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06日 07:57 AM
执政党不上马克思的"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二部分。）
在这一篇评论里，我们要来看看奇怪的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它对中国的影响太大——是怎么非常规性地产生和非和平地演变的。谈及苏联的 这个 体制，就得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关系的想法只是他们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变革图景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他们不认为民族问题是个真问题，相反，他们基本认定 民族 问题是个"次问题"：在民族压迫之上，决定性的是阶级压迫。只要消除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专制机器，民族矛盾和冲突就会很快消失。虽然马克思 本人从血缘来讲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但他一点也不从本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当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在19世纪中叶呼吁德国改变歧视犹太人的法规和习 俗， 要善待该族的时候，马克思质问他们："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要求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吗？你们的宗教是德国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吗？德国 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吗？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呼吁的对象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0页）所以，德国的犹太人 必须 和其他民族的德国人一起，争取全面（包括人权）的解放。
进而言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一点也不站在德国的立场上排外、仇外。他们多次论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它用 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这是他们看待民族 关系最基本的立场（《马恩全集》第18卷第577页、第4卷第410页）。要是当年德国也有"忿青"，他俩早就被石头砸成肉末了。
马、恩二位被官方宣传描述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其实他们在很大意义上是一门新政治宗教的创始人，常有宗教布道式的言论，虽不怎么切实 际， 但崇高感人。被他们感动的，包括拉丁美洲的宗教人士——1960至1970年代，那里就有极可观的"解放神学运动"，把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结合起 来，为穷人的利益声张。被他们感动的，也包括达赖喇嘛。十多年前我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工作时，桑东仁波切（他是海外藏人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领 导 人）来演讲，我问他"为什么达赖喇嘛经常说马克思的好话"？他说，The Holy King（"神王"——他对达赖喇嘛的尊称）觉得马克思主义宣扬的跟佛法宣扬的，有共同之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枷锁"的人人平等、天下一家的普遍自由主义原则，成为我们要梳理的苏联民族政策形成的 源头 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1915年夏天，列宁代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前身）宣布："社会党人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 因此，他们绝对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正是政治含义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 离 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684页）列宁及其政党的这类宣言，基于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共识之上：沙俄专制帝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是镇压本国和周边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马恩列斯论沙皇俄国》第1页）。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政党成了执政党。他们发布的第一批公告中，就有《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承认原来属于沙皇帝国的各民族享有几 项关键的自决权，包括"分离权"（The right of secession） 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于是，在该年2月沙皇下台时就试图要求"自治"、与俄罗斯成立一个"邦联"（commonwealth：关系松散的共同体）的 几个少数民族，就用实际行动响应列宁政府的宣言，纷纷提出高度"自治"乃至完全"独立"，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成立了一个"外高加索"临时政府；随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跟随而上。执政党一下慌了，赶紧刹车。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于 1917年12月中旬宣布，民族独立要取决于"工人的意愿"；而谁是工人，要取决于执政党的界定。当自治和独立的事态越演越烈之际，执政党就 派兵去武力解决（Jesse Clarkson, A History of Russia, 2nd Edition）。到了1921年初，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例外的是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它们被沙皇俄国征服不久，分别于1918年和1920年宣布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又派兵去征服它们，芬兰打败了苏军，波罗的海三国则被纳入红色帝国。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大大影响了中国，就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向中国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当时中 国南北分治），由外交部首脑加拉罕（L.M. Karakhan）签署，所以史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The First Declaration by Karakhan；1920年他又再次发表类似的声明），宣布无条件废除俄罗斯帝国从中国获取的一切权益，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政治思潮"向左 转"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它列强并没有主动放弃对中国强索的权益，"五四运动"就是开端于反对巴黎和会上的列强。苏维埃 政府的这个举动与其它列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各大报刊纷纷评论，赞扬它乃是"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7卷第6 号）。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人于是开始相信十月革命的方式是通向人间天堂的唯一大道。不过后来发现，列宁政府宣言 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主要可能是配合他们的军队东征，进入西伯利亚，担心美国日本拉拢中国，在远东地区武装对抗他们，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陈 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1章）。而签署了那份感动了全中国的宣言的加拉罕本人，则在斯大林亲自领导的大清洗运动中，于1937年12月 被枪毙，罪名是"间谍、恐怖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 第245-246页）。那是严刑拷打之后的口供，毫无证据，约20年后他被平反。
"民族自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效果显著，令人心惊。列宁的政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马上就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解放理论的力量太具爆炸 性，于是决定不上马克思的"当"。列宁及其同志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弄出一个架构来，摆平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苏维埃俄国 的治理关系。在这过程中，既有险情，也有笑话，那是我们下一篇的主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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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不上马克思的"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二部分。）
