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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贝岭沽名钓誉
顾彬（Wolfgang Kubin）
说到贝岭，事情更糟糕。贝岭是文学杂志《倾向》的编辑，定居波士顿。他在北京过暑假的时候，第一次被捕，2000年8月被释放。他必得离开中国到 美国。在他返回波士顿之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第三只耳朵的恐惧"。 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出於政治原因而被捕的。根据他的报告，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出版了文学杂志，却没得到上面的批准。他在中国印一期他的杂志，唯一的目的，是 故意要在不经审查的情况下出版东西。他就是这麽写的。但这完全不真实。就在他被捕之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他终於找到了一家印刷厂，愿 意印他最近的一本杂志，却用不着ISBN书号。他给我看了校样，说在美国印书太贵，因此他就不得不去找便宜的印刷厂。他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经 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
熟悉大陆的每个人，都知道，要出版东西，得要一个ISBN书号。贝岭没有这麽个书号。但是，结果这不成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有一个黑市，你在黑 市上能搞到任何种类的书，就连政府不喜欢的书也能搞到。要控制所有的书贩子，想必也不可能；或许政府部门也觉得没必要在全中国搜罗所谓禁书吧。我 为什麽用"所谓"这个词？每当有西方媒体报导说有一本书在中国遭到禁止，我就会对记着们说，去看看还能不能买到那本书。他们很快就发现，买到它没 问题。你在哪儿都能买到，在官方的书店里也能买到；写书的呢，因为遭禁而出名，喜滋滋地收着国外的邀请函，利用难得的机会在国际书市上推销自己的 被翻译了的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家不是最好的，你甚至可以说，对他们而言，没有比"遭禁"更好的了。
那麽，贝岭是因为什麽被捕的呢？我想，他的被捕，是他求之不得的。在发行了他那本杂志之後，他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小书店里组织了一个聚会。公安 局的人不曾光临。但是，几天之後，事情为什麽就大大不同了呢？熟悉大陆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许可，任是什麽人都不得公开举行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新 闻发布会。贝岭呈示的那本杂志，主要讨论谢默斯.希内（Seamus Heaney）的诗歌，并且只是在最後几页当中，提供了一幅敏感的照片和一个敏感的名字；但是，这是一场公开的国际新闻发布会，单单是这个事实，也仍然是 对当局公开的冒犯。贝岭写道，他"突然就遭到了逮捕"，如此看来，就站不住脚了。不，事情来得并不突然；在我看来，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 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呼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我听说，有人甚至为他在美国提供了一所房子，以使他的"流放生活"舒适一些。我不 禁要冷嘲热讽了，因为贝岭自称的他的"流放"、他的"死亡之谷"，是他在十年前故意自找的，其时他离开了中国，永远待在了美国。在这个方面，贝岭 和许多其他宁肯待在西方的作家，多有相同之处。虽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 相当滑稽，因为他们确实是从善如流地进行自我审查，这意思是说，他们很聪明地把自己文本中的那些敏感部分删除了，以便在大陆出版。他们为什麽这麽 做？中国正在变得更好了，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以前的读者忘掉，他们想保住自己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失去 他们在西方享受的那些好处，他们宣称自己被迫在过流亡生活。
——摘自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山东大学文艺学副教授王祖哲译。完整原文见《今天》杂志网页: 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
20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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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学家批评贝岭与王蒙言行
作者 柏林特约记者 丹兰
发表日期 04/12/2009 更新日期 09/12/2009 10:05 TU
《西德意志报在线》周四（12月3日）发表了对顾彬的独家专访。顾彬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 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么话来打 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在谈到王蒙时，顾彬表示，王蒙在书展上说，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繁荣时代，这真是无稽之谈。顾彬认为中国当代只有好诗人，没有好的文学家，因为文学家 都去写娱乐文学，去赚大钱去了。
但对于中国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一事，顾彬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作家与德国读者的相遇是很重要的，它会慢慢促进中国作家的思想转变。"
顾彬是奔走于德国和中国的汉学家，曾将中国多位诗人翻译介绍给德国读者。他还编写了一部十卷本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
击碎国安监控墙，烧毁网控墙：高日文、刘谨、贝岭柏林墙前行为艺术展(1).(2009/11/08)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法兰克福书展上诗人贝岭和作家王蒙的言行进行了公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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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回应顾彬∶顾彬是一个逐臭之徒
法国广播电台
《西德意志报线上》12月3日发表了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独家专访，顾彬在专访中对漂泊海外的诗人贝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由於中国官方阻拦未果，加 之德国舆论的激烈反弹，贝岭和戴晴成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最轰动性的人物。但是顾彬认为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他还批 评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不过，贝岭在接受我们（法广）的采访时对顾彬的批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我们想听听你的反应，你是不是很愤怒？
首先，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 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駡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 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他在中国官场和民间两边通吃。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 厌。如中国大小的奖，只要有就拿。中国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就去，一年去近10趟。
每一个离开中国的人都是自愿的？为什麽这样说呢？2000年8月底，我在北京的监狱里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不坐牢，要不就流亡。就这麽简单，没有选 择，不可能放了你让你留在北京。是的，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我首次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作为作家去访问。但最後因为六四，我支持中国学生的抗 议，然後我的护照被拒绝延长，我不能回到中国，我所在的深圳大学已把我除名。是的，我是自愿去国外的，我去国外是文学访问，不是自愿到国外去永久 居留。後来，我们都是在中国1989年六四前後的恐怖时期决定的，因为我们不能回中国，或者我们自己选择了不回到中国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 顾彬是一个连基本事实都扭曲或不顾的人。他像是一个文化的种族主义者，说话口气中的优越感，他对於中国的独立作家和文学好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 恶。
其实，顾彬以前也批评过你。他以前对高行健获诺贝尔奖也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说高行健声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不是，高行健坚称自己的作品在大 陆被禁止，实际上他的作品大陆从来没有被禁止，现在还能在书架上找到•••
我准备诉斥顾彬的至少有四点∶他说我在北京开了国际记者招待会，这是杜撰；他说我在北京的书店为倾向杂志13期印出举行过活动这是杜撰；他说我在 美国，就是我从北京的监狱被送到美国去，得到一座大房子，这是杜撰；他说我在中国有很多作品发表，左手跟共产党合作，右手反对共产党，这是杜撰。 他说的这个人恰恰不是我，因为我在中国自1989年之後就没有出版过一本书。我相信，高行健和我一样，1989年之後没有在中国出版过一本书。
12年前，顾彬邀请你去他的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你们是朋友。为什麽现在你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这麽大？他对你的认知，对你的批评这麽激烈。您认为这 种变化是怎麽发生的？
