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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14日 06:22 AM
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人口领域，一些反智的理论盛行。从本期专栏开始，笔者将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8月8日，有市民在微博上称，朝天门广场上一对夫妻带着7个孩子，穿着破烂，正在乞讨。万州区武陵镇红谷村的村民谭万兴，为了堵住村里人的闲话， 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生了7个孩子。这是个典型案例，概率较低，他们三次生育，两次双胞胎，一次三胞胎，他不懂避孕，而妻子似乎头脑不清。笔者特 意关注了下面的读者评论，反对声与支持声各占一半，有极端者甚至认为这是"本事"。
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下降，但死亡率也在下降，导致净人口大幅上升。
本文所引数据来自瑞银报告。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1949年后出生率大幅上升，从1950年到1960年代末，20年的时间，出生率保持 在惊人的3％以上，同期死亡率从2.5％下降到0.6％，自然增长率达到2％以上。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净增长48.5％。因此， 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 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现在的人口增长，我们以13亿的基数计算，假设人口净增长率按照保守估计为0.5％，按照指数增长，20年后人口将达到14.36亿，这个数据还 是可以接受的。
0.5％的增长率是个保守估计，1990年前后中国婴儿潮期间、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此后人口出生率逐步放缓，到2010年已降至 1.2%左右。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 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 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 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 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对此的反驳是，人类对资源利用率越来越高，单位土地上可以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这些反驳均未涉及资源的利用边际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专栏加以论 述。
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 人口，可以窥斑见豹。
明万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约1.9亿人。在崇祯年间，由于北方旱灾和鼠疫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后，平民遭 受大量屠戮，政府军也劣迹斑斑，斩杀平民以邀功。张献忠成为四川的杀人魔王，在清兵入关前，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 4000万人。
清兵入关后，北方抵抗较少，人口损失可不记。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屡有屠杀。南明军队和清军在一些省份的反复争夺，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加上康熙初年的迁海政策，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万人;三藩之乱导致1000多万人口死亡。从清兵入关到三藩平定，大规模战乱结束，共损失人 口约2000万。经此损失，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亿，此后开始稳步增长。
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 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
再看中国的超生人口，可以归入难以统计的灰色人口一类。
引用一组计生委的数据。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上海去年的流动人口已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4。另据报道，截至今年6月 底，北京市总人口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为510.7万，约占总人口的1/3。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达1.5亿，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 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 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目前超生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群类别中，一是高收入群体，二是流动的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的生育，表现在赴港生育的群体难以控制等方面。据香港医管局的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8年短短7年内，内地赴港产子的人数由每年 620名增加至2.5万名左右，翻了40倍。高收入群体并非理智的代名词，笔者就看到过高收入群体以生育孙儿的数量，作为给定遗产的标准，导致全 家进入生育高潮期。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 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
而低收入群体的超生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只能估算。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 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 的规模，超过澳大利亚等国小口，绝非小数字。
青壮年离开农村，绝不意味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是换了一个地方生育。中国洪灾时，需要拨款救灾的人口总是临时突然上升，说明了灰色人口群体的庞 大。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 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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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8月21日 06:49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兼答薛涌先生《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我最近的专栏文章之所以从经济领域转向人口领域，是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人口与制度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
任何探讨，都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理智的态度进行分析，煽动某种情绪有可能酿成不可逆转的后果，笔者之所以用刺眼的"反智"命名本组专栏，是 因为看到了过多的文章在煽动情绪，把生育与种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并且使用了不恰当的类比。理智地探讨生育问题，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加体面、有 尊严。在这方面，薛涌先生做得很到位。
本文将从人口出生与水资源角度，继续论述计划生育、优生优率的必要性。
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
按照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较低水平：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 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出生人口为1604万人，出生率比2002年下降了 0.93个千分点。2002-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603万人。
从反映净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来看，2002年的6.45‰降至2011年的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其中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 生率为11.93‰；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增长率处于中位水准。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 提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世 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及地区为79.8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为69.1岁，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向高收入国家看齐。据卫生部8月公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解读，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中国人口数量达 到15亿也许用不了十年。
在上述数据中有个致命的漏洞。在出生率计算中，没有划分高生育率与低生育率组群的不同，事实上，在中国有的地区出生率高，而大城市出生率较低。在 设计模型时，这一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现在假定一组人群总人口为100人，男女各50。以简单的方法，分为A、 B两个组，人数各50。A组设定人口生育率较高，平均每个妇女替换生育率为3，而B组妇女选择不生育。如此一来，整个组群的平均替换生育率为1.5，甚至 大大低于发达国2.1的人口替换生育率。
且慢高兴——在经历一代人周期之后，A 组人群数为75; B 组人群数为0. 两组总数为 75；A 组生育率仍然是3, 但 B 组已消失，所以整个平均生育率窜升为3！也就是说，高生育率组别最终将取代低生育率组成，主导人口的出生。这一简化的模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组群人口出 生的不均匀，会造成信息的严重扭曲，也会造成出生人口的严重扭曲，平均值不仅在计算收入时会误导，在计算人口出生率时也会误导我们的思维。
当然，在计算出生率时，A组的下一代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不再维持高生育率。但这是需要前提的，也即这个社会的城市化、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多数上过 上体面而有理智的生活。
中国目前如何？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地区，2008年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54‰，云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6‰，海南200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91‰。与此同时，北京等大城市的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以北 京为例，2007年以前数年，自然增长率为零增长，到201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3‰左右，2011年，北京市自然增长人数与上一年比增加 61053人。再看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2011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数为1277.9万人，而常住人口总数一年增加56.7万，2011年 达到2018.6万人。有许多人希望居住在京、沪、深等大城市而无法如愿。
