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言无忌-Tabooless Babble: 《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计划生育人口问题专栏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计划生育人口问题专栏

http://www.ftchinese.com/tag/%E4%BA%BA%E5%8F%A3

叶檀：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梁建章黄文政：中国计划生育为何持续这么久？
吉密欧艾德•克鲁克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易富贤：中国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李建新：结构差异中认识中国人口
李建新：独生子女政策再批判
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
Lex专栏：亚洲人口老龄化利弊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梁建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反驳叶檀的人口论
sophie369：回国最大感受：人太多了
贺安卓：马尔萨斯vs.摩尔：不休的争论
蔡泳：对叶檀所作引述的几点澄清
易富贤：人口坍塌才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李建新：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极限
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李建新：误读的中国人口
秋风：唯理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拉达克的床：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
徐瑾：中国人口之殇
薛涌：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克莱夫•库克森：地球是否人满为患？
蒂姆•哈福德：马尔萨斯阴魂不散
安德鲁•杰克：联合国：高生育率危及增长
戴维•皮林：亚洲人口红利将尽
Lex专栏：投资于人口增长趋势
徐瑾：计划生育罪与罚
章蓉娅：上环风波
卢锋：中国应加快调整一胎政策
孙涤：人口人手提升到人脑
孙涤：阴阳失调制约人口成长
孙涤：再论新新人口论
叶檀：中国不缺人口红利
艾玛•雅各布斯：收养中国女孩难了
叶檀：中国该不该放松计划生育？
白云：超生"黑户"的苦恼
孙涤：新新人口论
陶笸箩：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构想
欧阳德：中国将渐变一胎化政策？
拉胡尔•雅各布：内地赴港"生儿潮"引争议
席佳琳：中国人口政策压力加大
Lex专栏：中国人口普查说明什么？
吉密欧：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阿肯沙•阿维尔：中印的另类"人口竞赛"
邝彦晖：台湾解决人口问题靠大陆？
玛丽亚•索瓦戈：超载的中国城市
帕提•沃德米尔：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
德拉•布拉德肖：商学院如何应对全球人口变化？
苏梦夏：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效
罗尔•兰丁金：菲律宾有望推出"计划生育法"
countrylife：中国人口已经绰绰有余
countrylife：中国人口需要负增长
xmshen：不应在生育问题上对国民强加限制
哈继铭邢自强徐剑：中国仍在释放"人口红利"
罗天昊仇里：移民中国？
瓦伦丁娜•罗梅伊：图表分析：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叶檀：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http://lihlii.blogspot.nl/2013/03/blog-post_9513.html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29:24 UTC
叶檀，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从2000年左右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评论，迄今为止已在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偶尔在电视台财经频道客串点评经济新闻，也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867?full=y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30:50 UTC
@lihlii 看看所谓"市场派"都是什么玩意，鼓吹计划生育政策，还把反对者说成"反智"，和阴沟鼠 @liudimouse @fufuji97 一样自命是"智"。:) @ifoo4 @6tony @shery_mumu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32:28 UTC
@lihlii 而且叶檀还自吹是"保守主义者"，"市场派"却支持共匪强制一胎化；而保守主义者却漠视共匪大搞暴力计划生育，这算是保守什么？没有共匪之前有这类反人类政策吗？ @liudimouse @fufuji97 @ifoo4 @6tony @shery_mumu

Phil @ifoo4 2013-03-13 08:55:54 UTC
@lihlii @liudimouse @fufuji97 @6tony @shery_mumu 都是些睁眼瞎。为了点狗粮乱叫唤

lihlii @lihlii 2013-03-13 08:57:15 UTC
@ifoo4 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蔡泳：大名鼎鼎的叶檀女士，听说她曾被请到中南海讨论经济形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73?full=y 上书房行走吗，自然了。 @liudimouse @fufuji97 @6tony @shery_mumu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91
2013年03月13日 07:10 AM

梁建章黄文政：中国计划生育为何持续这么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梁建章黄文政

数十年来,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无所不在，早年各种标语遍及城乡，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历史、生物课本都有宣扬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的文字。这种强势宣传后果，则导致当代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中国，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控制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种一面倒的思维离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人口观念有多么遥远。

比如，当前大部分民众会认为放开二胎就已足矣，而完全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则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建议。但实际上，鼓励生育是几乎每一个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尽管其中很多国家的生育率远高于中国。比如，法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远高于中国，而法国长期鼓励生育，至今生育八胎可获得金质共和国家庭勋章，至于实际的生育鼓励政策更是不计其数。

反观中国，即使强力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几乎无法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上。因此，鼓励生育并不是激进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建议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激进，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离正常的人口观念太远了。

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口当然是负担，但更是贡献者。人在成年前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者，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年老后又成为消耗者。总体来说，人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在最初的几十年，持续低生育率因为少子化降低抚养负担，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有限的好处，但长此以往却会导致人口的极度老龄化和急剧萎缩，从而给经济，社会，文化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争论，最令人诧异的是与其说是只从负面角度来看待人口一面倒的偏执观念，不如说是支撑这些观念的证据和理由如此经不起推敲。很多人对涉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些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其判断是基于毫无根据的想当然，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他们对控制人口的观点却是那么深信不疑。

在1971年开始，中国实行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其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接近更替水平。如果说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许有其合理性，但自1980年开始的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却毫无必要，中国社会当今流行的各种极端的人口观念大都与后者有关。为什么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历史悠久的世界最大的民族会在人口这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上错得这么离谱，错得这么持久？这背后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种种理由虽然长期和宏观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观上却与直观相符。中国改革开放之处，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意义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业困难，因此很容易就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人口太多。而且，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人口过剩的思潮一度风行全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鼓励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控制。这一里一外的思潮，加上之前计划生育的成功经验，自然会让严厉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国找到土壤。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决策层，也影响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学者，心怀强国之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与人口政策相关的研究当中。

其次，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是一个比较数学化的问题，一般人难以把握。改革开放之初对科学的崇尚蔚然成风，某些理工背景的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对人口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严谨并不等同于其假设的合理和推断的正确。仔细阅读当年的重要文章就发现，这些模型的假设之离谱，推断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决定人口政策方向的应该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如何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远超过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学者所能把握的。然而，这些学者在本领域的成就和他们使用方法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却给他们的极端的结论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

第三，人口政策的后果有着至少几十年的滞后性，严厉化计划生育最初的几十年里恰恰又是中国经济因为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会把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生育限制政策的实施，虽然其贡献现在从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政策效果进行客观的评判需要非常规范的学术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能在客观上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二是学术界内部缺乏有效机制让不同的独立研究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落后，尤其在早期缺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第四，中国是个内部同质性极强的国家，一种观念一旦形成都会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当周围每个人都那么相信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合理性。而且，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而且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对国家层面的决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对基本国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彻，怎么可能会犯错误？我们在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之初也曾一度有过这种想法。直到仔细阅读了与严厉化计划生育实施之前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之后，才认识到自己当初的想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但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组织规模越大，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当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深信不疑时，最终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无道理，因为绝大部分对其相信的理由不过是别人也这么相信。

最后，支持严厉化计划生育的几乎所有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个别论点有一点道理，那也只是在短期成立。但是，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于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恰恰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严厉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很多人早已经忘记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生育限制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现在停止，那么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换言之，严厉化计划生育本身的错误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在中国，提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人口学家和计生委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变化的规律，也就是人口自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所关心的却是反过来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口预测关心的变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学问题；但研究人口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关心的变量是经济发展，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人口在这里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者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在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却被赋予为人口政策决策方向提供建议的职责，这完全超出他们的知识和专业范围。此外，计生委是执行人口政策的职能部门，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由于其利益直接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核心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该回避。

最优的人口政策是让生育的决定权完全归于家庭，当然前提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并愿意承担这种后果。在这点上，中国人可以说是属于全球最有责任感的民族。至于特定时期宏观人口政策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社保、国防、民政、环保各部门的意见，而不只是限于人口学家和计生委。更重要的是，尽管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中不少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工作，但作为整体，他们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中国人口政策向合理回归的最大阻力。正如美国人口理事会的Demeny所言，"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它的管理者与专业人士就会成形成一个天然的集团，有强烈的意愿为计划生育的存在而辩护。唤起公众对降低生育率的兴趣，而不仅是提供服务，可长时间作为其存在的关键理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梁建章为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黄文政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

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603
2013年01月22日 07:11 AM

吉密欧艾德•克鲁克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北京, 艾德•克鲁克斯纽约报道

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这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我们确实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马建堂补充称："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他指出，这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应当会每年稳步减少。

马建堂称去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令人担忧"，即便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反弹。在2012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9%，高于第三季度的7.4%，打破了GDP连续七个季度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加速提振了投资者和企业的信心。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表示："我们确切无疑地看到，中国经济形势在去年年底再度回暖。医疗保健以及航空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很可能将延续至2013年。"通用电气公布的第四季度税前利润高达5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7%。

但很多分析师担心，中国日益老龄化的劳动人口将成为拖累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包袱。

随着一个社会逐渐走向富裕，其人口出生率将会自然下降——但在中国，这一趋势受到了政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重干扰。汇丰(HSBC)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指出："绝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自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但上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现已启动，而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将快于预期。"

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创1999年以来最低的年度增幅，远低于2011年实现的9.3%的增长水平。但2012年中国仍创造了 284万个就业岗位。大量人口继续从乡村流向城市，以期寻找就业机会。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100万，达到7.12亿人。

马建堂上周五表示，中国政府对去年相对较低的整体经济增长水平感到满意，特别是经济增速放缓并未伴随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约达10%。马建堂指出："中国经济不能也不应该再保持那样高速的增长。"

他补充称，7%至8%的年度经济增速对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合适、合理的水平。即便目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多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依然趋紧，企业经常抱怨难以招募到合格的员工，而这一问题在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领域更加显著。

瑞信(Credit Suisse)经济学家陈昌华(Vincent Chan)表示："绝大多数国家是在面临人口萎缩问题时开始升级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生产率的。工资上涨、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及产品质量提升，很可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趋势。"

译者/马拉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780?full=y
2012年11月30日 06:59 AM

易富贤：中国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一、被误导的"十一五"、"十二五"规划

2012年11月8中共中央总书记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如果用"面向过去"的眼光，那么人口政策不一定会调整，因为"十八大"报告只是重复了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的内容："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但是整个"十一五"期间，"现行生育政策"没有得到丝毫的"完善"。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次五年规划之所以如此雷同，是因为是根据同班人马（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论证"。"十一五"规划是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蒋正华、宋健和徐匡迪为正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证，他们认为：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二、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建议"十一五"期间应保持政策稳定。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已经证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论证"已经破产。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996-2010 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而不是1.8；2010年底总人口只有13.4亿，而不是13.6亿。

"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的"人口均衡发展"是根据由2010年7月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论证，他们认为：

一、预计"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会多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

二、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人口总量的持续上升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根据他们的预测，中国人口在2015年将达到13.9亿（2010年底人口为13.4亿），意味着2011-2015年这五年年均增长1000 万。他们的结论刚出来，我就在博客文章中认为他们的预测又将破产。

中国年增人口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00万下降到"十一五"期间的600多万。并且随着育龄妇女在2011年后开始快速下降，每年出生人口将不断减少（"十二五"的出生人口怎么可能比"十一五"多？）；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在快速增加（已经由1980年的626 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万）。因此，"十二五"期间平均年增人口将在"十一五"的600多万的基础上继续下降，怎么可能有一千万？

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报告撕成了碎片， 2011年只增加了644万人（没有1000万），年底总人口只有13.4735亿人。

即便假定2012年、2013年年增人口与2011年一样为644万（事实上会更少，因为育龄妇女更少、死亡人数更多），那么2013年底人口只有13.6023亿。2013年就开始"完善人口政策"的话，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那么2014年、2015年需要增加2977万人才能让 2015年的总人口达到13.9亿。由于每年死亡上千万，意味着这两年需要出生5000多万（生育率需要在2.4左右）。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勉强让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9亿。

而要达到"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所预测的2033年达到15亿人口（人口均衡发展），需要让2014-2033年生育率稳定在2.2以上才行。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不可能的。

300多人参加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和80多人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核心成员其实都是一样的：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蔡昉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翟振武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建民领导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蔡昉、翟振武、李建民都是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而会长则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由于人员一致、思维方式一致，一再得出相同性质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影响决策的能力却超强，将他们的结论纳入了"十二五"规划。

二、被夸大的"补偿性出生高峰"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是在2010年7月召开的，当时"六普"还没有开始。2011年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普查结果也还没有公布，因此全盘采纳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建议（建立在"生育率在1.8以上"的基础上），包括"稳定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总量"，指导思想与"十一五" 都是"人口控制"而不是"人口发展"。

2012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六普"的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六普"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同宣布"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结论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将是历史大笑话。因此"十八大"报告没有采纳人口学界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结论，而是说"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人口政策"完善"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是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同放二孩"），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21年超过15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顶峰，到2050年还有15.19亿。他们建议分步放开二孩（"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全国全面放开二胎。到2020年后才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即便是"分放二孩"，总和生育率也将在 2014回升至3左右，在经过四年的小幅波动以后开始下降，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他们的建议在貌似开明的外壳里包藏者非常保守的内涵。根据李建民等人的预测，"同放二孩"后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 万，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共补偿性出生1.2亿；即便是"分放二孩"，头四年生育率也波动在3.0，出生人口也有3200万，是 2010年的2.3倍，共补偿性出生1.0亿。根据这种预测，决策层根本就不敢"同放二孩"，连"分放二孩"都会犹豫不决，更不会停止计划生育了。

其实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亿多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预测的那样补偿性出生上亿人，更不会达到李小平所判断的"多出来几亿人口"。

如果2013年调整政策，由于怀孕周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后。如果200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了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了），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1-2013 年被政策限制生育的妇女。如果2000年后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 1.7，那么2013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应该有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 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2.43-1.91=0.52），这是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人数。

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放开二胎后，都未曾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一战时，法国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年的1.45，战后尽管鼓励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率平均为2.50，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战争少生的226万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英国和德国由于没有鼓励生育，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马年"少生的孩子也没有被补生出来。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月经失调，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说，在"大跃进" 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说， "大跃进"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

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各年龄段妇女已生孩子数、年龄别不孕率、绝育手术数、生育意愿（包括高中普及、大学扩招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判断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这3000万即便有三分之二在一年内成功补生，加上 "非补偿"生育，2014年总出生人数也只有3500万，略多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中国的医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事实上，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高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挤在这两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会在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李建民等人既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核心成员，也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成员。他们的建议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们将补偿性出生人数夸大了几倍（大大夸张了对社会的冲击力）。人口政策调整后冲击（对医疗、教育、民众心理）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广人稀的农村多生一些人根本没有影响，为什么还将农村放在第二步？目前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差不大（在城市更是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说，放开城市，不如放开全国；放开二胎，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政策都是被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牵着鼻子走。他们一方面夸大人口预测，一方面夸大补偿性出生高峰，一方面又降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所需要的生育率。全世界都知道要实行人口均衡发展就必须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中国需要在2.3左右）；但是中国"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却只是1.6。现在他们又想将他们错误的观点塞给新的国家领导人。

三、停止计划生育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产生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习近平坚定并富有亲和力的就职演说，展现出了大国领袖风范。新人新面目，这是一个敢于行动的领导集体，他们应该不会再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会面向未来、向历史负责。

习近平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中华民族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从182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已经从37%下降到 22%，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口却增加迅猛，英国人口从2124万人增加到5013万人，美国人口从998 万人增加到1.52亿人，俄罗斯帝国/前苏联地区人口由5476万人增加到1.80亿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口也快速增长，从1870年的 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950年之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势头得以遏止，到1980年仍然占全球的22%。1950-1980年繁衍的6亿多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力和智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华民族目前面临空前的危机。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 12%了。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差不多减半），那么中国人口到2100年只有极端老化的4.6亿人（只占全球5%；中位年龄高达59岁），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民族复兴成为空谈。

习近平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首先必须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让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除了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外，还必须调整经济政策、改变城市规划，"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提高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说："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知道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体现出负责的大国领袖的作风。《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等古文献，"帝"和"天"是通用的，皇帝自称天子。在甲骨文里，"帝"字象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最高领导（帝）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励生育，人丁兴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补偿性出生高峰的三千万孩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这些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李建民等人的"分步放开二胎"的观点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是一脉相承的，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为什么到2012年计划生育还没有废止（损失了数千万人口）？这笔帐暂时没人会算，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笔帐的。是由人口学家承担，还是由政治家来承担？是将学术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还是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

如果采纳李建民等主流人口学家的观点，等于全盘接受了过去十多年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今后人口政策很难轻装上阵。这也符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利益：先鼓励人口学家提"二胎过渡"方案（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再以"自主生育"为由反对中国出台任何鼓励生育政策，那么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沿着比台湾、韩国更低的路线走（2010年分别只有0.895、1.22），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足以让中华民族继续萎缩。

对这份错误的政治遗产，中国新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继承？从历史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是下届政府最应该率先打出的一张王牌，既是功垂千秋的历史性政绩，也是对前任负责。

中国人口危机已经危重，靠简单包扎（各种二胎过渡）是无济于事的，而需要紧急手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

果断地与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决裂，有利于轻装上阵，及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恢复民族的持续发展能力，让"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合格的历史答卷"。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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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0日 07:40 AM

李建新：结构差异中认识中国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人口学是以统计事实立足的，现代统计调查制度如普查抽样调查的建立保证了人口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固然任何统计调查都会有数据质量偏误，但无疑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是我们人口学研究的首选，因为没有哪个数据会比普查和抽样调查在质量和代表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对于具有以统计事实优势言说的人口学来说，无论是使用普查数据还是抽样数据，都首先力求数据真实可靠，而对于抽样数据，则还要关心其代表性。

以下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分析，本文皆使用了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即便是有误差，也是可估计不离谱的，也是最接近"真实"的。诚如叶女士所言，对于幅员广大、地区、阶层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人口来说，任何笼统单一的指标如平均数都可能掩盖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叶女士依旧担心中国可能被掩盖的高生育水平事实，尤其担心：1、庞大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2、全国平均生育水平指标会掩盖一些地区的高生育水平现状；3、富人穷人两大阶层的潜在高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会不会让我们误判中国的人口形势，误导决策呢?这是这篇文章尝试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叶女士们疑惑的问题。

在开篇之前，先纠正一下叶女士这里使用生育率指标的错误，总和生育率的单位不是百分数。在人口学中，衡量一个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通常是，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缩写CBR）、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GFR）以及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前两者以千分数来表示，后者为某批育龄妇女按照某生育水平度过其生育周期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由于不受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因此是一个常用的度量且可比的生育水平指标。

流动人口的真实生育水平

21世纪中国人口最剧烈变动之一就是人口迁移了，这是一个由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城市化过程，由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户籍改变的迁移，这一部分人口被称之为流动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亿，2010年普查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2亿。对于如此庞大的且多数为年轻人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生育水平到底多少？一些学者包括官员一直认为流动人口是个高生育水平群体。正如叶女士在其第一篇人口文章里首先引出7个孩子典型个案故事一样，似乎也为其怀疑流动人口动的生育水平埋下了伏笔，而叶女士这几篇文中也不断以不同方式论证着流动人口高生育水平的事实。

笔者著文曾指出，中国流动人口是"超生"移民这一污名化标签由来已久，一直有一顶"超生游击队"的帽子。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虽成为公认的低生育水平国家，但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生育水平依旧不"放心"。官方常引用的研究曾这样指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呈现如下特点：计划生育率低、早婚生育及计划外怀孕生育的比重大、人工流产率高；流动妇女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生育旺盛期、流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管理，流动人口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叶女士也引用了有关移民大省广东的相关研究，证明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本地人口。

然而，全国的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叶女士所使用的论据，且不论调查数据的质量，就其代表性而言都不是全国性的，而是代表局部的。叶女士意识到了她使用地区数据的局限性，因此希望人口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人口学家在这方面以全国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还为数不少，下面来看看北大郭志刚教授的研究结果。

郭志刚教授曾利用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人口流动实际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全国生育水平。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9，这显著地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水平1.41。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流动人口的各个孩次别总和生育率都是低于非流动人口的，其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平也都是极低水平。此外，流动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龄也都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学上虽然时期生育水平并不等同于终身生育水平，有时时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种非常的暂时性现象，在非常时期结束后，一般会出现较明显的补偿性生育。但是，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趋势不是一种"非常"现象，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

我想叶女士不至于要以她的广东局部来否定全国整体情况吧，也不会坚持以局部代表全体，以个案推断总体吧。其实，人口学在分析各种人口现象、人口问题时，是以各种差异性为基础的，人口学强调一种总体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观念，即在差异性、多样性中把握总体。在这个问题上，叶女士强调差异性没错，但是以局部取代总体的集中趋势则是不可取的。现在，我们的明确结论是，就全国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很低，且低于非流动人口。

差异中的全国各地生育水平

从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来看（见表），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国各地都处于一个很低的生育水平，最低的北京其总和生育率仅 0.71，最高的广西为1.79，都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上海和东三省总和生育率均低于0.8，高于1.5 的只有海南、新疆、广西、贵州四地，其他地区均在1.5以下。尽管这些数据像以往普查数据一样存在着瞒报漏报，但即便是将这些因素加入，全国平均水平不高于1.5。事实上，笔者十多年前的研究也间接地能够证实这一点。笔者1995年以1990年普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未来人口做了不同的预测方案，其中之一是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在此方案中假定2000-2010年中国城市和乡村的TFR分别为1.2和1.6，则2010年总人口为 13.70亿，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1%，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5%；对比2010年普查数据，总人口为13.39 亿，0-14岁人口比例为16.6%，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87%。可见，城乡生育水平未达到1.2和1.6，而整体也未超过1.5.。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也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基础。2000年至2010年，东部多数属于人口自然增长超低、但10年间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特别是三大发展区域的中心城市，即珠三角的广州，长三角的上海，环渤海的北京。这三地就其户籍人口来说，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但2000年至2010年间，北京、上海、广东人口增长最快，显然这是流动人口增长快所致。对于大都市来说，是年轻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城市建设，奉献了"人口红利"，减轻了实际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压力。

叶女士为了证明她所担心的一些地区高生育水平最终会影响总体生育水平，多处有违背人口学常识的推论。例如，叶认为，"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激励。"

这种推论令人费解，因为一方面再说对于人口输出大省如河南，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这论述没错；但是，另一方面，叶女士怎么又会推出"人口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并"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的结论呢？如果说，人口迁出前是高出生率地区，但在青壮年人口都迁出乡村到城里打工之后，谁来维持这高生育水平的循环呢？莫非这些流动人口是神人可身分二处，一边流入城市支撑着城市建设，一边又可回家乡维持着高生育率。

其实，最近富士康在人口大省河南招工虽有政府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但却依然不能为其如期招收到工人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河南作为传统劳动力人口输出大省，不仅不再可能为沿海城市提供劳动力，就连本省也自身难保。这十多年河南也处在人口低生育率急剧少子化的过程之中。如河南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由2000年普查的25.89%迅速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19.90 %。2010年人口普查时，20-24岁人口为9611242人，15-19岁为7418890人，而10-14岁6160239人。常被认为具有高生育水平的传统人口大省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省区了。而近年来的民工荒、以及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适龄人口的锐减，都是在中国人口迅速少子化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这样的人口统计事实面前，是什么样的推理逻辑能让叶女士们得出高生育水平的恶行循环，全国各地如此低水平下的生育水平差异怎么会通过人口流动提升整体生育水平？叶女士的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

表：2010年普查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

富人与穷人真能生多少

除了很多人像叶女士一样担心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外，还担心社会不同阶层的生育水平，尤其是担心社会上最富最穷的两极阶层。这是两个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生育水平的群体，一个是养得起罚得起的富人群体，另一个是"多加一瓢水"就能再多养一个的穷人群体。而叶女士文中也担心这两个阶层，认为一旦政策开放，最低最高这两个阶层的生育意愿、生育冲动会最强。

对于中国名人、富人阶层的"超生"问题，计生等有关部门还真是下过了一番功夫。早在2006年底中央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之后，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指出，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惩罚，除此之外，还要记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有关部门认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2007年 9月中组部、人口计生委等11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惩治"超生"现象的力度。紧随其后，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严惩名人、富人及流动人口超生的地方法规，一轮又一轮的"秋后算账"在公众媒体的介入之下"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几年各地有关部门，也一直揪着这仅生育二孩的"超生"问题不放。2010年4月，温州官员对超生者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的名言红极一时，而刚刚发生的16年前准许生育二孩而今日秋后算账开除公职的江西小学教师，无不反映出官方对待超生者态度，以及变了味的"社会抚养费"。

不过且慢，现在，我们需要严重地质疑一下，这场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动"曝光的所谓"超生"问题真的有如此严重吗？全国包括名人、富人、流动人口及穷人的超生真的会动摇计划生育的"成果"、真的会影响社会公平吗？

其实稍有统计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清楚贴上"超生者"标签的名人、富人或穷人这个群体有多大规模？其次，在这个群体中，又有多少人超生了？这些基本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这些数据就不能得出"超生"对总体水平有多大程度影响的判断。诡异的是，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所有给这问题定性（严重性）的人对这样一个基本数据都是语焉不详，而权威部门也常常在"问题总体"（如超生人群规模）这个关键数字上大玩数字游戏（根据媒体报道，有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60%以上。请注意，这里没有关键的"超生"规模绝对数），只见"吓人"的百分比，不见"问题人群"的总量。

虽然我们没有分各阶层人口生育水平，我们也无法知道知晓名人、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到底生育水平高达何处，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合理假设，假设名人、富人都聚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而穷人都聚居在乡村，这个假设基本是成立的。如此一来，考察一下2010年人口普查中中国分城乡人口的总和生育水平，城市为0.8821，镇为1.1534，乡为1.4376，合计为1.1811。我们看到城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88，而北京、上海也才仅0.7多。如果富人、名人超生真的很严重，那么，城市，或北京上海就不应该如此之低；同样，如果穷人群体庞大且超生很严重，那么乡村的生育水平也不该如此之低。统计数据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名人、富人及穷人固然有不合政策的"超生"，甚至有叶女士列举的7个孩子的个案，但都没有动摇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低生育水平现实。

那么，超生二孩破坏了社会公平了吗？事实上，一孩政策30多年来国人已经被"教化"的失去判断力了，视不正常为正常，一直在"为国家民族未来"的口号下，漠视生命，漠视孩子，颠覆了常识，颠覆了普世价值观。我们并没有深刻地反思一下计划生育法规政策对基本生育权利的剥夺和对孩子的不公平，反而把矛头指向了付出代价的"超生者"。想想我们看待两孩或多孩家庭的目光，再看看公众媒体及大众宣传，皆以一孩为正常，两孩或多孩的家庭反倒是不正常了。"超生"二孩者破坏了社会公平吗？没有，他们是在争取本该就属于自己的基本权利！真正应该质疑的，是这剥夺了我们生育基本权利的计划生育制度。

放开政策生育率是否会剧烈反弹？

叶女士最后断言"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旦放开生育政策，是否引起出生率剧烈地反弹"。不知这里叶女士所指的人口学界主流在哪里？其实我们发现，担心生育率剧烈反弹的有关政府部门或一些学者在论证这一结论时皆选择局部高端生育数据或个案（如7孩子）来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年初，代表官方观点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对于中国的生育状况就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因而中国人口目前的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出现"剧烈反弹"，从而断送中国二、三十年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

但是，坚持认为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学者发现，官方及一些学者不仅存在着这种以偏概全的推论，而且还大大遮蔽了中国低生育水平势能的现实。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1982年人口普查中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2010年降到3.10人。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人们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个社会日趋多元日趋开放，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理性选择，中国单身族、丁克族、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更要命的是，有专家指出，中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样，直接影响到生育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普查，中国25-29岁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为24.68%和8.67%，到 2010年普查25-29岁组的男女未婚比例分别上升至36.29%和21.62%，这其实是80后与70后在这岁组上婚姻观念和婚姻状况的巨大差别。今日生育主体是80后，接下来是90后，这样一个变化趋势，何来"剧烈反弹"的势能。其实，要把握整体，了解极端值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各持一端。严谨的人口学者正是依据这些差异性，依据不同人群的生育水平分布得出结论：即便是放开生育政策让那些高意愿生育的群体满足其生育意愿，因为有另一端低生育势能的存在，所以，总体不可能剧烈反弹。

面对这样一个人口现实和人口形势，如果回到人口学的学术立场，正确使用人口统计事实，正确理解人口统计指标，那我们就不会忽视差异性，同时也不会以极端值做出所谓"剧烈反弹"的判断。相反，人口学界主流更多的担心是，由于人口总体生育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低生育水平的地区或人群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即便是放开政策，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也难以回升到人口更替水平附近以确保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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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25日 17:18 PM

李建新：独生子女政策再批判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写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

