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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0日星期五

林方文: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 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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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
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文/特约撰稿员 林方文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 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 "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 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 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 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 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 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 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 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 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 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 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 祝贺。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 "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 都不谈"。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 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 空下来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 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 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 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 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 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 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 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 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 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 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 现,蒙古与 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 或"中国 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 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 "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 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 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 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 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 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达 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 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 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 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 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 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 "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 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 认为,中 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 当合法途 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 好,那 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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