据中国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 51.27%，其中有17%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光鲜的城市新区背后，是欧 洲与非洲的区别，是把农民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成本隔绝在城市之外，是只计算当下的GDP而不计算未来所需要支付的庞大成本。如果把常住人口纳 入城镇户籍人口，以最保守的估计，需要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成本。
并不奇怪，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形成了消费两极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生育率的两极群体，而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笔者绝不主张对高低收入 阶层进行不同的生育分配，这是纳粹人口学的前兆，而计生与优生优育则是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
更致命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受到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束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下一章节中，详细展示中国这个贫水国是如何严重缺水， 却又严重污染水源、浪费宝贵的水资源的。资源的利用率反映的是社会的工业化程度，中国能源消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在资源利用率极低的 情况下，与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口密度相比是不负责任的。
笔者在云南的偏远山村，目睹村民在旱季来回三个小时背水、一天背两趟水的情形，以及整体缺水、污染的现象，难道当地的孩子还要继续这样的生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魏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30?full=y
2012年08月28日 06:12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三）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易贤富先生引起国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流弊是，使人口问题陷入意气之争。
在上周的专栏上，易贤富先生认为人口坍塌才是真正的风险，易先生有发表观点的权利，但任何严肃的文章不离证据确凿与专业工具准确，可惜，易文背离 了原则。
首先，易文中得出人口坍塌的主要依据，是基于文章结尾的两张图表，而后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降为零的推测。感谢易先生 "诚实"的研究态度，他明确指出其研究方法是现实中广为应用，也常被滥用的线性回归分析，即利用过去数据，以一条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直线往将来延 伸，进而做出推测。
任何从事统计工作的研究者都应该知道这一手段的危险性，和在现实中被滥用的事实。只有在简单情况下，以此种方法进行短期预测，或许有一定的意义， 人口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其中充满了各种非线性因素。即使在稍微简单的动物博弈模型中，研究者也早已形成必须使用非线性模型的共识，线性回 归分析人口问题，在共识之外。
在人口问题讨论中，我们只能做一些情景分析，即假定不同的生育率来推算将来人口的各种可能，以此来做出各种应对。任何以现有数据来预示何时达到某 一目标的说法，都极有可能落入反智的泥坑。正如易文中所说"任何人口专家的预测从来都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能证明易本人的预测可以是例外。
其次，在易文使用的数据中我们明显看到的是一条非直线（如易文图表所示2000-2010年的数据已明显趋缓）的曲线，而易使用了一条直线，就此 得出人口负增长率的具体年份。如果易先生的研究结果能在学术讨论会上经受过同行的审视，相信我们今天无不需在此多作说明。很可惜，易先生对人口问 题的热情与手段，并不相称。
如果易能够回到中国进行田园调查，一个县或者一个省，掌握确切的人口数据，包括最难涵盖的非户籍人口，而后加以恰当的分析，那时候，他将是中国人 口问题的功臣，而非情绪的煽动者。
此文将继续从水资源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
自黑死病以来，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以近五十年来为最。以往威胁人类生存、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诸如大规模疾病，战争屠杀，及高婴儿死亡率，在过 去五十年中得到极大抑制，自然生态的限制与受破坏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全球人口处于高增长期，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 亿增长到20亿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变，本世纪中期 世界人口将突破90亿，此后人口增速才会放缓，到本世纪末超过100亿。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人口的增长，而非人口的下降。
目前尚难以找到替代品的水资源，是制约人口的一大瓶颈，人类的脖子上套着水源之索。以有限的不可更替的水资源，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耗，乃至人均消耗 量的不确定速度，地球面对一场极限之战。
国际上近年来有一衡量地球可承受人口的指标，称为生态脚印。基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全球变化项目的资料显示，地球表面70%由水覆盖， 淡水仅占地球所有水中的2.5%。所有淡水中，只有小于1%可以通过湖河或地下水等直接取得，也正是这部分可以通过雨雪更新。
一些沿海国家希望通过海水淡化技术，解决淡水资源紧缺，但去盐过程技术含量高、成本高昂、受到交通限制。以新加坡为例，拥有最为便利的沿海地理位 置，去盐成本是每立方米53美分，高于三元人民币。今年2月1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中国海 水淡化能力达220万到260万立方米/日，较目前提升3-4倍。目前以成本最低的反渗透法海水淡化投资成本5000-6000元／m3来估算， 中国目前居民消费每立方米在3到4元左右，价格调高一倍，居民承受力如何？经济是否陷入滞胀？
2004年 Zhoua 和 Tolb 提交的研究份报告计算出，必须把水提升两千米，或运输一千六百公里才能使得运输费用相当于去盐成本。中国相当部分缺水地区并不靠近海岸线，利用海水淡化技 术受到限制。国际上对更新水源比较乐观的一派会提到开发沙漠地下水，遗憾的是，地球上探测到的最大地下水地区是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之下。受制于国 际政治博弈，受地缘影响，中国也许只能望梅止渴。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11亿的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24亿人口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比较极端的计算甚至断言美国的人口都已经超出它 保持可持续经济发展，躲避灾难的极限水平。甚至连地广人稀、技术先进的美国也深受缺水困扰。美国西南部有相当部分是沙漠，缺水问题就极为严重。全 美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已快见底，这直接影响到拉斯维加斯的生存。
中国水资源状况极其恶劣。
中国的水贫穷到什么地步呢？以占全球6％左右的淡水养活了20％左右的人口。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现有12亿人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压 力，80个国家水源不足，20亿人的饮水得不到保证。预计到2025年，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缺水人口将达到28亿～33亿。世界银行的官员预 测，在未来的5年内"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全世界运转"。
中国属严重缺水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 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四分之一。
专家们警告："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美国民间有影响的智囊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 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中国的黄河在过去的10多年年年断流，其中1997年断流226天。流经中国一些人口稠 密集地区的淮河去年也断流了90天。根据卫星拍摄的照片，数百个湖泊正在干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 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其中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缺水严重，污染厉害。较为乐观的官方数据都难以让我们乐观。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中国发布《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表水水质总体 为轻度污染，地下水质堪忧。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等十大水系469个国控断面中，—类、 —类和劣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1.0%、25.3%和13.7%。在监测的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 监测点比例为45.0%，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0%。
民间数据触目惊心，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等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记载了污染排放，一年仅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 库，76个昆明湖。北方缺水以耗资数千亿的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尚未完工，南方已经严重污染。据2011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岷江和沱江为轻度 污染，乌江为重度污染，长江上游支流的污染不可小视，重工业与农业，加之大建水电站，仅金沙江中下游从梨园至向家坝的10级电站的装机总规模达 6235万千瓦，接近半个三峡的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笔者在四川等重庆一线，看到的长江水流，细如羊肠。用水、发电，几乎寸磔了中国的大 江大河。这让水的区域利用协同下降到零。
地下水超量开采，让中国地下形成了巨大的漏斗。居民、工业、农业抢占水源，中国地下水开采从上世纪70年代的570亿立方米跃至2009年的 1098亿立方米，地下水已占总供水量的18％，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均来自地下水；全国655个 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地下水饮用水源。
地下水水质恶化，从2000年开始地下水超量开采形成的漏斗就广受关注。2004年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经形成了跨冀、京、津、鲁的 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水位低于海平面，整个河北省已形成20多个漏斗区，总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左右。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 水降落漏斗100多个，面积达15万平方千米。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植被改变，地质灾害，海水倒灌，中国的水资源连现有的人口都无法承载。我们惟 一可以庆幸的是，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也门的地下水层在以每年一到三米的速度下降。
人类处于淡水缺乏与污染加剧的危机之中，更让人担忧的是，现代生活会让用水量大幅上升。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天用水176加仑，而一个非洲家庭平均数 是5加仑，相差35.2倍。据估计，在一个现代生活环境中，每天一人平均饮用0.004立方米的水，而用于生产一天食物的水量大概是2立方米，两 者有500倍之差。虽然中国政府提出指标，通过水费上升以市场手段调节用水量，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水量从2008年的 水平上减半。