32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中国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对人口的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也因此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此，"独生子女" 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在《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有必要全面彻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一、独生子女政策的缘起与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数次严重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痛定思痛"、"加快发展"的愿望，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更是让举国上下强化了这种紧迫感。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彻底检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优越性的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和问题的判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贫困落后并非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而现实中的许多困难如吃饭问题表面上又与人口众多直接有关，人口众多便成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主因，成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和"包袱"。因此，迅速减少人口自然就成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规律，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致，所以出台"一孩"政策，是要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史无前例最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人口与经济之关系的论证，"两种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平衡理论是计划生育的主要依据。当时的论证，一味强调中国人口众多增长快不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与特点。后来这种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论证，更简化成"人均分母效应"。当人们只把人口作为各种平衡关系对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标的时候，就不难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一孩"政策背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实践证明，"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障碍包袱"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保持人口内部合理的结构（年龄、性别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中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这一事实。后来"人口增长已经逼近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的观点更是广为流行，这也使得"资源环境有限论"成为了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松懈的一个牢不可破的根据。毫无疑问，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并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手段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在现实政策实施中危害巨大。一方面这把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简单化了，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人口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且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也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今后也不可能。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类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会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有限论"虽值得关注，但无助于我们真正解决人口问题。

二、一孩政策实施过程的惨重代价与滞后的严重后果

1980年之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是因为它突破了两个底线：其一是自主生育的权利底线，其二是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底线。

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指导之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基本权利被剥夺。自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充满血腥。遗留下来一些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录："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强迫育龄妇女控制生育的粗暴手段，以及"株连九族""连坐受罚"式的惩罚方式无处不在，各种践踏生命的血腥事件层出不穷。直到2012年这类血腥事件还在"基本国策"的大旗帜下继续发生。

实际上，今日中国社会，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对生命的漠视、不宽容、戾气重，无不与这30多年计划生育背后的"藐视"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当一个民族反智到质疑个体生命价值的时候，任何"崇高理想"下的实践，都可能成为一场民族灾难。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已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文，而生育权是一项人类生存与繁衍的自然权利，这是一项典型的人权。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就应该无条件地废除。

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从微观家庭方面看，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大增。上千万"失独"、子女伤残家庭的出现，不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身心伤害，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巨大的伤痛。独生子女政策还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少儿少女、缺亲情，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这一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致命一击。中国传统主干文化为儒家文化，其"仁爱"、"孝悌"等内核观念的承载单位是家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家庭不断小型化、单一化，使得传统文化无栖息之地，无生存之基。诚如叶廷芳所说，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人内在的"精神生态"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中国人也同样失去了精神文化家园。

从宏观变化趋势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并加速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失衡。2010年普查显示，中国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至16.6%，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到2030年，中国65岁老年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17.4%，2050年更上升至27.8%，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前后，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并进入其婚配期（20-34岁）。由此，中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届时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万，而到2030年，婚配男性人口绝对过剩超过3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这样一个严重老化、严重失衡的人口，将全方位影响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不仅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和创造力，更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退出社会经济舞台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2020年之后，代际更替将会给中国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次是社会稳定。从性别结构看，中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如此众多年轻气盛的"剩男"将会给社会来带什么？由于中国婚配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所以女性人口将会普遍短缺。随着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大大增强。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人口将可能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最不安定因素。

再次是国防安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缩减，适龄兵源不断缩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变，青年人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降低。一旦国际和周边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扩充兵员时，少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可能舍不得孩子上前线，若子女应征入伍发生意外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维系和养老都会面临困境。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的现实中，未来中国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最后，是文明的传承与兴盛。实际上，人口是文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体。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华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中国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华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一个人口只有保持必要的规模、合理的结构，才能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 立于不败之地。但中国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着未来我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兴盛。

总之，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对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国防），还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站不住脚的所谓"伟大成就"

2012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领导在总结人口计生工作成绩指出："中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也为全面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经不起推敲。首先来看成就之一："全国共少生4亿人口"。显然，"少生4亿人"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之上的。这个观念首先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严为核心的中国一孩计划生育，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取向，这样的"成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所谓"少生4亿人"其实又是一个不严谨的虚构数字。严肃的人口学者们已证明，从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实施充其量少生了1亿多人（具体参见王丰、蔡泳 "四亿中国人是怎样少生的？"《中国改革》2010年7月号）。1980年的《公开信》预测，"按目前（1980年）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中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2000年）将达到十三亿"。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达12.65亿。这样计算下来，一孩政策以来少生人口还不足1亿。实际上，那些少生人口恰恰可能成为支撑中国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该是今后3000万"光棍"的新娘，本该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二，是"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条件"。但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会知道，中国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30年人口积累的能量被后30年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其20-59岁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创者，因此，50后的创业生产期为1970-2019年，60后为1980-2029年，70后为1990-2039年，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1979-2012）的巨大成就，是20世纪50、60、70年代出生人口作为"主力军"创造的。再看看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做了什么，为今后30、50年留下了什么样的人口？宏观纵向动态看，这将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个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人口；横向比较看，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如此结构失衡的人口，必将严重影响中国今后30、50年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三，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压力"。看似有道理，但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控制人口数量，换回有限的缓解，不仅得不偿失，还让大家失去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因为，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是人口规模增长，而是生产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大学全球环境政策学教授，夏皮罗在其《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书中指出的，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言，"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环境退化的驱动器"。看看中国"GDP至上"主义下的单位产值能耗，看看国人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投入到人口数量控制上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转到关乎国民发展的人口健康教育素质上，以改变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突破口，或许这边前进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四，是"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但是看看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的劣迹：由于当时独生子女政策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从政策实施一开始，计生工作就成为了"天下第一难"。不仅官民关系对立，腐败滋生，而且国家这30多年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与此同时，在这整个过程中，全民的基本生育权利被剥夺，每个家庭、每个人、每个新生命从生到死都在或将要承受计生之害：为准生证跑30多个橡皮章、惨遭大月引产、强制上环结扎、巨额社会抚养费征收，失独家庭不幸遭遇、空巢老人孤寂无援...... 还能说，这三十多年，国民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极大改善吗？

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中国经济或许还可以继续增长，但是未来30年、50年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国，重要的是它能否维持一个强国大国。从人口的角度看，由于一孩计划生育是一种"釜底抽薪"、"自废武功"的人口决策，所以，中国崛起之日或许也是衰落之时，不是因为人口数量众多，而是因为人口动态结构严重失衡。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1980年以来的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已经为实施错误的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由于政策的持续滞后效应，我们还将继续为之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其实我们并没有超越前人，这些反思与批判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表现。如果我们还停留在30多年前的认识之中，还为30年前《公开信》所述的重大"意义"欢欣鼓舞，那将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悲哀，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悲哀。我们理解当年那些政策制定者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忧国忧民之心，也承认当年那些论证政策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最好的人口决策制定者。常说，历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与批判不是要"纠缠"历史，也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人类毕竟是在历史之上前行。

独生子女政策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反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国防文化无法持续发展的恶之源，不彻底废除，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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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7日 06:07 AM

李建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何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四）

中国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在"人多是负担"观念指导形成的，抛开这种理念之争，人口与经济、与资源环境之关系论证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讨论由来已久，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随着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深入，过去简单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讨论对经济成长不利的观点渐渐淡出。不过，作为常年在中国财经领域发言的叶檀女士如今却又老话重提，且做出了似是而非结论，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以她有影响的言论，可能会误导不少人甚至误导公共政策导向，所以有必要对此问题再次论证厘清。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同观点的交锋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得从马尔萨斯说起。自其《人口论》诞生以来，有关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围绕着人口与发展的基本关系问题，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三派不同的观点，即悲观派、乐观派和中性派。

马尔萨斯是悲观派的代表。人口悲观派倾向于强调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负面作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世界人口高速增长更有学者和学术机构如保罗•埃里奇、罗马俱乐部等不断地以"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增长极限"等警示人类，人口悲观论盛极一时。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位乐观派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指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盖尔，2000）因此，乐观派认为从宏观和长期的视角看，人口增长对人类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人口问题研究小组曾在20世纪60、70、80年代分别做过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同的。 1971年的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是，人口增长通过降低人均收入的增长等16个主要环节给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1986年的研究报告结论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消极方面的影响只有三个方面，而积极方面的影响却有六个方面。专家们指出，1986年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过去那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美）人口委员会，1996）。可见人口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水平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显示出对发展不同的正负影响。

20世纪末，哈佛大学两位学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出发，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为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做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从人类人口的历史看，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类人口史上急剧变化的短暂一瞬。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对应的变化（见图1、2），而这种变化又会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关注人口数量增减、人口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上。他们研究发现，在人口转变初期（图1、图2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变，一方面，人口数量会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因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在人口转变中期（图1、图2的第三个阶段），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进入生育率转变时期，这时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朝着劳动力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抚养比例不断下降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即人口红利阶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图1、图2第四阶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与死亡率水平相当，这时人口趋向稳定，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都趋于常量，因此，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趋于中性。

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且在转变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作用。

二、动态结构观下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一

如果把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纳入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就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一是没有从内部结构如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去观察，多是仅从宏观上讨论人口增长率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学者只观察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变化的某个阶段，截取了不同的论证素材，缺乏人口转变周期性的动态观察。例如保罗•埃里奇在1968年写下《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一拨学者 1972年关注"增长的极限"时，正值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高增长时期。同样，当年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也是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口转变初期带来的人口高增长对百废待举的中国经济起步和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得出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乐观派如朱利安.西蒙和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则是长距观察，总体上发现了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以动态结构观，可以把过往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悲观论的结论证据主要来自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加速增长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少儿扶养比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实事，马尔萨斯、马寅初所观察的人口问题属于此类；乐观派的结论则来自人口转变中后期人口数量增长减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红利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实，西蒙等人的论证属于此列；中性派的结论则是来自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趋于零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的实事。

如此看来，不难理解叶女士的困惑与纠结。在数量观下，面对同是人口众多的东亚与非洲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无法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同叶女士最后的纠结："无法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数量观下考察人口与发展关系无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未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忧虑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

中国学者借用上述模型对中国建国以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于学军，2003；蔡昉，2004；王丰，2007）。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口是幸运的，后30年经济制度改革将前30年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来了，由此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但对中国人口来说，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

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一个变化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表1），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于2010年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峰值之后将迅速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联合国低方案，则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个劳动力抚养一个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两多人。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变化过程显然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更是如此。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劳动力人口老化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在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中（表2），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后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最具创新能力的青年劳动力人口（20-39岁）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在增加。显然，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人口萎缩和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创新力和竞争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过程。人口结构如此变化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实，中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民工荒"已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底端青少年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进入工作年龄的16岁人口为2031万，2010年下降到约1567万；2000年18岁适龄高考人口基数为2310万，2010年下降到1782 万；2000年18-20岁的适龄参军人口基数为6347万，2010年为5053万，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中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进而进入"慌"时代。

由于中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

从人口动态结构观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生育企图以减少人口数量方式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问题，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相反却制造出了根本性的、更为广泛的、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今后真正要担心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中国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人口结构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参考文献：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人口研究》2004年第4期

（美）盖尔.约翰逊《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美）人口委员会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96

王丰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

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 2003年第1期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Sep. 1998) NO. 3: 419–55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132
2012年10月25日 06:25 AM

Lex专栏：亚洲人口老龄化利弊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暂时把欧元区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两件事放一放，考虑一下人口条件对于投资的作用吧。仅五年之内，中国的劳动力就将开始萎缩。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数据显示，到2030年，日本人口的中位年龄将是51岁，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是43岁。到2050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65岁以上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将增加一倍以上。亚洲的人口红利已快要耗尽，这一点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经济过去60年来增长陷入停滞，这与该国劳动人口不断缩减直接相关。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随其劳动人口缩减而停止增长，但劳动人口缩减确实会导致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尽管富士康（Foxconn，苹果的供应商）已经开始将工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内陆地区，但该公司今年的工资水平还是增加了四分之一有余。迁出中国则意味着供应链方面受到限制，这带来的坏处将超过节省劳动力成本到来的好处。廉价的技术和丰厚的利润率也将成为一纸空谈。

资产配置也将受到影响。理论上，较年长的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债券，而不是像股票这样风险较高的资产。经济学家刘铮和马克•施皮格尔(Mark Spiegel)估计，随着老年人投资者纷纷抛出股票换取资金贴补退休生活，股价将下跌。这对一片惨淡的亚洲股市而言不是个好消息。目前上证综指 (Shanghai Composite)的市盈率为12倍，比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低五分之一。

不过，人口老龄化也不全是坏事。在日本，退休老人将来之不易的积蓄花在跟团游、方便食品和医疗等项目上，支撑起该国消费的正是这群人。得益于此，在东京股票价格指数(Topix)迟滞不前之际，连锁便利店罗森(Lawson)的股价今年却累计攀升四分之一。瑞信(Credit Suisse)数据显示，来自退休老人的需求也提振了日本服务业的就业情况。还有"渡边太太"（Mrs Watanabe，指日本一心寻求更高投资回报的家庭主妇——译者注）做不到的事吗？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徐天辰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86?full=y
2012年09月29日 11:03 AM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二战前，英、法、美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为了推行绥靖政策，他一面在国内打击强硬派，一面多次亲自去德国，与希特勒秘密会谈，获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尔是英国议会中极少数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将给欧洲带来灾难，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但是多数人都将他的警告视为危言耸听。

"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被德国人称为"假战"。

由于战事进展不顺，1940年5月10日，众叛亲离、声名狼籍的张伯伦只得"引咎辞职"，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半年后，张伯伦在家乡的孤独抑郁中病逝。毛泽东曾说："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5月21日，德军已经绕过"马奇诺防线"，将40万英法联军围困在法国的敦刻尔克—一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国也准备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势万分危急，丘吉尔果断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英国的计划是力争撤离三万人。英国政府通过广播紧急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拖船、货船、客轮、渔船、汽艇乃至花花绿绿的私人游艇，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在5月26日到6月4日这短短的8天中，奇迹般地将33.8万人安全撤回英国。丘吉尔宣布："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上，造成英国本土地面防卫发生严重的问题。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官兵，绝大部分都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力量。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没有四年后的诺曼底登陆，就没有二战的胜利。敦刻尔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英国保留了继续坚持战争的最珍贵的有生力量。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撤退，但是这种撤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高度时限性。晚停止计划生育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万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当于当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他们承担着重大的家庭责任（可以让数千万家庭降低养老风险）、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单一年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如果被"过渡"掉了，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谁承担得起这个历史责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开始快速减少，一批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而年轻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人口政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想从容地华丽转身已经是不可能了。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

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各种二胎过渡）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2011年本来是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公开信》30周年已过，人口普查证实1.18的生育率，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的"忽悠"下，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硬是变成了烫手山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那样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气，收拾人口残局，动员一切力量来赶抢补偿性出生高峰，组织家庭"生产自救"（既然国家今后无力提供养老，那么就应该放大家一条"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人心，不要错过了"季节"！

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们遗忘人口危机，其实是鸵鸟心态。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拖，总不是办法。以前民众和知识精英支持计划生育，是因为被"持续发展"和"紧急避险"理论所迷惑，认为计划生育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现计划生育的理论在已经破产，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如果继续计划生育，那么必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引发一系列群体事件。

政策调整需要审"时"度"势"，顺"势"而行。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也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时"机也已经成熟。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人口危机才露出了冰山一角，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风起于青苹之末，今后会"盛怒于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今后几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那时民心尽失，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国秦末群雄相争之际，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义帝"楚怀王，民意呼吁严惩英布。项羽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 "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人口政策调整不可沽名学霸王！

西汉时，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的"巫蛊"谗言，父子相残，逼死太子，损失数万人口。一年后，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汉武帝悔恨交加，果断为太子平反。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死不认错的态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颁发"轮台罪己诏"，及时转弯，收拾民心，其政权延续下去了，汉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谓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一旦下决心调整政策，就不应该拖泥带水踏碎步（各种二胎过渡）。《左传》："国将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个人口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也会出现同样大的社会震荡（在农村增加一些孩子不会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农村已经空巢化了，并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舆论焦点），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难产"。今后还得迈停止计划生育这道坎，然后才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将使得后续的政策滞后，错过鼓励生育的历史时机。

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过渡掉，从经济角度也是极不合算的，何况生育权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错误的。但现在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还不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采纳已经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各种二胎过渡方案，而继续损失人口，那么今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中国目前对计划生育就像当年亚历山大面对"哥顿神结"那样茫无头绪，面对各种过渡方案无从抉择；那么也不妨象亚历山大那样快刀斩乱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远！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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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7日 06:07 AM

梁建章：从资源和环境角度反驳叶檀的人口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梁建章

笔者非常高兴地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终于开始关注人口问题了。叶檀女士近期在FT中文网提出的几个支持计划生育的观点很典型，值得讨论一下。

首先，叶女士的一些人口的数据有差错。很多人口学家已经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人口快速增长，实际上和很多国家是同步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并没有增加。中国现在的人口总人数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完全是由于寿命延长造成的。进一步看，中国的出生率极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率不到 1.2 （即每个妇女只生1.2个小孩）。即使人口普查的数据有误差，人口学界的最乐观的估计生育率也只有1.5. 中国已经和日本一样成为严重少子化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在新生儿的比例只有世界的10%，是有历史以来的最低点。

叶女士在后面两篇文章中，提到了以下几个观点，现在一一反驳如下:

首先，叶女士认为 "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并暗示放开计划生育会让穷者多生。如果从全国范围内看，的确有收入越低，生育意愿越高这个现象；但与此同时，在生活方式类似的一群人里，却存在收入越高生得越多的现象——这是因为，收入高的人更能承受抚养小孩的成本。在欧洲国家里，富裕的北欧、西欧国家的生育率就高于相对贫穷的东欧和南欧的国家。在中国，农村人比城市人更愿意生孩子，但是不一定穷的城市人比富的城市人更愿意生小孩。与十年前不同，今天大多数农村的年轻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未来面临和城市人一样的抚养小孩的高昂成本。他们的生育率可能比更富有的城市户籍人口更低。在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几十年前，他们也经历了大批农民潜迁入城市的过程，结果是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生育率就被城市人趋同了，如今，他们的生育率很低，不过他们比中国早20年意识到这个少子化的问题，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

其次，叶女士还认为"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所以要控制人口。很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数据，我却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中用来论证相反的结论。中国能源使用效率低，正好说明了中国的能源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人口的问题。中国只要实现了发达国家一样的能源效率，就可在不增加现有的能源消耗量情况下，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再增加3-5倍，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新能源的技术还在不断完善，成本还在下降。如下图显示太阳能发电和火电的成本趋势，在今后的十到二十年里，太阳能发电成本就会接近和低于风电成本。

当然，新能源也可能没有预料的发展那么快，那很可能是由于有更加低廉的火电资源，被开发出来。最近新技术使得美国的巨量的油气岩储藏得以开发，天然气价格骤降，专家预测将来美国很可能是个能源的净出口国。中国也有丰富的油气岩资源，正在积极组织开发。

由此可见，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供应都是乐观的。当然开发新能源，例如建设风电和太阳能电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都需要政府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中国将来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引发财政危机，反而会拖累新能源的开发速度。

此后，叶女士又用大量篇幅写了中国的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等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和很多欧洲国家差不多, 且远高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中国，6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中国农业灌溉的利用系数只有0.4，而发达国家的利用系数高达0.8。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低得多，却能以其世界领先的滴管技术出口水果，还能出口滴灌技术。如果中国能够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利用率，就能节省一半的农业用水，彻底解决缺水问题。

另外，在城市里节约用水的空间也很大。很多工业用水只要肯花成本净化，就完全可以被再利用。此外，海水淡化技术已经成熟，已经被很多国家使用，而且成本只在每吨在0.5到1美元，比现在的水价高了每吨1-2元。叶女士说"中国的沙漠在西部，海水淡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其实中国的西部如新疆和西藏，因为人口稀少反而是人均水资源较高的省份，人均水资源最低的人口稠密的山东、河北、京津等北部沿海和近海地区。如果其他节水和产水的技术成本太高，这些沿海或近海地区完全可以大量利用海水淡化，所以海水淡化的成本应该是水成本的上限。水价高了每吨1-2元，中国人承受不了吗？简单算笔账，如果把搞计划生育的几百亿直接费用，用来补贴北方地区的水费，可能水就不用涨价了。

环境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造污水处理厂、投资清洁能源最终靠的是财力。我们到发达国家去旅游，哪一个不是山清水秀？就连人口稠密的日本、韩国，如果稍稍远离大城市，也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是因为这些富裕国家，有意愿和财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会经历一个先坏后好得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人们就有财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如今，在中国沿海的富裕地区，也可以感受到环境正在逐步改善。当然，中国现在人均GDP还只有5000美元，才刚刚开始有能力和意愿去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污染还很严重；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会逐步得到改善。和开发新能源一样，需要大规模的投入，这就需要雄厚的财力和年轻的人口结构。

"资源环境约束"的观点很典型，但是经不起推敲。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而且"资源约束"这一观点也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 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人口数量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经济研究还表明，工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之剧烈，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成为世界上变成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型最严重的国家，各方面的风险难以预测。计划生育的支持者们，我们真的还要不顾巨大的社会成本，来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风险吗？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网董事长，近期出版《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66
2012年09月27日 06:23 AM

sophie369：回国最大感受：人太多了

读者： sophie369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一文后，我觉得中国的人口是太多了,这是我回到中国的最大感受。

我曾经非常喜欢在海边漫步，现在才发现，在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中，到海边漫步休闲成为奢望，因为海滨大道挤满了人，垃圾都来不及清理，从垃圾桶中涌出来，精心设计的草坪上也扔满杂物，真让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美景。

现在，无论你走到那里，所看到的就是密密的人群。有个周日，我一大早去鼓浪屿教堂做礼拜，就看到轮渡码头上已是人头攒动，游客快把广场占满了，而下午四点返回时，渡轮拥挤得只能人贴人。从那以后，无论朋友如何挽留，我都礼拜一结束就赶往码头，不然就在朋友家呆到傍晚再回。

城市中有很多人选择只要一个孩子，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涌入城市的新人口中，在我身边的我就看到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我的房屋的租户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做生意的，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最近又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他也正发愁两个女儿的读书问题，因为很多学校都满了，所以还问我认不认识教育界的朋友。对于刚出生的儿子，夫妇俩也觉得负担挺重的，不过他太太告诉我，他们必须生一个儿子，不然在他们家乡会很没面子。而在我居住的社区，迅速增加的人员使得小区也快变成大街了。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能从自己的生活来感受。

一套房子如果住两个人，两个人一定是和睦相处，彬彬有礼，互相帮助，当人增加到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十多个，可能为了晚上休息的那一席地，就很难保持绅士风度了。同样的，一块面包，两个人吃的时候，可以聊着天，慢慢品尝，还可以礼让，当有三个，四个，五个，十几个人来吃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挨饿，就只能谁抢到谁吃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

读者：sophie36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92
2012年09月24日 06:23 AM

贺安卓：马尔萨斯vs.摩尔：不休的争论

瑞银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及欧洲区首席投资官贺安卓

大约一年前，我听说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教授推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比了过去一万五千年间的东方和西方，并得出结论称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东方的经济实力将最终超过西方。

之后，有人问莫里斯教授他如何看待未来25年。莫里斯教授表示，他认为不远的将来将会出现两种力量的对立。其中一种认为人口压力、全球变暖以及资源匮乏将导致世界充满压力，而如果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恰当解决，世界将会惨遭生态系统崩溃的厄运；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力量则认为，技术进步将持续加快，并会导致所谓的技术奇点，而这将意味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立刻得到解决。

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的观点之战历时已久。被称为"悲观科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1834 年）早在19世纪之初就曾指出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而农业产出却呈线性增长，而这将致饥荒时期的出现，使人类陷于痛苦之中。目前来看，马尔萨斯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技术进步推动农业产量增幅超出了线性范畴。最新的联合国人口统计预测认为人口数量增速将变缓、甚至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将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前英特尔公司董事长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可能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最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他指出，从计算硬件的历史来看，集成电路上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简言之，摩尔定律意味着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因此技术应该能够破解人口数量增长陷阱。

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投资者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代表马尔萨斯）和丹麦环境经济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代表摩尔）之间上演了最新版本的马尔萨斯vs.摩尔争论。

杰里米•格兰瑟姆的最新研究"欢迎反乌托邦"将干旱导致的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看作是令人沮丧的未来的起点。"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问题和资源损耗的目前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未来一百年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最高限度……我们面临严重的全球食物危机已达五年之久，且不太可能摆脱此危机。这将威胁加剧贫穷国家的营养不良和饥荒问题，甚至还可能拖垮这些国家。资源争端和食物导致的迁移潮将威胁全球稳定与发展。"

比约恩•隆伯格在其最近发表的文章《环境危言耸听，以往和现在》（Environmental Alarmism, Then and Now）中提出了一个相反、且乐观得多的观点。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骇人的预测，40年之后比约恩•隆伯格在回顾这个预测有多错误时指出，通过技术进步、使用替代品和循环使用，"借助于人类智慧可最终产生的资源数量将远远超出人类消费所需的资源数量……根本没有看到食品供应崩溃的迹象，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食品产量增长仍将继续，并且这种增长将是可持续的。"

2009年2月，我们开创了名为农业产业(Agribusiness)的投资主题，这实际上触及到了格兰瑟姆与隆伯格之间争论的核心所在。在赞同格兰瑟姆认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和耕地威胁将导致食物价格上涨的观点基础上，该主题在隆伯格的"技术进步"观点中寻求机会，并在整个农业综合企业价值链（从农田到餐桌）上着眼于观察提高收益和减少浪费的公司。自2009年开创以来，无论从绝对定义还是相对定义而言，该股权投资主题在股权市场上均表现优异。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73?full=y
2012年09月27日 16:38 PM

蔡泳：对叶檀所作引述的几点澄清

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蔡泳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接到通知，我躺着中了枪，"枪手"是大名鼎鼎的叶檀女士，听说她曾被请到中南海讨论经济形势。被名气这么大的枪手打中，不管是痛还是痒，总得哼哼几声吧。

叶在她的《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七）》一文中提到我的名字。为了阐述方便，下面照抄提到我的那一段文字：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引用了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用贝叶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一个随机模型，针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进而用计算机对各国的将来人口作重复模拟，以得到其分布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按照论文结论，是否实行一胎化政策对于客观的生育率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叶文中提到的这个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报道，是BBC在2012年9月19日推出的一个多媒体节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BBC的网页，网页是英文的（虽然BBC在9月20日也发布了由凯露撰写的题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思考"的中文报道，但其中并没有提到我或是贝叶斯模型的内容）。

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

1、叶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漏了几个字，因为我"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好像说不通。BBC网页上写得很清楚，BBC请我估计"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叶显然是做了功课，因为BBC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但我想她的功课也就到此为止，因为该文并没有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力"作出评估。事实上，这篇文章今年7月份才出版，我也是前两天才看到。我给BBC的计算，依据的是联合国和华盛顿大学更早的一个研究成果。该成果先在2009年12月"联合国生育率趋势专家会"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Rec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Fertility）宣读，然后以"Probabilistic Projections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for All Countries"为题于2011年正式发表在美国人口学会的《人口学》杂志上。

3、"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过去30多年的生育率没有本质影响"的结论，是我做的。其依据很简单：假定我们只知道中国1980年以前的生育率变化情况，参照世界其他各国生育率变化情况，应用联合国和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开发的生育率预测贝叶斯模型，我们可以估计出在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中国生育率的水平。把估计的生育率水平和过去三十年的实际水平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结果令人相当惊讶：估计的"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生育率，居然比实际发生的还低！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人口学解释：因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重点是胎次，忽略了生育年龄和间隔对生育率的影响。只关注了"少"，把"晚"和 "稀"丢掉了。结果中国人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到初育的间隔比50年代缩短了。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造成了人们抢生、超生，使得198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未能持续1970年代的下降趋势。

简单澄清以后，对叶的证据、论述和结论做几点批评。

叶文写道："以韩国为例，从1983年到2003年，总和生育率从2.08下降到1.19, 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这一持续下降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不知道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是根据什么标准评判的？如果指的是下降的速度，我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怎么算都比韩国快。如果要比下跌的深度，我国台湾的生育率从 1983年的2.17，下降到2003年的1.24，再到2010年的0.97！韩国估计是追不上了。如果是比低生育率的长期性，日本的生育率从 1973年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一路走低，近些年一直在1.5以下。看来韩国要"创纪录"，还需继续努力。

叶是经济专栏作家，文章经常引用各种各样的数据，还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给大家介绍贝叶斯方法，非常令人敬佩。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不看人家的论文，就搬出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国情"作为挡箭牌，否认该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事实上，该模型的假设并不是像叶说的那样，来自"使用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来自对人口学研究几十年来的成果的总结：生育率下降有非常强的规律性，虽然下降的起点和条件各有不同，但是一旦下降开始，在达到低点以前，一般只有小幅波动，而不会有大幅反弹。不仅如此，该模型还利用样本以外的数据对其假设进行了交叉验证，结果证实这一模型有很好的适用性。

