkungsvoll. Es war ein erfolgreicher Versuch, wie sich über individuelle Kunstaktionen soziale Reformen und sozialer Fortschritt anschieben lassen.

Ich merkte, dass in Zeiten des Internet seit 2009 mein Online-Einfluss weiter zunahm, obwohl die Weiterverbreitung von allem, was ich machte, im Inland völlig verboten wurde. Sie sperrten mich ein. Als ich wieder freigelassen wurde, hatte sich die Zahl meiner Follower auf Twitter von 70.000 auf heute 130.000 fast verdoppelt. Das ist ein absurdes Phänomen, aber auch ein Test. Die Behörden hatten es sich zu einfach gedacht: Sie lassen mich festnehmen.

"Alle sollen wissen, was für ein Hochstapler Du bist"

Dann ruinieren sie mich, indem sie mich unter dem Vorwand eines Wirtschaftsverbrechens bestrafen und meinen Ruf zerstören. Schon am ersten Tag nach meiner Festnahme sagten sie mir: „Wir werden Deinen Namen zum Stinken bringen, weil du die Regierung kritisierst. Alle sollen wissen, was für ein Hochstapler Du bist." Ich reagierte wütend: „Ihr macht Euch damit lächerlich. Und das alles nur, weil ich anderer politischer Meinung bin als ihr."

Ich fand es absurd und lachhaft, als sie mir am ersten Tag sagten, sie wollten mir Wirtschaftsbetrug anhängen. Später deckten sie ihre Karten auf: Sie wollten meinen Einfluss zunichte machen, weil ich über Twitter und ausländische Medien die Regierung kritisiert hatte. Ich konfrontierte einen der Verhörer: „Glaubst Du wirklich, dass Leute aus der jungen Generation, die nach 1990 geboren sind, Euch glauben werden, was ihr mir vorwerft?" Er lachte: „Die meisten schon." Da dachte ich mir, dass sie in ihrem Spiel einen hohen Einsatz gegen mich setzten.

Die öffentliche Debatte wurde unterbunden

Erst als ich aus der Haft kam, erfuhr ich, wie viel Mühe sie sich gegeben hatten, um mich anzuschwärzen und meine Arbeit zu verleumden. Natürlich wandten sie billigste Mittel an, direkt, unverhüllt, einfach zu durchschauen. Sie setzten ihre bezahlten „Fünf Mao"-Schreiberlinge ein, um auf miserablem Niveau im Internet Meinung gegen mich zu machen. Sie selbst hatten kein Vertrauen zu ihrer eigenen Sache. Ihre Versuche, mich anzuschwärzen waren so plump, dass selbst regierungstreue Zeitungen wie die „Global Times" oder Hongkongs „Ta Kung Pao" und „Wen Wei Po" ihre „Manieren" verloren.

Über meinen Fall wurde äußerst selten im Inland berichtet. Die öffentliche Debatte wurde unterbunden. Nur im Internet wurden einige sogenannte Gelehrte wie Si Manan oder Wu Fatian gefunden, die bereit waren, mit versteckten Anspielungen gegen mich anzuschreiben.

Den Behörden muss es peinlich gewesen sein. Sie wagten nicht, ihre Anschuldigungen und Kritik öffentlich zu machen und darüber diskutieren zu lassen. Eine Partei, die 60 Jahren lang an der Macht ist, sollte eigentlich wissen, was realistisch ist und was nicht. Wenn du glaubst, dass du sehr stark bist, dann hast du solche unwürdigen Unternehmungen doch nicht nötig. Wenn du dich auf solch schmutzige Arbeit einlässt, zeigt das nur, dass du mit deinem Latein am Ende bist.

Ich war von allen Nachrichten abgeschnitten

Während der Haft war ich von allen Nachrichten von außen abgeschnitten. Ich fühlte mich wie eine Bohne, die unbeachtet in eine Ritze hineingekullert ist. Keiner weiß, dass sie darin steckt. Meine Reaktion war: Dich haben sie endgültig vergessen. Die Polizei sagte mir klar, dass es für mich kein Treffen mit meinem Anwalt und keine Benachrichtigung meiner Familie geben wird. Für mich waren alle Verbindungen mit der Außenwelt gekappt. Erst, nachdem ich wieder draußen war, erfuhr ich, was durch meine Festnahme alles in Gang gekommen war.

