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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7日星期一

111023 胡泳 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成长最好

谣言是民众对信息不自由的最本能反应和天然的一种反抗,是镇压言论自由的必然结果和天敌。自古以来的专制者镇压谣言是其镇压言论自由的重要部分, 比如《国语》里记载的"厉王止谤"的故事。对民众被迫依靠谣言传递信息的行为表示鄙视和反感,是一种奴才帮闲情感。

刘晓波在分析瓮安事件的谣言时说,谣言反映的未必是事实真相,但反应了民众的心理真相,是诸多类似官方作恶的事件在民众心理中的综合反应。对此我 赞同。

胡泳: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http://lihlii.posterous.com/105658176
社会谣言很多因官方信息不透明 http://lihlii.posterous.com/105715073
BBC 沈达明:大家谈中国:政治谣言与网络监控 2012年2月22日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2/02/%E8%83%A1%E6%B3%B3-%E4%B8%AD%E5%9B%BD%E7%9A%84%E6%94%BF%E6%B2%BB%E8%B0%A3%E8%A8%80%E4%B8%8E%E7%BD%91%E7%BB%9C%E7%9B%91%E6%8E%A7/


http://huyong.blog.sohu.com/140042972.html
北大讲座:《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2009-12-19 19:43

12月18日19:00-21:00晚上在北大二教301作《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讲座。感谢安替(@mranti)同学在Twitter上 的直播,感谢淡雪(@jeanyim)同学顺手整理的google docs,现将其公布在我的博客上,为了如淡雪所说,"能够通过网络,把一场好的讲座分享给在场听众以外的人,一来是增加讲座的价值,二来也是一种新媒体 实验。"我对安替的一处笔误作了一点小订正。

北大胡泳教授正在演讲《谣言作为社会抗议手段》。他指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当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交流渠道,而谣言(流言) 长久以来就和负面消极的意义联系起来。而现代对谣言研究源自二战,当局担心谣言导致腐蚀士气,谣言控制的想法也孕育而生。

胡泳教授指出,很多美国对谣言的传统研究例如纳普(应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泳注)《谣言心理学》集中于对谣言的对信息的扭曲的研究,但这种研 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现实中,很多谣言的传递也可能保持了正确的信息。

胡泳教授指出,谣言(rumor)不是八卦(gossip),它具有公共性。另外,很多学者有错误定义:谣言=虚假的信息,这样就等于认为所有信 谣和传谣之人是不理智和反常的,这样的认识几乎成为主流话语,但这无法解释那些事后证明为真实的谣言的传播原因。

胡泳介绍: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是一种"集体交易"之后 产生的"即兴新闻",是一群人的智慧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谣言总是在不断建构之中,是社会达成一致的过程。

胡泳介绍,涩谷保把新闻和谣言并列,因为主流渠道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和真实的,当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大于主流渠道的时候,谣言渠道就产生了。在中央 极权社会,制度渠道控制信息散播,人们普遍寻求辅助渠道(谣言)获取信息。这样谣言无论从意图还是结果,都有颠覆性。

胡泳指出,谣言在某些激烈的情景下,还可能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是作为弱者的武器加以利用,是没有财力和资源的人的另类社会资源利用手段之一,其 他手段还包括游行、静坐、罢工等等。谣言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成为"反权力"——反对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平等。

胡泳指出,谣言并不一定是"虚假"的,它必定是非官方的。在中国,谣言是被妖魔化的,群众一定是不明真相,官方借此霸占信息传播权威性。但谣言是 对发言权力的自发争夺,令我们可以质疑当局,"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中国学者往往为官方信息垄断做了学术背书。

胡泳教授指出,中国学术界对谣言的研究引进了"动机",谣言成为捏造、挑拨和诽谤,让官方形成一套义正辞严的话语,"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 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在未经详细调查和有意遮蔽事实的情况下,为事件先行定性,用公权力维护"公共秩序"。

胡泳认为,动辄用法律手段以维护所谓公共秩序来对待"谣言",造成大量的荒谬案例,甚至很多传递和自身生命安全相关的谣言都当作恶意造谣,是对法 律的严重滥用,也是中国学者错误理论的恶果之一。公众有权质疑批驳任何报道和政府公告的真实性。