其实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不是别人，而是叶自己。虽然叶看上去是一个重视证据、强调数据的人，实际上她只是选自己喜欢的数据、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虽然叶不接受贝叶斯模型，但她却引用其结果，认为我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坍塌现象"。虽然联合国估计中国的生育率还在1.6，但这并不代表"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6"，叶要是真想知道"国际主流学界"的意见，不妨认真看看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文章。她还说她"目前正在通过一定管道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育状况调查，到时公布结果"，但她紧接着就说："可以肯定，生育两个或以上是主流。"调查还没做完，结论怎么就先出来了呢？叶费了那么多笔墨，其实结论早就有了，就是反对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

她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但没有生育，哪来后代？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亦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122
2012年08月21日 12:36 PM

易富贤：人口坍塌才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叶檀女士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很多网友要我反驳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叶檀再次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既然叶女士挑上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写几句。

叶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受该校人口史教授葛剑雄、曹树基的影响很大，比如她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资料以说明继续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曹树基认为明清时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为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实行计划生育。李中清和王丰教授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曹树基反驳说："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 （《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中反驳了葛剑雄、曹树基对清朝初年人口的观点。

叶檀说："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 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叶檀女士可尽管放心，人口专家的测算从来都是错误的（1980年以来就从来没有准确过），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差不多一半。

叶檀说"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1960年代末）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其实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长并非是"政府鼓励"，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口增长是与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国人口都只占全球22%，当时的生育率也与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中国人口增加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于预期寿命从 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70年的63岁（2010年的世界银行资料）。恰恰是当时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也并非事实，美国人口增长率比中国和欧洲要快，不见得美国的人命就更廉价。

叶檀说："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显然，叶檀是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混为一谈了。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叶檀的1.2%是出生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死亡率已经是0.714%了，那么自然增长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后还将不断下降），还低于叶檀所认同的0.5%。

如果叶檀的1.2%是自然增长率，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统计局公布的134735 万的总人口计算，2011年出生人口应为2579万（134735×1.914%=2579），远远高于2010年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1379 万；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出生人口为2579万的话，生育率应该为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两倍。叶檀的一个数据就将耗费80亿元、800万普查员参与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

要达到叶檀所说的"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应是3.014%（2.3%+0.714%=3.014%），出生人口应为 4061万（134735×3.014%=4061），那么生育率应该是3.7。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跃进之后的1963年（补偿性出生高峰），根据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人口也只有3025万。印度历史上年出生人口也从来没有超过3000万的。

可见叶檀的理论是建立在错的离谱的人口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在认识到这个关键的错误之后，叶檀的系列人口文章还写得下去？当然如果她如宋健、程恩富、李小平那样希望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的话，那就别当他论了。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动态变化的。孩子是母亲生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15-49岁总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2/3的孩子是该年龄段妇女所生）也是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在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到2032年只有 0.65亿（比2011年减少43%）。意味着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出生率也将急剧下降。

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 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数略多一些），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增加到2030年的1350 万、2050年的1862万；死亡率将增加到2030年的10.24%、2050年的16.34%。

出生率将不断下降，死亡率却将不断增加，自然增长率也将不断下降，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 1987年的16.61‰几乎直线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国年增人口也是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15万下降到2011年的 644万。

下表：中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增人口

将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增长率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自然增长率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0.5125x + 1033.5，拟合优度（R2）达到0.9473。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开始为负值。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3.4735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13.56亿的顶峰后，于2017年开始负增长。

将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年增人口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52.761x + 106561，拟合优度（R2）达到0.9588。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为负值，也就是中国人口在2019年达到13.65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其实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来说还过于乐观，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 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 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下图：根据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增人口推测今后人口变化

可见，中国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让中国人口维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经济的繁荣），生育率需要达到2.3左右；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人群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三个、部分家庭生四五个、部分家庭生一两个孩子。如果有人选择自己单身、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无可非议（当然需要缴纳较高的社保金，因为社保是靠人口传承来维系的），但也请不要剥夺别人生孩子的权利。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397?full=y
2012年09月06日 06:08 AM

李建新：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极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编者按：FT中文网最近就人口问题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FT中文网人口专题。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读者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从超长人类历史考察，人类人口在99%以上的时间里是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类人口发生了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也因此，20世纪成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人类由高死亡水平传统社会转向了低死亡水平现代社会。

正因为人类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今后几年或十来年，中国庞大的人口还将持续一段低速的惯性增长，并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叶檀女士再次引出这样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梳理

人口研究绕不开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粮食）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64、128、256、512…，而生活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8、9、10…。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后果的争论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概括来说，有三种主要学派的争论。第一种是新马尔萨斯学派，他们从生存资源环境有限的假设出发，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导致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重要的危害，因为市场分配着稀缺的资源并且刺激着有效的创新。人口增长事实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制度理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和环境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和运作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是资源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来看，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p76）。

不同视点的争论反映出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这种争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公众在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影响环境资源恶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简单线性的；其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及增长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

二、布朗关于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实证研究

叶女士以水资源为例，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论证了全球特别是中国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及增长"无限"消耗之间的矛盾，进而指出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关于水资源论述，我并不在行，但是这里可以以马尔萨斯传统的经典问题人口与粮食为例来分析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

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世界观察》(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布朗认为，到下世纪（21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将由现在的近13亿增加到16亿，届时中国粮食需求不仅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而猛增。2030年中国将出现2亿 700万吨的粮食不足，这相当1994年全世界的粮食输出量，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后食物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国届时粮食不足将达到3亿6900万吨。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迅速的工业化，中国也会像邻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耕地减少，加之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将使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供求缺口很大，将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以至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可能满足中国粮食的需求，中国的粮食问题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届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布朗言称，谁来养活中国，这是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布朗,1995) 。因此，布朗预言粮食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布朗作为粮食专家一直都十分关注世界的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客观地说，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预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却过于简单化了。事实证明，布朗的预言言过其实了。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悲观预测之后的近20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布朗采用的预测那么快；其二、中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其三、农业技术在进步；其四、农业政策制度不断改进等。因此，正如专家学者反驳，与其说粮食问题是个人口和消费问题，不如说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朗有根有据"危言耸听"式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确实促进了我们全面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粮食问题。

叶女士所讨论的水资源问题其实和粮食问题同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类问题，因此，中国粮食问题解决的经验应该可以对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今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开放性是指资源环境的"拥有分享"已超越传统意义上领土国界；公共性是指哈丁所言"公有地悲剧"中资源环境公共使用时的保护困境。显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若还以封闭的、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则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以中国粮食为例，中国虽然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但中国最大优势之一是人口众多。经济学家林毅夫早年在回应布朗粮食问题时就指出，即使对粮食这种特殊战略商品，中国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中国粮食所需的20%～30%。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口"中国的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在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在全球化国与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当下受到美欧石油制裁的伊朗在拼命地寻找新的市场，因为封锁其优势资源意味着封闭其生存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全球化给了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尽管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是地方区域性的，但当代资源环境退化形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而且它们对人类生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和威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面对着我们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因为"公有地悲剧"的困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助的。

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谁都知道，3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位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牺牲本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批准全球共同治理"温室效应"的《京都协议书》。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角力搏杀，再次反映出了资源环境问题公共属性的悖论。在此会议艰难达成协议之后，加拿大即可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加两国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面对资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幼稚到以"牺牲本国人口利益、减少本国人口规模"来拯救自身、拯救地球。所以，以关起 "国门"封闭的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让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席位让他国所占有而已。

自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于1800年才达到10亿，130年以后即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世界人口已达到30亿，在不到40年即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一番达到了60亿，今年又达到了70亿。不错，世界人口还将增长，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人类人口将最终于本世纪末稳定在100亿左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地球有多大的承载力，地球到底能够养活多少人？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1996年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出版了迄今为止有关地球承载力最系统、全面、深入的总结性研究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科恩发现，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地球承载力的人口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可见，所谓地球承载力是一个弹性巨大的相对变量。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人类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过往经验归纳推导出未来。但是，之所以对未来仍有信心，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相对变量，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今日依然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终将像发达国家一样，人口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传统工业社会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不可持续。事实上，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世界各国已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不少地区、国家已经付诸行动。

四、争论中的共识

实际上，资源环境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争论不休则源自于人类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人类及人类系统生存于生物圈中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之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因此人类最终要依赖地球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能量转换；另一方面，人类又不同于其他物种，是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具有改变、超越自然环境限制的独特能力。很显然，若是信奉前者，面对"来势汹汹"人口增长，你可能得出悲观结论；若是信奉后者，则得出乐观结论。在信仰这个层次上，乐观与悲观的争论不会有结论。不过，乐观给予信心，悲观带来警示，人类社会就在此间行走。

这样也就不奇怪，不仅争论不会完结，而且在不同观念、不同认识下有了应对问题的不同主张。回应开篇所述的三种主要认识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问题的主张：即"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以及"分好馅饼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主张）。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于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及资源环境问题；第二派的认识主张则是，不是"馅饼"有限而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的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从叶檀女士已发表三篇文章论述不难看出，叶女士属于马尔萨斯学派。

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一基本事实似乎给未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抹上了一笔宿命的悲观色彩。在今后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人口还将继续惯性增长。按照联合国2011年版的预测数据，若是未来2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1.6左右的中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26年达到13.96亿峰值并由此下降；若是生育水平1.1左右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13.58亿并随后迅速下降。不难看出，无论是未来中国人口数量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将会给未来中国的资源（耕地、用水、能源等）使用环境污染带来巨大压力，但据此是不是就可以推断中国未来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谋"是人口呢？

中国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的，是把中国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变量看待的，并以此作为继续坚持严厉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显然，叶女士的论证是支持了政府这种作为。笔者及不少学者则认为，因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已进入尾声且会迅速下降，不可能成为资源环境问题加重的主要驱动力，所以那种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严重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从人口学角度讲，更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目前的计生政策会加速人口自身内部结构失衡，而人口结构失衡就不可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所以，今日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本质在于调节人口内部结构，因为人口内部结构均衡是最终在可持续发展中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

那么中国目前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早在几年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就曾指出：目前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中国现有资源和环境根本无法承受的，由此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迫在眼前。同时，环境法实施不利以及片面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显然，生产方式、制度法规、观念、技术等都是影响中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家的共识是越来越多地反省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诚如叶女士所言，"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比比我们单位生产能耗，如叶女士列举中国农业生产、炼钢炼铁单位耗水量比发达国家高数几倍甚至几十倍；看看上下挥霍浪费，水资源、粮食的浪费惊人，国人一年餐桌上浪费够两亿人口的粮食，这才是我们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其实，观念、生活行为方式改变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何至于对中国人口数量"大动干戈"自毁长城本末倒置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拯救地球呢？！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一方面，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与国际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走节约型社会、走循环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哈珀. 环境与社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莱斯特.布朗. 谁来养活中国（日文版）DAEYAMONDO社，1995

（编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8?full=y
2011年05月11日 06:10 AM

易富贤：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易富贤

1996年制定的"九五规划"以及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提出"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2005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

但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只有13.397亿，远远少于预期。其实2010年中国到底有没有13.397亿人口还大有疑问。

在这次人口普查中，15—5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962亿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依照统计表的年龄比例，以普查公报的12.658亿人总人口（在统计表的12.426亿基础上增加1.8%）计算，5-49岁（1951—1995年出生）共 9.5143亿人。根据生命表，55岁以下人口每年死亡0.22%（56—59岁者更高），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只应剩下9.3050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912万（9.3962亿—9.3050亿=912万），重报率为0.98%（912万÷93050万=0.98%）。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 0.98%，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267亿（13.397亿÷1.0098=13.267亿）。如果上次人口普查是准确的话，那么这次普查是相当成功的。

但我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指出，2000年人口普查额外修正1.8%是没有道理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总人口12.426 亿），5-4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398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2000年之后一个都没死，在这次普查中还额外多出 564万（9.3962亿-9.3398亿=564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还应剩下9.1343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2619万（9.3962亿—9.1343亿=2619万），重报率为2.87%（2619万÷91343万=2.87%）。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 2.87%，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0亿（13.397亿÷1.0287=13.023亿）。

我在《大国空巢》中也已经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表的12.426亿人口也是重报大于漏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0759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0年的时候应该还有88762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1618万。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光是10-55岁人口就净重报了2856万，重报率为3.22%（2856 万÷88762万=3.22%）。如果其他年龄人口也以同样比例重报的话，那么2000年总人口就只有12.038亿（12.426 亿÷1.0322=12.038亿）。

根据《瞭望》周刊2010年7月19日发表的梁中堂教授的文章《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确实只有 12.0亿人。梁中堂在文章中说："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 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1。在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所以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然而，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由于漏报（尤其是低年龄组的超生漏报），将生育率调整为1.8，并将2000年总人口调整为12.658亿。由三百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会在2010年达到13.7亿，并将在2033年达到15亿顶峰。

由于超生等原因，2000年低年龄组（学龄前儿童，尤其是0—4岁人口）人口可能确实是漏报大于重报。2000年总人口可能会比12.038亿要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大致推测2000年低年龄人口的漏报率。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69万人，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80万人，1996-2005年这10年之间，大致平均每年出生1374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出生人口与 1996-2005年每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0—14岁（1996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为22246万人，平均每年1483万人。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低年龄组就只有 7.9%的漏报（1483÷1374=1.079）。即便2000年0-9岁年龄组用夸张的10%漏报率计算，那么该年龄段总人口共为17504 万人，比统计表的15913万多1591万（漏报1591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038亿+1591万=12.197亿（与我在《大国空巢》中的估算结果一致）。同理，2000年的出生人口也用10%的漏报率计算，那么生育率只有 1.34（1.22×1.1=1.34），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将2000年生育率篡改为1.8，阻止停止计划生育长达10年之久！

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被公认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估算2010年的人口总数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2010年总人口=1990年总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

2010年人口普查是11月1日，1990年普查是7月1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13368万人。1990 年全年出生2391万，死亡757万，年增人口1634万，那么1990年7月1日到11月1日这4个月增加人口为545万人（1634 万÷12×4=545万），1990年11月1日总人口 = 113368万 + 545万 =113913万。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认为，1991年到2009年这19年共死亡15750万，其中2005年、2009年分别死亡849万、943万（2005-200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3万）。我们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比2009年增加23万），那么1991年到2010年这20 年共死亡16716万。

国家统计公报在1990年之前的每年出生人口与历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1991年之后，由于不相信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而将每年出生人口往上大幅修正，比如2000年普查显示5—9岁（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为9015万，但统计公报将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改为 10694万。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到2005年出生人口为13744万，但统计公报改为17810万。

统计公报显示1996-2009年共出生24213万人，也认为2010年年增人口为626万人（上面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出生人口就应为626万+966万=1592万），那么1996-2010年共出生25805万（24213万+1592万=25805万）。根据生命表，平均每年死亡0.22%，那么到2010年的时候应还有2538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1996-2010年出生）只有 22246万人，说明统计公报每年出生人口虚高了14.12%。那么将统计公报的1991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下调14.12%，共31984 万人。

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6716万=15268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万+15268万=129181万=12.918亿。我在《大国空巢》中已经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死亡人口有漏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还不到12.918亿。

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认为，中国1991年到2010年共死亡17270万人。那么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7270万=14714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 万+14714万=128627万=12.8627亿。2001年到2010年共出生14154万（统计公报基础上下调14.12%）。2001 年到2010年死亡人数，联合国的预测显示为 8932万（国家统计局资料认为是8795万），那么2000年到2010年共增加5222万（14154万-8932万=5222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34亿（12.8627亿-5222万=12.3405亿）。

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9岁（1991-2010年出生的31984万人口，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10年的时候为31267万）人口如果也与15—59岁年龄组一样存在2.87%的重报，那么重报了897万（31267万×2.87%=897万），2010年总人口就应该为 12.8627亿-897万=12.773亿。那么2000年总人口应为12.2508亿（12.773亿-5222万=12.2508亿）。

并且，联合国对死亡人口的预测还过于保守，因为联合国对中国老年化预测过于乐观。联合国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 12.3%、8.2%，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分别占13.26%、8.87%。由于老年人死亡率比较高，而中国老年化超过联合国预测，意味着过去20年死亡人口也应该超过联合国的预测。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可能还达不到12.77亿。

回过头来，假如2000年总人口真为12.197亿（见前面分析，也见《大国空巢》），那么2010年总人口=12.197亿+5222万（10年增加人口）=12.7192亿。

综上所述，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也就是说这次普查的净重报率在3.8%到5.5%之间。

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一样，为了与过去的数据衔接，却违背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的基本逻辑。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被人为高估了 5000万到7000万：

1、第六次人口普查采取"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以防止漏报，但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

2、普查后的数据调整。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 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公报人口比普查摸底汇总人口多了10.8%。如果全国一半省份像福建这样，那么总人口就会被人为高估5%（6000多万）。

高估人口数据其实对中国不利，除了不利于调整人口政策外，也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中国由于劳动力达到顶峰，国力处于顶峰阶段。国际社会用一种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甚至掀起中国威胁论，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对应政策。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生育率都被高估了，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国力被高估了，是虚胖的。如果告知人口真相，必然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心，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和国防。

正确的人口数据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年轻劳动力资源即将枯竭，产业模式就必须提前调整。如果依照乐观的人口数据进行产业规划，那么今后几年面对迅猛来临的经济危机将束手无策。死亡人口的漏报将使得寿命资料不准确，不利于养老制度的建立和保险业的发展。

人口普查办在"事实判断"（要与过去的人口数据衔接）和"价值判断"（想获取真实数据）的煎熬下，两次人口普查虽然在总人口上有数千万的出入，但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生育率资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牺牲了部分杀伤力（重报了数千万人，降低了人口数据的"震撼度"），但杀伤力还是够强了（生育率只有1.3、1.4左右，远低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8），足以停止计划生育。尤其这次普查防守能力超强，漏报率只有0.12%，堵住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从"漏报"捞油水的企图。从这种角度看，这次人口普查还是相当成功的。下一步是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根据普查数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旅美学者，著有《大国空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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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29日 06:21 AM

李建新：误读的中国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兼答叶檀女士《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

笔者近期关注了FT中文网站开辟的人口专题，发现有许多不少精彩观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因为人口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不同专业领域学者全面深入地讨论人口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既然主题是人口，那么应该有一些人口共识以便于在一个平台上对话。这些共识（公共知识）包括人口统计指标的正确理解应用以及人口自身变化规律的了解。

我同意叶檀女士关于当下中国"人口与制度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的判断，但是对于中国人口问题，充满着诸多误读误解，非常有必要从人口学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解读。

一、人类人口变迁简史

西方学者琼斯•梢克（Jonas.Salk，1985）早年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把20世纪的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8000年及未来8000年（见图1）中，20世纪的人口爆炸时期是非常短暂的，但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空前的。在漫长的人类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在高水平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了一个平衡，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也将会在低水平下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平衡）。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我们看到了过去与将来人类人口变迁的轨迹。

图1 Salk的超长期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Jonas Salk The Next Evolutionary Step in the Ascent of Man in the Cosmos, Leonardo, Vol. 18, No. 4, Special Issue: Jacob Bronowski: A Retrospective (1985), p.238

为何有20世纪世界人口巨变，这源自于人口转变（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过程，而人口转变背后是工业化、现代化。因此，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率先发生了转变。

20世纪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加持着"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有了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学习、利用和接受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先进技术。由于人类总是渴望健康与长寿，所以，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发明成果很快传到不发达地区，并使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比早期历经现代化的国家迅速的多。例如，"在毛里求斯，死亡率从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却为此花了100年的时间。"（卡洛.奇波拉，1993，p77-78）。由于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变化由占 70-80%发展国家的人口转变所主宰，而相对于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其生育率的转变显得迟缓滞后，因此， 20世纪人类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增长高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人口大爆炸，这是人类发展史上重大转折，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世界人口正处在人类史上转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如此。超长期历史视角的人口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规律，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21世纪人口巨变在人类超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误读的中国人口转变历史

19世纪初期，马尔萨斯在其后再版的《人口论》中利用全世界各地的资料，以支持他追求的普适性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饥荒是"对中国人口来说所有积极性抑制中最强有力的"。因此，中国的人口体系是以积极性抑制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人口是马尔萨斯东西方二元人口平衡模式中的一个典型东方代表，是以饥荒、动乱、战争等因素平衡的人口。

20世纪80年代，学者何清涟（1987）借用马氏人口原理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她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各种动乱，并非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人口与资源平衡关系打破之后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各种社会矛盾的背后，都隐藏着人口和资源比例失调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可以看出，叶女士有关中国近代人口史解读延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

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人口变迁的解释，何炳棣先生（1953）认为，看待中国近现代人口，要将所有重大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对人口变迁有重要作用，且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因此，在各个阶段独特的事实和因素得到考证之前，不能随意运用人口原理。李中清、王丰（2000）也系统全面地批驳了马尔萨斯的观点。李、王二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生育无节制、饥荒频繁、死亡严重，如马氏所说："以现实性抑制为主导"的社会。

固然不同学者的学术立场会对相同的历史做出不同的结论，但对于历史人口变迁，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其一，由于不存在现代统计制度，所以，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局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数据。正因为只拥有局部的或有限的数据，所以才有了不同社会侧面的观察和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二，由于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其人口变化还是处在高出生高死亡阶段，也因此，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人口转变意义下的"人口激增"过程。

对于新中国以后的人口变迁，不少人都有着严重误读，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这样：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结果，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以及学习苏联英雄母亲鼓励生育的结果，并由此带来了人口负担。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人口也随之进入了转变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较之一般发展中国，除三年困难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稳定（见表1），中国人口像所有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一样在其初期出现了"人口爆炸"，显然，这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水平迅速下降的结果，而不是鼓励生育的结果。

对于同样数据，叶女士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固然我们并不否认前30年中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重大失误，但是，人口学上死亡率从高水平迅速下降的社会意义必须得到正确的解读。事实上，当高死亡水平迅速下降时，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群是婴幼儿。同期，中国婴儿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这是新中国社会发展最惠民的统计事实。与旧时代相比，生育水平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新时代婴幼儿存活几率大大提高。庞大的 50、60后受益于那个死亡水平速降的时代，因此，"人口爆炸"是那个时代健康医疗等公共政策惠及到千家万户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同样，纵向评价人口变化，不难发现前30年的人口能量积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彻底释放出来了，创造了后30年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后 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恰恰是由那个被视为"包袱"的"人口爆炸"带来的50后、60后、70后作为主力军所创造的。

表1 欠发达地区、中国和印度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1

三、"污名化"的流动人口超生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流动人口与超生群体划等号。自上世纪90年代小品"超生游击队"上演之后，超生游击队就成了流动人口的代名词，这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而且还有学者和官方时不时地举出例证强化这一"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认为，由于对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流动人口生育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他们"超生"的隐蔽所，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逃避计划生育责任的群体，是超生现象的主体。

为了说明流动人口的超生事实，叶女士文中使用了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做了一项关于流动人口生育的调查数据。这项调查结果被官方和媒体广泛传播使用。调查结果的内容是这样显示的：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亿，超过全国人口的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

或许，因为调查由权威机构实施，我们不必对数据的来源与质量产生怀疑。但是，从计生部门公布数据的技术上看，却有不少统计数据指标的选择和"猫腻"。在这组公布的数据中，只有"吓人"的高百分比，没有关键的分母总量绝对数，即违法生育总量。因为没有这个关键的分母总量，仅仅依靠相对数指标我们不可能推论出"超生"问题的严重程度。

很显然，有关部门心虚才会在关键的总量绝对数上"含糊其辞"，在统计指标误导视听。叶女士一不留神也落入了计生委的数字"陷阱"，包括她使用计生委2006年调查总和生育率1.87数字。实际上，人口学家专家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抽样设计有偏的不可信的数据。

此外，叶女士关于A人口B人口的假设及推论，可以看成是叶女士眼中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生育状况的写照。但其实这种假设和推论让叶女士自己也底气不足，因为这是一个不现实且静态封闭的推论。且不说目前中国没有A人口这么高生育水平的人群，就是有，A人口生育水平也伴随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不断降低。更重要的现实是，中国正处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之中，这是一个A人口转向B人口的过程。所以，叶女士担忧不可能出现。

人们在论证中，时常会陷入逻辑推论的陷阱。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在一个违背事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支持他们观点的"有力"论据。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就是一例。

其实，人口学家利用全国数据分析已经证明，当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纪80年代为超生而流动。以当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为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898万，占总人口近4成。调查显示这些外来人口中的80%是来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的。

四、夸大的人口增长潜力

国家计生委一直在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潜力做夸大宣传，但许多事实被遮蔽了。在2006年底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依据计生委测算曾有这样的中断言："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 但事实上2003年开始中国净增人口就低于800万，而按照联合国2011版的中、低方案推计，2010-2020年，中国净增人口在150万 -470万间。

和政府担心一样，叶女士也十分担心"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叶女士担心"人口自然增长率报复性反弹"实际上是担心生育水平的报复性反弹。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人群人口学定义为15-49岁的育龄妇女，考虑到现实社会生育是在婚姻条件下完成的，这个人群可为20-49岁。这样一来，中国的现实是，50后、60后或许都愿再生但基本都过了生育期，70后具备想生也能生的条件，80 后、90后呢？这个群体虽然已经或将是生育主体，但她们绝大多数是不想多生的。再加上年轻人群中，不育人群比例上升，单身族、同性恋、丁克族也在渐次增加，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哪里能来"报复性"生育。当然，更不会出现叶女士生误用生育率指标而计算出来的所谓16亿，甚至20亿的可能。

实际上，今天的现实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

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从16亿下调15亿，再调至2011年版的不到14亿。如今中国人口增长是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增长，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

对于人口自身变化来说，结构是本质，数量是表象，人口数量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结构问题的解决来实现。因此，今日主张放开计生既是从还权于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也是从追求人口内部结构长期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最终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意）卡洛.M.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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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5日 06:11 AM

秋风：唯理主义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编者按：FT中文网最近就人口问题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FT中文网人口专题。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读者就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叶檀女士围绕着人口政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第一篇说明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是，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等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在第一篇结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

坦率地说，作者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之论点和论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当凌乱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口数据，试图说明，中国还会有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对于这样的观点，统计局恐怕第一个不答应， "六普"数据在那儿。

作者在此处已提出，人口高增长的主力是乡村、以及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贫困人群。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此展开论述，同样用一些琐碎的数据，对贫困地区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担忧。

然而，这样的论点很难成立。作者也承认，城市化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其生育意愿立刻下降，而未来将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同时，即便在乡村，由于现代性广泛、深度渗入，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已快速下降。至于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对于整体人口增长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第三篇文章从水资源角度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是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而近些年来，水污染十分严重。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大家就都将没水可喝。

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罗马俱乐部理论的劣质翻版。四十年来，面对人口快速增长，某些专家、国家、国际机构担心过这种或那种的资源枯竭。事实却是，所有资源都没有耗尽，相反，人们所能支配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在增加。

至于中国当下水资源的匮乏，作者其实已指出其症结所在：严重污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所有人为的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问题仅在于人们愿意支付多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人口卷入现代工商业体系，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可利用越来越好的生产技术，从而控制新增污染；也可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治理污染。那些被污染的水都可以恢复清澈，这只是一个成本和时间问题。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重复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国人的担忧：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

若让我来回答，我会说，爱怎样就怎样。凭什么美国人可以，中国人就不可以？照此逻辑，叶檀女士应当把这篇文章写成英文，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因为，问题在美国人那儿，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让美国人口快速减少，其对资源消耗的正面效应，不比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效应大很多？

当然，事实是，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未必重复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理解、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与美国人相同。另外，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是一个可通过制度、政策予以控制、调整的问题。价格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控制机制，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作者为人口制造贫困论提出了一个论据：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败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败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财富生产效率较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后发国家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人口高速增长，而并未出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种悲惨局面，这不正说明了制度至关重要吗？

综观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说，对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且站得住脚的理据。作者不过重复了过去几十年间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反复提及的命题、论点、论据。全世界过去六十年的事实已证明，这些命题是不成立的；而从一开始，那些命题在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它们都立基于错误的预设：物质主义。

亚当•斯密是通过对重商主义的反叛，而开创现代经济学的。而重商主义正是物质主义的：它只是关注物质的产出、交换、消费，人被忽略了。或者说，人被物化，被当成纯粹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耗财富的机器。所以，重商主义者把黄金当作最重要的财富，致力于制造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为此不惜对国民的财产权和贸易自由进行限制。

斯密则把人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说，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则分工越细密，效率将越高。当然，在斯密那里，人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经济政策可以调整的对象，经济政策唯一的目标是满足已经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需求。为此，社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通过增进和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是斯密经济学的关键词，它是人的自由。

奥地利学派更为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经济学的人本自由主义内涵，这体现在其主观主义方法论上：必须从人的主观维度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构造、提升合作性关系之能力。因此，市场以自由秩序为其框架，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则悲惨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迷信。它讨论物质性生产要素，人也只是一种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实上，在这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眼里，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机器、石油。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当然，他们也普遍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计划、管制、控制。