Wahrscheinlich war es erstmals in unserer Geschichte, dass das Verschwinden eines Einzelnen anhaltende Reaktionen auslöste. Anteilnahme und Sorgen äußerten sowohl Politiker als auch Angehörige von Künstlergruppen oder einfache Leute.

Es war nicht nur ein Reflex auf die Lage, in der ich steckte, sondern auch die Anerkennung von Wertvorstellungen, weil es in meinem Fall um die Verletzung von Meinungs- und Redefreiheit und Menschenrechte ging. Die Leute brachten ihren Abscheu vor der Barbarei und der Irrationalität totalitärer Politik zum Ausdruck.

Das hätte vor zehn Jahren nicht passieren können

Dieses Gefühl ist verbreitet und stark ausgeprägt. Die Angehörigen meiner Familie, die Mitarbeiter meines Ateliers, die Netzbürger, ausländische Künstler, Museen – alle nahmen Stellung gegen die Verletzung der Meinungs- und Redefreiheit, vom einfachen Bürger, der Generation der nach 1980 und 1990 geborenen Jugend bis zu wichtigen Persönlichkeiten aus der Politik.

Ich hätte das nie für möglich gehalten. Wir dürfen nicht vergessen, dass China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in der heutigen Welt spielt. Dennoch gibt es viele Menschen, die ihr Gewissen zeigten. Besonders erwähnenswert ist, wie ausführlich und nachhaltig die Medien berichteten. Erneut begriffen die Bürger, wie groß die Vorteile sind, wenn es eine öffentliche Meinung einschließlich des Internets gibt, die sich widersetzen kann. Das alles hätte vor zehn Jahren nicht passieren können. Und selbst noch vor fünf Jahren hätte es nicht zu solchen Ergebnissen geführt.

In den 81 Tagen meiner Haft war ich dem schlimmsten Zustand ausgeliefert, den man sich als Strafe in einer solchen Anstalt vorstellen kann. Obwohl ich weder körperlich misshandelt noch geschlagen wurde, waren die Qualen für meine Seele und mein Bewusstsein eine unmenschliche Form von Folter. Es war kein Schmerz, den man durch die Haut und das Fleisch spüren kann, sondern einer der erzwungenen Erniedrigung. Sie soll einen Menschen seinen Glauben an Gerechtigkeit und Gleichheit einbüßen lassen, soll ihn sein Vertrauen und Hoffnung in die gesellschaftliche Gerechtigkeit und den Wert des Lebens verlieren lassen.

Die immense psychische Verletzung der Existenz

Die Hoffnung erlischt mit der Erkenntnis, dass die jetzige Gesellschaft und ihr Staat öffentlich das Recht missachten und alle Kommunikation ablehnen können. Es gibt in solchen Momenten kein einziges Gesetz, das dich schützen kann, es gibt keinerlei Beschränkung der Macht, die sie daran hindern könnte, individuelles Leben nach Belieben zu zerstören. Die immense psychische Verletzung der Existenz ist eine Zerstörung der kosmischen Ordnung, der menschlichen Ethik und Ästhetik und jeder Achtung vor dem höchsten Gut des Lebens.

Es gibt in dieser Welt niemanden, gleichgültig, wogegen er auch immer opponiert, der nicht auf das Vorhandensein einer höheren Ethik und Ästhetik vertraut, der nicht daran glaubt, dass das Gute das Böse besiegt. Wenn man irgendeinen Mensch in irgendeiner Lage dazu zwingt, diese Zuversicht zu verlieren, dann gibt es keinen, der nicht schwach wird. Ohne Ausnahme. Die totalitäre Macht weiß, dass es ein Merkmal des Lebens ist, schwach und gebrechlich zu sein.

Die heutige Jugend ist kein Haufen loser Sand

Eine Woche, nachdem mir das Steueramt den Strafbescheid zustellte , wetteiferten mehr als 30.000 Chinesen darum, mir Geld zu leihen. Ich hatte am Ende mehr als neun Millionen Yuan von ihnen erhalten. Diese Aktionen verblüfften mich. Sie ließen mich zu einer neuen Einschätzung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gelangen. Ich verstand plötzlich, dass die heutige Jugend und die Gesellschaft, nicht so, wie ich früher annahm, nur ein Haufen loser Sand sind, die kein Interesse an öffentlicher Teilhabe haben.