在这一篇评论里，我们要来看看奇怪的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它对中国的影响太大——是怎么非常规性地产生和非和平地演变的。谈及苏联的 这个 体制，就得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关系的想法只是他们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关系变革图景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他们不认为民族问题是个真问题，相反，他们基本认定 民族 问题是个"次问题"：在民族压迫之上，决定性的是阶级压迫。只要消除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专制机器，民族矛盾和冲突就会很快消失。虽然马克思 本人从血缘来讲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但他一点也不从本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当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在19世纪中叶呼吁德国改变歧视犹太人的法规和习 俗， 要善待该族的时候，马克思质问他们："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要求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吗？你们的宗教是德国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吗？德国 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吗？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呼吁的对象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0页）所以，德国的犹太人 必须 和其他民族的德国人一起，争取全面（包括人权）的解放。
进而言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一点也不站在德国的立场上排外、仇外。他们多次论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它用 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这是他们看待民族 关系最基本的立场（《马恩全集》第18卷第577页、第4卷第410页）。要是当年德国也有"忿青"，他俩早就被石头砸成肉末了。
马、恩二位被官方宣传描述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其实他们在很大意义上是一门新政治宗教的创始人，常有宗教布道式的言论，虽不怎么切实 际， 但崇高感人。被他们感动的，包括拉丁美洲的宗教人士——1960至1970年代，那里就有极可观的"解放神学运动"，把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结合起 来，为穷人的利益声张。被他们感动的，也包括达赖喇嘛。十多年前我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工作时，桑东仁波切（他是海外藏人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领 导 人）来演讲，我问他"为什么达赖喇嘛经常说马克思的好话"？他说，The Holy King（"神王"——他对达赖喇嘛的尊称）觉得马克思主义宣扬的跟佛法宣扬的，有共同之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枷锁"的人人平等、天下一家的普遍自由主义原则，成为我们要梳理的苏联民族政策形成的 源头 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1915年夏天，列宁代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前身）宣布："社会党人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 因此，他们绝对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正是政治含义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 离 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684页）列宁及其政党的这类宣言，基于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共识之上：沙俄专制帝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是镇压本国和周边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马恩列斯论沙皇俄国》第1页）。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政党成了执政党。他们发布的第一批公告中，就有《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承认原来属于沙皇帝国的各民族享有几 项关键的自决权，包括"分离权"（The right of secession） 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于是，在该年2月沙皇下台时就试图要求"自治"、与俄罗斯成立一个"邦联"（commonwealth：关系松散的共同体）的 几个少数民族，就用实际行动响应列宁政府的宣言，纷纷提出高度"自治"乃至完全"独立"，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成立了一个"外高加索"临时政府；随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跟随而上。执政党一下慌了，赶紧刹车。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于 1917年12月中旬宣布，民族独立要取决于"工人的意愿"；而谁是工人，要取决于执政党的界定。当自治和独立的事态越演越烈之际，执政党就 派兵去武力解决（Jesse Clarkson, A History of Russia, 2nd Edition）。到了1921年初，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例外的是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它们被沙皇俄国征服不久，分别于1918年和1920年宣布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又派兵去征服它们，芬兰打败了苏军，波罗的海三国则被纳入红色帝国。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大大影响了中国，就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向中国发表了《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当时中 国南北分治），由外交部首脑加拉罕（L.M. Karakhan）签署，所以史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The First Declaration by Karakhan；1920年他又再次发表类似的声明），宣布无条件废除俄罗斯帝国从中国获取的一切权益，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政治思潮"向左 转"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它列强并没有主动放弃对中国强索的权益，"五四运动"就是开端于反对巴黎和会上的列强。苏维埃 政府的这个举动与其它列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各大报刊纷纷评论，赞扬它乃是"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7卷第6 号）。已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人于是开始相信十月革命的方式是通向人间天堂的唯一大道。不过后来发现，列宁政府宣言 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主要可能是配合他们的军队东征，进入西伯利亚，担心美国日本拉拢中国，在远东地区武装对抗他们，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陈 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1章）。而签署了那份感动了全中国的宣言的加拉罕本人，则在斯大林亲自领导的大清洗运动中，于1937年12月 被枪毙，罪名是"间谍、恐怖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 第245-246页）。那是严刑拷打之后的口供，毫无证据，约20年后他被平反。
"民族自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效果显著，令人心惊。列宁的政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马上就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解放理论的力量太具爆炸 性，于是决定不上马克思的"当"。列宁及其同志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弄出一个架构来，摆平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苏维埃俄国 的治理关系。在这过程中，既有险情，也有笑话，那是我们下一篇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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