叶檀关于人口问题的系列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有趣的是，作者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这个词，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唯理主义。唯理主义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张计划人口，也即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然后政府就可以用权力追求这个目标。至于政府采取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拯救中国人和人类的伟大事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这种唯理主义与上面所说的物质主义相互支持：只有物才是可测量、可计算的，因而是可计划的。计划经济、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极端的物质主义。最有趣的是，这些计划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物。可以说，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人的意识之动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来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说，她倡导计生和优育，是从有尊严的生活地角度出发的，要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我想说的事，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尊严和优雅可言。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当成物对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来尊严和优雅？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和官员，自负地计算、骄傲地计划他人的生命，或许很聪明，或者很强大，但一点也不理智，一点也不优雅。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312
2012年08月31日 07:12 AM

拉达克的床：人口政策应基于现实

读者：拉达克的床

FT中文网编辑：

我读了近期FT中文网上几篇关于人口增长的文章，正反交锋，忍不住也想闲言几句。

在人口政策上，叶檀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而其他几位都是对此持反对的意见，反对的理由，我粗略归纳了一下，主要有三点：一为人口政策再不放开，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将步入老年社会，导致人口减少和抚养比过大，从而使中国社会重新返贫。二为社会发展将使更多的人选择少生育甚至不生育，这将导致第一点的问题，控制人口政策将加剧第一点的发生。三为科技发展将可以大大改善资源的利用，增加食物和资源的供给，资源的缺少将不是阻碍人口增长的问题。

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中国是否还需要那么多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十三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改革开放三十年，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中国制造，促使中国经济腾飞，但如今中国人工已不再廉价，低端产业纷纷选择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地，中国已被逼逐渐往制造链高端转移，但越高端要用的资金越多，人工却越来越少，而且世界是否需要十三亿中国人制造高端产品呢？很显然不需要，如果继续制造庞大的人口红利，显然将会有更多人失业或者涌入低端产业，推低工资，这显然与保持人口红利的初衷相矛盾。

第二：社会发展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少生甚至不生，但这个比例是多少，没见过有什么正式的统计数据，对于北京大学李建新教授所说的80后和90后绝大多数选择不多生这样的语句，我估计，这也只是他自己的粗略判断，并无详实依据，既然如此，我也谈谈我所接触的人的生育意向。与李教授说的不同，如果政策容许的话，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80后和90后都会选择生两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以上，而不是一个，因为一个孩子太孤单，这是大多数我的同龄人所流露出的意向。

第三：科技将改善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这话没错，但是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个科技已经发明出来了，至于未来科技的发展，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而现实的环境压力却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中国人面前，根据资料所显示的情况，中国资源状况非常严峻，全国草地有90%呈不同程度的沙化，中度沙化50%以上，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全国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城市有110多个，由于大量采用地下水，许多城市地面下陷，西北更有大片的林木因为地下水沉降而枯死；因为提高产量的需求，农田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中国20%左右的耕地板结退化。环境污染更是触目惊心。这一个个惨烈的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环境已无法承受中国13亿人的生活方式了，我们现在都是在吃老本。此时强调我们自己的生育权，我们后代的生存权又该由谁来保护呢？

环境昭示着中国已无法承载更多的人口，而为了适应已不再想廉价的中国人工，庞大的劳动人口也必需减少，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任何人口政策的制定都应该立足于现实之上，而不是做科幻片编剧。至于未来？既然那么多人喜欢引用未来科技，那我也引用下，未来科技发展了，一个人可以干五个人的活，一家三口劳力就可以养十五个老人小孩了，这好像挺好是不是？

读者：拉达克的床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03
2012年08月27日 06:25 AM

徐瑾：中国人口之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作者微博】

如说常识无需强调，那么可能是错觉，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当谬论已经环行半个地球之际，真理才刚刚动身。

人口问题即是如此。笔者曾经在此前专栏《计划生育罪与罚》中已有论述，无论经济合理性还是人性角度，计划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国人口，不仅关系民族未来，亦关系个人权益。当前一方面人口形势面临诸多转折点，政策势必有所改变，人口专家亦奔走呼吁；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也需要更多观点争鸣，FT中文网也刊登出不少观点互异文章，具体可参见人口专题，也会继续邀请专业人士继续展开有意义讨论。

因历史与人为等因素，中国人口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极为复杂，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纠正。笔者并非人口专家，卑之无高论，学界对此已经有不少研究与共识，尤其放开"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识尚值得强调，亦甘冒跨界评论之名。

关于中国，第一印象就是人多，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学者费正清也在其名著《中国：传统与现代》开篇即谈"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

这一描述，也与国人从小所受宣传教育及现实所见人山人海大致符合，因此不少大众直观感觉就是中国不缺人——但是须知，人多并不等于劳动力多，而经济增长所需"人口红利"则来自适龄劳动人口的贡献，且不提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老年化压力。根据联合国数据，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 1.3亿人,到2050年，估计为到3.32亿人，届时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而养老问题将空前严峻。

除了中国不缺人之外，不少公众以及评论者更对人口增多可能带来的资源紧张充满恐惧感。这一情结的源泉，理论上源自马尔萨斯以及马寅初等人理论，感性上则与中国过去的贫困多舛集体记忆有关。

古代经济，人口的确是重要的变量。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前提条件是土地的供应弹性有限，而土地作为古代农业经济的主要投入，其有限数量约束了经济总产出。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以至于人均产出随人地比例而不断降低，马尔萨斯陷阱即凸显。

历史上，欧洲多次发生马尔萨斯循环，中国也难以豁免，甚至以更加惨烈的形式呈现：伴随着王朝兴衰，中国人口往往呈现巨幅震荡，政治不稳定带来人口死亡，每每以减少30%甚至50%的情形周期性惨烈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发的周期是如此演进：第一阶段，王朝兴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阶段，战乱之后，人均收入快速越过生存水平，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阶段，随着人地比例大幅上扬，马尔萨斯陷阱凸显，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平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导致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被推低到生存线之下；随后，第四阶段社会崩溃，天下大乱。

如此，一个轮回重新开始，所谓"治乱循环"。

形成对比的是，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不仅空前丰富了人类物质财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态怪圈。现代经济中，土地不再构成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水平，而不是土地数量。换而言之，只要技术水平提升，人均收入往往可随之上扬，与人口数量关系并不绝对。

更为历史地考察，在数百年前，东西方人均收入差距并不大。明末清初的生活品质，甚至被认为超过美国；但是从1700年之后，东西方收入开始出现重大差距，这也是彭慕兰等人所谓的"大分流"。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等人数据，1820年，美国的人均产出大概是中国两倍；此后，双方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一路攀升，最高攀升到数十倍，差距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点。

原因何在？1820年往往被认为工业革命的一个节点，东西方不同走势，并不是源自人口差异，而是源自技术变化——当中国还在农业社会的土地产出递减的怪圈中继续时，西欧已经通过制度改革步入现代社会；而中美人均收入差距顶点，也在于中国经济届时已经折腾到底线，而美国则一百多年间继续积累财富，须知复利的效用极其可怕。

换而言之，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欧以及西欧衍生国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时，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扬；反过来看，中国等成功的赶超型经济体，在20 世纪通过开放加入全球化分工连接之后，获得了先进技术等后发优势，对西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开始奋起直追。

由此可见，也不必过分迷恋人口红利。如果没有制度红利，那么人口红利只能被白白浪费，就像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人多力量大，比起人多是祸害，或许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综上所言，人口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束缚，甚至是发展的重要帮助，如此境地，当前中国可以改变什么？现实很无奈，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现在即使全面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改变中国此后步入人口老龄化的颓势。

从数据简单来看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注意这一数字尚且不包括死亡率——如此水平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其结果必然导致不远的将来人口高峰到来之后，迅速减少；从历史来看，计划生育的有效性也值得推敲，中国的生育率在60年代达到峰值，此后一直下降。

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乏主流人口学家呼吁奔走，为何人口政策却始终纹丝不动？笔者认为主要源自两个原因，其一源自人们观念受限于种种似是而非的"传统智慧"，譬如笔者刚论述的人多恐惧症。

"传统智慧"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加尔布雷斯，他认为传统智慧特点在于可接受性，通过频繁的重复也很容易得到听众欢迎，甚至令人愉快，有助于维持社区连续性；但是它的敌人是事件的发展，它于其解释的世界并不相容，"理念天生具有保守性。它们并不会屈服于其他理念的攻击，只会屈服于无与争锋的大规模进攻环境。"

并非人人都天生喜欢改变，因此有人重复传统智慧，就必须有人打破传统智慧的观念囚笼。就人口问题而言，也就是当经济已经由农业经济变为工业经济甚至后工业经济之际，过去人口过多的历史教训就是一种过时的传统智慧，并不适用于今天——换而言之，就是约束条件已经更改，其结论自然需要重新书写。当理论不符合现实之际，是修改理论还是修改现实？

观念之争，除了观念迥异，还有立场之别。人口政策，除了秉承"传统智慧"，第二障碍在于利益。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一旦被创造之后，必然具有衍生性，为寻求自身存在寻求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人是理性的，官员也不例外，很多重大改革被搁置，源自于此。

回头来看，人口是否可以"宏观调控"？很难，因为无论人为地管束还是人为地鼓励，都显然是过于相信官僚理性对于复杂世界的支配能力；无论节育还是鼓励生育，显然教育等手段更为合理有效，而非人性或者不人性的计划生育。

经济学讲求理性，也是一种格物致知，历史上不少看似自私的动机改善了人类福利，而更多看似友善的行为却可能铸就人间地狱。人人都是经济人，群体在误导下可能会一时盲目，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请不要过分低估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我们惯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迷信计划。车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购，人多了计划生育；但计划干扰市场必然带来寻租行为以及黑市交易，进一步导致公正的缺失，过去只是城里人剥削农村人，体制内的人剥削体制外的人，如今演变到已经出生的人或要集体剥夺了某些还没出生的人的生存权。

国家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如何谈得上人性的计划生育？被剥夺生育权的人群，如何谈得上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换而言之，每一个孩子是否应该出生，其日后生活是好是坏，其父母应该比其任何机构以及评论者，更有发言权。

林林总总错误与悲剧，无论是强制引产之恶还是失独家庭之痛，无论是人口增长塌陷之忧还是深陷老龄化之苦，等等，与其说是人口之殇，毋宁谈是民族之殇。姑且不谈当下政策造成的未来人口减少的诸多现实难题，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研究证明放开人口政策具有经济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就真的铁下心一条路走到黑？万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自由应该是衡量发展的终结目标，如果我们的发展长期建立在抹杀人性的基础之上，注定难以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总有一天会掉头反噬掉今天取得炫目辉煌。

一言以蔽之，当前放开人口政策，并无助于帮助中国经济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红利，却有助于挽回当下岌岌可危的底线；而任何社会的涓滴进步，离不开底线的不断抬升，即使是细微的进步，就像一个老气而俗的段子：退潮时的沙滩上有无数搁浅的小鱼，一个孩子不断地把鱼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拣几十上百条归海有何用，毕竟不能改变所有鱼的命运，谁在乎呢？孩子说"这条小鱼在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作者徐瑾，"资深"85后，FT中文网财经板块主编。经济，希腊语原意为管理家庭事务，中文则引申为经世济民。经济人，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应是其终极关怀。本专栏留心财经事件背后的人与事，立意将经济理论作为普遍常识加以推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074?full=y
2012年08月17日 06:34 AM

薛涌：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叶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文，对近年来民间反计划生育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其最有力量的论点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 2.3％（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她这种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计算，当然对人口增长率有夸大之嫌。这方面的是非，还是请专家们来澄清。不过，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国的生态是否能承载过多人口这一问题。这是所有批评计划生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可惜，她文章的结尾未免画蛇添足："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既然叶女士最后把文章落实到如此个人的层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帮助大家摆脱这样的个人意气，以平心静气地分享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我自己长年生活在美国，虽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剩恐怕不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大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奉计划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国更是如此，那时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亿，就能大致享受美国的生态！象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太离谱儿。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措施，而是计划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美国学者也随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过对这些研究的阅读，我意识到人口老化是一个在中国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这就是我写"新人口论" 的动机。

时隔不久，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贤先生来信，对我的文章讲了许多过誉之辞，并自报家门地介绍了他的《大国空巢》。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成为反计划生育和"多生论"的代表人物，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我自叹不如。我相信，叶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易富贤的观点的。其实，我个人在"新人口论"上的观点已经略有松动。虽然我依然反对计划生育，但对于中国的制度和生态能否支持那么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时也和易富贤唇枪舌剑地交火，甚至说他他的人口理论过分"原教旨"。

在立场上处于叶檀和易富贤之间，使我免于读了叶檀的文章就对号入座，同时又觉得自己对双方可以进行客观的批评。在我看来，人口理论在中国还比较新，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大可不必以论者的生活环境作为谈资。不错，易富贤先生确实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的经历往往会强化中国人对控制人口的信念。因为对比太强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让中国有美国这样的生态。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认，一个人的观点很难不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但这不仅未必使其观点丧失信誉，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观点的价值。毕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们的环境中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最好承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既能限制人的视野，也能给人以洞见。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家从自己生活环境的视角提出独特的看法，并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局限性，而不是一见别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就宣告对方"可以休矣"。

为什么易富贤的生活环境对中国有意义呢？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让他"站着说话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剧老化的西方工业社会。即使美国的老龄化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但随着"婴儿潮"步入退休，"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临破产，这仍然被认为是削弱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说，西方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国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易富贤的许多学说，也确实受了这样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他的人口理论的"问题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试问，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过剩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代价，但基本没有意识到人口老化的代价。我在七八年前写"新人口论"时，中国公众在这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意识，乃至我个人频频为此遭到谩骂。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说事到临头，中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意识才有所觉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战，需要一个社会提前进行准备，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尊重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视角的开放社会，比固执于单一视角的封闭社会更有竞争优势。

除了情绪化地贬低论辩对手的生活环境外，叶女士对宏观历史的引述也过于随意：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这不过是把历史上若干巧合的事实加以堆积，其间并无什么逻辑关联。

先以黑死病而论。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确实达到了人口顶峰，而且早在14世纪初期，就时有瘟疫、饥荒，生态危机确实已经呈现，但是，这并不是构成黑死病爆发的原因。目前学界最为认同的原因，恐怕还是黑死病是随着贸易船队传入欧洲的。事实上，后来虽然欧洲人口减半，但黑死病仍然不停造访。难道我们可以由此证明自由贸易有害吗？叶檀在此似乎没有意识到：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人多时也来，人少时也来。

至于中国的王朝继替和人口起伏，确实有些叶檀所指出的表面相关性。但她未免倒因为果。一个王朝覆灭时的暴力，当然会导致人口大幅度下降。这里的原因不是生态报复，而是政治失序。等新王朝恢复了和平，人口自然会反弹。也就是说，并非人口增长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才导致了王朝继替。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中国人口不那么增长，蒙古和满清就不会入主。就我研究的江南地区而言，从南宋到太平天国前夜，人口增长数倍（如果我们接受从十三世纪初的800万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3600万的估计的话）。如果江南能够支持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在此之前怎么会仅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口就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另外，叶檀从人口史的观点提出，清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千分之五，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属于"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对她的表面结论并无太多异议。但是，她是在比较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她忘记提醒读者，工业社会的增长远高于农业社会的增长。

以我个人的卑微之见，如果叶檀摆脱了个人意气和对历史的随意引用，则可以集中讨论她最有价值的洞见：中国的生态环境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人口？超载之后会怎样？近年来我渐渐修正了自己在人口上的看法，并和易富贤时有观点上的冲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易富贤的理论是直截了当的：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人口必须维持代际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老无所养。维持这样的代际平衡，妇女的生育率至少要在"替代水平"以上。这个"替代水平"，在发达国家在2.1左右，在发展中国家则高达2.5-3.3。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妇女所生的孩子，足以替代她和丈夫去世后的位置。在考虑到孩子成长过程的死亡率后，每位妇女总需要两个以上的孩子才能维持替代水平。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维持这样的水平，二三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将是什么规模？中国的制度和生态是否能够支撑这样的人口？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生态环境艳羡不已，觉得比起中国来美国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其实，即使美国这么点人口，已经使生态不堪重负。最近因为北京大水，我对雨水之害进行了一番跨国研究。其中对美国的若干发现颇为惊人：根据"全美水质储备"（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收集的数据，在2002年评估的水域中，有45%的河流、47%的湖泊、32%的支流、87%的沿岸海域、51%的湿地、91%的大湖沿岸水域、99%的大湖区开放水域的水质达不到各州所制定的水质标准。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显然，从环境的角度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口增长作为正面价值。

遗憾的是，叶檀女士一方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又主张"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她对自己支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完全语焉不详。这就涉及了一个更为原则性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力下令某一些人不准出生？

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并非控制人口增长的唯一手段。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养育孩子费用的飙涨、"社会安全"等福利对养老的制度保障，都会大幅度提高妇女生孩子所牺牲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一规则，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港台、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都不例外。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看，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而是废除户籍制度，鼓励城乡流动，给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更多的进学、就业的机会，完善养老制度，人口增长恐怕会得到更为自然的控制。政府的角色不是命令谁能生谁不能生，而是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避孕和教育上的服务。唯一合理的"计划"，是家庭自己的"计划"。

另外，把许多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给人口，已经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吃到了许多苦头。叶檀女士先假设了二十年后中国人口二十亿这一不可接受的数字，最后落实到"计划生育必须实行"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计划经济旧思维的延续。韩国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03人，荷兰为496，日本337，英国256，德国229，中国141。即使中国的人口达到20亿，也还达不到英国、德国的密度，何来去火星找资源之说？许多中国读者大概不会注意到：比中国落后得多的印度，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一倍还多，达到每平方公里382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马上要超越中国而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固然问题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经济学家把这样的人口增长当作印度未来几十年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出一倍多，但大量国土仍然被人迹罕至的森林所覆盖。不久前还有报道说，北海道因为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对迁去的居民免费赠送土地。事实上，人口过剩在明治时期就成为日本的心病，乃至许多人觉得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虽然那时人口不过三千多万。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亿人口居然能维持这样的生态。以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和知识，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以现有国土维持20亿人口，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会高于现在。

当然，当"现代中国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现代日本文明"的水平时，我们不能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这是我反对易富贤的"多生论"的理由之一。中国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国无法更有效地利用环境，使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多大。这也使得中国生态的人口的承载力小得多。进入这样的现实，叶檀假设的"二十亿"就确实成了不可承受的数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发展路径，是使"中国文明"的水平逐渐接近"日本文明"。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当然会有很多无助感，自己很难对现行政策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们能有建设性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就在于把各种发展模式隐含的代价讲清楚，提高公共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至少有两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政府告诉你，如果不计划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会达到多少多少。大家惊恐之余，就都拥护控制人口。然后有了钱就买车、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红利"，再看着满街的拥堵和污染的空气叹息：人口实在不能再多了！至于老了后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也无人理会的未来，则还顾不上想。如果公众意识到：即使是为了老有所养，中国也需要多一点的人口，政府没有权力控制妇女的子宫，我们都要想一想生态必须承受二十亿人口的现实。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人也许就更愿意现在委屈自己一点：住小点的房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后才惊叹：没想到日本人收入那么高，但住得是那么挤！

所以，我觉得叶檀和易富贤两人的生活环境都在人口问题上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视角。我希望叶檀多给易富贤讲讲：中国的制度、文化水平是如此之低，使得生态的人口负载量大打折扣，人口增长非常危险。我也希望易富贤对叶檀讲讲：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谐、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人口老化已经到了许多老人叫救护车都没人接电话、救火警察等基本公共服务都找不到人的程度，而穷得多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日本基本一样，等着60后、70后这代中国人的老年前景将是什么？这样，中国公众就可以把人口增长和不增长的代价都看得更清楚，然后自己去作决定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evasicunxue@hotmail.com。本文编辑：魏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818
2011年09月22日 06:16 AM

克莱夫•库克森：地球是否人满为患？

英国《金融时报》克莱夫•库克森报道

根据联合国(UN)官方人口预测，地球总人口将在今年10月31日达到70亿。

当然，数据并非真的精确到足以将第70亿个人的降临精确到哪一天，甚至是哪一年，但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让围绕"人口过剩"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自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98年发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以来，有关"人口过剩"的争论就一直起起伏伏，绵延不绝。

自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时世界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出现"人口爆炸"的警告以来，这个问题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公众的关注。

与40年前相比，此次争论的腔调普遍没有那么悲观，不过核心担忧仍是地球对人类的"承载能力"。多少人可以可持续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能够养活全球的人口吗？——根据一些中位数人口预测，地球每年增加7600万人，到2050年将超过90亿人。人口日益增长对地球造成的压力最终会导致从气候变化到野生动植物大规模灭绝等各种灾难性和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吗？

唉，科学家们远未达成一致意见。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人口实验室(Laboratory of Populations)主任乔尔•科恩(Joel Cohen)表示："对地球承载人口能力的估计从10亿到1万亿不等。这些数字实际上都只是政治数据，而不是科学数据，都是用来支持特定观点的。"

然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约翰•萨尔斯顿爵士(Sir John Sulston)表示，目标不应该是向地球上塞入尽可能多的人。他说："我们必须研究是什么让人类如此兴旺。我们想要高质量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勉强度日。"萨尔斯顿爵士正牵头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进行一项关于全球人口的研究。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人口过剩是个问题。"兴旺论者"回应"末日论者"说，人口增长可以在不用牺牲环境的情况下创造繁荣。

除非爆发全球性大灾难，否则地球人口数量将在未来约15年内突破80亿。而"末日论者"和"兴旺论者"仍将就地球是否人口过剩争执不休。

读者欲查阅本文的英文互动图表，请点击：

http://www.ft.com/cms/s/0/e6b2fd60-def6-11e0-9af3-00144feabdc0.html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61
2011年11月01日 07:39 AM

蒂姆•哈福德：马尔萨斯阴魂不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

"不出5日，世界人口预计将突破70亿。"——联合国人口基金(UNPFA)，10月26日

会有70亿人一起度过万圣节？没开玩笑吧。

看来，UNPFA当中有人很有幽默感。这对某些人而言是一种极其可怖的前景，对某些人而言则是件欢乐的事，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与己无关。万圣节似乎是适当的时机。

这是个统计学预测，而统计学预测没有幽默感。

但它们的确存在误差。UNPFA甚至不知道第70亿个人是否会诞生在2011年。即使英国目前也根据的是10年前的人口普查资料。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口数据都是几十年前的，我们只是在猜测人口。尽管如此，这些庆祝活动——如果是庆祝的话——的确打发了时间。

时光飞逝，不是吗？当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得知世上还只有50亿人口。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上只有50亿人口。全球第60亿个人——官方指认是萨拉热窝的阿德南•纳维克(Adnan Nevic)，尽管我们当然不知道真的是谁——现在才12岁。

每新增的10亿人都比之前10亿来得要快——这一点相当令人担心。

实际上，人口增长已经开始放缓。1960年至1974年间，人口从30亿增至40亿，增幅为三分之一，但从大约50亿增长三分之一至70亿，用了 21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即"低人口出生率"前景——世界人口将在短暂突破80亿后，开始下降。

那么，马尔萨斯(Malthus)错了吗？

即使马尔萨斯也意识到，有一种东西叫做节育。他那些更加容易激动的接班人，例如1968年写出《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的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彻底被后来发生的事情所驳倒。令人着迷的《愚言未来》(Future Babble)一书的作者丹•加德纳(Dan Gardner)将埃利希假想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三种可能情景总结为："无人幸存"（由饥饿引发的核战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由饥饿引发的病毒感染）、以及"仍有10亿人死于饥饿"的相对乐观前景。

可怜的埃利希。或许下一个十年吧……那马尔萨斯呢？

马尔萨斯则更难评价：他最著名的论点实际上相当抽象。他声称，如不加遏制，人口将呈指数级增长：2、4、8、16、32、64，而农业产出最多只能呈算数增长：10、20、30、40、50、60。最终，指数数列总会赶上来，超过算数数列。因此，人口增长迟早有一天会超过我们的食物供给能力。

接下来将出现大范围饥荒。

这是可能的。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食品供应会限制人口增长。在"马尔萨斯的经济"中，生活水平永远无法超出生活资料的增长，不管我们取得了多少技术进步，因为人口增长总是会跟上经济增长速度。

当然，这是一派胡言。

在大约1798年之前，这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好的出奇的描述，1798年，马尔萨斯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发表。如今，英格兰农民的卡路里摄取量似乎一直低于原始狩猎社会时期。让人类感到快乐但让马尔萨斯感到失望的是，随后的发展令人大感意外：农业生产力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一切都好？

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一些专家认为，我们最终必然会面临自然资源稀缺。一个较为乐观的流派辩称，大量人口意味着会有更多优秀的思想传播开来。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创新并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能源、资源或环境问题。几百年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一直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并不完全如此。上世纪90年代，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看上去非常愚蠢：熟练工人工资节节上涨，而多数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处于低位。但最近几年，这些价格均出现明显上涨。或许这是暂时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刺激节能创新。或者马尔萨斯的魂灵可能会重新缠住我们，即便不是在这个万圣节。我们很难说：人口增长是件有趣的事。马尔萨斯自己有3个孩子，但没有孙子和孙女。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06
2011年10月27日 14:45 PM

安德鲁•杰克：联合国：高生育率危及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安德鲁•杰克伦敦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UN Population Fund)警告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的高生育率，正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构成阻碍。

据估计，每年有2.15亿名妇女寻求计生手段却无法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此敦促加倍扩大卫生和教育项目。

该机构在《年度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发出的了上述呼吁，报告是在第70亿名地球居民降生前夕（预计为本月底）发布的。

与富有象征意义的世界第六十亿人口在1999年出生时照片铺天盖地的庆祝相反，联合国此次刻意避免选择一名类似的新生儿作为今年这个里程碑性事件的标志。

这家联合国机构的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因(Babatunde Osotimehin)表示，这是要表明，我们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庆祝。

他在报告中写道："在许多方面，我们创纪录的人口规模可以被视为人类的成功：人口寿命延长、生活也更健康。但并非所有人都从这种成就中受益。"

"实行计划生育，并向人们进行恰当的投资，以便让他们做出不仅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全球大众的选择，就能让我们这个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拥有繁荣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和能为社会福祉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与十年前相比，人口过剩加重了环境负担，引发了对食品、水、能源和土地的争夺和竞争。

国际社会对计划生育的资金投入和注意力都有所减弱。联合国人口基金称，单单为满足"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应对在尼日尔和马里等国家尤为突出的高生育率问题，就需要30亿美元。

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已经连续度过了八个最炎热的年份。我们必须要继续考虑干旱和饥荒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打破右翼的神学思想，回归基本。我们能够、并且应该通过对妇女开展教育、改善医疗状况，解决非洲的高生育率问题。"

世界银行(World Bank)人口学家约翰•梅(John May)警告说："每新增10亿人口，都会比之前的10亿人口造成更多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缓解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问题。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现在几乎占到全球人口的18%，但到2100年，可能就会占到34%。"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813
2012年03月26日 06:21 AM

戴维•皮林：亚洲人口红利将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

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激怒亚洲人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在该文中，克鲁格曼提出，新加坡等国家看似非凡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奇。他说，这种增长并不是生产力提高所致，而完全是可计量投入（即劳动力和资本）增加的结果。

克鲁格曼的文章激起极大的愤慨。亚洲一些领导人认为，自己正引导本国经济实现异乎寻常的转型。克鲁格曼的观点令这些领导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自己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政治家，而非受益于有利人口条件和高储蓄率（勤俭的亚洲人民储蓄的资金可用于建工厂、修路）的幸运儿。

有利的人口条件可能是实现高增长的前提之一。但仅凭这一点还不够。上世纪70年代，一些人口状况与同时期东南亚国家类似的拉美国家，增长率却远远低于前者。一个国家要实现高增长，至少要有个表面上过得去的政府，即便只是为了让人民相信他们的储蓄不会被充公或被高通胀侵蚀。

同样，当人口条件变差时，一个国家要想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生产力。关于这一点，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老龄化时代》 (The Age of Aging)一书作者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说，这样的国家必须具备优秀的教育体制、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监管，否则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亚洲而言，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正如汇丰(HSBC)的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所指出的，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红利已快耗尽。从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将开始萎缩，香港也是如此。韩国和台湾的劳动力将从 2016年开始萎缩，新加坡将从2018年开始。

除中国以外，以上这些经济体至少已经相当繁荣。但在一些富裕程度较低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即将耗尽。泰国有利的人口条件将在10年内发生逆转。就连劳动力正飞速增长的越南，不久也将出现劳动力增速的急剧下滑。