毫无疑问，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用水与农业用水增长将是刚性的。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展，城市与农村的水资源之争也日益突出。在美国，近年来不断 有用水权从农场转让给地方市政的事例，其原因就是城市出价大大高于农场的原价。中国按十年前的资料，一千吨的水可以用来生产价值1650元的一吨 小麦;用于工业增产，或可以增加11.4万的收入。可以肯定，中国城镇用水的比例增长速度会超出美国的相应速度。
水资源危机将带来农业危机，农业是耗水大户，稻米生长耗水量比其他粮食作物大许多。亚洲一向来水源充足，但从1955年到1990年，人均可供应 量下降了40-60%，人口增长是一大原因。预计到2025年，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会经历严重的水荒，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向来缺水。
中国北部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直接反映在粮食产量在九十年代后期达到巅峰后的下降：小麦产量从1997年的1.23亿吨降到了2004年的九千万 吨，超过玉米和大米的下降幅度，原因就在于小麦大都分布在北方一带。有许多人预言，将来的世界争端很有可能是为水资源而战。说到底，农业灌溉水资 源之争，其实也就是粮食之争，这也将反映在粮食期货市场上的各方利益角逐。
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
中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到发达国家的1／3。中国在农业灌溉上耗水量大，滴灌是用水效 率最高的方式，以色列有66％的灌溉面积用此方式，而中国用此的比例低于1％。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到2020年达到75亿，以2009年为基准， 为了多生产粮食作物提供增加的人口，农业用水会增加40％，有18亿人会居住在极端缺水的地区。未来农业、期货等，都将与水资源有关。
民众能感受到水资源窘境吗？没有。节水方法被大面积推广了吗？没有。
亲眼看到物业人员大开水龙头，因为自己不花钱视若无物。在宁夏的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得1200多立方 米水。中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宁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过两吨。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对庄稼有好处，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 是引起土地盐碱化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已经在处于一场水源危机之中。目前的水资源养活当下的人口已经勉为其难，如果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用水量将大规模上升，中国大部分区域将陷入 严重缺水状况。到时候，我们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体会到"水贵如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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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4日 06:22 AM
反智的人口论可以休矣（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继续人口理论第四篇，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上文的线性回归分析做出说明，线性回归可以用于人口理论研究，在多变量的人口研究中可以提供提供重要研究参考，如夏 威夷大学可以用出生、文化等多个变量研究以往的人口变化情况。但线性分析存在巨大的风险，不能从以前的模式推导出日后的模式，更大的风险是，不能 从单个变量直接推导出日后的人口变化情况。
这与经济、金融市场非常相似，我们研究上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滞胀期，可以从人口、经济、石油资源等多个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但不能就此推导出 70年代以后的宏观经济、资本货币市场，仍然会依赖70年代的路径推导80年代的经济，更不能从石油这个单一因素得出结论，油价上升，经济必然陷 入滞胀。
人口增加如何影响经济，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较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经济并未因人口增加而衰退，相反，进入了快速脱 贫的时期，经济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好。2011年David Lam发表的长篇论文《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包括大宗商品与脱贫两个方面。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不少。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发表《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报告得出结论，虽然有一部分较为乐观，但仍然指出人口增长会给环境、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如环境危害资源品质下降。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当全人类共同 承担空气与海洋污染成本、没有人愿意为雨林出资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加以平衡，便造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营养失衡、 教育质量下降。
此人认为是原因，那人认为是结果，最终因果关系不甚了然。
回到大宗商品进行具体分析。
从大宗资源尤其是最重要的石油价格看，1973年到1974年经历了一段飙升阶段。因为苏伊士运河争夺战、因为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 争，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等因素，导致石油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上升4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3年的6.8%下降到1974年的2.8%。石 油悲剧没有结束，受两伊战争影响，1979年油价飙升2倍，全球经济增长从1978年的4.6%下降到1981年的2.1%。到1980年、 1981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到高位，约每桶40元，与目前的每桶90美元左右的石油价格大致持平。此后石油价格处于平缓期，但由于全球工业的复 苏，到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石油价格经历了持续6年的迅猛上升期，是1861年以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最长的一次，油价窜升到将近每桶120美 元。石油的走势与铜、锡的走势大致相同。
表面上看来，资源价格多数时候较为平稳，而在特定时间大幅上升，而任何资源价格的上升，都是货币与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0年代油价上升，恰与日韩、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崛起大致同步，而2008年之前大宗商品迅速上升，恰与金砖四国尤其是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崛起 时间相当，当时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报告都在指出大宗商品价格中存在的新兴市场溢价。最明显的例证是，从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 （石油、铜除外）经历了极度低迷期，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全球性资源折价，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即使是全球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没有能够长时期的 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换句话说，人口众多的经济体起飞阶段，必然造成大宗资源价格的井喷行情，经历一轮痛苦的调整后，重要恢复均衡。
设想一下，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目前全球资源消耗就要增加3倍以上。 如果全球经济能够解决产能过剩，中、印等国继续走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车道，那么，2008年以前的全球资源大幅上升就不会成为罕见的现象。除 非，全球尽快找到新能源技术，发达国家愿意以低价向发展中国家让度新技术，但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血腥的能源市场中不可能出现。
令人称奇的是，在最近这50年中，全球脱贫现象进步明显，其中对脱贫贡献最明显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
贫困线的标准，是指按照2005年的标准，每人消费标准在1.25美元以下。全球贫困比例从1981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25%左右；东 亚贫困比例从1981的78%下降到2005年的17%。其中，中国贫困比例同期从84%下降到16%，同期印度从60%下降到42%，中国为全 球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撒哈拉以南贫困比例最高，同期从54%下降到5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人口增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并不多，1981年全球贫困人口为19亿，2005年下降到14亿。如果去除掉中国因素， 全球贫困人口不降反升，从1981年的11亿上升到2005年的12亿。如果贫困线标准上升到2美元，1999年就变成重要分水岭，此前全球贫困 比例虽然在下降，但贫困总人口仍在增加。
中国之所以能够脱贫成功，因素众多，如推进市场化改革，如制度红利的大规模释放，如同期生育率下降而劳动率与就业人口增加，但绝不能因此得出结 论，人口就是脱贫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
有明显相反的案例。同样是人口众多的地区，东亚经济转型、脱贫较为顺利，而撒哈拉沙漠以南成效不明显。还是以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为标准，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2.14亿上升到2005年的3.91亿，上升幅度惊人，巧合的是，从1981年到2005年，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人口数量上升了40%左右，同期东亚的生育率则在下降。
可见，虽然同是人口众多的区域，东亚与非洲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循环，非洲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更快；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 相对平缓，未来人口增长的压力比非洲小得多。
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经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2012年5月28号，英国《卫报》报道了非洲大陆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今年非洲GDP增长 预计为4.5%，明年为4.8%。但由于非洲大陆人口净增长2%左右，导致人均GDP增长只有2%到2.5%左右，大批年轻人失业，其中60%的 失业人口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一半以上的年轻妇女已经放弃寻找就业机会。这是可怕的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提醒我们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大规模 超越人口增长，将会有怎样的前景。