Sie hatten das zuvor nicht gezeigt, wahrscheinlich, weil es ihnen an der passenden Gelegenheit oder passenden Art und Weise gefehlt hatte. Das war für mich eine sehr wichtige Erkenntnis. Ich glaube, dass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in einem Selbsterziehungsprozess steckt. Alle haben etwas daraus gelernt, ob es sich um Machthaber handelt oder um die, die sie herausfordern – oder um Menschen, die zum ersten Mal ihr eigenes Recht wahrnahmen, ihre Meinung zu äußern.

China befindet sich in der Vorphase zu einer gigantischen Veränderung. Die Innovation des Internet verschaffte mir die Gelegenheit, neue Ausdrucks- und Kommunikationsformen zu finden. Ich halte daran fest, dass der Wandel von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der Hauptgrund ist, dass sich der einzelne Mensch zum heutigen Zustand hin entwickeln konnte.

Deutschland hat sehr bedeutsam Position bezogen

Ebenfalls ist die technische Revolution der wichtigste Grund, dass es in China zum Wandel kommen wird und dass er kommen muss. Wann das genau passiert, kann niemand wissen. Der Zeitpunkt entzieht sich der Voraussage. Es liegt an der Bedeutung des Wandels selbst, dass er überraschend auftaucht oder unerwartet eintritt. Aber dazu kann es jederzeit kommen.

In der Kontroverse über Ethik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hat Deutschland von Anfang an sehr bedeutsam Position bezogen. Das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Bürger,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ie vernunftorientierte Unterstützung durch Politiker und Unternehmer sind heute wichtige Kräfte, um Wertvorstellungen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zu verteidigen. Ich hoffe, dass Deutschland zu diesem wichtigen Zeitpunkt des sozialen Wandels weiter an seiner Haltung festhält. Im Austausch vo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werden bei unterschiedlichen Meinungen oft Kompromisse eingegangen. Vorteile werden erzielt, denen die Interessen der Schwachen geopfert werden.

Ich glaube, dass die Humanität siegt

Ich hoffe, dass alle Politiker und Ökonomen der Welt und diejenigen, die Geschäfte abschließen und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s mit langfristiger Perspektive und aus breitem Blickwinkel tun. Opfert nicht Eure langfristigen Werte für kurzfristige Interessen! Wer Kompromisse eingeht und nachgibt, wenn es um Fragen der Werte, der Menschenrechte und der Meinungsfreiheit geht, versündigt sich. Sie werden den Preis dafür zahlen müssen, weil sie im Tausch gegen das Leben und das Unglück anderer ihre Geschäfte machen.

Wir leben in chaotischen Zeiten. Wir stammen noch aus einer alten Welt, die bereits von der neuen Politik und technischen Entwicklung unterhöhlt wurde und im Zusammenbruch begriffen ist. Das trifft nicht nur auf die derzeitige Lage Chinas, sondern auch auf die der ganzen Welt zu. Diese schleichende Unterhöhlung und Verwandlung wird weitergehen, bis das alte System abgestürzt ist. Neue Möglichkeiten und die Sehnsucht nach Freiheit werden die alte, verrottete, geknebelte Freiheit und die verdrehten grundlegenden Werte und die Ethik des Lebens ersetzen. Ich glaube daran, dass die Humanität siegt. Weil dies eine Welt des bewussten Menschen ist.

Du fühlt dich sicher, bis du in eine Situation echter Gefahr gerätst

Mein Verhältnis zu China ist bewusst wie unbewusst äußerst eng. Es ist eine reale, surreale, sogar metaphysische Beziehung. Sie macht mir eine Entscheidung, im Land zu bleiben oder es zu verlassen, schwer und gibt ihr zusätzlich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Ich bin weder dazu bereit noch darauf vorbereitet, China zu verlassen. Jeder Mensch hofft, sich für sein Leben einen sicheren Platz einrichten zu können.

Grotesk ist dabei: Du fühlt dich solange sicher, bis du in eine Situation echter Gefahr gerätst. Das ist ein unbestimmter Zustand. Hier in China zu leben ist möglich und hat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für mich. Aber es wäre anders, wenn durch Zwang eine veränderte, unmögliche Lage entsteht.

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Zhao Yuanhong und Johnny 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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