如果说这些国家是率先走出人口陷阱的"兔子"，那么亚洲也有一些国家是动作缓慢的"乌龟"。在未来许多年里能够享受有利人口条件的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人口条件得天独厚的印度。在未来15年内，印度新增劳动力将相当于欧洲劳动力总数。

那么，印度、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只等人口红利自己发挥作用呢？显然不可以。

菲律宾的例子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有多容易被浪费掉。人口是菲律宾天然享有的资源，但因为国内没有足够的好工作，约10%的菲律宾人在海外打工，这些人的亲属乃至整个菲律宾经济都依赖他们的汇款。

一些印度人也担心，印度可能会浪费自己的人口红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处于高速增长期时，把大量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输送到工厂和企业。与之对照，印度的教育体制则是残缺的。一方面，这一体制培养了一些优秀的精英学生，但另一方面，无数公立学校的学生面临的却是简陋的教学条件，甚至没有老师来教学。有人担心，印度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化为一颗人口定时炸弹。

如果说那些人口条件有利的国家不能放松警惕，那么那些人口条件不利的国家也不必绝望。中国年轻劳动力的增长将很快开始减速，但在农村，仍有数千万农民有潜力转化为城市工人。

许多人认为，在人口条件恶化方面，日本的例子最值得人们引以为戒。但就连日本，也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保持了适度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不过，考虑到巨额的公共债务，有人对这种增长能否持续表示怀疑。）高盛(Goldman Sachs)的松井凯蒂(Kathy Matsui)表示，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提高至60%，同时，许多日本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工作。在65岁至70岁之间的日本人中，有一半左右仍在工作；在70岁至75岁之间的日本人中，约有四分之一仍在工作。

另一方面，在引进外国劳动力方面，日本的步子迈得很慢。比如，日本对菲律宾护工规定了严格得可笑的语言要求，尽管日本国内愿意从事老年看护工作的工人奇缺。

人口条件并不能主宰经济前途，但它确实决定了未来可能的发展程度。亚洲已经习惯了享受有利的人口条件。对许多亚洲经济体而言，这股顺风很快就要转向了。

译者/何黎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他的专栏涉及到商业、投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皮林1990年加入FT。他曾经在伦敦、智利、阿根廷工作过。在成为亚洲版主编之前，他担任FT东京分社的社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465
2011年12月30日 07:18 AM

Lex专栏：投资于人口增长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可怜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这位18世纪的理论家坚信人口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阻，如果他知道世界人口在今年10月31日增至70亿（具体时间仍有争议，但那只是鸡毛蒜皮的细节），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了。这一事件意味着，世界人口在短短40年里增加了一倍。按照目前趋势，世界人口到2045至2050年将增至90亿。

投资者对此应予以关注。从中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十分重要。难点在于从这些趋势中，试图辨别看似可靠投资的机会。据Datastream统计，美国过去40年期间最成功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其行业指数已上升了80倍）以及医疗保健（60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粮价指数 (UN FAO index)衡量的国际粮价，仅上涨至原来水平的四倍。1971年真有人（即使他们像美国人口普查局那样，意识到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有可能持续逾60年）能够预料到这些么？

只要没有世界末日，人口增长的某些趋势是必然的，因此作为投资是潜在有利可图的。

老龄化是其中之一。如今，全世界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不到9亿人。而到本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4亿。因此医疗保健和辅助生活类的投资仍值得买入。

城市化是另一大趋势。到2045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相比现在只有一半人口住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机会和环境服务的需求必然随之而来。

然而，有关食品的前景则不那么清晰。截至本世纪中叶，食品生产预计需增长70%，才能喂饱全世界的人口。但是，这一趋势究竟会推动土地价格上涨还是农业技术发展，则较难判断。正如马尔萨斯所可能发现的：人类的创造力很容易被低估。

注：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艾卜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栏目始于1930年，其团队分布在纽约、伦敦、香港和东京四地。无人确知其名称的起源，有人认为源于拉丁语"微罪不举" 。(Lex专栏更多文章)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081
2012年06月15日 15:47 PM

徐瑾：计划生育罪与罚

FT中文网财经评论员徐瑾【作者微博】

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欧麦拉，那里的人民据说快乐又富足。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 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 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 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426
2012年09月07日 06:37 AM

章蓉娅：上环风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章蓉娅

最近我在微博上科普，介绍避孕常识和产后各种避孕措施的利弊。我说："哺乳期避孕首选避孕套或上金属环。"我不建议口服避孕药或者药物环，是因为药物可能导致激素进入乳汁、影响哺乳；而哺乳期即为安全期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哺乳期即使没有月经，也会有偶发排卵；事后紧急避孕药只能作为紧急补救措施，不能作为常规手段，而且也可能影响哺乳。

我的话顿时引来骂声一片。有人勃然大怒，数落上环的种种坏处，还夹杂了对我的人身攻击，末了加一句："上环好，有种你上一个？"

我也真是"轴"，还真的就去上环了。算算生理周期，微博吵架那天，刚好适合放环，于是我抽血验尿做B超，拿着结果，兴冲冲跑去找计划生育组的教授放环。教授问我为啥，我想了想，总不能说是因为跟人赌气吧？于是说出两个理由："一可以避孕，二还可以亲身经历放环的操作和副反应、增加临床经验，将来能更好地与病人沟通，何乐而不为？"

接着我干了件更轴的事情——在微博上文字直播！从做妇科检查到放环，前后也就十来分钟的事。除了放窥具一步比较难受，上环都没啥感觉！

其实上环是很常规的一种避孕方式。全球避孕方法前三就是安全套、避孕药和上环。而在中国，因为政府政策，上环是最常见的避孕方法，排在安全套和避孕药之前。

上完环，恰逢午休时间，我躺在值班室休息，感受身体对异物的排斥引发的腹胀不适，继续头脑发热地在网上直播我的体验全程。到了上班的点，因为没有提前请假，没办法按照医嘱休息，又开始紧张工作，等忙完，肚子又累疼了。

朋友说："科普归科普，争执归争执，你还真的就跑去上环啊？至于吗？"

想想也是，我也许真有点"二"……也许，我的确不用自己上个环来证明这种避孕方法并不可怕。

其实很多中国人对上环咬牙切齿恨得牙痒痒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强制上环制度。在中国很多地方，如果产后不上环，就不给孩子上户口，就克扣工资和福利；有时候上环容易取环难，没有有关部门的证明，就找不到人给取环，而那证明要办下来又十分艰难。曾有个朋友告诉我，她们村一个女同胞想要取环，花了四年，跑了各种手续，那环还是取不下来。

所以说，上环这种本来"无辜"的避孕方式，因为被滥用和强制使用，背上了不好的名声。

其实上环只是避孕方式的一种，此外还有避孕套、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长效避孕针等好多种方式。每种避孕方式都有优缺点，上环也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例如，有一些人上环后会不耐受，出现腰酸、肚子疼、出血等情况，这时就应该取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避孕方式。如果上环变成一种自愿性行为，相信国人就不会那么反感了吧！

来听听对上环的民怨吧——

"上环，主要是强制这一点贼让人不爽！连避孕方式都强制规定，还有人权可言吗？！"

"我们讨厌、我们抗拒是因为我们没得选择。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连自己生育的权利都不可以捍卫！其他的避孕方式有给我们选择么！？"

"因为世界上只有动物和中国人在别人的要求下而非自己的选择下选择节育。"

"深恶痛绝的因为很多地方时强迫必须去！谁会喜欢被迫选择的东西，即便在理论上或实际是好的！"

的确，从心理学角度讲，什么事情都是越强制越反感。记得当时新浪微博要强制实行实名制，有个加"V"认证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就发微博说："微博要强制实名，我就不玩了。"有人指出她现在就是实名，问道："你要反对实名制，干嘛还认证？" 加"V"的朋友说："我自愿实名，但不能剥夺我匿名的权利，这是两码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章蓉娅，医学博士，新晋"辣妈"，毕业于清华大学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就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在微博上记录工作和生活点滴，被誉为国内孕产育儿科普先锋，2011年新浪亲子"微博达人"（@协和章蓉娅）。"杏林"一词源自三国董奉行医济世的故事，后代指医道。从医路上痛并快乐着，但无论有何荆棘，愿以乐观心态坚守，做一个"杏林守望者"。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909?full=y
2012年08月09日 07:25 AM

卢锋：中国应加快调整一胎政策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FT中文网会持续对人口问题关注，相关专题更多文章，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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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年来中国低生育人口形势延续和发展，中国学界和公众讨论建言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

中国官方政策也发生微妙变化。例如2006年年底中国决策层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既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今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肯定"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人口抚养比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上升"，"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文件虽仍提到"保持生育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要求"深化人口计生综合改革"。

是否要放开一胎生育管制政策，与如何看待人口形势有关。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判断形势提供了几点新的权威性信息。

第一，中国人口总量比官方早先预期数量少。六普结果显示，2010年末人口总量为13.41亿人。这个数字比2000年中国决策层设定的2010 年控制数14亿少大约6000万人，比2006年设定的2010年控制数13.6亿少将近2000万人。

第二，中国人口净增速比原先预测目标慢，2000年《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预测："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比较六普数据与2000年五普数据，十年间实际年均净增量为734.8万人，比预测数据低出25%以上。

第三，中国总和生育率比主管部门原先认定水平低。虽然中国人口计生主管部门长期认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学术界以及政府统计部门诸多调查和研究项目提供数据都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1.5上下。总和生育率这个关键参数高低对判断人口形势具有重要影响，六普结果再次提供显著低于 1.8的总和生育率数字。有人口学家利用六普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在1.3上下。

由此可见，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主要风险，已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而是生育率偏低导致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等问题。例如1980年出台一胎政策时判断，人口"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然而中国现已面临未富先老挑战，十二五人口规划也承认中国"已经是老龄化社会"。在客观认识人口长期演变规律和现实人口形势基础上，加快调整一胎政策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需要说明，调整一胎生育政策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可并行不悖。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是利用近现代生育科学知识和相关技术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理性调节的概念和产物，各国多有相关实践。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也应当在充分尊重公民个人与家庭生育选择自由基础上设计和实施，不必以行政或法律力量对公民生儿育女数量选择施加外部硬性管制为前提。

新中国计生政策演变史也说明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计划生育，即便在错误批判马寅初人口学说时期也并未放弃计划生育方针。上世纪70年代开始温和调控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实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政策，与后来严格一胎管制仍比较有弹性。

一胎管制政策开始于1980年《公开信》。虽然原文表述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实际操作层面逐步形成严格定量规制要求。由于政策目标与很多普通群众个体意愿不尽一致，严格执行一胎政策难免发生强制性做法甚至个别极端事件。

当初设计实施一胎生育管制政策，主要是担心人口过快增长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妨碍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目标。政策意图无疑是好的，实施结果也确实一定程度降低了人口增速。回头总结经验教训，政策制定和执行偏颇与一些认识局限有关。

局限之一是当时对经济增长本身会自然调节人们生育行为这个现代经济的基本人口规律认识和重视不够。一国经济发展及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通过改变人们生育选择行为的预期收益与代价，会自然内生出抑制生育行为和人口增长的规律作用。这意味着可以在保障与尊重公民生育选择权前提下，实现调节前现代社会总和生育率过高并可能导致人口增长过快问题。

这个理论常识得到近现代广泛国际比较经验支持。OECD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总和生育率或替代总和生育率状态。观察特定时点世界各国人均收入与总和生育率截面数据，或观察特定国家人均收入与总和生育率变动时序数据，都能看到二者存在明显的负向统计联系。

一胎政策执行偏颇，可能也与我们过于相信国家调控力量，在给定政策目标与个体权利诉求不尽一致时对公民选择权重视不够有关。追求发展是好的，然而追求发展方式和手段同样重要。一些基层曾发生过对"超计生"或已生育女性公民强制实施结扎手术以终结妊娠能力，不正当手段造成令人遗憾的代价。

20年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呈现大体稳定下降趋势。可见即便要实现政府"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也应超越政策惯性作用和排除部门利益影响，尽快将生育数量选择权还之于民。

具体做法上，可比较果断地在较短时间放开生育数量控制。如为政者力求稳妥，也可在十二五期间分步骤依次放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直至放开多胎生育数量控制。放开多胎，不等于年轻人必然选择多胎；好比当年取消粮票，老百姓平均饭量并未增长一样。

其实这样做也未必能解决中国未来人口增长偏慢问题，甚至不能排除将来我们还会诉诸国家干预力量动员年青人多生儿育女，但现今加快调整一胎政策仍应是合乎情理与顺乎民意的明智之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CMRC朗润经济评论》专栏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MRC)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独家提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隶属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办"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和定期发布有关宏观经济的"朗润预测"等项目，拥有一支长期关注宏观经济态势的著名教授团队。他们将轮流执笔撰写这个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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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15日 06:07 AM

孙涤：人口人手提升到人脑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人口问题不仅关系经济增长，亦关系国民切身权益。FT中文网对此议题一直保持关注，也欢迎各方意见争鸣，本期刊出孙涤教授新作，他认为中国的禀赋要素具有优势的是人力，那么应该怎样善待自己优秀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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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本系列在不断陈述的一个论点，人口变化的趋势作为国家长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上，人先是"人口"，在合理的市场环境下能成为 "人手"；要是制度和技术对头，才可能上升为"人脑"。如何提升人的素质，从口到手到脑的创新，是这里要谈的第三个问题。

参加环球竞争及合作，形式尽管翻新，结构却没大变，各国按其禀赋的主要生产要素来划分，都在扮演三种角色之一：或贡献自然资源、或贡献劳动力，或贡献资本（技术）。很明显，中国、印度等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力，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非洲诸国贡献的主要为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则主要贡献资本（技术）。非洲多的是人口，因人脑短缺而转换不成人手，故乏善可陈。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身兼两任，人为的优越制度下自然的丰富资源价值就倍增。同为经济强国，日本和美国以人脑见长，发展前景却很不一样：美国既有纵深的内需市场，又能广揽人才，制度建设也有弹性，一直以来进退裕如；日本则不然，资源匮乏，人则高度同质，一旦受挫就容易陷于困顿。

中国的禀赋要素具有优势的是人力，参与世界市场的主要贡献当然也在劳动力。怎样善待自己优秀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培训国民技能，诱发其创造力，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登堂入室，不断攀升，以期臻于至境。

一个小例子就能帮助理解，从人手向人脑的提升，价值有多大。苹果电脑的iPhone 最新的 4S款，据《华尔街日报》（2011年10月20日）报道，批发价为649美元，成本合计196美元，其中各种零配件加总为188美元，组装人工仅为8美元。 iPhone4S 几乎全在大陆组装，获利几何？当苹果电脑跃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时，富士康在大陆雇用了百万名员工为其代工组装，股票竟节节下挫到低谷，惨不忍睹。须知富士康不但是全球第一大的代工企业，其精细管理的能力和成本管控的严格也已经在世界一流的水平。

不妨来看看台湾的情况，那里的发展比大陆先行了一步，演化轨迹十至十五年后很可能会在大陆的大都市区重演。2010年台湾妇女的TFR下降到了惊人的0.9，和港澳一起，是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最低的。眼下两千三百万人口在五十年间将缩减为一千九百万。更要命的是，台湾的"老年指数" （即前文里的A/C， 64岁以上的人口除以15岁以下的人口）将有惊人的上升：2050年台湾的老年指数将为4.13，比那时日本的3.39还要高出一大截。明白这一层道理，你或许就不难推断台湾市面和房价长期趋势了。

这说明了，仅靠人手的勤奋拼搏，在环球竞争里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有时连"温饱"都难求。更何况国内人口急剧变化，在"4+2+1"的结构里，把4+2个口的负担加诸1双手上，显然断不可行。换言之，要度过人口急剧变化引起的倒金字塔年龄结构的难关，只有从教育着手，大幅提高生产力，在把劳动者从人手有效提升为人脑上谋出路。教育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对教育投资虽说回报很高（一般认为可达到4-9倍），却从未变成过真正盈利的生意。而且在机会和资源的重新平衡上，教育又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杠杆，因此，主导教育的经营职责该由政府来承担。

现代国家培育人才的体系需要多轨配套，既要有系统地培养一般学童正常的技能和健全的心志，建立起他们在智性和个性上真正有价值的基础架构，成为社会有工作能力及责任感的公民。同时，又要多方创设环境，让具有天赋潜质的儿童有机会把内在的原创力喷涌出来，引领社会发展。

我们现有的升学考试制度，从"科举考试" 演化而来的，说来吊诡，是所有现代组织里人员甄别和擢拔和更替的蓝本。科考实在是汉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世所称道，比"四大发明"毫不逊色。它曾帮助欧美各国建立起文官制度，为近代国家摆脱王公贵族的挟持走向公器奠定了基础。不过，这种考试制度像一柄双刃剑，也把人才擢拔集权化，遏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竞争，大为削弱了社会与时俱进地响应多元变化的能力。它的最大弊端，是以评选公平的名义阉割掉了考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国内整个高中的学习都在围着考题转，考生在高三得花整整一年时间全力地反复模拟，还没算上高二在应试上耗费的时间精力，而磨练的全是熟练和技巧，谈不上对知识的深度探索和创造性运用，不能不说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极大浪费。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在坚持公平的统考形式下，谋求改革擢拔人才的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别开生面地创立新渠道，让具有创新潜质的个人得以不拘一格不受羁绊地脱颖而出。

除了积极调整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政策，中国还应该努力达成以下目标：

首先，大规模展开对流动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包括学杂费+薪资方面的津贴。并向雇主和地方机构提供激励，促其配合。工作技能的培训课程要务实，旨在增加流动劳力的市场选择和竞争力（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不妨借鉴德国等国家的）；

其次，尽早取消"户籍"对学童的歧视，即使整个户籍管理的改革有待时日；

第三，大幅增加农村地区的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补助，并免费提供健康保证的餐宿等；

第四，大规模开办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对劳工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以适应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就业状况。徒然扩增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规模（过去十几年扩大了六倍）对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的补益不大。

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能青出于蓝，在内容上做了大幅调整，以适应市场机制和多元价值。细看美国的教育体制，通过各种互补的擢拔机制，实质上是个精英筛选的过程，富有活力和弹性，提供了充沛的机会，让真正有创新精神和潜力的年轻人能够出头。决胜市场博弈的顶级"人脑"，那些有历史眼光、终极关怀、专业训练，又善于学习应变、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的复合人才，平心而论，在中国是相当缺乏的（尽管哪个国家都不嫌多）。这类专家并不需要极高的天分，可遇而且可求，是通过延揽和培训就能造就的。

从长程看，拥有一群顶级人才，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一较长短，需要制度化的支持。其中的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吏治"。建立良好的环境，来开发和保有这类"人脑"的尽心尽力的服务：以充分信任、考核激励到位，来诱发其创造力。为此，要尽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区分"官"、 "僚"、"吏"的不同有序通道，形成各自的积极预期。无论大行政结构、大国有企业、大银行等的主管，大学校长、重要研究和机构的主任等骨干人才， "吏治"现代化极为重要。这类"僚"和"吏"，即所谓的"事务官"，只有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奖酬后，才会把专业生涯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确实需要他们的毕生投入，而不再心神不定地老想和"政务官"攀比，仅仅把目前的工作看成进阶升官的跳板。只有这方面的制度激励安排妥帖之后，执政的效率才谈得上现代化的彻底转型。

为此，需要全面资助留学生，直接向先进国家等大规模派遣公费学生，着重学习（美国等）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尤其是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技术和经验。这些软技术是无法通过惯常的渠道进口来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孙涤系列经济评论《拒绝短痛》之八，新新人口论之四；FT中文网今后会陆续推出后续。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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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09日 07:25 AM

孙涤：阴阳失调制约人口成长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FT中文网会持续对人口问题关注，相关专题更多文章，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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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期我们谈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有效地减低了人口过多的负担，使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够轻装上阵，充分发掘劳动力红利，实现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限制生育包括一胎化的措施是功不可没。总和生育率（TFR）十多年来远低于2.1的一个结果，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拐点和整体人口规模的拐点将分别在2016年和2026年前后到来。加上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就在弱化的趋向、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缺陷加剧了差别扩大等等，构成了经济继续续高速增长的严峻挑战，也是代际负担不平衡和社会发展困境的根源。

社会和经济的长程演进中，人口规律及其影响能计算出来，而且可以长期预测准确的。但是它的变化缓慢往往遭到忽视。马寅初先生对当时领导的敦促其实是，要把人口负担纳为决策的一个主要前提，而被人称作新人口论。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和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马尔萨斯总结出的人口规律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本期的讨论拟集中在新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并试图指明，限制生育尤其是一胎化的措施，始料未及地造成或加剧这些矛盾，理应得到关注和分析，及早纠正或终止。还得重复我们说过（今后将不断重提）的那句话，"政策无所谓绝对的好或坏，在合适的时机把握合理的度是其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

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中国在传统上偏爱男孩。严格执行一胎化的限制以后，这种偏向被加剧了。人类天然的性别配比是平均生100个女婴有 104-106个男婴诞生，男婴的夭折率要超过女婴，特别是在五岁前。这个差别渐趋缩小，到十二岁左右男女儿童达到了平衡。然后女性的优势更显露出来，到了耄耋之年，寡妇要多出鳏夫不少。从进化与生存的角度，女性无论从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冻馁忍受，甚至心智稳定等方面，都好过男性，乃事实上的强者（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只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她牟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及他，妇女在农牧和工业生产时代备受贬抑。不过，在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妇女却绝对占优。这个矛盾，平时隐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畸形发展，以至于目前我国年轻人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阴阳失调"应该立即得到认真关注，挑战的严峻已不容我们再回避和推延了。1954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新生女婴和男婴的比例为 100:104.5，属于正常，即使当时的农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这个阴阳比例是100:109；到了1990年增高为 100:111，然后是1995年的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普查发觉，阴阳失调已经高达100:118了。目前新生婴儿的女男性别结构甚至达到了100:123，严重偏离了100:105的天然阴阳比例。长期扭曲的后果很严重，计划生育限制人口的三十年来避免了约四亿左右人口的出生，不难计算，这段时期新生儿的100:120性别比例相对于天然的100:105，女孩比常态下的要少6.8%，而男孩则比常态多出了 2661万（3636万-976万），"剩男"的格局极为明显。阴阳这样严重的失衡，社会将很难安排得和谐妥切。不但在就业、教育等经济条件，就连结婚、组织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必须及早采取纠偏措施，否则亏就吃大了。

让我们借取韩国的经验，它目前的TFR已经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这个趋势引起举国的担忧已有多年，却很难扭转过来。过去五十年韩国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崛起有了极大的提升，加上婴孩夭折率大幅降低，掌握了生育规律和避孕技术，韩国妇女的生育和成婚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也不愿意多养孩子。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是相当根深蒂固的，新生儿的性别失衡近年来虽说已有所纠正，惯性却在延续。来看这一组数据：韩国家庭的第一胎，女男性别的比例是100:104；但第二胎就变成了100:113，第三胎更上升到 100:185；第四胎就更离谱，达到了100:209，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对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扭曲，增加了韩国扭转人口萎缩趋势的艰巨性。

科技的累累突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更平坦的社会、更充分的城市化、更多的教育机会，妇女有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促使她们少生和晚生孩子；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妊娠早期就能验证性别、有效避孕和安全堕胎等，助长了偏重男孩的传统观念的实现。在印度，城乡都有大量的广告，"你愿意花五万卢比解决日后五百万的嫁妆负担吗？"（印度有付巨额陪嫁才能嫁得了女儿的陋习，和我国的传统相反）来诱劝家庭放弃女胎，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我国的某些地区新生婴孩的男女比列扭曲甚至高达130:100，是传统上从来没有过，没有相应的技术显然是做不到的。

如前所述，经济运行一旦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人口的成长就成为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要素。此时，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远要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的情况。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却难有用武之地。无法正常娶妻生子，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

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更令人不安的是，阴阳得不到平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升高，大幅度的失衡，负面影响深广而且将多方位的。过剩的男性荷尔蒙聚集到了高危险水平，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它导致基础性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十分值得担忧。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在经济方面它的后果也极为严重，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和发展的经验，再三体现了这个联系。

在经济层面，伴随城市化的现代建设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女性，不管在数量还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以美国为例，2009年开始就业人口里女性超过了一半；女性也开始在管理和行政等比较高级的白领职岗里的占了多数（51.5%），这个趋势还在扩大。美国的本科毕业生平均五个里面三个以上是女性，女性硕士学位也超过了60%。目前美国的家庭收入，42%以上是靠女方赚来的，而在1970年代，还只有2-6%。而且十家里有四家，母亲比父亲的收入要高。中国妇女直追美国女性，正在经历这一系列的深刻改变，其背后的原因也同样：1、女性的主动拼搏。她们认识到，要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价值得靠教育。考入大学的女性在迅速增加，无论人数还是成绩都已领先男性； 2、女性的时来运转。技术和组织进步到了现今的阶段，所要求的劳务更适于女性的长处：耐心细致、善于语言沟通、敏于人际交流，正符合新增长的服务业的生产力的要求。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收入职位，无不随之起了质的变化。不难推论，性别结构的失衡将限制女性工作者的供应，从而成为高品质城市服务的瓶颈。

从家庭的层面，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有时你即便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迎来凤凰；儿子不得不入赘到女家，孙儿改姓女家的姓氏，会变得寻常起来。套一句长期投资回报的俗话，生男孩的回报不如生女孩，那才是男孩家庭的尴尬呢。

从政策层面，在替"一胎制"松绑时，不能像广东省目前建议试行的那样，规定要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能允许生第二胎，而能直接允许生两个，对可能的第三胎做适当限制措施。如上文介绍的韩国经验，如果必须老大是女儿才准生老二的话，对纠正阴阳失调的效果慢，甚至有反效果。如果大众都能明白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会懂得生两个女儿可能比两个儿子的"回报"更可观。

总之，观念要与时俱进，执迷不悟的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是一样的道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孙涤系列经济评论《拒绝短痛》之七，新新人口论之三FT中文网今后会陆续推出后续。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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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31日 06:34 AM

孙涤：再论新新人口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FT中文网会持续对人口问题关注，相关专题更多文章，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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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的讨论花了不少篇幅，试图建立时间通道里的"生命池"及年龄结构怎样变化的观念，以增加人们对人口长程变化的感性认识。人口变化的规律像冰川的移动，慢同时又不屈不挠。决定人类历史进程转折的是很少的几个"黑天鹅事件"，我们正在面临的人口变化正是这类"黑天鹅"拐点，不过它和突发的剧变，例如蒙古的崛起横扫欧亚、中世纪黑死病摧毁人口、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恐龙之类不同，乃在渐变中发生：这头黑天鹅是从白色逐渐蜕变成黑的。这带来了积极的讯息，人口变化既然由人类的行为造成，就能靠人类对自己的调整改变加以扭转，它不该是注定的。

当人们热衷于讨论股价波动、通货膨胀、人工上扬、房价抑制等短期问题，或研判经济成长、城市发展、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国际竞争、科技创新之类中期问题，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兴衰变化的制约和支配的框架下发生的。以日本为例就不难明白。日本二十年来每况愈下，政策或有不当，但经济熄火的根本是因为人口停滞及老龄化造成的釜底抽薪。不用说房市再起不来，社会也趋于保守，创新的活力日减。几个基础数据很能说明：TFR低于1.2；老龄人口的比例23.5%，全球最高；支持率（support ratio,15-64岁的工作人口除以老龄人口，即老龄抚养比的倒数）1970年来下降惊人，从8.6减到了2010年的2.6，四十年后将一路下降到 1.2！

把时间通道里人口分成三个年龄段，A. >64岁的称为老龄人口，B.15-64岁的称为工作人口，C.<15岁的称为少龄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如何，非常重要。除了上述的支持率（A/B）外，（劳动）参与率（B/（A+B+C））、抚养比（（A+C）/B）、幼长比（C/A）等等，能解开许多重大的症结问题。

中国的状况其实不比日本更容乐观，支持率的下降得和欧盟整体水平同样剧烈，2010年还在8.33，2050年就会下降到2.5左右（低于美国的 2.6）。同日本和欧盟相比，中国的基础却薄弱得多，"未富先老"的担忧，因而绝非过甚其辞。笔者不是人口学的专家，本文拟从常识出发，就三个方面来谈个人的看法，并附带政策建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老无所依；阴阳失衡；从口到手到脑到创新如何提升人的素质。政策建议的第一步，是尽快结束一胎家庭的限制，然后及早辅以其他相应措施，比如退休年龄、退养统筹、户籍改革、创新教育、市场培植，等等的配套。

中国人口消长当然得在国际格局下讨论。国际互动目前的两大热题，1、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升为第一大经济体；2、中国会不会被印度取代落为人口老二。 1的不确定性颇多，而2的可信度确然。这里的讨论用的数据，国际以联合国和OECD的人口报告，国内则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准。而且我们尽量以"他山之石"为例证，一来，人口规律是个长期过程，发达社会比中国先行一步，或说先行在衰老；二来，可以少些惰性、颜面和价值观的纠缠。