在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南非与北非，大批年轻人因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失业在家，他们与中国一些年轻人一样，宁可啃老，也不愿意出去工作。这说明，当 地的经济未能提供接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的充足的就业机会。从教育来看，虽然全球教育总体资金上升，但人均教育经费下降，让人担心未来的教育质量。 当人口能够与经济发展衔接，成为人力资源时，当地的经济总量将会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当地的人口增长也会保持基本稳定。
在二战之后，美国婴儿潮与经济发展同步，有美国国内报告认为，正是三十年代及二次大战带来的较低出生率，间接帮助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黄金时 代，被大量消化的过剩产能，使经济进入黄金时代。日本上世纪50年代后同样如此。
很抱歉，笔者无法在本文中得出明确的人口与经济的对应关系，但从全球的两大人口大区非洲与亚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循环。但人口增长一旦突破 临界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为负。
以上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将如何？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供养比例与经济效率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阐 述。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489?full=y
2012年09月11日 06:22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五）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关于人口问题的反馈，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性反馈。
这正是笔者乐于见到的效果，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牵涉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只有理性、深入而持久的探讨，才能得出禁得起考验的结 论，不至于在人口问题上为后代遗留下极大的祸根。
所有基于较为详实的数据、逻辑较为严密，不贴标签的论证，都是为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做出重要的贡献，为尊重起见，笔者将在关于人口系列专栏的最后 文章中，一一做出回应，或者继续探讨，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以便于此次讨论继续在理性健康的轨道上运行。笔者希望，摒弃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形态争 论，把人口主张与市场、自由、爱国剥离开来，学会就事论事。
在本篇专栏中，笔者将探讨就业与养老的问题。
笔者认为，以人口红利维持低端制造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以更新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力资源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养老 问题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延迟退休年龄加以解决。
在2010年5月19日，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发布《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报告称，中国是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欧洲人口总 和。 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 就业结构落后，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39.6%、27.2%、33.2%，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力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趋于 稳定。2008年男性劳动力占50.06%，女性49.94%，女性就业率73%，居世界前列。劳动力年轻化特征明显，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79.4%，高中程度为13.4%，高等教育程度仅为7.2%。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而过度依赖劳动人口数量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 难以持续，必须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应对劳动力规模减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生育高峰期人口基数过大，生育高峰期人群在近十年形成再次生育高峰。按照该报告，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 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均达到9.26亿的双峰。
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低端劳动力寻找就业机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中国内地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人。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移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1000万，城市转型期的失业人口，加上毕 业的学生，就业压力居高不下。
此处较为关键的是，每年转移到城市的就业人数增加1000万人，事实上有些农村的青壮劳力已经转移到城市，却属于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农村、未 能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人口，如果把这部分长期就业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计算在内，加工农民工总数，中国仍需要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城市化率过半的任 务仍未完成。
按照2012年1月，中国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制定的《促进就业规划 （2011-2015年）》，在截止2010年的5年时间内，中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约为4500万左右，而农民工人数仍然高达2.42亿人。 农民工就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业、与建设工地上，劳动力的素质与滞后的制度、传统的煤炭能源等因素一样，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笔者 走访的企业近两年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原因正是因为这两年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所谓的"人口红利"依然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标准，那么中国永远不 会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最近十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为此作出反证。
如果中国维持基础投资、缺乏创新依赖低人力成本获得利润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将产生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低端人口就业将上升为政治 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按照2010年哈佛大学人口学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论文《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中47.7％仅受过初中教育，其中男性为50.9％，女性为44.1％，教育之路任重道远。
另两个比较重要却较少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大学生就业艰难，农业所需劳动力的下降。
高考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结果之一是每年约有6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另外还有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体有 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一定技术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 专业就业机会，大学生就业将比农民工困难。
在上篇专栏中，笔者曾援引《卫报》的文章，指出南非与北非这两个非洲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存在特殊现象，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愿意接受低薪岗 位，出现与中国同样的现象，大学生或者接受过较为专业的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反而上升，劳动力素质与经济结构不匹配，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发展，农业所需人口急剧下降。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农村仍然维持小农经济的小户耕作模式，包田到户平均每户仅拥有 0.1公顷，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一个农场大约是四百公顷，只需几个工人。所以，中国的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都要重新学习新技能寻找新工作。这部分分 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部分解决老龄化的劳工短缺。
按照哈佛的论文，更能够反映中国劳动力隐性失业或者退出就业市场就业的数据是，中国从15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从25岁到45岁的中国就业女性 百分比，从1990年到2005年，居然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就业市场，而男性到55岁、女性到45岁以后，就业率出现 断头铡刀式下跌，这些人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早早养老。事实上，这些人可以为就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按照2005年的中国人口结构图，我们可以做出大致的预估，判断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将增加多少就业人口。当时60到64岁的男性数量约为3000 万人，由于各岁数的人口比例不同，为了更接近现实，我们扩展了年龄范围进行平均，从60岁到69岁人口进行平均，60到61岁人口约为600万 人，考虑到老年人口增加，目前60岁的男性人口可能增加到700万人。同理，推测55-56岁的女性人口，大约是700万，增加100万，将达到 800万，男女合计将达到1500万。再看哈佛大学的人口论文，05年50-59岁的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5%，推迟一年意味着增加超过1%的就业 人口。
与经济相关的是老龄化难题，鉴于巨大的养老资金黑洞，国人担心未富先老。司空见惯的观点是，以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解决老龄化，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 止渴，结果是人口越来越膨胀，而未来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滚雪球的过程。
按照哈佛论文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抚养比处于最佳阶段，从15岁到59岁的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9％，0到14岁儿童占比19％，60岁以上 占比12％，抚养比达到2.23左右。此后老年人口上升，抚养比下降。