胡泳教授在分析新媒体事件谣言传播案例时候,认为如果主流媒体和官方发言在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中试图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生长最为激烈。官方只 能通过努力减弱谣言作用,但无法根除。官方渠道新闻和社会自发谣言,会长期共存。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更像古老的口传媒介方式,谣言得以复兴。

胡泳教授在分析杨佳等案例时,认为虽然事件发生后,往往谣言有截然相反的版本,但对于特定群体,在反复流传、删减、润饰之后虽然不同于原始版本, 但不会淡化反而会强化该群体的共同目标和诉求,提高信息可接受性,而矛头往往是公权力的不公和腐败。

胡泳在分析中国互联网谣言内容模式的时候,发现往往是"施暴者/受害者"、性、"人性/兽性"模式。在新媒体时代,官方大众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 的,处于弱势和体制外反抗群体,也在一次次新媒体时间中,懂得如何借助谣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强化己方有利舆论环境。

胡泳最后认为谣言是我们自身的回响,反映的是社会的欲望恐惧和痴迷,如果不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整个社会就会非常不健康, 谣言会造成社会产生巨大动荡。刻意铲除谣言,往往也铲除了说真话的土壤。直播结束。


反映的是社会的欲望恐惧和痴迷,如果不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整个社 会就会非常不健康,谣言会造成社会产生巨大动荡。刻意铲除谣言,往往也铲除了说真话的土壤。        

发布者 niuniu66(http://kaixindelinlin.blog.sohu.com/)
12月20日 01:00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1/10/201110231027.shtml
111023 胡泳 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成长最好
2011年10月23日
来源:凤凰网博客 作者:胡泳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谣言当做一个代用品:例如,《广州日报》负责人曾经撰文指出,在2003年2月蔓延广东全省的有关非典的传言和谣言,"不仅引 发了广东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恐慌,也引爆了一场党报主流媒体与传言和谣言之间的遭遇战",而"各种传言和谣言之所以能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兴风 作浪,主要是因为缺乏权威资讯引导的结果"(薛晓峰等,2003)。言下之意是说,通过大众媒体与官方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就可以中止或减少谣言的 散布,有效杜绝危机的发生。
   
    然而,卡普费雷却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和谣言之并存证明了,"谣言是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卡普费雷,1991:274-275)。这 是因为,大众媒体总是处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从知情的人传到不知情的人。于是公众获知的是他人想对其灌输的信息。而谣言是小道消息,更近似 于个人情绪感受的一种表达,罗斯诺称之为"夹杂了个人对这世界如何运转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传播",表达了试图认知自身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 (Rosnow, 484-496)。由此来看,谣言并不完全只与信息有关。它也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甚至即便其事实基础被证伪,谣言也仍然会经久不息。
   
    更重要的是,谣言会在沉默的人群中间诞生,会在那些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破坏反对者的声音而制造信息的群体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策略而出现。何时大 众传播媒介成为官方消息的唯一提供者,何时就会有谣言现身,提供与官方真实不同的真实。
   
    正因如此,谣言不会是一种一时的、短暂的现象,大众媒介的兴起,也不会消除这种最古老的传播媒介。信息永远存在两个来源:一个是大众媒介所说的,另一个则 是个人从他周围最直接的人那里、他的社交圈子里获得的。而后者就是谣言。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 信任。在2006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高州物管打死考上清华学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中,有网友在跟贴中写道:"大家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你 们,因为你们不值得信任"。[i]在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在人们普遍不信任官方信息的情况下,谣言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唯一的媒介。
   
    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个政府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 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谣言无法消除,只能削减。事实上,只存在一种消除谣言的办法,即禁止人民的相互交流。官方存在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看来合理的想法:只想让他们认为可靠的消 息流传,这种想法在现实操作中,体现为种种"净化"舆论空间的努力,它直接导致新闻控制,进而导致侵害言论自由。2003年非典期间,就有文章称 "谣言比瘟疫更可怕",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又有文章说"谣言比地震更可怕"。其实,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既然纳普提出的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和政府无保留地信任的做法在任何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都无法行得通,那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官方媒体,都必须修正自 己落后的执政和传播理念,才能充分保证社会的健康和可治理。"把谣言和虚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消极观念来自工艺程序:只有可控制的信息交流才是好 的。谣言却从反面提出另一种价值观:只有不受约束的信息交流才是好的,哪怕其可靠性受到影响。"(卡普费雷,1991:275)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价值中国网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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