先来考察中美的对比。2010年，中国的TFR是1.56，美国的TFR是2.08；中位年龄（活着的人自幼及老排列的居中的年龄）中国为 34.5岁，美国则是3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人数，中国为1.2亿，美国则是0.22亿；老龄人口在中国占 8.2%，在美国占13.9%。两国TFR之间（2.08-1.56）0.52的差别，今后四十年里将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到2026年就开始绝对下降，美国则看不到拐点。（这个重要分别下文还将谈到。）

以目前的趋势来测算，到了2050年，人口规模，中国将缩减-3.4%，美国将增加+30%；中位年龄，中国将上升到48.7岁（超过欧洲），美国将上升至40.0岁；20-24岁的青壮年，中国将为0.63亿（锐减47.5%），美国则为0.25亿（增长13.6%）。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有悬殊的变化：少龄人口，中国 -5.5%，美国 -1.3%；工作人口，中国 -11.4%，美国则 -6.9%；老龄人口，将占中国的26%（+17.8%），将占美国的22%（+8.1%）。总之，长跑的结果明显地偏向于美国。美国的优势全部来自移民，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并没有不一样，也在减少中，其中白人和亚裔的TFR减弱尤其明显。美国人口的健康增长，举世独一无二，乃得益于移民，美国吸纳了全球移民的一半以上。同日本一样，中国几乎没有新血的移入。

反过来看，印度人口目前的TFR是2.5，中位年龄在25岁左右。至迟2035年，它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期待坐收"人口红利"，像中国过去三十年所经历过的那样。相对照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迅速用尽，且有被"透支"的趋势：中国的少龄人口缩减很厉害，在2000年还占总人口的 23%，2010年却只占了17%。也就是说，靠他们来养老的工作人群，将会异常的薄弱。

国际间的生产和资金的互动，到头来是顺着人力的聚集和技能的起伏来流转的，假如国家能把它的民众组织起来，有效投入到经济活动去的话。重要的是先把人口变成人手，做的超出吃的；理想的是能继续把人手提升成人脑，到了相当一群人脑在相互激励的境界，生产力就能源源创生出来。其结果就是大国的兴盛，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老有所养。

人类社会的合作，在社群和国际之前，先是代际的合作。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是由口到手（最好到脑），必再返回到口。老而无所依，因此很严峻。从上面的数据推算，中国在2050年，支持率将只剩下2.2，低于日本目前的水平（2.6），甚至比2050年的OECD国家的平均还低。

前文已经说到，老龄化社会乃拜医药科技突破和文明进展之赐，人活得更长更健康了，流出生命池的速度大为迟缓。二十世纪里人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从大约45岁上升到世纪末的64岁。发达经济的国民的寿命平均延长了40%，中国人则增加了一倍还多。举例来说，英国的一个60岁的妇女，在 1956年可望活到80岁，在2010年可望活到的年龄是92。如此，老龄人口需要颐养的年份提高得更多，所有的养老健保体系在建立当初，都未能充分估算到这个进步。比如说，美国在1960年代推出社会退休和医保计划时，平均1个退休人员有近19个工作者，到2035年将只剩下1.9人，而其间参与计划的人，平均寿命增加长了7岁。仅此一个变化，社会福利项目就入不敷出了。

使老龄化问题并发而作的另一个趋势也是医药保健成就的结果。世界妇女TFR的一路陡降，是和婴孩（五岁前）的夭折率是紧相伴随的。五十年来每千名婴孩的夭折率从191减低至78个的同时，世界的TFR也从4.97降为2.69。妇女少生娃娃是理性的选择，因为她们不再需要多生，来补偿很高的婴孩夭折。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强有力推展的一胎化措施，对这个进展规律及其影响力度的测算是不充分的，结果造成的急停刹车，负面后果正在显露出来。

我们且不谈三十年来的低生育导致目前劳动力供应渐趋紧张。工人薪资一年增加超过15% 不少见（5年翻番、8年两番），要知道这是在全球失业普遍，国内增长明显放缓下发生的。劳动力短缺的一个旁证，是简单劳力如城里帮助家务的钟点工，近年来报酬攀升幅度也够惊人的。这里也不谈物价上扬，老龄人口的养老积蓄是否足够达到目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谈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目前比例失调，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和人伦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的少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C/A）1975年在6左右，到2035年要降为0.5，也就是一个孩子对两个退养者。不用知道统计数据的长程变化，看看周围及自己（三代）家庭4-2-1的倒立结构，你其实就能明白，倒立的金字塔注定是站不稳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孝为本"，来扩大代际的合作，并确立家庭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和其他诸如基督教文明的差别相当远。"孝"讲得滥了，颇有陈腐的味道，但在实际上，孝类似于一种社会契约，强调幼者对长者的责任履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然的，没有律令一样畅行，而子女对父母则差得远。孝作为带强制性的道义约束，是对人类的爱偏于下倾的补充。它汉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色，拓展了代际之间诚信，成为互助的强有力纽带。不过以往的历史上，孝的履行很少受到过切实的考验。别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亲在的时间原本就很短。直到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生命期望还只在35-40岁之间，活过 60岁的相当少。凡有病伤，过不了一年半载就挂了。所以子女即使有心尽孝，压力也不会太大。然而，这一切已全然改观。

现在的父母、祖父母一般会活过70岁，60岁退休后继续活30年也很正常。其间很多病痛都会出现，癌肿、痴呆症、行动不良等等，潜伏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顽症，以前闻所未闻的，全都冒了出来。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老人能卧病许多年也成了通则。造成的结果从未曾有过，老龄人口颐养年头加长，需要服侍照料的时间也大为增加，而且医疗费用增加飞快在。在中国，这一切变化却要"4+2+1"里的1来扛，而这个1 又是在4+2的百般呵护下长大，把关爱视同当然的宝贝。这个1 还有自己的孩子（很可能不止一个）要教养，6个老人能于此相提并论吗？无论从精力、时间、关爱、费用，靠家庭来养老，贯彻"孝"的理念，挑战将前所未有的艰巨。其可行性如何，难道还有什么悬念？

还有一个误区，以为积蓄足够的钱，到时就能买到社会化的养老保健服务。养老医保的服务，很不容易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它们和电脑的内存，带宽，生产线的装配制造完全不同，是不能轻易扩张的。你难以想象，一个护理工用流水操作法"改进"给老人喂饭，人均服务时间缩短了75%，是可取的。要是有个"超级月嫂"，声称她有高科技的武装，能同时带四个婴儿，包括你的宝宝，只有半价，你能相信？即便是一个发型师，两分钟内就能把你的头发搞定，你难道会觉得舒服？这类人际之间的服务，是无法以效益的名义，来压缩时间、关注、信任和情感交流，或由机器来代劳的。劳动力供应的紧俏，在人际服务项目上，瓶颈将日益突出。眼下保姆、钟点工的酬劳涨的飞快，还只是个开端而已。

所以在6:1的格局下，任何有限的积蓄，都会被腾涨的人际服务费用吃掉。中国这一代的老人，注定不得不"自求多福"了。这个宿命在美国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所有的费用里涨得最快的，恐怕是数老龄人的长期照料支出（十几年间长了几乎有十倍，到了每年7万美金的地步，除了巨富，几乎没人有能力扛得起）。要知道，这是在没有4+2+1 的倒挂结构下发生的。

中国问题的棘手，还在于一胎化的家庭政策所带来的阴阳严重失衡，即使中国有心扭转人口规模的萎缩，比起别的国家，困难要更大。中国的人口政策模型，有个基本假设为前提，就是TFR下挫到1.5不可怕，还了欠债后再让它重新返回到2.1就行了。问题是，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性别结构相当畸形，女性短缺很多——一个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人类在其自身生产上女性是主力，男性的用武之地甚小，即使在其他生产上他们往往是主角。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下期继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孙涤系列经济评论《拒绝短痛》之六，FT中文网今后会陆续推出后续。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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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19日 06:16 AM

叶檀：中国不缺人口红利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作者微博】

围绕数量的争议是愚蠢的，在为人口红利消失、为项目流失而担忧时，不要忘记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笔者在中国各地，看到无数的工地在同时动工，在贵阳，规划中与在建的有四条轻轨，而在苏州，将建成五条地铁。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整个城市尤如大工地，每个城市都有拨地而起的新区，笔直宽阔的道路与优美的绿化带，政府在率先搬迁到新区后，通常会半强迫本地大企业与金融机构搬迁到新区，目标是为推高新区土地价格助阵。

这样的场景既会让人感受到经济的活力，感受到中国东部与中部的经济洼地正在被填平，也会让人频生忧虑，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是否会造成行政傲慢下的大规模资源错配，丧失改革的良机。尤其是看到整洁的新区、无数的房屋、晚上一片漆黑，更是如此。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辛苦，常态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笔者的办公楼外晚上十一点钟停了几十辆出租车，等待疲倦回家的深夜加班族。不仅工薪族如此，很多官员也常常如此，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当地官员告知已经几个月没有休息，为招商、吸引大项目，正在迎头追赶的中西部城市更是如此。很多人痛恨官员大吃大喝，不过一天要喝五顿酒、每次喝酒都要虚与委蛇，盯着项目而去，如此喝酒等同于慢性自杀。没有下班时间，没有性别，没有家庭，这就是很多人的常态。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负债率上升，很多人归咎于人口红利消失，因此主张提高生育率。这种线性的看法是片面的，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是效率提升的过程，农村土地承包提升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企业劳动效率。

人口红利不是主要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陷于崩溃：人口多，却没能成为有效劳动力；人口多，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知青进入农村，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劳动效率，相反，让农村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直到逼出农村的土地改革。

陈志武先生曾经提出命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结果是越勤劳越贫困，越工作越低效，甚至产生价值耗散，越工作越糟糕，对经济的破坏越严重。

只有在制度释放了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之后，人口的规模与效率才值得进行经济考量。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此后中国的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在全球处于增速前列。目前社会热点议题如户籍、如垄断等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一轮的制度滞后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需要的是打破制度桎梏，发挥新一轮的资源效率配置。

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综合UBS与OECD数据，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2.6%左右，巴西0.3%，俄罗斯0.2%。而据OECD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仅1%左右。上述数据能够印证中国此前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制度释放了劳动效率与创新能力。否则，印度的效率应该高于中国。

各国经济效率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08年，美国每小时劳动者效率增长率高达4%，中国为7%到8%，原因在于当年美国企业为免破产节约成本大量裁员，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受金融危机影响，近两年全球劳工生产率开始明显下降，美国经济谘商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劳工生产率为3.6%，2011年仅为2.5%，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产出增速下降。与其他国家不同，早在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开始下降，这说明制度红利逐渐消失，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开始盛行，每单位GDP所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

仅举一例，可以说明制度效率之低。中国劳动者迄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专业培训，专业技术教育没有形成国策，教育资源被大量浪费在无用的评比与无聊的课程设置之中。以发达的珠三角为例，乌坎事件显示当地村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或者高中以下，笔者约十五年前参加对上海郊区的调查，村民教育情况与乌坎村大同小异。

大量的新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都集中在中低层次，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超过6%。中国的职业技术人员、高素质劳动者奇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根据美国商会3月26日公布的年度行业气候调查结果，43%的美国在华投资商认为"管理层人力资源掣肘"是其面对的最大商业挑战，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0%。美世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1年至 2011年，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成本增长了118%。

根据中国央企中智公司的研究数据，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让劳动者分享改革红利没有错，但效率赶不上红利，权贵阶层不愿意让度红利，所谓增加报酬就成为通胀与低效的同义语。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期，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培训，是专业的工人，而不是源源不断的农民工。

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20个中国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以上，四川省甚至超出了30%。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的年平均产出增幅为10%，几乎五倍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虽然在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年平均生产率可保持8.5%的增幅，但仅为工资增速的一半。

有一组耳熟能详的数字。

苹果公司从每一台Iphone手机中，赚了187美元，而从事硬件生产的美，日，韩，台等拿到了187美元，从事组装的中国内地只拿到了6.54 美元。从2006年开始，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也是苹果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利润下滑，一台iPhone，在台湾分配的利润是2%在美国是 58.5%，而一台iPad，在台湾是2%，在美国是30%。

这种比较证明了一个被刻意漠视的事实，创新意识、整合能力与制造车间，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大规模的劳动人口与低廉的工资，就会陷入制造车间陷阱，说中等收入陷阱还嫌太乐观。

至于人口增长，让我们引用一个历史数据。据曹树基先生研究：在最近十年中，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五，与上一个十年相较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千分之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 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千分之二十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清代是一样的，其实仍然是"激增"。

另美国CIA估计，2011年中国实际人口出生率为12.31%，美国为13.68%，高于很多学者的估计，印度则为20.6%，世界平均为 19.14%，处于激增水平，地球将不堪重负。而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 ，处于较低水平，但总体仍将上升，这两年处于生育高峰期。

人云亦云要不得，人必须有尊严地生存，有价值地生存，与地球和谐生存，理性至关重要，历史不能遗忘。分析经济也好，分析人口也好，概莫能外。

本文编辑：吴铮 zheng.wu@ft.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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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31日 06:16 AM

艾玛•雅各布斯：收养中国女孩难了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艾玛•雅各布斯

今年3月28日是我养女付新科（音译）的11岁生日。10年前，我从中国收养了她。放到现在，许多像她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出世，更别提被收养了。十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上周，我回到我养女的家乡——中国东部省份安徽省滁州市，去看看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曾为海外输送了大量领养儿童的省份的执行情况。这项政策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孩子当初成为我养女的原因。

在我养女出生的年代，人们从中国收养的孩子许多都来自安徽省。但到2010年，安徽儿童被海外人士收养的数量已为零。安徽究竟是已不再有可供海外人士收养的孩子，还是根本已不再有"多余"的孩子需要别人收养？

这个问题的答案影响的远不止收养方面的统计数字：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人口统计学家们认为，这种转变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我来到位于滁州偏远地段的一个计划生育办公室，想找寻答案，却发现办公室的人都去吃午饭了，迟迟未归。但在附近的一家餐馆，我找到了解答我的问题的一条线索：有30多人聚在一起，放鞭炮，围着一个24英寸的生日蛋糕，为一名刚满1岁的小姑娘庆生。

10年前，在这样的地区，人们很少会为女孩买两英尺见方的蛋糕庆生。在这样的传统地区，人们需要生男孩，来延续香火、为自己养老送终。如果头胎是女孩，还可以接受（因为在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但第二胎就必须生个男孩了。如果第二胎是个女孩，人们往往就只能选择遗弃（甚至更糟）。

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用滁州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只要吃得饱肚子，谁都不会不要自己的孩子。"简单说，如今人们养得起女孩了，用不着遗弃她们。有的父母可能会为超生的孩子支付2000至5000元人民币（合320至790美元）的罚款，还有些真正有钱的人可能会赴海外生产。如果我养女生在现在，她可能不会被遗弃。

但如今还有一种更见不得人的选择：在那个为小姑娘举办庆生宴的餐馆隔壁，一家诊所打出"人流"的广告，手术费用仅360元（合60美元）。性别选择性堕胎是非法的，但许多人这么做。官方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2009年，滁州头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05:100，但第三胎和第四胎的这一比率就升到了近300:100。我的养女很可能是她生母怀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女儿，放在今天，她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生。

如今，超声波仪器和市场似乎充当起了计生员。于是，庞大的计生机构开始美化自己的形象，展开了全国性的"洗脸"运动，旨在彻底清除过去那些野蛮的计生工作宣传画和标语（包括为因被迫绝育而意图自杀的妇女提供绳索上吊的宣传画，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标语）。

在我养女的家乡乃至整个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似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开始主张，计划生育政策已变得没有必要、甚至不明智。随着新科即将步入青春期，当初导致她成为我养女的一个简单事实——中国的孩子太多了——已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中国已经或很快将面临的情况是，老人太多而孩子太少。

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6%的城市女性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上海允许夫妻生二胎（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但没有多少夫妻愿意这样做。

许多夫妻因错过了适宜怀孕的年龄而无法生育，中国如今有5000万对不孕不育的夫妇。这令一个地下产业——代孕——兴旺了起来。最近，一对夫妇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下了八胞胎，引起许多争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每年中国富裕产妇赴美产子产下的宝宝数量，约等于我养女出生时每年美国人收养中国弃婴的数量。十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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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3日 07:09 AM

叶檀：中国该不该放松计划生育？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作者微博】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中国放松生育，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下降，给呼吁放松生育的人提供了新的论据。

笔者不支持放松生育，正如鄙视此前政府鼓励生育。

第一，生育是个人与家庭的选择，但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期，却当作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或者鼓励、或者抑制，生育偏离了正常的人性选择，而成为政治选择、社会选择。

如果说以往鼓励生育、光荣妈妈等措施，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未来的战争储备，那么，现在鼓励生育的人，以人口红利相恐吓，则是把人当作了经济的工具。人口红利在经济上是否适用暂且另说，无论是鼓励还是抑制，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变，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在生育问题上成为彻底的无脑动物。

第二，中国生育增速下降，但人口基数依然庞大，业已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环境接近崩溃的边缘。

仅看华北一地，就可以了解资源的极限。

2009年12月15日，人民网有一则题为《世界上最大地下水漏斗华北危机怎解？》的报道，其中提出，华北区域人口约1.2亿，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粮食产量占全国10%。华北平原水资源仅占全国1.7%，却维持了这一地区几十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目前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每年开采量达到206亿立方米。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据"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先生的介绍，华北平原已经出现地下水枯竭的现象，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分析，如果地下水的补给项小于排泄项，自然的水均衡条件被打破，就可以说危机发生了。危机的效应包括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地下漏斗，区域上发生地面沉降，地表干旱沙化。

其中有降水减少等自然原因，但人为原因不可忽视。几十年来，山区大规模建设水利工程，修建水库1600多座，总库容300多亿方，控制了山区汇水面积的85%以上，直接导致下游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水库的建设也增加了水资源的蒸发。上游地区因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量增加，也导致对下游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的减少，国际上公认的河流开发程度应控制在30%～40%左右，现在华北平原主要河流上游控制利用已达70%～90%，给下游剩余的生态流量严重不足。人对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

这绝非华北地区一地的资源恶化，事实上，长江变黄河、黄河断流，显示中国的自然生态已经处于危机状态，而中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大坝一样，是对自然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变，从未来说很难说是破坏还是造福。

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批复设计单元工程84项，概算核定总投资约1405亿元，占已批复可研报告动态总投资2289亿元（不包括东线治污和中线水源地保护投资）的62%；截至2010年7月底，下达投资865.5亿元，完成投资 574.7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38%和25%。仅丹江口移民工程，就需动迁安置总人口约33万人，其中湖北省18万人，河南省15万人。

有许多人以日本东京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和谐共处，认为中国并不是人口众多，而是因为不合理使用资源造成的结果。对此，我只能说，等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与日本同步，再来谈同样的资源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越大的资源使用工程，成为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日本此次震灾与核灾难显示，日本为了国民生活与经济，不得不加快核电发展，让反应堆延期服役。请不要告诉我，中国的风险控制举措一定会超过日本，国内频发安全事件，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很难让人相信这空口许诺。想想康日新吧，不是中国核工业领域的关键人物吗？他的下场能证明这些关键人物都可靠吗？

第三，所谓经济人口红利从头到尾都无法验证。

一些人认为，当中国人口红利下降，中国经济将遭遇劫难。人口从来不是经济的惟一指标，中国鼓励生育、人口增长最快速的年份，恰恰是最贫困的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单靠人口增长就能够提升经济增长，原因是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群体截然不同。

以房地产为例，一些房地产研究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中国的投资性房产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外，中国农村有再多的人口，与房地产市场毫无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收入提高、资本时代到来与通胀压力叠加的结果，否则，我们很难想像为什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如此之多的人怨声载道。当市场的房价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此时大部分人将会成为房地产的有效消费群体，人口对于市场才是有效的，否则，房地产投资只能是20%的高收入阶层的专利。

目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面临招不到工人的窘境，与其说这是中国人口红利丧失，不如说是一直以来对农民工的欠帐，使他们只能停留在养家糊口的生活水准上，进行代际之间的贫困传递。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发展，在东部形成了同质化的产业链条，却未能形成有专业技术、有社会保障的产业大军，现在，是到了还帐的时候了。

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不少，却找不到合适的高技术工人，找不到高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每年有上千万农民工离开土地到城镇工作。但根据中山大学、南方都市报与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统计，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

根据中山大学2006年在珠三角所做的调查，95%的农民工第一次涨工资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结合德国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从1993年到2005年，除去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而增长主要是延长工时、换工作。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 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

我们现在鼓励公平的城镇化，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绝不意味着低价农民工时代的延续。只有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才存在人口红利一说，而在技术产业中，存在的是人力资本，是强调增加个人的消费能力。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的说法，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如果人口下降的同时，个人的物质精神财富大量增长，则是中国城镇化之幸事，中国的内需未来五年仍然会有巨额增长。至于未来是否陷入通胀，取决于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自律，取决于企业效率与社会总体效率的提升，与多生多少人关系不大。

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有人特别强调生育权，但资源的压迫，只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如果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取消移民限制，不把财富与技术当作移民的门槛，他们才是为生育权真正支付了成本。否则，就是华而不实、嫁祸与人之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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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6日 06:36 AM

白云：超生"黑户"的苦恼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白云

传言中的中国二胎放开政策，还在看不见的未来。事实上，更多的节奏较慢的城市里，"只生一个好"的宣传口号，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生一个以上的小孩，也一直都是政府和单个家庭的博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生养孩子的成本越低，也就有了更多的超生的可能。

生儿育女这项传统古老又具有人类繁衍伟大意义的工作，和计划生育这项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政策对立起来，具有特定时代的特定意义。后者曾经贯穿了太多70尾和80头的记忆，就好像大多数的70尾，都有个超生的弟弟或妹妹，大多数80头都有被超生的资深经历，并因此生活多少都有干扰。比如我。

在我出生前，哥哥姐姐已经帮助父母实现了儿女双全的心愿，尤其是马路对面住着时任计划生育小分队队长的邻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之下，是我每次从腹中传递给妈妈的悸动，让她始终不能狠下心放弃。

那个长得颇像马达加斯加3里女魔头杜瓦的邻居，曾带领着小分队多次进入农民的家里，搬走粮食，砸坏物件。在那些年的农村，直到我上小学，亲眼所见也并没有觉得不妥，甚至没有人报警。偷生的当事人，有着内心的恐惧，辗转亲戚家，一旦被发现，大多也就是挣扎。在施者和受者看来，这都是合法合理的。

计生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看超生的孩子少不少。我十几岁的时候，邻居摸着我的头夸我学习好，我还会紧张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想到母亲口口传授当年她对我的追捕，我怎么也不能解除来自身体深处的警报。老宅子的平房小院，母亲自打肚子凸显后，就一直藏在那不怎么出门，直到我生下来。肚皮内外的重大区别，绝不是父母拥有天使的喜悦，对于活的小孩子，他们已经不能掐死，我就是这样获得了生的权利。

超生没有拆房子那么恐怖，代价也还是有的。生产队的工分扣光了，这关系的都是口粮，爸爸在单位挨批了，这关系的都是面子，我呢，在这个国家没有户口，这关系的是……社会唯有在此刻显示出来整体的一致性，在面对超生这项人人喊打的巨大工程时。

育红班里的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坐在一起，认真地相互打听，你有户口吗？这事说起来挺搞，但比攀比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吃肯德基更有杀伤力。身为一个专业的"黑户"，忍受了同学的得意后，还要忍受哥姐对我的嘲讽：家里就你没户口，吃白饭。要知道，在农村，没有户口就不能参加土地分配，承包责任制刚开始，每一分土地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黑户"持续到我即将读小学。我的整个童年都在一种对户口的扭曲渴望中度过。当我进了小学才知道，班里有1/3的同学属于超生。他们的姐姐和我姐姐同学，他们的哥哥和我哥哥同学，他们甚至还有弟弟妹妹，这个我真没有……

印象中，我的同学曾有5个兄弟姐妹，她作为小五，高考前才托关系办妥了户口。我以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种生活，对劳动力的渴求会随之减弱。可现实是，新一轮的超生潮在县级城市的涌动之汹涌，已经超乎了估测。

堂姐的大女儿十岁时，她突然想再生个孩子。于是聪明伶俐的大女儿被"证明"是脑瘫，堂姐又谎称遇到交通事故，在家躲了半年，等孩子出生后，合法地收养了自己的孩子。具体的操作过程很复杂，时间很漫长。今年"脑瘫"的小女孩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考入了高中，我只能说医学发展了。

选择回乡发展的高中同学参加聚会时带着两个孩子，他略带骄傲地向我们兜售他身为公务员却没有超生的经验：他的大儿子出生后，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他不想再让孩子继续，于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在孩子出生后马上去报户口，而是加紧了造人计划。次年，二儿子出生后，通过找关系，他把隔年出生的两个孩子人为制造成双胞胎，合理二胎。

对男孩继承家业的需求在一些有产业的家庭也依然存在。回乡接手家族产业的大学同学，已经是三个女孩的爸爸，上次见面还在踌躇满志地计划生儿子。更自由的经营者身份，没有来自行政的各种处罚，仅仅是万把块的超生罚金，那可是他最拿手的。

如今的超生和以往不同，黄宏和宋丹丹拖儿带女组建的超生游击队四处躲避，已经不是家长们的首选，在保障生活质量的基础上超生，还要给超生做好户口的善后工作。高手在民间，政策的不许和强制流产总会有个狭窄的缝隙，比如，我的艰难降生。

如果说一线城市的人们，为生活的奔波而不能不愿不想生两个，大多数城市的人们在万事具备只欠户口的基础上，更愿更想也能生。无需追问人们生一个以上孩子的为什么，这是个体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是应该被计划的。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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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8日 05:49 AM

孙涤：新新人口论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孙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人口红利曾经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基本面正在面临巨大转折点，中国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未富先老"局面？中国的人口政策等相关公共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经济转型如何以此为契机转化？FT中文网一直对此议题保持关注，今后将陆续推出相关专题，首期推出孙涤教授"新新人口论"。

开宗明义，本文旨在呼吁各界关注中国人口的演进。 "新新人口论"的提法，绝非耸人听闻，而是要引起对人口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关注。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这个变化，19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显现，1990年代在世界范围里"坐实"，在2002年的联合国人口报告得到"官方"的认定：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从2.1下降到了1.85。人口规模不只是关系到经济的持续成长，而且是人类文明一切活动的"宿命"（destiny），社会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逻辑。

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存活孩子数。除了抵补父母的2，这多出的0.1是为了补偿孩子未到生育年龄夭亡的损失；在发展中地区，为了补偿较高的婴孩夭折率这个数大约在0.33；而在人类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直至二十世纪，这个数还在4以上。 TFR不足2.0的水平，人口的规模就趋于缩小；一旦降到1.8以下，规模的萎缩就难以逆转了。虽然妇女把育龄往后推、老人活得更久等等，会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但女性的生育倾向——TFR的决定因素形成后，要改变是很艰难的事，先进国家的经验如此昭示我们。随之而来一系列的重大变更，构成政策的严峻挑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这个新变化对于其他国家是新人口规律，在中国却不得不多加一个"新"字，因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场大辩论对其后的人口政策有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还欠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弥漫，又有冷战的急迫压力，他不得不委婉地表达"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中国国情也同样适用。马尔萨斯总结的"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手"的生产仅能维持"口"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增加必会被饥馑、瘟疫、灾难、战争悲惨地平衡掉。人类社会组织经济生产的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只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悲惨与牲畜无异。直到1790年前后欧美国家的物质生产力才首次超出了人口的增长。此前的2500年里，世界的人均生产增加了才一倍而已，以后的220年里则突飞猛进，美国的人均生产提高了却有四十倍之多。

当时中国贫弱，积累低，技术创新基础差，无法迅速把民众的"消费的口"转换成"生产的手"，更谈不上"创新的脑"。这种约束之下，人口首先是个拖累，必须有计划地加以节制。但直到目前，人们在检讨这段历史时还在"炒冷饭"，似乎马先生当年争辩的人口政策所以遭到杯葛，在于它的"新"。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要提请大家注意，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已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我们若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人口政策，尤其是一胎化的限制，难免又重蹈当年的覆辙。

除了人们固有的心理惰性，以及政策（成功）实施而来的惯性之外，人口变化本身的滞缓，也是不容易看清人口规律的主要原因。好比你每天看冰川的头，无论在海螺沟还是阿拉斯加，完全观察不到变化；过了三十年再去看，它们可能退缩了好几公里。为了增加一些感性的体认，你不妨在脑子里描绘这样一个模型：画两根平行的垂直线，形成一个"时间通道"；在通道里把每个年龄的人群画成一行小人形，每个小人形代表一百万人，比如，71岁的人有两千八百万，就居中画成28个小人形的一行，同龄5岁的两千一百万就是21个小人形的一行，如此等等，把1380个小人形安排就绪后的形态，立即使你对中国人口（13.8亿）的年龄结构一目了然。然后再把15-64岁、低于15岁、高于64岁这三个区间浓淡不同地标示出来，你就很清楚劳动者和他们需要抚养的人口的比例关系是怎样的。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动态化，把时间通道连同有三个年龄区域往下拖就行了，整个人口大军像似在时间通道里列队向上走，去年n岁的人今年准是n+1岁。加上新生儿的一行，做些调整，你就不难再现过去几个世纪前后、甚至整个历史发生过的人口变迁。