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其他事实，中老年人口就业率下降尤其女性就业下降，反映了不充分就业，而在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中，体现了不均等现象。就中国整 体而言，养老中靠自己继续工作养老为36.7％，靠家庭养老的占比为35.7％，靠退休金为23.5％，而靠其他方面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城市、 城镇与农村，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养老模式，城市68.4％靠退休金，而农村51.3％靠自己工作干农活等养老，小城镇处于两者之间，当中国向城市化 迈进时，城乡养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实行福利均等化，城市中的福利增长应该减慢，退休年龄应该延长。
中国老年化、人口红利下降不会导致大的劳动力匮乏。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劳动效率有大幅提升的空间，现行退休年龄留有很大余地，农业效率提高后会释 放出大量青壮劳力；城市人口就业参与比二十年前低了将近10%，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是一大原因，另外是年轻人受教育年限延长，这部分人可以重新吸 入劳力市场。
中国需要的是人力资源，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培训体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体制，而不是以另一个人口洪峰，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的"桂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25?full=y
2012年09月19日 06:19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本文将针对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现状与趋势的担忧进行分析，并希望能看清其中合理的担忧，同时分辨出部分旨在混淆事实概念以达到某种目的所谓理论。中 国人口有明显特征，各地区、各阶层高低生育率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任何用统计数字来对中国人口进行分析的方法与解读，显然有必要意识到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的事实，而对研究者更具挑战性的则是，中国幅员广大，社会 阶层区隔扩大的特性。单个统计数字，如果不分地区，不考虑巨大的迁徙因素，往往难以让人了解数字之后的含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结果之一就是带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徙运动。这一迁徙过程有其显著特色，即输出地流失的大都是青壮劳动力及相对受教育 程度较高的人群，而对于接受地而言，由于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及各种文化社会因素，大部分进入人口与本地人口仍然存在较大区别，无法做到教育、就业 与文化等方面在短期内达到同等水平，移民主导的城市如深圳等城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作为特例除外。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与社会，在生育选择，孩 子就学抚养，乃至消费，都可以得到显示。
从总合生育率来看，有统计结果（1）显示，在江苏、浙江两个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指标已下降到将近1％，也就是说独生政策已达到目的。甚至有抽样调查 显示即使放弃独生政策，大多数夫妇也不会考虑生二胎。但发达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由于传统多子文化影响浓厚，在浙江温州、闽北、广东潮汕等地区、 虽然经济发达，生育意愿较其他地区为高，一胎以上才是常态现象。
如果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同样的问题答案就非常不同。根据笔者走访询问的样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人口每对夫妇大致生二胎，而农村夫妇差不多会生两 到三胎之间，视前两胎是否有男孩而定（这数字与以下引用的统计数字有相当差异）。笔者在本系列专栏文章中的第一篇，提出一个将人口生育情况分为 A、B组高低不同生育率的假设案例，就是起源于这一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未来高生育率地区将占据生育的主导地位。地域、社会阶层的严重差异，使得 传统意义下的人口结构影响，在当代需要进行非常规的重新思考，以平均数衡量、以一刀切的方法对待人口有可能离事实很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前述引用的国家统计局与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合作对中国人口生育率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域差异和农民工搬迁对生育率带来的影响。
在"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一文（2）中，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生育率在此25年中都大幅下降，但差异仍然不小。举例来说，至2000年，贵州的生育率仍有 2.4, 云南2，四川重庆1.44, 广西1.75，河南1.6, 浙江1.32, 而江苏仅1.11. 在另一论文"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3）, 作者用多元方法分析了广东省30年来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与年龄段、结婚率、城镇差别、教育程度与职业，及是否搬迁移民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显示，人口政策 的明显效应，同时也确定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教育程度，移民状态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育率变化。
论文特别分析了外省移民对广东人口生育率的贡献，明确指出外来人口的生育率高于当地人口的生育率。鉴于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一直比较缺乏，希望有人口 学者以此为课题，或许可以弥补人口普查所漏掉的数字。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彻底放开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低下者影响不大，但对于生育意愿持续高涨 者无疑是强大的刺激。在中国，主要集中在部分低收入阶层、部分高收入阶层，对中产阶层影响不大。
上篇所用的中国人口数据仅为全国平均数，难以估测人口结构的具体情况。如果细分为各省市，加上各地农民工的估计，我们能得到的结构数据将会大不一 样。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和人口学者蔡泳（4）的分析，中国人口有"空心化"的趋势，即内陆省份常住人口减少，而北上广及几个发达省份的人口增长增 长，且绝大多数来自外省移民。所述数据显示，2000－2010年北京人口增长幅度为41.9%，其中95%来自净迁入。可以大致估计，迁入的人 口大多是青壮年，这将直接改变北京市的人口结构，进而影响到抚养比。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假定除去迁入人口的人群中15到59岁占69%，迁入人口的人群15岁到59岁占了90％，那末合起来的人口15岁 到59岁比例会上升到75%，抚养比达到0.33。我们不知道迁入人口的统计是怎样考虑农民工的不同情况，但可以肯定，一旦农民工全数计入，抚养 比还会大幅下降。
所谓抚养比，指的是人口中处于供养年龄的非劳动人口(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经济活动"年龄的劳动人口(15到64岁之 间)之比。通常而言，处于供养年龄的人口越少分子越小，处于经济年龄的人口越多，分母越大，扶养比低则人口红利较为明显。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 韩国抚养比达到55%左右，而中国、印度为40%左右，增加劳动效率、增加居民财富、以劳动效率释放人口二次红利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人口迁入地的地区与城市，其人口扶养比通常会下降，延续人口红利，而人口大规模迁出地区，将面临养老困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就是 如此，享受了人口迁入的红利。但是，迁入人口的教育结构与就业能力决定了迁入地的实际红利，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富积聚是解决养老难题的根本，而人口 迁出地通常出生率较高，容易进入人口高生育循环。
由于北京集中资源、人口流入意愿强，情况特殊，我们以浙江的情况反映人口流入省份的一般情况。统计显示，同期浙江人口增幅为16.4%，其中 72％来自净迁入。这一数据对整个抚养比的影响没有像北京那样显著，但我们注意到浙江对于各种形式的迁入统计不如北京详尽。一旦加上各种形式的农 民工，对于调整后的抚养比也会起到大作用。
抚养比的变化直接关联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应对。中国境内面临世界上最大的迁移潮，绝不能在考虑人口问题时忽略人口迁移因素。
在人口输出省份，由于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根据河南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该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 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欠发达地区，需要的恰恰是人员、亲情。如果放开生育，仍然无法解决当地的养老难题，可以预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会相当部 分移民沿海地区，当地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会陷入人口恶性循环：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高，通过移民抬高全国人口水位，而欠发达 地区因为养老难形成人口出生激励。办法并不是全面放开生育，而是发展当地经济，让经济与人口协调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提高，老龄化社会的需求也在变化。发达地区养老的主要开销是医疗费用，增加青壮年人口并不是主要帮助，反而会在第三次工业 革命过程中增加就业困难。当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人口，不会帮助家乡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难，无法提供家乡老人需要的亲情，同时，对发达地区节节 上升的医疗费用也不会有突破性的帮助。由此可见，中国地域不均衡，通过提高出生率来解决老龄化的手段是危险的，不能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 情况来作简单比较。
实施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需要各方多年的经验教训与分析。目前人口学界主流的担心是一但放开计划生育，是否会引起出生率剧烈反弹。我们所 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判断近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计生政策的效果，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效应？发达省份的统计似乎在说明，随着经济上升人口 出生率在下降，但某些高收入人群与某些发达地区的强烈生育意愿，对经济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以部分低生育地区的生育率、以及可疑 的平均数误导，以至不少学者提议开放或有限开放生育。
以上针对不同地域人口生育率、抚养比的讨论，应该有利于提醒以下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阶层的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以多重角度对待人口结构。上 述关于地域差别的讨论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任何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过去经验来推测中国大陆的人口发展及政策建议，都必须受 到严重质疑。甚至以未达到的能源利用率来衡量目前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过于乐观。目前大规模放松生育政策，是不审慎的。
注释：
(1) Yong Cai. 2010. "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3):419-440.