我完全不明白。因为我认为他12年前还是一个有理性的，做学问的学者。12年前的顾彬是一个有很多自己的研究，思考和见解，也写过很多好文章的 人。但这12年来，他对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对中国的流亡文学的了解都是极少的。严格地讲，这些年他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12年前我们是朋 友，而且他请我去他的波恩大学。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回到中国去，有的时候呆在国外。是的，因为1995年前後中国给了我新的护照之後，我才开始 能够回国。後来我回国定居，我是在我自己租的房子的楼下被抓到监狱的，那是2000年8月中的时候。
我到德国是1997年到1998年的时候，拿的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的奖学金，是顾彬帮助我申请到的，那时我们是老朋友。但这个人这些年的变化之大，让我目瞪口呆。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 学去问。他就是谩駡。
你刚才说顾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顾彬是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常年奔走於德国和中国，曾将中国多位诗人翻译介绍给德国读者。他还编写了一部十 卷本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卷去年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那麽，我想问的问题是，顾彬是不是那样 一种人，他是不是有点爱之深，痛之切，他批评的很激烈，但从心眼里希望中国文学能有杰出的成就，希望大家能出成就？
我认为他整个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因为他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没有汉学家应有的慎密的、逻辑的那种表达方式。他就是骂。什 麽"垃圾论"，用这种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去探讨，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我指的是这十年的顾彬。就是说他靠的是从前的老本，一直吃 到现在。他的表达能力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修养。他虚荣，自以为是.... 他应该好好地反省，应该多读少说。他所有的文学见解都建立在1980年代前後，对这些年不管是流亡文学，还是中国国内文学变迁的丰富性，多元性，他完全没 有自己的归纳能力和表述能力。
── 原载 法广, 安德列
December 07, 2009
20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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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再批中国作家
曹长青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知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公开批评引发争论。现又因在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诗人贝岭"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而是"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而再发争议。贝岭则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斥责这位德国教授"不学无术"，是"逐臭之人"。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於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 国线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 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路上的统计说，相关链结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麽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於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 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於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於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 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导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 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著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麽思想，语言水准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 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导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 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 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後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 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於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於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 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都感动不了，怎麽能归罪於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线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 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於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 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导。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 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线上》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 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 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麽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 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 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 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导，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 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 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 泼妇駡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駡。"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 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駡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於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导，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 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 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於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 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 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 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 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於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 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駡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 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後，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 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 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 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 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品质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2月10日
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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