理想的年龄结构当然是纺锤图形，干活的人居多，两头需抚养的人少。不过这持续不了多久，新出生的孩子如果维持在低水平，图形转眼就会蜕变成为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不过在历史上这还确实没发生过。我们不妨把0-100岁（过100的当做百岁）的那一百行的人看做一个同时活着的生命池，注意点放在每年流入池子的新生儿和流出的死亡人数。1750年前流经生命池子的是"稳流"，许多新生命，或流产或夭折过不了门槛，成年后流出又很快，或战乱或饥馑活不到天年。1750年后英国率先的产业革命给人类提供了生机，于是大量的新生命开始汹涌流入。年轻的马尔萨斯洞察到了这个趋势，在他的小册子（1784年发表，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晚了三十几年）里描绘出来，连同他人类的超生现象终将被"悲惨地抵消掉" 的悲观预测，成为后世所谓的"马氏人口定律"。其后的世界发展印证了马氏定律，长达二百余年，人口的流入湍急（当时全球妇女的TFR在6.0以上），流出滞缓，生命池犹若尼罗河般的泛滥。

今天这一切已全然改变，而且正在走向反面。这段发展史在中国有着浓缩的极为戏剧性的表现：1949-79的30年里，中国人口大涨了4.2 亿；1980-2010的30年里，我们的人口比"应该的"少增加了4亿。

引起生命池里湍流激荡的原因是什么？论辩很多说法不一，但毫无疑问，人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严重变化。世界人口增长在锐减中，其间并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乱、灾变、饥荒和瘟疫，不要说马尔萨斯不曾预见、马寅初未能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想到。一言以蔽之，这个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伟大成果造就的。

首先是科学技术的一系列突破，给人类的发展拓展出宽广的生存空间。其中医药进展的成就尤其辉煌，不但大为降低了婴孩的夭折率，而且令老人活得越长越健康。这反应在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的膨胀上面：

2011年10月人类总数首次突破70亿，中国人占了19%。全球人口1800年初才攀升到了10亿，中国人约占其三分之一；到了1900年增加到15亿（+50%）；1950年又增加了60% ，中国人占了25亿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后的50年里更大涨140%，2000年达到了60亿。若是增长一如既往，210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200亿，威胁到资源穷尽和环境崩溃。

但始料未及的是，过去四十年来生命池的流入量缩减得更厉害，人口的增长率竟"悄悄地"从2.1%减到了1.1%。由此估算，2100年总人口应当在100亿附近。究其关键的因素，首推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越高，她们生育的倾向就越低，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的趋势正相反对。妇女的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提升的结果之一，是她们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她们也不愿意多养孩子。这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

以TFR 来度量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55年在巴西是6.1，在中国是5.6；到了2010年分别下降到了1.8和1.7，而在这个期间巴西并没有推行过严格的计划生育。通常以为生育意愿低只是欧美妇女的问题，在东北亚地区目前这个矛盾更突出。例如，2010年韩国妇女的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台湾的TFR则下降到了惊人的0.9，在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是最低的。大陆的不少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据上海市计生委主任谢丽玲报告，上海市的TFR在几年前就下降到0.9以下了。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TFR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 1980-2000的20年间从6降为3。印度南部也是如此。伊朗的TFR在1984年还高达7，2006年惊人地降为1.9，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了。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2000美元，TFR就开始下跌，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 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TFR低于2.1的国家接近80个（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英国作为"产业革命" 的发轫地，TFR从5减至2用了130年，而南韩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

必须认识到，人类对环境及自身而来的挑战的响应，本无所谓绝对的"错"与"对"，而必须把握合理的"度"，过犹不及！让我们下期接着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孙涤系列经济评论《拒绝短痛》之五，FT中文网今后会陆续推出后续）本文责任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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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05日 06:36 AM

陶笸箩：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构想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陶笸箩

上幼儿园的女儿最钟爱两个洋娃娃，她说，老大是在北京妇产医院生的，老二是在美国生的，因为中国不让生。同学给她出主意：你还可以去香港生啊！连小小孩都晓得生二胎的门道，无疑是我们这拨70后城市妈妈言传身教的结果，也是计划生育国策妇孺皆知的典型。

关于人类后代的繁衍是否可以像排排坐、吃果果一样被安排，正方、反方早已打得难舍难分。其实只要掰手指头数一下自己这一辈多少人，孩子辈有多少人，孙辈将会有多少人，就会知道中国人口锐减的加速度。以未来的主打家庭，8421家庭为例，即夫妻双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都健在，并育有一孩，从八个到一个，只需四代人，仅花费100年。

然而最闹心的还不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而是一对夫妇居然要同时抚养8个老人，4个准老人，以及一个孩子，想想都肌无力。等吃等喝的人这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么少，早晚有一根稻草，就能把全家的骆驼压垮。

其它令人纠结的问题还包括：自己这代人未富先老；男女比例失调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一想到未来数千万满中国溜达的男光棍，不得不为彼时成年的女儿忧心忡忡。妈妈们探讨过应对措施，比如让女儿学习跆拳道防身；练习跑步方便逃之夭夭；或是干脆移民到美加澳。

每每焦虑之余，都特别钦佩那些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应万变的人们，觉得其勇气可嘉，不仅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胆量，还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坚强决心，以及从不杞人忧天，臆断来世会洪水滔天的乐观胸怀。况且水来了还可以土掩，由一个计划带来的人口问题，大不了还可以在另一个计划中解决，譬如从鼓励少生进化到鼓励多生。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鼓励生育的先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响应多生光荣的号召，中国的"英雄妈妈"们曾遍地开花。曾识得一位仁兄，他的妈妈就是"英雄妈妈"，一气生了七个孩子。无独有偶，据说为了阻止俄罗斯人口下降趋势，普京曾提议恢复前苏联时期授予多生孩子的妇女为"英雄母亲"的做法，他认为人口下降是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俄罗斯政府为此提倡所有的女人都有至少生三个孩子的爱国义务。而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也曾号召每对夫妻最好要生三个："一个为爸爸，一个为妈妈，一个为国家。"

有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之日，人口减少到世代更替发生危机之时，"生老三有奖"也许就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急待实施的爱国主张。只是有中国特色的鼓励多胎措施更加具备优越性，要及时利用现有的庞大的计划生育机构，计划生育的国策依然不变，罚款的优良传统当然要坚决保留，只是要略微转变一下罚款对象，从罚超生到罚少生，这样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达到了鼓励生三胎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

具体办法如下：对于不生孩子或者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计生系统的工作人员或将半夜突击家访，围追堵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绝不让一个家庭成为生育落后分子；同时将配套出台严格的生育管理措施，例如无正当理由不生孩子者，开除公职，扒掉房子；只生一个孩子者，记大过，没收车子桌子椅子。只生两个孩子的家庭，则提出口头警告，罚没当年奖金。倘若富人拒绝生育三胎，务必罚到倾家荡产；而领导干部假若顶风作案，少生或不生，将面临降职降薪，屡教不改者将被调离领导岗位，无孩者终身不得提拔。

有罚当然有奖，还是少不了要领导干部带头，例如连生三个娃，立刻官升三级。普通老百姓则可以享受巨额生育补贴，产妇免费享受高级单间，免费吃喝月子餐，想剖腹就剖腹，想无痛分娩就无痛分娩，全由国家买单。而一旦生了老三，就可以立刻享受家庭税收减免，这个传说中的复杂的税收措施，作为鼓励三胎的配套措施，将在一夜之间神奇落地。此外，连招考公务员也优先照顾老三，因为他们受益更多，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最佳。

具体到地方，还可以灵活掌握奖励办法。譬如在北京生老三的家庭，考虑到该家庭为北京劳动力增加、拉动内需所做的贡献，可以不参加摇号直接购买汽车，提前享受中产生活。

大力营造社会舆论是鼓励生老三的最有效的招数了。届时《超生游击队》将不再是被鞭挞的对象，而是多生孩子早致富的典型。在人民群众强烈呼吁下，该小品将在每天央视《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并配上滚动字幕："多生孩子就是好，就是好。"

假如将来所有中国育龄妇女生三胎还是达不到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那就有必要从现在起未雨绸缪，降低公车标准，减少公费旅游，将节省下来的钱设立四胎以上奖励基金。至于现在超生的罚款，乃至未来少生的罚款，必须专款专用，重奖中国的"英雄妈妈"。让那些只生三个孩子的家庭羡慕嫉妒恨，不得不奋起直追，直到捐献出最后一对精子和卵子。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246
2012年06月28日 06:19 AM

欧阳德：中国将渐变一胎化政策？

英国《金融时报》欧阳德北京报道

中国政府警告，"粗暴"执行一胎化政策可能损害国家形象，此前地方官员迫使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妇女接受引产，引发全国公愤。

本月上旬，陕西省23岁的冯建梅从家里被强行带走并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因为她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并拒绝交纳生育第二胎的强制性罚款。

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三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目标的同时，告诫官员们在执行这项实施30年的政策时要更加谨慎细心。

"人口计生工作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良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我们必须）从源头上预防粗暴执法、行政侵权问题的发生，"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一警告并未明确提及冯建梅的遭遇，但它涉及中国正在展开的辩论，其焦点是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

冯建梅的丈夫把她躺在医院病床上、身边是血淋淋的死胎的照片上传互联网，使冯得到全国关注。

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反对强迫堕胎的中国法律维权人士、失明的陈光诚逃离了事实上的软禁。

共产党长期坚称，一胎化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这起最新的争议在报纸和博客上引发热议，议题是应不应该放松或取消这项政策。

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表示，这件事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这则新闻已经引发公众愤怒，是对中国计生政策的沉重打击，"何亚福表示。"以前，不少人接受计划生育有利于国家的说法，但现在许多人不那么肯定了。"

何亚福补充说，冯建梅这样的遭遇以往是不准报道的。"今年媒体能够报道这件事是不寻常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正在改变态度，"他表示。

但何亚福表示，政府不太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废除一胎化政策，因为它担心人口突然激增，超出其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他表示，政府将采取渐进做法。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被允许生育第二胎。他补充称，下一步将是允许所有夫妇生第二胎。

一胎化政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台的，当时北京方面担心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尽管这项政策成功放缓了人口增长，但专家们警告称，它也给国家带来潜在危险的人口结构。

中国已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因为喜欢生男孩的很多家庭（尤其是在农村）选择流产女婴。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还带来了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学家们称，这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拖累增长。

中国官方媒体周二报道，冯建梅所在地方的两名官员，包括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的镇长，已被撤销职务。此前一项调查发现，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罚款的做法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即便在冯建梅惨遭引产的事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地方官员仍在恫吓她家。上周末，他们在她的家乡曾家镇组织了一场游行活动，村民们打出红色标语，谴责冯和她丈夫是"卖国贼"。

Shirley Chen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1
2011年05月10日 14:48 PM

拉胡尔•雅各布：内地赴港"生儿潮"引争议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拉胡尔•雅各布香港报道

对于一个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城市而言，出现"婴儿潮"应该是个好消息。但香港眼下的"婴儿潮"是内地妇女赴港生子所致，这引发了港人的愤怒反应。

去年，配偶并非香港公民的内地妇女在港生产的婴儿数量已上升至32653个，超过了香港新生儿总数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十年前的620个。

大多数内地孕妇都是被孩子一旦出生在香港、便可自动获得永久居民权的前景所吸引。香港保留了比内地自由得多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可以避免因违反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罚款。

香港政府正面临来自公立医院医生与香港公民的压力，他们要求对这种做法加以限制。

在Facebook上一个名为"强烈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群里，将这些内地孕妇称作"蝗虫"。

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突出起来，是因为大量内地富人的涌入，将香港的房价推上了历史高位，香港的首次购房者开始抱怨买不起房。香港政府教育局周一告诉《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去年，在香港各级学校学习的内地学生已增至9899个，比五年前增加了一倍多。

在港出生婴儿数量的不断增加持续引发担忧，特别是在香港的公立医院。

公立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妇产科主任张德康警告称："香港医疗系统已经热得不能再热。它将变得不安全。我们认为必须控制分娩的数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于距离香港与内地边界不远的沙田地区。

作为对上述压力的回应，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York Chow)上月宣布，政府将集中管理所有非港籍孕妇的预约申请，并严加检查以确保妊娠无并发症。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走向最终限制私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数量的第一步。

私立医院一直因利用中介从内地招揽生意而受到指责。

私立医院浸信会医院(Baptist Hospital)的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严禁中介拉拢生意。"在告示牌下面，一名安排内地孕妇在香港医院分娩的中介Ma Sheung Fong正在吹嘘生意有多么好。

Ma来自湖南，她经营的中介公司Hong Kong Good Baby一般收取2200美元的费用，帮助预订床位、支付一周的医疗检查费用以及处理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所需要的文件。2007年，香港医院管理局 (Hospital Authority)制定了一项针对来港分娩的内地孕妇的一揽子费用3.9万港元（合5000美元），但这并未减少为孩子寻求香港居民身份的准妈妈的数量。

在政府上月发布公告前，许多公立医院表示，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再接受内地孕妇的分娩预约。

尽管被中介从内地运到香港的一车车的孕妇吓了一跳，但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张德康表示，他理解她们为何这样做。他说："这是做父母的在努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

Lydia Guo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50
2011年04月29日 06:45 AM

席佳琳：中国人口政策压力加大

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北京报道

过去10年，中国老年人口增量超过了西班牙人口总量，这加大了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放弃造成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

中国周四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增长约4800万，占总人口的13.26%。10年前，这个数字仅略高于 10%。中国目前总人口为13.39亿，较10年前增长5.8%。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所长李建民表示："此次人口普查引发了有关人口控制需要做出何种调整的讨论。"

此次人口普查突显出中国社会的日益老龄化。普查结果还显示，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不到六分之一，与10年前的近四分之一相比有所降低。此外，此次普查还证实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跃升至将近50%，而2000年的这一比例仅略高于三分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敦促政府，"完善"现行人口政策，"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施行30年之久。

专家表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中国各地存在差异（农村家庭可以要两个孩子），相关微调可能会让中国政府非正式地逐渐放弃这一政策。

中国此前有一个1.8的目标生育率（即一个女人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人口普查官员表示，目前的生育率为1.7。

中国政府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二胎。一个提议是，将二胎政策扩大到夫妻双方只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 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主任王丰表示，年轻劳动力减少的事实意味着，中国必须以国内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取代以低成本劳动力推动的出口制造业。

中国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过去10年的人口增速仅为2000年的近一半。

译者/梁艳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49
2011年04月29日 06:45 AM

Lex专栏：中国人口普查说明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 Lex专栏

在动荡局势席卷中东之际，中国领导人对外界将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与那些威权国家所作的类比不屑一顾。周三公布的中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他们这一逻辑的合理性与缺陷。

中国人肯定没有那么桀骜不驯，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年龄中值为34岁，比中东人高出10岁。如果说北京方面曾经面临"茉莉花时刻"，那是在10年前，当时中国人年龄中值为25岁，与现在的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相当。中国的就业机会也更充裕：过去10年间，平均失业率仅略微高于4%，为叙利亚水平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新一代中国男性有志置业——往往是作为争取到妻子这一宝贵财富的手段（大量女性胎儿遭到流产，导致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400万）。简言之，从人口结构上说，最有可能滋生不安定的人群（年轻、失业和未婚男性，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中国越来越少了。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政治局可以高枕无忧。正如最近针对燃油成本的抗议所显示的，稳定的就业和不断提高的收入并非社会稳定的充分条件。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的食品通胀就会剧烈上扬，自2004年以来已三次达到两位数。经济学家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指出，在住房建设总量中，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仅占3%，远低于10年前的16%。这样的失衡对流向大城市的农民工尤其严酷；这一人群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燃料，他们一般收入较低，较难获得银行贷款。然而，他们仍向往城市：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几乎一半，比10年前高出13 个百分点。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年轻人相当温顺。只要物价处在可控水平，他们也将是"可控"的。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779
2012年01月18日 07:09 AM

吉密欧：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北京报道

中国城镇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快速发展的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正在吸引中国人定居城镇。

这个历史性的人口里程碑，在中国政府就季度经济表现发布的新闻稿里被一笔带过。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51.27%的中国人口（约6.91亿人）居住在城镇。这个比例在2010年为49.95%。英国和美国的城市人口分别在1851年和1920年超过农村人口。

联合国(UN)估计，全球城市人口在2008年超过了农村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急促步伐。

在1980年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占比还低于20%。分析人士预测，到2030年，中国会有70%的人口（约10亿人）居住在城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平坦，依赖于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城市化的速度取决于人们能否在城市里能找到工作，"《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主编汤姆•米勒(Tom Miller)表示，"如果经济增长不复存在，就不会产生吸引人们进入城市的就业岗位，人们也就不会进入城市。"米勒的著作《中国十亿城市人口》 (China's Urban Billion)即将出版。

2009年初，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出口陡降的影响下，多达2500万名农民工放弃在城里寻找工作、回到农村。

译者/王柯伦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54
2011年04月29日 14:34 PM

阿肯沙•阿维尔：中印的另类"人口竞赛"

英国《金融时报》阿肯沙•阿维尔报道

随着中印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布人口调查结果，两国的人口状况变迁问题得到热议。

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至6%以下，而印度的增速则飙升近18%。印度有望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但是，印度能否将人口构成的变化，转化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3.4亿，低于分析师预测的14亿。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速为5.8%，仅相当于 1991－2000年间增速（11.7%）的一半多一点。

相比之下，印度4月初公布的初步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10年，印度人口增长17.6%，达到12亿。尽管印度的人口增速也有所下降（1991－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增速为21.5%），但印度人口未来20年内应将超过中国。

很多经济学家预计，印度的前景光明，因为它将逐步收获"人口红利"，这也是印度近年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未来十年，印度的就业人口将增长26%。这些年轻工作者将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储蓄率，促进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十年达到一个拐点。老龄人口的增速将超过年轻人，这将加大劳动力成本压力，并导致家庭储蓄减少。

上述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收获了庞大工作年龄人口的益处，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将让中国承受重担，和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很相似。

印度人口基金会(Population Foundation of India)根据联合国(UN)的数据计算，2005－2010年的五年内，中国的抚养比率（抚养儿童和老人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下降2.9%，而印度 2010年的抚养比率下滑7.7%，几乎是中国的两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财经网站(CNN Money)报道，联合国预测，印度的抚养比率将继续改善，从2010年的55.6%下降至2025年的47.2%。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口将承担抚养义务，抚养比率将从2010年的39.1%，升至2025年的45.8%。

但尽管有这些数据，印度能否善加利用人口较年轻的优势，使其与经济增长相得益彰，仍有很多疑问。

新加坡国立大学发展和项目负责人阿米坦都•帕里特博士(Dr Amitendu Palit)告诉本专栏："从理论上讲，印度将得益于人口的年轻化，但如果该国无法对这些人口进行培训，那么大量年轻、未经培训的人口反而可能成为它的负担。"

帕里特从2009年开始的研究显示，尽管印度每年新增劳动人口1280万，但该国的总体培训能力仅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为310万人。

他补充称："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中国则显示出了更多远见。与印度不同，中国在把人口培训到中等水平方面表现不错，并已将多数城市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印度人口基金会的索娜•莎玛(Sona Sharma)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表示赞同："在人口培训方面，印度面临着巨大难题，但这一挑战并非不可克服。决策者和企业领袖都已意识到了挑战的严峻性，而我对此感到乐观。"

如何让印度人掌握足够的技能，以融入全球劳动力队伍，在这方面，印度企业领袖和决策者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未来30年，在资源、人地比率、技能培训和基础设施方面，印度所面临的压力仍将大于中国。

译者/梁艳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0
2011年05月10日 14:48 PM

邝彦晖：台湾解决人口问题靠大陆？

英国《金融时报》邝彦晖报道

台湾的人口问题或许还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但正在不断加剧。简言之，台湾的2300万民众没有生育足够多的孩子。

台湾的出生率为8.9‰，居于全球最低水平，仅高于邻近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与日本。再加上，富裕的台湾家庭倾向于将孩子送往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读书，而且移居海峡对岸的台湾工人与商人日益增多，台湾人才流失正迅速成为一个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DPP)5月8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至49岁年龄段的女性有87.3%不愿意生育，大多是出于经济原因，而54.9%的母亲表示自己并不幸福。

对于台湾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头疼的问题。许多台湾企业希望通过招募研发或品牌营销方面的人才，来摆脱外包制造商的窠臼，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

此外，大陆工资上涨的速度超过台湾，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台湾的教育体制培养出许多高素质的工程师，但随着海峡两岸的联系日益紧密，许多人或许觉得去大陆发展要比在台湾更有前途。

台湾当局试图通过为多子女家庭提供补贴来提高出生率。公共服务广告也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出生率更低的香港——只有7.5‰——也提出了其它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从内地引进工人、学生、现在甚至还有婴儿。

台湾已经开始允许少量大陆学生入读台湾大学——这是立法院在激烈斗争之后做出的小小让步。

从政治角度看，台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开放会十分困难，因为尽管最近两岸关系升温，对于被大陆接管的担心依然强烈。即便在香港，越来越多内地孕妇赴港生产，也正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

不过进一步对大陆开放，对台湾有着更长期的好处。大陆学生陈尔东去年通过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赴台湾学习了一个学期。他在自己的新书中是如此总结这段经历的："在与台湾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大陆交流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地感知台湾，对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这自然是一次受益匪浅的经历，特别是当你发现，过去所有的偏见与预设，都被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打败。"

随着交流（尤其是交换学生）增进相互的理解，或许需要担心受对方影响的是大陆，而非台湾。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72
2011年01月19日 15:14 PM

玛丽亚•索瓦戈：超载的中国城市

英国《金融时报》玛丽亚•索瓦戈报道

《上海日报》周二报道，备受期待的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被提前曝光，数据显示，上海市人口已达到2300万人。

其中常住人口为1400万，流动人口则多达900万人。官方普查结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但上述数据已引发了加强流动人口控制的呼声。

这是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且是首次按照居住地、而非户口所在地进行普查。

社会发展专家丁金宏上周末向上海市政协表示，上海自2005年以来每年新增人口66万人，最近10年间，上海每平方公里多挤进了1000人。

丁金宏敦促市政府将人口管理列入从今年开始的新一个"五年计划"的议程之中。

上海可能会考虑北京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些措施。北京市政协上周末也召开了会议，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政协委员们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措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最近3年里，每年大约有50万人涌入首都。"

《环球时报》报道，拟议中的措施将使外来人口更难以在首都定居，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大学生数量；成立人口委员会评估各区政府在限制人口方面的绩效；只允许具备北京所需技能的专业人才办理北京户口；向有稳定工作的外来人口发给电子居住证，而租房、办理社保或子女上学等均须持有这种居住证。

城市拥挤和教育、医疗资源紧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抱怨，但鉴于城市里的工资对农村贫困人口具有极大吸引力，限制外来人口措施可能难以奏效。

报道援引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的话说，由于工作是人们选择定居地点的首要因素，相关政策措施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译者/杨远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308
2010年11月02日 14:44 PM

帕提•沃德米尔：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

英国《金融时报》帕提•沃德米尔上海报道

三十年会造成多么大的变化啊！1980年，中国担心人口出现超出其负担能力的爆炸性增长，因而实施了富有争议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通过这一颇为强硬的手段限制生育。

如今，在中国开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际，人口学家表示，在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一些地区人口却太少，劳动力严重匮乏，光棍众多，而这可能危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不管是不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事实是，中国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上海屡次出台措施鼓励生育，但毫无成效。据人口学家表示，上海的生育率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东方邮报》(Oriental Post)近期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5%的上海人想要二胎。

甚至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由于更早实行的晚育和加大生育间隔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下降了一半。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蔡泳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就已下降到了人口替代水平以下。蔡泳估计，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为每位妇女生育1.5个孩子。

政府官员相信，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人口总和。这一政策是20世纪最极端的社会实验之一，通过课以重罚、强制堕胎、非自愿结扎等等非常手段而得以强制实施。就连这项政策的拥护者也承认，在中国许多地区有着只想要一个孩子的风气，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一个诱因。

然而，与所有社会实验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紧缺——这可能危及这项政策旨在维护的经济奇迹。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劳动力太少，而老人太多，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危机。中国同样面临着婚姻危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生育限制，中国的性别比率已严重失调，很多人找不到老婆。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讨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圈内人士认为，中国不久就会在五个省份略微放宽生育限制。不过，由于存在许多豁免措施，许多人口学家早就经常把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叫做"一个半孩子政策"。

他们估计，最多只有60%的中国人口受限于一胎政策。比如说，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胎；在农村地区，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许生第二胎（因为在传统地区，延续姓氏必须靠男孩）；少数民族的生育限制较为宽松；子女残疾的父母，允许再生。

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仍然颇为残忍。最近，厦门市计划生育部门强迫一位孕妇通过药物注射的方法，把8个月大的胎儿打掉。

阻挠改革也符合计划生育部门的既定利益，但人口学家表示，市场往往会代政府行使职责：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当人们变得富裕并且迁入城市后，就倾向于少生孩子。

蔡泳表示，对比江苏（严格执行一胎政策）和浙江（允许在个别情况下生二胎）这两个相邻省份的出生率就会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几乎对此毫无影响。由于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两省的出生率相差无几。

山西省翼城县的居民因严格服从一胎政策，政府从25年前就开始在这里试验两胎模式，但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妇女的生育年龄要进一步推迟，而且两胎的生育间隔至少为6年。

但奇怪的是，翼城县的出生率竟然略低于中国其它地区。一份报告显示，翼城县人口在试验的25年间增长了20.7%，比中国总体增长水平低了近5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率也恢复到正常水平，遗弃女孩现象减少。

蔡泳表示："过去的观念以为，人们总是想生很多孩子……但事实上（翼城县的人）生两胎、甚至生一胎之后，就不想生了。"

翼城县人口试验的设计者梁中堂表示，他认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不会有多大影响。"我研究了30年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任何效果：人们生孩子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译者/杨远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112?full=y
2012年02月13日 07:26 AM

德拉•布拉德肖：商学院如何应对全球人口变化？

英国《金融时报》德拉•布拉德肖

地理位置对一家商学院来说有多重要？如果你的根基在某个特定城市或国家，这一点是否重要？这个话题正日渐被商学院提上议程，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人口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目前全球上的人口多达70亿，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还将翻上一番。人口增长最多的将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将居住在哪里？他们将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多少人将接受高等教育？

印度商学院(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最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全印度只有3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82%。在未来20-25 年内，印度预计将有2.5亿-3亿人口迁移到城市，接近于美国人口的规模。

这意味着，商学院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在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传统MBA市场以外的学生人数增长的问题。第二，匆忙城市化问题。

一些顶级商学院的院长已经仔细考虑过后一个问题。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院长萨利•勃朗特(Sally Blount)表示，全球化将催生25个全球性城市，它们将是思想、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球性中心。

它们会是哪些城市？它们也将是全球顶尖MBA课程的大本营吗？

在Business Education栏目的同事中间进行一番粗略的调查（只有7个样本，很不具有代表性），请他们列出未来的25大城市，结果大家意见极其不一致。得到一致认同的只有四个城市：伦敦、孟买、纽约和上海。

北京、香港、莫斯科、巴黎、里约热内卢和华盛顿也得到不少票数。旧金山如何？太小。罗马呢？工业偏于薄弱。至于德国，由于实行联邦制，这个欧洲工业大国出现一个堪比伦敦、巴黎或马德里的全国性大城市的几率不大。

其它闯入脑海的城市还包括东京、迪拜、圣保罗、芝加哥、新加坡、新德里和洛杉矶。其中东京是全球面积最大的都市，人口约3600万。伊斯坦布尔或许也有机会一搏？

如果说那25个全球性城市将成为商业和教育的中心，那么，它们不是理所当然也应该拥有全球顶尖的商学院吗？

在英国《金融时报》"MBA百强榜"的前十所顶尖商学院中，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接连出现了两次，那就是波士顿。大波士顿地区坐落着7所大型高校，就教育而言堪称全球最重要的城市。然而，10年或20年过后，它能跻身前25大城市吗？如果不能，这一点是否重要？