(2) Xiru, Ying Hu, Jiajian Chen, Robert D. Retherford, and Minja Kim Choe.2007. 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3) Chen J., R. Retherford, M. K. Choe, X. Li, and H. Chui. 2010a. 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Studies 64(1): 43–60.
(4) 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 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744?full=y
2012年09月26日 06:23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七）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前两个月到温州，在座有一位40岁左右的企业家，看上去很年轻，自豪地告诉我，已有两个孩子，长子已经18岁，正在国外留学。我没有表现出惊讶， 这是当地普遍接受的文化，他们愿意早育多生，以保证未来的传承。还有一个理由是，父亲跟儿子走到街上被误认为为兄弟，母亲与女儿被误认为是姐妹，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体面事情。
人口与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一个变量有可能导致结果完全改观，目前的历史经验、单一的人口模型很难作为未来政策的指针。
在近年来呼吁彻底放开计划生育限制的言论中，做为重要的论点支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将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理论颇受关注。作为重要理论依据，东亚几个 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以及近年江浙一带明显的下降趋势，常被提及。以东亚与江浙等地的观察结果类推到 全国，加上GDP稳定上升的预测，可以轻易得出中国生育率今后几年将稳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结论。
现实未必能够推出未来，更何况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不全面的。以俄罗斯论，无论经济如何，其人口总体水平处于下降趋势。而在俄国远东境内对于亚洲 尤其中国移民保持密切关注，就是担心急剧增长的外部人口，吞噬俄罗斯人口。
对于东亚人口情况，必须进行全面分析。
首先，分析东亚四虎的人口现象以及成因。根据CIA公布的2012年最新估算数据，新加坡，中国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的妇女总和生 育率(TFR)占居了全世界倒数第一，二，三，四及第五位，分别为0.78, 0.92, 1.09, 1.1 和 1.23。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避孕工具手段的普及，结婚年龄推迟和结婚率下降，生活抚养成本上升，以至生育变成 一大负担。如此分析过于简单，进一步观察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以韩国为例，从1983年到2003年，总和 生育率从2.08下降到1.19, 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这一持续下降的历史，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纪录。
回溯五十年，韩国也经历了一次婴儿潮。上世纪50年代，韩国经历战乱，百废待兴，与美国二战后一样处于人口出生的报复性反弹期，以至于政府不得不 推出一个韩国版计划生育政策(PPFK)，该政策成功地将韩国的生育率从六十年代初的6降低到了前述1983年的2.08。从上世纪80年代以 来，韩国经济进入快速提升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妇女就业率大幅上扬，在25岁至29岁的育龄妇女中，就业比例 从1995 的47.9％提升到 2007年的72.7％，韩国人均工时在2010年达到每年2193小时（大约每周42小时，除双休日外，每天工作8.4小时）。相应的，妇女就业之后面 临繁重的工作压力，对于婴幼儿的社会照顾体系却没有跟上，导致生育成本急剧上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与其它东亚地区一样，在儿童教育阶段就面 临高度竞争，课外补习、才艺培养的巨大负担，使得大多数人对于生儿育女诚惶诚恐。
中国人对这一幕相当熟悉，在当下，在中国的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家长对才艺培养、对教育竞争耳熟能详，所以，并不奇怪中国发达地区会上演生育率急剧 下降的一幕，而且来势凶猛。但不一样的是，根据上一篇专栏所引用的权威统计数据，与韩国不同，中国妇女就业率近年来大幅下降二十个百分点左右，因 此，在高收入阶层或者低收入阶层，由就业压力导致的生育下降并不严重，相反，从高收入家庭在香港或者境外的出生通道看，有可能出现反弹。压力最 大、生育意愿较低的是在当地城市没有根基、夫妻双方就业的中产收入家庭。如中国大陆深受欢迎的电视剧《蜗居》所显示，他们节衣缩食买房，所有的收 入用于住房、子女教育，无力也无意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
反观中国欠发达地区、或者发达地区具有多子女传统的地区，情况与日、韩等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一步跳跃，把这些地区与日韩直接类比，而后得出中国 必然与日、韩相似的结论，必须进行按照具体类别划分的详尽比较。
中国具有独特的两大特征：第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地域劳动力迁徙，中国人口迁徙的规模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匹敌：一个国庆节的人口移动就相当于 整个欧盟的人口移动。第二，僵硬的户籍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化，使得来自各地的低收入移民未能成功地融入所在城市。正如中国的经济，具备了从发达经 济体的美国到欠发达的非洲的所有特征，中国的文化、生育状况同样如此。
在高净值人群以及留守本地的低收入人群中，大规模妇女到社会上就业并不普遍。高净值人群乐于向日本看齐，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看守家庭，他们 有能力实现传统观念下的多子多福。
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多数不具备到社会就业的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仅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 地自购房，当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3279万，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60%以上，即一亿左右。从其受教育状况看，以 初中学历为主，占62%。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这些农民工处于生育期，平均工资月收入为2049元，无法融入城市， 而他们的下一代据估计有1.2亿左右，他们的生育观与未来一样，捉摸不定。生活越惨淡，脱出常轨的选择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经济景气下行，就会影响 到就业。笔者目前正在通过一定管道进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育状况调查，到时公布结果，可以肯定，生育两个或以上是主流。
按照一般城市化理论，进入发达地区的新移民，可以通过劳动在自己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融入当地社会，在薪酬、教育、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原住民保持 一致。中国的现实是，由于户籍限制、由于当地政府担心抬高城市运作成本、由于大量人口希望进入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接受公平教育 存在巨大障碍，存在贫困代际传承现象，让农民工的下一代接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观念恐怕并不乐观，社会不公、牺牲一代农民工利益使中国经济大发展， 也使这一代农民工及其后代成为边缘人。因此，以国外的城市化进程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变化、消费变化，是不客观的。
媒体一方面在报道不婚不育的丁克家族，另一方面又在报道两个80后年轻人同居四年生育四个孩子作为牟利工具，这些极端案例的存在，是中国生育状况 多元化的征兆。较为明确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边缘人、占据中国财富80％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的生育的观念行为有待进一步评估，这个群体的绝对人口 数量并不低。其它国家、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无法直接应用于这些群体，不能匆忙得出生育率会随整个国家GDP上升而大幅下降的结论。
似乎有模型支持放开政策，生育率也将下降的理论。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全国范围的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目前主流的人口模型可能存在一定 问题。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时引用了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用贝叶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员设计一个随机模型，针对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进而用计算机对各国的将来人口作重复模拟，以得到其分布 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 影响力。按照论文结论，是否实行一胎化政策对于客观的生育率没有本质上的影响。
这一结果首先说明，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6，而不是1.18。其次，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坍塌现象。
总和生育率为2，依然是个较低的数据。在接受这一结论前，我们必须检视该贝叶斯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有关中国国情的考虑。
所谓贝叶斯方法，是统计学近几十年流行的一门学派，其宗旨是利用观测到的数据来对先验分布的假设作出修正进而得到一个后验分布。用通俗的语言表 达，就是贝叶斯方法会不断的利用最新的观测数据来修正对将来的估算。
解释贝叶斯公式最简单的例证，是医学上关于检测实验结果的一个经典问题：假定某一病症在人群中的发生概率是千分之一（所谓先验概率），设想一种检 测方法，应用到某个可疑目标之后如果结果是阳性，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该目标对象就患有该病症呢？
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检测方法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检测结果阳性不等于已经给病人命运作出宣判。贝叶斯公式给出了计算后验概率的明确答案：在上述 检测案例中，假定健康人中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验出假阳性，那么当一被随机抽检的人，结果为阳性并且多次检测后确定有该病症的概率并不是百分之九十 九，而是会低至百分之十，这就是所谓的后验概率。
即使在统计学界，贝叶斯方法也有相当大的争议。在上述案例中，前提条件非常苛刻，在现实在难以应用。如果考虑到前来检测的病人多数已经有了些许病 状，或者属于该病症的高危人群，仍然使用普通人千分之一的先验假设就不合理。应用到人口统计中，强制实行节育的国家、有多子多福传统文化的国家， 放松政策后，反弹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况可能更接近于倡导优生优育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彻底放开生育后的总和 生育率，才说明了国民真正的选择。
贝叶斯方法在应用中常常左右为难，因为先验概率过于依赖前提假设，结论常取决于使用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合理的假设经常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在实际运用的贝叶斯统计方法中，各种假设更让人难以分辨。至于华盛顿大学的该篇人口论文，我们没有看到直接针对中国国情所做的假设，对于中国的文 化、中国的城市化特色均无分析，所以无法对这一结果采取照单全收的态度。使用贝叶斯方法，应该由深入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通学者，在尽可能接近中国 现实的条件下，设立前提条件，全面的分析和运用实际模型。而不是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中东等地一视同仁。
退一步说，即使是贝叶斯方法成立，即使按照乐观的估计中国城市化与经济转型成功，生育趋向理性，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而不是更低。
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综合考虑，笔者认 为，目前优生优育仍需执行，人口总量控制实属必须，而目前的计生执法有待调整，杜绝以血腥的办法减少人口，杜绝计生机构成为生财机构，而代之以人 性化的、结构控制的优生优育政策。僵硬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于实行两胎政策，还是谨慎地、局部地、根据特定人群试点性展开为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867?full=y
2012年10月09日 06:42 AM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八）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作者微博】
——并答复诸位反驳者的观点
此文是我人口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
首先声明，此组文章意在引发对人口问题的理性探讨，并不是要像文革一样非得拚个你死我活，以极端的言辞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和平而开放的态度并不 意味着立场的摇摆，笔者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笔者反对计生部门敛财与非人性的手段，但在现阶段，中国仍需要实行一定的人口控制。明智的理性与人权 的呐喊互相激荡，才能产生光明的未来。非智将引来暴力，而非人权。笔者捍卫人权，因此呼唤理性、平和与开放的态度。任何煽情，均非笔者本愿。
在人口学领域，需要继续探讨的是，各种调研数据是否详尽？经济、历史、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如何？还要深入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口趋于稳定， 可以放开二胎，目前的现状又如何？对一胎化政策的准确评估已成当务之急，准确的评估才是政策调整的基础。笔者及助手作了小范围的调查，在本文公诸 于世。
以尊重的态度，笔者一一阅读了诸位反驳者的观点。
易富贤先生坚定鼓励人口增长，言论自由是他的权利，但论证复杂的人口问题，其数据不应是选择性的，不顾反例的存在、在诸多数据中只采用1.18的 总和生育率作为重要证据起码失之审慎。而其在方法论中，使用直线拟合回归方法，将使研究失去统计学基础。至于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第二篇文章《中 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除了不恰当的历史比附，与重复人口坍塌的危言之外，没有任何新证据，也没有显示可信的研究方法，笔者不予置评。
梁建章先生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反驳了本人的观点。笔者确实认为，从现实局部调查中，"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在高净值人群中，生 育率反而较高，这点没有异议，另一个观点，也是很多人的观点，认为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农村年轻人生育率在下降。与父母辈相比，这没有错，但下降 到多少是个临界点，则需要仔细考察，从目前调研看，即使没有放松政策，常态是每户家族的孩子在两个左右。
对资源上的过度乐观，笔者不能苟同，是的，也许未来几十年，新能源技术在中国会成熟，并且成本低到足以供应千家万户，随着经济层级的提升，中国的 能耗将下降。但笔者并不认为，放开人口出生率有助于中国能源问题的解决。多年的奔波让笔者看到了太多的环境污染，看到了为解决能源未来安全性莫测 的大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金沙江拟建25座大坝，中国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污染严重，生命力枯竭：一条时常断流，另一条则成为静水。各 位读者可以参看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以及2007年底推出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随着生活水 准的上升以及消费意愿的增加，即使企业能耗下降，个人能耗将持续上升，能源尤其是水资源将扼住中国发展咽喉，笔者绝不敢乐观到认为一切环境问题都 将水到渠成地自然解决。人口与能源、人口素质较低与能耗较高是目前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建新先生则指出，人口并非经济的负担，有时候会成为优势。当然如此，高素质的人口不会成为负担，但人口素质的上升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人口数 量存在临界点，到过印度或者巴西庞大贫民窟的人，很难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会对人口的素质造成威胁，当大量人口被导入时，教育等资源跟不上，可能 发生一系列的后续负面效应。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关于低收入阶层犯罪、教育等调研结果，可提供重要参考。
至于人口结构问题，是众所关注的焦点，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零售企业，都在关心中国的人口红利。笔者的疑问是，能够以更多的人口保持合理的结构吗？目 前的红利是否会造成将来的负担？中国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会在未来用工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无法忽略中国技术培训的低效，与经济初步发展时 对劳动力剥夺式使用，造成人口素质提升不快这一现实。从笔者以往引用的数据看，中国普通劳动者退休年龄过早，而妇女就业率迅速下降，同样造成了中 国劳动力结构的畸形。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减贫中的作用，是否因为如李建新先生所说"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笔者对 此持严重怀疑态度。拥有人口红利的地区，并非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而非在50年代鼓励生育的结果。