我认为十分重要。与历史系和哲学系不同，商学院必须在商业与学术之间架起桥梁，而要发挥这样的作用，最合适的位置就是紧邻全球性公司。

那么，伦敦、孟买、纽约和上海的情况如何呢？从榜单上可以看出，伦敦和纽约分布着一些商学院。这两个城市都至少有两所商学院荣登"百强榜"，也都各有一所商学院排在前十名之列。事实上，如果你说的是"大而又大的伦敦"（最近一位德国教授跟我说到伦敦时用了"greater, greater London"这个词语），那么，在距离伦敦市中心一小时车程内，一共有6所商学院出现在百强榜上，其中包括牛津大学(Oxford)和剑桥大学 (Cambridge)。

孟买迄今没有一所商学院登上百强榜，上海只有一所，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估计数字是，到2020年，中国将有20座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城市。问题是，目前大多数人都只能说出两座。

有一点显而易见，许多大学所在的城市永远也不会成为全球性大都市。美国耶鲁大学(Yale)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永远也入围不了。英国的兰卡斯特，瑞士的洛桑、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所在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毅伟商学院(Ivey)的所在地，通通进入不了那个名单。

那么，这些商学院怎么才能繁荣昌盛呢？科技将起到一定作用。早早认识到科技价值的两所美国商学院，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福库商学院(Fuqua)和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Kenan-Flagler)。另外，许多商学院在海外开设了分校，或者与中国和南美的商学院建立起合作关系——印度目前仍然较为困难。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在应对全球人口变化方面仍然没有做出多少创新。如果它们不创新，它们能够一直保持国际性院校的地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20年后才能揭晓。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044?full=y
2012年10月19日 06:35 AM

苏梦夏：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效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Larisa Smirnova（苏梦夏）

2012年10月2日，俄罗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马克西姆（Maxim Topilin）发布了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并称该数据表明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取得了成功。从数据可以看出，2012年8月（统计的截至月份），俄罗斯共有 176,300人出生，创造了1991年俄罗斯建国以来月出生婴儿的历史最高纪录（比2011年8月的原纪录提高了1.8%）。

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人口下降是长期困扰俄罗斯的 "危机"。从1992年以来，俄罗斯人口已经减少了670万。这还是有赖于这段时间640万外来移民到俄罗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移民，那么俄罗斯人口减少得更多，达到了131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移民的因素（1992年以来也有360万俄罗斯人移民出国），但高达千万的人口减少（占总俄罗斯人口7%）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俄罗斯的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

俄罗斯人口减少常常被归因于苏联解体和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1992年是一个大转折点，那一年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俄罗斯人口开始下滑。

但是，并不能把俄罗斯人口危机简单归因于苏联解体：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俄罗斯的生育水平就第一次下降到平均每名女性生2.1个孩子以下，而2.1的生育率是保持人口规模的底线；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独生子女已经在俄罗斯家庭中占多数：1979年独生子女家庭占 58%，2010年独生子女家庭上升到了65.5%。

俄罗斯人中不生育的比例显著逐年提高，但俄罗斯统计的基础却是假设健康的人都会有至少一个孩子，缺乏对不愿生育情况的研究。唯一可用的数据是 2010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它表明15岁以上的女性中21.5%没有生育过。当然，该统计数据比较笼统，且无法说明多少女性已经准备不生育。

和中国区别较大的是，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限制生育，还一直鼓励生育，人口却仍自然下降。俄罗斯人口不足已经给俄罗斯政府带来了很多困境：俄罗斯劳动力不足、基础建设难以发展。比如，高速公路、动车等项目因地广人稀、缺乏利益而难以获得投资。

对于中国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俄罗斯专家和媒体都持较强的批评态度，这和英语国家的态度是一致的。俄罗斯人也关注这一政策的潜在影响，例如人口的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小皇帝"问题以及"失独家庭"悲剧等。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和西方国家相差不大。

唯一的细微区别是，俄罗斯人对作为邻国的中国的过于庞大的人口感到有些担心，担心有可能发生从中国进入俄罗斯的大量移民。不过，讨论中国移民威胁的最高潮发生在5-7年之前，现在热潮已经过去。由于相关研究并未证实大量中国人进入俄罗斯，也由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和中俄关系的发展，这一讨论已经不那么热烈了。

目前俄罗斯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主要可以归结为：随着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程度上升的同时生育率下降。这也是世界各地都出现的传统人口趋势。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俄罗斯城市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1961年城市人口为55%，1970年城市人口上升到62%，到1991年城市人口已达到了74%。

于是，为提高生育率，俄罗斯政府采用奖金等方式大力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的措施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形式和力度有所不同。2006年到2007年，俄罗斯政府设立了以提高人口为目标的政策，并通过了相关立法，大大增加了对生育的父母的财政补贴。

举个例子。奥丽嘉（Olga）住在俄罗斯中心地区特维尔市（欧洲部分，紧邻莫斯科），是一名工程师。奥丽嘉今年29岁，有一个2岁大的女儿玛莎。当女儿出生后，奥丽嘉有一年半的产假可以照顾女儿。在产假的前140天，奥丽嘉每个月可以获得35,000卢布（约合人民币7,000元）的生育津贴，140天以后到女儿一岁半的时间，奥丽嘉每个月可以获得13,900卢布（约合人民币2,780元）的生育津贴。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奥丽嘉还可以继续休一年半的假期，直到玛莎3岁。第二次休假没有津贴，但所在公司必须留职到她重回工作，不得擅自解雇。奥丽嘉准备休完一年半的产假后就回去工作，她觉得呆在家里三年会降低她的专业水平。

奥丽嘉是白领，所以她拿到的津贴是最高的。如果是普通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2012年只能拿到每个月2,326卢布（约合人民币465元）的最低津贴。2007年以后，任何有第二胎的母亲有权拿到所谓"生育资本"的国家补贴，2012年的补贴额度为387640卢布（约合人民币77528 元）。这个补贴并不是现金，只能用于指定的特定用途：比如买房子、子女的教育和母亲的养老金。

俄罗斯是世界产假最长的国家之一：母亲可以休全额津贴产假140天（2012年最高额津贴是36563卢布——约合人民币7312.6元），产前和产后各70天。另外，140天后产妇可以继续休假到小孩子一岁半，领取原工资40%的津贴（按休假前两年平均收入来计算）。最后，根据1989 年已经生效的法律，产妇还可以继续休一年半的假期，直到小孩3岁，雇主必须在这段时间保留职位，不得解雇她。

除联邦层面的鼓励措施外，不同地区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性奖励政策。比如，根据特维尔州一项将在201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法律规定，第三胎父母将额外获得50,000卢布（约合人民币10,000元）的生育资本。

奖励政策是否推动人口增长?

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前部长塔蒂亚娜（Tatiana Golikova）称，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2011年的生育率已经达到了1.606（即平均每名女性生1.606个小孩）。比起1999年1.17的生育率（引用俄罗斯《人口研究》总编辑鲍里索夫（V. Borisov）的分析数据），生育奖励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

分析师同时认为，根据统计数据，情况并不应过分乐观：现在的生育率增长将不会持续太久，这是因为：1、现在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在于80后育龄青年的贡献，而80年代初是苏联生育率的高峰，高峰一过、好景不再；2、一些70后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后，推迟到现在刚刚生育；3、下一代母亲是90 后，即使有更高的生育热情，也难以继续维持人口的增长（更何况专家们对俄罗斯的生育热情持怀疑态度）。

对于政府的奖励生育政策，俄罗斯民众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和中国的对人口控制极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根本性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奖励生育政策建立在个体自愿的基础上，没有强制性，如果个体虽然支持政策但本人自己不愿意亲为，也是无可奈何。曾经有宗教界人士提出过禁止堕胎的建议，但这种建议被认为粗暴干涉了个人生育自由而不可能获得支持。

此外，不论个体是否想要生育，从整个国家角度来看，2.1的生育率是维持人口数量的基本必要条件。而现在的俄罗斯，即使是比较乐观的统计数据也只有1.6，仍是远远不够的。

难道俄罗斯注定人口下降？难道除了生育奖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促进人口增长？

社会现代化和男女平等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会产生两种生育趋势。

第一种生育趋势已被人们所熟知：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经济发展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女性变得更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就降低了生育愿望。社会发展同时也使婚姻发生了很大变化：结婚年龄变大，离婚率升高。养育小孩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在城市，对很多父母来说，养育小孩意味着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俄罗斯严峻的人口形势已经被广泛承认，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也会发现，俄罗斯的生育率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1.4到1.6的生育率其实比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要高，相比之下，日本1.39，韩国1.2，新加坡1.15，香港和澳门的生育率则达到了世界最低的1.1（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统计数据）。一些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也相当低，比如德国和西班牙都是1.39，意大利 1.4，希腊1.44。

最近对人口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第二种生育趋势：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而不是回到传统价值体系，将有助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再次提高。社会现代化意味着，女性取得以往被男性所垄断的社会地位，男人同时也和女性一样必须承担家庭责任。比如，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却有着比较高的生育率：英国 2.94、美国2.1、法国2、瑞典1.98、挪威1.95、芬兰1.95。人们熟知的人口与经济的困境"财富越多，子女越少"可能只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阶段。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首先会导致人口增长急剧下降，在男女平等社会结构趋向稳定后，生育率将再次上升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生育率达到 2-3）。

这一假说得到发达国家的数据支持。德国研究人员斯蒂芬（Steffen Kröhnert ）和莱纳（Reiner Klingholz）发现，传统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生育率远比社会现代化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低。他们也发现，在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工作条件比较好的发达国家，生育率也比较高："欧洲跨国比较分析清楚地显示了女性就业程度和生育率的互相影响。事实表明，生育率越高的社会，也是协调抚养和工作条件最好的社会。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25-59岁的女性只有不到60%的就业率，这些国家生育率欧洲最低；像冰岛，25-59岁的女性就业率超过80%，生育率很高，达到2.05。"

俄罗斯人口政策也有一部分可以体现男女平等的规定。比如，俄罗斯在关于男性承担育儿责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1992年开始，借鉴欧洲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俄罗斯法律允许父亲休产假。2007年开始，可以选择由母亲工作而让父亲休产假，父亲可以一样获得产假津贴，金额按父亲生育前两年平均收入计算。这对母亲收入高于父亲的家庭特别有价值。虽然父亲休产假在俄罗斯还不常见，但大多数俄罗斯女性非常赞成这一主张。2010年的投票显示，70.2%的女性（包括怀孕和带1岁以下的小孩）希望她丈夫休产假。

也许，和单纯的生育奖励相对比，上述"社会现代化对生育率影响"的概念才是真正解决俄罗斯人口困境的关键所在：欲提高生育率，请先提高女性地位和工作条件。

（注：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本文由张雄飞律师翻译为中文。发表时略去原文图表、注释若干。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109?full=y
2012年10月24日 07:09 AM

罗尔•兰丁金：菲律宾有望推出"计划生育法"

英国《金融时报》罗尔•兰丁金马尼拉报道

科妮莉亚•图梅尔(Cornelia Tumale)清楚，马尼拉废弃的政府住房项目中那间小小的屋子，不适合抚养六个孩子。

图梅尔坐在那间比一辆中大型车大不了多少的屋子外面，说："我在外省生了三个孩子，搬到这里以后只想再生一个。"

但是，现年46岁的图梅尔又生了三个，而不是一个。在搬到首都马尼拉之前，她使用宫内节育器来推迟怀孕。搬到马尼拉之后，在2002年，图梅尔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之后，她请这里的公立医院医生帮她放置宫内节育器。但令她吃惊的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了。

马尼拉当时的市长禁止公立医院发放避孕药品和避孕用具，因为他认为避孕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在菲律宾影响力很大，他们一直积极宣扬这种思想。菲律宾政界人士也普遍奉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影响力巨大的牧师和主教，担心会失去天主教徒选民的支持。天主教徒占菲律宾人口的90%以上。

但菲律宾参众两院目前正在就一项生殖健康法案进行辩论，该法案要求公立医院免费提供避孕药品和避孕用具，像图梅尔这样的女性从这项法案中受益。该法案还将强制学校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以帮助降低少女怀孕率。

在一家妇科诊所工作的社区工作者玛格达莱娜•麦卡拉姆博(Magdalena Macalambo)表示："全国各地的妇女都将获得更多信息，能更方便地采取适合自己的避孕措施。而眼下，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所在城市的市长对避孕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

菲律宾政府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菲律宾低收入已婚女性中，有四分之一表示无法按自己的计划进行节育。在这个拥有9500万人口的国家，意外怀孕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孕产妇死亡率据报为每10万活产160例，比东南亚其他大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

今年8月，菲律宾众议院285名议员举行投票，为有关生殖健康法案的辩论画上了句号。辩论旷日持久，以至于人们对该法案的过往版本已经没有印象了。在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无视天主教众多主教的施压、表示支持该举措后，众议院举行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投票。天主教主教们警告称，避孕措施的采用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准降低，并将最终促使堕胎和离婚合法化。

法案起草者之一、众议员埃德赛尔•拉格曼(Edcel Lagman)表示："我们终于看到了法案通过的曙光。"

拉格曼表示，在总统支持的鼓励下，多数议员参加了投票，为这场有关生殖健康法案的辩论画上了句号。不过，该法案最终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虽然法案的反对者人数不敌支持者，但反对者利用国会程序运用了拖延策略，减少了国会对该法案的审批时间，这为拟议法案立法的后续进展制造了障碍。菲律宾国会将于明年2月份休会，明年5月份举行换届选举，该法案的审批时间所剩不多。

如果本届国会（将于2013年6月换届）未能完成对该法案的审批，那么在换届后，审批进程将从头再来。这会让数百万像图梅尔一样的贫困妇女感到非常失望，她们需要政府对避孕措施提供补贴，以避孕或推迟怀孕。

如果这项法案未获通过，还将产生更为广泛的后果。经济规划者希望这项法案能早日获得通过，这样菲律宾就能早日开始享受所谓的"人口条件转变"带来的更快的经济增长。当生育率降至2.1的自然出生率水平、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急剧上升时，更快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

经济学家表示，1961年至1995年间，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有约三分之一由这种"人口条件转变"贡献。

菲律宾女性平均生育率为3.1，比泰国的1.5高出一倍。菲律宾经济规划部长阿塞尼奥•巴利萨坎(Arsenio Balisacan)等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称，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预计菲律宾女性生育率到2020年将降至2.1。

如果没有这项措施，菲律宾女性生育率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降到2.1，"人口条件转变"带来的好处也会推迟十年到来。

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经济学家的埃内斯托•佩尼亚(Ernesto Pernia)8月份表示："生殖健康法案早一天通过和生效，经济增长就能早一天到达'最佳发力点'。"

译者/倪卫国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34
2011年05月11日 17:22 PM

countrylife：中国人口已经绰绰有余

读者： countrylife

FT中文网编辑，

《不应在生育问题上对国民强加限制》一文的作者是用理想状态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有效的数据和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要相信人都是有理性的。世界人口增长表明，在几乎所有国家，大部分人口增长都来自社会较为贫穷和落后的地区。另外一个因素是宗教上的：几乎在全世界，穆斯林人口都在高速增长，这可能是因为这种宗教鼓励一夫多妻的原因。

在中国城市，作者的建议没多大问题，但在中国农村地区——那里至少还占中国一半人口，如果不是限制人口，而只是建议少生，得到的绝对不是作者想要的结果。

不要用台湾、香港或者日本做比较。那些地方特殊，要么人口规模太小，要么原有的社会素质和工业水平就较高。如果要比较的话，印度是一个好例子。

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3%，中国为13%。换句话说，印度的可耕地在绝对面积额上比中国还多50%左右。中国的东北等粮食产区在温带，冬天会下雪，而印度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雨水充足，许多可耕地一年可以二熟或三熟。从这个角度看，说印度的粮食产能是中国的两倍，是没有问题的（假如印度能达到中国的农业水平）。也就是说，按中国现有的标准，印度理论上可以养活25亿人。中国很多耕地已经逼近了极限，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来补充，而印度现在是粮食出口国，国民很多又是素食者，消耗比中国少，每年还出口大约2百万吨粮食。

值得提醒的是，印度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人口性别比失调和中国一样严重。

中国目前是在为60-70年代盲目鼓励生育造成的人口后果买单，采取人口限制是非常无奈的选择，凭心而论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这么干。事实上中国也在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两个等。

我同意作者的看法，就是要加强教育，教育程度高的人一般都不会多生。总体上来说，中国主要的人口增长来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目前中国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7.5年，也就是初二水平。最新的人口统计，还有2亿中国人（已经刨去1亿在校小学生）是小学或以下文化水平，还有大约4亿中国人只是初中文化或以下水平（刨去1亿在校生）。我相信这些人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人口老化是一个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只一个。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就可以。除非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水平在未来几十年都一直停滞不前，或者未来一直靠拼体力、拼人口数量和世界各国竞争。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劳动力人口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达到9亿。这么庞大的劳动力，对于要建设任何最大最强的国家来说，都是足够多、或者说是绰绰有余的。除非我们坚持用手而不是用大脑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脑力劳动能够创造比体力劳动更多的财富，一个先进的机器可以代替5-6个人。中国的机械化水平还不够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要过分担心劳动力不足问题。

目前的劳动力仍然过剩。有部分地区，比如珠三角地区叫嚷劳动力不足，掩盖了问题的真相：不足的是奴隶，而不是劳动力！奴隶永远是稀缺的，如果你付的薪水过低，即便是愿意劳动的人，都会觉得放弃劳动是更好的选择。中国需要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继续做世界的奴隶，继续用自己的资源和污染来补贴世界各国人民吗？过去是无奈，但我们的下一代愿意吗？我们的环境还能承受这样的代价吗？

读者：countrylife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370
2011年05月03日 07:09 AM

countrylife：中国人口需要负增长

读者： countrylife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Lex专栏：中国人口普查说明什么？》一文，我发现，过去人口问题一直在妨碍中国实行机械化，因为中国如果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就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种地，顶多1亿农业人口就足够了，那么还有5、6亿人口怎么办？所以说，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是过剩的。

考虑到中国相对发达国家还相当落后，而发展潜力巨大，只要能提高一倍的效率，社会财富增加一倍，能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一倍，所以养老问题从根本上需要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入手，而不是单纯人口数量。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只会是包袱，而不是什么红利。

考虑到中国的养老标准相当低，所以中国解决养老问题相对西方要容易很多，关键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数量，不仅不能持续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包袱。另外，只有高素质的人才才是红利，否则就算年轻，也是包袱。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下，中年人和老年人产生的劳动价值有可能比年轻人更大，因为智慧和经验比单纯的体能更能创造财富。

也许我们应该更乐观一些，即使是大规模采用现有的工业技术或者中等技术（暂且不谈高科技），中国的劳动效率也会大大提高。中国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太多技术进步和突破因素，所采用的技术基本上也都是现代文明早已经发明，广泛应用的成熟技术，中国只是简单引进而已，比如高铁、核电、飞机、高速公路之类。

因此，中国需要的不是人口零增长，而是负增长。人口过多，对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如果还有什么更大的压力，那就是技术进步的压力，中国需要将重点放在技术研发上，而不是靠拼价格和世界竞争。

读者：countrylife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14
2011年05月11日 06:10 AM

xmshen：不应在生育问题上对国民强加限制

读者： xmshen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中国该不该放松计划生育？》一文后，我觉得政府不应在生育问题上对国民强加任何限制。

我们的政策总是会走极端，从当年的鼓励生育，到后来的计划生育，虽然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等等，但老百姓是人，不是牲口，要生多少，让我们自己做选择就好了。

从宏观来看，地球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破坏人所皆知，地球是无法承受人口无限制增长的。但从微观和局部来看，只生一个必然造成人口老化，并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当年不负责任地胡乱鼓励生育酿成的恶果。无论是鼓励抑或限制，都会带来重重问题，我们只能选择相对问题较少、较轻的路来走。

政策应该因应时代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改限制为建议更为人性化。有些人你让他多生他也不会生，有些人你不让他生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生。与其在人口的数量上纠缠，不如在人口的质量上做出提升，就看政府怎么想、又如何做了。

读者：xmshen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425
2010年07月06日 16:58 PM

哈继铭邢自强徐剑：中国仍在释放"人口红利"

作者：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哈继铭邢自强徐剑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衰竭、劳动力优势消失。然而，我们的地区分析却显示，由于当初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差异，沿海与内地人口红利呈现"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过去20多年东部沿海出生率明显低于内陆地区，因此沿海社会抚养负担低，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但20年过去了，内陆地区当初的高出生率却由劣势转变为优势，青壮年劳动力占当地人口比明显上升，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有助于增强当地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尤为显著。更多企业将搬迁到内地区域以追寻尚存的人口红利，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消费，同时也有利于内地的服务业和房地产发展。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会继续赶超沿海地区，这不仅来自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还有重要的内力推动——从人口红利的持续性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陆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明显优于沿海：

1.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

中国目前平均劳动力年龄达到35岁，意味着第一代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已经比较年长，这些熟练工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十年之后，现在面临子女教育、父母养来，因此回到了内陆地区。这意味着内陆地区不乏熟练劳动力。

2. 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的差异，造成沿海与内地人口结构"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

中国在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初期执行比较严格的是沿海地区。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的20多年，沿海地区的社会抚养率明显下降（由于新生婴儿数量少，负担轻），带动其经济增长很快，超过内陆地区。而内陆地区则由于初期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够严格，出生率高，抚养负担重，这也是造成在1980~2000年的长时间内陆经济增长相对较为滞后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基础设施投入较早等）。

但是，如今20余年过去了，内陆地区当初的劣势转变为优势：沿海地区的抚养率开始上升，因为其老人数量增加，而当初严格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得目前青壮年劳力增量减少，人口红利逐渐衰微；与之相反，内陆地区当初"超

生"的一代人目前开始进入青壮年，带动当地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抚养率下降，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

人口结构的"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或者应该说二十年沿海、二十年内陆），造成了目前内陆经济的内生动力也强于沿海。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由于1980年~1990年代出生率较高，是目前人口红利最强劲的省份，当地劳动力及其他成本依然较低。这些省份人均GDP不到我国的出口竞争对手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一半，而沿海省份的人均GDP已超过这些出口竞争对手，这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只是需要企业去内地发掘。这也是为何目前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较为紧张（体现在"求人倍率"显著高于1），但内陆地区依然相对宽松的原因此外，内陆地区年轻人占比较高的人口结构，也有利于当地消费提升。

注：以上内容版权为中金公司所有，授权FT中文网发表。

中金公司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2572?full=y
2010年05月12日 06:14 AM

罗天昊仇里：移民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罗天昊仇里

最近几个月，中国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渐渐潜入珠三角，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

而早在几年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包括广东，都出现了民工荒，更为吊诡的是，尽管去年中国大学升学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2%，但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仍然称，中国未来大学招生将面临严重不足，很多大学将倒闭。而在上海，连续三年都出现了高考报名人数比录取人数还少的局面。

"洋黑工"浪潮，与"民工荒"、大学生荒几乎同步，折射了中国目前隐含的巨大人口危机。随着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已经告别了"少年之国"，人口老化将成为未来的巨大挑战。

开放移民形同"请人养老"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区间，不是在青年段，而是在中老年段。中国3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近70%，数量惊人。而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比例，将在十年后的2020年达到16.6%，其比例之高，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状况将直接导致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福利负担加重，在中国本国青年人缺少的情况下，养老将成为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届时，有效劳动力不足，将使社会养老资本枯竭。

未来20年内，中国可以在适当时机废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规模移民。而开放移民的本质，乃是使用亚非国家广泛的青年人资源。

众所周知，人口具备消耗性与生产性的双重特征，世界人均寿命大约为70岁，前20年和后20年以消耗为主，则真正以生产为主的年龄，也不过就是从 22岁到55岁左右的30余年时间。从这种角度来说，在本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接纳国外移民，远比获得国外投资获利更为久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纳国外移民，是让这些新移民的生产劳动来补充本国老年人的生产亏空，相当于让新移民帮助中国青年为老年人口养老，而非一些人担心的"外国人抢了中国人的饭碗"。

补充劳动力形同"雇人干活"

目前，中国民众普遍担心两点，其一是亚非人口的移民会增加中国人口基数，加大人口压力；其二是移民会引发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移民潮对于移民目的国，基本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加快了移民目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美国的崛起中，移民的推动作用居功至伟，已为世所公认，无需再谈。当今时代的移民与美国崛起时期不同的是，初创期的美国，移民主要是平行移动，不存在落差，甚至来自欧洲的移民其知识和技术素养比美国人更高。但是，二战之后欧洲诸国的发展，证明了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促进移民目的国的发展。

二战后欧洲国家重新崛起，但是，由于本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会老龄化导致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越来越严重，为了给经济注入活力，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开放了移民政策，其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大批进入欧洲。仅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就达500万人。很多欧洲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都被这些移民承接，这对于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加拿大在二战之后，取消了移民的"最惠民族"条款，移民脚步加大，许多高素质的移民担任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以华人为例，今天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大都是有文凭、有技术、懂专业和英语的新一代脑力劳动者，同时，加拿大还有很多移民承担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愿干的工作，如到西部、北方的工矿企业工作，或在大都市的建筑业工作等。无论是拥有技术、技能的移民，还是一般移民，都对加拿大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中国，来自亚非的移民也将起到类似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人知识素养都已提高，本次民工荒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以前在青年人中，上过大学的少，除少数精英成为白领阶层外，多数青年均流向了工厂流水线；2009年，中国大学升学率已达62%，未来大部分青年，将告别流水线，而走向写字楼，虽然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可以降低用工数量，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流水线工人，每年仍然有数百万人的缺口，此时开放亚非移民，乃为上策。

同时，由于全面开放移民，新的移民不仅有产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东南亚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可以移民中国。中国比欧美落后，比亚非发达，可以存在梯度式移民。对于未来的亚非移民来说，如果不能去欧美，中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而担心移民会抢自己饭碗的思维，乃是一种不甘心的心态在作祟。

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类似欧洲的移民问题？

当然，很多中国人担心，国外移民过多，是否会使中国未来发生严重的社会文化冲突？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可能性不大。

法国总人口有限，而其移民比例，达到了12.25%，法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族裔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德国的8200万居民中有730 万外国人，即平均约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外国人，移民比例大约为9%，其中，最主要的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亦信仰伊斯兰教。目前，欧洲的 2000万移民中，大多数来自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昔日的非洲殖民地。由此构成了欧洲移民的独特性，即大部移民信仰伊斯兰教，这与欧洲本土的基督教文化冲突比较大。

而中国能够避免类似今日法国和德国的移民困局，恰恰在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民族的多样性。中国本来人口基数大，开放一亿移民，也不过占总人口的 6%，仍然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移民水平，不至于对于中国种族构成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而56个民族的融合更不必在乎外来移民的干扰，相反来自相近文化圈的亚洲移民，则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同化。

2009年，中国人口约为13.34亿，至2020年，将达到15亿，而将来的一亿移民，不过占中国人口总比例的6%，十年时间移民一亿，其实并不多，届时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921
2011年04月07日 07:06 AM

瓦伦丁娜•罗梅伊：图表分析：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作者：瓦伦丁娜•罗梅伊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跨国企业是否依然会把中国当作首选外包目的地。

可靠的数字很难搞到。不过，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上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时薪上涨了一倍，而美国只上涨了20%。但是，尽管出现了如此显著的上涨，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仍只相当于美国的4%左右。

我们本周的图表展示了整个中国、中国城市地区以及中国农村乡镇地区制造业工人的人均名义小时工资，并与同期的名义劳动生产率相比照（此处的名义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GDP）。

中国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也就是说，2008年，中国约三分之二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0.80美元，另外三分之一在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则可拿到平均2.40美元的小时工资。此外，虽然2008年中国城市地区制造业工资相对于美国工资的比例从2002年的约3% 升至约7%，但农村地区相对美国工资的比例只微幅升至略高于2%的水平。

从2006年起，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小时工资均加快了上涨速度；预计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小时工资从2009年起还会进一步加速上涨。新劳动法规定，工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权要求雇主限制超时工作、上强制性社会保险和及时支付工资。

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推动了中国工资水平上涨，不过它们并非唯一的推动因素。城市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农村向城市移民速度减缓和生育率降低加剧了这种短缺）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尽管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已升至空前高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同时也低于台湾和菲律宾等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

此外，若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考虑在内，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增加及人力资本上升，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大幅上升，过去十年的上升速度甚至更快。中国工厂的劳动力成本或许提高了，但它们生产同等乃至更大数量产品所需的工人却比以前少了，基本上抵消了工资上涨的影响。

而且，在生产率上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人生产的产品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的主要是鞋类和服装；如今，中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已变为电脑、电脑配件和通讯设备。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已从本世纪初的约五分之一上升至2008年的接近三分之一。

随着中国各所院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人数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翻了一番），中国对生产廉价低附加值产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对生产廉价高附加值半成品和成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则在上升。

中国正在从一个为低成本产品提供廉价和低生产率的劳动力的国家，变为全球制造业生产链中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中国2008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较 2002年翻了一番，并已成为亚洲新兴邻国生产的制造业零部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国依然低廉的劳动力将利用较高的生产率、技术和人力资本，将这些零部件与中国制造的零部件一起组装。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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