蔡泳先生的文章是对笔者引用不全的不满。表示笔者在引用其观点时并非"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是"请我估计'如果没有实行一胎 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蔡先生应该首先向BBC表示不满，因为BBC是在关于中国老龄化这一大题目下作的采访。笔 者引用的韩国的数据，引用自一份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就是如此。
至于对贝叶斯模型，笔者确实写到该方法在使用中假设前提设置的困难，在此再加一些说明。联合国人口部门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的一系列论文，概率统计方 法包括贝叶斯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工作大多以一个概率分布为结论，给出各个区间范围的可能性，并没有给出对将来人口数或者出生率明确、决 断的预测。相对于用一两条曲线进行的预测，这样的态度要严肃得多。
至于贝叶斯方法的运用，如前文所述，先验概率的选择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Alkema等作者的模型中，先验分布取自世界各国已有的数据，进而以 特定国家的数据加以修正，得到后验分布，然后再作数字模拟。至于各国的文化、经济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并无直接反映。各文化体与经济体的情况，存在 极大差别，在一地吻合度高，在另一地未必吻合度高。相对这些国家，中国情况一是人口数量级不同、二是有特有的地域、社会差异，当用别国数据作为先 验概率、而本国数据可靠度不够时，得出的结论就值得探讨。无一种人口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笔者并不排斥贝叶斯方法，但希望有学者进一步考量中 国的特殊情况，设置新的先验概率，而非仅仅对参数作调整，好的模型将在政策后果的沙盘推演上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与助手刘婉真调查了河南省西华县高营村以及附近居民的生育状况，共122户，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胎次间隔、性别。现将大致数据列于文后：
194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8个子女的为两户家庭，占比10.5%；7个子女的有3户家庭，占比15.7%；6个子女的两户家庭，5个子女有两户 家庭，分别占比10.5%；4个子女为5户家庭，占比26.3%；3个子女为两户家庭，占比10.5%；2个子女为3户家庭，占比15.7%。没 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女性后代共37人，男性后代共50人。
195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5个子女的有一户家庭，占比6.2%；生育4个子女的为9户家庭，占比56.4%；生育3个孩子的为6户家庭，占比 37.5%；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27人，其余均为男性后代。40后与50后共同的特点是生育间隔期短，最长的案例5 年，绝大多数在1到3年之间。
196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4个子女的有3户，占比10%；生育3个子女的有17户家庭，占比56.7%；生育2个子女的有10户家庭，占比 33.3%。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39人，60后的生育间隔期明显变长，中位数在3到4年。
197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4个子女的有1户，占比3%；生育3个子女的有6户家庭，占比17.6%；生育2个子女的有24户家庭，占比 72.7%；有3户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31人。3户独生子女家庭有特殊情况，或者身体不好，或者特别贫困。70后的生育 间隔期比60后稍短，但变化不明显。
1980年代出生的人，先后进入生育期，目前生育3个子女的有1户，占比4.3%；生育2个子女的有11户家庭，占比47.8%；有11户独生子 女家庭，占比47.8%，没有无子女家庭。
从表面上看，8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较多，但问题要分开看：70后与80后仍处于生育旺盛期，生育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独生子女家庭集中在80 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从调查结果看，生育意愿极少低于两个孩子，与70年代趋同。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维持40年代到60年代的出生率，该镇将发生小规模的人口爆炸，该地的经济与资源难以负载。主张彻底放开生育、回到50、 60年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可以看出，当地年轻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过度追求多子多福的现象减少，生育质量、孩子的未来被提上 议事日程。一旦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反弹到多高，是否大家在满足了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后，不再生育，目前确实需要小规模试点以求得实证。
感谢围绕人口问题系列文章的探讨，以及对我理性反驳的诸位，让人口问题的探讨继续深入。笔者有习惯，到各地询问经济数据时，会询问人口数据。小规 模的调查还在进行，因尚未完成，暂不公布。可以告慰认真的读者的是，作者同样认真，并且希望以最大的坦诚与专业探讨精神，面对敏感的人口、经济议 题。
谨以此结束此系列文章，关注还将继续。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angxinhaipku.blogspot.nl/2007/11/n.html
王鑫海：海盗生死签与计划生育一胎二胎三胎N胎理论
作者主要从事人口、环境与发展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工作。1997年取得律师资格证书。扬州大学农学学士（园艺专业），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专业），理学博士（环境科学专业）。德国建造师、建筑师与工程师协会（BDB）会员，德国城市规划师、区域规划师与土地规划师协会 （SRL）会员。合作编著《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欧洲环境景观设计——城市•景观•建筑360度》（机械工业出版 社），合作译著《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法律出版社）。作者曾参与多个环境保护项目，深入城乡基层实地考察访谈， 掌握了大量的中国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资料。作者近年来反思中国人口与环境危机，系统论证了二元户籍制度与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所谓 的"过剩人口"既可以破坏环境，也可以进行"环境生产"为"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提供保障。作者批驳了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终极理由"保护 环境"，指出"人口多破坏环境"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国谬论，盲目地把减少人口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左腿有病锯右 腿，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口危机接踵而至。作者是明确指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危害中国环境安全"第一人。 签名档：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依良法治国。电子邮件email：wangxinhaipku@yahoo.com20060730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法治困境——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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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romgroups=#!topic/lihlii/7kP3ZBAzx-k
在华北普遍缺水情形下，专家们高呼我国天赋水资源太 少，年内分布又不均匀，这样冤天尤人，来卸掉自己的责任。按我国水资源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地丰富，其分布又恰恰和农时吻合，是好极了。唯其有如此天赋丰富 水资源，配以勤劳的人民，我国才能支持几十亿人口。但是向天奢望过高，终将受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惩罚！现在幸尚未达这程度，还有潜力可挖：华北黄淮 海平原在分流黄水后，还有二、三百亿方水沙可享。地下浅层潜 流也有几十亿方可汲，连同从减少地面蒸发的措施，也可增加灌溉水量。只是山西汾河也有权要水，河北京津缺水之量与日俱增，惟一出路是引黄淤灌。僵化的头脑 终将被迫承认应该分流，但仍将倔强地坚持其束堤集流、输沙出海和水土保持等劳而无功的治黄之策，而不肯认错。
是什么诱惑使得五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茶不思饭不想？误投黑帮的女匪面对五个男人的纠缠如何脱身？半夜被绑架的弱女子为何主动配合黑帮？黑帮小 喽罗为何不做老大而要去当警官？去《老妈蹄花》找谜底: http://j.mp/lmth http://j.mp/lmth2 http://j.mp/wll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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